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化学历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创新精神也是二十一世纪人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历史课程包罗万象，有极其丰富的创新教育资源，从历史中汲取创新的精神动力，培养学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这是历史新课程对我们历史教师提出的新任务。因此，历史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第一篇：化学历史论文范文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综述并对比了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两个研究范式，即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和基尔索、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两个范式都是静态视角，都认为文化是通过经济体制和个体行为来影响经济绩效。历史研究把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而实证研究把文化局限于宗教和地域;历史研究重在比较各国文化影响各自经济体制的不同结果;实证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一般机理。经济绩效对文化的影响以及实验研究是主要发展方向。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苏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苏东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代理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宗教信仰程度采用宗教信仰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宗教信仰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宗教信仰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宗教信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宗教信仰、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代理变量，利用代理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代理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基于文化视角的比较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由罗斯菲尔德和津加莱斯等开创的。罗斯菲尔德的研究和津加莱斯等的研究分别代表了“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思路。已有的研究都发现，文化是解释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变量，文化也影响了人们看待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方式和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方式，文化也改变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原则，总之，文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参与人的偏好、信念、行为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来影响经济绩效。罗斯菲尔德运用一般性的文化概念，全面考察了文化对经济体制运行与经济绩效的多重影响;津加莱斯等则运用有限的文化概念，实证考察了文化对信任等少数偏好或行为特征的影响，并借助偏好或行为的改变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研究上还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利用实验室的可控环境，进行实验研究。实验室实验采用抽象可控的环境，利用价值诱导，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直接进行决策，能屏蔽各种环境因素，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决策结果中就可以直接明确文化对某些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第二，扩展基尔索等人的研究，把对文化及其传导机制的考察扩充到信任、信念和偏好之外的领域(这一扩展可以借鉴罗斯菲尔德框架的研究结果)。同时通过收集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的理论，提出更贴近现实的代理变量或收集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目前关于文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探讨都是静态的，是考察现存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但是，经济绩效和政治体制也会塑造文化，文化会随着经济活动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有时是很迅速的。例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择业观念、婚姻家庭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是改革和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交互作用，只有从文化的来源上来理解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作者：李建标 汪敏达 任广乾
第二篇：在历史课程改革中强化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摘 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创新精神也是二十一世纪人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历史课程包罗万象，有极其丰富的创新教育资源，从历史中汲取创新的精神动力，培养学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这是历史新课程对我们历史教师提出的新任务。因此，历史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关键词】历史教学;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创新精神也是二十一世纪人才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历史包罗万象，有极其丰富的创新教育资源，从历史中汲取创新的精神动力，培养学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这是历史新课程对我们历史教师提出的新任务。笔者拟就创新历史教育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就要有教师的创新教学
历史课程创新教学，从操作性角度讲，应要经得起“三问”：
1.教学内容形式是否与日俱进
历史学科就像一条历史长河，是让学生只要学会游泳就行了，还是让学生学会“蛙泳、蝶泳、仰泳、花样游泳”呢?教学内容与形式是否与时俱进，不仅成为能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思考新形势下历史课程如何发展的现实起点。历史教学如果总是老一套，不贴近学生生活现实，不贴近社会实践，无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也就失去了历史新课程的意义。
2.是否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鼓励了他们的探究行为
基础教育时期是促成或扼杀青少年好奇心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的思维定势尚未形成，头脑中的局限性不多，更容易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对事物产生好奇心，并进一步加以探究，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在事物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形成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创新人才的根本基础，历史中有的是“谜”，有的是创新资源，所以，一定要着眼于营造兴趣盎然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鼓励他们的探究行为，才能真正“教学相长”。
3.是否鼓励学生们质疑发问、奇想异想
青少年有求知好问的天性，但主动积极的问题意识、善于质疑提问的能力和勇于挑战权威是需要后天来培养的。历史长河的“谜”需要我们以问题为纽带进行教育、教学，帮助同学们把他们具有创新的反应付诸行动;赞赏他们的奇思异想，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允许他们出错，给他们广阔的驰骋想象的空间;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质疑能力。既要发展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又不能忽视操作性和动手能力，这是创新教育的关键所在。
青少年在历史长河中“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创新求异的本能和欲望需要精心呵护，需要我们历史教育“传帮带”。我们历史教师需要努力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改革更新教育方法，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历史教学中创新精神的培养
历史新课程赋予我们历史教师新的任务，那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呢?
