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的评价范文

2022-05-29

第一篇:立法法的评价范文

见义勇为的立法评价与思考16页

论 文 评 语

建议成绩 __ 指导教师 __ 第1页 共19页

目 录

一、论 文 提 要 „„„„„„„„„„„„„„„„„„„4页

二、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5页

三、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7页

四、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10页

五、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12页

六、参考文献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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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提 要

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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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的立法评价与思考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

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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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

(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我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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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我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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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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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人们才会更好的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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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例如: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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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⑤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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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借鉴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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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我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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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

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⑥《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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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⑦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 ⑧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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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

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

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

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我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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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参考文献:

① 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 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 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⑤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⑥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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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地方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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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玲

【摘要】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是构建地方行政立法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提高地方行政立法质量意义重大。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立法法》的基本要求,考虑到地方行政立法的从属性、行政性、立法性和低效性等特点,单项地方行政立法的质量评价应主要以合理性、合法性、技术性和实效性等为标准。

【关键词】地方行政立法质量评价合理性合法性实效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地方行政立法工作的重点必将逐步转移到提高立法质量上来。要提高地方行政立法质量,需要确定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作为衡量尺度。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基本要求,考虑到地方行政立法的从属性、行政性、立法性和低效性等特点,单项地方行政立法的质量评价,应主要以合理性、合法性、技术性和实效性等为标准。合理性标准

合理性即地方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程度,是衡量立法质量的首要标准。合理性标准考评的是地方行政立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学理论的基本要求,能否准确反映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并贯彻立法为民的主旨等深层次质量问题,评价指标主要有:第一,立法事项的得当性。地方行政立法是地方政府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工具。符合人民的利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时代的特征,是其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对立法事项的得当性进行评价,以确定该立法文件能否继续存在或者是否需要修改。其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该事项否属于本行政区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或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务;二是能否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并且用法律来规范是否最有效率;三是有无立法空间,能否有效适用,是否存在重复立法和照搬照抄上位法的情形。第二,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即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评价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应着重考察该立法文件是否满足以下条件,即:一,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出发点,是否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二,是否充分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妥当处理了各种利益关系;三,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对人的行为起到了教育、指引、预测、评价、保障等作用。第三,立法内容的适当性。地方行政立法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地方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提供依据。这必然要求地方行政立法的内容应具有适当性,即其所设计的管理制度和对权利义务的安排应当合理,有序利用立法资源,遵循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该立法文件所调整、规范事项的规律。评价该立法文件的内容应包括:一是对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的界定,对相关部门权力配置的规定是否准确、恰当;二是对权、责、利尤其是公权与私权的配置是否平衡、合理,有无违法扩大部门行政权力和地方利益的情况;三是制度安排是否合乎常理常识和人性人情,合乎所规范事项的实际特点,合乎所规范事项的管理规律;四是法律责任的设定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相适应,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范围是否必要和适当。

合法性标准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宪法原则。这一原则在具有明显从属性的地方行政立法中的体现,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的立法活动及其发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具有合

法性,即必须把宪法和上位法作为立法依据,做到不超越立法权限、不违背立法程序、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合法性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第一,立法主体的合法性。《立法法》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范围做了划分,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只能就“地方性事务”立法。因此,本指标应重点考察该立法文件是否属于《立法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允许地方政府立法的事项,有否存在违背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等情形。第二,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良法的产生有赖于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因此,有必要对该立法文件的立法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民主、科学、合理进行考察,具体评价内容包括该立法文件的立法程序是否完整,立法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严格遵守立法程序,所遵守的立法程序本身是否科学合理等。第三,立法内容的合法性。立法内容的合法性是立法合法性的核心,其基本要求是地方行政立法要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出发,努力做到与宪法、上位法的规定和基本精神相一致,实现不抵触、不越权。评价内容包括:一是该立法文件的具体规定与宪法、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条文规定是否相抵触。二是该立法文件设置、规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收费等具体内容是否违反《行政许可法》及有关法律、行政规章有关实施机关、程序、条件和期限等方面的规定。三是该立法文件规定的法律责任是否违反《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行政规章的规定。技术性标准

