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2022-05-11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西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自秦汉以来，盛行于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宗教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新疆，它们在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西域宗教文化。受西域宗教文化的影响，新疆艺术设计在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设计文化。通过对新疆宗教与艺术设计关系的研究，为艺术设计者提供思路与方法，使人们了解新疆丰富多彩的设计文化资源。

第一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西域传统艺术文化历史传承述略

[摘要]自西汉开始，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古老而灿烂的西域艺术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原地区。尤其是龟兹乐舞东渐，不仅构成隋唐时期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促成宋元词曲艺术的发展，也为明清时期维吾尔族民族音乐艺术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历史传承

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

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的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连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因此，在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对于古代龟兹乐舞的探索就有了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学者无法见到记录龟兹本地除汉文资料以外的其他史料。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两万一千七十六人。”由此可见，龟兹国在汉朝初期已然成为天山南麓最主要的城廓国家之一，隶属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生产水平较为发达。

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龟兹艺术便得到了丰富多元的发展。音乐是龟兹乐舞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歌曲、器乐等较为单一的音乐表演形式之外，舞蹈、戏剧、说唱、百戏等艺术形式也都离不开音乐的伴奏，故而产生舞乐、戏曲、百戏音乐、说唱音乐等。此外，龟兹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融合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高度，这在中原地区发展到唐代才开始兴盛。

龟兹舞蹈艺术包括软舞、健舞、持具舞、模拟舞及双人歌舞等多种形式，在敦煌壁画可以见到类似的舞蹈动作。唐代广泛流传的“绿腰”、“苏合香”等软舞均源于龟兹，或是以龟兹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而唐代著名的健舞，如“胡璇”、“拓枝”、“胡腾”等也是先在龟兹本地流传，后来东渐中原。龟兹乐的表现内容，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表达爱情的，有正队列鼓舞士气的，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等，可见当时龟兹艺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和促进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龟兹器乐传入构成华夏艺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龟兹乐器在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中成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代表。中国古代将乐器按“八音”划分——即金、石、土、革、丝、木、垉、竹八种，这是按照乐器的制作原料划分的。龟兹乐器的传入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根据史料记载、洞窟壁画及出土文物等，龟兹地区使用的乐器至少有27种。气鸣类吹管乐器有横笛、筚篥、排箫、笙、贝、铜角、苏乃依8种;弦鸣类乐器有曲项琵琶、竖箜篌、卧箜篌、弓弦箜篌、五弦共6种;体鸣类乐器包括羯鼓、毛员鼓、沙铃、碰铃堂鼓等共13种打击乐。可以看出，许多乐器经过外观、音色、律制等，方面的改良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

自西汉起历经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兴盛期，风靡宫廷和民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在隋唐宫廷设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经龟兹乐改良后的“西凉乐”也进入当时的宫廷乐部，这两部伎乐深受君主喜爱。

不得不承认，敦煌艺术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起源与龟兹乐舞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维吾尔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麦西热甫”、“白孜麦”等各种民间娱乐集会上表演的民间歌曲、舞蹈、说唱音乐、器乐以及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片段和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民歌，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龟兹乐最精华核心的艺术代代相传。因此，笔者认为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古代龟兹乐一脉相承，这些艺术文化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成为人类不朽的经典！

二、宋元时期西域艺术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隋唐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得到了更加繁荣的发展。宋朝宫廷乐舞夹杂着宴乐、歌舞、奏乐、百戏以及杂剧多种艺术形式。由唐代西域舞蹈《柘枝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宋代《柘枝队舞》在当时已经成为载歌载舞，穿插有故事情节的大型乐舞。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

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时期一种叙事性的长篇说唱音乐，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照声律高低归并到不同的词调，敷衍成文而入曲说唱。这种集合若干套统一或不同调性的曲子杂缀而成，轮换递唱的诸宫调，有《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诸宫调》等代表作。据《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记载，诸宫调是向杂剧过渡的艺术形式。宋元杂剧《西厢记》与《白兔记》的问世，标志着这种叙述体音乐形式基本完成向代言体戏剧的转变。敦煌遗书中，李正宇先生《试敦煌遗书——兼谈“诸宫调”的起源》认为：“集合若干套不同诸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的诸宫调”，“早在孔三传之前三百多年的盛唐时代已经有了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这样堪称诸宫调雏形的作品流传于世。”“北宋后期诞生的诸宫调，其孕育期至少有三百多年。”由此推算，当时正是西域文化刚刚传入中原地区，这为后世文化艺术的繁盛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北方以汴梁为中心形成的商业枢纽和文化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大中城市出现许多如“勾栏”、“瓦舍”等供各族民间艺人讲唱作戏的平台;宫廷也设置“教坊”、“钧容直”等音乐机构，仍沿袭隋唐五代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后来又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琵琶色、方响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等13部。其中，许多乐部与西域胡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词、元曲的起源与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依声而作。唐宋大曲后来直接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发展，为元代杂剧和现代地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分为北曲和南曲，急曲子和慢曲子。北曲与南曲在节奏、唱词、旋律和风格上有所差异。明代王世贞在谈到两者差别时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请多，南声请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元曲，即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散曲作者多为文人、官吏;杂剧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相比而言，后者较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人们亦将元杂剧称为剧曲或元曲。它是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调性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又另加楔子，其曲牌多来自于宋词曲牌，更富于音乐性。至此，《龟兹乐》与《西凉乐》在内地盛行，同时元曲及后来明代传奇中的大量散曲皆为西域乐人所创。

