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环境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滞涨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杀手。高通胀、低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的多重压力对经济发展趋势往往造成极为明显的打压。而当前经济发展就面临一个通胀预期和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双重预期压力。关键词:滞胀次贷危机通货膨胀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其后续影响不断恶化并逐渐波及到世界经济。
第一篇：环境经济论文范文
国际经济环境的演变趋势与我国经济转型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全毅，福建省福州市柳河路18号；邮编：350001；E—mail：13906915829@126.com。 摘 要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美国开始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并高唱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论调，泡沫经济时期制造业和创新长期被忽视，主权债务危机仍将继续，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将加剧贸易摩擦等，都使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步伐。
关键词 国际环境 经济转型 制度变革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困境
我们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现在全球化进程正在放缓。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WTO“多哈谈判”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结束，但迄今“多哈回合”毫无进展，谈判陷入困境。其实，中国与美国关于工业品的关税减让已经达成了一致。“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农产品保障措施问题，以及贸易与环境问题，美国和印度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推动前十年中国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轮子是否还能顺利运转，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其次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每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或增长放缓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都是非常显著的。据世界银行统计，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17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实施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基本上都采取补贴等较隐蔽的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做法。特别是贸易救济措施被越来越频繁的使用。 因此，美国和欧洲推出新的所谓公平竞争政策，把它叫做竞争中性，并力图将其推荐为国际的准则。201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汇率改革法案，美国可以依法制裁汇率操纵国。研究发现，如果美国动用这项法律，未来几年，中国将失去1224万人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也会失去181万人的就业。这是两败具伤的游戏。这些趋势无疑会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增加。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度）形成于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美国持续高企的“双胞胎赤字”（国际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使其货币稳定成为严重的问题，世界各国维护美元本位的代价越来越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关于改革问题实际上形成对立的观点：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完善。而欧洲及亚洲国家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今后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会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亚洲货币单位的合作，以及SDR（特别提款权）的改革是否会取得某些进展或突破？现在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已经使得亚洲国家不堪重负。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维持美元体系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短期内要用某种货币取代美元也是不可能的。
4美国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
过去，美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主导力量。但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开始高调推动具有排他性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美国为什么转变战略？美国认为它推动了全球化，最后收益最大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因为全球化规则已经不是由它主导制定了。美国推动TPP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是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进而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出现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出现像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第二，推动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重新掌握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主导权。美国推动TPP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所谓高标准、高质量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方式来建立起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农业政策和服务业开放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这个TPP很大程度上从太平洋地区、太平洋集团治理的角度，有可能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当美国从2009年主导TPP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实际上都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形成很大挑战！
5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就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加剧，并且主要聚焦在美国和东亚地区。东亚与美国经济失衡与摩擦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更加严重了，而且聚焦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进入21世纪中美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美国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在2009年做了一个报告：基本观点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在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承担上，中国人与美国人应各自承担一半。也就是说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10年它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操纵货币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它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如果中国货币升值到位，美国将增加225万个工作岗位。那么，如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要进行升值，而美国则要进行储蓄、要再工业化。这个调整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所以是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变化趋势。
6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近年来南海问题突然升温，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其背景就是美国2009年重返东亚战略的推行。为什么美国要重返东亚？美国是否会像当年围堵前苏联一样围堵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衰弱，而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消灭本·拉登后，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逐渐缩小，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任何得分都是美国所失，出现所谓的零和博弈。反恐战争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是造成目前中国南海地区紧张的直接原因。2010年中国宣布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渔船事件后，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加紧重返东亚，增加澳大利亚永久驻军和制定海空一体化战略，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在经济上美国强力推行TPP，以破解中国试图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陈松川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对策亚太经济，2010（1）：610最近，日本野田政府宣布“太平洋宪章”战略，取代其前任领导人的东亚共同体战略。中国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东盟国家也集体倒向了美国，这让中国政府有点措手不及。东亚的战略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从共享增长演变为大国博弈的不合作局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提前终结？
