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论文

2022-04-27

〔摘要〕[目的/意义]在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政法事件微博舆情传播成为政法机关面临的新问题。对政法微博舆情传播进行研究,有助于剖析微博舆情传播的信息生态学规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论文 篇1:

生态经济与佛教经济中的生态观比较

摘 要:当今在主流经济学指导下,人类盲目地发展经济,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经济学派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生态观,主要有生态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生态经济是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形式,首要目标是持续性。佛教经济学把道德引入经济领域,为生态危机提供精神资源,生态问题也为佛教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开辟了崭新的通道。佛教经济中的生态观是以佛教的缘起论为哲学基础的,整体论和无我论是其基本特征。

关键词:生态经济;佛教经济;持续发展

产业革命以后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大规模环境污染,人的心理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等日益枯竭,不仅导致社会整合资源日益贫瘠,而且直接冲击经济体制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应运而生。生态经济是通过运用生态的理论来指导环境实践,以维护世界的生态平衡;佛教经济则是运用佛教思想倡导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生态的平衡、心灵的舒适和自由以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一、二者的相同之处

1.坚持整体观。佛教经济的发展是以佛教的生态观为基础的,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不能孤立存在。整体论是整个佛教生态观的首要特征。整个世界出于相互关系的网络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单位都是相互依赖的因子。另外,佛教的整体论最鲜明的特征体现在它的全息思想中,佛教认为任何极其微小事物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因而,佛教经济以佛教精神为指导对现代经济各自为阵的畸形发展进行修正。

生态经济也和佛教经济一样都坚持整体观,包括人类的偏好、认知、技术、文化和制度等都与自然、资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因而,二者都认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类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既理解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更明白他们自己对持续性所承担的那份责任。

2.强调持续发展。佛教经济从佛教的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方面强调限制人的欲望,以减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佛教经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世界上有限的自然资源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不能放大我们的贪欲之心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它不仅强调要使资源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强调要使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调教育在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我们的发展应从现代经济的“大量生产”转向佛教经济所强调的“大众生产”上,即强调人人都应有一门生存的技能,并能进行自主的小规模的生产,从而使经济得以可持续性的发展。

关于生态经济所倡导的持续性及其经济循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他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和自净能力都非常有限的系统,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可持续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括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的子系统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一致、持续发展,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二者都是从持续的、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3.强调物质的基础作用。二者都重视物质的基础作用,佛教经济认为物质的存在和生产都是更好地实现精神满足的基础和保障。佛教经济在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的过程中,强调物质的价值在于对精神价值的保障作用,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也注重和社会、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以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同时它也强调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应被物质所累,而应在生产过程中追求和创造精神财富,以达到精神的满足。生态经济关于物质的效用问题是继承了萨伊的效用思想,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这与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平衡理论”相似。

二、二者的不同之处

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虽然都是在当今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包括以下几点:

1.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为其理论基础的。其研究方式采用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来看待经济活动及其过程,把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自然生物物理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是以佛教的精神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特别强调佛教的“八正道”中的“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以正确的生活方式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以道德来修正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达到经济发展同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2.生产和消费观念不同。生态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它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生态经济强调生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生产,以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

而佛教经济则在否认主流经济所谓“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应限制人们的欲望,利用“正命”,即正确的消费观念来指导人们的消费,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资源带来的破坏,强调“大众生产”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以一种理性、简约的消费理念来指导人们进行“大众生产”,更加关注人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性,使人在生产中体验到劳动的自由和尊严。

3.对科技的认识不同。二者都强调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生态经济同主流经济所强调的科技有相似之处,它认为科技虽然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但是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人与自然的矛盾。它强调要解决主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必须依靠科技。这里的技术都是物化的技术,使人和自然被技术所奴化。佛教经济强调的是“人性化的科技”。认为科技的主要任务,就是减轻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的负担,并发展其潜能;科技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几乎所有真正的生产行为都被转化成毫无人性的琐事,不但不能丰富人的内涵、激发人的潜力,反而使人更加空虚和淡漠而又缺乏思考和情感。马克思也认为“他们希望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生产太多有用东西的结果则是制造出太多无用的人。”

