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社会历史论文

[摘要]两汉时期在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曾分布着大量的两汉边关屯戍机构和屯戍点，它们既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极度完善与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曾对汉朝国家安全，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汉代西北边关屯戍的过度发展，不仅给汉代国家的长期文明繁荣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两汉时期社会历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两汉时期社会历史论文 篇1：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二：从政治建制、经济开发、文化影响等角度研究当时中央对贵州的经营；不同时期不同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倾向不同。

【关键词】两汉时期 中央政府 贵州 民族政策 文献

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为处理民族关系而制定的方针，它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今天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缘因素，贵州历史上留下许多“空白处”，古代文献中有关贵州历史的记载少之又少，因此，相对其他地区，专门论及贵州的专著、论文较为缺乏，特别是专题研讨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成果更为稀少。本文仅就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述作一综述，旨在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概况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目前学界所关注的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建制、经济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政治上的建制。《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编委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西汉初年，即从汉高祖至汉景帝这七十余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政治上基本无所作为。政治上的大规模建制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修“南夷道”，之后汉政府在贵州先后设立键为、牂牁二郡，贵州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建制。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反叛被灭，从此夜郎地区直接纳入郡县制体制。王莽时期，改牂牁郡为同亭郡，东汉建立后仍恢复原郡名，重建在牂牁的统治。上述事实，木芹在他的《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做了详细叙述。除此之外，木芹还从汉族的内聚力和少数民族的内向力这一角度论述了中央政府政治建制成功的原因。侯绍庄等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專门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开发和设置，并谈及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建制上的特点，一是郡县的划分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所属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二是郡国并存、土流并治。其他如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此内容也有涉及。

其次，关于经济上的开发。《贵州通史》以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了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书中指出：汉初，中央政府虽与贵州地区无官方经济往来，但民间经济交流并未断绝。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建制，中央政府也加大了经济上的开发力度，其主要措施是“募豪民，田南夷”。税收方面异于内地，仅以贡赋的形式向地方王侯象征性地征收少量地方特产，此政策持续到王莽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贵州地区虽有反抗中央政府的行为，但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压迫和民族歧视所致，而非经济剥削。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曾一度企图按内地标准对贵州地区征收赋税，遭到反抗，遂仍沿袭西汉时的政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一书明确指出汉族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则从汉族经济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如铁制工具的传入使用、铁矿的开采等角度来谈中央政府对贵州经济上的经营成效。

第三，关于文化上的影响。《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认为，汉武帝时，随着中央政府在贵州政治、经济影响的提高，汉文化已逐渐为“夷”族所接受，其典型代表为舍人和盛览。东汉时期接受汉文化的人逐渐增多，层次也有提高，其典型代表是尹珍。《贵州通史》指出，东汉是贵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贵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学说也开始传入，出现了一些熟悉儒家经典的人物，代表性人物也是尹珍。而范同寿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则对汉三贤中的舍人和盛览是否真有其人、籍贯是否在贵州提出了质疑。蓝勇《西南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就是移民文化，移民主要有屯户、官吏、士兵、罪犯、商贾等。

两汉时期的贵州民族政策。分两种方式论述：

第一，整体上论述。胡邵华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中国西南民族史概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在西南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统称为初郡政策，包括六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二是对民族首领“厚赐缯帛”，以此拉拢，三是“无赋税”，四是移民屯田，五是选派廉洁官吏，六是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胡邵华在其《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提法则不同，它认为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策政治上是“羁縻”，经济上是移民垦殖。政治上“羁縻”的实施范围有个从小到大、不断扩大的过程：西汉时实施范围局限于生产相对发达、产生阶级分化的地区，对于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还不能有效地统治；而到了东汉，整个贵州甚至西南都已在“羁縻”政策的实施范围内。关于移民垦殖这一经济政策，书中指出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汉移民是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縻”的可靠支柱。

第二，分阶段说明。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即西汉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时期论述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夷的民族政策：西汉时期汉武帝在位时的民族政策，包括厚贿、武力统一、以故俗治、开通道路等；王莽摄政时的收买政策，即位后采取的降低封号的民族歧视政策；东汉时期的以德化为主、辅以武力，具体包括以夷制夷政策、廉吏政策、征收赋税政策、武力讨伐政策等。该文内容翔实，论述全面，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缺少制定这些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其二，某些方面史料说服力不够。孙长忠的《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一文着重论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他明确提出当时实行的是开明的民族政策，论述内容更加翔实，除开通道路、以故俗治两方面与李正周提法一样外，还论及了派遣和平使者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实行“无赋税”的经济政策，募民屯垦等内容。关于王莽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汤夺先《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认为只有一点，即民族歧视，包括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和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一文分析了光武帝在“柔和”指导思想下，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实施的不同民族政策，对“西南夷”，光武帝认为它属于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所以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政权内部问题，采用比较稳定的控制措施。陈金凤的另外一篇文章《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汉明帝时期的民族政策倾向于同西南加强政治联系。

