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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方志纂修刍议
提 要：本文在对澳门历史的主要特征及口述资料的重要性做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纂修具有“中国眼光”、“澳门视角”和“世界认识”的澳门方志，必须处理好口述资料的入志工作。进而，文章就口述历史资料与方志纂修的关系，口述历史资料对澳门方志纂修的特殊意义，口述历史资料如何与澳门方志纂修相结合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口述历史；澳门；方志
适应当今方志文献载体综合记述各地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改善方志的纂修理念和方法，将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及其资料运用到方志纂修中，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中国方志纂修从宋代成为一个专门学问以来，纂修者就特别注重各种地方文献资料的网罗、整理、考辨和利用，其主要用意就是体现方志作为资料性著述和作为资料载体的特征。为实现这种目标，历代方志纂修者不仅在方志记述的综合性和客观性方面颇下功夫，而且在方志资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极尽所能，不断改进纂修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备可行的搜集、整理和储备资料的理论方法，为方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弘扬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下，在史学和社会研究领域，传统的口述历史及文字记录的方法伴随科技发展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不再是“口述”与“被记录”的模式，而是使用现代科技实现了
保存口述者声音、影像以及表情的完整记录。并且，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视角已经不再是盯着王侯将相、世家贤达，而是转向下层民众和普通人，这无疑增强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历史不再大而无当，空洞干瘪，而是有血有肉，趋向于大众平民化。过往许多为文献所忽略的细微曲折过程和被淹没的真实故事，正在填补枯燥乏味的概念和说教。应当说，由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大胆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历史不再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由被述写的对象变成述写历史的担当者。这种大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发了民众参与历史述写的热情。历史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是口述历史方法和资料给史学研究带来的新气象。
顺应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采用现代的声像以及多媒体技术，挖掘和梳理口述资料，不仅有助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完善，而且会使历史著述的内涵更加丰富。若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方志纂修，必将促使传统的方志纂修在观念和方法方面发生三大转变。首先是方志纂修从注重“官本位”和为官行为记述到注重“大众历史”；第二是从注重案牍文献和碑刻史料到传统文献与民众口述“活史料”并重；第三是从方志专家的方志转变为民众参与的“大众方志”。这些转变和趋势，意味着未来的方志将不再是方志专家的专利，而是民众的社会读本，方志纂修的路子更加宽广。总之，借鉴口述历史
的方法，在新编方志纂修中使用口述史资料，以弥补各种文献档案的不足，为复原真实的历史提供帮助，不仅可以拓展方志的研究视野和领域，而且具有迫切性和可行性。
澳门历史上，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未曾开展方志的纂修。新编方志工作正处于开展和起始阶段。受复杂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制约，澳门的方志纂修没有先例可循，而且有先天不足，如专业资料积累和储备不够系统充分，纂修队伍专业素质培训不足，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缺乏共识，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澳门作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在中国历史、岭南文化以及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达45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文字记载的“澳门历史”景观，这使澳门的方志内容具有不同于一般方志的特殊意义。因此如何从“中国眼光”、“澳门视角”和“世界认识”来纂修澳门的方志，就成了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也是澳门方志的特色和亮点。与此同时，因为澳门的方志要从基础做起，具有开启创始的意义，所以其纂修工作也有诸多有利条件。如可以借鉴传统和现代史学方法，纂修所需资料的搜集整理可以做得更加全面充分，可以将最新研究成果入志等等。基于这些有利条件，澳门方志的纂修从开始筹划就处在一个新的起点高度。基于此，本文从方志资料收集整理以及纂修层面，对澳门方志纂修为何要重视口述历史资料、口述历史资料如何与澳门方志纂修相结合等问题，结合自己近20年的修志实践，做初步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方家指正。
一、澳门方志纂修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必要性
从海内外各公私专门和学术研究机构所存有关澳门历史文献的档册目录、整理出版的各种文字和载体的资料文献以及研究著述的刊布情况看，凭借这些资料文献，很难对澳门历史发展的全貌作出概括和全景式的描述。各种文献资料的不系统和缺项遗漏很多，很多历史细节无从窥知，历史发展过程记载也残缺不全。即使有些相对集中的资料，也是断断续续，很难形成系统和完整的认识，有的内容偏重于某个时期官方政务活动的某个方面，有的偏重于某个领域的重大事件或机构演变，有的偏重于某个特定事件、人物，有的甚至支离破碎或者道听途说掺杂其间，难辨是非。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澳门历史研究的深入，也增加了澳门方志纂修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将口述历史的方法引入澳门方志纂修，有特殊的积极作用。
首先，重视并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积累工作，是开展澳门方志纂修的先决条件之一。方志就是按照一定的体例结构纂修的地方综合史，没有系统全面、扎实可靠的资料作储备，澳门地方历史的研究就无从谈起。方志作为资料性著述，体例要求横排门类不缺主项，纵述历史不断主线；内容要求事物缘起、经过、结果完整，自成体系，不能出现源流不清、过程不明，因果混乱或语焉不详的记述。要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文献资料的系统记录和完整保存就是关键和基础。往昔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和特殊条件，澳门历史文献的记录和保存不佳，已经无法挽回，从现在开始应汲取历史教训，改进工作方式，在文献资料积累和保存方面，引入口述历史采集资料的方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各种资料，通过录音、声像等方法加以系统搜集整理和妥善保管，就不会重蹈以往的覆辙。
其次，口述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口述和提供这些资料的人多有一定的声望，是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或主导者。由他们回忆自己亲历亲为亲闻的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传述先辈或他人的事迹，以“我眼中的历史”视角来描绘“历史大舞台”的场景，展示出来的就是一幅幅多彩的、活的历史画面。普通民众不再被排除在历史发展的主流之外，不再是配角和旁观者，而是历史中的一份子，可以强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弥补“官历史”过于刻板，缺少历史细节和生动活泼内容的不足，使历史更具有过程感和趣味性，且贴近民生。
再次，口述历史是一项具有很强时效性和抢救性的工作，若不及时予以采录，随着很多历史见证人、参与者和创造者及其主导者的过世，许多不见诸官方档案记录的宝贵口述资料都将不复存在，许多历史未解之谜都将成为哑谜，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引起足够的重视。澳门方志积极推动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还由于澳门历史文献资料现状堪忧，缺项和遗漏很多，使用口述历史资料不仅可以弥补文献不足，又能提供很多历史细节。口述资料中，有的内容经过文字加工处理，可以直接入志，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缺和不足；有的内容虽然不能入志，但经过系统整理和保存，可以为后人从事历史和方志发展史研究提供根据。
二、口述历史资料入澳门方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口述资料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不容替代的优势，但它终究只是众多文献载体中的一种，因此在澳门方志纂修引入口述历史资料时，就要做具体分析和专门研究，因人因事因需，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才能让口述历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要确定口述历史资料搜集的范围和能够提供重要和关键口述资料内容的被采访人。搜集资料的范围，可以按照澳门方志纂修所确定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内容的要求，因应资料的多寡情况，设定多个问题和专门的讲述范围；被采访者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个时期在各个领域和界别有影响的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及参与者作重点采访。其采录对象要兼顾社会的各个机构和界别，既要有官员和公共机构的服务人员，又要有民间社团的领袖人物和普通民众。具体而言，不仅要包括华人社会的领袖、政府机构的官员以及社团、家族的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而且还要包括在澳门政府机构服务的葡萄牙官员、各外国驻澳门领事机构的代表、土生葡人的代表人物、各教堂的主教等神职人员，以及其他族裔的代表人物等等。这样做，计划性强，工作目标明确，可以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并且由于采访者具有代表性，所述的资料自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能够兼顾时下研究、纂修与长远储备两方面的要求。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将来的方志纂修及地域研究积累资料打基础；从目前需要讲，可将不见诸文献记载而具填补空白价值的资料，作为入志的参考资料。
