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国寿险公司发展规律

合众人寿 王晴 2012年10月

中国寿险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2011年底总资产已达5万亿，当年保费规模已达1.1万亿。寿险公司超过60家，其中总资产超过1000亿的前7大公司的保费占到全行业保费的84%。前7大寿险公司中有5家已经上市，人保寿险今年将通过集团上市，另外一家也在准备上市。从上市的股价来看，这些保险公司的原始股东都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但这些公司当年所处的低成本扩张、市场竞争不太激烈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10年银代渠道的保费贡献，也为这些公司带来了公司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只要他们能够维持目前的市场份额，固定成本平稳增长，那么公司的盈利能力会逐年上升，公司已进入良性循环。目前，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都遇到了瓶颈，可以说每家公司都没有完成当年制定的3年或5年规划，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这些中小公司以及未来开业的新公司的发展规律，寻找公司发展之所以遇到瓶颈的原因，并且试图提出公司发展策略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2号准则下保险公司盈利模式以及对资本金需求

附件中关于保险公司盈利模式的PPT，主要目的是探讨在不同产品策略和发展速度下公司的盈利模式和对资本金的需求，PPT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两个典型个险产品的保单比较了2号准则下准备金和法定准备金的差异，以及在2号准则下不同精算假设带来的准备金差异，这些例子主要是为了给有精算背景的读者在自己建立和验证PPT模型中各种情景下的结果时提供帮助。第二部分通过一个典型公司的案例，比较在不同精算假设下(主要是首年获得成本的假设)的公司盈利周期。第三部分我们分析在7种不同情境下公司盈利周期、资本金需求、新业务价值和内涵价值。

第一种基本情境下的“典型公司”的发展规划很像一个全国性的内资公司，模型中我们假设公司基于总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为4.5%，换算成可投资资产收益率需要达到4.8%左右，这和目前全行业固定收益投资的平均回报率相近，未来十年随着宏观经济逐步放缓，保险公司很难从股市中获得超额收益。在这样一个假设下，公司至少需要200亿的资本金。公司长期发展规划要考虑到股东的注资能力和注资意愿，对于一家新公司来说，如果有200亿以上的资本金(包括次级债等可以计入附属资本的所有资金)，15年以后可以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总资产规模2500亿左右的公司，大约会占到2025年寿险行业总资产的1%。“典型公司”经过最初5年的高速发展后，之后每年固定成本的增长率是保费增长率的70%，只有一个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才能达到，这样的公司需要有充足的资本金，完善的治理结构，较高的管理能力，并且在个险渠道有其竞争优势。现有的中小公司中很少同时满足上述条件，但这些公司在做中长期规划时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通常所用的假设比“典型公司”更加乐观。

以下我们考虑在三种不同发展策略下，公司对资本金的需求。模型中相关参数的假设可以继续探讨，但不会改变这里归纳的定性结论。

策略1：个险和银代全面发展，业务增长超行业平均水平。根据个险产品和银代分红水平的不同又分为三个情景。

策略2：专注于个险业务，资本金需求大为降低。根据产品交费期限不同又分为两个情景。 策略3;公司5年以后的发展速度降为行业平均水平。根据是否发展银行渠道又分为两个情景。 通过模拟不同情景，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个险中万能险对资本金的消耗大于分红险，利润率也低于分红险。在情景1-B中，万能占个险的50%，公司最低资本金需求将增加到300亿。在情景1-C中，再将银代趸交的分红水平提高到2.8%(含分红的5年满期利益约为1230)，最低资本金将上涨到400亿。

2、如果公司放弃银代渠道，假设个险保费和基本情景一致，固定成本下降20%,最低资本需求将降到70亿，如果只做5年交费的个险，资本金需求将降到35亿。相对于10年交和20年交的个险业务，5年交的业务对资本金要求较低，在模型中我们假设在相同的固定成本下，5年交的规模保费比10年交的保费多75%(折标后5年交的标保只有10年交的87.5%)。在此假设下，公司法定准则下的打平时间将会提前，但2号准则下的打平时间将会延后，当然延后时间和2号准则的假设有关。银保业务可为公司带来现金流和资产规模，但对资本金要求也很高，如果要给客户相当于银行存款的回报，对资本金的要求就更高，资本金不富裕的公司可以考虑专注个险渠道或者只做银保期交。

从1999年寿险公司进入银保渠道到2006年8月，银行的5年定存利率在2.8%至3.6%之间，可以说在2011年底之前到期的银保趸交产品客户的满期收益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从保险公司的投资来看，从2002年到2006年之间，银行61个月协议存款都比5年定存高出2%左右(年化同比会更高)，扣除公司年化后1.5%左右的变动和固定成本，公司仍有一定的正收益。投入股市的资金通常也不会出现亏损，沪深300在2006年8月份之前低于1400点，2008年的最低点也在1600点以上，2011年的最低点在2260点以上，个别公司进行波段操作，也存在亏损的可能性。但到2012年，银保渠道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7年底，银行5年定存提高到5.85%，对应于2012年底的满期利益为29.25%，现在所有保险公司5年趸交产品的满期利益均低于29%。而2007年以后的协议存款利息和5年定存相比，溢价在1%左右，不足以弥补公司的费用支出，而2007年进入股市的投资到目前肯定是亏损的。目前5年定存已降到4.75%，年化后为4.35%，加上营销成本，公司的整体“潜在成本”将达到5.7%-6%(大小公司费用占比不一样)，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对公司的投资是很大挑战。根据目前寿险公司的投资组合，权益投资未来5年每年需要15%的回报。有些公司希望新的投资渠道带来更高的收益，但风险也相应增加。

3、如果公司采取业务增速较慢的发展模式，并且公司的固定成本的增速也能得到相应的控制。那么公司法定打平时间将会提前，并且对资本金的需求也会降低。当然公司成熟以后的规模也小于发展速度较快的公司。在情景3-A中，保费增速从基本情景中的20%降为10%，资本金需求降为100亿;如果再放弃银代，只需要50亿的资本金。

PPT中的模型对于任何水平的资本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寿险公司选择七种情形中的某一个作为自己的战略，但打算投入的资本金(含次级债和其他混合资本)只有模型中所需要的一半，那么可以想象模型中的金额单位是5000万元， 但因为规模效应的不同，固定成本可能需要做一定调整。当然任何公司都应该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和竞争优势来制定自己的资本金规划。

