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内容摘要】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难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内容较为陈旧，尤其是唯分数论不良思想的影响，过分关注考试成绩，实际教学现状令人堪忧。为了有效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传授知识的同时，促使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第一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历史意识：素养导向下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追求

摘 要：素养导向下的历史与社会教学，以培育学生历史意识为应然的教学追求，在具体而微的叙事中呈现宏阔的时空格局，在缜密的史料实证、适切的历史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独到的历史评判，最终表现为逻辑严密的历史叙述，从而达成培育历史意识的目的。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历史意识;素养

无论是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还是着眼于综合课程建构的方法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以削弱历史教育为代价的综合方案，注定是行不通的[1]56。因此，强化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是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必然选择。构建历史意识，既是历史学习的本质，也是历史与社会教学的应然追求。

一、学科视角下历史意识的内涵解读

历史意识是指在观察认识现实社会现象时，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自觉的反映，包括历史理解和历史评判[2]44。结合历史与社会课程，笔者对历史意识的内涵进行以下学科化解读。

首先，历史意识是一种“自觉反映”。任何意识都具有主体性、体验性，是主观存在的独特坐标。历史意识与经验有关，是基于主体反思的心理活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自我理解。徐兆仁认为，历史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是一种自觉意识[3]108;博多·冯·博里斯则认为，历史意识与情感因素密不可分，情感或心灵现象影响历史意识的形成[4]。

其次，历史意识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为客体，是人类基于特定时空发展的自我认知，是“在历史中的意识”。瞿林东认为，历史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5];王雄认为，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行为与共同生活所创建出的一切制度、器物进行反省、诠释的综合能力[6]。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社会的课程内容“以人类文明的进程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主线”，纵向呈现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及其基本趋势，横向揭示不同地域环境和文明差异及其联系[1]76。

再次，历史意识的构建以“观察认识现实社会现象”为前提，是人类基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现实性思考，反映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内在联系”。同时，历史意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超越性，是置身于更广阔和更深远的历史上下文的透视关系中，获得某种鸟瞰性的超越视野。在这一点上，陈新将历史意识界定为“引导我们以过去来定位现在的一种阐释意识”[7];约恩·吕森则认为，历史意识“以记忆为媒介将时间经验进行加工处理用以指导人类的实践生活”[8]。历史与社会课程则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把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待，借助历史的眼光认识今天的社会，帮助学生认识历史与发展的规律[1]75-78。

此外，历史意识还表现为一种价值体认。任何历史意识都反映当事人的价值判断， 既涉及对历史的态度、认识、评价，也包括对自身民族、国家、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认同。徐赐成认为，历史意识是“关于主体和过去、现实和未来之间关系的集合及其价值判断和方法确认”[9];徐兆仁认为，历史意识是人类关于事物及其辩证关系的公理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3]110;约翰·托什则指出，所有群体都有对过去的认识，但是他们倾向于用它来强化自身的信念和认同感[10]。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社会学科在课程目标上强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持续发展理念、文明多样性等价值观的认同，增强家国情怀。

二、素养导向下历史意识的培育路径

基于历史意识的内涵认知，我们确立了其在历史与社会课程中的培育目标。由此，进一步明晰了素养导向下历史与社会学科培育历史意识的教学路径。

(一)论证有据：基于史料实证的历史理解

“历史”不仅指过去的史实本身，也指人们对过去史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和解释。学生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历史”，都是经过被选择、被解释的“历史”，并非史实本身。对同一史实，“历史叙述”往往因叙述者的立场、情感和经验而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矛盾，需要我们以史料为基础，对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等进行比较、分析、综合，通过逻辑推演不断探寻历史真相，从而形成客观、正确的历史认识。这就是“历史理解”的过程[2]44。在历史学习中，学生经常会因为“历史叙述”的不足而进行质疑。首先，教科书限于篇幅，对历史知识的阐释过于简单，甚至只有史论，缺少论证。如教科书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其次，教科书对同一史实的叙述前后矛盾，或者不同版本的教科书的叙述不一致。如平型关大捷到底属于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和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各执一词。更为常见的是教科书的历史叙述与学生已有的认知相冲突。如雅典的民主政治如果真的像伯里克利描述的那样完美，为什么在雅典的历史上反复被寡头政治所替代?15世纪欧洲冒险家积极开辟新航路是由于东西方传统商路被奥斯曼土耳其控制吗?等等。对于这些质疑，我们要帮助学生搜集和辨识史料，小心求证，寻求合理的历史理解。

克罗齐指出，“历史意识是逻辑意识而不是实际意识”[11]。历史意识以求真、求实为前提，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批判来获得历史事实的认识，并通过逻辑推理对因果关系或规律性等方面做出的合理判断，也就是“求其信，循其理”。逻辑推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要思维工具，分为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历史教学的基本方法，在具体史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如以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地交往、新航路的开辟、经济全球化为例，比较不同时期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归纳得出人类社会历史从分散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基本趋势。近年来，素养导向下的历史教学越来越重视演绎推理的运用。如在《维新变法运动》一课中，许多学生对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放弃流亡海外却选择英勇就义表示难以理解。学生倾向于认为谭嗣同更明智的选择应是流亡海外，以期能够重新投身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新探索。如何为谭嗣同的选择寻求符合逻辑的解释呢?我们适时补充谭嗣同的“酬君思想”、与大刀王五等侠客厚交等史料，从而呈现谭嗣同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神入和共情，理解谭嗣同舍身求义的内在逻辑：以死报答有知遇之恩的光绪皇帝，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

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均必须以史料实证为逻辑路径。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12]5。在历史学习中，建立某一史实所涉及的多种联系以及不同史实之间的联系，从而完善自己的历史叙述，构建合乎逻辑的历史认知，这一过程只能通过翔实的史料。历史逻辑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比较重要的因素有时序与地域、原因与结果、动机与后果等，论证过程需要把具体的史实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去比较、分析和综合，尤其要置身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和中外比较宏大的背景中有逻辑地展开。如对中日甲午战争结局的分析，要将其放置于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文明浪潮席卷世界的大背景下，对比中国和日本的应对之策。通过比较，引导学生合理理解为什么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渐强大起来，洋务运动却未能挽救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命运。最终让学生主动发现：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的不同结局是由其近代化程度决定的——中国近代化仅从军事、经济、教育的局部方面着手，而日本则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化不能像日本那样建立宪政制度，从根本处做起。