从其他角度论述贵州在两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有：谷口房男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认为现存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是中央政府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统治的证明，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张峻的《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则论述了这一时期民族迁徙的状况、特点和意义，而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特点

综上分析，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对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或者说不足：

相关研究少，对贵州民族政策的专题性研究则更少。对其论述主要散见于对“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或是对该时期整个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这一特点无论是在讲述开拓经营的事实或在分析具体的民族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如专著中的《两汉民族关系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论文中《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等都是将其放在“西南夷”这一大的框架范围内，而鲜有单独就中央政府对“西南夷”民族政策进行论述的。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

理论性不强。民族政策的制定背后是民族观，它是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关于民族观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上述有关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较多谈及的是该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其背后的民族思想较少涉及。如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内容翔实，论述也比较全面，但关于这些民族政策制定的思想理论依据不足。类似不足在其他专著和论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就使得民族政策的研究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说服性，也是值得学者们思考的地方。（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0ZC078）

作者：党会先

两汉时期社会历史论文 篇2：

略论汉代边关文明的代价

[摘要]两汉时期在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曾分布着大量的两汉边关屯戍机构和屯戍点，它们既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极度完善与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曾对汉朝国家安全，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汉代西北边关屯戍的过度发展，不仅给汉代国家的长期文明繁荣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　边关屯戍　过度发展　文明代价

汉代边关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的极度完善与发展。长期以来，为学界津津乐道的是汉代西北边关屯戍制度的齐备、对汉朝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汉代西北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等等。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汉代西北边关屯戍的发展，不仅给汉代国家的长期文明繁荣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两汉以后的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这种隐患主要表现在两汉时期对包括今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环境特征认识不足与开发利用的措施不当等方面。

一、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地的分布概况

两汉时期在今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曾大量分布着两汉政权边关屯戍机构和屯戍点，它们都是在汉武帝及其后历次开拓疆土的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与秦王朝及汉初拥有边关制度的不同之处是，从汉文帝开始。单纯戍卒守边的方法，逐渐有被“募民徙塞下”替代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汉书，晁错传》记载文帝时晁错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时所称。由《晁错传》所记载的内容看，既涉及秦王朝及汉文帝前元十三年之前“一岁而更”的屯戍制度，又涉及晁错建言“徙民实边”之策和汉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之举措。而且，从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看，晁错所提出的“为置医巫，以救疾病”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在居延地区也确实存在着。同时，从《汉书·贾山传》记载文帝“减外徭卫卒，止岁贡”，《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和《汉书·武帝纪》记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的记载来看，汉文帝以后，尤其是武帝之后，频繁而大量征发戍卒的现象为大规模“募民徙塞下”所替代。这一政策的施行，不仅使得“一岁而更”的戍卒呈现大幅减少和定居型移民大幅增多的趋势，而且汉代边关戍卒的守边任务也由单纯军事行为向着既戍且田的“戍田”化转变。而从居延汉简反映的情况看，两汉时期居延屯戍士卒的任务除屯田之外，还包括日常画沙中天田、候望、日迹、传送烽火、缮修器物及设施、运粮、伐茭和运茭等与明烽火、谨候望、备盗贼，确保汉塞沿边的安全和与军情的传递相关的活动。

从上所述，我们大致了解了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点的分布区域和屯戍士卒的日常工作内容。而为了更好地分析两汉边关屯戍文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十分有必要了解两汉时期上述区域的历史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状况。

二、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简况

从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事业的开展情况看，今新疆天山南北路、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古阿拉善高原、阴山南北及鄂尔多斯高原都是重中之重的地区。为了阐述的方便，拙文依次述之。

首先，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区域是指一特定的地理区域。据《汉书·西域传上》：“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陀以玉、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由《汉书》的记载看，两汉时期的西域，当指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置西域都护府所辖的范围，即大致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包括乌孙、大宛、楼兰、婼羌、于阒、莎车、疏勒、龟兹等国在内的天山南北地区。它们大多都有“随畜逐水草，不田作”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的特点，同时也有“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的乌孙国存在。而《汉书》所记的区域，也正是今新疆天山南北路，包括今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广大区域。现代环境调查资料显示，塔里木盆地的中心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属于暖温带干旱荒漠区：塔里木盆地无霜期180-270天，年降水量20-70mm，年蒸发量2000-3000mm。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7×104km²，是我国第一大沙漠，它以流动风沙土为主，其面积占整个沙漠面积的85％，固定、半固定风沙土多分布于沙漠的边缘地带及深入沙漠的河流两端。