二、中国个险市场规模和保费分布

根据同业交流数据，2010年个险新单保费为1233亿元，其中长险趸交保费约108亿，短险保费79亿，按照保监会折标标准(趸交折标系数为10%，短险保费按100%折标)，行业标保为935亿，2011年个险新单期交比2010年增加了2.1%，考虑到有不少公司期交出现短期化倾向，2011年行业标保应该和2010年基本持平。因为寿险公司的机构布局是按照省、市、县逐级铺设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是这些保费以怎样的比例分布到省、市和县级行政区?并且有多少县个险月均标保在100万、200万或500万以上?这些问题对新公司开设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没有非常详细的行业数据，这里我们试图用数学模型给出一个答案。因为数学模型中要用到百强县GDP数据，而最新百强县的数据是基于2010年，因此这里我们分析均基于2010年保费和GDP。

2010年底中国有2003个县级行政区，364个地级市和省会级城市(下属853个区)，虽然有些地级市所属的区在名义上已属于市区，但因为离主城区较远，从保险公司开设机构来看，仍然需要开设独立的营销服务部。这里我们做一个假设(绝大部分情况应该基本合理)，2000年之前从郊县或县级市划为区的，在2010年应该和市区基本融为一体，可以假设不需要单独开设营服(这对已有众多机构的前5大保险公司不适用)，而2000年之后划为区的仍然需要开设单独机构，最近10年约有200个郊县和县级市划归市区，按照2000年的口径应该有2200个县级行政区。2010年全国百强县有125个(因为发布时间是2011年，媒体上称为2011年百强县)，排名第125的福建闽侯县2010年GDP为237亿。那么按照2000年2200个县的口径，闽侯县的排名应该在175名左右，原因如下：2000年的百强县(只有100个)中有46个已经不在2010年百强县名单中，其中40个已划入市区，其余6个因为经济发展较慢跌出百强县，可能还有10个2000年以后改为区的县，在2000年没有排进百强县，但在2010年GDP排在闽侯县之前。2010年全国GDP为39.8万亿，根据统计数据，县域GDP约占到全国的47%左右，如果再加上2000年以后改为区的约200个老县级行政区，上述2200个县域行政区GDP约占全国GDP的56%，总量大约为22.3万亿。

在经济领域中，很多分布都非常接近对数正态分布，这里我们不妨假设这2200个县的 GDP也满足对数正态分布(至于实际误差有多大，还需要统计局未公布的详细数据)。我们知道，平均每个县GDP为101亿，排名175的闽侯县GDP为237亿，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对数正态分布取对数后的的均值和标准差。

从保险公司机构铺设先后顺序看，省会和地级市的保险公司数目和竞争程度都明显高于郊县，虽然市区的GDP 只占全国的44%，但个险新单保费应该占到全国的50%-55%，在模型中我们假设市区保费占52%，郊县保费占48%，标保为450亿。

当然，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县级行政区的个险月均平台分布情况。从2011年保监会公布的各省的寿险行业标保来看，各省的人均GDP和保险深度几乎没有相关性，如果剔除北京上海，这两个变量的线性回归系数几乎为0，也就是保险深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没有关系，再进一步(可惜没有公开数据)，个险新单占GDP的比例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将此结论推广到县级行政区，那么可以认为个险保费占县级行政区GDP的比例大致相同(这个假设很强，也不太现实，但弱化后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只要假设排名175的县或者排名175附近的某个县个险新单占本县GDP比例与整体县级行政区的占比一样，并且个险新单保费也满足对数正态分布，但弱假设带来的保费排序和GDP排序不一样，但不影响保费的总体分布)。如果县级行政区的GDP满足对数正态分布，那么它们的个险新单保费也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在附件的保费分布模型中，我们分别计算了这个对数正态分布取对数后的均值和标准差，并根据这个分布计算出全国2200个县的月度个险标保分布，月均平台500万以上的县大约有105个，200万以上的大约有589个。当然，这个模型的实际误差目前还很难评估，目前，保险行业协会还不能提供全国范围内到县级机构的保费分布。但我估计对应月均平台在100万到500万的行政县的个数相对误差应该在20%之内。 中国大陆有31个直辖市和省级行政区，京沪个险保费占全国的9%左右，估计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不含郊县)个险保费占全国的25%，333个地级市(含地区和盟)的保费占全国的27%左右，合计标保约252亿，平均每个市(不含上述2200个县中的郊县)的月均标保平台为630万，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类似县级行政区的模型，假设保费分布也满足对数正态分布，网上要查找地级市的GDP排名有点费事。即使不建立模型，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个简单的规律估算月均平台超过630万的地级市约占1/3，有110个左右，而月均平台超过1000万的地级市大约有六七十个。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城市通常都有20家以上的寿险公司。

再补充一点，个险保费和当地零售总额的相关性应该好于和GDP的相关性。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城市，零售额占当地GDP的比例明显会低于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以苏州为例，个险标保占当地GDP的比例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70%左右，和许多人的预期正好相反。目前在网上要查找百强零售县的资料相当麻烦，如果以后有相应数据，可以用零售额数据代替GDP来模拟。

三、市场排名和市场份额

(A) 来自于产险行业的启示

三年前，为了制定公司个险5年发展规划，需要考虑中支和营销服务部的开设进度以及保费平台。当时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个个险月均标保为500万(市区)的地级市开设中支，市场排名第10(假设当地总共有15家寿险公司)的公司月均平台大约多少?同样，在一个标保月平台为200万的县开设营服，假设公司能够在市场上排名第六，那么月均平台大概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对公司整体投产比以及保费计划的合理性非常重要。可惜，目前中国县级单位没有保险行业协会，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地级市虽然有保险行业协会，但保费统计并未分到下属的每个区县，大公司可能在每个区县都有营服，而中小公司可能只在个别区县开设营服，所以无法细化到每个区县各公司的排名和市场份额。