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1美国与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延烧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债务大国。美国长期以来拥有严重的“双胞胎赤字”，雄辩地说明美国经济的虚弱体制。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以来，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政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动用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不断突破国会允许的上限。2011年5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就提高国债上限（1429亿美元）争论不休，几乎引发债务危机。虽然2011年8月2日两党达成增持国债上限的协议，暂时避免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但美国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为AA+，从而引起美国股市大跌。2011年美国政府债务自二战以来首次超过GDP总值，负债率突破100%。债务上限还可能被突破，虽然不至于发生债务危机，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降低，使得美国的融资成本上升。美国依靠财政刺激经济复苏的步伐受到限制。因此，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为推行再工业化政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这必将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将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作为债权国的东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从2009年年底希腊引爆到2010年扩散到爱尔兰，然后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继而蔓延到意大利。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国家的金融业遭到重创。伴随危机的不断深化，欧元区生存前景开始遭到质疑，欧盟内部成员国对经济货币联盟的改革方向意见分歧加剧（而法德内部要求回到本国货币的民意已经超过50%），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不进则退的重大抉择，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也进一步凸显。欧盟债务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主要原因是欧盟目前解决债务危机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欧盟内部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平衡。2011年底欧盟达成财政联盟协定，德国试图将莱因模式推广到欧盟，恢复世界对欧元区的信心。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紧缩政策会延缓欧元区经济的复苏进程，使衰退变得矿日持久。
满目疮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复苏渺茫。日本在经历2011年“3·11”地震海啸灾难之后，经济元气大伤。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实际上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 ，但金融体制没有崩溃，经济体系没有瓦解，其实也是个奇迹。但是，由于长期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使日本经济失去了应变能力，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不吸收外来专业人士以促进新陈代谢、不积极引进外资企业等造成日本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所以日本的经济萧条将长期化。但日本经济基础还很健全：日本失业率不高（5%），保持国际贸易顺差，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技术根基还很雄厚，日本国民资产估计有1440 兆日元，国民敬业精神强。但日本国债是发达国家最高的（其负债率远远超过美欧国家，只是日本国债主要为国民和国内机构所持有，可以靠借新债还旧债缓解危机），未来也有崩溃的可能。[日]林华生，美欧债务危机与日中经济前景.亚太经济，2012（2）：38
2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将带来高通胀
就全球经济来讲，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对策就是量化宽松和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解决当前的困境。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像欧美和日本，他们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用量化宽松的政策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我们会发现自199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但最后都带来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先是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后是美国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自2008年1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率都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且货币环境非常宽松，但钱就是进入不了实体经济。这次宽松的货币环境包括中国在内是否会制造第三轮泡沫经济？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3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好，但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在高位震荡。比如，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平均保持在160—166美元/吨，基本上是历史最高水平。而1990年至2003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长期低迷，只有30美元/吨。国际原油价格也基本上超过了100美元/桶，差不多754美元/吨。我们进口的谷物价格平均也上涨了439%。特别是伊朗核问题造成的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国家油价继续上升。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推高了我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在全球经济基本面不好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仍然保持在泡沫经济的最高点，反映出我们的货币存在着全球性流动过剩的问题。
4泡沫时期制造和创新长期被忽视
欧美经济的复苏很可能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看美国经济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出现的变化趋势，就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业是持续上升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资源配置过度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倾斜，美国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制造了大量的有毒资产，导致泡沫经济越来越大，终于从2007年开始破裂。相反，在实体经济领域，自2000年以来，美国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都呈现20%的下降。可以看出过去十多年，由泡沫经济导致的资源配置错位，所有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创新。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估计至少需要5—10年）。
5欧美再工业化是否会制造更多摩擦？
美欧国家已经意思到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弊端，因此，提出要再工业化。尤其是奥巴马2009年提出，要将建立在沙滩上的虚拟经济重新调回到实体经济的岩石上。从2009年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案、计划和战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关心的是美欧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它的再工业化？它的在工业化的途径是什么？它是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增长点，提升自身的传统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减员增效来推动？还是吸引资金回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如果是后者，这种在工业化必然增加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的可能性。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来承担全球结构调整的责任和代价？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未来十年，或者十二五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看来，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调整的责任和代价，比如迫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出口！
6新兴经济体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究竟在那里？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全球新兴趋势团队负责人戴拉米认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扩大，已经达到4%和5%）、产业格局（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工业国家兴起）和对国际货币事务的管理等都在改变。其中，“金砖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世界权利转移的主要对象。G20取代G7（8）表明全球治理的权利正在向多极化转型。那么，新兴经济体是否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引擎？目前看来，“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是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资源价格的上涨实现的。在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将空前增加。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进行经济转型，将决定其现代化的命运！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加大
