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大唐西域记》读后感（通用7篇）

篇1：《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大话《大唐西域记》

----读百家讲坛之《大唐西域记》有感

佛光辉照,他的仁慈化作甘露水般洒于大千世界,就像太阳放射光芒一样,给予世界以温暖.向天地人三界传达.所以他被称为天下至尊,光明照耀四方.但是世界是如此之大,所以佛的智慧没有传入中原.及到佛法东传的时候,帝王宽仁的大兴佛法,杰出的人去了遥远的西方.有个慈恩寺三藏法师叫玄奘,他正是这些人的代表。

玄奘出身于高贵的诸侯世家，生来就有佛心，长得结实聪明。从小就表现出不凡的品质，长大后精通古书，名震天下。而他很早就看透了人生的真假，启悟了佛性，因而进入佛门。其实功名富贵，也不过是这世界的罗网，出家为僧，看破红尘才是大智慧。所以脱离了尘缘,说话高雅飘逸。

由于他生活的年代并不稳定，边境也不安宁。尤其是西北边境常受突厥族的骚扰，朝廷严厉限制百姓出境。玄奘曾向朝廷申请出国，到印度研究佛学，在这种情况下未能获得批准。

玄奘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他一面向和尚学习西域和印度的语言文字，做好出国的准备，一面耐心等待时机。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贞观627年，许多地方自然灾害颗粒无收。灾民纷纷涌进首都长安和不少城镇。为了缓和灾情，唐太宗发布命令允许灾民异地就食，外出逃荒。玄奘知道后，立即混入逃荒的饥民之中，偷偷溜出长安，后经过很多坎坷，终于他离开了。

玄奘出境部久，危险丛生，而他一人毅然一人策马西行。他凭借着沙漠中的一堆堆人畜的白骨和骆驼马匹的粪便来做为路标，向大漠奔去。当他来到石质戈壁滩，到处是黝黑色的烁石，寸草不生，连鸟也难以飞过。白天，烈日当空，酷热难耐，有时，狂风卷起，飞沙转载自百分网http://，请保留此标记走石顿时，天昏地暗，人马难行。有时，沙漠上出现海市蜃楼，看上去明明是旌旗飞扬，数百骑战吗奔驰而来，仿佛是追兵跟踪而至，转瞬之间，又化作村和树林，忽隐忽现，千变万化。夜晚的戈壁滩，更是令人恐怖，暽火四处游荡，忽明忽灭，如同游走的幽灵。不过这些对于玄奘来讲，乃是早有准备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水。

原来进入莫贺延嘖不久，玄奘失手打翻沉水电皮袋子，致使路上的饮水全部倒光。他本想返回烽火台向边防士兵讨点水，可是他当初立下誓言：

“宁可向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于是，玄奘便在无水的情形下冒险闯入莫贺延嘖。

一连四五天，玄奘滴水未沾，跋涉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最后，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地。夜晚一阵凉风把昏迷的玄奘吹醒，他挣扎而起，继续前进，忽然发现一片草场，还有一眼清泉。绝处逢生的玄奘惊喜万分，人马痛饮一番，好好休息一天，又装满一皮袋水，抖擞精神继续上路。

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了印度，他在这佛教的发祥地度过了15个寒暑，他在这里钻研

佛经，然后游历了北印度十几个小国，参观佛教神地，调查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用来五年的时间潜心钻研佛教金典，终于成为名弥遐迩的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

玄奘手持锡杖上路，凭借皇上的影响力他到达了一个个与中原风情截然不同的国度.,借助于冥冥中佛的帮助踏上了令人恐惧的旅程。重重的困难，被他视若平常，多次从必死的危险中化险为夷，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多年才到达了印度。在那里他对佛教的精髓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领悟了真空妙有、死生灭集的真谛，在真性之海中澄清了自己的诸多疑问。在对于佛法问题的深入思索中启发了灵妙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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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眼看交这个月读书笔记的日期临近，作业一直拖着，迟迟没有下笔。原因是我发现这本书博大精深、洋洋大观，甚至可以当作一门学问来毕生钻研。就像研究的《红楼梦》的红学专家们，围绕着这一本经典，可以发表各种论文，举办各种研讨会，在新媒体上，给庞大的粉丝群，一集一集地细细剖析。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写的，就是《西游记》原型，孙悟空的师傅唐僧的作品。书中前言说，“玄奘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三藏法师，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这当然是载入正史的评价，作为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唐三藏相貌端正英俊(跑题一下，电视剧中演唐僧的演员娶了据说是中国最有钱的妇人);因长期吃素，据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所以总是被妖怪们(以白骨精为代表)惦记;他也被女儿国的国王相中，以各种诱惑要留他下来做女婿;为了突出孙行者的威猛英勇，还经常用他的盲目轻信甚至迂腐来衬托，屡次三番把孙悟空赶回花果山、还念紧箍咒。当然，最值得嘉赏的一点，是他的慈悲心肠，把几个徒儿从原来犯错而陷入的困境里搭救出来，并且意志极其坚定地去西天取经，终成正果。