1.发扬课堂民主，让学生想创新
营造宽松和谐、民主、愉快的课堂气氛，能激活学生思维，让学生想说、想问、想试。这样的氛围能唤起学生强烈的主体意识，教师应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去接受、信任、尊重每一位学生，满足和保护他们的发表欲，快餐文化 激起学生大胆创新的信心。如教学“罗马人的法律”时，让学生上台表演(或口述)各种案件的审理，经补充、讨论，同学就能很快比较、总结出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异同，从而得出法律的制定是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规律。由此可见，发扬课堂民主，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去研究、探求、尝试、创新。
2.开发探究时空，让学生能创新
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悟出历史问题，使学生有机会来创新。例如：在“百家争鸣”的教学中，组织小型班级辩论会，同学们在当“家”的过程中就不由自主地引入自身储蓄的社会知识、生活知识，并时不时掺杂各家，会“亡羊补牢”，从而得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思想解放的促进作用和与时俱进的道理。在课堂上让学生占有足够的活动时间和思考时间，享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使学生不断迸出创新的火花，运用业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通过积极的主动思维去捕捉和处理信息，去面对新知。这样，创新能力才能水到渠成。
3.强化思维训练，让学生会创新
创新思维来自良好的习惯。着力培养学生学习以下几种思维习惯是形成和发展创新精神的关键所在。
(1)好奇好问。如讲“孔子”一课时，纯收入孔子所说的“事问”(即逢事问个为什么)。引导学生探究学与问的关系，学习起源于问，要做学问首先要会问，“不学不成，不问不知”。问题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正是在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中，开始其生命历程的，学生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心，头脑中充满“?”，一旦问题形成，围绕问题应能展开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在问题意识指引下的“教学相长”有益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2)联想想象。联想和想象是思维的翅膀，联想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关系的反映，想象是加工重组经验而创造新事物的映像。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今天了解历史只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文物古迹遗址，二是文字资料。因此，我们只能说对历史还知之甚少，新课程中图文并茂，问号甚多，给学生留下了许多学习探究和活动的时空。我们的历史教育多一分幻想的色彩，多还学生一点幻想的自由，我们就能多感受到一份“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就能促进学生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创造型。
(3)独立思考。历史中有铁事例能说明思考的积极性。如讲到“大禹治水为什么会取得成功”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得出大禹一反常规，即一反以前的“堵”法，而创造性的用“疏导”法治服了洪水。结合后面让同学“修建都江堰造福千秋”，同学们个个都成了“水利专家”。
(4)关于观察。观察是一切知识的门户，是启迪学生思维的基本途径。一切科学实验、科学新发现新规律，都是建立在准确、周密、系统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历史课堂中设计安排了许多观察内容，如观察人形陶罐、舞蹈纹彩陶盆、人物鱼纹陶罐等。让学生学会观察，说不定也会有“瓦特通过观察蒸汽顶起壶盖发明蒸汽机”这样的奇迹出现。引导学生注意观察生活、观察社会现象，在学生的学习、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5)大胆质疑。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说的就是要学生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不关于提问、不敢反问、不勇于挑战权威在应该教育下成了我们学生的共同特征。“历史”是最容易让学生按照老师讲的、书上说的去死记硬背的学科。这与历史教育的本义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历史教育要注意在历史问题得出答案后有意问一问为什么，或故意反驳与学生辩论，久而久之，学生在得到答案或某种观点时，就会自己质疑，敢于质疑。
(6)勇于实践。现实中，有新奇想法的学生不少，但缺少能够把新想法付诸实践的学生。没有实践就没有创新;勇于实践，创新才会“如活水来”。历史中不乏有鲜活的史例：愚公移山、商鞅变法、毛泽东挑战权威苏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等。我们历史老师要通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学生克服墨守成规、浅尝辄止、安于现状等妨碍创新的消极心理，主动探索、乐于探索，进行研究性学习，创新萌芽就会茁壮成长。
有位未来学家预言：“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留给人类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不同程度的创造性工作”。今天，历史新课程赋予我们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的重任，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积极地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创新条件，才能不断强化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作者：周建斌