其次，要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鉴别和考辨工作。正如文献记载的弊端一样，对口述资料，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凭借记忆叙述的内容，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并不是所有的口述历史资料都具有期望的文献价值，其中不乏虚夸和不实成份，难免有造史和虚假的不实描述。判断和衡量口述历史资料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可以作为入志的资料储备、是否具有长久保存的文献价值等问题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真实与可靠。我们要使用历史研究鉴别资料的方法，首要的是鉴别其真伪，然后是评估其价值。有的口述内容从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可以作为参考资料；有的口述内容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勾勒了文献资料所没有的细节和过程，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有的口述内容不见诸文献资料记载，但从其翔实内容，经过反复考辨和其他途径审核，能够断定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的参考；有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甚至相反，很难做出判断，可以作为一说；有的内容是孤证，无法作出判断，留待后人考证和研究；有的同样一件事情，多人的回忆差异分歧和出入很大，莫辩是非；有的出于某种考虑，故意造假，或严重歪曲，或混淆事实，使史实模糊不清。由此可见，口述历史是一项专门学问，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澳门方志纂修要使用口述历史资料，必须慎而又慎，只有在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鉴别真伪与考辨虚实的工作之后，才能将其列入参考资料之中，否则就会因为使用资料不当而影响志书的质量。
再次，要做好口述资料文本与方志文本之间的对接和文字叙述的转换工作。口述资料与澳门方志纂修相结合，不是为了点缀，而是为了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纂修高质量的方志。口述历史研究和方志纂修是两个专门学问，作为两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载体，职能有别，各成体系。其中，方志编纂有1000多年的纂修传统，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规范和模式。口述历史则类似于过往的口碑资料，口碑的方法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而口述历史则成了当前史学研究的热点，备受当代史研究者推崇。口述历史以第一人称记录和撰写，内容中多少会有议论、褒贬或个人的观感体会，且行文中口语的成份较重，每个人的表述也各有特色，有的甚至参杂方言及葡萄牙语、拉丁语、西班牙语、英语、日语等语言内容，这增加了文本对接的难度。方志作为特殊体例及专门的资料性著述，则要求以第三人称纂修，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记叙体，遵循直陈其事、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纂修原则。其行文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杜绝空话、套话、浮夸或渲染，还要注意与总结报告、教材、新闻报导和文学作品等相区别。按照这些规范要求，口述历史资料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裁剪和文字加工编辑处理，就不能直接在方志中引用。同时，口述历史和方志纂修各为专门的学问，如果纂修者不熟悉口述历史的专业知识，对口述历史的方法和资料特点缺乏基本的认识，在资料裁剪以及入志文字方面就都会遇到一定困难。所以，澳门方志纂修要使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将口语和文风差异的记述资料转化为志体行文，还要进行许多编辑加工以及文字的处理工作。
三、在澳门方志纂修中引入口述历史资料的延展意义
在澳门多家口述历史研究团体和专业人员的积极推动下，因应澳门非物质文化申遗项目的开展和澳门历史研究以及澳门方志纂修积累文献资料的需要，澳门陆续出版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文献价值的口述史专题著述和资料专辑。其中包括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主任林发钦博士主编的《澳门口述历史丛书》系列先后出版的《澳门街道的故事》、《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情系新桥坊》和《澳门乡土茶事》等。此外还有由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以蔡佩玲女士为代表的团队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宋皇朝赵氏家族与澳门》、《昔日中秋节在澳门》、《从头细说澳门的水上人家》、《神功戏与澳门社区》、《神木十字架儿童合唱团（澳门鲍思高儿童合唱团）》、《澳门的水源和水井》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部主任、高级研究员郑炜明先生编著的《凼仔、路环口述史·村落卷》等，也包含了系统的口述记录，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这些图文并茂、声像兼举，且配有采访经过的珍贵音像资料，映入人们视野的不再是过往单一的或图文的资料，而是立体多维的内容。这些成绩标志着澳门的口述史研究不仅有专业队伍、掌握了相关的理论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而且立足于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以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的服务要求，并努力将口述历史研究与传承弘扬文化传统和纂修澳门方志相结合，彰显出开展综合研究的优势。
澳门方志纂修使用口述历史资料，以其弥补官方文献不足的部份，更多地展示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细节内容，丰富了中国的修志理论与方法，拓展了方志纂修者的历史视野，使方志文化传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澳门所积累的经验将为其他临近区域方志纂修使用口述历史资料提供借鉴。
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方志纂修结合，昭示着多媒体方志与纸质甚至网络版方志共同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助推和加速这一进程的正是史料的多元化、视角的多维化、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方志纂修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过往方志人恪守的纸质、单调和平面形式的方志载体，已经与现在网络发展技术与人们普遍的阅读习惯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要求。纂修电子版、网络版以及多媒体方志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也将成为澳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
口述历史研究和澳门方志纂修都是“澳门学”的基础性工作。澳门方志纂修对资料的严格要求，为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收集保管以及提供使用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标准，使口述历史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促使其职能延伸。因此，澳门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肯定口述历史对澳门方志纂修的意义的同时，也要指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如，中国方志纂修从隋唐开始就是政府的职责，纂修出版的是“官书”，体现官方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政府立场。而口述历史的视角、展示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比“官方版本的方志”更有趣味性，为坊间认同和接受。这样就出现了“官方版”与“民间版”两种方志。如何看待它们，确实是今后口述历史研究和澳门方志纂修需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王熹（1962年—），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客座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2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李媛）
作者：王熹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前景和问题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口述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学术界对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仍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由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与当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历史的迫切需求等原因，使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口述历史发展中必须注意提高认识和改变观念、加强队伍和学科建设两个问题。新的史学革命终将由口述历史的充分发展而引发。
关 键 词 口述历史 成绩和问题 发展前景 史学革命
作者 沈飞德，《世纪》杂志副主编、副编审，上海九思口述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200020)