4.涉及的范围不同。二者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较之生态经济而言,佛教经济所认为的整体的生态观立足的范围更广,其立足点是宇宙主义。作为佛教基础的宇宙主义,不把自然看作人的附属物,而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其观点不仅让人克服了人类与自然的疏离,而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不失其个性。

而现代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各种个人主义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是人类自命不凡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特殊化,才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但是,生态经济反对人类中心论只是就事论事,所主张的是全球伦理经济的理论。

5.生态观上的核心理论不同。生态经济正是在寻求发现和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是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二是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三是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的核心理论是循环经济的思想,其本质上是要使经济活动生态化,资源多次重复利用,并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物质循环是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

佛教经济的生态观表现为佛教的“自然观”、“生命观”、“理想观”。认为人的行为应当有益于万物的共存,对自然的尊重,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持续出发,采取符合规律的行动。佛教“生命观”强调的众生平等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同时,佛教特别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生态经济和佛教经济虽然都存在诸多的不同,但二者都是对主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都是要实现经济的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对今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1.

[2] 夏金华.缘起·佛性·成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3] 周纪昌.生态经济范式:特征、理论核心和成果[J].经济纵横(理论季刊),2012,(6).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谢丹凤

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论文 篇2: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政法事件微博舆情传播规律研究

〔摘 要〕[目的/意义]在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政法事件微博舆情传播成为政法机关面临的新问题。对政法微博舆情传播进行研究,有助于剖析微博舆情传播的信息生态学规律。[方法/过程]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政法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以聊城于欢案政法事件为研究实例,将新浪微博舆情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对系统内的信息主体、信息环境、信息3个因子的传播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主体因子中用户粉丝数和关注数均符合幂率分布且呈断尾分布特征;信息因子特征量符合指数分布;环境因子特征量具有长尾分布特征,政法微博舆情传播符合信息生态学的互生再生规律、动态平衡、协同进化规律。文章的研究对政法机关舆情监管部门把握微博舆情传播规律及舆情控制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作用。

〔关键词〕微博舆情;政法事件;信息生态理论;传播规律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8.08.007

〔Key words〕Weibo public opinion;legal cases;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spreading law

政務微博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对政府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引导舆情走向、辟除谣言及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政府重要的信息平台。政务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及传播规律不同,舆情热点事件一旦在微博上爆发后,政务微博的舆情引导与危机处理能力则成为社会的聚焦点,同时也是各级政法机关面临的重点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多发,重大涉法公共事件频发,事件社会影响力及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给政法机关工作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新媒体时代,政法机关如何认识新媒体舆情传播规律、引导社会舆论、实现涉法公共事件顺利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和社会媒体逐渐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网络生态系统[1-2],利用信息生态学视角来适应和研究现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3]。目前,学者们对“微博舆情生态系统”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统一界定。从归属类别上看,“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也是一种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或者说是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一种新研究趋势。关于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定义,朱毅华等认为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政治、法律、社会和技术环境下,信息人通过其活动形成的信息生态群落所构成的网状体系[5]。孙振良等认为突发事件舆情信息生态链系统是由事件舆情信息、舆情信息主体节点及舆情信息生态环境三要素构成[4]。作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生态系统,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内存在复杂的机制来推动系统的协同演化,王建亚等认为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形成机制、循环机制和组织平衡机制等3种具体机制形式来维持系统平衡发展[6]。

在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及构建模型方面,王琳琳认为公共事件本身、网民、媒体、政府和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等因素都会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态产生影响[7]。姜景等为了分析系统中主体和环境、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一个包括环境因子、主体因子和信息因子三要素的网络舆论生态系统[8]。Finin Tim等建立了一个基于博客圈的包括信息流、影响力和信任度3个维度的模型,试图利用该模型研究网络中各类主体(包括个人、群体、观点、信仰、广告、甚至骗局等)的相互作用[4]。赵丹等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对新媒体环境下微博舆情传播态势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信息、信息主体、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4个生态因子微博舆情传播态势模型,同时以新浪微埃博拉热点话题为研究对象,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0]。宋拓从多个信息流转的物理过程中提炼出微博信息生态链结构模型,在此链条中信息人之间存在着协同、促进、激励、反馈等相互作用关系[11]。从现有学者对微博舆情生态系统的研究来看,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微博舆情生态系统的构建和运行机制、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对政法事件舆情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多为理论研究,缺乏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研究。