追溯元曲小令的渊源，毋庸置疑都与汉唐时期东渐的西域胡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唐宋曲令的元曲有着丰富的格式变化，如独木桥体、顶真体与叠字体等，在音韵、遣词、格律等结构方法与艺术手法方面皆与西域少数民族曲家历史性的贡献有一定关联。定居中原的西域“色目人”中有很多是在音乐、文学、戏曲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据《元史》、《元曲家考略》等记载，有王元鼎、赛景初、米里哈、虎伯恭等，他们都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专门人才，在古代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明清时期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少数民族，其民族音乐大致可分为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三类。民间音乐是维吾尔族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反映，可谓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奠基石”。

西州回鹘音乐文化是在西域音乐文化与漠北回鹘时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较多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喀喇汗王朝的音乐文化既继承了漠北回鹘时期的艺术因素，同时大量吸收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伊斯兰音乐文化的精髓。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大量问世，如《突厥语大词典》，从文化层次促进了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发展，为传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整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调式理论基础。

清朝，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因素已然形成，这时盛行于宫廷或民间的琵琶、箜篌、筚篥、笙、筝、笛等已经过改良，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更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下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艺术，如《乐器》云：

龟兹乐部起纷纷，调急弦粗响遏云。

忽听名呼胡拨四，不禁低首忆昭君。

综上所述，形成于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衔接古代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重要纽带，它为我们揭示了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古代西域艺术文化正是依托丝绸之路的区位优势，不断融合中西方文化艺术精华发展而成，成为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马慧

第二篇：西域宗教文化与艺术设计

摘要：自秦汉以来，盛行于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宗教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新疆，它们在相互排斥、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西域宗教文化。受西域宗教文化的影响，新疆艺术设计在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设计文化。通过对新疆宗教与艺术设计关系的研究，为艺术设计者提供思路与方法，使人们了解新疆丰富多彩的设计文化资源。

关键词：西域;宗教;伊斯兰教;艺术设计

西域宗教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异梦幻。自秦汉以来，西域以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不断吸收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在此广袤的土地上游猎、游牧、屯耕、贸易或手工业生产，创造和遗留了形态迥异的文化，进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疆文化，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宗教文化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成为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东渐过程中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像新疆如此多种宗教荟萃，并表现出多样的发展特点，留下各自的文化痕迹，这是西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对新疆的艺术设计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其他多种宗教的影响有限甚至绝迹，故本文以伊斯兰教的论述为主。

一、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

(一)宗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新疆宗教文化丰富多彩，多种宗教形态荟萃。自无文字时代便盛行的原始信仰及萨满教文化开始，先后在新疆传入和流行的宗教有佛教、祆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历经朝代的变更、千年的传承，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宗教文化。而艺术从来都是和宗教息息相关的，铃木大拙曾说过，艺术往往脱胎于宗教形式中，宗教借助艺术表现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艺术也会借助宗教的形式走向美学。因此，要使设计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势必要借助西域宗教文化。在传入新疆的一千九百年来，宗教的精神概念、表现形式与它的教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的思想文化，并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音乐、民俗等各方面。如果新疆的艺术设计脱离了宗教文化这个土壤，那么它将失去其精神内涵和美学品质，缺少了历史的传统和地域的特质。

(二)宗教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设计来源于生活，却又方便于生活。设计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满足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新疆，信教群众900多万人，占全疆人口的56.3%。如果我们脱离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民族信仰去做设计，那么设计无疑是无本之木，只能孤芳自赏，没有市场，无法转换成有用价值。