口述历史的名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才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其实口述历史在新中国，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是一大批口述历史著作的面世，为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史料题材时限最集中、数量最多、最有价值的当属全国政协系统征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以及有关当代史的各类回忆录等。其次是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已广泛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学科领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然而，对于口述历史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始终认为口述历史只不过是档案文献的补充，作用自然有限;二是强调口述历史有着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将会引发新的史学革命。笔者十多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有感于口述历史的独特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拟围绕我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前景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口述历史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口述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发展方兴未艾，究其原因既有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作用使然，更有我国的史学传统和特殊国情所致。我们通过回顾新中国以来口述历史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其发展有三大理由：
1.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史学界与海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许多学者对我国史学研究注重宏大叙事，强调规律性的推究，突出思想意义的总结，或者一味追求“以史为鉴”，从而忽视历史细节的倾向进行反思，开始逐步调整研究方法，转向重视通过口述历史所提供的丰富生动、具体形象的历史细节重现历史真相，反映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具体生活。这种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成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这使得许多学者在一如既往地重视档案文献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口述历史，从而为口述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近30年来史学的研究从以前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等单一的领域拓展到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人类生活史以至家族史等门类丰富多彩的专题史，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对已有的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深入研究需要依靠口述历史，另一方面新拓展的史学领域要取得成果更离不开口述历史。
有学者把档案史料的价值和学术功能归纳为补缺、揭秘和勘误，在笔者看来，口述历史不仅具有与档案史料同样的价值和学术功能，而且其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档案文献无可替代的。以《顾维钧回忆录》为例，上世纪80年代当这部回忆录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时，纽约的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就予以报道，文中说：“《回忆录》记录了顾维钧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涉及到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其中也有不少为外人所不了解的内幕情况。它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特别是外交史将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1]
另外，口述历史还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考证史实的作用，其有助于澄清历史事件真相，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有些历史事件由于档案缺失或被故意曲解、遮蔽，此时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提供的一些档案文献中缺失的重要细节，对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往往能迎刃而解。例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1926年的“三一八”枪杀爱国学生事件是段祺瑞下令的。但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段祺瑞的女儿段式巽撰文回忆，那天她守候在父亲身边，当陆军部打电话向段告急时，段还要她传命给自己的手下说：“告诉他，给学生们好好说，劝他们回去。不许动刀动枪的!”但其手下临阵张皇失措，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2]又如，关于江青是否是叛徒的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自然不可能有档案保存下来，通过向历史当事人反复调查取证，最后认为不应给她戴上叛徒的帽子。
2.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与当代史研究的日益深入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档案资料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通常被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一些专家学者视为“衣食父母”，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近十多年来，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取得了令史学界瞩目的丰硕成果。其中由他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被史学界视为中苏关系曲折历程的权威力作。相比之下，为什么我国的研究者利用本国的档案，在当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却难以接近历史的真相呢?原因很简单，史学研究者无法利用足够的档案资料。
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需要依法行事的。1987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前的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又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其后有关部门虽然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2004年外交部档案馆又对外开放了一批建国初期的外交档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欢迎，但档案开放的数量和范围显然与学者和民众的愿望相去甚远。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数量并不少，但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根源就在于纸面上的法律与现实中的法律脱节。[3]在世界各国，有些档案因涉及国家利益而不能开放和公布属于情理之中。我国的《档案法》虽然明文规定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但实际上，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抑或是地区部门的自行规定，使得本该开放和公布的档案根本无缘面世，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不断，像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有关当代史的档案远离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迫切希望档案的开放和公布能依据法律，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
众所周知，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我国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与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构成的矛盾，造成当代史研究有些领域的档案极端匮乏，但人们并不因为档案的匮乏而停止研究或纪实文学创作，无形中使其转向口述历史。如今史学研究者已充分认识到搜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同时广泛寻找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他们对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补充的学术功能也有深刻的认识，即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还有就是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4]史学研究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重要事件或某个时期重要人物的活动，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例如，新中国历史上有些重要会议为了保密，既不准录音，也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杨尚昆因有违毛泽东的指示擅自录音的所谓“录音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成为“文革”爆发前夜的替罪羊。这史实如今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在这种档案缺乏的情况下，史学研究者唯有依靠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才有可能重现历史的真实。在当代史研究中，由于国情，诸如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使得研究者青睐口述历史，加上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并致力于编修当代史，从而将大大推动它的发展。
