贸易成本论文范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贸易成本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文章收集2000年到2010年双边总产品、制造业产品及农产品成本自然对数发展趋势，利用间接成本测量方法对影响全球双边贸易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进行研究。具体结果为：在显性因素当中，运输成本、关税成本、基础建设设施的便利度及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隐性因素当中，国家制度距离和国际贸易信贷对于双边贸易成本有重要影响。

第一篇：贸易成本论文范文

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问题分析

摘 要：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指的是在跨国转移某一物品产权的过程中，会对经济、生态、生产和消费等要素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相应的各资源要素在这一物品转移的过程中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之和就是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交易、生产以及环境等成本产生于国际贸易当中，这些因素构成的子系统具有动态开放性。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比较优势作为动因产生于国际贸易当中，而比较成本优势是比较优势应用过程中的核心内容，那么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个国家的参与要想拥有比较优势作为基础，必须对“全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析应用。

关键词：国际贸易 全成本 比较优势 比较成本优势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深入了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研究，并指出在对比较优势进行塑造的过程中，全成本拥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本文在积极进行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问题分析过程中，希望有助于我国相关人员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含义进行深入了解，并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了简要概述，并从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当中的动因、比较成本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本质两个角度出发，对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展开了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研究。

一、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述

在国际贸易开展中，土地、资源以及劳动等是生产外贸产品的重要基础，并将由此将引出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其中包括地租、损耗以及人员工资等;在进行外贸产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将产生各项成本，包括履行并签订某项合同、处理争议和索赔等。在约束贸易参与方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贸易制度，将相对稳定的预期提供给交易双方;当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对外贸产品产生了一定约束时，交易成本也会随之增加，这其中包括不同资源进口储备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等。总体来看，劳动、土地以及资本等各项传统要素的使用和消耗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的贸易成本。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新兴的相关要素，比如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得到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成本，贸易代价不光体现在传统要素上，同时也体现在新兴要素中。生产成本是传统要素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而交易成本则是制度要素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环境成本是生态环境要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代价。国际贸易全成本含义的产生是建立在成本越来越广义化的背景下的，其内涵为：在跨国转移某一物品的产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国际贸易过程，并对双方经济、生态、当地人类生活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就是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入手：首先，全成本的本质是对机会成本进行合成，就是针对各个要素来讲，如经济和生态以及生产和消费等，贸易代价产生于广义要素的消费和使用当中;其次，动态的开发系统是全成本的一大特点，在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以及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全成本系统中不同种类的成本会在地位上发生一定的转变，与此同时，其他的稀缺要素会相应产生，在某一时刻可以被融入到部分新的成本项目当中;最后，在当今这个阶段，子系统在全成本当中通常情况下包含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

二、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

1.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当中的动因。在对国际贸易以及比较优势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国际分工和贸易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致力于分析由此产生的原因以及將造成的后果。从始至终产生的理论包含多种，如重商主义、新古典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等。在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际贸易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健全的系统。“比较优势”最早被提出是在19世纪初，从此以后，在人们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将其作为基础来展开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分析。新贸易理论产生于21世纪，其其应用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对经济事务展开分析，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企业等微观的层面出发，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同时在这一理论应用中，人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当中，企业当中的组织选择、契约体系质量以及企业异质性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对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基本动因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当中的体现为低成本和差异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学者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就可以看出竞争优势的基础为比较优势，同时竞争优势应用的过程中，比较优势也是其重要的必要性条件。将大量的其他因素融入到“钻石模型”当中去以后，就可以形成相关广义的比较优势，这就是竞争优势，比如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理论在产品和公司中的体现，分工以及贸易决策中的交易成本的功能是贸易理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充分证明了促进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基本动力就是比较优势。现阶段，相关研究领域针对用新贸易理论取代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在积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在广义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可以融入新贸易理论，深入挖掘比较优势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应用。在对国际贸易动因的理论进行研究和解读的过程中，“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在应用过程中拥有广泛的外延以及深刻的内涵，其吸纳力相对开发，思想力也更加深邃。在对经济学说史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是其是“比较优势”这一理论产生的关键时期，而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时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索。正因为如此，不管是规模经济还是禀赋优势，都属于比较优势，而这些优势仅仅是拥有不同的来源以及不同的类型而已。