(三)宗教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西域，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具有神秘感和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个方位名词，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符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的传入犹如一股来自异域的春风，给艺术设计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题材和内容。各种异域风光和风俗不仅使我们耳目一新，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创作题材和素材。如新疆的手工艺，就是在借鉴吸收了伊斯兰教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伊斯兰风格的手工艺文化。雕刻、绘画、镶嵌艺术为创作手法提供了多种可能;伊斯兰教倡导装饰丰满、繁复、不留空白，为构图方案提供了更多可能。特别是它的装饰图案，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四)西域宗教在艺术设计中的阻力

虽然西域宗教在艺术发展中文化底蕴深厚，群众基础扎实，文化特色鲜明，但全球化对于宗教艺术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文化的渗透，使当代人的审美取向时尚化、趋同化、单一化，而宗教艺术自身形态的特殊性和认同的局限性，使其不能在设计方面凸显作用;此外，与资本势力直接相关的“强势文化”推动相关艺术的广泛进发，占领市场，占有受众，也对宗教文化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力。

二、宗教在设计中的应用

(一)宗教在新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新疆是多宗教地区。伊斯兰教在新疆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现在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即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回、东乡、撒拉、保安民族。全疆人口1 690万，其中少数民族1 000多万，少数民族96.99%信仰伊斯兰教，各地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喇嘛庙、天主教堂等，新疆共建设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0万人。伊斯兰教是新疆传播最为广泛、信奉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它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作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伊斯兰教，它对于艺术的发展不光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还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纵观艺术的发展，宗教与艺术总是密不可分，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和交流。任何艺术，在发展初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成长的，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感化人心的宗教力量。其次，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作为设计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形态，服务于人民大众。

(二)利用宗教观念服务于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不仅要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应承担着引导社会风尚、弘扬传统美德的社会责任。艺术精神与宗教精神都在体现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素养，虽然宗教是神学，但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却并不亚于艺术。艺术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美好，引领人类追寻人的本质，关注人文情怀。而宗教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的同时，还稳定了人们的情绪，缓和了社会矛盾。从和谐社会的层面审视宗教，它包括诸多注重和谐的宗教理念。例如伊斯兰教《古兰经》，将人的行为和接触的事物分为善恶两类，善的包括一切合法的事物，恶的包括一切不合法的事物。佛教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抑恶扬善的道德观念。纵观各家宗教理念，莫衷一是都是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共荣。这不仅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也是创建和谐社会、传承优良传统、唤起民众公德意识、共建社会新风尚的时代呼唤。这种社会风尚的倡导，也是我们的设计作品承担教育功能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这应当成为我们艺术设计工作者的理想和动力。

(三)利用宗教图案服务于艺术设计

1.利用装饰图案。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维吾尔装饰艺术严禁偶像崇拜，而以植物图案、文字图形为主和几何图形为基础的抽象化曲线纹样，因而以线框和色块为主的构图形式就成了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突出特征。因为题材本身的局限性，经过长时期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重复、对称、均衡、交错、循环、连续、整齐、繁缛的表现形式。维吾尔装饰图案从希腊、波斯、印度、阿拉伯和中国中原地区文化中博采众长，创造了造型优美、色彩绚丽、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图案，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纹样的设计上喜欢繁密有序，色彩的搭配上喜欢强烈的对比，视觉效果上喜欢富丽堂皇、热烈丰富。当现代艺术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时，现代设计却要更加紧密地关注生活。设计本身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设计在刺激消费、发展国力等方面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艺术设计活动要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紧密结合。我们在进行设计活动时，就要在充分考虑他们喜好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装饰图案进行严谨而有规律的组合，通过巧妙而富有神韵的构思，赋予优雅而对比强烈的色彩，创造出内容丰富而发人深省的设计作品。

2.利用经文美术字。经文美术字的诞生和宗教的需要是息息相关的。它是在眷抄《古兰经》的过程中在阿拉伯书体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书体本来就有许多种字体，以曲线变化为特征，流动飘逸，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经文美术字在阿拉伯书体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创新，使其成为一种装饰纹样，在建筑、工艺品、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清真寺、陵墓建筑、民居住宅中，都可以看到此类文字。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能在宗教文化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除了汉字，大概就数阿拉伯文字，这两种文字在宗教文化和书法艺术中的表现，可以说达到了装饰境界的极致。形成的字体华丽、古朴、流畅。它们组成各种形象，编制各种图案，是经文美术字的独创。从装饰角度来讲，经文美术字为建筑物、艺术品和生活用品做装饰，充分显示了它具象与抽象、实与虚、静与动相结合的无穷魅力。从设计角度来说，经文美术字可以组合成圆形、半圆形、长方形、菱形、异形等几何形状;在整体上，书法和绘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给观赏者不同的审美感受。经文美术字被当作设计元素应用时，可以产生许多超越原有意义的形式，从而使经文的潜在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使之具有趣味性和形式感，以达到一种美化视觉、强化设计意图的效果。我们在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巧妙地应用经文美术字，不仅在于其独特的书写外观，更为突出的是其所深蕴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这将使我们的设计作品凸显民族特色。

