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保险法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我国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当中增加法学内容的必要性，首先体现为经济学科与法学的互补性；其次，作为民商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法课程的开设也需要民商法学基础课程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财产保险标的向无形财产的必然扩张，要求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掌握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
第一篇：保险法学论文范文
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摘要：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和方法已经无法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双方并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在这个法学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领域法学。
关键词：法教义学；社科法学；领域法学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7.02.010
改革开放三十八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当年的冷门学科今天俨然已经成为社会中的显学。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跑马占地，再到今天学科众多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三十多年的法学研究中，有两大方法论占有显赫的地位。一个是法教义学，另一个是社科法学。法教义学主要是民法和刑法等传统部门法学科，而社科法学则主要是以法理学界为代表。两方学者均声称自己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主流。苏力声称“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的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1]而法教义学学者则认为：“如果法学研究不能确立或者至少是理解法教义学的视角，中国未来的法治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2]两方学者近年来均发表了不少文章进行论战，对未来法学研究流派和格局之形成有重大影响。所以，作为既非法理学科，又非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有必要对此两者进行认真审视，以便找到符合学科特点的研究道路。
一、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由来
作为研究方法而言，法教义学目前有几种比较权威的定义。正如诺依曼所说，“法教义学要以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3]（P17）王泽鉴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4]（P11）但是今天的法教义学已经融合了德国学者的观点，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以法条解释为核心，而是升级为法律解释学，将自己的领域不断扩展，甚至到了公共政策等无边界的领域。如果有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介绍什么是法教义学，还是苏力的理解比较明了：“主要关涉制定法的司法解释，但除了制定法、判例外，也包括个别部门法学者长期奉行的学说，如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这是以规范和教义为中心的研究”。[1]
社科法学则在十余年来异军突起，现在俨然已经与法教义学成分庭抗礼之势。用苏力本人的话来说，“社科法学是针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关注专业领域的问题（内在视角），同时注意利用其他可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常识（外在视角）”。[1]如用孙少石的话来描述则更加形象：“这些青年一代结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杂糅其他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有他们自己特色，但内在理路却又一气相贯的旁支，如侯猛的司法制度，陈柏峰的乡村问题，王启梁的边疆治理、法人类学研究，尤陈俊的新法律史，桑本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甚至还有触及自然科学的，如李学尧的法律与认知科学。”[5]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社科法学在法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其影响从传统的法理学者不断向其他部门法学者扩展。
二、两者之异同、优势和缺陷
尽管社科法学已经异军突起，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并非日薄西山。下面将对两大学派的异同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法教义学者们以传统的民法、刑法学者为主。而社科法学尽管经过了十多年发展，仍然以法理学者为主。十多年前，法理学者就宣称法条主义者没有前景，但是今天法条主义者们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挖掘了新的学术资源，与德国法接轨，仍然牢牢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尽管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构建中，不断引入英美法的内容，但是以德国法为主导的学术思想仍然牢牢占据着法治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的法律体系仍然以大陆法为主体，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变化的迹象。法教义学者们占据着绝大多数学术资源，以成文法来解决现实纠纷的思想仍然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
其次，社科法学严格意义来讲，并非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法学学科中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确精妙，但是法教义学者们以实定法的解释者自居，不论何时，仍有其存在之价值。
再次，法教义学虽然掌握了最多的学术人马和学术资源，但是按照部门来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确已经无法适应法学学科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法律本身是经济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法学学科在产生，按照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划分来确定学术资源和发展空间，的确已经不合时宜。社科法学虽然没有颠覆法教义学的主导地位，但的确由法理学者们向传统部门法学者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跑马占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学科需要自己的学术空间。可以说，之所以社科法学由法理学者们产生，正是市场机制倒逼的结果。法理学者们最有危机感，他们很难与市场经济亲密拥抱，所以必须在学术市场上随时保持一种危机感。最关注司法改革的是法理学者，对社会事件最关注的往往是法理学者，最关注研究方法的也是法理学者。