闲话说完，来讲《大唐西域记》是如何震撼的一本书。玄奘西天取经回来以后，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佛教经典，主持译经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一卷，如《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等等。同时，“在唐太宗的勉励敦促下，玄奘又将西行求法之所见所闻，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在佛教史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均富极高价值之巨著。”

举个例子，在“卷第二三国”中，作者详细叙述了印度区域内的各国，“玄奘首先对印度进行了总述，包括释名、疆域、数量、岁历、邑居、衣食、文教、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诸多方面。”接着，后面各卷又分区域一一描绘各个国家的状况。如“卷第三八国”叙述了同属于北印度的八个国家的地理、民俗和佛教圣迹等;卷四、卷五，一直到卷十二。可以说是对印度做了全方位的扫描和呈现，是一本了解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选的董志翘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汉语史研究所所长)译注的版本，有原文，有注释有译文，已经很深入浅出了，但还是觉得有大量的古文字绕不过去，还有海量的知识背景并不具备，如印度的各处的地名、佛教的专业语汇等，啃下来十分不易。

书中的不少故事细细读来，觉得十分新奇甚至魔幻。譬如其中一则，说一位公主，被仇敌丢到荒郊野外，后来和狮子生下了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威猛的儿子，后来分别又繁衍出了两个野性十足、长相奇特的族群。

佛教在东汉末年(公历纪元前后)由古印度传入中国，二千多年以来艰难曲折、起起伏伏，最终得以与中国的道教以及儒家思想一起并称为“儒、释、道”三教，还有“道根儒茎佛叶花”的说法，不可谓不神奇。

篇3：《大唐西域记》读后感

向达《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手稿, 完成于1964年10月11日, 用线装装订成册, 一共有23页, 大约有9000字, 分为《前言》、《略述所见各种本子》、《校勘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后记》四个部分。此稿的确为向达的笔迹, 是向达亲笔用复写纸誊写的。这是由于他在1957年被打成史学界的大右派之后, 身边再也没有助手协助他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向达在第1页中用圆珠笔写了个“3”字, 所以我估计这篇稿子可能是一式三份, 另外两份不知是否还留存于人世间。如果另外两份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 那么我收藏的这份就成为绝无仅有的珍品了。此稿的封面封底均使用牛皮纸, 在封面上是向达用毛笔书写的“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 署名是“向达—觉明居士—”。其字体笔迹, 与向达用毛笔为三联书店1957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封面题写书名的风格一模一样。在第1页和第23页上都盖有“向达觉明”红印章, 第23页在文末注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觉明居士谨记于海淀之勺园精舍”, 在第1页上还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红印章。由此可见, 此稿大概是向达生前郑重其事地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 然而图书馆在定期清理图书资料的时候, 却把此稿当做废品给剔除了。若向达地下有知, 不知会做何感想。

《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是《前言》。首先, 说明玄奘法师译撰的《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 (公元646年) , 是七世纪中叶中国的一部伟大的历史和地理著作, 对于古代的西域及印度的历史、地理, 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新疆、中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人种、语言、宗教、风俗、物产、考古发掘的一部最重要、最系统的参考著作。其次, 说明在鸦片战争的前后, 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的紧迫, 西北地理研究成为一时的风气。清末丁谦对《大唐西域记》的地理考证, 是我国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写成专书之始。再次, 介绍《大唐西域记》在欧洲、日本的译注概况。1857-1858年, 法国学者儒莲刊行了他的法文译本《大唐西域记》。1884年, 英国学者比尔刊行了他的英文译本《大唐西域记》。1904-1905年, 英国学者瓦特斯刊行了他的英文本《大唐西域记译注》。1911年, 日本学者羽田亨和富冈谦藏校订的《大唐西域记》, 作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第一种刊行。1912年, 日本学者堀谦德出版了他所译注的《解说西域记》。1926年, 日本学者高桑驹吉的《大唐西域记所记东南印度诸国的研究》一书出版。1942-1943年, 日本足立喜六译注的《大唐西域记研究》出版。此外, 在日本的《国译一切经》里, 还有小野玄妙译成日文的《大唐西域记》一种。最后, 说明日本的京都本和大正藏本的《大唐西域记》都是以高丽藏本作底本, 并作了一些本子的校勘工作。1957年, 中国金陵刻经处刊行了吕澄校定的《大唐西域记》。吕校本据说是以宋代的思溪藏本作底本, 用其他各本互校, 是目前比较可用的一个本子。

