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文化观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严复在中国近代社会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去向和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传统文化观致力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时代认同与价值取向，尤其是努力引介西学，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和观念变革，有的放矢地改造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和陈腐的思想观念，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择优互补的历史进程，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文化。
第一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数学文化及其数学文化观照之数学教育
摘要：随着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数学文化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笔者就数学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含义、数学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在数学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文化;数学文化;数学教育
文献标识码：A
作者：梁绍君
第二篇：严复传统文化观探究
摘 要： 严复在中国近代社会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去向和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传统文化观致力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时代认同与价值取向，尤其是努力引介西学，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和观念变革，有的放矢地改造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和陈腐的思想观念，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择优互补的历史进程，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文化。
关键词：严复；文化观；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提升，是民族进步和复兴的向征。多年来学术界关注文化研究，从多角度、跨时空，深入探究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广袤内涵和价值取向，阐析各时期非凡人物的思想主张，汲取其中有益的历史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回顾和演绎严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取向，则可略窥见一斑。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作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取向和构建，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一
甲午战后，中国海疆洞开，列强虎视鹰瞵 ，士大夫抱残守缺，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目睹国家民族深重灾难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严峻现实，严复努力扫除封建思想障碍，引介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第一次既系统而又有选择地传播进化论，以唤醒国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严复首先批判“中体西用”的陈腐论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关于“中体西用”，一般人都说是洋务派的举足轻重人物张之洞所发明。这说法未必准确，因为早在张之洞之前的冯桂芬、郑观应和孙家鼐等有识之士都曾述及“以中学为本，辅以西学”的言论，那其间多少都含有“中体西用”的论调，而沈寿康讲得更明确：“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当然，论述更多更 明确的是这以后的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阐明：“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因为张之洞在当时有权有势，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人们常把他作为“中体西 用”的首倡者 。
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口号，当时人们有不同的评论，顽固派对此横加攻击，说这会使中国“变而从夷”，那自是因为他们害怕新事物，害怕变革；更多的人则是看到西学也有本和末，批评洋务派逐末忘本，遗本求用。其中，作为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批评最为有力，且打中要害。
严复着眼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指出：体和用乃是一个整体，即事物本身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体用一源”，“体用不二”，那是说用依存于体，体即在用中，没有离开用的体，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中学和西学是不同的两种事物，自有其不同的体和用，而“中体西用”把不同的体和用硬扯在一块，犹如说牛体马用，自是说不通的，因为牛之体有负重之用，马之体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严复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1]在严复看来，洋务派在中国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想让中国富强起来，可没达到预期目的。他们任意把体和用分割、对立更是混淆是非，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中体西用”，可以说是洋务派尊己卑人心理的表述，既从避害意识角度来对待西方文化，也从西方文明的功利主义来考虑问题。张之洞曾说：中国学术、纲常名教、经世大法无不毕具，这里仅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在洋务派眼里，可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制造之长），但整个西方文明绝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这因为他们要维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洋务派根本不愿正视这样事实；西方的先进，主要在于生产方式和政体方面，制造之长云云，只是其细枝末节。洋务派的长短错位，把中国的短视为长，把西方长视为短，拒绝学习和引进西方之长，而只学其短技。所以严复批评他们是“盜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48
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引介，主要着眼先进的文化思想，重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观念的改革。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先进表现，主要在于提倡“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2]53。这才是导致西方位居先进的根本原因。基于上述认识，严复大力宣传提倡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取代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不但意识到自由是评判各种文化价值的标尺，而且看到自由是西方文化先进的内在动力，是西方在多方面领先封建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严复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衰败，与军事、经济等国力有关，但与民众精神是否振作关系更大，而民众精神振作如何跟自由与否又有密切相关。在严复看来，“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2]35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专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不自由。要改变中国这种落后、专制的状态，必须给予民众的天赋自由。事实上，严复在致力引介西学时，高度重视把西方的自由观念一并融入。严译西方八大名著中，即有专门详析自由的论著——《群己权界论》。这犹如漫漫长夜射进一道光芒，洞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耳目一新，不为古训所惑，不为权势屈。从而冲突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樊篱，促进维新运动 和新思想的发展。