立法实际上是一种以精确的方法和技巧来准确表述客观规律的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所以技术性标准应成为衡量地方行政立法质量的重要内容,其用来全面考察立法文件的制定是否遵循了立法原则、立法惯例和法学原理,是否选择了适当的模式、方法安排其结构安排,并做到文字表述清晰、规范。技术性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第一,文字表述的明确性。法律规范都是用语言文字表述的。立法文本中法律用语的使用只有做到概念明确,逻辑严密,法律指示清楚且无歧义,才能保证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对文字表述明确性的考察内容包括:一是概念表述是否准确,有无概念之间矛盾、前后不一的情形。二是语言使用是否规范,且简洁易懂。三是句子结构的主谓宾搭配是否妥当。四是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规范。第二,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这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来考察该立法文件的内在结构是否合理,条文设计是否科学严谨。评价内容包括:在整个立法文本中,前后条文之间是否相互呼应,完整体现假定、处理和制裁这三部分内容,做到了一定的行为模式配以相应的法律后果。立法文件是否对法律行为,尤其是执法行为的方式、顺序和步骤作出足够充分的规定,能指导人们正确地依法办事。第三,相关立法间的协调性。法律部门之间、法律渊源之间、法律制度之间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形成统

一、有序、和谐的整体,有益于提高地方行政立法体系的整体效益。因此,需要通过对相关同位法、配套规范性文件、其他公共政策等的比对,确定该立法文件的内容与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地方性立法文件的内容是否相协调、衔接;通过比对该立法文件的条文内容,确定各法条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冲突,以对该立法文件的协调性作出判断。第四,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地方行政立法切实解决自己特殊问题的基础是符合本地基本情况和现实状况。地方行政立法只有认真把握针对性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获得较高效益。对针对性的评价,应着重于考察该立法文件所规范的事项是否是本地特有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否有本地特色。实效性标准

实效性标准通过检验地方行政立法设置的制度在实施中的实现程度,使我们得以立足于更广阔的时空基点来观察该立法文件,为法规的立、改、废等提供依据。评价实效性的基本指标如下:第一,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地方行政立法是为行政执法而立的法,行政执法的有效性最能反映立法文件在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整个实效性评估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评价内容包括行政部门执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行政部门执法的难易程度和针对该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投诉的数量。第二,守法的有效性。法律制度高效实现

的表现和重要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的普遍守法。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该立法文件对人们行为的规制状况,以及公众对该立法文件的认知和自觉遵守情况,对守法有效性进行评价。对人们行为规制状况的考察,应着重于了解在实施该立法文件的不同阶段内,违法行为的总数量和同一行为人重复违法行为的次数;对公众认知遵守情况的考察,则可通过了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公众对基本制度的知晓率、对立法制度的认可度、对行政执法效果的评价和自我守法情况的评价等来完成。第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地方行政立法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文件设立的制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程度。本指标通过对该立法文件实施后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实施成本与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等的分析,评价该立法文件是否基本满足该立法文件调整对象的社会需求;是否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预期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等。

上述四项评价标准,是对单项地方行政立法进行总体评价的主要依据。在实际操作中,这四项评价标准应当综合运用,但并不一定要将所有指标逐一考察。我们倾向于评价任何一部地方行政立法,都必须对立法内容的适当性、合法性,立法的明确性、完整性、协调性,行政执法的有效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适应性等指标进行评价。至于其他指标,可由评价主体根据被评价对象的具体内容与实际需要,选择评价。