当时，我正在看一本关于黎曼猜想的数学书，书中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黎曼级数的例子，当级数中的方幂等于3/2时，级数是收敛的。如果将级数除以2，并假设第一项为0.35，那么前40项级数之和正好为1.00。当时全国有近50家寿险公司，但最后几家几乎没有保费，我想这个级数是否可以用来模拟寿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但是寿险行业是一个竞争不充分的行业，当时全国排名第10位左右的寿险公司只有不到500个营销服务部，而产险行业的竞争相对充分的多，排名第10的产险公司已有上千家营服(这些区县对应的保费应该占全国保费的80%以上)。到2011年，排名第15位的产险公司已有近千家营服，而排名15位的寿险公司仍然不超过200家营服。我想试试用黎曼级数来模拟产险公司的全国市场份额。从保监会网站上，我们找到了最近4年全国各产险公司的保费，如果我们用黎曼级数(除以2)来模拟各公司的市场份额(第一名用实际市场份额)，我们会看到令人惊奇的结果。前25家产险公司的实际份额和模拟份额的平均相对误差在2008年为18%，以后每年呈下降趋势，到2011年平均相对误差只有10%，其中12家公司相对误差低于5%，7家公司相对误差只有1%左右，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最近四年的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行业竞争变得更加充分了，但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也许未来几年平均相对误差会增加。而25名以后的产险公司多数是分支机构很少的外资公司或刚开业的中资公司，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竞争态势。

(B) 市场份额模型在寿险行业的应用

寿险在一个区县或者地级市的竞争应该是相对充分的，基于产险公司全国范围内市场份额的验证结果，我们认为可以把黎曼级数用来预测寿险公司在某个地级市和区县的市场份额。

EXCEL附件中市场份额模型给出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可应用于有8家保险公司的区县，排名第6的市场份额只有4.2%，如果行业月平台为200万，那么公司平台只有8.4万。第二个例子可应用于有15家寿险公司的地级市，排名第8的市场份额为2.6%(假设第一名的市场份额为35%)。在不同的市场，排名第一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差异也很大，这也影响了排在以后的公司的市场份额，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改变排名第一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当然，排名第八的公司在不同市场的份额会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把排名第8的市场份额看成一个随机变量，那么2.6%可以理解为这个随机变量的均值，那么(20%，80%)的置信区间可能在1.7%到3.9%之间，当然，这个置信区间的范围只是一个猜想，只有看到行业全部实际数据后才能得到准确结论，当然每年的置信区间也会有所变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个市场中最后几家的市场份额和模型相比差距会非常大，往往远低于模型预测的份额。

根据几家中型寿险公司的经验数据，在已经开业的县区和地级市，公司的平均市场排名和平均市场份额也基本上符合数学模型给出的预测。举例来说，去年底生命有约740个营服(所在地总保费约占全国的70%)，在当地市场平均市场排名为第七，根据市场份额模型，当地平均市场份额约为3.2%，乘以70%以后占全国个险的市场份额为2.24%，和当年实际新单期交市场份额非常接近。同样，阳光有570个营服(所在地总保费约占全国的60%)，平均市场排名为第八，根据市场份额模型，当地平均市场份额约为2.6%，相乘以后占全国个险的市场份额为1.56%，也和实际非常接近。再看去年个险标保排名第三到第六的寿险公司,依次为太保、新华、泰康和太平。他们2011年实际市场份额大约为9%、7.5%、5%和3.5%(标保比期交保费更具有可比性，但同业交流只有期交保费，目前只能得到几家大公司个险标保较为精确的数值)。这四家公司除太平外，机构数都在2000个以上(太平有850个)，可以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竞争的寿险公司，它们的市场份额和模型中预测的数字很接近。而排名之后的寿险公司因为机构较少，市场份额都明显低于模型所给出的数值。

这个模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中小寿险公司有这么多个月均平台很低的弱体营服。月均平台200万以上县竞争主体通常都在10家以上，如果一家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排名第八名以后，那么月均平台通常低于10万。如果一个县月均平台只有100万，即使在当地市场排名第六，通常保费也会在5万以下。而地级市的竞争更为激烈，在一个月均平台500万(市区)的中等城市，通常竞争主体都在15到25家，有可能还有几家外资，如果当地市场排名12，模型预测市场份额在1.5%左右。月均平台也会低于10万。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公司在当地的排名和开业时间没有必然联系，公司在当地的排名往往取决于公司的费用投入和管理团队。

附件中包含了2011年寿险公司各渠道的保费数据，寿险公司的保费结构比较复杂，可分析的指标比产险公司要多很多。寿险和产险最大的差异是寿险公司有续期保费，而续期保费规模取决于往年的市场份额。在附件中，我们对寿险公司的6个指标进行分析(公司总保费，个险总保费、个险新单期交、银代新单保费、银代新单期交、团险短险)。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是用了寿险公司同业交流数据，不含国寿存续和各养老公司，另外，非传统渠道的保费(低于总保费的3%)也不尽完整，但对整体结果影响很小。从结果可以看出，前5个指标的拟合程度都不算太好，其中个险保费的相对误差最大，这也是因为行业竞争不充分造成的。以个险期交保费排名第九的民生人寿为例，模型预测的市场份额为1.8%，而实际市场份额只有1.0%。在全国范围内，民生人寿只有约600家营服。而2011年产险公司排名第九的天安保险市场份额为1.6%，而全国却有1200家机构，远远多于民生人寿。团险短险因为中国人寿占比太大，占比达到47%。所以模拟的市场份额需要做同比例调整(其他5个指标中第一名的占比都在30%左右，几乎没有必要调整)。调整后团险短险前25家平均相对误差只有11%，接近2011年产险公司对应的指标。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巧合，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公司进入团险市场的难度要低于进入个险市场。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平安和太平已将大部分团险保费划给了其名下的养老公司。银保指标拟合程度不好的原因与个险正好相反。银保新单保费排名第三到第十七的公司的实际市场份额都普遍比模型所预测的高30%左右。举例来说，排名第九的太平人寿银保市场份额为2.70%，远高于模型所给出的1.85%。这说明银代渠道的进入门槛远远低于个险。

(C) 市场份额模型的适用条件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会遵循这样一个奇怪的模型，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业也会遵守同样的规律。这里先给出几个行业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

1、进入行业有一定的政策壁垒，比如需要相关政策审批。如零售业和餐饮业在每个地区都是自由竞争的，即使在美国最大的餐饮企业麦当劳，其市场份额也不超过3%，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市场份额也不超过2%，肯定不满足此规律。