关于两汉时期的气候问题，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有所涉及。他认为，北半球气候在“东汉时期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然台湾学者刘昭民认为，从西汉末至隋初(即汉成帝建始四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前29年600年)。“气候转寒旱，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反映“在史书记载中只有大寒大雪及大旱之记录，而无‘冬无雪’、‘夏大燠’，或‘冬暖无冰’等之记载，可见当时气候寒旱之甚。”笔者据《汉书》及《后汉书》的记载认为，从汉“文景之治”后，实际上恶劣气候变化之现象屡见于史籍。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等等。又《后汉书·襄楷传》亦记，桓帝延熹九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又《后汉书·五行志·大寒》记：“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说明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的气候确实处于经常性的波动之中，确有渐趋寒冷的过程。以上记载。虽多指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但从中国北半球气候的连动效应看，当时中原地区气候的变动，必然是北方及西北地区气候先行变动的直接后果。所以，与北方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中原相对应，西域地区某些小国也会因为环境的变迁、河流的改道、河水径流的减少而迫使绿洲退化，绿洲国家逐渐析分或消亡。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古楼兰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彻底消亡的。又如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利用卫星图片对克里亚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地形地貌研究：在最早的克里雅河尾闾、现已荒无人烟的地带，发现了一座早于战国时期的古代城市和墓葬群。将于阗喀拉墩遗址内的沙漠微粒进行电镜分析后，发现有关沙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沙堆积，而是由水搬运过来的沉积物。说明在早于战国时期之前，水资源远较今天丰沛。再如，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部

天山南麓和静县察吾沟墓地的发掘，共发掘墓葬600座，出土文物5000件。该墓群反映的时代从公元前1000年到两汉时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与部分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模式。同时，从这些墓葬群中大量木棺墓的出现，亦反映出当地有着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

新疆的地层资料、冰川进退、孢粉分析和碳14鉴定等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疆全新世晚期(距今2500年－现在)以温干为主。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以北处发现废弃的文书中有晋武帝太始五年(269年)的年号，文书中常记“对当地官吏士卒减少口粮的命令。有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又古楼兰城所出土的怯卢文书反映，约在4世纪时，出现了严重的用水紧张、口粮减少、种子不能人地、耕地面积缩小、粮价飞涨等一系列问题。结合1951-1980年新疆降水的情况、今新疆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对于阗喀拉墩遗址及和静县察吾沟墓葬群发掘的结果以及与竺可桢先生所论相对照来看，在8000-2500年的“仰韶温暖期”，是西域地区气候远较今天温暖，雨水较为丰沛，森林分布较广的时期。且这一时期可能延续到西汉中期。但之后必定会随着北半球变冷及变旱过程而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在新疆封闭和多沙漠、戈壁的特殊地理环境中，西汉中期以后的东汉、三国、两晋时期为温暖而干旱的气候。必定会出现温度持续升高，干旱事件增多，绿洲面积缩小，大的城邦国家走向分裂与消亡的历程。关于这一点，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所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但到西汉武帝时通西域时，由“本三十六国”，到“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的历程，即可很好地印证之。

其次。两汉时期在今河西走廊所设置的河西四郡，在中西“陆上丝绸之路”中地位重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在河西四郡中的张掖郡下的居延地区发现了近3万多枚简牍，曾轰动史坛。古居延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管辖的阿拉善高原荒漠地带，汉代隶属张掖郡；而张掖是武帝打败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后，于元鼎六年之后相继设置的管辖匈奴故地的河西四郡之一。