(作者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第三篇:立法法的品性

法制日报2000年7月2日

我们可以说,立法应当是民主和法治的过程,是民主和法治的产

物,甚至是民主和法治的化身。这些,都只是我们在应然意义上进行

的表述。事实上立法不民主,立法非法治的状态经常存在,甚至成为

民主和法治发展的障碍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了立法的品性问题

。如果是民主与法治的立法,就会有好的法律———良法据此而得以

产生;如果是专制与人治的立法,就会有坏的法律———恶法据此而

得以产生。立法的良善,制约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是否民主与法治,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立法的良性,就必须对立法进行民

主与法治的调控,这也许是立法法得以产生的初衷。这并不意味着有

了立法法一切都有了。要保持立法法应有的品性,还需要我们在制定

立法法时和制定立法法后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民主的工作也有法治

的工作。也就是说立法法要具有良好的品性,就必须具有民主的品性

和法治的品性。这一说未见先论,但恐怕也还不是谬论。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民主。无论怎样地将民主和立法结合起

来论述,都不可否认,立法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是国家权力的构

成部分与实现方式。立法作为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运作过程,它本身就

可能有一种脱离民主的倾向与可能。立法法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

证各种立法的民主性质。现在我国的第一部立法法产生了,对于立法

的民主性质也作出了重要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如何被贯彻实施还特

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立法法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权限的划分来进行国家

权力的分配的,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显然是立法

法的使命。立法法通过立法与立法冲突的协调来解决权力与权力

之间的冲突,维护正常的权力构架与权力关系,这对于保证权力的民

主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在立法上的合法

性质也体现着一定的民主性质。擅自扩大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立法,

在立法法上肯定是非法的,立法法就必然会反对,就应当宣布其为非

法而无效。人民在选举立法机关之后,实际上就把直接的立法权委托

给了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一旦背离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但难以修正,

而且还将受害于恶法。因此,用立法法来保障立法机关及其对于人民

的忠诚———保障民主,制约立法权,防止立法权的滥用,不能不被

认为是一大建树。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法治。法并不都是良法,法也并不是都

有利于法治。

在专制统治下,在人治条件下,法都还是存在的,而且甚至还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说明,有法并不一定有法治。创制立法

法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允许专制与人治,更不是要推行专制与人治,而

恰恰相反,她要排拒专制与人治。法治的重要特征是保障人权,制约

权力。立法法应当担负起的责任也至少包括着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

两个方面。立法者在最终的主体意义上或许是人民,而在直接的意义

上都只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者个人。因此对于立法权的制约就

成为了权力制约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成为了法治对于立法法的要求

。如果说,司法的不公正主要是以个案的方式存在,立法的不公正则

都是以普遍的方式存在的。人民可以用种种方式来对抗司法专横,甚

至有时可以用合法的方式来对抗司法专横,但是却很少有办法对付立

法的专横,更难用合法的方式来对付立法的专横。立法法的恶性远比

某个法律法规的恶性危害严重,因此,立法法的价值也就凸现了出来

。没有良好的立法法就不会有良好的立法权。惟此,立法的法治品性

就没有制度的保障。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成为立法的民主与法治,这样最终才能

保证立法良性化的存在与发展。立法法已经颁布了,她本身也还有需

要在实践中总结完善的问题。但是她的被实施却是一个更为急迫的问

题。“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在立法法尚未制定之前,

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制定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立法法,一旦立法法制定出

来,我们的使命就应当转化为如何贯彻立法法,并使立法法永远具有

其应有的品性———民主与法治。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立法法的条文

里,更体现在立法法被贯彻实施的行动中。只要立法法关于民主与法

治的品性没有失落并能始终拥有,立法法就没有失去她的本质和自我,

立法法都是真正的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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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立法法》修改对2015年司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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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修改对2015年司考的影响

一、中国立法的原则:法治、民主与科学。

1、合宪性和合法性原则: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宪法为依据;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2、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3、民主立法原则: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4、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立法中要恰当处理各种关系,注意各方面的平衡,应高度重视立法技术、方法,提高立法的质量。