某种意义上，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战是法学研究的一场危机。当法学学者们还在各种毕业生致辞上为法治春天而自豪时，法学专业毕业生已经成为史上最难就业的专业。①这实际上是一个隐喻，即法学理論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法学是一个实践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文科学。
三、领域法学：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两方论战之际，财税法学者提出了“领域法学”的概念。在新兴的法律学科中，包括金融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互联网法，体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学科中，财税法学者首次提出了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法教义学者和社科法学者们都意识到，传统的知识已经无法去指导不断涌现的新的法学学科研究了。但是法教义学者们和社科法学者们都停留在对研究法学的争论上，而没有关注到制约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研究方法的争论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部门利益才是根本问题所在。部门法学者之所以要以法教义学方式捍卫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实质是因为他已经占据了重要的领域，不希望别的研究者们进入到此领域，所以要构建专业槽。而法理学者们之所以打着社科法学的旗号，表面上是研究方法的论战，其实质还是因为法理学本身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他们必须到别的学科挖掘学术资源。双方其实心知肚明，却又义正言辞。
正是在这个困局之下，财税法学者提出：“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但又在方法论上突出体现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鲜明特征，是新兴交叉领域‘诸法合一’研究的有机结合，与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6]说到底，每个学科都希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直到如今，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等传统学科的争论仍未有彻底终结，多少新学科为自身的独立性耗费大量资源去论证。可以说，领域法学的提出正当其时。改革是问题倒逼的。如果一定要说“领域法学”理论是一门“找位置”的学问的话，“领域法学”不仅仅是为财税法学找到了最为适合的位置，也不仅仅是为所有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找到了适当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为整个法学在这个“法律现象领域化”或者说“法律问题综合化”、“社会问题跨领域化”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最为适合的位置。[7]
四、领域法学的主要特征
首先，领域法学秉持实定法规范和实定法秩序的实用主义研究立场，主张打破部门法桎梏，以问题意识为关怀起点，以经验研究为理论来源，综合借鉴与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成熟方法进行研究。[6]在这一点，领域法学并不与传统的法教义学发生冲突。领域法学并非对于法教义学的颠覆。社科法学对于法教义学的冲击，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颠覆。在社科法学者看来，法教义学代表了一种法学界的保守势力，是墨守成规的把持者。正因为法教义学的强大势力使得青年学者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某种意义上讲，社科法学是在别的学科找到利器来对法教义学进行颠覆。如孙少石所言：“一个语词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层面，将不只有交流沟通的功能，它会类似于标签，还存在着与权力意志如影随形的诸如甄别、分类、促人“站队”的功能……使用者未必自觉、但也势必带入这样的利害关切。”[5]相反，领域法学则是兼容性的。他以实定法的秩序为前提，并不冲击法教义学本身的领地，只是代表着包括财税法学、知识产权法、网络法等新兴法学学科自身学术研究拓展的需求。这是一种立体共赢的思路，并非以挑战者姿态出现。
其次，领域法学呈现开放性和立体性。传统的部门法体系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进行学科划分，具体表现为法学内部二级学科的相对封闭。各个学科之间相对比较封闭，各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很少交流，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进行研究，缺乏开放的心态。“规范法学研究者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法学研究予以肢解，使得宪法、刑法、民事、行政法和诉讼法的研究相互隔离……‘一亩三分地’……对于超出自己学科领域的法律问题，既没有解释的能力，也没有研究的兴趣。”即便是向法教义学发起挑战的社科法学，并没有走出这条老路，仍然是重复他人昨天的故事，只不过是试图以新的圈子代替旧的圈子。如此的挑战很难让人信服。而领域法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进行学术门派划分，不以某个学科化分界线，每个学科、每个学者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自由进行交流。在领域法学的理念之下，每个学科，不论是传统的部门法学科，还是法理学科，或者新兴的如财税法、知识产权法等学科，都不仅可在自己的领域安身立命，不用担心别的新的范式的挑战，而且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学科、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互相之间也不用发生冲突。
再次，领域法学以问题为中心。法教义学最大的特点在于追求法学学科自身的圆满性，试图找到一种法学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所以其所有的研究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最多扩展到司法判决对法律解释的影响，并对公共政策适当的予以考虑。但不论如何，法教义学的根本其实就是规范法学，也就是以规范和应然为价值取向的法律科学。其核心是价值导向的。而社科法学则以研究范式为导向，追求价值无涉，追求法律背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其实质是以社会和实然为取向的社会科学。但是中国的社科法学与国外那些其他学科出身研究法学的学者还有一个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社科法学学者多数是野路子出身，本身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工具的运用并不熟悉，所以往往沦为一些常识的论证。“一些社科法学研究经常将一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既有理论。或许，这种研究足以论证规范法学是存在缺陷的，也是无法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但是，这种零零散散的研究，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成体系的理论呢？”[8]所以，研究方法固然重要，围绕问题为中心，才是法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的重点。法学研究不论运用哪种方法，目的都是法学法律条文背后真实的规律，提出对中国法律实践富有解释力的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J].法商研究，2014，（5）.