第三篇：米炒党参的历史沿革及其现代炮制工艺、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20.14.22
摘 要 目的：为促进米炒党参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在查阅历代古籍、《中国药典》及各省市炮制规范的基础上，以“米炒党参”“炮制”“历史沿革”“固体辅料”“化学成分”“药理作用”“Rice fried Codonopsis Radix”“Processing”“History evolution”“Solid accessories”“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ons”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等数据库中组合查询2010年1月-2019年12月发表的相关文献，对米炒党参的历史沿革、现代炮制工艺、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进行综述。结果与结论：共检索到相关文献330篇，其中有效文献60篇。米炒党参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清代，是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党参炮制品种，纵观其历史沿革及各省市炮制规范，米炒党参所用炮制辅料“米”包括大米(或粳米)和小米，也有部分规范未对其予以明确。有关其炮制工艺的研究以炒制温度、时间以及米种类、用量为主，但所得工艺各不相同。米炒党参的化学成分主要有5-羟甲基糠醛、党参炔苷、党参多糖等;与党参相比，经米炒制后其5-羟甲基糠醛、锌、铁含量均有所升高，党参多糖和挥发性成分含量则有所降低，党参炔苷含量的变化尚无统一结论。米炒党参的药理作用有调节免疫、保护胃肠功能、抗疲劳、抗氧化等。目前关于炒制党参用米种类的选择、用米种类对米炒党参药理活性的影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米炒党参;历史沿革;炮制工艺;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党参为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Franch.)Nannf.]、素花党参[C. pilosula Nannf.var. modesta (Nannf.) L. T. Shen]和川党参(C.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1]，是常用补益类中药，具有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之功[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党参具增强机体免疫力、保护胃肠道黏膜、促进造血机能、调节血糖、抗疲劳等作用，活性成分有多糖类、聚炔类、生物碱类及萜类等[3-4]。
关于党参的炮制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清朝，最早的炮制品种是蜜炙党参[5]。目前，党参的主要炮制品种有米炒党参[1]、蜜炙党参[6]、麸炒党参[7]、土炒党参[8]等。清代《时病论》中曰：“米炒，治脾土虚寒泻泄”[6]，即米炒后党参气变清香，补气健脾止泻作用增强;清代《得配本草》记载“补肺拌蜜蒸熟”[9]，即党参经蜜制后可增强其补中益气、润燥养阴的作用;现代研究表明，党参经麸炒后，其健脾和胃作用增强[7];《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5年版)》记载，党参土炒后，其补脾作用有所增强[8]。可见，党参经不同辅料炮制后，其功效各有侧重。
上述诸多炮制品种中，仅米炒党参纳入了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1]，本课题组前期通过查阅古籍、文献及各地炮制规范中对米炒党参的相关记载，发现最早炒制党参使用的“米”是小米[10]，而目前米炒党参则多以大米为炮制辅料[11]。小米和大米在性味上并不相同，小米性涼，味甘、咸[12]，而大米性平，味甘[11]，因此本课题组推测党参经过小米炒制与经过大米炒制后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可能不尽相同。为深入了解米炒党参的历史沿革、现代炮制工艺、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笔者在查阅历代古籍、《中国药典》及各省市炮制规范的基础上，以“米炒党参”“炮制”“历史沿革”“固体辅料”“化学成分”“药理作用”“Rice fried Codonopsis Radix”“Proces- sing”“History evolution”“Solid accessories”“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ons”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等数据库中组合查询2010年1月-2019年12月发表的相关文献。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330篇，其中有效文献60篇。现对米炒党参的历史沿革、现代炮制工艺、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促进米炒党参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米炒党参的历史沿革