(二)疏通知远：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评判

“疏通知远”，语出《礼记·经解》，白寿彝将其解读为两层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13]。可见，“疏通知远”既是历史与社会学习的落脚点，也是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我们要综合历史文化在现实中的认同，探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既要基于历史的传承性为现实生活“寻根”，更要着眼于现在去理解和阐释历史，以寻求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大肆抹黑，到处宣扬“中国威胁论”。对此，中国政府一再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初衷。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自古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和平发展道路，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对外交往活动，见证的是合作共赢的文明交流。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里，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压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段苦难的历史让中国深知和平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当然，历史与社会课程强调“鉴往知来”，关注现实社会，但并不意味可以盲目追求课程的生活化，要避免“以今度古”所带来的“时代错置”。

历史评判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历史意识，指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与社会现象进行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2]44。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有全面、客观的认识[12]4。任何试图从单一向度来评判历史的做法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从单向度评判改为多向度的综合评判。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例，欧洲和美国认为，新航路的开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印第安人认为，哥伦布及其他殖民者的到来，使印第安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量印第安人死于疾病、繁重劳动和殖民者残酷的奴役政策;被奴役的非洲黑奴认为，新航路的开辟刺激了黑奴贸易，他们被掳掠、被贩卖、被奴役的噩梦就此开始，受尽人类所发明的最残酷的奴隶制的压迫和剥削。从全球史观看，新航路开辟后，整体世界开始形成，欧洲与亚洲、非洲和美洲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商业联系日益增强，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动植物品种交流和传播。可见，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在不同的人、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或民族那里，往往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与评判，这些声音都值得关注。如果我们仅仅把哥伦布当作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探险者去对待，其实也在告诉学生长大以后要倾听谁的声音，谁的声音可以不听，这必然影响其人格的发展。

(三)二律统一：基于宏观格局的微观演绎

教科书常以“大叙事”“大概念”“长时段”为基本框架，对历史的叙述偏重于宏观架构，其优点是高屋建瓴、以点带面，有利于学生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然而，历史教育的宗旨卻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之同情”地去分析和认识历史，对历史“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历史意识的构建，不仅要有辽阔的时空疆域和恢宏的时代背景支撑其宏观格局，更要有微观层面的叙事、辨析与探究丰满其微观叙事。因此，历史意识的培育既要有基于历史时空的宏观架构，又要基于历史细节的微观演绎，也就是“点、线、面”结合。

首先，要构建一种长时段大时代主题式的思考范式，对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实现古今中外的纵横贯通。要借助年代尺、大事年表等载体梳理历史线索，把握知识的整体结构，使之系统化。要避免片面的、狭隘的历史认识，把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从长时段演变中把握历史事物和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从宏观视野俯瞰历史全貌，把握历史特征，探寻历史规律，形成“通古今而观之”的历史意识。

其次，要善于选取微观视角，关注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的独特性，适度突现个体在历史上的经历与体验。微观史学理论认为，研究历史的视角不应局限在对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研究，而是应该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通过描述微细的事件和平常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体会到历史的脉搏，即通常所说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于初中生而言，历史意识的构建要以学生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形式进行，更需要在教学中丰富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促发学生的共情与内化。

以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为例。宏观层面上，要整体上把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基本论断。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羸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探索，但均因阶级局限性未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分依靠工农群众，逐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击垮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一系列探索中，辛亥革命实现了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目标，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与英、法、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辛亥革命有其独特性。这是中观层面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在辛亥革命中，一批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如黄花岗起义，失败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革命者仍从容赴死。林觉民《与妻书》、方声洞和李晚的绝命书，都把这种为国舍家、为义舍身的心声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生与死、爱与义的抉择中慷慨赴义。只有充分感受到革命者对家的眷顾与不舍、对亲人的真情与挚爱，才能深刻领悟这种“舍家”“舍身”行为所彰显的大爱，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福祉义无反顾的使命感。这是微观层面上对辛亥人物的丰满。

总之，素养导向下的历史与社会教学，以培育历史意识为应然的教学追求，在具体而微的叙事中呈现宏阔的时空格局，在缜密的史料实证、适切的历史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独到的历史评判，最终表现为逻辑严密的历史叙述，从而达成培育历史意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韩震，朱明光.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牛学文.基于核心素养的社会科考试评价[J].教学月刊·中学版(政治教学)，2017(12)：44.

[3]徐兆仁.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1).

[4]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2.

[5]瞿林东.历史·现实·人性：史学的沉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6.

[6]王雄.历史观念的沉淀 、冲突与建构：培养中学生现代历史意识的教学研究[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12)：9.

[7]陈新.历史意识引导我们以过去定位现在[N].社会科学报，2018-8-17(6).

[8]尉佩云.历史叙事的理性逻辑：约恩·吕森与当代西方历史叙事理论[J].史学月刊，2018(5)：85.

[9]徐赐成.中学生历史意识构建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1.

[10]约翰·托什.史学导论[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1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M].傅任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7.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5.

[13]白寿彝.说“疏通知远”[J].史学史研究，1984(2)：1.