2、行业不会自然形成有一家或几家寡头垄断的局面，例如发达国家的汽车行业，以及多数国家的电信行业。满足此规律的行业通常至少应该有20个左右的竞争者。

3、行业中的公司需要在全国自下而上设置机构，机构至少需要覆盖到地市一级。例如中国的基金行业，通常只在一线城市设有分公司，最大的基金公司市场份额不超过10%，也不满足此规律。

4、行业中最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必须超过20%，从许多方面来说，银行的机构铺设和竞争环境和保险最相似，但由于历史原因，四大行的总资产市场份额相差不大，其中最大的工行市场份额才12%，目前银行业不满足此规律。

目前在中国，除了保险业以外还很难找到同时能满足这四个条件的行业。

四、寿险公司营销服务部个险月均平台和弱体机构的分布

这里所说的营销服务部不但含四级区县的机构，也含所有省会和地级市的营销服务部，对于有多个营销服务部省会和地级市，按逐个统计。有些公司如平安和泰康在乡镇有五级机构，其保费也合并到所属区县的四级机构。国寿有一万多家五级机构，情况特殊，不在分析范围之内。

如果对比各寿险公司2011年营销服务部个险平均月均标保平台，各公司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平安正好100万，新华在40万左右，而同期开业的泰康，月均平台只有20万左右，个险排名第6的太平人寿有33万，许多中小保险公司月均平台只有15万左右。有些机构数量较少的合资公司，通常只有在地级市有三级机构，并没有向下引申的四级机构，如中美联泰，平均每个机构的月均平台较高。无论公司的月均平台有多高，机构之间的发展肯定是不平衡的，弱体机构的出现不可避免，通过最近几年对行业的观察，发现弱体机构的分布满足一定的规律，对于行业内机构发展非常均衡的保险公司满足两个“三三定律”，一是保费最多的前1/3机构总保费占公司总保费的2/3， 二是月均平台大于公司平均月均平台的机构数占1/3，小于总体平均月均平台一半的也占1/3。寿险业务员的考核通常以一个季度为周期，以上规律按季度或保费来统计。通常这样的公司月均平台也比较高，在25万以上。机构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的保险公司通常满足 “三七定律”，即保费最多的前30%机构总保费占公司总保费的70%， 并且同时月均平台小于公司平均月均平台1/3的机构数占1/3。这样的公司通常月均平台低于15万，估计行业内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都介于“三三定律”和“三七定律”之间，特别是机构数量在50个以上的寿险公司。个别机构数较少的合资公司，机构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上述“三三定律”还要小，也就是说保费最多的前1/3机构总保费占公司总保费的比例低于2/3。非常巧合的是，EXCEL附件里各县保费分布模型中，县级行政区的保费分布正好满足两个“三三定律”，误差非常之小(不难验证)。目前应该还没有保险公司在个险渠道出现“二八现象”(即20%的机构做80%的保费)这样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但在银保渠道已有个别公司出现“二八现象”(按中支口径计算)。和个险渠道完全不同的是，如果公司采取比较激进的产品和费用政策，保费将会出现跳跃式增长，很难有任何规律可循。有些银行系保险公司(如中邮人寿)依靠其股东背景，今年银保保费增长迅猛。

五、中国寿险公司和寿险产品现状 (A) 中国寿险公司现状

2011年7大寿险公司总保费占行业总体的84%，但个险新单保费占比达到89.9 %，明显超过银保渠道75%的份额。和2007年相比，个险行业新单保费增长了75%左右，7大寿险公司个险新单占比从88%上升到89.9%。最近四年，七大公司中，平安个险一支独秀，市场份额从20%增长到31%，新单保费已连续两年超过国寿，但今年2季度平安个险新单期交的37%的降幅令人惊讶。 而合资公司(含友邦)的市场份额从2007年的8.9%下降到2011年的3.6%，新单保费下降了30%，而中小中资公司的市场份额从3.1%上升到6.5%，主要原因是阳光和生命的合计市场份额从0.5%增长到3.4%，其他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6%上升到3.1%(2008年的市场份额曾经达到4.0%)，主要贡献来源于2006年以后开业的中小保险公司。华泰和光大永明资本结构的变更对上述数据影响不大。

中小保险公司最近几年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特别是在个险渠道。从微观层面来看，很多公司新开营销服务部最初几个月的活动人力和月均平台往往是最高的，但三年后，活动人力通常会下降40%-50%，如果长险的件均每年能有增长，那么月均平台也会下降30%左右。主要原因是营服开业后通常不会有新的聘才方案，随着原聘才方案逐步到期，业务员脱落率大于增员率。中小公司在制定营服的发展规划时通常会把月均平台标准定在15万到25万之间，假使一家筹备很好的营销服务部，开业初期能有50万的月均平台，即使三年以后降到30万的平台，活动人力大约有四五十人，如果管理得当，这样的营服应该有一定的自我造血能力，即增员率大于或等于脱落率，如果三年后只有15万左右的平台，那么活动人力有可能继续下滑，但下降幅度应该低于前三年。如果一个营服的月均平台降到5万左右，通常活动人力只有七八个，这样的营服随时会彻底垮掉。如果一家公司的平均营服产能只有15万，通常月均平台低于5万的机构会占到1/4左右，当一家公司有这么多低于5万的弱体机构时，一般很难阻止现有机构活动人力下滑趋势，除非公司投入新的系统性的聘才方案，但这样做成本会大幅增加。一家寿险公司在个险渠道想达到一个稳定增长状态，机构的月均平台必须维持在20万以上，对应的活动人力在30人左右。对中小公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怎样在当地才能够达到20万的月均平台?从以上对市场份额的分析来看，在月均保费平台在500万的县市，排名需要在六七名左右。在月均保费平台在1000万的县或地级市，排名需要在十名左右，并且在开业三年后维持这样的排名。这就需要通过资源投入和公司管理超越前期开业的保险公司，其难度可想而知。

最近两年，生命和阳光凭借超过100亿以上的资本实力，在个险渠道大幅投入，发展势头迅猛。生命从2009年的5.4亿的个险新单期交，增加到2011年的23.6亿，营服的月均期交保费在32万，标保为31万，生命个险的发展方式比较特殊，投入巨大，短期内效果非常明显。阳光从2009年的5.2亿的个险新单期交，增加到2011年的14.9亿，营服的平均月均期交保费在27万，标保为25万。但今年一季度以后，这两个公司的个险发展遇到了一定困难，根据同业交流数据，今年4到7月，这两家公司的个险标保只增加1%左右，但今年6月底生命的营服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而阳光增加了35%。由此推算，他们同期营服的月均平台都下滑了25%左右。预计生命今年全年的月均平台会降到23万左右，阳光会降到19万左右。寿险公司聘才期一般不超过两年，有不少保险公司的个险在经过两年的高速发展后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今年全行业个险新单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生命和阳光的月均平台降幅尤其明显，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阻止月均平台继续下滑的趋势，月均平台需要维持在20万以上。