中药炮制中以“米”作为固体炮制辅料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13]，此时所用的“米”为粟米，即小米，是我国特产粮食，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山西是主要产区[14]。小米性凉，味甘、咸，有补脾气、调节胃肠道等功效[12，15]。《本草纲目》记载，粟米味咸淡，气寒下渗，肾之谷也，肾病宜食之，虚热消渴泄痢，皆肾病也，渗利小便，所以泄肾邪也，降冒火，故脾胃之病宜食之”[16];《名医别录》也写道：“粟米，味咸，微寒，无毒。主养肾气，去脾胃中热，益气”[17]。由此可见，小米自古就有药用的先例。随着粳米种植技术的成熟以及人们饮食习惯逐渐转向以粳米作为主食，炮制所用的粟米也逐渐被粳米替代。粳米是大米的一种，主产于我国东北、华北和苏南等地，其性平、味甘，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除烦止渴、止泻痢等[11]，可用于呕吐、泻痢或温热病所致的脾胃阴伤、胃气不足，口干渴等症[18]。
党参炮制历史较短，对米炒党参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清代的《时病论》，但该书并未明确所用的炮制辅料“米”的种类。现代研究中，张引等[19]曾用小米作为辅料炒制党参，具体炮制工艺为：取小米用急火炒至微黄色，将党参片倒入，改用文火炒至党参片呈黄色，出锅，筛去米。每100 kg党参片用小米20 kg。但目前有关米炒党参的文献研究及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或临床使用时所用的炮制辅料均为大米，炮制工艺多为：取大米置于热的炒药锅内，用中火加热至米冒烟，投入党参片拌炒至党参片表面呈深黄色时，取出，筛米，放凉[20-22]。
2 2015年版《中国药典》及各地炮制规范中米炒党参的收载情况
经查阅，目前除了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了米炒党参外，另有13部地方炮制规范收载了米炒党参，其具体炮制工艺、用米种类及比例详见表1 。由表1可见，各部炮制规范收载的米炒党参炮制工艺大体相同，基本都是将党参片和米拌炒至党参片呈黄色、深黄色或老黄色，但缺乏明确、统一的技术参数;用米比例也大致相同，以每100 kg党参片用米20 kg为主;而各个炮制规范的用米种类则有所区别，有大米(包括粳米和糯米)或小米，也有规范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3 米炒党参的现代炮制工艺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规定的米炒党参炮制方法为“取党参片，照炒法(通则0213)用米拌至表面深黄色，取出，筛米，放凉。每100 kg党参片，用米20 kg” [1]，但具体工艺参数并不明确，仅以炮制品表面颜色判断炮制终点，无法有效控制米炒党参的质量。为此，有学者选择炒制温度、炒制时间、米种类和米用量等4个因素，以色差度作为样品的形性指标，以样品中的醇溶性浸出物、多糖、党参炔苷和5-羟甲基糖醛(HMF)含量作为化学指标，采用正交试验设计优选米炒党参的炮制工艺，最终获得最优炮制工艺为：以粳米在140 ℃下炒制10 min，饮片与粳米的比例为100 ∶ 30(kg/kg)[20-21]。吕辰子等[22]选择炒制温度、炒制时间、药物与辅料(大米)比例等3个因素，以党参炔苷含量为评价指标，采用响应曲面法优化米炒党参的炮制工艺，最终获得最优炮制工艺为：以大米在182.77 ℃下炒制1.76 min，饮片与大米的比例为100 ∶ 55(kg/kg)。该研究虽明确了用米种类，但在优化后的工艺参数中，党参饮片与大米的比例与药典规定相差较大，该结论尚待进一步证实。
4 米炒党参的化学成分
4.1 5-HMF
5-HMF是中药在炮制过程中发生美拉德反应的产物，即葡萄糖等单糖化合物在弱酸或高温等条件下脱水生成醛类化合物，5-HMF广泛存在于含有糖类化合物的中药中[33-34]。研究发现，许多中药经炮制加热后均会产生5-HMF或该化合物含量增加。同样，米炒党参在炮制过程中会生成5-HMF，推测可能是党参所含多糖与阿魏酸等酸性物质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所得[35-36]。不少研究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的结果证实，米炒党参中的5-HMF含量显著高于党参饮片[37-38]。基于“表里关联”探讨米炒党参炮制过程中质量传递规律的研究也发现，在党参用米炒制前后，5-HMF的含量变化明显[39]。可见，5-HMF可作为米炒党参炮制过程的质量监测标志物之一。中药炮制讲求“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故研究米炒党参炮制过程中5-HMF的含量变化及其与米炒党参药理活性及毒副作用的关系，对如何控制米炒党参质量及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40]。
4.2 党参炔苷
党参炔苷是党参及米炒党参的标志性成分，为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记载的党参药材及饮片鉴别的指标性成分之一，对炮制前后党参炔苷的含量变化进行研究，有助于米炒党参质量标准的制订与完善[41]。有研究显示，与生品相比，党参经米炒后，其中党参炔苷的含量有所增加[42-43];但也有研究显示，米炒后党参炔苷的含量有所降低[38]。对于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还有待分析，但多数研究证实，在党参的各种炮制品中，米炒党参中党参炔苷含量高于蜜炙党参、土炒党参，但低于酒制党参[42，44]。
4.3 多糖
多糖是黨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33]，米炒前后多糖含量的变化和药效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45]。不少研究采用苯酚硫酸法对党参米炒前后的多糖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均表明经米炒制后，其多糖含量显著低于党参饮片、蜜炙党参和清炒党参，但明显高于麸炒党参[37，43，45]。