《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所见各种本子的初步比较研究》。首先, 说明《大唐西域记》自贞观二十年成书进呈以后, 在唐代大约还是写本流传。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 开印全藏, 是为开宝藏, 也就是刻本《大藏经》的祖本。自公元971年起至1738年止, 中外合计刊刻全藏凡16次, 其中的12种到目前大致尚存。向达本人先后看到过福州藏、思溪藏中的资福藏、赵城藏、碛砂藏、南藏、北藏、径山藏 (即嘉兴藏) 、龙藏、高丽藏等9种中的《大唐西域记》。其次, 说明流传至今的古写本情况。其中最早的当推敦煌本, 存卷一、卷二、卷三共3个残卷, 原本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向达认为, 作为唐人写本的敦煌本, 是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之间的写本, 距离《大唐西域记》成书有一百多年, 算是《大唐西域记》现存最古的本子。日本也藏有几种古写本。京都本曾用石山寺藏本、醒醐三宝院藏本和神田氏藏本对校。大正藏所用对校之古写本, 除上述者外, 尚有松本初子藏中尊寺金银泥经本。再次, 说明《大唐西域记》传世诸本, 刻本和写本似乎可以分成两个系统。即各种刻本大都源出《开宝藏》, 成为一个系统。而敦煌本以及日本现存各种古写本, 从唐代的写本直接流传下来, 应当又是一个系统, 和刻本有些出入。第四, 说明写本与刻本分歧的原因:一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以后, 写官过录时产生一些错误;二是《大唐西域记》成书以后, 可能又做过修改;三是宋代以后《大唐西域记》收入各种大藏付诸刊版时, 校订者不断地加工。最后, 向达对他所见过的各种大藏经刻本《大唐西域记》进行比较之后, 认为嘉兴藏本的毛病最多, 而以高丽藏本为最好。同时他还指出了1957年金陵刻经处刊行的《大唐西域记》吕澄校订本在校勘上的一些失误之处。

《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的第三部分是《校勘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 是关于燕国公序的撰人等问题。此序作者或曰张说, 或曰于志宁。向达通过具体的论证, 赞成作者为于志宁的说法。其次, 是关于若干名物问题的考订。例如,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当地经济作物如菽麦、宿麦、稻麦、粟麦等, 种类甚多, 各本于此多所分歧。再次, 是与梵文及其他古语文翻译有关的问题。《大唐西域记》中, 著录了许多梵文及其他西域语文的专门术语和名辞。例如, 究竟是“闇林寺”还是“阇林寺”的问题, 只要从梵语的角度加以研究, 便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该是“闇林寺”, “阇林”是“闇林”的形近而误。又如, 他举例说明佛教的传布, 是由印度到了西域诸国, 然后经由西域逐渐传入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史上的初期翻译事业, 有很多是假手于东来的西域僧人。而用来翻译的底本, 往往也不是梵文原本而是从西域语文的译本重译过来的。因此, 初期佛经翻译中有些名辞的翻译对音, 不是根据梵文原文而是出于古龟兹文。再如, 从六朝到唐朝, 中国的语言在语音上有相当大的变化。陈寅恪在谈到六朝音与唐音的异同时, 就曾经举《大唐西域记》为例。

《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是《后记》。主要强调凭借过去的一些成就, 博采众长, 益以新知, 先作出一个校订得比较好的本子, 再在这一个定本的基础上, 进行校注的工作, 而这在目前是可能做到的。

篇4：《大唐西域记》

信息的传播是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就开始了，新闻只是信息的一种。在古代社会，新闻存在于一般的信息传播之中，无法用一种绝对的标准把两者区别开来。远古时代几乎不存在时间观念。上古、中古时代数月甚至数年前的信息也可被视做新闻。从传播学和历史新闻学的角度来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是新闻作品集，是古代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

一、《大唐西域记》传播国际新闻的原因

从内因上说那是玄奘本身的思想、经历，从外因上说那是唐太宗的要求。玄奘是唐代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人，生于公元600年，664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逝世。他本来姓陈名祎，13岁时在洛阳一寺院出家，法名玄奘，他曾在洛阳、长安、成都等地跟从10多位名师学习研究佛学。当时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尚未传来，佛教中“普渡众生”的一派和“自我解脱”的一派又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僧众在学习修行中疑问甚多，但无法解决，为了进一步探求佛学理论，玄奘“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公元627年，他开始了赴印度取经的万里长征，这为他以后撰写传播国际新闻的《大唐西域记》打下了最早的基石。

