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医药贸易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通过对世界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这三者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三者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关系,认为技术贸易自由化的阻力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中最小的,且发展最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又小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其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并据此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第一篇：医药贸易论文范文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探究
摘要 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中医药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虽然两者贸易形式、交易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但两者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有带动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能力。本文对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状况、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思路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中医药;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协同发展
我国中医药历经千年发展，其理论也不断完善，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瑰宝。在中医药发展历程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对外交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澳大利亚、匈牙利、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为中医药立法，承认其合法地位。中医药在以往的对外出口中一直以中药类产品为主，而出口的产品又以原材料、半成品和提取物居多，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优势不强。这些都影响中医药在海外的进一步拓展。为了实现中医药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家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包括了医疗、科研、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服务内容。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分析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究两者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协同发展思路。
1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1.1 中医药对外贸易梗概 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交往中，沿着丝绸之路，中医药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由大食(阿拉伯帝国)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其中植物药有40余种如人参、茯苓、肉桂等，矿物药有10余种如朱砂、雄黄等。这些药材不仅在阿拉伯地区销售，还通过阿拉伯商人将其转运到欧洲。同时中国也从国外引入了众多中药品种。据《草本纲目》记载，隋唐时期从大食(阿拉伯帝国)传入的药材就有：马脑、阿芙蓉、苏合香、丁香、乳香等。明清时的药材贸易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明清时期不仅将茯苓、牛黄、水银、朱砂等中药材传播到海外，与此同时也将中医药学伴随着对外贸易传往国外。从我国传出的医药类书籍，曾被日本、朝鲜等国家确定为医学的必修书目。中医药国际贸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相互交流，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中医药的了解和认知。
1.2 中医药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中药出口的产品主要有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中成药和保健品四大类。从2008年到2015年，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呈现上升态势，从13.09亿美元上升到37.7亿美元，上涨幅度达到了188%。2016年，中药类产品的出口总金额出现负增长，而且中药材及饮片、中成药、植物提取物和保健品的出口额均出现负增长。植物提取物的出口金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56.25%，2016年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0.83%，这也是造成中药类产品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的出口金额变化幅度比较大，而中成药和保健品的出口金额变化幅度趋于平缓，可见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的出口情况对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金额有着重要影响。
2008年到2016年，植物提取物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是最大的，并且从2014起就占到了总出口额的50%，占据了半壁江山。植物提取物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变化趋势与中药材及饮片的趋势正好相反，两者图形以40%为对称轴不完全对称，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两者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相对稳定，在80%～85%之间。由此，中成药与保健品两者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5%～20%之间。见图1。
中医药货物贸易除了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中成药和保健品这四类中药类产品外，还有中医医疗器械、中医医用敷料等。中医医疗器械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有针灸针、电针仪、艾灸仪、中医理疗用椅、煎药机、中药切片机、小针刀、刮痧板、多功能诊疗仪、中医体质辨识仪、美容用针灸针、针灸模型等。但目前无法找到中医医疗器械、中医医用敷料等进出口的权威数据。因此，也无法对他们的出口情况进行分析。另外，我国对中医医疗器械的創新意识不够。例如，中药煎药机最早是从韩国引入到我国，解决了原有手工煎药效率低等问题，给患者服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1.3 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中医药服务以其“简、便、廉、验”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关注和民众欢迎，国际发展前景广阔。在没有提出中医药服务贸易这一概念前，实践过程中我国就已经广泛开展了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支付、自然人流动这四种模式的中医药服务贸易，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商务部共同发布了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骨干企业(机构)建设名录以及首批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建设名录。随后，各地方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先行先试行动计划。北京市策划了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项目，以带动中医药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模式的发展，传播中医药文化。北京市朝阳区将创建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区，目前朝阳区内可提供涉外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的中医医疗机构有10余家。江苏省南京市力争到2017年建成“一个中心、两个基地、四个项目”，并制定了到2017年全市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明确目标。河南省南阳市在其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在健康养生、旅游服务方面的优势，吸引国际上的各界人士前来体验中医文化和养生保健服务，力争培育出具有仲景文化特色的中医药服务知名机构和品牌产品。