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第一篇：法律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大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如何认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大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如何认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社会理想以个人理想为基础 ——个人理想以社会理想为导向 (1)用社会理想指导,规范个人理想,让个人理想融合在社会理想之中,在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奋斗中,实现个人理想. (2)一旦两者有了矛盾,个人理想要服从社会理想,决不能颠倒两者的关系.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是辨证统一和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社会理想决定和制约个人理想,社会理想是个人理想实现的条件,违背社会理想的个人理想很难实现.个人理想只有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结合,个人的向往和追求只有同社会的需要,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才可能变为现实.吴奇修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个人理想体现着社会理想,社会理想包含着千百万人的个人理想,社会理想的实现要靠社会成员个体的努力奋斗.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历史上,国富民强,国破家亡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篇：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坚持公正文明执法 努力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表态发言)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坚持公正文明执法 努力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大荔法院在综治暨平安创建推进会上的表态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全县社会大局稳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今天，县委、县政府适时组织召开了这次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创建工作推进会，充分表明了县委、县政府全面加强综治工作、构建平安大荔、打造西部强县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县委政法委又根据全县政法队伍的现状，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树形象、保平安、争一流”专项教育活动，吹响了全县政法机关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文明执法，推进三项工作，维护平安稳定的号角。做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大荔县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决心以加强队伍建设为切入点，不断增强群众观念，坚持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全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以我们不懈的努力，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大荔法院审执工作的满意度，为把大荔法院建设成人民群众满意的一流法院而努力奋斗。

一、 以思想教育为切入点，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全面加强政法工作，最基本的是要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为此，我们要以思想教育为切入点，通过集中学习、文化建设、专项教育等 -1-

方式，教育引导干警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大局观念、群众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人生观。要通过教育整顿，切实解决“为谁执法、怎么执法”的问题，明确执法目的，打造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的法官干警队伍。

二、以三项重点工作为中心，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当前人民法院的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人民法院进一步履行审判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心工作。我们要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做为增强司法能力、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性工作来抓，一是创新机制、多措并举，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我们要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把健全完善“三位一体”调解网络做为重点工作来抓，着力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深入开展审判工作“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活动和征询旁听庭审公民对裁判的意见建议活动，扩大审判工作的法制宣传效果，理顺民意沟通和表达机制，通过“五进”活动，使人民群众了解、理解、支持法院工作。要坚持走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开展特邀调解、委托调解，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开展集中解决涉诉信访问题专项活动，着力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维护社会稳定。三是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现量刑均衡，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三是突出审判工作特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不断延

伸审判工作职能，大力开展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的试点工作，推进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工作，改进和完善司法建议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不断营造“严打”声势，威慑犯罪，维护社会的平安稳定。四是积极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 切实加强法院管理，做到公正廉洁执法

我们要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管理“两手抓”的办法，以廉政教育为先导，以制度管理为保证，在公正廉洁执法上下功夫，建立审执工作质量评估，社会效果评估等制度和法官干警业绩档案、廉政档案制度，进一步推进“阳光审判”，主动接受各界监督，构建立体监督体系，以公正保公正、以监督促公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认真落实“五个严禁”和“六个不准”，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纯洁法官队伍。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们大荔县法院全体干警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认真开展“树形象、保平安、争一流”专项教育活动，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人民需要的地方抓起，以队伍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用“公正、高效、廉洁、优质”的司法工作，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为把大荔法院建成一流的人民法院而努力奋斗。诚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监督、支持和批评。

二0一0年八月二十日

第三篇：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法律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存在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在法律上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

权利和义务作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义务的存在是权利存在的前提，权利人要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义务占主导地位，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缺乏义务性规范的支持，权利就形同虚设，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义务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原有义务的合理性丧失，或新的合理性义务产生，那么已有的权利必然发生变化。权利的实现取决于义务的履行，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不自觉履行义务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离开了义务，权利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权利和义务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义务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支配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权利的存在和实现。

二、权利和义务相互独立

权利不能被看做是义务，义务也不能被视为权利。混淆两者的界限，必然会导致法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有各自的范围和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为法律所保护，甚至是违反法律的。具体而言，超出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属于违法行为。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其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禁止的。

三、权利与义务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对应

权利意味着对利益的获取与实现，义务意味着对利益的付出与负担;法律确立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获取或付出的状态，构成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相互之间可以自己做出或不做出某一行为，或者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某一行为。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义务以其特有的约束机制和强制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最终达到不同的社会主体基于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准确理解与行使

第四篇：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 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 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

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

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总和并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性能，换言之，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的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的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

达了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 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取向，并将一些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反映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的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平的 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守法心态的道德制约。依法治国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实现。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 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守法是一种道德义务，大

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的训练，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精神，这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的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即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手段提高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设的权力支柱。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和推动一定道德规范的普及，即以法律 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的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罚的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宣示，有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法律的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既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是他们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