当时玄奘从首都长安出发西行，出玉门关，最先到的西域国家是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以后继续向西，经阿耆尼(焉耆)、屈支国(库车)、跋禄迦国(阿克苏)，又翻过在今天新疆西部高寒险阻的凌山，走出今日中国的版图。接着又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进入印度。历尽千辛万苦，公元631年玄奘终于来到了位于恒河下游当时北印度最大的国家摩揭陋(今印度比哈尔邦境内)，进入佛教中心那烂陋寺，师从百岁高僧戒贤法师学习佛教经典。来自异国他乡步行数万里前来取经的玄奘，惊动了无数僧俗，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沿途的经历丰富了《大唐西域记》的国际新闻内容。

公元636年——638年，他出寺巡游，遍访名师，当时印度半岛总共不过100多个国家，玄奘亲自访问了70多个。从中国到印度，从北印度到东印度到南印度到西印度沿途玄奘不断观察访问，这为他以后写有传播国际新闻的《大唐西域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长安人民空城出来迎接观看，唐太宗很快就接见了这位历时19年跋涉数万里求取真经的闻名中外的新闻人物。

玄奘向唐太宗详细讲述了取经路上的各方面见闻，太宗大开眼界。从政治、军事上考虑，太宗责成他写成一书，这是促使玄奘书面传播国际新闻的直接动因。过了一年，玄奘就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撰写工作。

《大唐西域记》共12卷10万多字，记述了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连同附带述及的12国，共有150国的情况。玄奘在该书中的后记中说：“事难穷验，非可仰说。这就是说我所记的事情虽然难于一一验证，但这都不是我主观臆说的，而是真实有据的。”在进呈《大唐西域记》时，他在《进书表》中说：“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至于今所記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这就是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写的情况与前人不同，虽然边疆的大千世界没有说尽，但是葱岭之外的情况，不但说到，而且是真实记录，没有夸张。

从时效性上来说，尽管时隔一年才写出此书，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间概念来苛求古人，既然《大唐西域记》“有异前闻”，这就仍不失其新，既然是“皆存实录，匪敢雕华”，那就仍然有其实，新闻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大唐西域记》都具备，从受众所获得的信息来看，此书的新闻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二、《大唐西域记》传播了西域中亚地区的56国新闻

《大唐西域记》首先描述了玄奘去时经过的西域34国的情况，紧靠唐王朝当时西部边疆的国家是阿耆尼(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一带)，有关情况玄奘写得相当具体：

“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穄子)、泰、宿麦(冬小麦)、香枣、葡萄、梨、柰(沙果)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用粗细毛织品做服饰)，短发无巾(剪短头发不束头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喜欢炫耀自夸)。国无纲纪，法不整肃。”阿耆尼附近的国家屈支国(今新疆库车县)、跋禄迦国(在今新疆阿克苏)等有关情况也写得相当详细。

离我们最远的国家是货利习弥伽国(位于阿姆河下游两岸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与阿耆尼国中间隔了15个国家和地区，玄奘对他说得相当简略，全文不到40个字：

“货利习弥伽国顺缚刍河两岸，东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余里，土宜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

这种详略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价值(如接近性、重要性)的要求是一致的。

《大唐西域记》还着重描述了西域一些国家同突厥的关系，如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城西南的素叶水城，玄奘还写道：“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此外在对千泉的记述中，还透露了突厥最高统治者可汗的行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孤城：

“(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随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

新闻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事实说话。这里玄奘没有一句评论就说明了“小孤城”与中国的关系。

回国时玄奘经过的22个国家，分布在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境内，在说到这些国家作者仍然强调其与突厥的关系。

上述国际新闻，很有现实的军事、政治意义。隋末唐初，在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突厥兴起，侵略唐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曾被迫向其称臣，高祖、太宗深以为耻，必欲雪之。但想要打败西域突厥，首先必须了解情况。《大唐西域记》提供的西域各国的各种信息，如幅员大小、都城范围、地理交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与突厥有关的各种信息都是唐太宗所迫切要知道的，这对唐王朝以后攻破突厥都有重要作用。

三、《大唐西域记》传播了印度83国新闻

篇5：《西域考古记》读书笔记

其中斯坦因就是其中收获很大的一位考古学者。其实要说考古学家这个职业不过就是拿到证了的合法盗墓者罢了，其实干的事情和盗墓者没什么区别罢了，不过是一个是光明正大的挖，一个是黑灯瞎火偷偷摸摸罢了。

斯坦因能在荒凉的戈壁生存下来，实在是不容易，并且学会了梵文，他是一个有才的人这个是毋庸质疑的，还有就是一个为了科研的坚持。这种精神在现在已经是很少有了的，在这个时代而言。所以虽然不满于这个人对我国国宝的盗掠，但是这个人的确是很厉害的。