审视近几年有关当代史的口述历史，史学研究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在党史方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的《口述上海》丛书(已出版《实事工程》、《纺织工业大调整》两种)，通过不同身份当事人各自侧面的口述，记载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开启了当代史研究的新天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素材和更加全面的视野。[5]
3.“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历史的迫切需求
我国史学向来强调经史致用、鉴往知来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亦历来高度重视历史研究工作，赋予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都有精辟的阐述。其中由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4月所倡导而发展起来的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事业，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而高度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具体体现，也为口述历史在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并成为重要推动力。
当年周恩来总理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郑重地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录下来。”他希望年长的委员们都能把自己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口述让人记下来，传给后人，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广大政协委员及文史馆馆员、人民政府参事等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不久全国政协首先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着手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出版等工作，成效显著。截止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了约一亿字文史资料。“文革”前仅全国政协就出版了一千多万字。1966至1978年，人民政协停止活动，文史资料工作也停顿了12年。
1978年政协恢复活动后，掀起了新一轮规模更大的征集文史资料工作。自1984年后，全国县级政协普遍建立，各级地方政协都设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的征集对象和作者队伍扩大了许多倍，征集的内容也从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史料，扩大到近现代史上对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知名人士和在各行各业中具有时代建树的人士。大量文史资料的选编出版，为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提供了极为珍贵，且无可替代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后人及海内外关心中国的其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与前天，更好地认识和热爱中国的今天，提供了一大批特别生动的读物。[6]
此外，当下口述历史成果已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热点、卖点，各种回忆录、口述自传，特别是利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历史的各类人物传记、研究专著更受读者青睐，也成为了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人了解、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例如，香港凤凰卫视由著名评论员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栏目，备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炎黄春秋》、《纵横》、《百年潮》、《世纪》等以现当代史题材为主的文史杂志，同样受到文史界人士和文史爱好者的好评。
如今口述历史大行其道，究其原因除了国人对读史的偏好，还在于他们渴望了解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对长期以来一些传统史学著作的抽象说教和概念化的人物传记、缺乏历史细节的重大事件描述早已产生阅读疲劳，而口述历史比传统史学著作和一般传记作品不仅在历史细节，而且在语气、声调、情绪等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引人入胜。以推动当代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先驱之一叶永烈等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作家，推出的一批有口述历史特色的作品，成为国人了解、认识当代史的主要窗口。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表示，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生活细节，即使像他那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7]
上述表明，口述历史因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以及拓展的空间，因而在我国的发展将呈现广阔的前景。
口述历史发展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既然口述历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有着广阔的前景，那么，口述历史发展中有哪些必须注意的问题呢?笔者认为要着重处理好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提高认识和改变观念
对口述历史提高认识和改变观念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史学研究者、组织管理部门、口述者、采访整理者和出版者等。其中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是史学研究者对口述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二是组织管理部门对开展口述历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三是口述者、采访整理者和出版者对口述历史功能重要意义的认识。
尽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我国得到发展，在历史研究、“资政育人”和传播历史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但对其在史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的认识，有相当多的学者仍把它的作用仅仅停留在“补史之缺、匡史之谬”、“详史之略、续史之遗”上。有些学者因口述历史存在一些连档案文献也无法避免的问题，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归根结底在他们眼里还是档案文献至上，唯有档案文献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缺其不可，相反口述历史并非必不可少的，而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不仅无助于口述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史学研究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目前首先要使开展口述历史成为史学研究者的一项自觉的常态性工作，从而使他们对口述历史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整个社会重视口述历史的前提。
上文已谈到新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当年全国政协系统开展的文史资料工作，但时至今天，文史资料工作能否继续成为重要推动力呢?笔者权把全国政协看成某级口述历史的组织管理部门。早在1989年，政协系统第一次提出要重视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到1995年又提出了“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积极开展建国后史料征集出版工作”的号召。虽然全国各地政协做了一些工作，但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开展已近20年了，可取得的成果根本无法与建国前的相比。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对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没有能坚持当年周恩来总理强调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应“不拘观点”，要把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史实“毫不顾忌地、如实地反映出来”等一系列原则，对征集建国前文史资料所提倡的“广征博采”也难以落到实处，征集工作的成果自然可想而知。究其原因，问题在于组织管理部门思想上还是有禁区和畏难情绪，说得更坦率点是这些部门缺乏应有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特有的政治包容力。而组织管理部门的重视，是口述历史发展的桥梁。