1 政法微博舆情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信息生态因子是指“信息环境中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及社会组织的行为、发展、流动和分布以及社会进化与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要素”[12]。学者们对信息生态因子的概念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信息生态因子的构成上存在分歧。国佳认为信息生态因子由信息、信息人和信息环境三大要素构成[13]。也有学者认为信息生态因子由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组成[14]。可见,分歧点在于信息生态因子是三因子还是四因子组成,即信息技术是属于信息环境因子还是单列成一个因子。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信息技术的变化涉及范围非常广且相对较复杂。

考虑到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中信息技术这一因子的载体难以衡量和实体化,所以本文认为信息生态因子由信息、主体和环境3个基本要素构成。①信息。信息是微博舆情系统中的客体,是微博用户与用户之间在适应和改造微博世界过程中相互交换和传递的所有内容、表情和符号。②主体。微博用户是微博舆情生态系统的主体,是需要并消费信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③环境。环境因子是某特征生物群体或生物群体周围一切的全部环境要素的总和,包括空间中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生存和繁殖的各种因素,具体到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中,主要指影响信息主体信息消费及生产行为的一切因素,包括信息技术、信息制度和信息时空等方面,其主要侧重衡量系统环境的内在机理和演化规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源选择

新浪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类的社交网站。用户可以通过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是中国网民的主流社交平台。2017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中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微博月活跃用户共3.76亿,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27%,其中移动端占比达92%;日活跃用户达到1.65亿,较去年同期增长25%[15]。因此本文选择新浪微博作为数据来源。

“聊城于欢案”自2017年2月17日一审以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尤其在2017年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以来,在媒体平台引起了各界热议和全球网民的高度关注。基于此,本文选择“聊城于欢案”微博话题作为信息采集源,以“于欢案”作为关键词在新浪微博首页进行高级检索,搜索结果页面显示的微博则是研究所用数据。

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采用Python网络爬虫方式采集获取用户数据,数据采集过程如下:①登录新浪微博,采用高级搜索方式查询相应微博信息,得到相应URL地址。②查询该条微博的所有轉发和评论信息并获取相对应的地址;③获取有关字段信息内容并保存到EXCEL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字段包括用户ID、用户名、用户性别、用户年龄、地区、教育程度、微博内容、时间、转发、评论及点赞数量等。同时重复以上1、2、3的步骤,爬取了四个官方微博(“山东公安”、“山东高法”、“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关于事件微博的评论。数据选取时间段为2017年3月35日至2017年6月25日。从“于欢案”关键词出发共获取9393条完整数据、部分用户属性数据及全部微博信息内容统计数据,官方微博下评论共收集到17 339条评论信息。在数据处理及分析阶段,使用腾讯文智中文语义平台、Access、Excel、Spss等软件整理数据,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及去重及数据统计分析及绘图。

3 数据结果

3.1 主体因子统计分析

3.1.1 主体属性

从用户属性的特征量统计结果来看,参与舆情用户性别以男性为主,占67.24%,且男性用户分布较为规律,曲线拟合后符合指数分布(y=e5.18-5.178x,R2=0.894),而女性用户人数呈现无规则分布,反映了男性网民在话题传播过程中较为冷静和理性。

从话题参与用户年龄分布来看,35~50岁是舆情传播的核心力量,25~50岁年龄的网民占61%,青年人及中年人在舆情传播中有更为明显的传播优势。从所有话题参与者的标注学历中可以看出,大学学历者占据“绝对优势”,说明该舆情参与对学识具有一定的要求。话题参与用户主要分布在北京、山东、广东及江苏等地区,北上广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占比高达34.02%,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微博用户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或者移动工具端进行舆情表达。