先不说他能持续的穿越各种沙漠，那种独自穿越沙漠的决心就够了，那种无边的寂寞伴着黄沙，时刻侵蚀着人心的痛苦，我真是不用想也知道了，我这个害怕寂寞的人肯定是做不到了的。

期间得到了蒋孝婉的支持，这个秀才担任中国驻疏勒总领事的中文翻译，在他的协助下，斯坦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援助，有效的解决了一个各部门的沟通问题，起到了一个中间调解人的作用。

特别是，一个人的存在--王道士。这个人，成为了斯坦因成功获得敦煌的宝藏的守门人。在这斡旋的过程中，王道士最终同意了把经洞的经卷和壁画给了这个最后运到英国的外国人。

其实，在那种清政府不重视的局面里，王道士的这种爱宝的行为，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与其让它烂在洞里，还不如让它重现于世。

各种宝藏的收集，斯坦因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不断的发掘，不断的收集，乐此不疲。在这里面其实，也会发现了很多很多东西，对于一些历史的解读其实应该也是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

斯坦因还到过楼兰古国遗址，横渡罗布泊，穿越丝绸之路，发掘米兰遗址，发现古长城遗址，妙计得敦煌宝藏，南山天山、吐鲁番，均是收获满满，这就是斯坦因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的原因了。

有过助手的协助过程，也有过自己单身小西天找宝藏的经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斯坦因是成功的，他完成了其他人不能望其项背的任务，成功的探索到了中国的古代不为人知的文化，这都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没有做到的。虽然是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宝藏，但是我们没有珍惜，其实这就是我们和他的区别吧。

篇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探微

一、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印度和东南亚的盛行

佛灭后一百多年,佛教进入部派时期,先后经历了最初上座、大众两部的“根本分裂”和其后的“枝末分裂”,最终形成所谓的“十八部”、“二十部”或更多的部。而“到了公元六世纪,这些部派即归为四大系统:(一)上座部(北方以化地、法藏为代表,南传以大寺为代表。大寺又分为无畏山、祇多林住),(二)正量部(犊子为代表),(三)大众部,(四)说一切有部”[1]35。至公元七世纪时,佛教的部派格局依然如此,这可在中国求法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得到印证。而就当时部派佛教的戒律状况而言,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对此有较多的记载。此书不仅记录了印度佛教僧伽的宗教生活的状况,亦对东南亚各国佛教的戒律状况有所记载,是近现代研究印度和东南亚佛教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关于佛教部派的源流、各派文献和七世纪部派发展状况的记载,其中涉及根本说一切有部及其律典,其文如下:“大师唱寂,世界空虚。有弘法应人,结集有五七之异。持律大将,部分为十八之殊。随所见闻,三藏各别。……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国相承,大纲唯四(一、阿离耶莫诃僧祇尼迦耶,唐云圣大众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万颂,唐译可成千卷。二、阿离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圣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离耶慕攞萨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圣根本说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离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圣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万颂。然而部执所传,多有同异,且依现事,言其十八。分为五部,不闻于西国耳)。其间离分出没,部别名字,事非一致,如余所论,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诸洲,皆云四种尼迦耶。”[2]204c

从上文可见,佛教最终分化为十八个部派,各部派皆有自己的三藏;这十八部派由四个较根本的部派分化而来,即“大纲唯四”———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与此相应,佛教律典最初只分为四部,即《大众部律》、《上座部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和《正量部律》,后来此四部律又各自分化,最终形成十八种律藏、四大系统。

而文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其实就是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这点亦为稍晚于义净的圆照在其《佛说十力经序》中指出,即:“北天竺国皆萨婆多学也(唐言根本说一切有)。”[3]715c此部派在其原有名称前添加“根本”二字,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与同作为“大纲”的其他三部派争夺佛教的正统地位,“自称‘根本’,就有以佛法根本自居的意图”[4]3;另一是由于“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2]206b,故而与其所分出的三部派争夺说一切有部的本宗地位,即“盖其实有部势力绝盛,既取北方上座而代之,故自称根本部。化地、法藏、饮光本自上座出者,亦皆视同藩属”[5]。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记载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及其律典在当时印度五天竺和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摩揭陀则四部通习,有部最盛。罗荼、信度(西印度国名)则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时逢大众。南面则咸遵上座,余部少存。东裔诸国,杂行四部。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已来,少兼余二(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州,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耳。诸国周围……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2]204c-206b

从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根本说一切有部及其律典在印度和东南亚诸国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北印度和东南亚诸岛国;而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则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的法护部及其律典、化地部及其律典、迦摄卑部及其律典。

总之,公元七世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盛行于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为众多僧人所共同持守。如此,它自然能够引起中土求法僧们的注意,并进一步而为中土求法僧所学以及译传到中土。