如果我们把考察这一问题的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像上述思想上有禁区和畏难情绪的问题在许多口述者、采访整理者和出版者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写回忆录的传统，对高级领导人写回忆录似乎也有不成文的约定成俗，特别是一些曾经担任过特殊工作的老人更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即使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也会非常自觉地牢记党的教育并恪守当年的纪律。尽管他们的经历和见闻极具史料价值，但他们未必会在有生之年坦然地把这笔宝贵财富留给社会。
例如，笔者因撰写《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一书，而认识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顾问李家炽，了解到他是1981年5月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后，“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的唯一健在者，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弥足珍贵。他向笔者详尽地回忆了当年参与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文章以《执行宋庆龄遗嘱秘闻》为题在今年《世纪》第二期发表后，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笔者在与李家炽接触和采访中，深感他是一位非常讲党性、讲原则、讲政策的老同志，他对笔者采写的文章认真校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他在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非常关注各方面对他回忆的反应，没有听到负面的意见。有一天他与笔者通电话时高兴地说：“现在看来，你的这篇文章没有不好的反应。你来采访我的那几天我血压都升高了。”听得出他讲这话时很轻松，但笔者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不知对这位老前辈说什么好。有一点很清楚，有些重大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出于自身的各种复杂考虑，不愿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要“毫不顾忌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极难做到。应该看到，口述者、采访整理者和出版者的重视是口述历史发展的基础。
因此，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是一项紧迫的抢救工作，不仅需要史学工作者的史德、史才、史识、史胆，除此以外还需要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今天，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伟大历程，我们应提高对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认识和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禁区，把抢救重要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的史料视为抢救民族的宝贵财富。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重要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本着对社会、对国家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留存真史。
第二，加强队伍和学科的建设
开展口述历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其关系到队伍建设。我们今天读到的在海内外史学界深获好评的《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口述历史作品，其中既包含了口述者的心血，又凝聚了整理者的智慧和出版者的辛勤劳动。例如，《顾维钧回忆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有关旧中国几十年外交史的重要口述历史著作。顾维钧退休后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他开始用英文口述回忆录，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专人给他打字记录。结果这部回忆录用了长达17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全书英文打字原稿多至11000页。这部回忆录一直没有出版，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法向哥伦比亚大学买进了这部回忆录的全书英文打字原稿的缩微胶卷，投入不少人力参与这部回忆录的组织、翻译、校订的工作，历时数年终使该书面世。由于这部回忆录涉及到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该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的难度特别高。对此，顾维钧在该书的《附言》中说：“这项翻译工作的确是一件艰巨的工作。”[8]
又如，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张发奎上将回忆录》中文译本亦历经艰辛。据负责该书校订、注释的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介绍，《张发奎上将回忆录》是美国人花巨资请一位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上将400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多人，又以有关军政人员的大量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1000多页的英文稿本。该书的译注工作从2002年开始，时间跨度达六个春秋，2007年冬每日投入18个小时，边译边注，全书55万字，单注释就达533条、15万字。
以上两个中外合作的口述历史项目，很具典型性。做口述历史需要有口述方案的制定、口述采访过程、口述录音的整理、口述稿的编辑、校订等不可缺少的程序。需要说明的是，做口述历史的每一项程序都需要有较丰富的史学知识和综合能力，体现了非常强的专业性。即为了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程序，采访整理者必须有较深厚的史学素养和丰富的社会知识，既要了解、熟悉口述者所处相关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还要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善于与口述者沟通。即使看似容易的口述录音的整理，也比一般的文字整理工作复杂。
今天在学术界或社会上，谈论口述历史好像是一件时髦的事，在史学、新闻、文学等各界都有很多人在从事口述历史工作，队伍数量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但真正接受过史学专业的训练或具备基本史学素养者比例并不高。即使在全国政协系统，如果真正要把征集建国后的文史资料工作开展起来，并期望收到成效，就目前的队伍数量，特别是人员素质来看，是很难实现目标的。从口述历史作品的现状看，缺少训练有素的口述历史工作者是直接导致口述历史作品问题较多的根本所在。因此，口述历史的长足发展，得益于在扩大队伍的同时致力于提高人员的素质。现在国内有个别大学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已开设口述历史的课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问题也至关重要。笔者以为，着重加强口述历史的科学性，就是要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口述历史的“立身安命”之本。现在口述历史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真实性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一些人轻视甚至否认口述历史在史学研究中作用和地位的理由。如何解决口述历史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要加强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口述历史已有的基本方法原则等都是从国外引入的，鉴于口述历史在国内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对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原则等，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特点作深入研究。应当看到，口述历史成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文献史料中常见的问题，如今口述历史成果数量巨大，却是良莠不齐、真假并存，当务之急应在文献史料学中建立一门口述史料学，以期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口述历史成果进行再研究，对其做梳理、鉴别、分析、考证，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口述历史的科学性得到充分而完美的体现，从而留下经得起岁月检验的信史。
口述历史既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那么其究竟能否引发史学革命?不少学者对口述历史引发新的史学革命寄予厚望。笔者以为，对此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盲目乐观，而要潜心对引发史学革命的条件作科学地分析。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能否真正推动史学的革命性进步，取决于口述史的科学性与规模。口述成果缺乏科学性，无以反映真实的历史，只可当成讲故事;规模不大，无力反映历史的丰富内涵，就达不到为社会史提供丰富材料的目的。[9]
笔者则认为，今后史学研究要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要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另一方面要依靠口述历史。如果能处理好前文所谈的口述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新的史学革命的出现将在口述历史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具备科学性和相当的规模，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不再成为困惑研究者的问题，历史研究可以依靠口述历史与档案文献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时，那么我国的史学将会有革命性的进步，呈现崭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8]沈松泉. 文坛旧录. 那时文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11、112-113.