2011年个险新单保费排名10名以后的中小保险公司，中资背景的保险公司没有一家月平台能够达到20万。几乎所有的公司月均平台都在10万到16万之间。合资公司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监管原因，机构开设速度缓慢，很多公司月均平台通常都比较高。以2011年个险新单期交保费排名前5位的合资公司为例，排名第一的友邦平均每个机构的月平台约为57万，排名第二的中宏约为54万，第四的信诚约为23万，第五的金盛约48万，只有排名第三的华泰比较特殊，2010年由中资变为合资，月平台只有14万。还有一个原因，除华泰外，这几家公司都是在2000年之前开业的(而中资公司只有5家是在2001年之前开业的)，其中三家在合资公司中是最早开业的，并且上海的个险保费占比较高。这里用的是期交保费的口径，但合资公司产品的交费期限都比较长，和标保的差异不大。

随着新增业务员收入下降，增员变得越来越难，业务员的留存率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目前大部分寿险公司13月留存率在20%左右，37个月留存率只有5%左右(有少部分会转到同业其他公司)，行业中最好的大型公司，37个月留存率也不超过10%(个别合资公司可能超过10%),很难想象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有如此之低的留存率。随着行业的竞争，增员的成本越来越高。虽然中国有13亿人口，寿险深度只有2.3%，远低于发达国家，更低于和中国经济结构相仿东亚国家8%-10%的寿险深度。但目前个险的发展模式和成本结构很难使得现有60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相比之下，美国有近2000家保险公司已生存了50年以上，因为历史的原因，90%以上的公司都是区域性的或者只在一个城市有业务。中国个险的出路到底在什么方向，这里给出几个初步的答案。

1、 营销员体制改革。目前保监会希望在5年内将营销员转为员工制或者销售公司(准)员工，短期来看，将增加保险公司的成本，甚至留存率也会下降，但希望经过几年的适应期，营销员的留存率能够大幅提高，达到目前东亚国家的水平，从而降低公司成本。

2、 改变目前机构设置方式和相应的监管政策。目前公司需要在每个县区设置单独的营服，营服的直接固定成本虽然不高，但随着管理幅度的增加，也会相应增加中支和分公司的成本，如果将公司整体固定成本除以营服个数，每个营服每年对应的成本基本在180万-300万之间。即使监管没有要求必须在每个县区设置营服，保险公司也必须在管理上有所创新，才有可能降低相应成本。但是在目前业务员管理和培训的模式下，还看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

3、 产品创新。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个险产品对客户的吸引力不足，随着核保水平的提高，保险产品的定价会降低，保障型产品会变得更有吸引力。未来宏观环境的改变(如税收优惠、客户对投资回报预期的降低)也可能使保险产品相对其他理财产品更具竞争力。当然这些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销。目前个别公司刚开始尝试网销，5年之内占比很难突破5%，但有些发达市场的网销占比已超过20%，长期来看发展潜力巨大。

电销。电销经过几年的发展，去年年化保费已有70亿左右，但最近一年电销市场遇到了各种困难，5年之内电销市场可能出现萎缩。

经代。今年几个主要经代公司业务已明显下滑，但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代渠道的占比已超过50%，经过几年调整，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应该比较乐观。

4、

5、

6、

(B) 中国保险产品现状

目前中国的保险产品以分红为主，占比在95%以上，个险渠道主要销售返还型年金两全险，定期寿和终身寿占比较低。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国寿险产品的保障功能是很低的，估计2011年全行业死亡赔付(不含重疾和医疗)约为110亿，只占当年寿险总保费的1.0%。人均赔付估计为4万左右，大约只有30万人从寿险公司得到了赔付。2011年全国死亡人数为960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寿险业特别是保障性产品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目前中国纯保障的定期寿险的市场应该远低于1%，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需求不够，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定期寿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因为价格差异，有部分高净值人员会去香港购买高保额的定期寿产品。去年人保寿在网上推出优选的定期寿产品，其中最优选的保费只有标准体的60%，但比美国最优体的定期寿的费率仍然高出很多。2011年中国大陆的期望寿命为74岁，但根据新生命表计算的期望寿命为78.5岁，和美国人79岁的期望寿命非常接近。美国网上可以查到的最低定期寿的价格低的惊人，举例来说，33岁女性买100万保额的20年定期寿，交费期限相同，人保寿年交保费为1000元，而美国最低的保费为365元; 50岁男性买100万保额的20年定期寿，交费期限相同，人保寿年交保费为8300元，而美国最低的保费为1800元，相差4倍以上，美国定期寿由于定价太低，风险基本上都给了再保公司，也基本上没有死差益。中国目前的核保还很难杜绝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通过核保等措施降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再考虑到未来死亡率每年2%左右的改善幅度，定期寿最优体的费率还有很大下降空间。如果寿险产品对客户变得更有吸引力，销售费用和和公司管理费用也会相应下降。

最后，以一句最俗套的话结束全文。中国寿险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这曲折的道路到底有多长。

第二篇：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现状与发展规律

价值中国推荐 2009-03-26 17:17:40 《创意世界》

本文由《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提供

目前，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受到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普遍重视，各地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势头良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个城市的集聚区数量从几个至几十个不等，入驻企业和人才吸引情况也有差异。而各个城市因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与优势不同，因而创意产业集聚区会有不同的侧重。从集聚效果看，有些城市集聚效果明显而一些城市效果不明显。从这些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规律看，基本上都包括企业自发形成模式和政府规划模式，也不乏政府政策引导形成的集聚，还有些集聚区是专业院校，即在拥有丰富创意资源的专业院校(多为艺术类院校)周围聚集。

一、集聚规模

从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聚的规模看，可以讲这些城市分为三类，第一类，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成熟规范的集聚区，集聚效果比较明显，例如北京和上海等;第二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集聚区，但是集聚效果不明显或有待观察，例如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第三类，有一些城市由于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故集聚区建设有待进行，集聚效果有待观察。