作者：夏陈伟

第二篇：试析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创新教学

【内容摘要】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难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内容较为陈旧，尤其是唯分数论不良思想的影响，过分关注考试成绩，实际教学现状令人堪忧。为了有效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传授知识的同时，促使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本文就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进行分析，提出合理的创新对策予以实践，以期推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活动有序开展。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 创新教学 学习素养

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为了迎合新课程改革要求，应该对现有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一步创新。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提升道德素养，具备更强的耐力和信心应对后续的生活。但是，纵观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现状来看，其中存在一系列缺陷和不足，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长期处于被忽视地位，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对于学生未来成长影响较为深远。所以，加强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创新教学，有助于为学生健康成长起到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为后续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一、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现状

1.教学方法单一、陈旧

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由于内容较为枯燥、陈旧，学生主体地位被忽视，难以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学习兴趣不高，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照本宣科，学生被动式听讲，课堂教学氛围沉闷，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感到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甚至在课堂上学习其他学科内容，在考试之前临阵磨枪，教师对此视而不见，导致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效率偏低①。

2.课时安排较少

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的课时安排方面，由于学校对其重视程度不高，所以课时安排较少。而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内容较为多样，部分教师为了追赶教学进度在每堂课上讲解大量的知识，学生缺乏充分的时间吸收和笑话，导致实际教学成效不高。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业负担较重，学生为了能够在理想成绩，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要学科学习中，这就导致学生缺乏充足的时間来巩固所学知识，缺乏系统性的复习，学习效率偏低。

3.教师的专业素质水平偏低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由于未能受到学校的重视和关注，导致教师受到这种形势影响，实际教学过于随意，部分教师并非是专门历史专业出身，而是其他专业教师兼职和临时抽调，专业能力偏低。部分学校的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时安排较少，所以很多任课教师都是临时代课，影响到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质量，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②。

二、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有效对策

1.丰富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

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由于学科特性，知识较为丰富，融入趣味性元素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投入学习中。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自身是充满趣味性的，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人物传奇，这些故事都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是，实际教学中教师却由于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为了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有效性，就需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切实提升教学质量③。与此同时，还要充分挖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思维，培养学生自我探究和自我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成效。

2.提高对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重视程度，优化课程安排

较之其他的语文、数学和英语学科而言，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受重视程度不高，导致课时安排不合理，严重影响到学生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为了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应该提高对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重视程度，优化课程安排，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促使学生综合能力可以得到全面发展。课程设置方面，促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优化知识结构，提升学习成效。

3.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师专业素质

为了可以有效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效率和质量，应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切实提升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深入挖掘教材内容，能够对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借助多媒体技术来整合教育资源，拓宽教学空间，打破课堂和教材的局限性。改变以往枯燥的教学内容，融入趣味性因素，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长久保持，积极投入其中，积极配合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升学习成效，养成良好的学习素养。

结论

综上所述，在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中，教师应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深入挖掘教材内容，借助现代化技术辅助教学活动开展，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来优化课程安排，提升教师专业素质，为后续教学活动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注释】

① 傅彩云. 基于课标的初中历史与社会和科学学科中地理知识整合的教学研究——以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与浙教版《科学》教材整合为例[J]. 中学教学参考，2016，31(16)：97-98.

② 向佐军. 基于整体任务模式的综合能力培养研究——以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为例[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31(07)：157-159.

③ 高凌、赵志辉、张建珍. 构建名师培养新机制 助推区域课改新途径——以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浙派名师”培养工程为例[J].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2015，22(04)：32-34.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章旦中学教育集团)

作者：李顺

第三篇：历史社会学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国家建构

摘 要 政治发展理论学术史通常认为，阿尔蒙德和其学术继承者白鲁恂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理论;而亨廷顿在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强大政府论”，终结了前者的主导地位。实际情况是白鲁恂的危机与序列理论不仅不是对阿尔蒙德理论的继承，反而和亨廷顿的理论有着较强的亲缘关系，两者一道终结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破坏了政治发展——民族国家的建构，造成五项政治发展危机，不同的危机到来顺序构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需要从提高国家能力和政治文化入手解决危机、实现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宏观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对于学术研究和当前世界政治的观察都有一定的助益。

关键词 白鲁恂，政治发展，现代化，政治文化，认同危机

在梳理政治发展理论创生期学术史的时候，学界通常认为有两位最有影响的大师，即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萨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阿尔蒙德和其学术继承人白鲁恂(Lucian W. Pye)开创的是一种“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会从“传统社会”经过普世的现代化道路过渡到全新的“现代社会”，而经济发展会自发和自动地带来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民主)。这里面隐含着美国社会科学和政治文化中“好东西一起来”的观念，即政治系统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现代性的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这种观点被亨廷顿极大地颠覆了。他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不会自动带来政治发展;相反，由于动员了群众极大地参与热情，会带来政治不稳定，乃至“政治衰朽”。所以亨廷顿提出“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认为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是秩序而不是民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是可以抑制政治参与的、有强大控制力的政府。只有实现了政治秩序，才能带来顺利地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①

传统习见中对这段学术史记述是一笔“糊涂账”，对于诸位理论家的基本学术观点并没有搞清楚，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谁是批判者、谁是被批判者也是张冠李戴的。如此重大学术史源流问题，理应正本清源。本文将重新梳理这段学术史，还原白鲁恂在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学界的位置和重要性，也是向读者介绍这位国内学术界尚不了解的理论大师。

一、阿尔蒙德政治学：结构-功能方法与有保留的两分法

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是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SSRC)下屬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CCP)中被孵化出来的，该委员会是战后1950、1960年代发展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大本营，其出版的重要著作是该领域的核心文献。①而阿尔蒙德和白鲁恂是该委员会先后的两任主席，其政治发展理论的萌发、形成也是以该委员会为舞台展开的。

1960年，阿尔蒙德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②其中的导言部分是发展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学科的纲领性文献，被称为“阿尔蒙德的综合”(Almond’s synthesis)，学界有定论认为整整一代人在这个范式的指导下开展比较政治研究。③

这个研究范式有两个要点。第一，横向比较方法：建立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学概念之上的结构-功能比较政治方法。

阿尔蒙德把不同政治系统之间履行的相同的功能作为比较政治分析的基础。他认为要穿透时空和文化的差异、穿透正式的政治制度和机构的表象，抓住普遍存在的、实质性的政治学分析单位——政治系统，即一个可以与外界进行要素交换、自我繁衍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是系统，部落也是系统;而无论是国家、部落或叫着何种名字的机构和制度都要履行相同的功能。