各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依托和整合各自中医药资源，逐步形成了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就目前而言，中医药服务贸易仍处在初级阶段，贸易规模较小，仍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全方面、多层次地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进一步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1.4 中医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目前关系 中医药有别于西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医中药不能分家。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之中，中医师必须懂得如何使用中药，中药又必须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使用，辨证论治，合理用药，才能有效发挥中药的功效与作用。光有中医，没有中药，中医没法发展;光有中药，没有中医，没有人能正确使用，也不能发挥其作用。由此可见，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医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出口的中药类产品很少用于中医师治疗病患，很大一部分用作了海外药商生产药品的原料。为他国的药品生产提供原料，这说明我国的中药企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低端，为他人作嫁衣裳。另外，海外对针灸的接受程度高于对中草药的接受程度。例如，在英国中药和针灸是被区别对待的。对针灸评价都是正面的，虽肯定中药的疗效，但对中药的安全性和质量表示担忧[1]。同时，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医药学的异化和中医针灸“去中国化”倾向，将中医药学分割成针灸、中医和中药几个部分[2]。这对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将两者存在的联系割断。虽然中医师凭借针灸可以在海外立足，因此也可以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是如果不使用中药，对于中医药货物贸易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针灸的国际化并不等于中医药的国际化。针灸、中药两者都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医师医治患者的法宝。只有中医药作为一个完整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才是中医药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加强。
2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2.1 中医药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具有促进、支撑作用 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包括范围广，涉及了医疗、教育、科研、商务、养生旅游等服务内容，可以通过促进中医药医疗、教育、文化交流，从而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目前很多在海外拓展比较成功的企业，均采用了“以医带药”的发展模式。如三九药业收购兼并重组海外零散的中医诊所，以医带药，将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北京同仁堂也凭借“以医带药”模式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已在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1家公司，115家零售终端、中医诊所和中医养生中心，在海外累计诊疗的患者超过3 000万人次[3]。一些中医药服务产品贸易独立于货物贸易而存在，比如中医按摩、推拿等。这些效果确切、简单价廉的中医服务可以加深外籍人士对于中医药的了解，增加他们尝试使用中医药物治疗的几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药服务贸易也间接促进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发展派生出了对货物贸易的需求。总的来说，货物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服务贸易的发展。
2.2 中医药货物贸易面临困境 中药类产品总出口额从2008年到2015年一直持续增长，主要是靠植物提取物拉动，增长的含金量不够，而且2016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中药类产品出口长期以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位于中药产业链的最底层。长期出口初加工或半成品，造成了我国中药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中药的国际竞争力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指数从1998年的0.72下降到2010年的0.48[4]。中成药、保健品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药产品出口额一直徘徊不前，占总出口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美、韩、德、日等国家进口我国经过初加工的中药材和半成品，将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成品药，再以高价返销我国，高额利润就直接被其垄断了。
2.3 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是现实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全球贸易结构向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也成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5]。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竞争力不强、出口结构不合理、科技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贸易起步晚。中医药服务贸易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就有重大战略价值。中医药服务是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一项重要资源，做大做强中医药服务贸易有利于调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升服务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扩大中医药在海外的应用范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提升我国形象和软实力。
2.4 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促进海外中医药立法 目前，世界上对中医药立法的主要国家有澳大利亚、匈牙利、泰国、新加坡等;对中医药体系中的针灸立法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加拿大五省(魁北克省、艾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纽芬兰省)、美国各州、智利等[6];立法进程中的国家有新西兰，在2016年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新西兰卫生部官员明确表示新西兰将对中医药立法。海外国家或地区对中医或针灸立法，都是因为中医药在当地产生了足够的影响，继而对中医药立法。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先对中医药立法，然后再让中医药进入的。大力发展中医药对外贸易，有利于扩大中医药在外海的影响，为中医药海外立法夯实基础。
3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3.1 中医药在海外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中医藥对外交流合作频繁，逐步得到世界的认可，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也在加大。据统计，海外各类中医药从业人员约30万，中医医疗(含针灸)机构达8万多家。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疼痛、皮肤病、妇科疾病、肠易激综合征及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具有独特的临床价值，获得了海外的患者的认可[7]。显著的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基石，是中医药最好的广告。另外，欧美等主要国家刮起了崇尚天然药物的风潮，这为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欧洲也是世界上最大天然药物市场。在欧盟共有1577个传统植物药品可在其成员国上市，其中有我国的2个中成药品种[8]。另外，我国市场上就有不少从国外进口的天然药物，如德国生产的施图伦滴眼液、迈之灵片、爱活胆通、施保利通片等药品。虽然现在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还存在着很多壁垒，但天然药物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成药的研发与应用。
3.2 国内政策的支持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别指出“鼓励中医药等新兴服务出口”;商务部等34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将中医药服务贸易作为重点领域。2016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支持中医药技术、药物、标准和服务走出去。这些政策文件对于中医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医药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4 发展建议