2. 比较成本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本质。多年来，研究学者们对有关国际贸易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发现，多种因素可以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其中包括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市场结构因素等。本文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供给因素作为重要的动因对国际贸易有一定决定性的因素，而成本则是供给因素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在对供给因素进行研究的发展中，同时推动了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的演进。而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而国际贸易理论的脉络几乎是沿着供给因素的研究而发展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相关研究人员忽视了需求因素，而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由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因此，经济学家在展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会不自觉的遵守这一规律;另一方面，科学的选择方法论。例如，在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当中，物理量在微观粒子当中，无法在同一时间内产生明确的数值[8]。因此，在确定国际贸易动因的过程中，要想对需求以及供给两方面因素进行同时的应用，从而促使均衡性在其间得以产生是无法实现的，也就失去了实际的经济意义。鉴于此中情况，假设变化不产生于需求方面的因素当中，此时专门对供给方面的因素进行研究，这一过程中应用的方法论更加具有经济学意义。其次，在分析成本的过程中，可以对比较优势的本质以及深刻的内涵进行分析，从而更有效的对国际贸易动因进行揭示。实际上，在研究比较优势的多种方法当中，几乎都是建立在成本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产生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市场结构是处于非完全竞争还是完全竞争的状况下，多种因素会影响成本，比如技术条件、规模经济等，从而促使比较优势得以形成和产生。由此可见，比较成本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时期当中，要想促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必须对比较成本分析进行应用，从而对贸易以及国际分工的动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三、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

经济学在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在成本相同的前提下，主要以实现最大化产出为目的;并且研究当产出相同时，如何使成本最小化。对全部的成本进行有效计算就是追求利益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针对国际贸易来讲，稀缺要素包含多种类型，如生态环境、制度等，机会成本的产生建立在消耗这些要素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对“比较优势”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可以对多元成本语境以及多种要素框架进行应用。内生活生态环境和制度等要素，将其放置于同传统要素相同的位置上，此时将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内容纳入到生产成本中，就可以对“全成本”概念进行构建。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以上“全成本”中涉及到的各个变量存在以下联系：首先，在将生态环境、制度等稀缺要素同传统要素进行融合的背景下，可以促使广义要素的产生;其次，全成本产生的关键还存在于有机结合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的过程中;再次，在综合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等的过程中，将促进综合比较优势的产生。以上联系都可以应用相关抽象函数进行表示，目的在于说明这些要素各个子系统的简单叠加无法对这些要素进行充分的说明，这些要素必须在对各个子系统进行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对全成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此时其作为机会成本，主要对广义要素进行消耗和使用;在从纵向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其内容包含环境、交易以及代际成本等多项内容。在对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根本在于比较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全成本必须能够包含环境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生产成本等多项内容，只有这样，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一个国家的参与才能够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基础。如果将“全成本”有效融入到对外贸易整个机制当中，对于国际贸易分工中，一个国家的理性参与并从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努力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去，在实现自身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现阶段，在国际贸易当中，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问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在对国际贸易与比较优势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比较优势的塑造应以全成本为基础，希望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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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东扬(1983-)女，北京人，汉，本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国际贸易专业，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方向。