这些所有系统都要履行的相同的功能分为两大类，其一为输入功能，即政治系统是如何把更大系统的人和要素吸收进政治系统的：政治社会化(儿童和青少年对该系统的政治规则形成认识和政治认同)和政治征集(成年人参与政治运作、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利益表达(向政治系统提出要求)、利益凝聚(把对政治系统的要求汇聚成为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诉求)、政治沟通(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交换对于政治的看法)。其二为输出功能，即政治系统是如何把自身的规则和要素输出到更大系统中去的：规则制定(政治系统制定该系统政治运行的规则)、规则应用或执行(政治系统执行政治规则)、规则裁判(当执行规则遇到麻烦时，政治系统要履行评判是非的功能)。④

以上述方法作为研究工具，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是可以比较的，甚至古代的政治单位和现代的政治单位也是可以比较的。⑤

阿尔蒙德这套理论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典型，而且正如很多评论说的，以阿尔蒙德研究为代表的发展政治学把正式的和经典意义上的政治现象诸如权力、制度机构的问题踢出了政治学，⑥这种政治学认为政治系统只是社会系统的附属物。

第二，纵向演变理论：研究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其从传统到现代性的变迁。

上述结构-功能论是在探讨横向的比较方法，阿尔蒙德和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其他同事们还提出了一个纵向的历时性的进化序列。阿尔蒙德认为一个国家先进与否主要在于其履行功能的结构分化的程度，⑦比如说有两个政治系统，前者由一个机构来履行全部的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规则裁判的功能，后者由不同的机构分别来执行不同的功能，阿尔蒙德认为后者显而易见存在更为细化的分工，所以更先进，所以在政治上是“发展或现代化”的。①

一旦按照不同的结构履行相同功能的程度把各个社会纳入历时序列加以排列，则传统到现代的各个结构都可以被用以确定各个社会在发展道路上的相对进步程度。②但是，对于现代化理论中最常见的“传统与现代性截然对立、互不相关”论点，阿尔蒙德持保留意见，他明确指出要超越两分法，因为在政治领域，传统和现代性常常是混合起作用的。③由此阿尔蒙德认为自己创制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可供后辈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经验研究和地区政治的研究。

总的来说，阿尔蒙德的理论大体上是一横一纵两个维度，但是两部分的分量是不一样的。阿尔蒙德重点着眼的是政治比较，创制出普世的、严格的、通约的概念以便对不同地区政治发展进行统一研究和比较研究。其纵向变迁的理论也是基于其横向理论的，毋宁说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附属成果。实际上阿尔蒙德的理论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研究政治从传统到现代化发展变化的理论，所以这导致其关于传统为什么、如何演变到现代化的论述不甚明了清晰，也远不如横向理论有价值。④

由于阿尔蒙德的政治学采取的是“现代化理论”创始人帕森斯的话语和概念系统，其学说就被归类为“政治现代化”理论，但实际上属于现代化理论的成色并不太高，他主要关注的是比较而非变迁，对两分法也明确有所保留。现代化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导致政治民主化(“好东西一起来”);二是传统-现代两分法。尽管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系统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尽管他采取的是高度社会学化的概念和话语，但是基本并没有讲过经济社会现代化会自动带来政治现民主化这一观点。阿尔蒙德的理论本不是一个阐发充分的关于变迁的理论。另外阿尔蒙德对传统-现代化两分法实际上是持保留态度的，并不相信传统和现代的决绝区分。所以没理由把阿尔蒙德政治学说成是“现代化政治学”。

学术传统习见描述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政治学的刻板印象，更多的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经济学家，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Sutton)等人类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西蒙·李普塞特(Simon Lipset)、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他们主张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分法，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会自动导致政治民主化，各个地区沿着共同直线式道路从传统迈向现代化，这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⑤而这并非阿尔蒙德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传统习见从一开始就弄错了批判对象。其实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众多，其内部有很大的多样性，20世纪6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受到各方面猛烈攻击后迅速衰落，学界一股脑地指责其核心假设，分不清楚也不愿意细分阿尔蒙德和罗斯托等的观点一样还是不一样、其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阿尔蒙德认为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理论和经验上阐发自己的这套雄心勃勃的理论。于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27万美元来进行深入研究，并与普林斯顿大学签订协议准备出版10卷的“政治发展系列丛书”，把整个学科推向纵深。⑥1963年，在主持了若干次重大研讨会并定下前6卷丛书的题目之后，①阿尔蒙德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并推薦白鲁恂为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主席，很显然，他希望这位最杰出的学生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把阿尔蒙德范式切实地应用到第三世界的政治研究中去。

白鲁恂于1963年接任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主席并掌舵10年，直到1973年该委员会解散。一开始，白鲁恂确实是严格按照阿尔蒙德既定的学术路线展开工作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出版了先前阿尔蒙德主持研究的若干题目的著作，分别是《传播与政治发展》《官僚制与政治发展》《土耳其和日本的现代化》《教育与政治发展》和《政党与政治发展》。其中白鲁恂还是《传播与政治发展》主编。

二、政治发展的定义和矛盾

——白鲁恂理论的分析起点

但从1965年主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②开始，白鲁恂越来越体现出与阿尔蒙德不同甚至相左的学术观点了。1966年，白鲁恂出版了个人最重要的政治发展理论著作《政治发展的诸方面》，③首次提出发展综合征、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序列论的宏观理论命题，该书还探讨了很多诸如法律、民主、传播、政治文化等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政治发展理论学界拥有巨大影响。1971年在白鲁恂的主持下《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序列》出版，④这本书是白鲁恂个人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在上述后两本书中，一套与阿尔蒙德范式很不相同的政治发展理论框架出现了。白鲁恂的观点除了来源于上述的3本著作之外，还来源于其著名的作品《政治、个性和民族国家建构：缅甸对认同的寻求》，尽管是地区研究的名作，该书的第一部分全部用来讨论理论问题。⑤

(一)以往理论的缺陷

白鲁恂在多本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学界缺乏真正的政治发展理论。这是因为，第一，根本上忽视对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研究，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殖民地一旦获得独立，政治上的民主就会自动实现。⑥这里隐含的意思是政治发展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并非其他因素或事态的结果。显然白鲁恂并不完全把政治系统看作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产物，而是赋予了其独立和主动的地位。