【新增】明确性、可行性原则: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新增】立法的计划性

(1)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拟订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2)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相衔接。

二、规范性法文件的对比

三、法律保留

(一)法律保留的范围

【相关法条·《立法法》】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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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二)对于法律保留事项的授权规范

1、授权决定

2、法律转化工作

(1)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

(2)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三)对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的授权规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四、法律制定程序的变化

(一)全国人大立法程序之提案

如提案是在人大闭会期间提出,则可以先向常委会提出,经常委会会议依照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特别说明】因为上述议案本来便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所以常委会在代为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但是,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为此进行立法调研,属于其自身的工作需要,因此只是“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二)法律提案时的附带要求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三)列席的例外

1、【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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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注意· 改动考点】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注意区别】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三读程序的例外

1、【改动考点】 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2、可行性评估【新增考点】

(1)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

(2)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的民主性【改动较大】

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1)论证会: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2)听证会: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3)征求意见(有限范围):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4)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布):应当在常委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收集整理后,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之表决【新增考点】

1、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单独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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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委员长会议根据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2、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七)狭义法律之公布【改动考点】

1、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2、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五、法律制定后的工作

(一)配套规定的制定【新增考点】

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二)立法后评估【新增考点】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三)答复法律询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委会备案。

六、地方性法规

(一)制定主体【改动考点】

1、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可以针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另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之外的,继续有效。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除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相应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时间,与此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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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新增考点】《立法法》所有关于设区的市的规定,都适用于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

(二)可规定的内容

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3、除法律保留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市两级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特别注意】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大通过。

(三)报请批准和合法性审查

1、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2、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1)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2)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法文件的审查

(一)提出主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

1、被动审查

(1)审查要求(五个主体):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审查建议:五主体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2、主动审查【新增考点】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二)审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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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

【注意】《监督法》还增加了两高的司法解释。

【注意】不包括规章,规章一般都是国务院审查,都是审查建议。

(三)审查的程序

1、常委会工作机构:对于审查要求,必须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对审查建议,要进行研究,只有必要时才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2、【改动考点】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与法律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3、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四)审查结果【改动考点】

1、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2、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五)反馈工作【新增考点】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八、其他细节的变化

(一)行政法规

1、报请立项【改动考点】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2、起草【改动考点】

(1)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

(2)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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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二)部门规章调整的事项【新增考点】

(1)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2)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三)地方政府规章:

1、制定主体: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2、调整的事项:

(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特别注意·新增考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第五篇:《立法法》与《监督法》的制度价值与不足

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维护

——《立法法》与《监督法》的制度价值与不足

赵海怡 钱锦宇

(西北大学法学院 西安 710127;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西安 710063)

摘要: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有明确行为预期,从而消解不确定性对社会合作的阻滞作用。《立法法》和《监督法》的法益目标正是通过确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变更原则,法律体系内部统一性原则,一致性原则,来建构并维护法律制度的稳定性。然而,在违宪审查机制、一般法律的实施监督机制和对于公民个人的监督权和异议权的保障三个方面,影响着我国法律制度整体的相对确定性以及人们形成稳定心理预期所必需的对法律制度的内心信服。

关键词:稳定性预期 立法法 监督法 违宪审查

减少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有明确行为预期,从而减弱或抵消不确定性对合作的阻滞作用,这是制度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下简称《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上述制度目标的重要法律制度。理性分析以这两部法律为中心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价值和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稳定性预期的制度功能