[2]段式巽. 先父段祺瑞的功过. 上海文史，1989(创刊号).
[3]周汉华. 实施信息公开任重道远. 北京日报，2008.6.2.
[4]沈志华. 热眼看冷战. 档案春秋，2008(2).
[5]口述上海·纺织工业大调整“前言”.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6]周育民、范向东. 浅谈文史资料事业的发展轨迹及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理论研讨会上海会员论文集.
[7]周飞虹.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2008(15).
[9]朱志敏. 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 新视野，2006(1).
编辑 秦维宪
作者：沈飞德
第三篇：口述历史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应对措施
摘 要 论文对我国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对口述历史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主要包括计划、执行、整理、发布和利用阶段所涉及到的具体法律问题。最后，提出口述历史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及规避侵权的一些方法建议。
关键词 口述历史 法律 著作权 隐私
分类号 G250 D923.41
口述历史不仅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史学研究领域，而且被广泛地应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史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学科领域。目前，档案界、图书馆界、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口述历史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从而形成各种特色的口述历史资源数据库，对于抢救发掘历史资料，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独特作用。但是，由于口述历史工作起步较晚，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人们在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同时，十分关注相关伦理和法律问题。如何认识口述历史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如何准备合法的授权书?如何处理口述历史作品所涉的隐私问题?如何平衡利益攸关方的合法权益?如何规避侵权风险?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是推动口述历史资源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本文在总结我国口述历史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口述历史计划、收集、整理、发布、利用流程出发，对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我国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大陆对于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并没有一个定型的模式或指南对其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与指导。口述历史涉及诸如著作权保护、隐私、肖像、诽谤、网络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与各个部门法如合同法、刑法、民法、民诉、刑诉等相关法律领域产生关联，因而复杂且因情境不同而变化多样，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
从2003年起，我国出现了对口述历史法律问题的专门研究，相关论文有10余篇。代表性的论文有郑松辉的《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著作权保护初探》、徐亚文等《口述历史与法律》、尹培丽的《口述资料及其著作权问题探究》、薛鹤婵《口述档案的知识产权研究》、王倩《谈口述档案著作权问题的特殊性》、蒋冠等《口述档案的法律证据作用》、余汝信《口述录音不可强求》、廖经庭《口述历史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从温哈雄事件谈起》、王雯君《口述历史的法律与伦理议题》等等。这些论文分别从著作权、隐私权、口述档案著作权、证据、名誉权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些论文集及著作中，也探讨了口述历史的相关法律问题，2003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知识产权研究(第十四卷)》中董瑜芳发表《试论口述历史中的版权问题》，认为口述历史著作权归属应分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并对授权委托书的必备条款进行了讨论。2005年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左玉河发表《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对口述资料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当代上海研究所主编的《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中，胡志伟发表《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王炎发表《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从死者名誉权、著作权两个方面对口述历史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杨祥银2004年编著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第2章口述史学基本方法中对口述历史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作品在形成过程都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法律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口述历史计划、收集、整理、发布和利用阶段做好预防性的法律准备工作，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侵权。同时，因口述历史涉及到多方当事人，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相关法律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明确和约束，也可以避免出现相关法律诉讼。
2 口述历史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
2.1 计划访谈