第二，缺乏关注变迁过程的、动态的政治发展理论。白鲁恂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学界盛行两分法，只关注传统和现代的特征，而对于转型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ies)变迁的动力和变迁的方式却鲜有研究。⑦所以白鲁恂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动态的、关注变迁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就具备了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上述提过，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集中关注横向比较、集中在描述传统现代两端政治系统的特征，对于如何变化的却关注不多。⑧所以，白鲁恂从一开始努力的方向就并非沿着阿尔蒙德的路径走，而是在纠正和补充阿尔蒙德不足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

(二)政治发展的定义

白鲁恂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论述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第三世界正在经历两个层面长期的、但未必是和谐相处的历史变迁过程。一是现代化，这是个基础的社会变迁过程，即以传统的起纽带作用的村落或部族为基础的社会回应现代化的压力，转变成现代的、工业化的、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白鲁恂特别明言，这个过程既是基本的客观变迁过程，也是主观的理念和态度的变迁过程。他用“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的扩散来形容这个主观过程：基于先进技术和科学精神的、基于对待生活的理性观念的和社会关系世俗化的和公共事务的正义感的、基于接受民族国家是首要政治忠诚单位的世界文化。①

二是基于民族国家为主要单位的国际系统。这里白鲁恂的用意不在国际系统，而主要指的是民族国家这个国际系统中的主体行为单位。②白氏论述道，所谓“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复杂的人类组织——民族国家的建构。③政治发展有三项特征，或曰民族国家建构的最终标志是：平等(equality)：大众参与、法律系统和法律程序、雇佣官员的成就标准。能力(capacity)：政府拥有广泛的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力、效力与效率、理性与世俗定位。分化(differentiation)：机构制度有明确和特定的功能，机构制度有复杂的结构，政治过程又有整合。④可以看得出来，三项指标中只是“分化”继承了阿尔蒙德理论，有些结构-功能论的影子，“能力”和“平等”都是非常传统的范畴。总的来说，白氏对于政治发展的定义主要不是从结构-功能论入手，而是分析一个具象的历史问题——民族国家建构及其相关问题。

(三)政治发展的困难和矛盾

白鲁恂明言，这其中存在着两个深层次的矛盾。第一，现代化和民族国家构建两个历史过程并不是和谐相处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破坏了人们建立和维系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组织的能力。第二，政治发展的三项特征本身之间也有张力。所以白鲁恂干脆把这三项特征称为“发展综合征”(development syndrome)。关于第二个矛盾，白鲁恂明言，平等、能力、分化三项特征并不一定和谐相处，相反，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三者之间有着尖锐的张力，要求更大的“平等”的压力常常挑战政治系统的“能力”，“分化”也可以通过强调素质和专门知识的重要性来削弱“平等”。所以，“发展综合征”会造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困难。⑤

我们重点来看第一个矛盾。社会经济现代化本质上孕育着不稳定，这在很多学者那里都做过相关论述，而白鲁恂却另辟蹊径，主要从人们对待政治的主观心理层面，即政治文化的层面探讨社会经济现代化削弱政治发展的道理。

白鲁恂的政治文化概念指的是：“一系列的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些主观倾向给政治过程以意义，并且给人们在政治系统的行为提供潜在的假设和规则;政治文化包含政治理念和一个政治组织的运作规范;政治文化是政治的主观和心理维度聚合起来的显现;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体历史的产物，也是这个系统中成员的生命的历史，这样，政治文化主要根源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总之，政治文化之于政治系统就好比文化之于社会系统。”⑥白鲁恂认为，与政治发展相关的政治文化包括三个内容：一、理性精神;二、变革的动机;三、移情，即自己与他人的联系性情感，合作精神、互相信任。白鲁恂把第三个内容称作“政治认同”，认为这是政治发展，即民族国家的建构最重要的和最需要的政治文化，因为这关乎复杂组织的建立和维系，认同于民族国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这样，白鲁恂把与政治发展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集中在了人们对待民族国家认同与否的问题上。⑦

接下来，他论述道，稳定的政治系统有相对同质性的政治文化，就是说人们对政治的限度和功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便于形成民族国家的认同。而转型社会没有一种占主导性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常常是分裂的，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无法形成一致的国家认同。⑧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最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分析的焦点。这个概念是阿尔蒙德依循结构功能论思路提出的，①这给了白鲁恂终生的学术出发点。“政治社会化过程”指的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发展出对政治世界的认识，整合进所属的政治文化并形成政治认同的过程。按照阿尔蒙德的话讲，这是个政治系统的输入功能，即政治系统向该系统成员输出政治理念，把他们从主观态度上整合进政治系统。白鲁恂认为，转型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显然是扭曲的和不正常的，因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剧烈的变迁，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动荡。所以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会有多重张力作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会给儿童以不同的政治观念(比如传统的农村和现代化的城市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显然有很大差别)、此时形成的政治观念未必适应彼时(因为社会变迁太快)、在此时形成政治观念的人群和在彼时形成政治观念的人群对待政治的看法也会非常的不同(比如独立运动领袖和前殖民地官员)，而且转型社会混乱的政治形势本身对形成稳定的政治观念也不利。②

这样，白鲁恂就用政治社会化形成政治文化的分析工具，把社会经济变迁和政治发展这两个过程建立起了联系，即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影响微观的人们对政治的观念，进而影响宏观的政治发展。正如白鲁恂自己所说，政治文化的概念有助于整合当代政治学的巨大鸿沟：以心理解释为基础的微观分析和依据政治社会学的共同变量的宏观分析之间的裂痕。

就上述這两点矛盾而言，白鲁恂实际上是在直接挑战和颠覆现代化政治学的范式。他显然不认为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并不认为“好东西一起来”。相反，他指出两个过程是互相充满矛盾的进程，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恰会造成政治发展的困难。

三、危机与序列：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理论

以上述分析为出发点，白鲁恂和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同事们建立起了一整套分析框架——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序列理论(crises and sequences)。

(一)政治发展的危机

白鲁恂认为正是由于上述政治发展或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两个深层次的矛盾造成了转型社会普遍存在五大类的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③