外部环境的改变：世界经济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导致中国外贸出口受阻，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受到挑战。国内环境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升值、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能源价格的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使得传统的以低成本扩张战略难以为继。中国付出的资源环境及社会成本过大。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地方病、职业病等环境公害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使得中国不可能出台像2009年那样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得到强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其新著《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指出：世界金融危机及紧接着发生的经济衰退向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主要建立在巨额投资和净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基础上，随着政府财政投入的降低，以及全球经济因自身低迷很难再为中国经济扩张提供足够强大的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建议中国加快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型，以抵消由外贸盈余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尼古拉斯·拉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1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应对这些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1995年就提出的任务。1995年“九五规划”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5年“十一五规划”鉴于从1995年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内涵有所扩展，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扩张，转向节能降耗性集约型增长，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具体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010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因为外需萎缩后，内需更显不足，产能过剩，增速下滑；中国碳排放迅速增加（2008年为65亿吨，高于美国的58亿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且不断恶化，必须让多数民众分享发展成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然包括使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即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即中国能否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掌握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生产型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特别是金融大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创新策源地；从依赖外资（代工）转变为自主发展。“十二五”时期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从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实施效果仍然不明显，那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那些问题？障碍究竟在那里？
（1）劳动力资源陷阱——或者说中国式“荷兰病”。什么是“荷兰病”？“荷兰病”的名称源于下述事实：20世纪60年代，荷兰在其大陆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矿床，开始大量生产和出口，造成荷兰盾的急剧升值，并引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过程中，初级产品收入在该国出口总收入中占极大份额。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汇率高估，阻碍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和诱导作用，损害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从而妨碍了经济多样化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挥劳动力丰富和廉价、土地与资源成本低廉的优势，依靠低成本扩展战略，取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然而，30年来，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加工贸易比重仍然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50%）。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荷兰病。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放弃低成本扩展战略。
（2）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钱学森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创新人才？有人作过统计，在目前已获得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科学家中，没有一位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三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现在的教学条件不知比当时的条件要好多少，为什么培养不出这样的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制度究竟怎么了？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小学生想象力是世界上最差的。记诵硬背的应试教育窒息了学生的想象力。最要命的是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官本位的科研制度，学校与科研机构的行政化或者说官僚化是建设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美国学者耐斯比特指出：“论资排辈与家长制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约翰·柰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286。没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学校是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的。另外，我们的教育体系重视基础和精英教育，轻视专业技术和职业教育，造成熟练工、技师严重短缺。据统计，目前中国14亿职工中具有中级工职称的技术工人约占35%，高级技工所占比重更少，仅为35%，而发达国家职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则高达40%。一线技术力量的比重下降和绝对量不足，不仅导致生产质量和效益的低下，而且严重削弱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
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困难还与企业产权制度和产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企业是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组织形态及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贾庆林主席2009年11月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65%、专利的75%、新产品的80%是由民营企业实现的。什么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国企老总的任期为5年，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最大经济效益，而科技创新投入有风险，没有短期收益。然而，我国主要资源仍然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权威统计，2007年企业实际注册资本中，国有企业资本占481%，国内私人企业资本占28%，港澳台企业资本占73%，外商企业资本占87%。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真实的，则可以判断目前我国所有制经济主体仍然是国有制韩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新华文摘，2009（4）：49。这种经济结构导致资源向国有经济严重倾斜。以2007年为例，我国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商业银行账户，而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倚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钱庄同上文：50。这种资源配置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国有企业因为体制机制问题而影响了创新能力；而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过小，创新投入远远不足。研究表明：突破性技术创新一般是由大型企业完成的。
（3）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型社会难以形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我国现有收入分配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国家税收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GDP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使得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问题之二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而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垄断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39和041，由于包含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目前已接近50，超过了04的国际临界点。
其次是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人均GDP 3000—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 248%。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瞭望新闻周刊，2009（49）。
（4）管理体制改革困难。中国现在的市场化改革走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他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新闻出版等领域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是造成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寻租与腐败的高发区）；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制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项目、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半市场和半统制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倒退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20111017更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障碍。