口述作品的收集过程涉及到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设定口述历史访谈计划、访谈主题、访谈对象、访谈地点、访谈人数、访谈时间、访谈经费、访谈设备、准备相关的法律授权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准备工作直接影响到访谈作品的成败。一般来说，刚开始受访者对于访谈者会有一定的戒备之心，受访者会担心自己的口述作品被滥用，担心自己的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访谈之前就需跟受访者讲述此次访谈的目的，访谈资源的整理、传播与利用方式、有关口述作品著作权的人身权与财产权等相关知识，并坦承告知受访者口述历史制作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应事先准备好相关的法律授权书，法律授权书是著作权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著作权关系的一种正式声明，包括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与赠与合同。通过它的签署，能够明确各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使受访方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畅所欲言。由于我国对于法律授权书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模式，通常采取的是口头约定或者书面约定的方式。参考美国口述历史法律授权样本，包括有赠予契约样本、访谈封存和(或)设限条款、受访者继承人的赠与契约书、访谈者的赠予授权书、公众赠予契约以及受访者授权书样本[1]268。总体而言，口述历史的法律授权书，首先应建立在明确受访者的责任与义务、公众与专业本身应尽的责任、赞助机构与档案机构应尽的责任以及访谈者的相关权利的基础上，使相关各方明确各自的权责。法律授权书样本需具备一些必须的法律构成要件，使其既能照顾到自身的利益，也能平衡其它相关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同时又不违背相关法律条款。
授权书强调的问题包括著作权的分配，口述历史利用的知情同意，口述历史公开利用的限制设定等方面。事先没有授权书或授权书中的内容不全面都可能引发纠纷。
2.2 执行访谈
同时，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方的言论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或诽谤的言论，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该如何处理?是打断受访者的谈话对其进行引导?还是将受访者的原话内容直接录制下来?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如果对于涉及隐私或诽谤的言论一味进行打断或者封存，似乎有违口述历史的初衷。这时我们可以将受访方的访谈内容进行全部录制，待整理的过程中再将可能引起诉讼的内容与受访方协商后，进行专业处理。
2.3 整理阶段
这一阶段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包括整理者的著作权问题、对可能导致法律问题的关乎个人隐私与名誉等方面内容的妥善处理、遵照受访者意愿实施的公开限制等。
口述作品录制完成后，访谈方须提醒受访者如何处理录音，录音带和抄本在哪里保存。同时对于抄本的制作以及相关权利的变更进行解释。录制的作品对其进行剪辑和编排，这个过程需要注意内容的完整性，处理好涉及隐私、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曾出现过侵犯口述历史名誉权的案例。199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翰等人为前联勤总司令温哈熊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出版了《温哈熊先生访谈纪录》一书，书中部分内容暗指前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勾引蒋经国先生独生女蒋孝章，从而引发控告温哈熊涉嫌妨害名誉与诽谤死者罪[2]。
将录音转录成抄本，其中也凝结了转录者与受访者的心血，如果说转录者不是访谈者，转录者是否对口述作品的抄本享有著作权呢?如果转录者是受雇于某一机构或某个人，它们之间是雇佣和委托关系，这时抄本著作权又由谁享有?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都有明确的规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一般情况下，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但是，如果职务作品主要是利用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等职务作品，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根据法律的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是可以进行约定，在转录抄本之前我们最好是用书面协议的形式，对抄本的著作权进行约定，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著作权不明所引起的法律诉讼。
同时，还涉及到口述历史保管单位的法律问题。保管单位为了有效地保存口述历史内容和检索的便利，可能会将抄本建成一些书目、索引或者部分内容的试听数据库。所形成的数据库，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所以，数据库本身就属于衍生作品，即汇编作品。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口述历史项目，受访者可能与访谈者事先进行了封存的约定，要求将自己的口述历史内容进行保密若干年后再予以公开，在此情形下，保存单位是否可以将该口述作品的目录和部分内容汇编进数据库?这样做是否会侵犯作者的相关权利?学界一般认为，口述历史是一种交互式的活动，其著作权应由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享有。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如果保管方在接受保管时就已经取得了访谈者(即部分著作权人)的授权，在以不公开发表的前提下进行书目或者索引数据库的汇编是被允许的。
2.4 发布阶段
发布即涉及到口述历史公开发表的问题。主要包括出版以及网络公开的问题，这其中也涉及到著作权问题。口述历史作品，无论是抄本、音像资料还是在口述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创作形成的图书，它们的出版前提之一是对于口述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争议，出版权属于著作权人的发表权，交付出版之前需获得作者的授权。而一些没有这类授权的档案性的口述历史除了“合理使用”之外，恐怕都无从出版，因为出版商不会冒险出版著作权尚有问题的资料[1]162。
口述历史出版中还需注意对隐私、诽谤以及涉及国家安全部分文字的相关处理，即使著作权人对其中的部分文字没有觉得不妥，出版者也负有提醒的义务，提醒著作权人对相关文字进行修改或者删除，虽然可能会使作品失去一定的色彩，但是避免侵权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著作权人一味坚持，出版者最好与之达成协议，一旦造成侵权结果由著作权人全部承担。
口述历史作品进行网络传播包括直接将录音资料放在相关网站和将数字化后的口述资料在网络上公开传播。如果受访者在之前就已经签署了授权委托权，将其著作权授予给研究者或者保管单位，这时就不需要再额外授权。如果受访者保留了版权，引用资料就需要获得他们的许可并签署一份书面协议，将哪些内容可以进行网上发布做出具体规定和限制。
将口述资料数字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复制行为，属于著作权人财产权之一的复制权。需要遵照著作权法中复制权的规定，在事先签订授权书时就将此条款写出授权书中，说明网络传播的风险和相关后果，获得授权后，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将录音资料直接放在相关网站，需在网站上作出一定的免责声明，并有所保留，防止对录音和抄本的滥用和操纵。如香港教育学院教育与承传口述历史计划网站的版权及免责声明显示：“本网站所载的口述历史资料，包括访问录音/录像片段、文字本及相片等，均受《版权条例》保护。本网站恕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复制、转载及下载，若要引述本网站内容，则必须注明出处为‘香港教育学院教育与承传口述历史计划’。本网站的内容只代表受访者本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立场。此外，有关受访者口述历史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本网站概不负责。”[3]
为了避免网络传播的失控，需做到以下几点：(1)在作品数字化之前取得合法的授权，对于没有授权的一律不得收入数据库内，有授权的要分清楚授权的内容，有些访谈内容作者并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里面涉及到个人隐私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提供的时候需要做出特别说明和处理。(2)数据库的管理者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相关资源做出一定的限制，对访谈作品的内容进行控制，如采取试用、部分浏览等方式，对访问的人数也可以进行适当控制，避免造成信息失控。(3)通过提供数据库资源获得的报酬需支付一部分给受访者，具体的分配比例可以通过合同约定。