认同危机(The Identity Crisi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的集体自我认知变得不能接受时，即出现身份认同的麻烦。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在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部族、种族的身份认同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构成冲突;二是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即普世的现代化价值观和反映民族与本土特性的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合法性危机(The Legitimacy Crisis)。这关乎政府的表现和人们对政府权威的情感态度。人们对权威的正当性和什么是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提出质疑时，而且是在挑战宪政层面、挑战总体权威的时候，合法性危机就出现了。比如，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官僚机构或者军队应该担当什么角色?国家应该承担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白鲁恂指出，在转型社会中合法性危机主要不是多个权威竞争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权威不足的问题，所以在转型社会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权威危机”。

贯彻危机(The Penetration Crisis)。现代民族国家政府行政能力的标志性指标之一，就是具有直接影响基层的政策执行能力。可是在转型社会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精英和大众的疏离，使得政府决策无法到达基层，这就是贯彻危机。

参与危机(The Participation Crisis)。此项危机与贯彻危机有关，政府为了可以贯彻政策，就必须打破旧有的参政模式，释放出参政空间让人民和新的利益团体进入决策系统。但当参与的进度变得不确定和新的参与行为给既有的政治制度带来严重张力的时候，参与危机就出现了。

分配危机(The Distribution Crisis)。分配的问题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如何影响产品、服务和价值(荣誉)的分配。人们会问：谁将是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政府应该做什么以给社会的各个部分带来更大的利益?有的政府靠直接干涉财富的分配来解决分配危机，有的政府则倾向于给弱势群体以更多的机会和发展潜力来解决分配危机。①

(二)五项危机的关系

白鲁恂认为克服这五项危机对于政治发展或民族国家建构的实现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认同问题最重要，直接影响合法性问题，只有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才能顺利地解决贯彻的问题和参与、分配的问题。②也就是说认同问题决定合法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合法性问题决定其他三项危机的解决。白鲁恂的意思是只有人们对集体身份(所属的民族国家政治单位)和个人在集体或国家中的定位有清晰地认识和认同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对待政治系统一致的看法，才会对政府权威有相同的期待;而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政府权威才具有合法性，才被人们所认可;只要建立起人们认可的政府权威，那么贯彻执行政策就不成问题了;相应地，一旦掌握了贯彻能力，政府权威在如何对待参与和分配的问题上就有了主动权，可以有权力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或放缓参与和分配，而且人民因为对待政治系统有基本的认同、对待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有基本的认可，所以也愿意配合政府在参与和分配问题上的政策。

白鲁恂的同事维巴(Sidney Verba)也指出，按照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的顺序，后面的危机也会对前面的危机造成影响。如分配和参与问题会影响人们对政府合法性的态度，会影响政府的贯彻能力等。但他断定，基本上还是前面的危机倾向于对后面的危机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作用，而不是相反。③

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出白鲁恂的论证思路。认同问题和合法性问题主要指的是人们对待政治和政治权威的主观看法，所以是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鉴于白鲁恂把认同和合法性问题看作是整个危机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对其他危机的解决起决定作用，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把转型社会的政治问题更多地看作是人们主观的心理问题，把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看得极其重要。

(三)危机的序列

接下来白鲁恂用英美政治和欧陆政治不同的历史经验来阐发，五项危机的出现顺序(序列)和解决程度造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且指出了这种经验对亚非拉新兴国家(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意味着什么。

白鲁恂指出，英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样板，是政治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五项危机按照上述顺序依次、分别到来，问题也是一个一个按顺序解决的。英国政治史就是按照这种顺序发展的，英国最先开始发展出了一种民族认同，而在扩大群众参与的压力到来之前，君主制和政府的合法性便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最后分配的危机才出现。美国也差不多遵循同样的危机出现和解决的顺序。相反，欧洲大陆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五种危机同时或颠倒顺序到来的、混乱得多的政治发展过程。比如，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国家认同的问题，导致日后发展过程中认同危机长时期和其他危机一起发作;而在法国，政府合法性的问题和政府机构整合不足的问题持续地削弱着国家能力，并且恶化了分配危机。确实，欧洲大陆国家的危机更多是同时爆发和积累性的久拖不决，这和英美政治的差异显著。白鲁恂指出，亚非新兴国家危机出现的情况更多的是与欧洲大陆相似，而和英美有很大不同，即在大多数新兴国家五项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比如，政府努力解决分配问题来树立国家认同，但是会有麻烦：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認同感仅仅是与某项提高生活水平的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的话，这个国家如何实现真正的稳定?④

既然危机的顺序在所有政治系统的历史演进中起决定作用，就可以先搞清危机有哪几个主要不同的顺序，之后基于这些不同的顺序就可以搞清楚政治发展情况(道路)的若干种类，这样就可以构建出政治发展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的分类基础是不同的动态模式(危机的顺序)，而不是静止的特征。⑤白鲁恂明言，这种类型学是比较分析(比较政治学)的新起点。⑥所以白鲁恂在另一本书中也明言，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主要取决于危机出现的顺序和这些国家解决危机的方式。⑦

至此可以看出，一套综合了横向的政治因素、结构性因素(认同、危机等)和纵向的历史要素(危机的次序和时间)的“危机与序列”论，就这样大体上搭建出来了。这是一套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理论。①

(四)危机的解决之道

在大体搭建了一个分析框架之后和开展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之前，白鲁恂实际已经按照他对政治发展的基本看法提出了种种危机的解决之道，正如他自己所言，最终有用的政治发展理论是能够解决上述种种问题的。白鲁恂的答案是民主的政治过程、权威结构和政治文化三方面。

民主。白鲁恂明言，以上危机的正确解决方法从长远看非民主莫属。他这个观点基于几个考虑：从长远看民主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民主可以促进精英与大众的交流从而稳定政治秩序，民主有助于融合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而形成国家认同。民主还有实际的功能：凝聚和表达利益从而形成更切合实际、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以白鲁恂自由派的身份，提出民主乃是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和解决政治发展诸问题的最终方法并不稀奇。