3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
（1）东亚地区经济转型的经验。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完成三个转型，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当然包括文化转型，且要相互协调。
就经济转型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重化工、高加工度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渐次发展的路径。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而且，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相配套，支持了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重化工和高加工度工业时，投资率高。
就社会转型来说，他们的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收入分配结构比较合理、贫富差距较小，吉尼系数较低，一般为2—3左右。从而使得社会消费层次能够不断提高，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社会需求结构能够较好地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就政治转型来说，日本和韩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都通过不同路径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宪政体制转型，即从威权政治体制转型为民主化政治体制。政治转型成功消除了腐败的根源，保证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按照效率指数进行，而不是腐败指数进行，从而维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2）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个艰难的制度建设过程。经济转型需要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必须统筹兼顾。
①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资源与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环境成本内部化，打破行政垄断。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政府主导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仍然存在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国有企业规模过大，市场机制受到抑制的缺陷。国有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凭借政府的保护成为最大赢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则受到严重冲击，前景堪忧。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经济，国有经济的过速扩大和垄断的加剧，往往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尽快实现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即使是自然垄断性行业也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彻底改造这些国有经济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性产品和服务业的竞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不进行体制改革就难以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应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点。要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的体制惯性，削减政府掌握的过于庞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比如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行政控制的低价格导致粗放型增长，资源价、能源价过低，就难以限制能耗投入过多。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一步改革资源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政府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焦点。当前政府与经济界对竞争性领域应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已经形成共识，而对自然垄断性行业，特别是资源产品与基础设施是否尽量开放仍持有异议。因此，尽管通过了《物权法》和《反垄断法》，但仍给行政垄断留下很大空间，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政府垄断。实践表明凡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发展得就缓慢，而越是开放的行业发展得就越充分。
——推进产业合理化：垄断性行业的集中度过高、竞争性行业的集中度过低都会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虽然市场竞争会导致集中，但中国的地方保护妨碍了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规模的形成。因此，中国产业合理化需要制定产业合理化政策予以推动：一是要推动行业协会的改革和企业自组织程度的提高；二是要在市场准入和政策激励方面设置适度的规模门槛。
②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除了市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一般来讲，发达国家主要以向高收入阶层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要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切实提高职工和劳动者的收入，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收入分配调节的着力点，因为知识阶层是中等收入的主要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在再分配中应提高个税起征点，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并严格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监管。同时，考虑征收遗产税等国际上通行的其他税种，以调节财富分配，并鼓励发展慈善事业等。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缩小低收入与高收入水平的差距，政府必须在二次分配时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动用公共资金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加快落后地区开发、扩大社保范围和逐步提高其标准，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失业救济和就业培训，以及加快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公共建设等途径，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
——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归根结底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农业产值只占10%多一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40%多，农村人口占55%左右，农村人口是我国低收入人群的主流。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中产阶层（目前只占20%—22%）难以形成社会的主流。民主社会的建立与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无不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还没有彻底改革造成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有必要认真审视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入效益高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以促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同时政府要加快制定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利用公共财政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与农业科技开发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
③政治领域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功能转型和民主化进程。
——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改革命题。但是，从习惯掌握人权、事权和财权的功能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转型过程。如果保持原有政府权力结构不动，然后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那么，这样的改革必定是政府延揽的事物越来越多，政府职权越来越大，回到全能政府时代，市场活动空间将日益缩小。合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改革的路径就是调整与转换政府权力结构。要进一步压缩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促进政府的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政治民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严重的腐败与官僚主义弊病。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正处在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即进入亨廷顿所说的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政治过渡带。这一时期社会公民意识觉醒，将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民主参与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对公民合理的民主诉求进行积极回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当然，中国的政治转型与民主法制建设并没有走西方所期望的道路，而是通过履行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制，向民众解释和说明来履行公共责任。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不可能全盘引进西方民主化模式，而应该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取立足民生和民主，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撤迁、吏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进步和政治民主化，建立起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合理的制衡协调机制。