作者：商东扬

第二篇：双边贸易成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摘要： 文章收集2000年到2010年双边总产品、制造业产品及农产品成本自然对数发展趋势，利用间接成本测量方法对影响全球双边贸易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进行研究。具体结果为：在显性因素当中，运输成本、关税成本、基础建设设施的便利度及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隐性因素当中，国家制度距离和国际贸易信贷对于双边贸易成本有重要影响。最后分别从降低关税、物流成本和减少国家制度距离、完善国际信贷法律法规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双边贸易成本; 间接成本测量法; 影响因素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 言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各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双边贸易成交金额逐渐增大，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双边贸易带来了重大发展契机。然而，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作为影响双边国家贸易活动的因素之一，其成本大小直接限制全球贸易成交金额。因此，为了科学制定有效推动双边贸易发展策略，准确分析影响双边贸易成本因素成为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对双边贸易成本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分别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直接测量法是由政策实施和自然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其中主要包括57%的销售成本、45%的边界相关成本、22%的运输成本以及其他成本[1]。然而，直接测量贸易成本方法在实际计算中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直接测量方法仅能对成本中的显性因素进行测量，对于国家制度成本、文化差异成本等其他诸多因素无法准确计算;其次，对于运输成本、关税成本以及其他信息成本的数据获取难度较高，只能获得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很难获得;最后，该方法是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进行优化产生的，对于数据的收集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准确性较低[2]。Novy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间接测量法，间接测量法相对于直接测量法具有以下优点：首先，间接测量法计算需要较少的基础数据，仅需要明确双边贸易成交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便可计算，较大程度上降低了数据缺失对贸易成本结果的影响;第二，间接测量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型，目前已经应用在多种模型当中。间接测量法可以分为贸易流量法和价格法，根据Deardoff和Stern在1997年所作的研究認为，价格法是只有当研究者在获得足够多的价格数据基础上，通过进口产品或服务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产品价格或服务的比值确定其双边贸易成本的大小。然而，由于各个国家在国内产品价格以及市场结构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其可获得性较低，因此，大多学者仍采用贸易流量法来计算贸易成本。贸易流量法的理论基础是根据所发生的实际贸易流“事后”计算出贸易成本的大小。对于早期贸易成本的计算方式主要采用传统引力模型计算，主要以McCallum和Rose为代表，然而传统引力模型需要在计算前期事先设定贸易成本构成要素并且缺乏对多边阻力影响的考虑。因此为了克服传统引力模型所带来的弊端，Anderson和van Wincoop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优化，克服了传统引力存在的“外生性”和“对称性”的干扰，成为一种较为科学准确的计算方法。随着贸易流量法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采用贸易流量法来计算贸易成本，Miroudot et al利用1995年到2007年61国家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贸易成本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部分国家的服务业贸易成本要远高于制造业成本。Minondo在2012年对西班牙国家的贸易成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贸易成本比货物贸易成本高出50%～60%。国内对于双边贸易成本研究的文献较少，马凌远利用Novy模型对我国服务业贸易成本进行计算，然而并未细分不同行业。钱学锋、梁琦、许统生、涂远芬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利用Novy模型对我国与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进行研究。目前，我国关于贸易成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缺少针对制造业层面和农产品层面的贸易成本的分析。对于制造业贸易成本研究仅有李坤望等以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我国制造业贸易成本进行研究，缺少详细层次细分的研究[3]。

文章利用2007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在对Novy的模型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贸易成本层面进行细分，分别从总产品、制造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成本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 双边贸易研究现状及理论框架

(一)间接成本测量法理论分析

根据Novy的所提出的计算方程，在Anderson和Van Wincoop的引力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间接成本测量法计算方程[45]。

Nij=mimjmwτijΠipj1-σ

(1)

其中，N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量，mi和mj分别表示i国的收入水平和j国的收入水平，mw表示全球收入水平，τij表示双边贸易成本，Πi和pj分别表示外部多边贸易成本和内部多边贸易成本。由于一国的多边贸易成本与本国的贸易息息相关，假如多边贸易成本提高，这将会导致国内贸易成交量的增大。假设i国的国内贸易量为Nii。

Nii=mimimwτiiΠipi1-σ

(2)

其中，τii表示产品在i国的国内贸易成本。从方程(2)中，可以解出Πipi和Πjpj。

Πipi=mimimiimw11-στii

(3)