[2]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J].法学研究，2012，（6）.
[3]（德）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意义法哲学与法社会论丛（第5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王澤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孙少石.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对社科法学的述评[J].交大法学，2016，（1）.
[6]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J].政法论丛，2016，（5）.
[7]梁文永.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J].财税法学动态，2016，（61）.
[8]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学，2015，（1）.
作者简介
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财税法、经济法学和法律经济学。
李玉云，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民族宗教。
责任编辑 李冬梅
作者：张学博 李玉云
第二篇：论法学课程在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摘要：我国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当中增加法学内容的必要性，首先体现为经济学科与法学的互补性；其次，作为民商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法课程的开设也需要民商法学基础课程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财产保险标的向无形财产的必然扩张，要求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掌握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因此，在高校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加相关法学内容，既是高校保险学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保险业高端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保险学；法学；研究生课程体系
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高端保险人才，将成为我国未来保险业的主导力量，其专业视野、创新能力等素质将决定未来保险业发展的程度。而这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法学，特别是民商法学当中的相关内容应当纳入到各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当中，以适应保险学研究和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专业视野和较强创新能力的保险高端人才。
一、从学科——宏观层面来看：法学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保险学从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法学对保险学的作用首先体现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互补性。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做得更大’的问题，而法学主要解决‘如何将蛋糕切得更好’的问题”。2001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第一次会面，开始了我国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对话”。两位学界泰斗对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合研究”深有同感，遂于2002年筹备并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该所于2004年迁移至北京，更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两位教授在随后的多次公开对话中对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没有法制，仅凭市场经济本身的资源配置，“蛋糕”肯定做不大，甚至会做出“馊蛋糕”；江平教授则认为，如果不顾经济规律而制订法律，这种法律属于“坏”的法律，可能导致形成“坏”的市场，从而直接影响“蛋糕”的大小。因此，效率与公平具有价值效果的一致性：公平可以促进效率，效率也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经济与法律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我国高校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学专业作为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如何将保险业的“蛋糕”做大为己任，如果脱离具体的法制环境，所从事的保险学研究工作将毫无意义，依据这种无意义的研究来指导保险企业的经营也不可能实现高“效率”。
本文认为，为了使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了解法律的运行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应该在课程设置中适当增加“法律经济学”的内容。“法律经济学”是一门位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地带的新学科，经历了从纯粹的法学方法论到法学经济学交叉独立学科的过程。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法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而在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科斯看来，法律经济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前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经过经济学分析，最后再回到法律，目的是考量法律是否符合“效率”这一正义价值，以修正现行法律；后者的思维路径是以法律为起点，终点则是经济制度，即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以修正现行的经济制度。因此，前者侧重法学意义，后者更侧重经济学意义。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我国保险学的研究生教育当中应适当增加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内容。
二、从课程——中观层面来看：保险法的课程教学离不开民商法学基础
“保险法研究”是多数高校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的教学必须以民商法的相关内容为基础。例如，《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近亲属”，其中“近亲属”的范围是什么?保险法本身并未加以限定，而民法与刑法等其他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一个需要以年龄和精神状况作为双重判断标准的民法基本概念；再如，《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保险代理人”的规定，需要学生对民事代理制度中“代理人”的权利义务有所了解。
同时，保险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关系，其法律基础便是保险合同。学生要掌握《保险法》第二章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除、履行、违约、变更以及保险人与投保人的权利义务等规定，均需要与民法当中《合同法》的相关内容相联系起来学习。此外，保险合同的纠纷也适用民事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程序。例如，《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中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诉讼时效：作为保险特别法的《海商法》第十三章则规定了十余种可能涉及保险合同履行的诉讼时效，这些时效的计算均应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则。