中医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应当利用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遇，提升货物贸易的科技含量，实现两者协同发展。
4.1 重视中医药国际教育中的中药部分 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也是目前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最好的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现有23所招收海外留学生的中医药高等院校，截止2014年各高校拥有的留学生总人数多达八千余人。同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等中医药院校在海外建立分校，或与海外高校开展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在海外办学。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醫药文化对外传播，为海外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但是目前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不重视中药，培养出来的很多中医师不熟悉中药。这就很大限制了中药的使用。因此，中医药教育要培养会使用中药的中医师。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拥有较多的留学生，学校应当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让留学生不仅能学到中医药基础知识，还能学到针灸、推拿等特色疗法，做到既能会用针也能会用药。截止2012年，澳大利亚的中医师3 952名，单纯针灸师1 534名，占总人数的38.8%，其他的中医师均熟悉中药[10]。因此，按国家人口比例，澳大利亚是中成药进口最多的国家[11]。而中成药一直是中医药国际化的一个风向标。澳大利亚中医师的培养模式和教育方式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究。
4.2 中药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中医药货物贸易具有竞争力，说到底还是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没有过硬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出口的中药类产品科技含量低与中药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有关。据统计，2013年世界医药前10强的企业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比值平均为18.03%，而我国中成药产业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比值不到2%[12]。中药企业面临科技创新不足的问题，应当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实现自身的技术水平新突破，生产更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新型产品。从而摆脱目前以出口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等初加工或半成品为主的局面，提高中成药、保健品在中药类产品出口中的份额，推进中医药货物贸易实现质的提升和跨越式发展。提升了中药类产品、中医医疗器械、中医医用敷料等货物的科技含量以及质量，才能全面提升中医药货物贸易的竞争能力。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拥有独天独厚的条件，应当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高科技、疗效好的中药类产品，促进中药科技的发展。
4.3 建立健全中医药对外贸易统计体系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通过统计方法的处理，可以总结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律，对未来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地预测，为人们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支持。然而，目前中医药对外贸易的数据比较缺乏，无法收集到准确的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比如，中医医疗器械出口金额、海外中医的从业人数、中医医疗中心等数据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收集。北京、上海等地区正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又比较完善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有关政府部门可以在北京、上海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之上，建立全国通用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为各中医药服务贸易企业、机构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加快其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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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晶 李昕雪 潘昡 农钦 杨柳 朱晨
第二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发展趋向
摘要:通过对世界货物贸易、世界服务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这三者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三者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关系,认为技术贸易自由化的阻力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中最小的,且发展最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又小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其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并据此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贸易自由化
世界贸易组织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国际组织,《多边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及其附件构成 WTO 的三大支柱,这三大贸易规则体系分别约束和规范了所有成员方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行为。广义地看技术贸易属于服务贸易范畴,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就有了它特殊的地位。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专门缔结了一个很大程度上促进技术贸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商务指南》也特别指出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一起构成中国对外贸易的3种形式。
近年来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均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学界、各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为三者的贸易自由化做出了较大努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三者间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已经成为新的研究对象。本文拟对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三者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关系,以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一、技术贸易、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发展现状
1.世界货物贸易自由化现状。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1980年为2万亿美元,1990年为3.5万亿美元,到2005年突破10万亿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15.78万亿,1980至2008年共增长了近7倍。尽管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是世界经济领域的重要趋势,但货物贸易至今仍主导着世界贸易,2008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4.23倍。据世贸组织研究报告,2009年世界贸易额预计下降9%,为二战后最大降幅。但随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逐渐消失,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开发,从长期看,货物贸易总额仍将增长。