但是白鲁恂话锋一转，认为不应总执着于民主的理念，而是对民主是什么、民主的标准要有现实主义的考虑，认清促进民主增长的任务的限度在哪里。第三世界的民主是个很漫长、困难的问题，盲目简单地打开参与之门会摧毁秩序。坚强的统治和有效的行政不是民主的反面，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权威和参与应该携手并进。在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上，把大众参与置于优先性地位不切实际，更应该关注权威。民主发展不应仅仅解决参与问题，为了有个民主政府，先有个政府和權威很必要。②

权威政府。所以，白鲁恂在论述危机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把焦点放在了权威政府的能力上。事实上，五项危机的提法也正是从政府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角度定义的。③白鲁恂多次论述，五项危机的解决终究要归结到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上面。④白鲁恂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政治发展就等同于政府能力。白鲁恂和同事们非常重视三项发展目标中的“能力”，认为这项特征与政治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他曾明白地指出，“如果把能力视为与发展最为密切的话，那么政治发展实质上就是指的政府机构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增长”。⑤

正如前述所言，鉴于五项危机中认同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性，靠政府能力解决危机最主要也是从这两方面下手。正如上面已经介绍过的，白鲁恂认为第三世界的合法性危机更多地表现的是权威不足的“权威危机”，⑥所以在转型社会建立一个权威的政府是当务之急。但是，白鲁恂论述政府权威的着眼点不是分析政府权力如何运作、如何制定政策、如何靠强力维持政治秩序，而是关注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如何促进政府的建立，即关注权威建立的心理基础。如何才能在转型社会建立有效的权威呢?白鲁恂的回答是先建立政治认同，就回到五项危机中最重要的认同危机上面了，便又归结为政治文化的问题了。

有必要提及的是，白鲁恂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学科方法论自觉。白鲁恂认为政治学的传统就是研究权威和合法性的问题，但行为主义方法兴起之后，政治学家纷纷关注政治行为的研究，现在他把危机序列理论中对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当作全部五项危机的解决枢纽，算是对传统政治学的一种回归。⑦

政治社会化与政治认同。上面在介绍五项危机的关系的时候，已经大概叙述了白鲁恂的思路，他把政治发展中人们面临的问题主要看成主观的、政治文化的问题，即人们对集体和个人的政治身份确定与否问题(认同)和人们对政府和权威的正当性认可与否的问题(合法性)，而前者是最主要的，解决了认同问题才能解决合法性问题，进而解决其他三项更“客观”的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鲁恂所谓的“能力”“权威”“政府”主要意义上讲的是政府和权威解决转型社会中人们主观心理问题的能力，即通过促进对政治系统(民族国家政治单位)的认同进而加强对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的认可，再由政府来解决其他危机。所以白鲁恂所言的能力，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能力。

那么，政府究竟如何解决认同这个基本的政治文化问题呢?前面已经讲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使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紊乱，从而削弱了认同的形成，进而阻碍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所以白鲁恂解决政治文化问题的着眼点也是如何靠各种方式影响和塑造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而形成一致的认同。

白鲁恂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当中论述了若干方面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其中反叛乱、军队和传播(传媒)这三个问题与政治发展关系的三部分论述在业内极为有名，白鲁恂在这三章中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着手论述如何克服第三世界的混乱政治形势的。白鲁恂的核心思想就是靠权威结构和其他社会化机构对业已成年的、已经形成自己政治观念的人们进行“再次政治社会化”，从培育和塑造新的国家认同来解决问题。

以这种思路解决问题的话，面对“叛乱者”，①政府不仅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加强民主和经济改革、短时段之内严厉镇压，更应该聚焦在如何靠树立政府强大稳定的政治形象以克服叛乱者内心的不安和满足其追寻认同的需求来着手解决问题，要对叛乱者的政治理念进行“再教育”、对其政治认同进行“再培育”。②

军队则是转型社会培育政治认同的最好组织。军队不仅本身就是最复杂、先进的、最现代的政治组织，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士兵入伍当兵的过程本身就是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给他稳定的心理安全感，会让他形成以能力取向的现代世界观，会形成他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③

政治发展中的“传播”大致指的是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交流，白鲁恂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宣传自己的形象和加强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而专业的传播阶层——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可以起到训练公民的作用，可以沟通政府与民众、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帮助政府进行“再次的政治社会化”。④

政府、军队、大众传媒都是转型社会有益的“政治社会化”机构，通过诉诸影响人民观念的形成过程，可以培育新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文化。

在论述政治文化的时候，白鲁恂很重视传统的作用。白鲁恂不止一次论述过，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就是传统消逝、现代性确立的过程，但是政治领域这个结论恐怕不成立。政治行为实在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变迁非常不同的领域。⑤按照帕森斯的说法，“现代”的行为模式应该是个人利益取向的，应该是专一性的角色关系，应该是情感无涉性的。政治发展的本质是建立组织和合作的机制，是人类群体性属性的表现，是要求人和人之间建立互动关系的过程。所以，恰恰集体取向的、情感性的、扩散性的“传统”行为模式是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的和政治发展的。白鲁恂后来总结到，政治发展应该求诸集体认同和共同的历史经历。⑥所以，白鲁恂指出，政治学中关注的不是如何削弱传统、确立现代性，而是如何利用传统助力于政治发展。⑦这里也可以看出，白鲁恂反对两分法的态度甚至比阿尔蒙德更加的彻底。

四、白鲁恂与阿尔蒙德理论的分疏及其与亨廷顿理论的亲缘关系

(一)白鲁恂与阿尔蒙德学术理论的分疏

可以看到，尽管白鲁恂继承了阿尔蒙德的一些学术思路，诸如结构功能论的某些分析因素(分化)、政治文化进路等，但是并没有按照阿尔蒙德政治学开创的路径做进一步阐发，而是另起炉灶，进行了颇为不同的理论建设。白鲁恂和阿尔蒙德主要分疏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历史-理论、变化-静止、心理文化进路-社会结构视角。

首先，阿尔蒙德的政治学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社会科学理论，白鲁恂的政治学则更多从经验出发，采用的是比较历史方法。①