从粉丝数及关注数的特征统计结果来看,用户的粉丝数远远高于关注数(用户关注数均值643,粉丝数均值41 637),从图2可以看出,用户粉丝数符合幂律分布,粉丝数高于2 000以后呈现断尾分布特征。而用户关注数符合分段幂律分布,即关注数在10~150和150~1 500之间符合幂律分布,关注数高于1 500后呈现断尾分布,而说明微博用户更多的通过关注他人的行为来获得更多的舆情信息。

3.1.2 主体信息行为

用户参与舆情的信息环境特征量按照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点赞、转发、评论,点赞行为是用户情感倾向表达的主要方式,转发行为是用户进行舆情传播的主要方式,而评论行为则相对较少,说明舆情传播时用户的信息细化水平较低。用户舆情传播行为特征量分布见图3,3种行为分布曲线都符合指数分布,但转发分布曲线拟合度最高,说明微博用户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进行舆情转发的行为,这种行为倾向是微博舆情传播典型的规律。同时,从各曲线分布特征可以看出,3种舆情传播行为均具有长尾分布特征,参考人类动力学理论,微博用户舆情行为分布具有长尾分布特征可能是由网民习惯、兴趣驱动这两个潜在原因所引起[16]。

3.2 信息因子统计分析

3.2.1 信息内容形式

从话题参与用户发布的信息特征量结果来看,用户参与舆情发布的信息以图片或混合新媒体形式为主,图片视频表情等信息形式占据“半壁江山”,传统媒体信息形式

占37.83%,单一的图片及视频信息形式比重较小,说明用户在参与话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图片或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进行信息消费和生产。

舆情用户信息形式分布曲线如图4所示,可见视频、图片及表情信息形式分布均符合指数分布。说明用户的信息内容形式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质,同时几乎不具备记忆性。某用户在进行信息情感的表达时更多地依据用户的爱好和习惯,并不受现有信息形式的影响。

3.2.2 信息内容

从信息内容热点词TOP20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见表1),词频数超过400以上的词为“问题”、“孝子”、“最强”、“背后团队”,且这些词都是涉及舆情事件过程及性质的词汇。整体排名前20的词汇也包括一些网友的多数情感性评论,如黑暗、公正、过重、害怕等词汇。

3.3 环境因子统计分析

3.3.1 信息技术

用户参与舆情所使用的工具端汇总表如表2所示,用户使用传统工具端进行舆情传播的比例为21.17%,移动端占比78.83%,说明用户参与舆情时使用的主要工具为移动端。在具体的移动工具端上,用户主要使用iPhone、Android、iPhone系列产品作为信息工具,占比40%。非移动端主要通过weibo.com和360安全浏览器,但由于本文以新浪微博舆情事件为例,所以“weibo.com”排名第一的参考价值不大,传统工具端舆情信息传播以“360安全浏览器”为主。

为分析用户不同工具端在舆情传播的分布情况,通过对比图5(a)、图5(b)发现,用户的传统工具端使用行为同一栋工具端类似,都符合幂律分布,曲线形状也较为相似,说明用户的舆情传播行为在两种工具端存在相似性。

3.3.2 信息制度

信息制度是信息环境因子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微博舆情生态系统如生物界一样,会存在信息泛滥或主体过渡消费等行为造成系统内的生态失衡,信息制度就是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对信息环境外在的“干预”或“矯正”手段。为适应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自互联网信息管理服务管理办法与2000年通过实施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更加精细的政策法规,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制度。

4 讨论与分析

舆情信息数量随时间演化如图6所示,舆情信息数量变化呈“W式”特征。从2017年3月25日到2017年4月18日(即1~25天)为舆情信息传播的前期(突发期),与其他舆情前期信息数量较少不同,该舆情在前期就已经在微博平台上爆发,随后信息数量达到峰值,平均每天信息数量在300条左右。2017年4月18日到2017年5月31日(即26~71天)为舆情信息传播的中期(蔓延期),二审开庭及法院现场直播庭审等举措使得事件的热度开始回升,但与舆情前期相比,微博用户发布信息、转发和评论等行为相对较少。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6月25日(即72~93天)为舆情信息传播的后期(消散期),此时信息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在二审审判结果宣布当日(2017年6月23日),舆情信息数量出现“小高峰”后舆情开始扩散消退。