第一类，集聚区发展得比较规范成熟的城市，以北京和上海为主。

北京市截止2008年底，经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认定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为21个，还有众多正在建设的集聚区，预计到2010年，将建成30个市级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而国内较早发展创意产业的上海市，自2005年4月以来历经四次授牌，至2006年11月，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总数已达75家，其中，前3批创意产业聚集区总投资约30亿元，总产值近200亿元，从业人数2.7万人，入驻企业3500多家，人均产出率达到60万元/人。

第二类，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已经建立了一些创意产业集聚区，但集聚效果不十分明显，集聚区的形成与认定程序尚需要规范。

例如，深圳市已建和在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地)大约有30多家，大部分尚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从整体来看，深圳创意产业集聚区目前还缺乏远及整体规划，系统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不健全，集聚区建设与发展尚需规范化。

第三类，天津、武汉等城市由于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故集聚区建设有待进行，集聚效果有待观察。

例如天津市，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天津尚未有由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正式认定、挂牌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凌奥创意产业园等几个创意产业集聚区，除个别集聚区以动漫、软件等为集聚主题，但是从整体上看，几个集聚区的特色不鲜明，多为不同行业的综合发展。其集聚区的发展需要首先界定清楚概念，并明确认定原则，合理引导集聚区的发展。

二、集聚政策

从集聚区的支持政策上看，北京市出台了明确的集聚区政策法规，2006年出台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北京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定原则、条件与程序，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北京市还有针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的专项资金，即分三年投入5亿元用于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庆市也在2007年出台了《重庆市创意产业基地(园区)

认定暂行办法》，在创意产业园区的基本定义、认定标准与认定程序上作了明确的说明，并发布了《创意产业基地(园区)配套政策》，在集聚区享受的财政政策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而其他城市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三、集聚区形成模式

从各个城市的集聚区的形成过程看，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扶持，即使是自发形成的集聚区，最终也离不开政府的事后认定与引导，并且需要政府支持集聚区内公共服务平台等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与当地政府的指导有关系。可以预见，“政府引导，市场选择，企业运作，集聚发展”将成为大部分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例如，北京市典型的自发形成的集聚区——798艺术区，是由原北京国营798工厂厂房改建而成。“798”艺术区的发展与七星集团的利益及政府的原有规划产生冲突，面临着被拆除改造的危险。北京市政府通过反复调研论证和整体统筹运作，最终同意将“798艺术区”列为北京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因此，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发挥服务职能。另外，集聚区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特色化”，需要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集聚区的规范化、合理化发展。

从国内主要城市集聚区的形成过程看，这些集聚区的形成模式主要有自发集聚、政府主导，以及企业自身改造等模式。

1.自发集聚

自发形成的集聚区最初是由于某些有利条件如地租低廉、有旧厂房作为创作空间等，被某些艺术家选中，进而带动更多的艺术家和创作机构集聚，不断发展壮大，影响力逐步提高，并逐步形成创意产业公

共服务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都能够自发形成，自发形成的集聚区多是艺术创意类集聚区。这是由于艺术家的行为特点和艺术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艺术类创意产业集聚区一般是自发形成。艺术家一般倾向于特立独行，并且由于艺术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他们一般会选择建立独立的工作室，但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需求与群体发展需要使得在集聚区形成的初期，少数几个艺术家往往能够吸引大批的艺术家聚集，逐步形成成熟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798艺术区，上海莫干山路创意产业园、“田子坊”艺术街、“创意仓库”，深圳大芬油画产业基地，天津6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杭州LOFT

49、唐尚433，成都“蓝顶艺术中心”、“国际浓园艺术村”等等。

2.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模式包括政府规划建设、政府政策引导等，这种集聚区一般是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结合本地优势资源和发展基础，为推动本地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制定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或者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创意企业在某一地域的集聚，形成创意产业集聚区。这是目前国内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比较多，如北京市的石景山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上海市的天山软件园、传媒文化园、虹桥软件园等，深圳市的怡景动漫基地、OCT-LOFT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区，杭州市的高新区国家动画基地、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南京市的“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垠坤·西祠数字网络文化产业园等，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红星路35号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等。

四、集聚区建设方式上工业遗产利用受到重视

从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方式看，各地普遍比较重视利用城市废旧工厂等工业遗址。例如深圳“三旧”改造，上海“三个不变”开发原则，北京“工业遗产”开发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基本都是利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留下的空旷厂房或者设施等，利用原厂房或对原厂房重新设计改造而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798艺术区”，深圳F518时尚创意园，天津6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青岛创意100产业园，杭州LOFT

49、唐尚433，南京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垠坤·幕府智慧产业园等等。

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需求与群体发展需要使得在集聚区形成的初期，少数几个艺术家往往能够吸引大批的艺术家聚集，逐步形成成熟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这种利用“工业遗产”建设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方式是创意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使创意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城区遗留的厂房，大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市政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同时具有建筑风格独特、造型各异、工业文明气息浓郁的特点，并且留有进行综合改造和优化利用的空间，因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提供了的有利条件，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区又是在实践着节约用地的原则，成为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一支力量，无形中实践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中有大量的工厂搬迁或停产，随之遗留下来的工业厂房、设施多数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对这些工业资源进行适宜性改造和再利用，有利于盘活和挖掘工业遗产的新价值，并减少因建筑拆除造成的浪费，节省重新建设的投资，符合建设节约型城市的要求，实践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第三篇：经济发展的规律

经济的发展规则

闽侯供电局成立于1970年7月，前身为闽侯县电力公司，1993年3月整体划转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现为省电力公司直属直管的二级供电企业，是福州电业局的二级局，主营电力供应，担负着全县15个乡镇(街道)的供电任务，负责闽侯县范围内电网的规划、建设和供电管理，供电面积2136平方公里，现有电力客户26.6万户。

闽侯供电局现有职工700人，设有5个职能部室(办公室、发展建设部、人力资源部、财务资产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和2个业务支撑和实施机构„安全运检部(检修(建设)工区)、客户服务中心‟，下设7个中心供电所。现拥有35千伏变电站3座，7条35千伏线路72.2公里，162条10千伏线路2133.8公里，配电变压器3695台，配电站所26座，形成覆盖闽侯全县地域的供电网架。

近年来，闽侯供电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建设“一强三优”供电企业的发展战略，全力服务闽侯经济社会的发展。2011年，实现连续安全生产4132天;售电量达21.73亿千瓦时。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一流县供电企业、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先进单位;福建省第六届至十一届省级文明单位、五一劳动奖状单位、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先进集体;省电力公司县供电企业文明单位、人力资源工作先进单位、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并实现全县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两连冠三免评”的佳绩。

站在创造辉煌的又一个新的起点上，闽侯电力人将继续以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勇往直前的豪迈激情，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再谱“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建设的新篇章，为闽侯和谐发展扬帆助力!