此外，《保险法》的内容除了“保险合同法”，还包括“保险业法”，即调整“保险公司”行为的法律规范，因此保险法的法律渊源还包括《公司法》。正如《保险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又如，《保险法》第九十条规定，“保险公司有《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申请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因此，要深入研究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离不开对公司法、破产法等商法相关内容的学习。
综上，保险法是规范保险合同和保险企业经营、监管的法律，其法律渊源主要是民商法。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了解保险法，有必要同时学习民商法的相关内容。反过来说，脱离相关的民商法学基础，不可能进行保险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生已经开设的“保险法研究”课程学习也将难以实现课程设置的目的。
三、从保险标的——微观层面来看：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应作为财产保险学
的重要补充
根据保险标的的不同性质，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前者以人的生命、健康作为保险标的，后者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从保险法的现有规定来看，“财产保险”的“财产”指的是动产、不动产；“有关利益”包括积极利益和消极利益，前者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可得利益(如信用保险)，后者是被保险人可避免的损失(如责任保险)。而作为主要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正式被纳入到我国各大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标的的范围。保险实务中缺乏“知识产权保险”这一险种，反映在保险学教育当中就是财产保险学的教学内容里缺乏知识产权法的相关知识。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国际专业视野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商业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存在的风险和相应的保护问题也日益为各国立法所重视。尽管当知识产权遭受侵害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是风险仍然存在。比如诉讼存在着败诉的风险，胜诉后也存在着执行不能的风险。高风险高收益的知识产业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无疑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起，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运而生，而其中在美国的发展最为完善。目前，美国保险界顺应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已经将承保标的从专利侵权逐渐扩展到商标权、著作权与商业秘密等几乎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从而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险”。继美国创设了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之后，在知识产权业比较发达的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紧随其后陆续推出了这一险种，如英国推出的“专利申请保险”、日本推出的“知识产权授权金保险”等等。因此，将财险承保标的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已经是一种国际趋势，折射出了知识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呼唤。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知识产权符合保险的构成要素要求，因此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是可能的。首先，知识产权存在各种法律风险，且这种风险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符合“有风险才有保险”这一前提；其次，知识产权的这种风险和对风险管理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具备保险学上“大数法则”的数量基础：第三，知识产权是法律上承认的财产利益，属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保利益”；第四，知识产权侵权的利益损失在经济上可以计算出价值(例如《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关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属于“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风险，也符合保险的“损失补偿”这一基本功能。
在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也是必要的。～方面，知识产权的维权需要保险的保障。近几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数量在急剧增长。据统计，2001年、2002年、200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一审案件分别同比增长8.62％、17.78％、12.61％，其中约80％属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从侵权赔偿额度来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标的额一般远高于普通的民事赔偿案件，相应地，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当中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以及律师代理费等也远高于普通民事案件。此外，知识产权案件还牵涉到鉴定费、公告费、评估费等其他诉讼费用，如果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还会涉及国际差旅费、翻译费、国际通讯费等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构成难以承担之重，甚至有可能拖垮一些涉诉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险制度通过由保险人承担诉讼风险的方式，为转嫁被保险人的财务风险提供了保险工具支持，将为我国企业有效地维护和实施知识产权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险发展严重不足，“财产保险”的无形财产领域亟待开拓。2010年底，信达财产保险公司于推出了国内首款专利保险产品——“专利侵权调查费用保险”，可谓开创了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事业的先河。但截至目前，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进程缓慢：首先表现为险种单一，即仅限于专利的侵权调查费用，而不涉及专利诉讼费用、侵权损失，更未涉及著作权、商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其次表现为多数险企缺乏开发知识产权险种的热情。出现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保险界对知识产权缺乏了解，或者说，保险业目前缺乏了解知识产权的保险人才。因此，在高校保险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设知识产权法基础课程，有利于培养熟悉知识产权与保险的“两栖”人才，从而开拓财产保险的另外“半壁河山”，有力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将作为财产保险标的的“财产”范围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保险学专业的研究生要真正做好保险学研究，需要以一定的法学基础为依托；要真正成为保险业的高端人才，需要对保险法的民商法渊源有所了解；要具备国际视野、开拓无形财产保险领域，需要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四、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增加法学内容的具体建议