货物贸易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但其自由化之路比较曲折。关贸总协定在近50年的多边谈判后,最终形成了以《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1994》)为核心、由其他12项与货物贸易相关的配套协议构成的多边货物贸易规则体系。在1995年后,GATT成为新的WTO协议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涉及到WTO框架内除了服务贸易以知识产权之外的所有其它货物贸易领域,是迄今为止最庞大、最全面、最系统的一套货物贸易多边规则,不仅它约束和规范了所有成员方的货物贸易行为,并推动着世界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传统的货物贸易壁垒主要是为了防止外国货物的进口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保护本国的生产和就业。这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贸易保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都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产生的新贸易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新型非关税壁垒,它们更多地着眼于商业利益以外的东西,主要考虑商品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随着新贸易壁垒的出现和发展,贸易壁垒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贸易壁垒逐渐走向分化,其中的关税、配额和许可证等贸易壁垒逐渐弱化,而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壁垒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并有升级强化的趋势。以技术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将逐渐取代传统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壁垒中的主体。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和以WTO为首的各个国际贸易组织长期以推行贸易自由化为己任,因此可以预期自由贸易仍将是长期趋势。
世贸组织近年来对传统的货物关税壁垒实施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纷纷采用各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做法是滥用世贸组织关于反倾销、反补贴规定,设立环境壁垒和技术壁垒,使得国际货物贸易的壁垒不断翻新,这也使得贸易摩擦也越演越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历年统计数字,1995年至2008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3 570起,综合来看印度、美国、欧盟是WTO中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的三个成员。反倾销是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国家最常用的贸易保护工具,但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懂得利用反倾销来保护本国的某些行业免受外国产品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如印度、中国等。1995年至2008年,全球共发起反补贴调查216起。1995年至2008年,WTO成员发起的保障措施为182起,保障措施成为发展中国家常用的贸易保护工具。1995年至2007年底,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共计受理369个案件,远远超过关贸总协定时期的总和;发布了142个专家组报告、84个上诉机构报告和30 000余页的裁决报告。其中大约45%的案件由欧、美发起。[1]总的来看,近年来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趋于缓和,但2008年以来又有所回升,随着由于金融危机的来袭,货物贸易摩擦有加剧之势。
2. 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现状。推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经合组织在成员国间推行并完善《无形贸易自由化法案》。20世纪后半期,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服务产业地位日显重要,其产值远高于其它产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而服务贸易情况却相反,美国的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也日渐重要。因此,美国政府希望国际服务贸易也有一个类似GATT的多边协定,推行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以保证和扩大由服务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共体国家的服务产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因此也积极响应并开展谈判。各方经过8年艰苦谈判以及妥协和让步,于1994年达成了共分3个部分、29个条款和8个附件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1997年WTO又相继达成《全球基础电信协定》、《信息技术协定》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定》三项协议,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随着各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贸易出口额1980年为3 650亿美元,1990年为0.95万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近1.5万亿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3.73万亿,1980至2008年共增长了超过10倍,大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不足7倍,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速大于货物贸易平均增速。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随着全球FDI的下降,预计服务贸易也将有所下降。但随着未来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三产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结构中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可以预期,未来服务贸易出口仍将快速发展,而且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在一定时期内,服务贸易平均增速都将大于货物贸易平均增速。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兴服务行业不断出现,服务品种不断增加,世界服务贸易的内容日趋扩大,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服务贸易(运输、旅游)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信息、电讯、金融、保险等)[1]。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构成中,1980年运输服务贸易占36.8%,旅游服务贸易占28.4%,其他服务贸易①占34.8%。到2008年,运输服务贸易占比下降到23.6%,旅游服务贸易下降到25.2%,而其他服务所占的比重则上升到51.2%,上升了16.4%。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新的科技、信息浪潮的推动,其他服务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在服务贸易中一直占比重较大的运输和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可以预见,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创新活动将更趋活跃,服务产品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将进一步确立。