3.利用图案象征意义。宗教图案大多含蕴着某种玄奥的神秘哲学或宗教观念。黑格尔曾在论象征时说：“象征一方面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可以暗示某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另一方面它又能暗示普遍性的意义。”阿恩海姆也曾说过“所有的艺术都是象征的”。而艺术设计讲究的就是“意趣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在进行艺术设计过程中利用图案的象征意义，将起到一图千言的效果。在颜色方面，绿色是神圣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蓝色，是维吾尔族对宗教的虔诚和对神秘自然的感知;白色象征宽宏大量;黑色象征胜利凯旋;高亮度的颜色象征他们热情奔放、开朗外向[1]。在图案上，巴达姆纹样象征着力量和坚贞不屈;波状曲线的植物纹样象征宇宙万物的深奥精深和生命力的顽强。在图形方面，主要是圆形和方形，它蕴蓄了伊斯兰教天地融合的观念。圆形在伊斯兰教图案中象征着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和完美无缺，地球只有一个中心等宗教观念。正形四条边所表示的“4”，则象征着四季的更替、东西南北四方等神学思想。在使用时，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如此反复变换循环，象征着周而复始、万物有灵的大千世界。这种多元式的艺术手法，妙趣横生，耐人寻味[2]。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利用宗教图案，不仅可以增强物体的美感，而且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启发人们的心智，唤起人们的联想，得到充分的审美享受。

在一个宗教发达的地区，不同的宗教精神感召下的艺术设计创作是无法用语言穷尽的。而西域宗教作为具有感召性的信仰力量，必定会将新疆艺术设计创作带到一个巅峰。

参考文献：

[1]杨士宏，袁建勋.少数民族宗教艺术教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2]王新生.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3]王嵘.西域艺术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4]秦惠林.伊斯兰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6]贺灵.新疆宗教古籍[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郭守涛

第三篇：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特点及当代价值

[摘要]古代西域主体部分指的就是今天新疆，新疆文化主要渊源于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文化也就是新疆的主要文化。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与世界所有著名的文化体系都有着关联性，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和世界古代各主要文化有着亲戚关系。这种关系是由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最为艰险的唯一通道决定的。交融性、世界性和主导性是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三个特点。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是历史留给新疆丰富且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它不但塑造了新疆的历史，决定着今天新疆的基本面貌，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新疆未来的发展。它有利于增强新疆特色文化自信，有利于重塑新疆的开放精神，有利于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当下新疆甚至全国有着重大的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关联性;文化自信

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长安为起点，向西北经西域，即今新疆地区，通往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而得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包括约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路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宋初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陆路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西域的主体部分指的就是今天的新疆，所以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就是新疆段的丝绸之路文化。新疆文化主要渊源于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文化也就是新疆的主要文化。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丝绸之路让世人皆知。2015年，新疆被国家确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下，深刻理解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文化底气，也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智慧的借鉴。

一、丝绸之路及西域丝绸之路

(一)丝绸之路概况

关于丝绸之路，可以从它是怎样的一条路，这条路是如何产生的和发展历程几个方面认识。

1.丝绸之路的开通及性质

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长安为起点，向西北经西域，即今新疆地区，通往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进行着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军事活动甚至战争。这条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命名，但为世人所公认的是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就是“丝绸之路”。因为在这条道路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丝和丝织品始终是最主要最珍贵的商品，所以叫“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此后，人们把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所有交通路线都统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本质是一系列上面来往的交通路线，但又不仅仅是交通线路，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既不是为了商品贸易也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产生于地缘政治，具体说就是汉代的外交战略变化的结果。汉武帝时，游牧在北方草原的匈奴严重威胁着中原安全，为了打败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生活在西域的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能完成这个外交任务，但却对西域的山川河岳、交通道路、风土民情有了全面的了解，为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准备了条件。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标志着正式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开通了。

2.丝绸之路的发展阶段

自从有了丝绸之路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在这条道路上上演了无数精彩纷呈的故事，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汉代前的区域自发交往阶段。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在欧亚大陆上已有贸易和文化交流。例如一万年前，产生于两河流域的小麦就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东方，而产生于长江黄河的大米小米，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這说明丝绸之路交往在张骞通西域前早已自发地进行着。