我国高校保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制自2006年起基本由三年改为两年，课程数量也随之缩减了很多。从目前各高校该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来看，绝大多数高校将课程集中在第一学年，而第二学年主要是专业实习和撰写论文，因此实际的课程学习时间一般只有一个学年。本文认为，鉴于民商法学相关内容对于保险学专业课程的重要性，保险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当中可以增加一门“法学专题研究”课程作为“必修课”。考虑到该必修课具有一定的基础性质，宜将其置于第一学期开课。课程内容上至少应包括：法律经济学、民法总则、合同法、公司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几个部分，任课教师应在每部分选择与保险学相关的内容、采用“专题”的形式上课。在课时安排上以54课时(即每周3课时)为宜，每部分内容可以分别由不同的老师授课。
通过增设“法学专题研究”课程的方式，培养保险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培养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的复合型高端保险人才，既有利于“保险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周杨
作者：杨德齐
第三篇：基于法学教育模式的法学教育目标思考
摘要：法治国家建设初期的人才匮乏，使得法学教育采取了多层次的通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它适应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法律教育任务的需要。但是，目标定位过于宽泛，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法学教育状态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改变，严重影响了法学教育和相关职业的良性发展，法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明确法学教育目标和实现教学方法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心。基于现实状态采取阶段性目标实现方式和分层教育模式的法学教育改革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课程改革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背景与现状
(一)法学教育的历史沿革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提出，法学和法学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法学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在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大体可以划分为恢复重建、探索前进和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进一步深化改革三个阶段。法学教育质量与数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我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存在目标定位过于宽泛，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结果是法学教育的数量上去了，质量却没能跟上。30年来，我国法学院系数量增了100多倍，截止2009年年初，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在校本科生30万人左右，专科生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在校法学硕士达6万多人，30年增长了260倍。上述院校尚不包括开设网络教育、自学考试、成人教育、专转本以及研究生进修班的教学机构。过多、过滥、过热、过快的法学教育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学教育的质量以及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的质量，并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法学教育应当反思的重要问题。
(二)法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表面上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掩盖住衍生的问题。与法学教育规模扩张相对的是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率逐年降低和难以适应市场需要等问题却愈演愈烈。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位与目标指引，加上办学成本较低，盲目设置法学专业的现象凸显，造成了法学教育的铺张和资源浪费。近十年内各类财经、理工、民族、师范、农林等院校也纷纷设立法律专业，此外，还有法律函授、夜大学、全脱产的成人学历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政法干校、广播电大、业大、职大、自学考试等。我国法学教育一时间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如此庞大的教育规模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有限的教育资源，导致教育质量无法得以保障。在法学教育质量下降的同时，就业难问题也摆在了法学教育的面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显示：2008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200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工学、管理学就业率分别为90％和89％，成为2008年就业率最高的两个专业。最低的两个专业是哲学和法学，就业率为76％和79％。另据麦可思公司撰写的，针对2008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报告——《200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法学大类本科毕业生工作的专业对口率仅为47％，高职高专法律大类对口率下降到29％。法学专业失业人数在全国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压力大给法学教育带来了困境，但是另外一种现象的出现则造成了法学教育的困惑，这就是社会法律职业岗位的空置。随着法治国建设的不断发展与深入，社会对于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会逐渐增加。即使在当前，我国53万的法律从业者(14万律师、21万法官、18万检察官)相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也显得捉襟见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一方面是群众法律意识增强，案件大量增加，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公证员大量缺编，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法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业形势严峻。