许多服务业部门,如通讯、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属于一国经济的关键部门,为了保证一国经济的独立性,并保护国内产业或就业等,一些国家政府将考虑实施贸易壁垒。另外,从政治、文化上的考虑,教育、新闻、娱乐、影视、音像制品等服务部门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保持本国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反对外国文化的大量入侵,因此可能对这些部门进行贸易保护。由于跨国商业存在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口国国内进行经济活动,聘请的员工多为本国人,它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进口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境外消费主要包括国际旅游等,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3左右,由于旅游市场的开放一般都是对等的,即互相开放市场,互利互惠,境外消费通常能拉动贸易各国的餐饮、旅游等行业,因而一般都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有利。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另外,由于发达国家服务业比较发达,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了扫清存在于服务贸易的壁垒,便利其打开世界服务市场,发达国家多倡导开放服务业领域,以及实行服务贸易自由化。总体上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动力强于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壁垒主要包括资本移动的壁垒、自然人移动的壁垒、服务产品移动的壁垒、信息移动的壁垒、经营的限制等,与商品贸易相似,服务贸易壁垒也大体划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两大类,但鉴于服务贸易不易征收关税的特殊性,各国纷纷采取隐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保护本国的服务业,因此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政府通过制定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标准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和在境内从事服务活动设置障碍;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时,优先考虑支持本国企业;政府对本国服务贸易出口实行隐蔽性的补贴、减免税等,以使得本国服务业在国内及国际服务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服务贸易上的优势更加明显,为了扫清存在于服务贸易的壁垒,便利其打开世界服务市场,它们率先削减了本国服务贸易壁垒。目前,欧美在通讯、金融、交通运输、教育、娱乐等等方面都持较为开放的政策。发达国家对GATS的总体承诺水平较高,对全部149种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百分比高达64%[2],但是发达国家在自然人移动方面设置了较高限制。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希望更多的融入世界,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开放服务业。应该说服务贸易的开展晚于货物贸易,但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速度要高于货物贸易。
3.国际技术贸易自由化现状。知识产权保护为国际技术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保障,国际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首先从工业产权开始。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巴黎公约)拉开了在世界范围对知识产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序幕,之后相继签订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协议,包括《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海牙协定》、《专利合作条约》、《世界版权公约》等等。1974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但是知识产权的国际纠纷案件仍频频发生,且久拖不决,这促成了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对冒牌货贸易的协议》(TRIPs)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保护智力成果权人的权益,调整技术贸易中供方和受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护和促进国际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科技人才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当今世界经济竞争日益国际化,知识产权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国际技术贸易较之一般商品贸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大。
技术贸易是以技术作为交易对象的买卖,技术买卖又是以技术转让作为前提。这种转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新技术得以扩散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国政府大力提倡与支持的,尤其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为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技贸活动的开展,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由于发达国家常常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为获取更多利益通常都鼓励技术贸易的开展,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通过技术贸易获得了更大经济利益。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出口国,超过1/3的外汇收入来自于知识产权的转让。[3]技术贸易常常附着于货物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比较难于统计。一般认为世界范围内真正的技术贸易始于19世纪末,并在二战后获得了持续迅猛发展。从已有的文献看,1955年国际技术贸易额仅为5-6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初超过20亿美元,1975年达到110亿美元,1985年全球国际技术贸易总额为500亿美元,1990年为1 200亿美元,1995年达到2 600亿美元,到2000年则激增至5 000亿美元,2002年国际技术贸易额已达近万亿美元,平均不足5年翻一番,其速度不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而且也快于一般的服务贸易[3-4]。国际技术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其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技术贸易额在国际贸易总额和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持续增加。
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下,技术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贸易可以显著延长出口国技术的生命周期,增加出口国的外汇收入并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贸易也能明显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缩短进口国技术进步的时间,并且减少进口国在技术上的研发费用,从而也有利于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随着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尖端技术竞争也愈加激烈,为了实现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也逐渐放宽。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呈现信息化与自由化的趋势,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获取技术的手段,也改变了各国有关国际技术贸易的传统观念。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本国高新技术出口的管理政策,逐渐放宽了技术出口的限制政策。
技术贸易保护主要来自进口国对环境的保护,以及防止技术上不具先进性和适用性、经济上不具效益性和合理性,或者法律上不具可行性的技术引进;出口国的技术贸易保护,主要是由于对技术本身的保护,一些国家也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为由,禁止尖端技术的输出,但这背后应该说或多或少还存在其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如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分歧等。在一定时期内,以环境保护为名义的贸易壁垒还会持续,但是从长期看,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与技术传播越来越快,可以预见世界各国环保技术将逐渐趋于成熟,环境因素对技术贸易的阻力将可能趋于减小。出口国对技术的保护与进口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密切相关,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则出口国技术保护的动机就会很强,反之则出口国更愿意出口技术。总体而言,目前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正在逐渐加强。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全球技术贸易超过8成是在发达国家间进行的[5],其存在政治分歧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或程度相对较小,并且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体现出求同存异,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冲突远小于冷战期间前,经济利益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的最主要目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分歧对技术贸易的阻力也将会趋于减小。