关于汉代居延的古地理环境状况，《文献通考·舆地考八》甘州条记载：“《禹贡》日‘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即此地也。又黑水之所出焉。春秋及秦，并为狄地。汉初，为匈奴所居，武帝开之，置张掖郡。后汉、魏、晋并同。沮渠蒙逊始都于此”，其下注文称：“合黎水、弱水并在张掖县界。其北又有居延泽。即古流沙也”。到宋代时仍有“麝香、野马革、冬柰、枸杞实”等物产，从而说明至少在宋代之前，居延地区既有流沙，又有居延泽的存在；而有贡品“冬李、枸杞实”的存在，亦说明此地有灌丛存在。然而，两汉时期居延地区，今属于由阿拉善盟管辖的阿拉善高原荒漠地带，气候极度干旱。大部分地区年降水在50mm左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50-100倍，植被以旱生及超旱生的深根、肉质、具刺的灌木和小半灌木为主，其中麻黄、白刺、藜、藁是其重要的区系成分，属典型的荒漠植被。该区属贫水区，地下水深且矿化度高，地表水主要为祁连山冰雪融水沿黑河水系的弱水流入境内，土壤成土母质粗骨性强，壤质、粘质土极少，pH值在7.5-9.1之间，土壤盐碱度高，植物生长极为困难。参考古地理学家于1983年对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察结果，通过在烽燧遗址距地表30-80cm之间地层出土“建平四年(公元前6年)”和“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的汉简看，可证明该地层是形成于汉哀帝到汉成帝期间的西汉晚期堆积。同时，通过对地层中孢粉的分析，发现西汉晚期的花粉组合中以沼生、水生植物香蒲、眼子菜的花粉占优势(64.4％)，其次是旱生的禾本科。说明该地区尚有一定偏淡的湖沼，但缺少森林，有中旱生的草本或小灌木，也可能种植禾本科谷物。同时，亦说明额济纳旗地区在汉代的气候较今温暖而湿润一些，周围环境中水源也比较充足。由此看汉武帝设张掖郡，置居延塞时，居延还是远较今温暖、湿润，有河流湖泊存在的比较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农牧交错地区。此外，关于两汉居延气候条件，还可参考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苏联学者彼斯帕洛夫对蒙古国气候和环境研究的成果。今蒙古国南部的戈壁，即是与汉代居延山川相连的地区。亦正是两汉时期正史中经常提及的“大幕”地区。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该地区的气温、降水的调查情况看，戈壁7月绝对最高温度常常达39-40℃。相反，戈壁的冬季最低温度在-35℃左右，远远低于同纬度地区。季节性降水是今蒙古戈壁气候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蒙古国南部戈壁的年平均降水不超过110-130mm，夏季降水量最大，且普遍以暴雨的形式下降；春、秋两季较少，冬季最少，只有4-7mm。同时，每年4-5月间草木尚未萌发，且北风烈烈，风力常达最大速度。7-8月为夏季，干燥无风。9-10月上旬为秋季。10月中下旬小溪和河流结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汉代居延虽有河流、湖泊存在，且比较适合屯戍，但从其与北部毗邻的今蒙古国南部大面积戈壁、荒漠存在的环境特征和干旱、少雨、多风以及夏季酷热、冬季漫长而寒冷的气候特征看，居延的生存环境十分脆弱，并且不太适合大规模屯戍活动的开展。按照西汉武帝前中原地区气候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的变化规律看，秦至西汉前期的居延，应较现在温暖、湿润一些，但终不能改变冬季严寒、夏季酷暑，降水少和蒸发量大的气候基本特点。至于中原地区气候公元前1世纪至东汉时期北半球气候日趋寒冷之后，居延地区的气候肯定会更加恶劣。

再次，两汉时期在今阴山南北和鄂尔多斯高原及陕北、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是极为重要的屯垦之处。早在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命蒙恬将30万之众北击匈奴，攻取了今乌加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并“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逋戍以充之。”自此，终秦一代，阴山之北的匈奴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灭亡后，《史记·匈奴传》记载，“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逋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直至武帝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才得以恢复秦时旧土。然近有学者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考证发现，西汉末年《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五原郡属县竟大多在汉朝手中，甚至包括其最西部的西安阳县。由此，他认为汉武帝所收河南地，只相当于《汉志》朔方郡而已。

据《史记·匈奴传》记载，从秦末到汉初，匈奴一直是由冒顿单于统治着，不仅迅速征服了东胡，向西赶走月氏，平定了楼兰、乌孙、乌揭，稍后向北收服了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向南吞并楼烦和白羊河南王，还收复了秦将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形成“东接秽貉、朝鲜”，西至西域，南与汉朝对峙的匈奴帝国。而汉朝在高祖七年(前200年)与匈奴经历了白登山之役后，确定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直至武帝元光六年开始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为止。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夺回“河南地”，并建朔方和五原二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其时“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以加强防务，自此，今河套南北尽人汉朝。接着在元朔