为了正视中西文化交流，提倡维新变革，促进中国迈向近代化，戊戌维新时期，严复致力抨击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儒家陈腐观念。他勇敢地把文化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士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理学思想。朱熹的理学认为，理是先于物而存在的，人们要认识它，需要对具体事物进行观察，即所谓的格物致知。格物不过是使心中所固有的良知都明白而已，目的并不在于“物”，这与研究自然科学完全是两码事。一些拒绝西方科学的顽固派竟然发生了幼稚可笑的误解，将西方的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称之为格致之学，并借用陆九渊、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批评，企图达到反对学习西方格致之学的目的。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基本问题。严复针对朱熹的唯心论世界观提出诘难：“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以见理？”没有天地万物，连人类都没有，哪来的三纲五常？严复在《辟韩》中选择唐朝的韩愈作为批判的靶子，这不是他随意取决的。韩愈自命于儒家大统继承人，君主专制制度的捍卫者，他在《原道》中阐述了君、臣、民的所谓职责，为封建统治者披上了有情有理的外衣。严复对韩愈有的放矢的批判，戳穿了韩愈作为封建卫道士的险恶用心，从而大大降低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权威。
二
辛亥革命后严复更加关注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宣扬。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中国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随着革命潮流滚向前，统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各种社会思潮纷呈，五光十色，而且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是非难辩。严复仍不忘从思想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专长，以匡正谬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严复有的放矢地评点我国传统文化集大
者——庄子。他指出：“晚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3]庄子主张“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 尽天职、奋义务为国民之美德，要具备这种美德，其前提是人民应能自由、自化。尽天职包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这是最高的美德。严复借鉴《庄子》一书，阐发其中精辟的思想言论，而且更加丰富《庄子》的思想论点。
同时，严复认为，墨子的“兼爱”之说是正确的。在社会腐败不可救药之时，一定需要多数人有墨子的思想，社会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墨子的兼爱说是视人我如一体。这是性善的出发点，严复认为这是值得国人提倡和效法 。
直至晚年，严复更多地回顾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希望能取其精华，结合西方道德，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道德观念。儒家道德观和德治思想的两重性。儒家的道德虽然是封建道德，其德治思想也是奴隶主、地主阶级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但由于它们反映了一些道德修养、道德考察、道德发展的规律；治国的规律；就使它们具有两重性，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人民性的精华。如德才兼备的用人观，重视言行一致，从行动上考察人、影响人的思想，“听其言，观其行”，“其身正不令而行”，“知过必改”，“不贰过”等名言，明显的有其积极因素，今天看来还值得继承和借鉴。这样的道德观和思想认识，自然有其继续存在和发生影响的理由。即使人们一向认为是消极的命题，例如孟子关于“不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仔细剖析亦还有它的积极因素。
《孟子》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这是一段很著名的话，人们往往拿它作为儒家义利观的代表，作为儒家不言利，只讲仁义的证据，影响所及，后世有一些儒者亦确有耻于言利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对后代确实产生过把义利对立起来，只敢谈仁义，不敢讲利的消极影响。但如果我们全面分析一下孟轲这段话，立刻就会发现，把它概括为治国者可以不必言利，是不确切的。
三
民国时期严复尊孔与崇儒的思想主张，是对前期新民德观念的补充与深化，是调适中国国情需求和学术思想趋向的发展。这可视作严复学术文化和思想观点的提升表现，并非其信从的思想价值观的倒退或叛离。
严复一贯重视国民素质的培育，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和先决条件。严复关于民力与民智的提升，所涉及的文化内容与知识内容，其前后期的主张大致改变不大，独涉及民德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与儒家思想价值的判识与提倡，与前相比有所变化。大抵前期（1895年前后）严复推崇西方道德价值，尤以自由平等为要义。
到了后期（1913—1914前后）严复则强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力主读经、尊孔、重儒、并以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如：忠、孝、节、义等，作为修身养性之教本。但这绝不是简单地复古，或全盘西化，而是为了更好地融合古今中外的文化之长，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努力改造传统的道德观念，并赋予新的诠释，用以塑造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培育近代国民的道德精神，从而凝聚团结国民，建立强固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纽带。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孕育着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自古至今炎黄子孙不忘始祖，以民族大义为念，以家国天下为重，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相统一，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维系，前赴后继，慷慨赴义，留下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诸如，孟子“民贵君轻”、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此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基因和思想精华，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严复长期致力启蒙救国，做出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在他临终“力疾書”的遗嘱中，仍谆谆告诫后代：“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爲第一要義。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事遇羣己對待之時，須念已輕羣重，更切毋造孽。”②这也是他努力求索的文化精神和人生准则，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匡扶天下的济世情怀，足以彪炳千秋，激励后人。
在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面临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历史抉择，严复满腔热忱地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以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为己任，关切广大炎黄子孙的前途命运。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建设主张，阐明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独到认识与价值取向，从而有的放矢、扬长避短地改造封建传统的陈腐观念，取舍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以弘扬民族正气，增强中华民族牢固的爱国主义精神纽带。尤其是，严复努力引介西学，注入崭新的文化思想内容，启蒙国人，借鉴西方文化和观念变革的有益之处，促进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择优互补的历史进程，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文化和价值取向。这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蕴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内涵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面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冲击，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迎合世界多元文化的挑战，通过双向交流选择，而不断融合发展。
注释：
① 沈寿康1986年4月在《匡时策》一文中提出。
② 据严群先生抄件，书于1921年10月3日。
参考文献：
[1] 王栻.嚴复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9.