目前,有关国际技术贸易摩擦方面的统计还较少,但许多国家已颁布了关于旨在保护环境的技术引进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了引进的技术必须先进适用,并且应有利于环境保护。另外,出于技术保护或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冲突而终止的国际技术贸易也为数不少。例如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所谓“敏感技术”,2004年美国强制以色列停止对中国出口无人驾驶飞机;近年来日本强烈要求阻止欧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等。
总的来看,技术贸易发展最快,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增速,而服务贸易的平均发展速度又超过了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贸易自由化得到一定的发展。技术贸易自由化的阻力是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三者中最小的,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又小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阻力,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上述的三种贸易方式不同发展速度的原因。
二、中国三大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198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381.4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只有181.2亿美元;200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4 74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 492亿美元;2008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5 63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已达到14 307亿美元。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降至22 07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2 016亿美元,但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由于产品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问题,中国货物贸易粗放型的增长也伴随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而贸易摩擦使得中国出口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接连遭遇来自欧美各国的反倾销诉讼:轮胎、油井管、家具、皮鞋、彩电甚至制药行业。据世贸组织统计,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在全球2009年发生的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中国被起诉的反倾销案数量仍为全球之首。这种长期依赖货物贸易的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服务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3.4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 044.5亿美元, 26年间共增长了近70倍,居世界位次由第34位上升至第5位,年均增速比世界同期高约9个百分点,也略高于同期国内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9.4%上升到10.6%,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0.6%提高到4.2%。其中,服务贸易出口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 465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中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开始出现持续逆差,至2008年达到最高峰,逆差超过115亿美元,这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服务业逐渐开放的时期,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技术出口以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即“硬技术”为主,这其中又以通信和计算机产品为主,这些“硬技术”产品中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低,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仅约10%;“硬技术”出口中外资或代工生产的比重大,2005年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额比重分别达到88.0%和79.9%;技术出口中“软技术”比例极低,技术出口中硬件技术出口占了97%,而技术服务和技术许可等软件技术出口仅占3%左右。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主要还是处在技术引进阶段。
中国技术引进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一直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前,中国累计签订技术引进合同仅845项,合同金额仅119.7亿美元。改革开放后,技术引进迅速开展,1979年至2008年,中国累计已签订技术引进合同112 541项,合同金额约3 000亿美元,合同金额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25倍,但这一增速显然低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增速。近年来中国技术引进质量逐年提高,由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引进以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为主,转为目前的以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为主。2008年,中国技术进口总额达到了271.3亿美元,其中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占比达53.1%,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进口仅占7.8%。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引进中外资企业技术引进的比重在增大,2001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30%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到2009年1-5月份,外资企业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已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比重达63.6%。
三、政策建议
从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对比来看,贸易结构和增长方式需要得到调整。总体而言,中国应切实调整货物贸易,大力发展国际阻力较小的服务贸易,使之与货物贸易相适应;对于发展相对滞后且国际阻力最小的技术贸易,则应从国家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适当超前发展。
第一,货物贸易发展困难重重,利润率低下,需要继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加大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并利用技术进口和服务贸易进口增强制造业水平,增强货物贸易竞争力。
第二,服务贸易要扭转目前持续逆差的不利局面,需要逐渐开放服务业,保持服务业领域的适度竞争,并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技术、服务和制度创新,另外还需改善劳动力要素的质量和供给。
第三,技术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软技术”进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较小,但由于其重要地位,因而还需大力发展,并可适当超前发展,可以通过市场换技术和政府公关等特殊形式进一步提高对“软技术”和高新尖端技术的引进(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引进的主体仍应是企业),并强化技术引进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外,更重要的是切实鼓励国内院校和企业自主创新,增强国家创新能力,逐渐扩大“软技术”出口,而不是出口仅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技术”产品。
注释:
① 所谓的其他服务,包括电讯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信息服务、专利和许可、其他商业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等项目。
参考文献:
[1] 刘东升.当前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特征[J].国际经济合作,2004(7).