——转变政府执政方式。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执政方式，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法治政府，即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决策和执行主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我们在考察中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在执政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先进国家的施政主要依靠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以及可操作性。而中国有很好的治国和执政理念，但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文件和行政系统贯彻落实。由于没有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执行的弹性太大，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很难落实，严重影响了执政党方针政策的执行力。比如，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事，一个很好的发展理念，经过争论形成一致意见，终于写进政府文件。但写进文件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跟实践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制定的许多文件，什么好词都堆进去，一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科学发展、又是以人为本，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但到底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建设“两型社会”？既没有形成法律，也没有制定标准，在施政中往往难以执行，更谈不上付诸行动！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全毅
第二篇：全球经济滞胀环境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
摘要: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滞涨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杀手。高通胀、低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的多重压力对经济发展趋势往往造成极为明显的打压。而当前经济发展就面临一个通胀预期和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双重预期压力。
关键词:滞胀 次贷危机 通货膨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其后续影响不断恶化并逐渐波及到世界经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证券市场上除了国库券以外的其他证券价格也在上涨。5月份,国际市场上原油的价格几乎上涨了30%。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商品期货的价格一路上涨。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出现,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滞胀已经渐行渐近。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后期的事,是鼎盛之后败落的前奏。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出现物价持续上涨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找不到药方医治的顽疾——滞胀。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通常是充分就业,经济高涨时才出现。有数据统计,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11.2%,联邦德国为12.3%,法国为16.3%,日本为20.8%;同时,上述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字:美国为15.3%,英国为43.9%,联邦德国为11.1%,法国为19.1%,日本为32.5%。之后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同样没有摆脱滞胀阴影,滞胀程度较70年代甚至有过之不及。再往后1987年华尔街的金融崩溃及美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网络泡沫,无不是滞胀剧幕下的续集。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能找到滞胀的影子。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全球扩散。
(一)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
2001-2004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二)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其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三)全球性的货币扩张加剧通货膨胀
由于美国必须向海外借款以弥补预算赤字,美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疲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美元一旦走弱,将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扩张。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只凭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通胀预期,就可以通过大宗商品、工会这两个渠道,彻底打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首先宽松的银根迟早将引发商品投机活动,导致原油、铜、铁、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后者将迫使劳工组织提高工资需求。通货膨胀的预期刺激了投资者重新重视抵押贷款,这是否有助于房地产的复苏,是否符合美国政府的需要呢?有些分析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负担很重,未来偿还压力很大,唯一可以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由于收入增长低于价格水平增长,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会降低,但民众一般只关注收入增长,所以接受这种痛苦的可能性就会较大。另外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债务很多,通常是以美元计价,通货膨胀则会通过引起美元贬值从而减轻美国的实际债务,这一点是美国政府不会积极反对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美国一些证券市场分析家预计,未来美国可能会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果断一致地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实行了超过10年的近零利率政策;英国央行在2009年年初开始放弃传统货币理论,直接购买国家债券和企业短期票据,规模远远超出美国;美国推出了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准备直接花3000亿美元购买国债。世界主要经济体罕见一致地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引发了大家对未来世界性货币贬值及通货膨胀的极大担忧,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以成为安全的避风港,这样,减少货币资产、持有实物资产就成为大家的一致选择,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势在难免。全球通货膨胀的加剧,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使投资、信贷活动受到抑制,加上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全球滞涨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分析
尽管中国尚未出现滞胀,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滑,人民币升值预期并没有改变,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得到遏制,CPI下降与部分产品价格管制有关。如果不改变目前货币政策,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严重下滑、通货膨胀高企的“滞涨”局面。那么未来中国宏观政策如何选择?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稳定汇率
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即果断停止人民币继续升值。在持外汇收支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加大对海能源、资源类的投资,鼓励有能力企业海外投资,有效利用中国外汇储备。
(二)继续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防止由于内外利差增加引起的热钱大规模流动
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上要有针对性,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的产业,要采取相对优惠的利率;而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染严重、资源耗费比较大的行业,继续采取限制性的利率;对民营经济,尤其是出口型、劳动密集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
1990年之前,中国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宏观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由于人民币汇率在目前不能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非常重要。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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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志新.通货膨胀目标制与中国的货币政策[J].金融纵横,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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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连生.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局:从“滞胀”危机到“次贷”危机[J].理论探讨,2009(2).
作者：沈 伟 沈 鹏
第三篇：煤炭、环境和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在国内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70%多，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7%左右。居民电力消费中，10度电中有8度是由煤炭发电提供的。现在，中国原煤消费量每天大约是981万吨，相当于2002年英法两国一年的煤炭消费量。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煤炭。但是，煤炭在为人们提供能量的同时，不仅损害煤矿区域水资源，而且释放温室气体。2007年，中国因采煤导致的水资源损失大约在50亿吨以上，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42亿吨。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带动煤炭的消费的快速增长，而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可耗竭的煤炭资源、中国西北地区的脆弱的水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煤炭资源丰裕吗?