人类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决定了人类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即人类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无法预料和难以测度的变化之中。得人们常常都具有一种心理因素中的惯性或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强迫性重复”在这种心理习性的支配下,人们更重视社会行动的连续性和因循守旧,从习惯的指引。根据经验,如果某种先定的生活方式已经带来了有序和稳定,们就会在内心深处更愿意按照此种先定的方式生活行动。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有明确的预期,从而减弱或抵消其对交易的阻滞作用[1]p22。所谓预期,主要是指预期主体基于对外部环境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基于其内心信念特点而形成的对未来的估计与期望。生活的预期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对社会生活中的一般安全的预期是首要的、是最为根本的。只有法律这一稳定和坚实的规则体,预期,才能满足人们心理上对一般安全的欲求。人们根据法律规定,不仅可以预先知道法律对待自己已经作出或者即将作为之行为的态度,以及必然导致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作出判断。们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人们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做“长远打算”而选择长期合作,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作出短期行为选择。同时,因为有了这种可预测性和可判断性,人们还可以自觉、自主地调整自  作者简介:赵海怡(1977-),女,陕西西安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法经济学研究;钱锦宇(男,云南昆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宪法、法理学研究。仍然存在显见的制度漏洞,《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监督法》 “不确定性”环境使

人们对社会才能给予人们坚定而稳定的[2]

大大降低了人有利地促使人们愿意直接(以,。人也

1978-),以及法律制度建构与法律制度运行的协调

),是实现更愿意服并可以对他人已经作出或者即将作为因此法律规定及其运行, 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的规定,从而获得自己希望的法律后果。这样,就可以非经司法程序而化解一些矛盾和纠纷,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人们根据法律规定,也可以预先知道法律对待别人行为的法律态度,对于合法行为予以应有的道义支持,甚至某种帮助;对于违法行为自觉地予以抵制,甚至斗争[3]p116。

因此,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众提供稳定的心里预期,是法律规则一项重要的制度功能。

二、《立法法》与《监督法》的制度价值——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维护

然而,法律规则上述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却要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法律制度本身的相对确定性和人们对于法律规则要求是否形成内心信服,关重要的两个因素。《立法法》与《监督法》的重要制度价值,正是体现在维护和保障了法律制度本身的相对确定性。

作为一个判断人们行为后果的标尺,法律制度发挥稳定性预期之保障功能的前提,是法律规定本身的相对稳定性。显然,如果标尺不停变化,人们根据它而作的判断也将不停的变化,这会增加人们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直接影响人们行为预期的稳定性。然而,依据辩证唯物史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必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律规定的变化又是必然的,法律的变化既发生在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在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如何在法律规则的确定性与法律规则的可变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即如何实现法律的相对确定性,是每个国家法律制度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制度维护的目标。作为法律制度维护的目标,稳定性预期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两个方面的目标:

1、维护法律制度本身的相对确定性。具体包括:

其一,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变更。法律是一定社会范围内具有最广泛约束力和最高强制性的规则体系,并且法律的规定来自于公共选择的过程,一旦遵循多数表决机制得到确立,所有受其约束者便没有选择退出的权利,因而它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中一部分人侵犯另一部分人利益与自由的工具。因此,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任何变革均抱以谨慎和敏感的态度,法律的任何变更常常需要遵循与之相适应的复杂且严格的变更程序。

其二,法律制度系统内部的统一性。世界大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都不是由单一立法机构依据单一立法程序而制定颁布的单一层次的法律规范集合,多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根据规范的重要性、规范的内容和规范的适用范围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立法机构和不同的立法程序。如何保证各个层次纷繁复杂的法律规范能够保持彼此的一致性,是各国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各国法律都对不同位阶法的立法机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进行了详细而周延的规定,对审查和监督不同法律规范之间一致性的立法监督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三,法律制度建构与制度运行的协调一致性。立法的目的决不是要将法律规定在纸上供人观赏,而是要在社会中贯彻执行。法律规定制定出来后,彻执行的过程中,人们可能因为自身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而对法律产生误解,还可能因为某种利益因素而曲解甚至故意曲解法律、违反法律。对于常人如此,对于执法、司法人员亦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一经建立,在运行过程中,无论相关主体的主观意愿是善意还是恶意,其“守法”或者“执法”行为未必都是合乎