[2] 王栻.严复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严复.《庄子 寓言》评语[M].伍杰.严复书评.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林润华
第三篇：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摘要】本文研究我国翻译发展进程中出现重视语言轻视文化、重视微观轻视宏观的现象，详细阐述对翻译文化意识的认识，通过推进文化观，确立翻译指导理念，以多元文化为视角深刻探究翻译实质。
【关键词】翻译研究 翻译文化观 多元化思想
全球化经济进程的逐步深化，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交往领域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多体现在文化和其他领域方面。因而在跨文化时代到来之际，翻译更多呈现出交融性和互助性，单纯的翻译技巧和翻译学术性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从外部层面考虑翻译不能与人文理念相互割裂，因而研究翻译文化，并且了解其影响地位，对翻译活动有着直接和本质的影响，也是研究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础。
一、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在文化上有详细的操作层面，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作为一个翻译者不能规避的本质问题就是语言层面上出现的各类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对翻译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由于翻译者和原作者成长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以文化心理也会不同，在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方面也会多有不同，导致语言和词汇使用出现不对等的情况。另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对事物的理解，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方面也有较大的不同。
例如，英语句子多数情况下受到形式和逻辑的限制，句子的主干构成是主语和谓语，其他的语法形式主要以主语为基础做好各层的连接与搭建，框架结构是以主语为基础，逐渐向外围扩散，但是汉语在句子方面习惯以时间顺序为基础，通过推理的方式做层层递进展开，通过节节延伸，呈现出线性铺排的状态。这两种语言习惯都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所以翻译者从小也接触这类语句构成形式，因而一旦接触与之不同的构词形式感觉无所适从。
二、翻译发展中需要深思的问题
1.重技轻道。这方面的倾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于翻译研究的问世后，专家学生更多的探究翻译技巧，没有对形而上学有强烈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共有500多种书问世，其中介绍语种和技巧性的书籍占比达到85%，大部分都是一“技巧”著名，但是探讨的主体是“怎么译”。第二在翻译研究方面有更多研究，更多重视翻译技巧，将翻译研究看成实用主义，但是这种思想直接带来两种效果，第一，局限翻译理论范围，把翻译理论看成怎么译，导致翻译被局限在应用层面；另外一方面简化翻译的理论功能，误导人们理论只能指导实践，这将引发观念上的误区，让人们单一的认为技巧性的翻译研究对实践有着更直接的用途，研究本质时出发点在哲学，但是实施过程却运用符号学定位，这被翻译学者看成是“制造空洞的理论”。
2.重语言轻文化。我国将近30年的翻译研究中，重视语言轻视文化的现象是在20实际70年代以后和80年代中期，其中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从翻译的层面考虑问题，语转化是翻译活动中最为直接的行为，那么将语言翻译长期的当成语言活动观就是现在研究的翻译观，翻译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理论层面的内容，因而研究中重视翻译的语言层面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3.重视微观轻视宏观。重视微观轻视宏观在翻译上面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翻译史的研究上面，另外一方面是体现在翻译批评领域。翻译史研究主要是在最近几年里面，要求梳理历史时期的重要翻译事件，或者研究某一个翻译家的翻译风格，但是研究中只是就翻译论翻译，缺乏宏观性的把握，尤其在研究西方主要国家文学作品时，更多是罗列翻译事件，仔细拼读翻译内容，梳理翻译复译情况，整体上没有宏达的视野观，以文化外契机，站在文化的高度上面逐步了解翻译，体会翻译，研究翻译的选择、文化的立场等相关问题。因而这类翻译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引出翻译的文化特征，在翻译批评领域内重视其宏观的倾向问题更显严重，其中有如下表现，第一，研究译本中，更多的关注文本意义，文字对照更看重细节，把细节当做整体看待，细节的不妥，就否定整体。第二，评价翻译方法是，要求翻译家在文化转化方面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却没有详细关注翻译家运用翻译方法的动机和文化语境。第三，翻译评价中，语言层面的评价是一切评价的标准，也成为评价的唯一标尺，将对和错看的更重，没有深入探究“对”或者“错”本身的原因，因而缺乏整体思考。
三、从跨文化视角上考虑翻译与翻译观
但翻译一个作品时候，需要加入评论，加入评论的主要目的是两方面，第一通过阅读评论让读者能更好的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差异，第二可以通过评论加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任何文字的东西都不能是孤立存在，都是和生活的社会属性有一定关系，所以很多评论与当时的热门话题和政治发展状况联系密切，因而很多大的新闻媒体都将故事说的头头是道，通过故事映射出真正要表达的含义，必要的时候这些评论是帮助理解文章，或者引导民众的思想层面。
结语：翻译是一个比较美妙的过程，由于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连接，所以运用通过翻译做好沟通的桥梁，很多人开展翻译活动，都是在进行文字，其实这只是翻译的一个小部分，翻译是需要语言交流与文化渗透，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如果文字没有语言为基础，那么整个文字就会变得很单调，也会失去整体的韵味，这只是翻译中的一个很简单部分，其实翻译是在进行转换时候的语言的重新组织，翻译学中最为重要的三方面是信、达、雅，解释为直观的表达翻译的含义，语句的直观，最后语句完整、漂亮，在树立翻译观的同时，需要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翻译的本质，以文化交流为核心，开展翻译活动，让翻译活动有自己正确的历史定位。并在这一原则上，梳理我国翻译史，做出深刻思考，分析翻译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
参考文献：
[1]李小霞.论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文化观[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09）：3-5.
[2]孙英旭，张琪，张雨萌.多元文化语境下译者的翻译文化观[J].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14（03）：13-15.
作者：曾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