第二个阶段是汉代到唐代前的畅通阶段。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也标志着以汉朝政府的国家力量来经营这条道路，公元前60年，汉代在吐鲁番交河设立西域都护，后来西域都护府设在丝绸之路上的轮台县。西域都护主要的职责就是通过对西域诸国统辖，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克孜尔尕哈烽燧就位于西域都护府附近的库车，是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设施，它至今高大的雄姿见证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第三个阶段是唐代和元代的繁荣阶段。唐代和元代丝绸之路盛况空前的繁荣，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唐代最主要的工艺品唐三彩和唐诗里感受到。很多唐三彩就是取材丝绸之路，比如唐三彩载乐俑就反映了丝绸之路盛况空前的繁荣，从张继的《凉州词》也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繁荣景象：“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沙漠上极缓行进的一队队驮运货物的骆驼，从东方一直远行到西方。这种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设置，唐朝还在西域设立四镇，在安西四镇中碎叶最遥远，碎叶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有一位从中原内地经商安家在此的商人，公元701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让世人皆知的儿子就是伟大的诗人李白。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时期的衰落萧条阶段。明清后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新航路的开辟，使繁荣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衰落萧条了，但丝绸之路从来没有死去。今天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古老的丝绸之路将真正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21世纪崭新的丝绸之路——以铁路为代表的钢铁丝绸之路，陆上交通运费比空运节省得多，时间比海运大大缩短，安全性更大，通关也更加便捷，将逐步成为亚、欧、非各国经贸往来的大动脉，沿途居民城镇会因之而变得繁荣。丝绸之路再次繁荣和复兴正是我们这代人骄傲和使命。

(二)西域丝绸之路的特点

西域段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大陆东西经济文化的必经之路和唯一艰险通道，这就决定了它的两个特点：唯一性和艰险性。

西域段丝绸之路的第一个特点是唯一性。就是古代欧亚大陆除了西域这豁口，再无别的道路联通，这是由亚欧大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从亚欧大陆地形图可以清晰地看见，帕米尔高原以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澜沧江-湄公河，这些高山雪峰、峡谷激流、丛林险滩完全制约了古代人类较大规模的东西方向来往。阿尔泰山以北则是严寒的西伯利亚茫茫原始森林区，完全不适宜古代人类大规模东西向往来。只有在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这三座东西走向的大山脉之间有几条通道，所以只有西域丝绸之路是沟通亚大陆的唯一通道。

西域段丝绸之路的第二个特点是艰险性。这是由新疆地理方位和地形结构决定的，新疆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这使得新疆的降雨量极其稀少，气候异常干燥，广泛分布着沙漠和戈壁;新疆的地形可以概括为三山夹两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个山系，这三大山系海拔高、山体大，准葛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两大盆地的主体是巨大的沙漠，它使得新疆地形异常复杂，地理环境十分险恶。在古代大山和沙漠都使得人们几乎难于逾越，这使得西域丝绸之路在整个丝绸之路中是最为艰险的通道，某种意义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生命补给区。正是新疆的地形结构使得西域丝绸之路大体上沿着昆仑山和天山山麓分布，呈现出三个走向，即是南北中三道。南道沿昆仑山北坡经过，楼兰—和田—莎车—南至印度，西南去阿富汉方向。中道沿天山南坡，经过楼兰—库车—喀什—西去伊朗、并沿地中海沿岸至罗马。北道沿天山北坡，经过楼兰—吐鲁番—乌鲁木齐—伊梨—西去黑海沿岸。

新疆地处亚洲的腹地，地理位置和三山夹两盆地形使得西域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上最为艰险的唯一通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过，一切的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发生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地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了理解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基础。

二、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特征

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与世界所有著名的文化体系都有着关联性，这是由西域丝绸之路古代欧亚大陆最为艰险的唯一通道决定的。国学泰斗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是一个和世界四大文化全都有关联性的文化，这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这就是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最大特征，也是新疆特色文化最深厚的底蕴。为了深刻地认识西域丝绸之路文化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都有着关联性特征，可以具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性、世界性和主导性。

(一)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性

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有了广泛的交流和影响。中原华夏文化首先传入西域，然后在这里停留发展再传到西方;同时西方许多文明也是首先传入西域，然后停留发展再传入中原，中西文化交流促生了独具特色的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呈现出交汇融合的特点。