4.1 主体因子——互生再生、协同进化

4.1.1 主体属性

如图7(a)所示,在舆情初期阶段,用户性别以男性为主,但是随着舆情的发展,男性用户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女性用户比例呈上升的趋势,比率整体向50%接近。说明在微博舆情的传播过程中,随着案件事实越来越公开和透明,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都变得更为理性,同时也说明微博信息主体同生态界类似存在着互生、再生规律,具有相同性别、微博生态特性的用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形成微博信息生态群落,异性用户也存在着相互吸引、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用户年龄时间序列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如图7(b)所示,随着事件的推移,参与舆情的网民平均年龄逐渐增大。舆情传播初期,年轻网民是话题参与的“主力军”,随着舆情的发展,高龄网民也开始参与舆情的意见表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龄网民在摸索微博客户端或WAP的使用花费了时间;另一方面,年轻网民在积极参与舆情传播的过程中带动并影响了高龄网民的舆情参与行为,使得高龄网民的信息素养和面对现状的能力不断提升,这揭示了微博舆情传播过程中用户之间存在的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规律。

从舆情传播各阶段用户地域分布比率时间变化曲线来看,如图7(c)所示,山东作为舆情事件的发生地,是推动舆情发展的用户所属核心地域,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参与舆情用户的所属地域中占比也较大。随着舆情地不断发展,舆情地域辐射范围逐渐增大,其他省份和海外用户比率慢慢增加并成为主要地域,说明舆情覆盖地域慢慢扩散和增加,而这种地域的分散和覆盖范围的增大现象恰好反应了舆情参与新用户(生物)再生,同时也反映出不同地域用户的协同进化和促进机制,可见舆情传播符合生态理论中的再生、协同进化规律。

4.1.2 主体信息行为

从点赞、评论、转发数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见图8(a)所示,在舆情发展的全过程,点赞数量占比最多,而转发和评论数量占比相对较小。点赞、转发、评论增长率时间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见图8(b)、8(c)、8(d)所示,点赞和评论增长率呈现相似的波动规律,即在舆情中期某个时间段,都会出现波动性较大的增长,而转发数量的增长率在舆情后期出现整体的增长趋势。

在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中,作为系统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环境资源,例如微博用户、信息数据及微博平台储存环境等在时间、数量、空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度并不能无限使用,所以微博舆情生态系统就存在一个阈值。在舆情传播初期,系统内容量大,评论、转发、点赞数迅速增长至一定的限度,便会接近舆情生态系统的阈值,此时各特征量增长率整体变小。从舆情发展时间上看,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也存在时间上的阈值,也即网民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行为会在一定的时间接近于0,“于欢案”的舆情发展在93天后接近于0,宣告该舆情步入消亡阶段。可见微博舆情的传播符合有效极限规律。

4.2 信息因子——转化再生、动态平衡

4.2.1 信息内容形式

从舆情信息的内容形式数量比率上来看,如图9(a)所示,在舆情发展的前期及中期,图片信息占比均最多,表情信息占比最少。在舆情发展后期,图片和视频信息波动较大,这可能与舆情发展后期关于“于欢案”的监控视频或审判直播视频大量流出有关。而表情信息占比相对较小,且全程波动不大。从单一信息形式的增长率变化图可以看出,见图9(b)、9(c)、9(d)所示,图片和视频增长率波动情况存在类似规律,表情信息的增长率曲线显然不同。

从生态学理论出发,微博用户受自我兴趣驱动发布代表自我意见的图片、表情或者视频,或者综合其他用户的信息(物质)来进行舆情信息的生产(生产新物质),这种舆情信息的生产过程反映了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中存在物质转化和再生规律。同时,舆情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也符合生态学中的动态平衡规律。从图片、视频、表情信息增长率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当某一信息内容形式出现相应的增长或下降趋势时,另外两种信息内容形式则会出现相反的趋势。即当用户在微博生态系统中增加了某一形式的物质,必然会在系统内排放出其他的物质,这种规律就是舆情信息的动态平衡性规律。