二、法学教育的未来展望
(一)法学教育的二重性
法学教育认识上的分歧和悖论实际上反映出法学教育中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即法学教育的职业技能培训性和学术研究性。从法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上看，它表现为职业教育和人文学科的理论教育的二重性：从其培养目的性上看，它表现为实践型人才的训练和学者型人才的培养的二重性；从其教学内容上看，它表现为法律职业的特定技巧、道德和思维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人文理论培养的二重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二重性一直伴随和困扰着法学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之争。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动。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了市场化道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得以实现；市场经济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应有之意；脱离了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很难完全实现。整个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实践证明，保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建设基本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物。然而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来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生相伴的教育现象往往是文凭的贬值和大学的平庸化。
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市场化趋势的推动下亦逐步的大众化。因此，受大众化所带来的数量的增加以及市场化引起的更多的关注物质性和功利性观念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法学教育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质量下降的问题。基此，有些学者开始提出如何在法学教育市场化的趋势下实现法学精英教育。法律职业是社会精英担任的职业，法律职业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为社会提供的不是一般的服务，而是维护正义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是将法律所包含的公平和正义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之中。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越来越不合时宜，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层次混乱和培养目标的模糊。市场的需要决定教育的方向，而大学法学教育并非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更非惟一途径，其结果导致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制度联系，这一状况又必然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长期分离和办学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事实上，职业教育本身并不排斥素质教育，法律能力和法律技术都是在法律原理支撑下才得以作为法学家的素养的。目前，从法学理论上讲，法律人才分为法律理论人才和法律实践人才，这种区分不科学，它人为地割裂了实践和理论的关联。实质上就是不承认“法学家”式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认同不经过正规教育即可从事法律工作。
(二)法学教育目标的明确定位
教育目标的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我个人认为，法学教育目标应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要求相适应。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关注法学教育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发展变化，探索法学学科的内在规律，考察我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从而推演出我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培养目标与模式。据此，法学教育应当实现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结合，在整合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形成分层教育模式。即大众教育满足社会一般的法律需求，精英教育则需满足法律职业和法学发展的需要。
三、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进路
(一)法学教育方式的完善
1.课堂教育方式的转变。一是理论知识传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大多数法学院在第一学期或第一学年开始的专业课程多半是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由于对法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面对初次接触法学的学生，法理论知识和制度的讲解是不可取代的，但适当的引入讨论教学的方式，可以使教学过程由单向传授转变为互动学习，更有利于学生对法学内容的掌握和理解。可以将课程的每一章之重点拟定成一个题目，要求学生在课前利用图书馆和网络准备相应的材料，写出书面报告，在课程讲解之前由学生根据报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接受其他同学的质疑或批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报告中表现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解，使教学内容更具有针对性，避免了大满贯教学的弊端，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通过课堂讨论与理论知识传授的结合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在互动过程中完成知识呈现、观点碰撞、分析归纳。完整有效的教学应由教师的教授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有机结合而成。现代心理学认为。当人们在负有一定责任的角色中学习时，他学习的动力会得到加强，也会表现得更加主动。改变以教师为主体单向传播知识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参与纳入教学活动，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力争创造一个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讨论气氛，对法学的教学是较为适宜的。二是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引入。在法学的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采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不仅使抽象的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使理论知识具有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而且可以促使学生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在引入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对相关法学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辩论才能。