这个特点最直观体现就是新疆的地名。新疆的每一个地名都隐藏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沙车”“于阗”是印欧语古塞种地名，“阿克苏”(白水)是突厥语地名，“焉耆”是梵文地名，“乌鲁木齐”“博尔塔拉”(灰色的草原)是蒙古语阜康、奇台、米泉、石河子等是漢语地名。这些地名体现的是各种文化在本地留下的印痕。新疆有近1/2的市县为双语地名，如焉耆(Agni)—karasar。一个地名三种语言同存，如塔城—Qoqek—Tarbahatay，汉语—突厥语—蒙古语，塔城这个地名展示着各种文化保持自己传统特征，更典型地体现着多元文化的融合。

我们可以沿着西域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的城市，具体认识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性，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就是今天的吐鲁番，西域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吐鲁番是交汇融合的典型代表，吐鲁番历史上的使用的语言文字、居住方式、宗教信仰、使用的货币货物等方面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吐鲁番曾使用过许多种语言文字，出土文献中的有17种文字和24种语言，文字包括梵文、佉卢、汉文、印度婆罗迷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托忒文。吐鲁番曾是整个丝绸之路上发现语言与文字最多的地方，也是世界上使用过语言与文字最多的地方，每一种语言与文字都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也反映了当时吐鲁番是有各色人种和文化的国际性大都市。通过吐鲁番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各种文化在这里并通过这里交汇交融。

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就是高昌国的首都，它的建筑格局是三重城池，这完全是中原皇城的建筑结构。高昌故城旅游的广告词很能说明这一点：你想知道大唐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的吗?那么请到高昌古城来。从这个居住的城池结构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对这个地区影响的深刻。又如阿斯塔纳是高昌国的皇家墓地，在这里出土了大批文物，有“地下博物馆”的美称，比如唐代绢画《围棋仕女图》，不管是这个女士的形象还是下围棋娱乐活动，都典型地传达出浓郁的中原华夏文化的气息。同样是高昌人，当时他们的皇家寺院就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从大量的壁画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之一，也就是说印度文化也在吐鲁番大放光彩。在距离吐鲁番市东边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吐峪沟，有一个著名的文化遗迹，就是贤人墓，据说埋葬的是默罕默德的传教使者，曾有是伊斯兰教第七大圣地之说，距今已经有1300年之久，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的源远流长，仅仅隔着一条小溪的对面就是千佛洞，也有1700的历史。这两种宗教在吐峪沟和平的相处了上千年，体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交融性还体现在西域的各种货物和金币。如阿斯塔纳出土的罗马金币，这种货币的流通，代表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也在此地有一席之地。1972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唐代绢画《双童图》，图中描绘了两个正在草地上嬉戏的儿童，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卷毛小狗，画中的“哈巴狗”来自“拂菻”的东罗马帝国。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高昌王麴文泰曾向唐王朝献一对“拂菻”狗，哈巴狗从此传入中国。图中小男孩的背带裤的着装，既有新疆地方特色，还富有“现代气息”。这也充分证明了罗马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新疆的融合。

北道上融合的典型还有伊犁霍城县的阿里麻里，比如在这里出土的青花瓷壶，青色颜料与图案主题来自波斯，瓷器来自中国，其中青花瓷正是欧亚文化融合的代表。

丝绸之路南道和中道的塔里木河流域是文化融合的大熔炉。据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假如找到历史老人遗留在塔克拉玛干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就打开了”。塔里木河流域在文化融合上，一点不输于约旦河和幼发拉底河。

塔里木河流域丝绸之路中道上的古代龟兹文化，就是今天的库车，是文化融合的产物，这点可以从两个世界级的学者的对话中能反映出来。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过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学者汤因比：“如果人真有来世的话，你愿意出生在哪里?”汤因比回答：“我愿意出生在两千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龟兹地区。”作为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学者，汤因比以一生的学养把时间和空间聚焦于一个地方，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因为那是一个文化汇聚的福地。今天还能看到的这种文化汇聚遗存主要是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

克孜尔千佛洞本身是佛教文明的集中地，但它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犍陀罗在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是希腊文化在东方的发展和遗存。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龟兹人体艺术，部分呈现出半裸体的特征，这追本溯源就是古希腊艺术史传统，在古希腊人体是最值得人们珍爱的对象，所以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中的半裸体人物虽然表面上看有悖于佛教教理，但更真实地体现了当地当时的融合文化氛围。这种融合的特征向东影响了敦煌文化，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说，研究敦煌深层次问题的钥匙在克孜尔千佛洞。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沃土中孕育出的龟兹乐舞，是一只由东方中原文化、南方印度文化、西方波斯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培育出的艺术奇葩，在汉代至隋唐时登上西域乐舞乃至中华乐舞之巅，这给游历龟兹的大唐僧人玄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在《大唐西域记》记载下了这样的感受，“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篦篥、毛员鼓、都眃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籹鼓、铜钹、贝、弹筝、候提鼓、齐鼓、檐鼓等二十种。根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龟兹琵琶七调起源于印度北宗音乐。龟兹乐娑陀力(宫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Shadja，般赡调(羽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Panchama调。