第四篇：企业的发展规律

今天有幸与我司高级咨询师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交流，对于企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剖析，听到对方颇有深度的见解，感触良多，与大家共享之。他通过近十年的咨询工作，阅企无数的经验，总结了企业的发展规律，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个人化阶段。个人化阶段是指公司处于初创期，人员较少，由公司的大头行使管理和指挥权，其他员工都是执行层。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老板会为了公司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各种事情大包大揽，集权十分明显，在管理人员培养上极为欠缺。即便如此，大头可能也制定了许多的制度，但是执行起来会因为大头的多变而泡汤。

(2)分片化阶段。如果企业挺过个人化阶段，那么企业在规模、产品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时，老板会把公司分成几片(不同的车间)，委托最亲近的人去管理，极大地放权使大头拜托了零碎事情的烦恼，抽身出来处理例外事情、重要的事情。这时，工作的重任都落在了各片的管理者，其相当于个人化阶段的老板角色，每个人领导一个事业部，大事小事都得管。这种局面最后会产生互相的竞争，比个三六九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会逐渐变得不好起来。

(3)职能化阶段。分片化导致片区管理者的权利过分膨胀，又由于他们的能力差异明显，最终表现为各个经营单位效益不同，或者同类产品在不同片的质量、效率等存在明显区别。内部管理、标准也不统一，对整个企业文化的形成也是十分不利的。当老板看到这个问题时，必然会想到建立部门，权利上提，统一标准，加强部门管理，弱化片区领导的管理权利，也有利条线专业化发展。此时的矛盾就在于如何收权，如何放权，如何理顺流程，这些是大头比较头疼的问题，如果能够妥善解决，则必然会加强管理的规范化，企业就会形成正规军，也便于扩张和壮大。当然，管理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是以牺牲效率为前提的，以前，人少，大头可以直接管到片区，但是现在人多了，增加了职能部室，就必然增加了沟通环节，降低了效率。如果再回到以效率为先的作坊模式进行经营，那么企业就不会做大;要做大，就必然会出现职能部室的专业化发展。

(4)管控化阶段。职能部室的权利逐步上提，企业的整体效率越来越低，大头在加强管理力度和提高企业效率的这一对矛盾中徘徊，犹豫不决。并且，片区的亲信会过来和大头要权，部室与片区的争权，该给谁什么权利，事情该怎么合理的去按照标准去做，大头有些茫然了。这时，由于企业的规模比较大了，就必须做管控。也就是进行权利的切割和划分，权限的红线要明确，不要互相干涉太深。当然，现在比较流行的管控模式是战略管控、财务管控和运营管控，管理强度依次增强。当然也可以根据片区相对于整体的重要性进行划分，比如核心片区、一般片区、挂靠片区，在企业管控的力度上是有差异的。

第五篇：科学发展观是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

科学反映

摘要：本文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阐述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01-0008-07

党的十七大从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定位，为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是人们的自觉地有计划的发展观念，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自觉地按照科学原则组织生产。列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的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任何物质生产都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反映。只有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要求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才有可能贯彻和实现。这就是说，只有建立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

一、遵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明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人为本”的表述形式看似与以往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有共性，但从提出的基础和出发点和从其实在内容看，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像历史上的一些哲学家、政治家那样只是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诉求，而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说，是对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

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选择所决定，而是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原因很简单，既然生产资料已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直接结合在一起，社会生产的产品也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样，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人本身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根本目的表述为“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并把它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是对这一规律的表述过于抽象，缺少过程分析，也缺少量的决定的进一步阐述。例如“最大限度”在量上如何规定?由于全部产品已归全社会共同所有，所以这里量上的决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公共消费包括积累和用于集体福利共同消费部分。另外，在用于个人消费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承认个人之间消费的差别，是最大限度满足社会成员需要这一规定必须包括的内容，不包含这一内容，将无法区别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不同。

胡锦涛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上必须贯彻“以人为本”，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依据这一规律，在组织经济发展时，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人说，以人为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理论为依据的。这一说法当然正确，但它过于一般，不能说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本质不同的社会生产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不能直接决定特定社会的特殊生产目的是什么。最大限度满足社会成员需要作为生产直接目的，只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这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的生产根本目的具体体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现阶段奋斗目标上，它成为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的伟大动力。

社会主义生产这一根本目的，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狭隘目的所无法相比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从资产者个人的微观角度观察和理解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定缺乏动力和效率。实际上只要不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实，那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动力的强大。2007年11月1日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上斯蒂芬?里克特发表一篇文章《美国和反华主义的兴起》中说：“必须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发展动力，所以美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的力量消退。”

为了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规律，为“最大限度”满足需要作出科学的量的规定，特别是要紧密结合分配问题进行探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与分配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离开分配谈生产，生产就会被抽象。

十七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阐述，报告中说：“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些都是“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具体化，使它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更容易在实践中贯彻和落实。

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最重要和最难以处理的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这涉及到如何实现生产发展最优和人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满足二者恰当结合的问题。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本身及其发展，但这其中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根本利益与直接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等经济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并探寻它们得以正确处理的社会机制，应当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原则所必须研究清楚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

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是最难以解决好的一对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方面，十七大报告强调了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力发展规律要求单个企业的规模不断增大，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占有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初期还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因为国家是现阶段代表全社会行使管理职能的恰当的机构，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还只能利用国家机构来实现，国家所有制是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高级形式，它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规模化和集中化这一发展规律的要求。正是国家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国有工业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生产规模的增大和合理的集中，经济效益得到极大提高。