2.5 利用阶段
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口述历史作品形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供利用。如果口述作品没有发表，就需获得作者授权，并注明文章的出处。但作者声明不得公开的除外，需尊重受访者的意愿。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十二种权利的限制，即合理使用的范围，其中第八点就包括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这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在此十二种情形之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涉及到隐私和诽谤的部分，我们在引用和转载时须谨慎，避免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比较大的问题是保管机构将馆藏的复制权转售给微卷出版商和其他代理商后所引发的，有些档案馆把访谈的文字权出售给某一公司，该公司又转售他人，使档案馆失去控制自己收藏的权利——让一项口述历史收藏的使用无端受限，对于曾经为此访谈而奉献的人，是一种伤害[1]162-163!虽然保管机构之前已经获得过著作权人授予的复制权，但是，如果其将复制权再转授给他人，需得到著作权人的进一步追认。保管机构对于口述历史的利用需严格遵守与著作权人的约定和协议进行。对于自己保管的口述作品有义务进行分类管理，一旦出现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造成侵权诉讼的，如将不允许公开的作品进行了公开，导致著作权人提起诉讼，或者导致口述历史所涉及的利益相关人提起诉讼，这时就可能出现在被告席上。尊重著作权人，严格遵守授权协议，及时沟通是避免侵权的有效办法。
3 规避口述历史侵权的对策建议
3.1 提高著作权保护意识
提高著作权保护意识不仅要求访谈者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要求受访者提高著作权的保护意识。首先，访谈方在收集口述作品之前就应安排好相关的工作人员，对采访人员进行著作权相关知识的教育与培训，增强自身著作权保护意识。其次，访谈者应在访谈前就需要对具体访谈者进行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告知访谈者所必需具备的一切伦理、隐私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以便访谈者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计划目标和受访者应尽的义务。第三，受访者需有独立判断事务的能力，虽然口述作品的目的一般都希望能请求获得受访者的授权，这样才使口述作品不至于封存在图书馆或者档案馆，从而丧失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但是，如果受访者在口述作品中有故意捏造或歪曲事物，有涉及他们隐私的言论，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当言词，公开作品就有可能给受访者造成法律上的纠纷，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就不能盲从，需考虑保护自身的安全。第四，保管者也需提高著作权意识，切实按照授权协议的范围进行操作，对于不在授权范围内的使用，可以再次请求著作权人补充授权，重新签定授权协议，并进行归档处理。著作权人不同意的授权范围，应予以尊重。
3.2 尊重著作权人
尊重著作权人表现在尊重著作权人是否愿意接受访谈，是否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著作，是否愿意授权许可使用，是否愿意出版，是否愿意数字化网络传播，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传播利用口述作品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受访者相对访谈者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对于法律问题相对无知，需要解释与口述作品相关的各种法律条款，如使用限制、优先权、版税等法律名词，好让受访者明白自己授权协议的范围和限制，从而使权利不被滥用。同时，我们也需尊重受访者有权拒绝采访，有权拒绝讨论某些敏感议题，有权拒绝授权，有权限制作品的传播。不管受访者做出何种选择，我们都需尊重，按照合同的精神和条款执行。不仅要维护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同时还要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如果口述作品传播过程中获取了相关的财产利益，需向著作权人支付合理的比例，而不能隐瞒。只有切实地照顾好著作权人各方的利益，才能使口述作品避免侵权，更好地传播利用。
3.3 重视授权协议
由于口述历史作品的特殊性，其涉及到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网络信息传播权等许多法律问题，很难用一部部门法进行有效约束。对于口述历史并没有专门的部门法进行保护，应参照《著作权法》《民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样的前提下，重视授权协议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避免侵权。授权协议需要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写进相关的必要条款。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就分别对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和权利转让合同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四)付酬标准和办法;(五)违约责任;(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权利转让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作品的名称;(二)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三)转让价金;(四)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五)违约责任;(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3.4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对于口述历史主要是依据《著作权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进行指导，虽然合同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但无法代替法律的明示和校正作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约束力。因此，当与口述历史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口述历史工作的大规模展开还不太现实[4]。所以，在重视合同授权的同时，应适时地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这样才能使口述作品能更好地得到重视和传播利用。有学者认为，除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之外，还可以建立包括口述历史资源在内的信息资源集体管理组织。通过协商取得口述资料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其一定报酬购得使用权，避免造成非法使用而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减少保管机构的著作权侵权风险，这样就能在实现和维护口述历史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促进口述资料的正常使用和文化、知识广泛迅速的传播[5]。
作者：熊咏梅 胡立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