二、中土求法僧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学习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到七世纪唐朝建国之时,译传到中土的律典有萨婆多部(有部)《十诵律》、昙无德部(法藏部)《四分律》、大众部《摩诃僧祇律》、弥沙塞部(化地部)《五分律》,而中土流传的《十诵律》则仅是说一切有部律典的略本。至于说一切有部律典的广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尚未传入,即“说一切有部律有两种流行本,一是在罽宾流传的略本,一是在摩偷罗流传的广本。所谓略本,即是略去了广本中的因缘、譬喻、本生,姚秦的就是略本(指《十诵律》)。其后唐义净专门去印度寻律,带回的律中即有它的广本,他翻译的题名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1]48。所以,在义净系统地将之译介到中土之前,对中土僧人来说,广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一部新律藏。因此,当中土求法僧在印度和南海诸国看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盛况时,有些求法僧开始主动学习此律典,亦有人试图将之译传于中土。

有关求法僧学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文献材料十分少见,不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却对此有较为集中和具体的记载。书中明确提到求法僧玄照、道希、道琳、智弘、无行、大津、贞固、道宏、法朗等共九人的海外学律经历,其中道希法师,到达天竺后“专功律藏”[6]2a,无行禅师也是在印度“探求律典”[6]9a,不过,此二人所学律典是否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今已不可知。因此,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有关的中土求法僧有玄照、道琳、智弘、大津、贞固、道宏、法朗等共七人,现辨析如下:

1.玄照法师的学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有文云:“沙门玄照法师者……于是仗锡西迈……住阇阑陀国,经于四载。……学经律,习梵文。既得少通,渐次南上。到莫诃菩提,复经四夏。……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勅,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既与洛阳诸德相见,略论佛法纲纪,敬爱寺导律师、观法师等诸译《萨婆多部律摄》。既而勅令促去,不遂本怀,所将梵本悉留京下。”[6]1b

玄照在阇阑陀国(今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学习律仪,而此国为北天竺之国,而“北方皆全有部”,所以玄照所学之律当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回国后玄照在洛阳与当地僧人谈论佛教的“纲纪”,并与敬爱寺导律师、观法师等计划翻译其所带回来的梵本《萨婆多部律摄》。而此《律摄》为尊者胜友所著,是解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论书。可见,玄照极为推崇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其与中土僧人所谈论的其在国外所学的“佛法纲纪”应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

2.道琳法师的学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道琳传》明确记载了道琳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学习:“道琳法师者……搜律藏而戒珠莹……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诚。后复慨大教东流,时经多载,定门鲜入,律典颇亏,遂欲寻流讨源,远游西国。……经乎数载,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年,学梵语。于是舍戒重受,学习一切有部律。”[6]6c

道琳特别重视持戒,由于不满中土佛教的现状,尤其是禅修与戒律两方面的不足,道琳才到印度“寻流讨源”。其在东印度耽摩立底国时“舍戒重受,学习一切有部律”。而根据“东裔诸国,杂行四部”和耽摩立底跋罗诃寺遵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2]213a的记载,东印度耽摩立底国自然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流行,而道琳在此“舍戒重受”并选择学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改变了原有的戒律宗奉。

3.智弘律师的学律。据记载,智弘亦是一位明确学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求法僧,其学律经过如下:“智弘律师者……到大觉寺,住经二载。……闲《声论》,能梵书。学律仪,习《对法》。既解《俱舍》,复善因明。于那烂陀寺则披览大乘,在信者道场乃专功小教。复就名德,重洗律仪。恳恳勤勤,无忘寸影。习德光律师所制律经,随听随译,实有功夫。善护浮囊,无亏片检。常坐不卧,知足清廉。”[6]8c

智弘于求法中在一些国家的寺院学习经、律、论,最后可能是在信者寺,“就名德,重洗律仪”,即重新受戒,并专门研究德光律师的 《律经》。德光律师是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其《律经》是一部以经体形式概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文献的论著,因此,智弘在国外所学的也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

4.大津师的学律。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津曾停留在室利佛逝国,并在此学习了佛教律仪:“大津师者……遂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洁行齐心,更受圆具。”[6]10a

尸利佛逝即室利佛逝,是当时南海上的一个大国,而根据“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可见,当时室利佛逝盛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而大津在此“更受圆具”,其受具所依标准当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其后所学亦应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