五年(前124年)、元朔六年(前123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均大举进攻和大败匈奴，从此，不仅自河西走廊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再无匈奴的踪迹，而且匈奴伊稚斜单于不得不放弃漠南而远徙漠北地区。关于这一点，正如《史记·匈奴传》所记，“是后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武帝中期至其后的昭、宣两帝之时，汉朝与匈奴之战多发生在西域地区，尤其是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联合乌孙，大败匈奴，使匈奴走上衰亡的道路。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第一次分裂。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呼韩邪单于北迁原单于王庭后，汉匈和平相处40余年。王莽新朝，汉匈战火又起，边关形势大乱，正如《汉书·匈奴传》下所记：“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进人东汉后，匈奴于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再次分裂成南北匈奴。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光武帝更将从今陇东经陕西、内蒙、山西到河北的沿长城内外的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沿边八郡划人南匈奴单于统治的区域，以利于南匈奴安置军民。并有效地防御北匈奴。同时，为彻底解决北匈奴问题，东汉王朝在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章帝建初元年(76年)、和帝永元元年(89年)等年间，利用北匈奴的饥荒和内乱之机，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至和帝永元三年(91年)，汉军出居延塞再攻北匈奴。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北匈奴至此彻底灭亡，并宣告“在中国大漠南北活跃了300多年的匈奴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以上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来看，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而通过考古发现来看，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萨拉乌苏文化。是1日石器时期晚期我国北方的代表性文化，距今有6-3.5万年。根据对出土动物化石的分析，反映出当时有32种哺乳动物栖息在这里，其中生活在森林草原的占39％，生活于草原的占33％，生活于荒漠草原的占32％，一般见于森林、荒漠的只占6％。可见萨拉乌苏文化中存在动物群，反映出当时是以草原、森林草原为主，间有森林或荒漠草原的自然环境。另外，作为地理过渡带，萨拉乌苏动物群中既有喜湿热的诺氏象，湿润环境中生活的王氏水牛、原始牛，又有喜冷的蒙古野马、野驴存在，另外还有11种水鸟化石，说明这里曾有过相当面积的湖泊。由此，从上述本区的动物化石看，该区域内曾有过明显的森林草原、灌丛草原、草原、荒漠的交替变化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与孢粉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又如1974年在鄂尔多斯东部发现的朱开沟遗址，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3800年左右，已进入青铜器时代。根据对朱开沟遗址各地层的孢粉分析，可发现朱开沟文化所处环境，最早是以灌木、草本植物为多，年降水量在600mm以上的森林草原景观。通过对该期出土的动物骸骨的统计，发现家猪的数量远远多于牛、羊，说明当时原始农业已占主导地位。同时，还发现朱开沟文化第二、三期，乔木减少，聚落环境以灌木、草本植物为主，年降水量在450-600mm之间，气候较前略干、冷，属于灌木草原景观。至第五期时，聚落环境中的木本植物以耐寒的松、杉针叶树为主，草本植物以耐干旱的蒿、藜植物为多，说明气温继续下降，已接近典型的草原景观。最后，通过对第四、五期出土的动物骸骨的统计，发现殉葬的猪、羊下颌骨明显减少，说明该时期社会经济水平下降，畜牧业呈上升趋势。随着气候的逐渐下降，在距今3000年左右，鄂尔多斯的年平均气温降至了0℃左右。而正是因为鄂尔多斯的气温下降，才迫使原来依赖水草资源来从事半农半牧经济的北方民族开始南下，并由此迫使先商文化逐渐向东退缩，以至最终退出了关中地区。这些南下的北方民族正是前文所论及的鬼方、混夷、獯鬻等匈奴的祖先。同时，在邻近内蒙古西部、西南部的甘肃、宁夏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青铜器文化遗址，如青海柳湾墓葬、青海民和阳山墓葬、甘肃永昌鸳鸯池新时代墓葬和属于青铜器时代的甘肃永昌沙井文化墓葬、宁夏彭堡于家庄墓葬等“西戎文化”系列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5000-2000年之前，甘肃、青海、宁夏等地都曾出现过较今温暖、湿润的气候，从而为先民由狩猎经济、半农半牧经济、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而具体到两汉时期上述区域的气候，肯定也会随中原地区气候恶化的趋势而有所变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地区作为内陆性地带，不仅纬度高、气温低、降水少、风力大，而且地面土壤为风积物沙土，且分布广泛。按照西汉武帝前中原地区气候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的变化规律看，秦至西汉前期的匈奴漠北地区，应该较现在温暖、湿润一些，但终不能改变冬季严寒、夏季酷暑、降水少和蒸发量大的气候基本特点。至于中原地区气候在公元前1世纪趋于寒冷之后，匈奴所据漠北地区的气候肯定更加恶劣，加之蒙古高原连年蝗灾，赤地千里，最终两次引发匈奴的大分裂。

总之，两汉时期广布在今西北地区的边关屯戍点，都分布在远离海洋，干燥、寒冷、多风、高蒸发量、积温低、植物生长期短，同时又严重缺少地表径流的半干旱地区。那么，在汉代中期北半球气候变冷变干的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两汉时期这些大规模的西北屯戌活动，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三、两汉时期边关屯戍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及影响

两汉时期边关屯戍制度和行为方式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同时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些破坏和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居延汉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戍卒的日常工作就是“画沙中天田”，即将土壤中本来生长着的草类和灌丛拔去，沿着汉匈边境开辟一条平坦、开阔的细沙地，以观察人类或动物过往边界的痕迹。而如上所述，古居延是高纬度、干旱、少雨、高蒸发的半干旱干旱地区，土壤多为风积物、湖相沉积物，土壤盐碱度高，植物极难生长，而两汉时期戍卒这种“画沙中天田”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对当地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破坏。现代农业的实验表明：草地退化意味着植被和土地退化。由此必然会引发生态环境的恶化；植被一旦被破坏，土壤侵蚀随即就会发生。一般地说，土壤侵蚀可分为水蚀和风蚀两种类型。水蚀是由降水和地表径流造成的，风蚀则与气候干旱、缺少植被保护和风速大及大风日数密切相关。汉代居延所在的阿拉善高原，现当代牧区年降水仅40-150mm，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且冬春大风日数可达70-80天，环境本身就已经十分恶劣。所以，植被一旦破坏，土壤在风力和水力等作用下，必然发生严重的侵蚀。而土壤发生严重的侵蚀，即意味着富含有机质、土壤肥力和较低pH值的土壤表层的丧失，其结果必然是当地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北半球气候日趋转寒转干，也使得此后该地区在东汉时期汉兵撤入内地后的很长时间里，植被都难以复原，沙漠活动频