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和震慑，悬崖勒马，弃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的强化与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的抵制与批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的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家庭伦理的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压制，人伦道德精神的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淡漠，道德规范的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憾的弥补，又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即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内在批判能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总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法律的教化一推动作用。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推进器。从法的精神看，可以运用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效率居先的现代法精神去培育和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最终使人们将法律精神的意志、规则、知识、价值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律、自觉、自在、自为的人。从法的功用看，它通过自身的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能，促进道德规范行为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个过程即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法律的上述作用具体表现为：法律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它鲜明地昭示真善美是法律所肯定的，假恶丑是法律所否定的，从而使社会成员明确行为标准，加强自律行为的引导;法律具有公开的惩罚性，它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制裁违反法律(也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它包含有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常常构成民族素质、信念的标和依托。同时它又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成为维系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最后保障。

第五篇：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核心观点】

在投资活动中，应当准确认定投资信托、隐名投资等法律关系;除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处理类似纠纷，以保护真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农科院研究所所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除拥有200余亩房地产开发用地资源外，没有其他经营资产。研究所经其上级主管机构批准，拟定以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形式对其建设用地资源予以处置。

2006年8月，刘某在得知A公司股权出让的商业信息后，即邀约B公司共同出资参与A公司的股权收购。刘某与B公司口头协商约定：刘某以2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与B公司合作参与收购。之后，B公司又邀约唐某出资500万元、胡某出资800万元，自筹资金1000万元，合计2500万元。刘某、唐某、胡某按其约定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为B公司参与A公司股权收购项目的隐名出资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联合C公司以8500万元的价格收购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权。并购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双方协商：(1)以C公司股东李某名义与出让方签订出让协议，且作为A公司唯一股东;(2)以 A公司名义将200余亩建设用地开发“阳光水岸房地产项目(下称阳光水岸项目);(3)B公司享有该项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阳光水岸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实现利润后，不仅全额收回了投资，还获取了6000余万元利润。在2009年9月第二期开发实施中，B公司又以净收取5000万元利润的形式，将其在该项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开发的收益权转让给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资款和实现巨额利润回报后，与刘某就退还投资款和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到阳光水岸项目投资款及分红款800万元”的欠条;与唐某、胡某尚未结算。之后，因B公司以隐名参与人的出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为由，除愿意退还出资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绝按各方的出资约定和结算确认额度履行利润分配义务，酿成纠纷。

【法义精研】

针对此案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与刘某等人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某等人在出资后由B公司出面参与收购，应当主张他们与B公司之间建立了投资信托关系。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就借贷关系与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贷与投资的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参与人依据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规定订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据民商事活动中奉行“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如何区分个人给付公司的资金是属于借贷还是投资，对于保证同类案件中双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者资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贷一般是通过签订借贷协议或者出具借贷单据的形式入公司的应收帐款项;投资一般是通过制定投资协议或者内部约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第二，两者产生的主体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为公司的债权人，行使的是债权，不能控制公司的经营等日常事务;投资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的是股权，可以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事务，影响并控制公司的经营。第三，两者收益的表现不同。借贷的收益通常表现为利息的给付――财务费用;投资的收益则表现为利润的分配――未分配利润。最后，两者资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贷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还借款，不论公司是否盈利亏损，都有权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资人资金一经投入则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且在公司的盈利或亏损后，都只能根据公司的状况取得利益分红或者承担亏损的风险。

综上所述，区分借贷与投资的重要标准在于提供资金方是否向接受资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种权利。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人未与B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但是，他们均以阳光水岸项目为投资目标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事务，且通过B公司对其出资进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该特定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利润回报，B公司为刘某出具的财务结算(欠条)，应当是在双方履行出资口头协议后的书面补充协议。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B公司若欲证明刘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资金，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必须对上述证据进行证伪(对欠条的真实性提出抗辩，或者证明欠条系在被欺诈、胁迫情况下形成)，并提供真实、合法的关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如何解析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由于商业活动和投资心理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直接持有股份的单一模式，出现了隐名股东间接持股、投资信托支配财产等多种出资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资人在资本运作中的事实法律关系，是实务中的难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务中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要求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公平为结果，推定它的应有之意，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的此项精神，笔者认为：本案中刘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资行为，应当属于投资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等人通过B公司对阳光水岸项目的投资是自上形成了一种投资信托关系。现根据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本案双方的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1)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着的投资协定，是委托人证明其交付受托人实际财产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刘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资事宜存在口头协议，在刘某等划拨款项至B公司名下时已形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者的身份与出资事实，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信托关系。就此，应当确认刘某等出资者的主体资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同时受托人亦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刘某等人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

是为了通过B公司完成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与B公司形成对外投资的信托关系。B公司将刘某等人的投资款参与阳光水岸项目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对受托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3)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区别管理，分别记账。即使受托人与委托人有着相关联的投资载体，但就信托财产部分与固有财产部分应该区别记账，以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B公司和刘某等人分别出资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资行为，根据此笔资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条来看，B公司是承认刘某等人对投资的收益权的，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分别记账的规定，B公司理应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益交付刘某等人。

由此可见，本案中刘某等人的资金流入并非属于借款，根据B公司在协议前后的行为，可以明确刘某等人是享有投资信托收益的，B公司在收回共同投资项目的投资款并获取巨额利润后，不向委托人分配利润，违反了《信托法》第四十四条中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的规定。侵犯了刘某等人作为投资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收益权。师安宁 法律硕士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