通过方程(1)求取Nij，并将Nij与Nji相乘，可得：

NijNji=mimjmimjmwmwτijτjiΠipiΠjpj11-σ

(4)

将方程(3)代入方程(4)得：

τijτjiτiiτjj=miimjjmijmji1σ-1

(5)

通过取几何平均值，双边贸易成本表达式为：

τij=τijτjiτiiτjj12-1=miimjjmijmji12(σ-1)-1

(6)

根据方程(1)到(6)，通过i国和j国内贸易量及其双边贸易量的比值可反映两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大小。

(二)数据选择及双边贸易成本发展现状

在产业划分中，制造业数据是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修订的第三版(ISIC30)报告获得，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主要包括食品及饮料、纺织品、服装等。农产品数据是根据联合国COMTRADE、FAOSTAT、USDA三大数据库的共同统一获得，主要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五大产业。在双边贸易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是两个主要成本，总产品产业涵盖广泛，是指除上述之外其余产业，主要包含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家庭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文章对上述产品贸易成本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进行研究，能够较为准确的反应双边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制度距离对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贸易成本的不同影响作用。另外，为了避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将国土面积变量进行二阶最小二乘法回归，降低结果的不稳定性。

文章根据间接测量法对160个国家双边贸易成本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图1为2000年到2010年各国的三大贸易产品成本算数平均值变化趋势。

从总体上来看，总产品、制造业产品、农产品贸易成本呈现出先增加后逐步降低的趋势，造成双边贸易成本趋势先增后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双边各国为了保证本国产品的优先消耗，

图1 2000年到2010年各国贸易成本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WDI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扩大本国内需，往往在关税及贸易政策设定一系列壁垒。然而，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更多国家加入WTO组织，与2000年相比，2010年总产品贸易成本下降了73%，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下降了64%，农产品贸易下降了75%。另外，从三者成本总体成本排序来看，农产品贸易成本>总产品贸易成本>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6]。图2为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2000年到2010年双边贸易成本的发展趋势，根据图2显示可以可看出，2000年到2010年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算数平均值总体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并且OECD国家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要明显高于非OECD国家，从三者的排序来看农产品贸易成本>总产品贸易成本>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与2000年相比，2010年OECD国家双边贸易总成本、制造业成本以及农产品成本分别下降了2021%、1842%、1521%，非OECD国家双边贸易总成本、制造业成本以及农产品成本分别下降了625%、537%、321%。

成本变化趋势产品和农产品的双边贸易成本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WDI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三、 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影响国家双边贸易成本大小的因素可以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根据JeanFrancois(2013)年关于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模型，当一国单边贸易政策发生改变，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在数值上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将某两国双边贸易政策的几何平均值作为自变量，在Novy(2008)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对上述模型进行优化，设立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模型：

本文通过WDI、CEPII、TRAINS、WTO等数据库获得中国、日本、法国、韩国、奥地利等53个国家2007年到2010年的基础数据，为了便于计算与统计，将所有数据都按照对数方式表示，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文章根据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结果来看总产品，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和农产品贸易成本调整后的指标数值分别为067、068和057，这表明公式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高。另外，VIF的数值分别为1862、1451和1623，这表明在解释变量中不出现共线的问题，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1.地理位置及语言对双边国家贸易成本的影响。根据表3显示，文章中根据Novy(2008)所使用的双边贸易成本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现实情况，合理解释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双边贸易成本大小的影响程度[7]。国家的地理环境和语言对于双边贸易成本具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双边国家距离越大，其商品的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当双边距离增加1%时，总成本、制造业成本以及农产品成本的贸易成本将分别增加0272%、0275%、0274%，不受实际地理位置限制的说法被夸大。另外，假如双边国家具有共同边境和使用共同的語言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从而会降低运输距离和保证语言交流通畅，促进贸易金额的增长。同理，假如某国地理位置处于内陆国，进出口都要依靠相邻国家的海关检查，那么该国进出口都需要一定的检查成本和耗费时间成本，造成双边贸易成本的扩大。