2007年上半年，我国423户国有重点企业累计实现利润5558.5亿元，同时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规模稳步上升，截至6月底达到164142.5亿元。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脊梁的中央企业看，目前已有77家中央企业参与了41次重组，中央企业户数已从196家减少到157家。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军工、能源、交通、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国有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国有重点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同比都在改善，电力、冶金、交通、汽车、外贸五个主要行业实现利润增速均超过67%，这五个行业合计增利额占国有重点企业增利额的59.7%。我国这种在国有经济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国外媒体的特别关注，称作“中国发展模式”。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7月30日一期发表的比尔?鲍威尔的文章说：“中国显然提供了一种国有企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模式。”墨西哥的《改革报》2005年7月17日发表的路易斯?鲁维奥的文章说：“墨西哥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多个经济领域中对私人资本及国家储备的使用和掌握实施诸多限制，而且对基础经济行业非常重视，这些做法似乎就是受了世界上社会主义模式的‘启发’。……要想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最重要的是巩固那些对中国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

无论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国际上有识之士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社会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作为这种社会化在现阶段的最高形式的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是不能否定的。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只有在它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所以，在论述科学发展观问题时，要特别强调完善所有制形式，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另外，胡锦涛同志还强调指出，必须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全面的高度社会化的水平，所以，离建立全面的公有制还很遥远。在这种条件下，在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引导下，鼓励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充分发展，把社会上的资金和劳动力都吸引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这显然应当是科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实践证明党的关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决策，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必需的所有制形式基础。

二、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

科学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实体，科学发展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

(一)关于生产力的定义，斯大林做了明确的表述，即“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这个定义是准确的、正确的。概念规定明确才能对其发展规律有准确的论述。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工具是生产的骨骼系统。整个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它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譬如，生产工具从石器时代、经过铜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这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蒸汽机、钢铁冶炼、铁路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明了电，出现了以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进入新的技术革命，这是以原子能的利用、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为标志的。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有人认为又进入了科学技术革命的新阶段，被称作电子革命、信息革命，引起了生产力根本性质变化，进入了信息化发展阶段。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仍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今天大力推进信息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以利于生产力按照其本身的运动规律快速发展。根据当前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我们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它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利于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和一项基本国策。依据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今天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应重视和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力军作用，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良好条件。科技创新，以人为本。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实施科技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科学发展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生产必须按比例进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当“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协调发展主要是指生产的按比例发展，这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也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只有生产要素按比例地配置，生产和再生产才能开始。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国民经济发展当然必须遵循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它是多种比例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各种生产

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许多主要比例关系中，最根本的是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正确安排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能否实现科学发展，落实以人为本的生产目的和贯彻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应当遵循以下一些比例关系。首要的是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农业是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基础性的工作，必须重视解决好“三农”问题，应认真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遵循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当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各类产业之间建立合理的比例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三大产业结构中，第

一、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近几年来，在党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大了调整力度，使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明显推进，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三大产业结构失衡的局面有所好转。工业中的制造业是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不应忽视制造业的发展，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就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制造业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当前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信息化代替不了工业化，但是信息化可以极大提升工业化。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处理好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处理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从国家整体上，应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缓解就业问题，同时积极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有优势的领域中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我国相对落后的装备制造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要把它作为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战场。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装备工业的现代化。要加快装备工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加大重大装备工业的技术攻关和成套生产。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当前必须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包含资源配置的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和社会产品分配的协调等要求。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统筹制订区域发展规划，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各项区域发展政策。

(三)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统一，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的要求，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根据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从粗放型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发展道路，根本问题就在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工业现代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信息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了真正使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必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生产发展与资源供应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是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降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科学发展所必需遵循的客观规律，除了生产力发展规律、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之外，还必须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为它的巩固和发展服务。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反映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方面使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紧紧地围绕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调动全体人民群众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和谐环境，保证社会稳定。实践将表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我国那时将成为一个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

三、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崭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它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种前无先例的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一个探索过程。近30年的改革，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是我国国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贯彻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就是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正确看待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这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它意味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苏联三十年的建设经验已经表明，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当时对有计划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估计不是很充分，还不清楚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关系的条件下，计划覆盖的范围和作用程度应有怎样的水平。总之，对这个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极不够的。在还不具备这一规律充分发生作用的条件下，强制实行全面计划化，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超越客观条件的集中过多、包括范围过宽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挫伤了人们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影响了经济效率应有的提高。特别是完全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更谈不到在当时条件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缺陷。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必须改革，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经过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

起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实现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原因之一。这一伟大成就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不利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规律要求的实现。特别是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科学发展。这样，就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以保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实践表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全部资源都由市场导向进行配置，因为宏观的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的确定，不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来看，都不是由市场导向配置资源所能提出的。例如，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内容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些重大任务都是与市场自发发展的要求背离的;一些重大经济建设，如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大江大河治理，对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实施淘汰，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等，都是目前我国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所难以实现的;至于诸如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市场本身更是难以直接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实践清楚地表明，这些方面和领域的资源配置由中央根据社会需要制定的规划进行引导，同市场自发调节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

胡锦涛同志把“统筹兼顾”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表明了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中，强化和完善国家的计划管理手段的必要性。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国家制定规划的主导作用，落实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重视国家规划的主导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重要方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国家规划。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这一新的论断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国民经济有可能有计划地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大优势所在。当然这与过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本质不同，是通过国家制定规划的导向作用，发挥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的调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下实现的。这种管理方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真正有决定意义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优越和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有的人似乎形成一种习惯思维模式，把行政性或计划配置资源看作绝对地坏，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把市场配置资源看作绝对地好，过于迷信。他们强调资源配置应完全由市场为主导。例如，他们说：“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应体现在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效应的弥补上”。这种市场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只是弥补市场之不足，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观点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一再复述的。

另外，在讨论政府经济职能问题时，应区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当前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重要的管理经济的职能，它还控制着许多资源和国有企业，它们一方面是作为市场主体活动的，因此它们应当是中央宏观调控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应当是政策执行者，对宏观调控政策落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具有双重性。一般地说，多数地方政府是顾全大局的，尊重国家的规划、计划和政策并认真落实，但确有一些地方主要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从事活动，从本地区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对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就高，而对不符合本地利益但符合全国利益的国家规划、政策，则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抵制，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造成障碍。为了遏制这类现象发生，要强调国家规划的严肃性和纪律性，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提出了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任务。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应当由市场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地方还没有落实。中央和地方都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但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对此应当特别关注，做到从制度上在国家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责任编辑：李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