5.贞固律师、道宏比丘和法朗比丘的学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重归南海传》提到了贞固、道宏和法朗三位僧人的学律情况:“(贞固)有意欲向师子洲顶礼佛牙,观诸圣迹。……既至佛逝,宿心是契。得听未闻之法,还观不睹之例。随译随受,详检通滞。新见新知,巧明开制。……苾刍道宏者……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随译随写,传灯是望。重莹戒珠,极所钦尚。……苾刍法朗者……亦既至此,业行是修。晓夜端心,习因明之秘册,晨昏励想,听《俱舍》之幽宗。既而一篑已倾,庶罔颓于九仞。三藏虔念,拟克成乎五篇。……乞食自济,但有三衣。袒膊涂跣,遵修上仪。”[6]10b-12a

从文中可以看到,当贞固到达室利佛逝国时,他学习了当地佛教寺院的生活方式。同样道宏、法朗到达室利佛逝后也都学习当地僧人的生活方式。前文已经指出室利佛逝国盛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所以此三人所学应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七位求法僧在国外都学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其中的三位更是“舍戒重受”,可以说这七位求法僧在戒律宗依上发生了改变,放弃了在中土时的所学和所行,选择了持守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

三、中土求法僧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译传

求法僧们不仅仅学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其中有人更试图翻译此律典于中土,亦有人在中土讲弘此律,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都有记载。

1.求法僧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翻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提到的与翻译佛经有关的求法僧有玄照、会宁、灵运、智弘、无行以及义净的南海译经团队,即义净、贞固、怀业、道宏和法朗,共十位僧人。其中灵运[6]8b和义净的南海译经团队[6]10a-12a所译出的佛典中是否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今已不得而知。因此,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有所翻译的求法僧有玄照、智弘、会宁和无行。

前文曾指出玄照回国后在洛阳就曾与其他僧人一起计划翻译说一切有部的《萨婆多部律摄》,但不久他就不得不奉皇帝敕令再赴印度,未能翻译;智弘在研学德光律师的《律经》时,“随听随译,实有功夫”,可是,他是否译完《律经》以及其所译出的书稿是否寄归中土,却不得而知[6]8c。与之相比,会宁和无行则都将所译寄归了中土,即会宁在诃陵国“共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笈摩经》内译出如来涅盘焚身之事,斯与《大乘涅槃》颇不相涉。……会宁既译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奏上阙庭,冀使未闻流布东夏”[6]4a;无行“曾因闲隙,译出《阿笈摩经》述如来涅盘之事,略为三卷,已附归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论其进不乃与会宁所译同矣”[6]9a。可见,无行所译与会宁所译相同,都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不过,此二人所译的书稿虽然都“已附归唐”,但并没有引起中土佛教界或政府的重视。

2.求法僧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讲弘。前文所述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有关的九位僧人之结果又如何?玄照虽回国,但旋即又因皇帝敕令而又一次赴印,“在中印度庵摩罗跛国遘疾而卒”[6]1b。道琳与智弘在中亚相遇,二人“拟归故国,闻为途贼斯拥,还乃覆向北天”,最后不知所终[6]6c。大津最终不知去向[6]10a,法朗则未回国,在诃陵国,“遇疾而卒”[6]12b。而会宁在国外辞世[6]4a,无行则未回国[6]9a。九人之中只有贞固和道宏回国,可见,这些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有关的求法僧能将所学带回国内的甚是有限。

又根据《重归南海传》的记载,“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各并淹留且住,更待后追。贞固遂于三藏道场敷扬律教,未终三载,染患身亡。道宏独在岭南,尔来迥绝消息。虽每顾问,音信不通”[6]12b。即回国后,贞固、道宏皆留在广东,贞固在“三藏道场”弘律,三年后示寂;道宏独在岭南,无有消息,其是否讲律,不可得知。

回国后贞固在广东“敷扬律教”,这是他第二次在广东讲律,那么此“律教”是何律教?在到室利佛逝之前,贞固在广东已有几年,“固师年余二十,即于禅师足下而进圆具。纔经一载,总涉律纲。覆向安州秀律师处,三载端心,读宣律师文钞。……后届番禺,广府法徒请开律典。……固亦众所钦情,三藏道场讲毘柰耶教。经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泛诱时俗。于时制旨寺恭阇梨每于讲席亲自提奖,……固师既法侣言散,还向峡山”[6]10b。贞固学于周秀律师,属于道宣的法孙,所学亦为道宣的南山律学,因此,他最初在广州所讲律学应是南山律学。其后出国到达室利佛逝国,学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三年后,贞固回国并留在广州“三藏道场”弘扬律教,直到去世。那么,学成归来的贞固这一时期在广州所讲的律学应不同于先前所讲,应是带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色彩,至少已不完全是纯粹的南山律学,这成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广东的弘传之始。

诚然,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译传方面,贡献最大者是求法僧义净,经其翻译才使中国汉传佛教拥有了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又经其弘传,使《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成为一时之显学。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义净的时代,并非仅有义净一人在译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记载,除了义净之外,其他的中土求法僧也有在国外学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也有翻译此部律典的,如有玄照法师计划翻译,但未成行,而会宁法师、无行法师节译了此律典,更有贞固律师回国后在广州讲弘此律。尽管这些求法僧中能将所学带回国内的甚是有限,翻译之功亦甚微,但他们也是尽其所能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中土的译传作出了贡献。

摘要：公元七世纪,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天竺和南海诸国十分盛行,并在中土求法僧的努力下而传播到中土。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诸多中土求法僧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有关系:有些求法僧主动学习了此律典,有些则试图将之翻译并弘传于中土。这为研究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唐初传入中土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新材料。

关键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求法僧,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关系

参考文献

[1]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M].大正藏(卷54)[Z].