2.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双边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关税和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来减少贸易成本，这与现实情况相一致。与制造业相比，农产品对于关税的影响要显著于制造业，当农产品关税壁垒下降1%，双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0234%;当制造业产品关税壁垒下降1%，其贸易成本下降0102%。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更为突出。由于大部分国家对于本国的农业都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因此，各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都采取较高的进口税额政策，例如，根据2010年最惠国平均税率来计算，日本、欧盟、韩国制造业的进口关税分别为253%、401%、752%，而日本、欧盟、韩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分别为1732%、1284%、4855%。因此，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缴纳比例来看，农产品进口关税成为其贸易成本较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自由贸易协议对于双边贸易成本也具有较大的影响，根据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当双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协议，双边国家的总产品贸易成本将下降0096%、制造业产品将下降0107%，农产品贸易成本将下降0102%。然而，由于目前一方面进口关税普遍较高，并且配额、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的因素也使贸易自由化受阻，许多农业的自由化贸易协议还是被限制或搁浅，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因此各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限制非关税壁垒，这对于降低贸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8]。

3.港口设施及铁道网络建设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国内港口设施质量和数量以及铁道运输的便利性对于双边贸易成本有着重要影响。根据上表的回归方程结果分析来看，当港口数量增加1%时，双边国家贸易总成本、制造业产品贸易成本和农业产品成本分别下降了071%、073%和065%，这意味提高物流效率能够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港口的基础设施和铁道网络的便捷性直接影响到物流成本的高低。目前，世界上较为发达的港口已经逐步向更专业、更便捷和信息化的趋势发展，例如国际著名的洛杉矶、哥本哈根等港口，目前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第三代港口向第四代港口过渡。完善的国家港口基础设施能够保证货物运输的及时性，准确性，从而提高物流速度，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较大幅度的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对于陆地运输，发达的铁道网络对于货物运输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发展港口与铁路的联合运输，将沿海港口和内陆铁路连接，有利于货物的多种方式联运，降低双边国家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贸易成本[9]。

4.信贷法律对双边国家贸易成本的影响。根据上表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国际贸易信贷指数对于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当国家贸易信贷指数增加1%时，双边国家总产品成本、制造业产品成本和农产品成本分别下降017%、024%、007%。完善的国际贸易信贷法律对于降低双边国家贸易成本有着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国际贸易信贷法律，作为商品出口国，可以提高信贷支持来保证进口国拥有更长的时间来测试产品的质量，从而保证双边国家贸易的持久发展;另外，根据贸易信贷法律，进口国和出口国可以选择多种采购方式和灵活的订单数量，降低双边国家贸易信息获取成本;最后，由于信贷法律的作用，出口国家能够选择提前发货，以便于减少货物仓储成本，而进口国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延期付款，降低货物现金流风险。然而，目前在国家信贷法律当中，各个国家的信贷法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使得双边贸易进行存在一定的阻力，如果进出口国家的公司不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那么信贷合作方式就很容易被终止。

5.制度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根据上表回归方程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双边国家的制度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双边国家的制度距离越大，其成本也越高。由于制度距离是隐性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进行区别分析，我们将公式(7)进行进一步优化，将虚拟变量Z1和Z2分别引入到公式(7)中，当两国均属于OECD国家时，Z1=1，当一国不属于OECD国家时，Z1=0;当两国均属于非OECD国家时，Z2=1，当一国不属于非OECD国家时，Z2=0。