是至法大[4]。

在贯也发生同时也于法律本意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故意违法、故意违法执法、故意违法司法的情形,因此法律监督就成为必要。

2、保障人们对于法律规则要求形成有效的内心信服。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法律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并非上苍所赐之准绳,而是来源于人们的选择。法律是人们在长期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人们愿意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它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反过来又管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愿意接受制度的约束,是因为人们发现构建制度所带来的有序状态优于无制度所导致的无序状态,人们选择此制度,否决彼制度,也是因为人们认为此制度优于彼制度,当人们发现相反的结果时,他们对于制度的选择也会发生改变。因此,任何法律制度的实施都应该包括必不可少的三个层面,即制度层面,通过设立一系列配套制度来保障某类规则的实现和社会化;面,通过设立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保障某类规则要求在人们心里形成有效的内心信服;行为层面,通过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保障法律规则要求落实在人们的行为之中。其中保障有效内心信服的配套制度,主要是指合理的法律规则制定程序、具有可操作性的异议提出程序以及及时有效的法律规则纠错程序。

(二)保障上述制度维护目标实现的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在我国,关乎法律规则相对确定性的上述问题,主要是通过《立法法》和《监督法》得到维护和保障的。

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保障了我国法律规则的相对确定性:其一,明确界定了国家专属立法权的范围。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了原则规定之后,接着进一步将关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面的重大事项,列为国家专属立法权的范围。其二,立法制度,明确规定了授权立法的根据、其三,《立法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立法监督制度,明确了立法监督的内容、立法监督主体和职权,构建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他规范性文件,都必须报法定的上级有关机关备案,便于接受备案审查。然而,《立法法》的所建立的立法监督制度,存在着监督范围有限、监督主体乏力、监督程序不详、监督标准不明等问题,并直接威胁到了稳定性行为预期的维系。上弥补了《立法法》所留下的制度漏洞,概括起来包括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创设了专项工作报告制度,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六类重大问题,安排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政府、法院、检察院也可以主动要求报告专项工作,并规定了专项报告程序。其二,进一步明确了对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的主体和程序,明确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时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经审查,检察院修改或者废止相关司法解释,解释替代、取消司法解释。其三,明确强调了监督公开原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三)现有法律规定的实施绩效我国《立法法》,特别是《监督法》诞生,得到了人大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观念层

《立法法》采用概括式与列紧《立法法》确了我国的授权方式、目的、范围、备案等一系列问题。明确除宪法和法律外的其

影响了我国立法监督工作的开展,2007年出台的《监督法》从某种程度可以“要求”而“其他国家机关和必要。

经济制度和民事刑事等法律制度的十个方则可以向有关工作机构提出审查建议,前述专门委员会可以要求最高法院或最高或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以自己的法律 被认为是“对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以及治道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规定[5]。有学者认为,两部法律从技术上健全了人民代表制度,尤其是人代会常委会制度,进一步落实了宪法和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给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提供了具体的法律基础,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科学执政,还有利于促进检察院和法院公正司法,同时也有助于人大常委会自身运作[5]。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法》与《监督法》所组成的相关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变更的基本原则;通过法律位阶的划分和对不同位阶立法权和立法程序的分配,以及备案审查制度,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法律制度系统内部的统一性;通过专项工作报告制度、质询制度以及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审查,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律制度建构与法律制度运行的协调一致性。然而,现有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三个显见的制度漏洞,着我国法律制度整体的相对确定性以及人们形成稳定心理预期所必需的对法律制度的内心信服。

三、我国现有相关制度的缺陷

(一)违宪审查机制的缺陷。我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然而,《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1、从实施违宪审查主体的角度看,我国选择了曾经主要由英国所采用的违宪审查议会监督模式,然而此种监督模式的弊端在于,的颁布者,又是违宪审查的实施主体,面,议会所颁布的非宪法文件容易被违宪审查机制所遗漏,分的制度维护。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违宪审查一直停留在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从落实违宪审查的具体机制和程序角度看,我国现有法律只泛泛地要求各级法律文件都应接受备案审查,权对其进行改变或者撤销,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要求和实施审查的具体程序,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机制,只有审查主体,而缺乏详细明确的审查机构和可操作程序。机制流于形式,在所难免。