繁，沙漠面积也迅速加大。

其次，两汉时期在西北各地的屯田活动，极大地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地形、地貌，从而为唐宋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侯应言秦汉之际，今内蒙古阴山南北“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但在汉武帝发动对匈战争，“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由此看秦汉时期“幕北”地区亦如现代一样，是“少草木，多大沙”的贫瘠之地，但阴山之南及鄂尔多斯高原气候、植被条件却要远较现代优越。同时，通过检阅两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不难发现当时沙漠皆在“幕北”，即阴山以北地区；而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则因土地肥饶，多水草，成为秦汉王朝与匈奴往来争夺的地带。不仅秦、西汉两朝曾多次向上述地区及黄土高原丘陵山原地区移民，大兴屯垦，而且匈奴骑兵也不时南下骚乱，往来驰驱，从未见到有沙漠存在的记载。同时，按照汉武帝中期以前中原地区气候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的变化规律看，阴山南北及鄂尔多斯高原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较今要高。如杭爱旗东南的桃红拉巴、准格尔旗南瓦尔吐沟等地发掘的匈奴墓葬证明当时当地有相当面积的森林分布。从秦始皇收复今乌加河以南的“河南地”到汉武帝时期再次从匈奴手中“斥夺此地”后，便在阴山之南及鄂尔多斯高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但直到十六国时期大夏国在今毛乌素沙地南缘建都统万城(413年)时，这里具有如《元和郡县志》卷4夏州朔方县条所记载的“临广泽而带清流”的优美生存环境。据相关学者对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城墙中所保存的原木和城墙筑土中所含孢粉样品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亦表明：“统万城营建之时，其周围地区的植被组成丰富，以草本和灌木为主……同时还有松、桦、桤、胡桃、椴树、榆等乔木”；同时，通过“对城墙土中22个种子植物科属的花粉进行共存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统万城年均温7.8-9.3％……年降水量403.4-550mm……这些气候特征与现在统万城地区……相比，表明当时统万城年均温比今天高出0.2-0.7℃，年降水量比今天高出50-100mm，气候较为温暖温润”，从而说明虽有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开垦种植、放牧、砍伐和战争破坏，又有西汉至东汉三国两晋时期气候转凉、转干的变化大环境，但同样是沙地草原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其自然条件仍远较今天优越。更为沉重的是在上述这些地区，两汉时期这种大规模的屯垦制度得以流传下来，不仅隋唐、北宋如此，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更有甚者，在宋、金、西夏对峙时期和明代，为了廓清视野，甚至将从陕北、吕梁山到陇东的广大区域内的树木砍光，以致地面植被损失殆尽。由于黄河流经此地，加之当地降水多在7-8月以暴雨形式出现。以致黄河每年都要携带至少16亿吨泥沙流入黄河下游地区，从而造就了历史上黄河下游善徙、善溃、善变的特点。据邹逸麟先生研究：“从新石器时代以降至12世纪20年代(宋金之际)，黄河下游绝大部分时间流经太行山以东、泰山山脉以北的河北平原上，由渤海湾西岸入海。12世纪开始河道离开河北平原，东南流经黄淮平原合淮入海，前后约700余年。先是流经黄淮平原北部，以后逐渐南摆，至13世纪已达到豫西山地东缘，至此黄河下游河道在华北平原扫了一遍。16世纪中叶，黄河大致固定在今废黄河一线。19世纪中叶，又折而东北流，至渤海湾西岸人海。”由此在黄淮海平原上至少留下数十条黄河泛道的痕迹。由于黄河河水富含泥沙，几乎每条黄河河道在废弃之后，都会以地上河的形式存在；而高高的河床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绵延着，从而严重影响了黄淮海平原的地理面貌。由于黄河的善变、善溃、善徙特点，不仅使得原有的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生产遭受到破坏；而且，泥沙还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数以百计的湖泊，扰乱了平原上原有的水系，破坏了平原上诸如漕运、灌溉等人工水利工程设施。同时还提高了后代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和沙地的成本和难度。正因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及近代的四五千年间，黄河下游河道至少在宋金之际和19世纪中叶，在黄淮海平原上由北向南、由南向北肆虐地扫了两遍；加之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古气候变得寒冷，降水量减少，使河水径流量缩减。所以。白宋元以后，黄淮海平原之上水稻种植面积迅速萎缩，再也没有达到汉唐时期的水平。