文章根据公式(8)进行回归方程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当国家制度距离扩大1%，双边国家的总成本、制造业成本和农产品都分别增加0023%、0031%和0023%，而Z1增大1%，贸易总成本、制造业产品成本和农产品成本上升幅度较小，分别为0021%、0028%和0047%，而Z2增大1%，贸易总成本、制造业产品成本和农产品成本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为0082%、01%和006%。因此，根据数据结果显示，双边国家均为OECD国家时，制度距离对其影响较少，而双边国家只有一个为OECD国家或均为非OECD国家，其贸易成本增加就会十分显著。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是因为OECD国家在影响制度距离的因素指标中都具有较高的得分，而非OECD国家指标因素得分都较低。例如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法规执行力，非OECD国家政府治理水平和执行力都较低，会导致自身产品在质量、运输、价格等方面处于劣势，而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为了进口质量优异的产品往往会从与自己经济水平发展相当的国家进口，即使向发展中国家进口一些产品时往往带有附加条件，使得非OECD国家的贸易成本上升巨大。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利用双边国家铁道网络总长的平均值测算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完善的铁道网络会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从而大幅度降低双边贸易成本，然而贸易流通量的增加有反作用于铁道网络建设，因此铁道网络建设和贸易成本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因此，为了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在使用最小二乘法时应当避免由于内生性问题所产生的结果偏差。由于国土面积与铁道网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与双边贸易成本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文章利用国土地面积几何平均值的自然对数作为工具变量，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10]。

为了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首先需要对工具变量国土面积和贸易成本和铁道长度进行相关性检验，根据最小二乘法结果显示，R2的平均值059，F=-0835，因此，可以认为工具變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较高。另外，我们将铁道长度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计算其残差结果，这时的t统计量为-1627，并且该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了铁道总长的内生性。最后，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文章进一步对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方程利用国土面积几何平均值的自然对数作为工具变量后，解决回归方程内生性影响，使回归结果更加可信。

五、 降低双边贸易成本的政策建议

以往对于测量双边贸易成本的方法都以直接测量方法为主，然而直接测量法在理论依据和数据收集上的可行性较低，其结果的准确性也较难得到保证。文章通过收集2000年到2010年双边国家的相关贸易成本，对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准确反映出双边国家贸易成本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根据Novy(2008)所做的关于双边贸易成本的模型，利用回归方程对影响贸易成本大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模型能够较好的对运输距离、自由贸易协定、共同语言、制度距离等因素进行阐释，为此，根据回归方程结果提出以下降低双边国家贸易成本的政策建议：

首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化，各国对于关税征收的额度都应该坚持下调政策。然而，各国为了在进出口贸易中获得优势地位及保证本国产品优先消费，其关税的调整幅度和倾斜政策都未能落到实处。因此，针对以上情况，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自身产品在价格质量上的竞争优势，主动降低进口关税换取其他国家较低的出口关税。另外，各国可以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入手，扩大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数量，获取双边国家的共赢[11]。

其次，根据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进出口贸易中货物的物流成本是影响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降低物流成本在贸易总成本中的比例，各国应当加强铁道、港口、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加大铁道网络建设，尤其是跨境铁路网络的建设，保证了双边国家贸易流通的可持续性[12]。

第三，完善国际贸易信贷法律法規，促进双边贸易流通。国际贸易信贷法规为双边国家顺利完成贸易交易起到担保的作用，信贷工作是否能到落到实处，直接影响了双边贸易的交易金额，因此，信贷工作需要资金与法律法规的双重保证。因此，为了保证信贷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国应当重视国际司法协助和交流，在域外送达、调查取证、程序保证等方面协调互助，保证国际贸易信贷法律法规的有效性。

最后，国家距离作为影响双边贸易的隐性成本，成为增加双边贸易成本主要因素之一，阻碍全球贸易一体化发展。因此，在双边国家进行贸易交易的过程当中，应当着重注意贸易的硬件与软件建设，通过加强自身产品质量，完善贸易制度法规，提高政府效率等方式，共同创造平等高效的双边贸易环境，降低双边国家贸易成本，保证双边贸易的顺利进行。参考文献：

[1] 周丹. 金砖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超越对数引力模型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3(3)： 6667.

[2] 刘洪铎. 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研究——以亚洲贸易伙伴为例 [J]. 亚太经济， 2011(4)： 106107.