4.4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对人的生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摄入过量、不足或不平衡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人体生理的异常或疾病的发生[34]。有研究报道，党参含有多种微量元素[46-47]，经炮制后其微量元素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有学者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对党参不同炮制品中锌、铁、钙、铜、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发现米炒党参中含有锌、铁、钙、铜、锰等人体必需的有益的微量元素;与党参生品比较，米炒党参的锌、铁含量有所升高[48-49]。铁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不仅与血红蛋白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关系，还跟能量代谢关联密切[50];锌对人体免疫系统和防御功能具有调节作用，是参与免疫功能的重要元素[51]。可见，党参经米炒制后锌、铁含量的升高可能为米炒党参益气补血的药理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4.5 挥发性成分
党参具有特殊香气[1]，这种香气可能来源于党参中的愈创木二烯、2， 8-莰烷二醇、1-[6-羟基-2- (1-甲基乙烯基) -7-苯并呋喃基]乙酮、金合欢烯等挥发性成分[52]。炒制是一个升温加热的过程，这可能会导致挥发性成分含量发生变化。有研究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党参及其炮制品中的挥发性成分，并用气质联用技术(GC-MS)对其进行分离鉴定，结果表明，相比于党参生品，米炒党参所含的挥发油含量有所降低[52]。
5 米炒党参的药理作用
5.1 免疫调节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党参及其炮制品中的多糖成分均具有显著的免疫活性，可能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药效物质基础[53-54]。刘佳等[55]通过喂饲厚朴三物汤煎剂加饥饱失常建立脾虚证家兔模型，探究米炒党参的治疗效果。结果，与模型组比较，米炒党参组家兔血清中干扰素γ(IFN-γ)和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均显著升高，环磷酸鸟苷(cGMP)水平显著降低，cAMP/cGMP比值亦显著升高(P<0.05)，提示米炒党参可增强脾虚家兔机体的免疫功能。党参多糖还能增加免疫抑制模型小鼠的脾脏指数，提高INF-γ、白细胞介素2(IL-2)、IL-10、血清免疫球蛋白G(IgG)水平及盲肠中的回肠分泌性免疫球蛋白A(sIgA)水平[56];其可显著升高C3H/HeJ小鼠血清中IL-6、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具有促进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及T细胞免疫的作用[57]。
5.2 对胃肠道的保护作用
有研究以BL-420F型生物机能平滑肌实验系统作为检测工具，发现米炒党参能显著兴奋家兔离体胃肠平滑肌，缓解新斯的明和氯化钡引起的强直性收缩[37]。刘佳等[55]的研究结果表明，与脾虚证模型组家兔相比，米炒党参组家兔血清中胃泌素(Gas)和促胃动素(MTL)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表明米炒党参可改善脾虚证模型家兔的胃肠动力。有研究显示，灌胃小剂量党参炔苷后，给药组大鼠的溃疡指数和Gas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而前列腺素水平显著高于模型组，表皮生长因子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升高(P<0.05)，表明党参炔苷对乙醇致大鼠胃黏膜损伤具有一定的修复作用[58]。另有研究表明，党参甲醇提取物和党参无水乙醇提取物也能明显降低大鼠胃黏膜溃疡指数[59]。
5.3 其他作用
此外，党参及其炮制品还具有抗疲劳、抗氧化等药理作用。研究显示，与党参片相比，米炒党参抗疲劳能力有所增强[43]。周玥[60]的研究表明，党参用米炮制后，新生成的5-HMF具有抗氧化作用，能降低心肌缺血模型小鼠血清中乳酸脱氢酶活性和心肌组织中丙二醛含量，有抗心肌缺血和改变血液流变学的作用。
6 结语
由上述文献可知，对米炒党参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清代，目前有关米炒党参的研究文献大多数参考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的炮制方法，而对于米炒党参所用米的种类尚无统一规定，各地炮制规范对米炒党参炮制辅料用米种类也说法不一。有关其炮制工艺的研究以炒制温度、时间以及米种类、用量为主，但所得工艺各有不同。米炒党参的主要化学成分有5-HMF、党参炔苷、党参多糖等;经米炒后，米炒党参具有增强机体免疫、保护胃肠道等多种药理作用。今后的研究可对党参经小米炒制与经大米炒制后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系统比较，明确各自优势，从而规范炮制规则。不同文献中对党参米炒前后党参炔苷含量变化趋势无统一说法，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在药理作用研究方面，后续研究可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米炒党参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党参为山西道地药食同源药材，小米为山西特色杂粮，因此可开发旨在改善胃肠功能减退、免疫力低下等健康问题的药品或功能食品，可以充分利用山西道地药材及特产资源优势发展药食同源产业，促进功能食品行业发展及地方中药特色产业发展，并带动當地经济技术发展，形成地方独特和强大的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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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1-09 修回日期：2020-06-10)
(编辑：孙 冰)
作者：王梅 荆然 王越欣 冯敏 张文智 郝旭亮 倪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