最后，从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点所出土的简牍的材质看，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大量使用当地所产树种来制作简牍，加剧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从两汉时期西北屯戍点的考古发掘情况看，西北地区所出土简牍绝大多数为木简及木牍；而且，这些木简及木牍的材质多是生长在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柽柳、红松、胡杨、云杉等。夏鼐先生生前曾请人对敦煌汉简的材质做过鉴定：敦煌汉简的材质最多的是青杆，别名杆儿松，属云杉之属；其二为毛白杨；其三为柽柳，又名红柳。斯坦因所获敦煌简的材质也是以白杨木、柽柳为主。甘肃文研所对敦煌马圈湾汉简的材质鉴定后发现马圈湾汉简绝大多数为木简，而且这些木简以柽柳为主，占54.1％；其次杆儿松，占31.4％；再次为胡杨，占13.1％；竹简仅16枚，占1.3％；何双全研究居延汉简的材质后发现，破城子汉简有红松、胡杨、红柳等，其中以松木为主，胡杨次之，红柳又次之；此外，《居延新简》中的“出钱二百，买木一，长八尺五寸，大四韦，以治罢卒籍”，还有长三丈、大三韦的记载，也都说明了木材在居延屯戍中大量使用的情况。从今天这些树种的分布看，柽柳、胡杨只生长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地区中的湖泊及内陆河两岸；而红松及云杉，只生长在天山之上海拔1000-1500米较为湿润的迎风坡上。从两汉时期西北边关屯戍点大量发现木简及木牍的情况看，当时木材的采伐量极大，且有大量的木简材料毁坏于当时及其后的1000多年间。可见西北边关屯戍点书写材料大量使用木材，也是对西北边地环境的极大破坏。

综上所述，由于两汉时期大量屯戍的位于今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广大的远离海洋、干燥、寒冷、多风、高蒸发量、积温低、植物生长期短的西北地区，同时又是严重缺少地表径流的半干旱干旱地区。在汉代中期北半球气候变冷变干的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汉代大规模的西北屯戍活动，如大量开“天田”、垦荒土、用简牍等活动。不仅破坏了西北地区珍贵的植被系统，加剧了上述地区草原化、荒漠化进程，造成了汉代中期以后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生存环境日趋衰退的后果，而且也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水的泥沙量加大、河道变迁加剧。从而严重影响了黄河中下游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高　凯　张丽霞　高　翔

两汉时期社会历史论文 篇3：

先秦两汉时期量词的运用

摘要：汉语中量词的存在，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一大优点。汉语量词的萌芽期是在先秦时代，两汉时期则是量词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因此研究先秦两汉时期中出现的量词，不仅有利于对先秦两汉量词断代史的研究，而且对于探讨汉语量词系统的产生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通过借鉴相关文献资料，对先秦两汉时代的量词进行研究，探讨先秦两汉时期量词的应用。

关键词：量词 先秦两汉 量词的应用

汉语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量词丰富，量词是一种特殊的词语类别[1]，但是强大的量词系统并非本来就有的，需要通过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来进行语法化。

一、量词概况

量词是表示物体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也称单位词[2]。汉语中最具特色的词汇中就包括量词，它是从实词的名词、动词以及少数的形容词虚化而来。从称量物体和动作数量的角度，量词可以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量词的作用是使语意表达更加生动、准确和鲜明，其独特的语法和形象功能是其他词类无法相比的。在整个汉语词类体系中量词是独立的一类，它的发展经历了无、萌芽、繁盛、成熟和完善五个阶段，其中先秦两汉时期属于量词的萌芽阶段。

量词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仅仅是量词的萌芽阶段，所以数量很少。先秦时期属于量词发展的初级阶段，后世常用的一些计量单位大多在这一时期产生。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临时量词、个体量词以及集合量词，这些量词数量还是很少的。两汉时期，一些沿用至今并且具有汉语特色的量词开始大量出现，旧的量词用法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量词可用性还是不大，量词的运用也没有形成一定规律。在两汉之前，量词还没有开始发展，只是在极少数的文献中出现了量词，量词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发展很不成熟，但是到了西汉中期量词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突破[3]。

二、量词的分类

（一）名量词

用于称量事物数量的单位词叫做名量词，汉简中的名量词共86个[4]，分类有：（1）固定量词。固定量词分为自然、重量、长度和容量等单位用词。自然单位量词是用于称量事物数量的自然单位，自然单位量词可以分为以下三类[5]：一是个体单位量词，它是用于称量事物数量。个体单位量词包括有枚、头、领、条、蕑、人、口、丸、橐、杯、烟、级、桓、张、合、具、通、乘、齐、件、编、封、支、区、事、骑、把、处、困、分、宿、会、两、所、块、于、絜、家、户等词；二是集体单位量词，其包括有岁、年、月、旬、日、夜、时、分、刻、干等词；三是度量衡单位量词，它又可分为长度单位量词、面积单位量词、容量单位量词、重量单位量词，其中长度单位量词包括有里、步、丈、尺、寸、分、匹、韦等词，面积单位量词包括有顷、亩、畦等词，容量单位量词包括有升、龠、合、斗、斛、石、帣等词，重量单位量词包括有铢、两、斤、钧、参、分、钱等词。（2）临时性量词。临时性量词指做量词的是临时借用某物统名的名词。其包括有器、钱等词。