尼雅的精绝国体现了丝绸之路南道的文化融合。1995年10月，中日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织锦。这幅织锦是汉末至魏晋时期极其臻美的汉式织锦，上面有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精绝国是欧罗巴人种，语言是一种古代的印度语的吐火罗语，而文字使用汉语。在小小的一个地方，有几种文化同时存在。今天的巴州若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带翅膀的天使佛像，米兰出现的“有翼天使”及其他犍陀罗风格的佛教艺术，是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的见证。

新疆现在绝大多数城市有一个共同点文化特点就是混血，季羡林多次强调：“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押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新疆地区。”这就是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交融性典型体现。

(二)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世界性

西域是连接欧亚各大文明的唯一通道，西域絲绸之路文化在通向各种文明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开拓了自己文化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它本身就有世界性。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域性的文化，主要是依据地理条件和其他因素独立发展演化而来，即使有文化交流也不占主导因素。而西域丝绸之路文化不同，其文化主要是吸收其他文化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些被吸收的文化因素的确太不一般了，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吸收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涵盖了人类史上所以最优秀的文化成果，这就是世界性的体现。

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本来是自成一体，高度发达的文化，自从春秋战国开始，它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我都进行了深入完整的哲学构建。中原华夏文化正是他通过西域和世界文化得到了交流，并通过西域这个中介，吸收了世界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有了世界性。中华文化早期世界性的典型代表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佛教文化传入主要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早期中国人西天取经不是印度而是西域，如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汉明帝派使者西域求法，从而有了白马驮经和中国的第一座寺庙洛阳白马寺。汉族第一僧人朱士行和田万里求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域就是小西天，汉语“佛”这个字不是印度的梵语，而是由西域地方语言翻译成汉语的。中国文化虽然自成一体，但中华文化总体上更注重伦理哲学，而佛教直接关注人的生死，他传入中国，补充了中国文化的薄弱部分，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粱启超说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中外文化的大交汇，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汇是汉唐佛教的传入，第二次则是明末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基督教的传人)。这使中国人的眼界大开，中国人有了全新的世界眼光，中华文化有了世界性。

佛教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原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父亲是印度的王子，母亲是西域龟兹国的公主，他自小在西域各国广泛学习，后来成了西域学问最高的佛学家，代表了当时西域最高文化水平。鸠摩罗什在前秦时来到中原，在中原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和讲学活动，今天在中国流行的最广的佛经如《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西域学者，还将西域的宗教、音乐、绘画、舞蹈等文化传到了中原。在中华文化向世界的学习中，玄奘是中国第一代伟大代表，玄奘为探究佛教真理，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西行五万里，共带回佛经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心经》《瑜伽师地论》，经过以玄奘为代表的高僧努力，佛教完全融入中国文化，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的使者。以佛教为代表的世界文化，开辟了中国人的精神新天地，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世界性。

(三)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主导性

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中，尽管融合了原住民氐羌文化、中原华夏文化、印度佛教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呈现一花五叶的文明态势，但在西域丝绸之路漫漫历史长河中，居于主流的是中原华夏文化，其主导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历史遗存上，中原文化数量及内涵最多。现在新疆大地所有的历史遗存中，汉式古城、关隘、烽燧、道观和墓葬等等，一直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甚至更西面。无论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玉奇喀特古城、楼兰等方城，还是营盘城、盘橐城等圆城，都源于中原“天圆地方”观念，甚至气势磅礴的三重城格局成为常态，建造原理与中原文化如出一辙。中原文化数量及内涵远远超越佛教与伊斯兰教等西来文化积淀的总和，中原华夏文化体系主导了西域社会发展大趋势，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圈一个分支。

文化的传承上，所有的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对西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记载。在西域所有出现过的文字中，最早的记载来自中原汉语文献，而在西域历史上全境通行，又一直没有中断过的也是汉语。

在行政文化上，中央王朝曾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西域大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与高昌郡、焉耆郡、伊吾郡、且末郡、若羌郡等地方行政机构，自从汉代建立西域都护府以来，西域一直受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或受中原行政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生产技术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四大发明深深地影响着西域文化。坎儿井、铁器、耕地等先进的技术，都是从中原引进的，中原农耕文明提升了西域绿洲农耕文明的水准，也是西域由草原游牧文明向定居农耕转化的重要动力。