[3] 李坤望， 黄玖立， 等.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衡量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6(4)：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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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vy D. Trade costs and the open macro economy [Z]. Working Paper， Mimeo， University of Warwickeds. Handbook of Econometric， 2008， 6B， Chapter 70： 4779 4874. NewYork： Elsevie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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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毓卿， 周才云.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J]. 经济学家， 2015(9)： 1112.

[10] 贾伟， 秦富. 中国谷物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对贸易增长的影响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4)： 2425.

[11] 汪来喜. 基础设施对地区出口优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12)： 107108.

[12] 柴瑜， 郑猛. 拉美自贸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 ——以哥伦比亚为例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2223.

责任编辑、 校对： 李再扬

作者：胡前芳 林建

第三篇：我国对外贸易中环境成本转移分析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中，“环境成本转移说”颇受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发达国家通过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些产品来满足需求，从而把污染物以合法的形式留在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成本的转移。中国作为出口额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一直占到我国出口的60%左右。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及贸易顺差额迅猛增长，对外贸易给我国造成越来越大的环境成本转移。

一、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转移理论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世界环境问题的逐渐恶化，对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环保浪潮的不断高涨，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该问题的热潮，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的角度来看，Copeland 和Taylor(1994)以南北贸易模型为基础，得出结论：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在国际间的传递，使得南方国家污染工业规模扩大，而北方国家清洁产业增加，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却加重了南方国家的环境污染;Esty 和Geradin (1997) 指出，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避难所，这是因为某些国家实施的低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管制措施对该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能起到推进作用。Roldan 和 Joan Martinez-Alier(2001)提出了“环境成本转移说”，指出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而这类产品进行国际贸易时会产生环境成本的转移。

现实中环境成本通常是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从事污染密集行业的生产，出口的多是资源消耗型产品，对出口国的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代价很大;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产品，把污染物以自由贸易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结果改善了本国的环境质量，却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Robinson早在1988年就发现：美国的污染控制计划已经引起了美国贸易模式的变化，即通过进口更多资源消耗型产品，从而减少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费，也减少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因此，环境成本的转移理论表明自由贸易增加了发达国家在环境方面的福利，却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方面的福利。

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生产污染密集型的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定价时，生产厂商往往采取成本导向定价，即产品价格=成本+利润。其中成本又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环境成本属于变动成本，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即E=E0+E1,其中，E0是环境要素价格，它的大小直接受到环境要素禀赋的影响;E1是外部成本，即用于治理生产过程中污染的费用，它的大小主要受到一国环境政策的影响。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作为初级产品和污染型行业生产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为了促进出口以及吸引外来投资，国内通常采取比较低的环境标准和宽松的环境管制。这样，对于该国的厂商，在宽松的环境制度下，需要承担的E1很小甚至为零。这部分成本远小于治理产品带来污染的费用，厂商的总成本较低，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也较低，从而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发达国家在消费这些初级产品和污染密集型生产产品的同时，其环境成本却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即环境成本便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从根本上讲，“环境成本转移”源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特殊贸易结构。受生产力水平差距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通常出口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生产，产品以获取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而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这些产品有效限制了环境污染的程度。实际情况表明，现在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开采自然资源的贸易结构。尽管这种国际分工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短期的利益，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而且依靠污染密集、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决定贸易结构和产业布局时，应该将环境目标充分考虑进去，把环境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体系之中，从而在国际贸易中避免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转移”和自身经济的“贫困性增长”。

二、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成本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加大出口力度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21.48亿美元，至2006年末，进出口总额已升为17604.0亿美元，为我国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伴随的却是严重的污染问题，我国对外贸易、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日渐突出。

要分析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首先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情况。至2004年末，我国贸易规模排名已经上升至世界第三位，其中工业制成品在贸易出口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1997-2006这十年间，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一直占我国贸易出口总额的85%以上，2001年以来一直占90%以上。