[2] 邓庆.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壁垒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7):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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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铁冬.国际技术贸易有关问题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5] 陈柳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国际贸易政策[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7(4).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温怀德
第三篇：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及贸易平衡新解
摘要：国际分工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加复杂。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贸易平衡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随着国际分工的日趋深入，贸易失衡也将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与两者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密切相关。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视野对于理解贸易平衡、解决贸易失衡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贸易平衡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谈到贸易平衡或贸易失衡都是针对商品贸易项目而言。这在商品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其中服务出口在1980年的总量是3643亿美元，到2005年增长为2415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可略窥一斑。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以旧有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在服务贸易项目上存在盈余的国家一般在商品贸易项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为例，列举了服务贸易盈余和赤字分别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地区)的具体贸易余额。从中不难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很多学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论上也对此作出了充分说明。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传统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识。
一、国际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主要表现为工业国和以农业国及原料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即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一种重要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额的1/4左右。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共存且互补的贸易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已经由很多学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证明。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相对比较充裕，B困的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除用作本国生产还可作为服务要素跨国界流动，从而产生服务贸易流，劳动则不可流动。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用于生产服务(这里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的要素。
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情况下。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A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相对价格体现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A、B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X/PYA>(PX/PY)B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X)A<(r/PX)B (2)
(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
(R/pY)A<((r/PY)B (3)
细加考虑，其实(2)、(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A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A、B两国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A国在资本K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商品X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A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A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B国的比较优势则在商品Y。回忆前文所述，资本可以跨国流动以提供服务产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为A国在服务产品上相对B国具有比较优势。这反映了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若A、B两国的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A国相对B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A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但是，B国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对A国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A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两国双边贸易中，A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崭新特征，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是可以共存互补的。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这一特征将日益凸现。在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问题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下文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可能的贸易模式、实现贸易平衡的新机理以及贸易失衡的实质。
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在Melvin(1989)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A、B两个国家，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两国分T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同上，在该模型中，假设两种商品的生产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B两国的生产函数都为一次齐次：两国消费偏好相似：B国的劳动要素比较充裕，A国的资本要素比较充裕：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为可贸易的)，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同时我们需要假定，在该模型中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这里的资本要素(K)也包括服务生产要素。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贸易摩擦和运输费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计的。
A、B两国的贸易中，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A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A、B两国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A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B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对此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AT’A，TBT’TB分别是A国和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A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B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B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A国在QA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B单位Y商品，进口BCA单位X商品，并在CA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ABCA。同时，B国在QB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B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A国相同。A、B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A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A国在同B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A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B国以为B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A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A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A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k从QA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A国从B国获得DCA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A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B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B点消费。显而易见，A国和B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根据两国要素禀赋特点，这种贸易模式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是内在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A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e/PY)A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A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A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B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B国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A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其先行选择的掣肘。
不难发现，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A、B两国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具体地说，一国若在商品贸易中持有逆差，则其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若其商品贸易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单纯考虑A、B两国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A国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贸易的逆差只是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从纯理论分
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T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中所谓的贸易失衡只是单纯考虑商品贸易项目时所产生的幻觉，其实并不存在。在理论上透析贸易平衡的新机理和贸易失衡的实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进一步思考
上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的均衡是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产生的总体均衡，贸易失衡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难想像，现实中的双边贸易不可能达到理论上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利益分配的干扰。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贸易格局的演进，贸易失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也即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笔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比较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
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一个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获得净收益，并未像商品贸易领域那样已由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确定的答案。理论界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所做的探讨并不算少。但结论仍然模棱两可。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Whalley，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价格的服务产品，还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恶化(Chia&Whalley,1997);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利益损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参与国带来的贸易收益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对其持戒备和反对态度。因为很多服务产品的自由贸易将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独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邮电、通讯、信息处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产品的贸易为典型。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因此非关税壁垒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和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相比带有更大的隐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经营许可权要求，歧视性技术标准、人员流动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不可能像商品贸易中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那样可以进行量化，它们往往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增加国内企业垄断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务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起到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服务贸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当前，有关国际贸易的冲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当前争议颇多的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显然，沿袭传统思路局限于商品贸易范畴解决贸易失衡可能往往难以奏效。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解决贸易结构性失衡应该从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入手，侧重于总体均衡。这些理论思路为意在解决贸易分歧、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国际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四、结论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为复杂，将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
(二)在新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贸易失衡也将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三)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应该在国际贸易新格局的视野中同时考虑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
(责任编校 春 晓)
作者：郑 辉 张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