(二)一般法律的实施监督机制存在漏洞。我国《监督法》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这一章中,将实施法律监督的主体仅仅限定为大会常务委员会”,却将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排除在外。虽然,这么规定可能是因为担心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只开一次会,职,缺乏时间和精力等,但是《监督法》不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法规实施监督权,一方面容易造成各级人大常委会成为的监督者”的假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相违背。和相关组织法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直接影响“宪法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这些规定被认为初步确立

议会既是一般非宪法文件宪法至上原则缺乏充地方性法规、而没宪法法仅仅是全国人大[6]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有权启动审查的主体、提出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违宪审查这样违宪审查“各级人民代表会期短,人大代表属于兼“不受监督依据我国宪法各级人大常委会

这样议会即会面对自己审查自己的尴尬局审查发现违宪问题时,受各级人民大会领导,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理应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三)对于公民个人的监督权和异议权缺乏有效的保障。依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不享有国家立法权(当然,行政机关可以成为授权立法的主体),然而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却可以直接影响不特定多数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会对不特定多数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带来直接的影响。套用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本文将上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统称为抽象法律适用行为。

这些抽象法律适用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由非立法机关依职权单方面做出的、对不特定多数公民具有普遍拘束力、并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多次适用的规则制定和实施行为。这种规则制定和实施行为,有可能是执行性的,即为了执行法律或者上位规则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也有可能是补充性的,即根据法律或者上位规则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对原法律或者上位规则需要补充完善的事项作出规定,在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约束下创设一部分补充性的新的权利义务;还有可能是自主性的,即直接对法律或者上位规则尚未规定的事项,在根据宪法和法律允许的权利范围内,根据法律适用的实际需要自主创设权利义务的行为。

不难看出,这些抽象法律适用行为的主体都不是拥有立法权的机关,也不是按照立法程序所颁布的法律,但却具有类似于法律规则的普遍约束力,影响着、甚至直接规定着实践中不特定多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个人对于这种抽象性法律适用行为,理应享有监督和提出异议的权利,然而依据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规定,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维护。这严重影响了法律为人们提供稳定行为预期所必需的条件——公民内心信服的实现。

1、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依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因此,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公民只能对其部分提出行政复议,而无权提起行政诉讼。

2、司法解释的不可诉性。依据我国《监督法》,只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则只有建议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其建议是否会被采纳,有关审查是否能够正式启动,则完全取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决定。这就导致了,即便有公民认为相关司法解释致使其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违法、甚至违宪侵犯,该公民也无权直接启动违法审查或者违宪审查诉讼。

四、结论

违法或者违宪的抽象法律适用行为,势必会使许多人正当的现实利益或未来利益受到减损。人们随着逐利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会就试图为自己被侵害的权益寻求救济。当发现现有法律制度并没有为自己提供正当的救济途径时,对于现有法律制度的内心信服必然受到损害,而直接影响当事人基于对法律之信赖而确立起的稳定心里预期与行为预期,最终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必将受到减损。因此,为了最终有效实现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维护,有必要针对《立法法》与《监督法》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和一般法律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公民个人的监督权和异议权进行有效的制度保障。具言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完善违宪审查机制;扩大法律监督对象的范围,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纳入到审查范围;细化规范性文件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明确抽象行政行为和司法解释的可诉性。总之,这些制度性安排的目的,就是建构、维系法律制度本身的相对确定性,进而使人们对于法律规则要求形成内心信服,最终满足、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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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Safeguard to Stability of Behavior Anticipation: Institutional value and shortcomings of “Legislation Law” and “Supervis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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