问题在于，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主要集中于污染密集型的生产行业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化学工业、采掘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这六个行业产品的出口额之和占工业总出口比重近十年基本都在80%以上(参阅表1)。由表1可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纺织业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绝对主体，二者之和在工业品出口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这些污染密集的工业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图1表明我国的出口增长与工业总产值、工业三废排放的增长有紧密的联系，大体上它们增长的趋势是一致的，这反映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环境成本。

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和出口是双向的，环境成本转移也是双向的，一国进口污染行业的生产产品可以把环境成本转移到国外，为出口而生产这类产品则使环境成本转移到国内。对于某一污染行业的产品，假设各国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带来的污染相同，则一国环境成本转移的程度与污染行业产品进出口额的比值相关：若一定时间内该行业出口大于进口，则说明该行业将环境成本更多的留在了国内。也就是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产品，若进口/出口>1，则该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对该国环境有益;若进口/出口<1，则该部门的进出口贸易对该国环境不利。表2表示的是我国最主要的6个工业行业的进出口额的比值。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近十年以来，我国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采掘业两个行业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之比始终大于1，特别是采掘业2006年的比值是1997年比值的3倍多，这两个行业的比值反映出，我国在这两个行业的贸易中是向贸易伙伴国转移更多的环境成本。纺织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两个部门比值始终小于1，特别是纺织业，2006年比1997年比值下降了1倍多，这反映了在这两个行业的贸易中是贸易伙伴国向我国转移了更多的环境成本。而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制品业进出口额比值有一个下降的过程，说明这两个行业存在贸易伙伴国向我国转移环境成本的趋势，尤其是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在2004年以后从之前的大于1变成小于1，说明占据我国工业出口近50%的行业被贸易伙伴国转移了环境成本。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控制污染密集、资源密集行业的产品出口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我国不得不采取较低的环境标准，从事大量污染密集、资源密集行业的产品生产，出口以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生产产品为主。而发达国家利用生产力的优势，大量生产和出口清洁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等高附加值产品。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这种贸易格局，是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中环境成本转移到我国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应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思路，转而寻求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尤其是调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贸易，适当控制该类行业产品的出口规模，特别是对某些技术含量低、污染密集的纺织品、低端机械制品要控制出口。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我国环境成本负担。

2、计算资源环境成本并纳入商品总成本

计算资源环境成本，并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出口商品价格内，坚决改变我国长期以来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局面。对此，可以向出口的资源密集、污染密集型的生产产品加征出口税，迫使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这种出口税的征收导致出口价格提高，在短期内会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出口可能会因此减少，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并有利于扭转贸易条件逐渐恶化的趋势。

向生产资源密集、污染密集型的产品加征出口税，在税收的量上应该相当于生产这些商品的资源环境成本。否则，如果税收太低则可能达不到征税的政策目标。例如，从2004年1月到2007年底，我国针对钢材产品的出口关税调整了不下十次，从2003年的我国钢材出口退税率15%到如今最高征收25%的关税，但其间钢材出口却屡创新高，从2003年的712万吨，到2004年的1452万吨、2005年的2052万吨、2006年的4304万吨，到2007年更是上升到6264万吨。这表明上述征出口税的力度不够，还有进一步上调的空间和必要。

3、适度提高我国环境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被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所吸引，大举进入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集中的第二产业。1992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10.05亿美元，2006年末已上升到了630亿美元，其中近70%的资金流进了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集中的第二产业，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加剧了发达国家向我国环境成本转移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适度提高环境标准，有选择地引进那些技术含量高、管理先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把外国直接投资引到自然资源消耗少和污染排放少的产业，引到高新技术行业、服务行业及其他无污染行业。对污染严重的行业，应提高外资准入门槛，减小外资企业产生的环境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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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rian R.Copeland and M. Scott Taylo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A Framework for Analysis.NBER Working Paper No.8540.October 2001.

[7]B.Desaigues&A.Rabl. Pollution Tax and other Policy Instruments: Who Pays What?Economics Bulletin.2001.

作者：龙兴平　俞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