在历史长度上，中原文化影响时间最长。在西域丝绸之路上，从汉代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直到西辽的漫长时期，华夏文化都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到元朝，尤其是明代清代以后，西来文化(伊斯兰文化)才逐步兴盛，到了清代与民国时代才渐渐深入当地人的心中，又因为当今的教育失误等问题，造成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仿佛自古以来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才是西域文化的主流，这是我们一定要纠正的文化误解。

交融性、世界性、主导线是西域丝绸之路的文化三个的主要特点，丝绸之路的文化与世界所有主要文明有着深深的关联性。这是历史留给新疆丰富且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它不但塑造了新疆的历史，决定着今天新疆的基本面貌，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新疆未来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下新疆甚至全国有着重大的价值。

三、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当代价值

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有三个主要特点，相应地对当下的新疆及全国有三个重要意义。增强新疆特色文化自信，重塑新疆的开放精神，促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增强新疆特色文化自信

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呈现多元融合的特点，是今天新疆特色文化的底蕴，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从全球化来说，今天已告别了封闭与隔绝，大规模的全球交往席卷而来。正像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一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明之间毕竟充满着冲突。但每一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具有特殊的生存智慧和独到的适应策略，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就是适应全球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正如季羡林所说，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发展与和谐相处。而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新疆，新疆特色文化是几千年“全球化”的产物，它为今天人类大规模的全球化提供了发展经验。

从新疆的稳定来说，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地方，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和平相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主旋律，是新疆特色文化的底蕴，对今天的新疆社会稳定有重大意义。西域丝绸之路文化交融发展与近代西方与其他文明交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和欧洲主导的新航路文化大不一样。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伴随的后果是对于新发现地区的掠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大肆屠杀、非洲黑人的大批贩卖，世界上很多地方沦落为欧洲人的殖民地。丝绸之路与之截然不同，上千年来不同文明大体上保持着和平友好的交往。西域丝绸之路文化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包容互鉴，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人民，不但完全可以和平相处，而且能相互借鉴相互发展。今天实现新疆的总目标，必须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跳梁小丑，不是新疆的文化特点，战胜三股势力的信心就是渊源于对西域丝绸之路多元融合的文化事实。

从新疆的发展来说，西域丝绸之路多元融合文化是新疆现代支柱性产业，即旅游和文化创新产业最大也是最富潜力的珍贵资源。新疆的各类遗址中仍然保留东西方各古代文明曾经拥有但是现今早已遗失的精彩文化珍宝，新疆是一个曾经运输买卖过各个文明区域无数奇珍异宝和时尚奢侈品的古道区域。随着服务业尤其是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将越来越显示它固有的巨大价值。

(二)重塑新疆的开放精神

无论张骞通西域，还是鸠摩罗什传佛法到中原，展现的是我国古代与世界交流的愿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本身是各种文明相互开放的过程中相遇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标志，研究丝绸之路开拓精神，是为了找回那个时代发生在西域丝绸之路上走向世界的开放精神。

今天，我国倡導的“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各国的发展，这会对新的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必将促进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这正是西域丝绸之路文化开拓精神的现代体现。但是，目前我们对新疆开放的前沿地区，如中亚与中东缺乏大规模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对外部世界缺乏全面的认知，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障碍之一。对外部世界缺乏理解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落后于现实，陌生导致无知，而无知又将导致盲动，丝绸之路开拓开放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榜样的力量。

正像中华文明吸收包容佛教等外来文化一样，开放是一种文化边界的突破、走出去的精神。如何让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新疆文化走出去，在全国和全世界树立良好的形象，以西部歌王王洛宾为代表的西域音乐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王洛宾挖掘、整理改编和创新了新疆大地上各民族音乐，以现代音乐理论和汉语的歌词，使得西域音乐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让全国人民对新疆、新疆文化有了向往之情。我们应深入发掘丝绸之路文化的世界性，让新疆特色文化走出去，传播良好的新疆形象，吸引全国以至全世界关注新疆的发展。

(三)促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西域丝绸之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中华文化深深地扎根和养育着这片土地。丝绸之路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当中华文化在西域广为传播时，西域就社会稳定，生產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反之则社会动荡，人民不得安宁，中华文化是西域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

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没有间断的古老文明，长达5000年之久，它以博大的胸怀吸收着不同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广泛地影响着世界文化，特别是亚洲周边地方文化。今天，新疆面临的问题，其原因多种多样，有地理环境原因，有历史发展原因，也有民族宗教原因，但最为深层的是文化原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问题才是根本。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让人们明白新疆自古与中华血脉相连、“本是同根生”的道理，促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只有中华文化得到深深的认同，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就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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