[3]圆照.佛说十力经序[A].大正藏(卷17)[Z].

[4]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吕澂.诸家戒本通论[J].内学:第三辑,1926.

篇7：13集佛教纪录片《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寻访一代宗师的卓绝典范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26岁的玄奘法师发下这样的誓愿后，离开长安城，从此西行十九载，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接受严寒冰原和酷热沙漠的考验，甚至遭逢强盗贼人威胁性命，多次遭遇死劫，依然不退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印度那烂陀寺，完成了赴印度取经的“不可能的任务”。

玄奘法师不只是中国佛教史上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故事也写在印度的教科书里，因为古代中国到印度求法的人很多，但不幸死在中途的比成功到达的多太多了，玄奘法师能成功到达目的地，必有其难得之处。

从玄奘法师口述，其弟子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人们可知玄奘法师来回走了两万五千公里左右，经过一百多个城邦，现代史学家赞叹他若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十足的智慧，很难完成这趟求知之路。

这部钜著也成为许多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瑰宝，例如印度考古调查团第一任团长康宁汉爵士研究中古世纪的印度地理，《大唐西域记》就是其中重要的文献。近年来，台大学者和日本团队合作探讨唐代灭亡的原因应是气候变迁所致，《大唐西域记》中关于第七世纪新疆和中亚的气候和地理的记载，也成为推断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极佳佐证。

因此，大爱台用纪录片的方式，带观众走入《大唐西域记》，跟随玄奘法师踽踽独行的身影，进入历史长河，了解一位僧人求法的决心，了解第七世纪的地理、历史、宗教和文化。

安西榆林窟，第三窟主室西壁上的唐僧取经图。具考证这幅画的成图时间，比古典小说西游记要早了三百年。（提供：人文志业中心）

“章回小说中的唐三藏是胆小懦弱的角色，证严上人希望还原玄奘法师伟大的人格和坚毅取经的情操，这是制作这个节目的缘起。”《大唐西域记》制作人谢元凯说。

真实的唐三藏──玄奘法师并不懦弱胆小，他是具有大勇气大智慧大辩才的一代高僧，身兼宗教家、探险家、外交家、学术思想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等身份和才能于一身。

“三藏法师”是第七世纪佛教胜地--那烂陀寺对精通百部经律论的大和尚所用的尊称。玄奘法师进入那烂陀寺学习之后，因对佛法博学深究，受封为第十位三藏法师，后来玄奘法师在印度的声誉达到巅峰之际，他带着六百七十五部经典返回中国。玄奘法师受到唐太宗的尊崇，并支持法师译经和讲经的志业，影响所及，佛教成为唐代最主要的信仰之一，中国佛教也鼎盛发展。

走过万里红尘 呈现书中旅程

2002年，大爱电视台开始制作《大唐西域记》，书中玄奘法师走过的古道多早已湮没，取景过程中，让人们又见证到佛教遗迹被摧毁的无常。

“玄奘大师到巴米扬访问的时候，佛教还非常兴盛，巴米扬石窟非常壮观，一尊五十三公尺高和一尊三十五公尺高的大佛，是最明显的地标。”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张文玲说明。但这两尊佛像因塔利班军队占领当地，而遭到破坏。

在节目中，完整的大佛矗立在石窟内，接着炸药轰的一声炸毁了大佛，大佛灰飞烟灭的景象在世人面前上演，最终留下了空荡荡的石窟，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被无情的毁坏，仿佛示现“无常”的道理，令人唏嘘。

而玄奘法师所攀越的奇险地形，在节目中也一一呈现：冰河遍布的凌山、“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热旱的流沙地、宽五百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这些古代军队或现代探险家都难以征服的地域，玄奘法师都历经九死一生而艰辛的通过障碍。

《大唐西域记》也呈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面貌，如近来中国大陆学界热烈探讨的粟特文化、犍陀罗、秣菟罗等佛教文化的造像艺术，节目中也有详细的呈现。

影片信息：

片名：大唐西域记

制作国家/地区：中国

出品：大爱电视台

类型：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