4.2.2 信息内容

从信息内容的热点词汇时间序列变化图上可以看出,舆情发生前期,热点词汇主要是“问题”和“孝子”,网友的热点评论主要集中在对舆情事件过程的“定性”上。随着舆情的不断发展,网友的评论开始变化,评论涉及对舆情强烈正负情绪的表达上,如“黑暗”、“公正”、“过重”等词汇。从生态学理论出发,用户基于最初所接受的信息生产代表自我意见的评论(物质),随着舆情的不断发展,微博用户从微博平台上吸收和消化的信息越来越多,并重复进行着不同舆情信息的生产和再消费行为。这种信息的生产过程也反映了微博舆情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物质再生规律。

4.3 环境因子——相互依存、动态平衡

4.3.1 信息技术

在舆情传播过程中,用户使用不同的工具端随时间变化如图11所示,从每日用户使用客户端图来看,移动端和传统工具短的变化曲线极为类似,但是两者的峰值点时间不同,移动端峰值点在22点,比传统工具端延迟了2小时。说明工具端的使用更多的出于微博用户的社交、娱乐需求,用户普遍利用碎片时间使用移动工具端参与舆情。

从生态理论出发,移动工具端和傳统工具端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产生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图11反映了传统工具端对移动工具端的滞后影响,例如,舆情用户在上班时利用台式电脑工具关注舆情,而在上班外的休息时间则会使用移动工具端参与舆情,即用户往往是在不同时间交叉使用移动工具端和传统工具端,两种工具互为补充。

4.3.2 信息制度

从信息制度的时间变化图来看,国家的互联网信息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在2000-2011年之间,法规数量较少,主要涉及宏观层面上的网络信息传播及服务等内容,发展至2016年时,法规内容更为细化,涉及到公众信息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服务市场的规范等内容。从2016年发展至今,法规更贴合实际需求,涉及当前使用范围较广的应用程序信息传播、直播服务和微博客信息服务等内容。

从信息生态理论来看,国家信息制度的精细化行为说明了微博舆情生态系统存在动态平衡性规律。系统内的主体的属性及主体的信息行为的不断变化,对信息环境的变化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当微博平台上参与舆情的用户存在泄露、侵犯他人隐私、私自传播舆情谣言等行为时,国家或相关部门便会在制度层面上对评论跟帖等行为进行规定限制以营造一个良好的舆情生态环境。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建立了政法微博舆情信息生态系统模型,以山东聊城于欢案为例,以所有发布关于于欢案信息的微博用户及4个政务微博为研究对象,对“于欢案”舆情信息传播的突发期、蔓延期和消散期的3个阶段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信息主体、信息、信息环境等3个因子的演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政法事件微博舆情具有明显的爆发性和阶段性特征,系统内因子的变化也较为复杂。具体而言,信息主体的舆情传播符合生态学的再生和协同进化规律,系统内主体是多元的,舆情相关部门要注重舆情主体的互动,加强系统内部主体的协调性,促进舆情系统的健康发展。信息因子的舆情传播符合信息生态学中的物质转化、动态平衡规律,系统内信息处于不断再生互生的过程,整体的舆情态度会因舆情相关部门的举动发生变化,所以要及时掌握系统内整体舆情态势,对不利信息加以引导,维护政府权威形象。信息环境的动态演化过程也遵循着生态学中的动态平衡规律,舆情相关部门要及时注意舆情走向,及时对负面信息进行引导和管理,一旦负面信息冲破系统阈值将会造成整个舆情系统的破坏,只有通过外在力量加以干预和调节才能使其恢复正常。

本文的研究对政法机关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控制微博舆情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但仅以“于欢案”这一话题来研究政法微博舆情传播规律,可能会使分析结果和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将扩充政法舆情典型案例,结合数据挖掘技术,搜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期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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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国雷)