其次，阿尔蒙德更多关注的是不同政治体的横向对比，②白鲁恂则主要关注纵向变化，即政治体为什么变化和如何变化的问题。

再次，阿尔蒙德主要采取社会结构视角，白鲁恂则应用文化心理进路。在阿尔蒙德庞大的概念体系中看不到个人动机、主观心理、人的能动性的影子，在他的观念中政治单位是个规律性的、高度模式化运行的、与外界交换要素的大系统;而白鲁恂体认到的政治运行与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并不相同，③他顯然更注意从人的主观性(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

由此可见，尽管两个人在师承上和学术组织职位上的确有承继关系，白鲁恂的一些观点也受到阿尔蒙德的影响，但学界传统习见所认为白鲁恂是阿尔蒙德理论的继承者和阐发者是不大合适的。不仅白鲁恂的理论和阿尔蒙德的理论不一样，而且把白鲁恂的理论算成“现代化理论”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错上加错。如果说阿尔蒙德多少带有“现代化政治学”的影子的话，诸如结构-功能论、有保留的两分法等，那么其实白鲁恂的理论是连这两个都反对和颠覆的。相反，白鲁恂的理论还和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亨廷顿有一定亲缘关系。

(二)白鲁恂与亨廷顿理论的亲缘关系

1968年，亨廷顿发表著名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④该书主要的观点是：第一，就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经济发展(现代化)会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甚至政治衰朽、而非民主。而且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两个目标交错的运动，并不是一个事物上严丝合缝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政治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有评论说亨廷顿重视研究政治本身，把政治因素重新带回到政治学当中。第二，就政治发展的前景和目标而言，并非是民主化，而应该是秩序。面对可能的政治衰朽的情况，变化中的社会应该建立强大的、具有控制力的、制度化的威权主义政府来抑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维持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根本拒绝使用“政治现代化”，甚至“政治发展”这样具有明确目的论色彩的概念，而是改用“变化”这个不预设任何演变结果的词汇。这就彻底终结了传统-现代两分法。⑤

我们可以看到，白鲁恂和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第一，白鲁恂与亨廷顿一道颠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经济社会现代化会带来政治现代化(“好东西一起来”)的观念，而且强调政治学应该重视对政治现象本身的分析。

与亨廷顿一样，从一开始白鲁恂就不认为经济和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可以“一起来”，他的分析起点正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会造成政治发展(民族国家组织的建构)的困难。⑥

而且和亨廷顿一样，白氏也强调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并非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因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是个客观的变迁过程，但政治领域充斥着太多主观性，其变迁机理往往与经济社会的变迁不甚相同。所以，白鲁恂也主张政治学应该加强对于传统范畴——权力和制度的研究，他更强调权威、合法性、制度化、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和“权力”牵涉的、政治学原本关注的研究对象。⑦而且他还把政治发展提高到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同等重要(也是相矛盾)的位置，认为如果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解决不好的话，现代化是无法顺利实现的，这也赋予了政治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极高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

第二，白鲁恂和亨廷顿都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前景不一定是民主，也一道颠覆了政治发展研究中传统-现代的二分法。白鲁恂理论和亨廷顿最突出的一个相同点是其对于政治秩序和政府能力的强调，白鲁恂对政治权威和军人政权的正面意义的论述与亨廷顿的主张非常一致。当然，白鲁恂不像亨廷顿那样立场鲜明地排斥民主化，但他主张至少政治秩序和民主一样重要。

亨廷顿和白鲁恂在反对两分法方面的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一方面，白鲁恂主张传统和现代往往混合起作用，要利用传统帮助达到现代化的目的，①亨廷顿认为现代往往是对传统的补充而不是取代。②另一方面，白鲁恂其实也不是按照传统和现代的概念来组织政治发展研究的，在他的理论视野里，自现代化变迁的大潮冲击世界以来，在政治领域就只有危机和解决危机的问题了，政治发展优劣的分野是危机的顺序和解决方式，而不是传统-现代。亨廷顿也认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政治特征的区分上，更有意义的范畴是政府的效率和效力问题、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并非是传统或现代的问题。③

所以白鲁恂认为，不宜把政治发展说成政治现代化，实际上他说的“现代化”指的是经济社会领域，涉及政治问题只用“发展”。白鲁恂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本质上政治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政治发展本身并不(或更少)涉及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换句话说，“现代化”只是政治发展的背景，而不是其内容。这样，白鲁恂就把传统-现代二分法还原给了经济社会领域。亨廷顿则比白鲁恂走得更远，甚至连“发展”都不用，而只用“变化”。但两者都拒绝现代化这个学术用语，这点是一致的。

而且亨廷顿和白鲁恂也互相承认他们的学术共同点和互相的影响。白鲁恂曾论述，对于“好东西一起来”，亨廷顿和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不决绝地认为发展道路平顺;④亨廷顿也很推崇白氏在政治发展定义所做的工作，并认为两者是一致的。⑤亨廷顿也非常欣赏白鲁恂的历史比较方法。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学术习见相反，是亨廷顿与白鲁恂一起颠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

五、结 语

现代化理论是一场浩大的思想运动，内部充满了复杂性和差异性，其“硬核”的部分就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但是这种观点具体应用在其他学科领域(尤其是政治学)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变化，这通常是学界较少注意的面相。其实确定白鲁恂和亨廷顿谁是真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因为其研究对象不同于经济现象的特殊性，政治学家群体(包括阿尔蒙德)整体上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比较疏离的，并近乎一致地采取了抵制态度。

就现实意义而言，重新“发现”白鲁恂的“强大政府论”、在社会变迁中重视政府能力的学术取向，回应了近年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过度“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能力衰弱进而引发政治衰败、“强人政治”兴起等现象，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更好地理解和提出政治秩序和国家建构的正当性，为国家与政府能力正名。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分离运动愈演愈烈的新形势下，重新重视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与认同塑造问题也恰逢其时，白鲁恂的理论和观察很大程度上提供一种理解该问题、甚至解决该问题的思路。

【作者简介】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社会科学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作者：翟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