案例教学法是应用法学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2.课堂外教育方法的转变。一是法庭审判观摩与模拟法庭中的法学引导。法庭审判观摩与模拟法庭在现在的法学实践教育中已经被广泛的应用，然而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期望效果。究其原因，就是大多数法学院以及指导教师仅重视外在形式的指导，并没有真正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到了模拟教学法的教学效果。选择性的观摩一些法庭审判，可以使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审视司法实践。了解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并与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相对照，有利于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运用技能。选择适当的案件进行观摩对于法学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观摩审判既可以到我国的法院去进行观摩，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法庭审判影视进行观摩。在观摩审判之后，还可以邀请主审法官就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一种探计性的交流，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法律发挥调控作用的方式与渠道。在组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教学的过程中，选择一些适中的实际案例或虚构案例作为架构，不要人为的设定已知条件，要求参与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案情，参与诉讼，使模拟教学能够真正的锻炼学生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二是诊所教学法的运用。法律诊所(clinie legal education)又称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各个高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专业方向建立“法律诊所”式的教学模式，就是把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引入到了学校的法学教育中。即在法学教育中，根据学生学习阶段的需要，设定具体的案例，要求学生查阅与案例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弄清法理知识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并让学生分析并写出书面的分析意见，组织学生举办案例研讨会。“法律诊所”的授课形式，注重的是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过程中逐步得到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体现出法学教育的灵活性：“法律诊所”式的教学模式，可以把实践教学环节带到现实生活中。根据“法律诊所”的授课特点。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办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掌握真实的案件材料，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
(二)法学专业课程设置的优化
在我国的法律职业教育中应借鉴源自于美国的顶点课程。顶点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本科教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课程。顾名思义。这一课程就是为位于本科课程系列顶(终)点、为增强学生知识能力“整体结构力”的一门课程。该课程后来为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引进，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所谓顶点课程。学者杜尔给出的定义是：“顶点课程是位于系列课程终端的、以把相对片段知识整合成一个整体为目标的皇冠式’曲课程或学习经历它为本科生提供这样一种过程：回顾和理解过去的本科课程学习经历，并在这种经历上向前展望生活”。实际上，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顶点课程：一是整合学术，二是为“真实”世界做准备。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要求学生反思性、整合性地向后看(过去学习经历)，而后者则鼓励学生向前关注大学毕业后的将来。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鼓励学生总结、整合大学的学习经历。在不同类型的顶点课程。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结果也不一样。根据杜尔对顶点课程的定义，我们可以就两类不同顶点课程分析其实际的不同目标：就顶点课程“整合学术”的方面来说，其目标就是要在本科生结束学习之时对其提供所学专业领域的广泛的批判反思性观点。其最有代表性的具体目标为：形成对所学专业领域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探究所学专业的社会意义；获得对所学专业领域整体综合的、俯瞰式的概观；为学生提供宏大画卷；努力形成跨学科的观点；展示对所学专业内容掌握的程度；确认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单一学科知识的有限性；鼓励学生超越不合理的学科界限。而就为“真实”世界做准备的顶点课程来说，虽然它没有整合学术的顶点课程那样“阳春白雪”，但它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为学生进入职业生涯和融入现实世界做最后的准备。
(三)科学测评体系的构建
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检验是否达到规定的教学目的。检验教师教学的质量和学生所学的知识，考试不失为一个必要的手段。但如何组织考试，关键在命题，宪法学考试命题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命题既要体现教学要求，又要体现所教的知识，还要体现学生掌握的程度。在以往所采用的试题中，虽然题目的覆盖面很宽，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总感到死记硬背的成份多一些，与课堂教学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每次考试结束，师生都觉得题目中总有许多让人不太满意的地方。与教学方式相适应，在命题中应该突出灵活多变的特点，并测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职业要求法律职业者要精通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操作技能，要有法律智慧、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法律品格。仅凭标准题型和标准答案组合而成的考试是不可能考察出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注重对问题的探索过程，而非讨论结果，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生可以对背景资料提出自己的认识，可以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提出自己对法学原理的认识，学生将不再局限于课本上所教授的知识和理论，而具备了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社会对人才提出的首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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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川 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