作者:杨兰蓉 邓如梦 郜颍颍

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论文 篇3:

试论林业认识的发展及林业综合效益评价

【摘 要】分析了人们对林业认识的发展历程,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提出了林业综合效益的组成及意义,阐述了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的特点,奠定了林业综合效益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键词】林业认识;综合效益

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困难,人口增多,森林减少,环境的不断恶化等,迫使人们对许多事物进行重新认识。近20a来,对林业的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泛混乱和分歧,而正确认识林业的生态地位,了解综合效益的内涵及其特点是进行森林综合效益评价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林业认识发展的历程

林业的价值反映了人们对林业功能的认识,并且逐渐趋于完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的自然”阶段,首先森林被视为荒野,不具备价值,或为人类生存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自农业文明史开始,森林又被认为是农业发展的障碍,砍伐林木以获取定居和耕作的空间和时间,或为人类食物、燃料、建材取之不尽的资源。至工作革命以来,社会发展进入“属人的自然”的阶段,随着对林及林副产品需求的增加,森林经营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即林业,并且成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之一,木材成为重要的商品,木材市场也活跃起来。19世纪后,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林业经营已普遍引入市场机制,作为森林价值客观评价标准的林价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具一定历史进步性的经济评价准则。经济评价是以物化的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最具普遍意义的数量表达。在这一阶段,森林始终被看作重要的物质资源。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评价准则的局限性已非常明显,人类活动在經济效益的趋使下,必然着眼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忘记人类健康繁衍所依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广泛的生产,忘却了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支柱——休养生息的源泉。因此,对森林功能的认识逐渐扩展到广泛意义的生物生产力和林木在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益副作用。前者称为直接效益,如木材、薪材、林副产品等,后者被称为间接效益,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小气候、吸毒滞尘等。并开展专项定性和定量的森林生态效益的研究。最先评价的是森林的水文效益,随后逐步扩大到农田防护、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效益等。20世纪60年代初,对森林效益分类和综合评价进行了初步尝试,到了70年代,森林的间接效益测定技术和替换方法有了突破,使得这项工作从生态学领域进入了生态经济学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较快的进展。在总结现有成果和从人类在森林所受大自然的惩罚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后者对人类的作用远远超过前者。不难理解,这是将人类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分割独立来看森林的效益,虽然指标体系易于划分,评价方法也因情而异,但研究结果变异很大,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难以被人接受。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森林,在开发利用上,就会重取轻养,缺乏长远利益和全局观念,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革新,在观念上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发展逐步开辟了“人化的自然”阶段,形成了包括人类子系统在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观,在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子系统与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及其组分的关系,逐步树立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把握林业真正效益,确立林业在经济、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令人欣慰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人类对林业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也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并且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客观而坦率地说,从整体上把握林业的综合效益,系统地探讨林业综合效益的理论和客观依据,找到具有普遍意义而行之有效的评论方法和指标体系,依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现实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重要问题。

2.林业综合效益的含义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在发挥林业子系统综合功能基础上实现的,为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所需求和接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综合与统一。

经济效益是反映经济再生产的一种效益形态,反映在林业生产上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林业生产利用劳动转化生态系的物质和能量为经济系统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生态效益是指林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于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环境所产生的效益。如,林木在生长过程中释放杀菌素,减少或阻止人、蓄、禽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调节了村庄和农田小气候(光、温、水、气等),为人、蓄、禽、农作物生长、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降低风速;增加了地粗糙度,固定了风沙等等。一般是无形的,具使用价值,是维持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有序结构和动态平衡等方面的输出效益之和。社会效益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服务于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它是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利用和开发,再利用和再开发林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并由社会系统得到体现,是林业的社会属性。一般来说,社会效益可分为若干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作用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结果。如出售林产品,繁荣了市场;收集树叶,促进了蓄牧业的发展,等等。而最高层次是促进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实现,即满足不断增加的人类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大效益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科学已证明,生态效益在综合效益中处于基础地位。林业是维持自然再生产最核心的组成,而维持自然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如果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仅经济平衡不了,而且造成的损失,还将加剧经济的不平衡。但从现实情况看,吃、穿、住、行仍是第一位的,片面追求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不重视群众对木材、燃料、饲料和粮食的需要是不现实的。林业的总体效益取决于合理的林木覆盖和森林资源的增长,无论从经济或生态效益来说这是统一的,但不同阶段又有所侧重,总的趋势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生态平衡是经济效益的宏观基础,是长远的经济效益。长远的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而社会效益则是以社会角度和社会价值出 考察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蕴函于它们之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不是一个层次的内容,不有简单地相加。