（一）动量词

动量词是用于称量动作次数的单位词，古汉语中动量词的发展要比名量词的发展慢得多，因此数量也比名量词要少很多，动量词只有下、发和通三个[6]。

以下是先秦两汉时期量词词类列表：

三、先秦两汉时期量词发展的特点

先秦到两汉时期，中国历史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影响了语言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量词系统的变化[7]。量词在这一时期从萌芽到发展到最后的成熟稳定，都体现出了独一无二的时代特色，汉语量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完善的物量词和动量词。可以说到东汉中期物量词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秦代时期，动量词的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动量词真正意义上的使用还是在汉末的时候，并且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规范。其次就是量词数量众多。该时期是汉语量词的萌芽阶段，有很多的量词没有较强的使用性，很快就被淘汰，或者被新产生的量词所取代，再加上独特的历史条件等原因，该时期的量词出现得比较多，据统计，先秦两汉时期出土的文献中量词达到了三百多个，其中物量词有338个，动量词有20个[8]。第三就是量词中小类别的完善。无量词初期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小方向的类别不能得到有效完善地发展，直到两汉时期，量词中的小类别才得到了发展和充实，使得量词内部系统得以完善。第四是量词的语法化。语法化进程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体现，但是甲骨文的语法是很有局限性的，东周的文献中出现了以名、数和量为先后顺序的语法结构，这个结构在使用量词的所有类型中占据统治地位。到先秦两汉时期，语法中出现按照数、量和名的先后顺序的结构，但是东周时期的结构还是占据着很大的地位。先秦两汉时期量词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了，多数文献都表明量词的迅猛发展是在西汉早期，其中以《马王堆三号墓漠筒遣策》为例，量词使用情况如下表：

由此可见，量词表示法在西汉初年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量词的使用在汉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第五个是量词的分工。量词的出现其本身就有一定的分工，只是在量词发展的萌芽阶段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兼用，随着量词的丰富，量词的分工也是越来越明细。第六是泛指性量词的迅速发展。泛指量词的广泛应用是在汉初期，随着量词在发展过程中适应对象的日益广泛，量词的词义逐渐淡化，特别是泛指量词的适用对象是最广泛的，甚至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它的语法化也是最高的[9]。

四、先秦两汉量词发展的局限性

在先秦两汉时期量词虽然有了迅速发展以及语法化的逐渐深入，但是这一时期的量词系统还是不够完善：首先历史文献中量词的使用还不是很广泛，量词的推广以及发展受到影响。我们用两汉时期的五本文献进行分析调查得到：

虽然同一个时代的文献中量词的使用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这五本文献使用量词的比例仅仅只有21.64%，使用率很低[10]。其次借用词的可容性和可附性限制住了量词的突破以及发展，可容性是指量词是用作表示容器的名词；可附性是指事物所附处所的名词为量词，这类量词在现代汉语中很常见，但是在两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些都还没有出现。最后从量词的句法特征和词法特征来看，组合能力上量词还不能够用指示代词修饰，量词在刚萌芽的阶段，其重叠形式以及词缀化用例都很少。

五、影响先秦两汉量词发展的地域性

地域的不确定性和文献传抄的定义都会影响量词的发展。由于当时的历史所决定，先秦的简帛文献分为秦简和楚简，而它们写成的各国历史是在战国时期，因此在量词的发展上就形成了较强的地域差异[11]。秦楚文献的度量衡系统是不一样的，几乎完全不同，如下表：

由此可见，秦简中的度量系统相较于楚简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体现出了两地度量系统的发展差异。两汉时代是统一的时期，所以从其文献来看它们呈现的地域色彩并不明显。

六、总结

先秦两汉量词的使用对于当时的汉语系统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推进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因，研究先秦两汉量词对于整个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量词发展的道路上有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也使量词的发展变为必然的趋势，同时也表明：量词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气呵成的。发展势必要有过程，才能出结果。对于先秦两汉时期量词系统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先秦两汉的文化历史，再现当时的社会面貌。由于先秦两汉量词发展是汉语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也让我们对于现代汉语新系统有了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为汉语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提供相关可行依据。

参考文献

[1]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J].中国语文， 1964（6）： 432-433.

[2]孙锡信.语法化机制探赜，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J].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89-91.

[3]陈近朱.《居延汉简》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40-42.

[4]黄载君.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J].中国语文，1964（6）.

[5]吴福祥等.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J].中国语文，2006（5）.

[6]傅铭第.关于动量词“匝”和“周”[J].中国语文，1965（1）.

[7]隋雪，毕鸿燕.阅读理解中汉语量词的眼动特点分析[J].心理科学，2007，30（5）.

[8]赖先刚.量词的数量语义特征与语法功能[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13-18.

[9] [法]贝罗贝.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A].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21）[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5-66.

[10]张赬.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5.

[11]李建平.先秦两汉量词研究[J].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05）：32-33.

作者：王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