3.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的特点

3.1大系统观

林业综合效益是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中考察林业活动的效果。它表现在,第一,将人类社会纳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中去考察林业。如果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两个分离的生态系统看待,将人类生态系统独立于自然生态系之外去看林业的效益,某效益可划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并提出了间接效益是直接效益的2~15倍。以这个角度去认识林业,往往局限于开发利用上,缺少全局观念和长远观念,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为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就指出了人类社会是不能与自然脱离的。第二,在衡量林业经营的利弊得失时,不仅要注意这项活动的局部效果,而且更要注意其对整个自然社会大系统的效果,不仅要重视个别收益,单独利益,更要重视自然、经济、社会的系统利益。第三,由于三大效益同存于林业经营活动的输出之中,它们是林业经营成果中互相联系但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不同林业经营活动中,三者的比重有差别而已。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在特定区域内追求某种收益为主要目标,评价这一目标时,对其他效益加以略计,但不等于其它效益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不存在。人们在用某一尺度进行林业经营活动效果衡量,有些效益可能难以在这种尺度中加以计量,也并不说明这些效益是虚无的。

3.2计量复杂性

由于林业经营产出的多样性和投入产出循环的特殊性,使得综合效益评价十分复杂,成为世界性难题之一。表现在:第一,三大效益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纵横市场与社会体系,一方面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研究组即有较好的生态学素养,又有经济学的知识,不但要熟悉国内外的动态,而且要对所研究的对象熟悉其历史,精晓其现在,洞察其未来。另一方面,生态学许多指标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具有各自不同的计量尺度,而且在不断更新之中。第二,林业生态和社会效益,难有一种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森林系统影响达及范围和作用程度加大。从总体看,综合效益水平的内部比例关系都在变化,从不同区域看,又各有差异,难以用一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加以概括。第三,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用经济成果代替综合效益,它一方面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使综合效益的概念和评价结果难以为社会,特别是被决策者真正接受并在行为方式和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以传统认识为指导思想而开成的现行经济政策、法律规则,使林业的部分效益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无偿享用,这些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既得利益者,本能上对林业综合效益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研究采取不积极、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

3.3目标两重性

长期以来,人类形成一个定式,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能力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人的不断地长的需求。诚然,以人类为主宰的地求上,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离开了发人类社会为中心来研究,离开了 人为中心的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林业综合效益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人类存在和活动,森林的多种功能无从说起,林业的综合效益,实际上就是满足人类自身发展对自然环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但任何以土地为对象,以生物生产为手段的人工生态系统,有一个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即怎样合格证生物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随着人口的增多,人类统治土地的尝试和广度在不断开拓,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矛盾正日趋加剧,而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是林业综合评价的又一重要目标。从长远来看,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得以正常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个规律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在生态系统运动中的作用。虽然林业综合效益评价是以人的得奖为思维准则,但尊重自然规律是实现更长远的人类利益最基本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和其他生物、无机环境等共同组成一个大生物圈,在这个生物圈中任何生物、非生物均无贵贱之分,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组分,在物质、能量等系统运动中处于相等的位置。系统的各种内在调节力量使系统维持着自然再生产,并在系统运动中使物质呈现峺周期式的循环。由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使其在生物种群中再现明显的优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人类所得的许多重大进步,均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也正因为主观能动性,使人类在反思中终于得出,自然再生產是经济再生产的基础,而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人类进步及文明的显著表现。怎样使得经济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协同是我们建立林业综合效益评价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建国.森林生态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6.

作者:张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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