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储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居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2000米以上的煤炭探明储量大约在5万亿吨左右，1000米以上的探明储量在1万亿吨左右，但千万不要认为这些煤炭资源都是可以挖出来使用的。因为受技术条件和成本的限制，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利用得还不到2000亿吨。不论中国煤炭资源储量在世界上的名次如何，也不必十分看重总量的大小，如果用13亿这个数字作除数，中国人均煤炭资源储量仅为145吨。即使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消费两吨原煤，也不足应付百年大计。如果要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能源消费量必然增长，每年能源消费量增长率按2%的速度增长，中国煤炭资源只能使用40年到50年。因此，中国是个煤炭储量并不丰裕的国家。
如何用好这2000亿吨的煤炭储量?就要考虑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利用问题。
首先分析煤炭资源的开采问题。如果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予以探讨)，最理想的是让煤炭开采企业把这2000亿吨煤炭全拿到地面上来。如何拿出来呢?什么时间拿出来呢?这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拿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哪家企业的开采技术最先进，开采效率最高，煤炭资源浪费最低，就让哪家企业开采。可是再想一想，中国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它的主人是国家。而国家的职能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国家的代表政府，垄断了煤炭资源的供给。政府供给煤炭资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最大化煤炭资源的租金。假设市场中有若干技术先进的企业，若干技术一般或落后的企业，市场中有唯一的一个政府，拍卖某一块煤田的煤炭资源的采矿权，显然技术先进的企业将得到这个开采权。但实际情况是，煤炭资源租金归国家所有是归国家财政部所有?地方各级政府所有?这个问题总得弄清楚。如果弄不清楚，各级政府都有积极性开采煤炭资源，而不管开采效率如何。为什么呢?各级政府都有本级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动力，只要开煤矿，各级政府，至少是县级政府就可以以税费的方式收取煤炭资源租金，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煤炭资源是无偿划拨的，开采煤炭资源就可以无偿得到煤炭资源的租金，结果是适合于先进技术开采的大煤田被人为的行政区域化整为零，小煤窑泛滥，90年代中后期曾有8万多家小煤矿。近几年来，国家虽然希望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但真正由市场化形成的煤炭资源数量非常有限，仅局限在部分地区的小煤矿资源整合的情形。但截至目前，尚有13000多家煤炭生产企业。因此，如何拿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只要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政府追求煤炭租金最大化，采用先进开采技术才有可能实现。
何时拿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作为煤炭资源市场两个角色的协调问题。政府既是煤炭资源供给市场的微观者，又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者。作为微观者，政府要追求煤炭资源租金最大化。政府控制着煤炭资源的供给数量，并根据煤炭价格来收取煤炭资源的租金。如果供给的煤炭资源过少，煤炭价格自然上升，该资源的租金也最大。但是煤炭价格的上升，会减少煤炭的消费量，从而可能又会降低煤炭资源的总租金量。因此，实际上存在一个煤炭资源供给的最优量。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负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职责。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仅可以运用财政金融手段，还有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果煤炭紧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政府自然希望增加煤炭的供给。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煤炭资源的存量还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煤炭价格的过快上升，导致了发电企业、冶炼企业的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利润减少或亏损，不利于高企的物价水平的回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此时煤炭的供给量应该增大。因此，何时拿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政府煤炭资源供给量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协调问题。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允许利用多少煤炭?
煤炭问题，是天、地和人的关系问题。煤炭资源深藏于地下，人居于地表，大气环绕于地表。从人文的角度看，天、地和煤是因为其能够满足人的效用而具有价值，所以煤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中国生态环境对于煤炭利用的承载能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1.开采煤炭资源，就可能或大或小的改变矿区的原有的生态环境。当这些改变了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人的福利的时候，我们就说开采这种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开采的规模和强度，还取决于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能力。中国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是煤炭资源却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区，重点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西北地区。山西省已有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成为采空区，占该省国土面积的13%，600万人口饮水困难。采空区内，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枯，草木枯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困难，成为生态难民。例如，我国著名的山西的汾河，汉武帝刘彻在《秋风辞》里曾这样描述：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而今这条河已变成了干涸的污染的苦难河，其中大规模的开采煤炭，造成汾河流域地下水泄漏，可谓“功不可没”。最让国人操心的莫过于内蒙古的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了。中国能源工业的重心是煤炭，煤炭工业的中心现在正由山西转移到内蒙古，30年之后这个重心将转移到新疆。而内蒙古正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令人忧心的是这个生态屏障的异常脆弱性。正在开发鄂尔多斯地区，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腹地，煤炭资源丰富。毛乌素沙漠上的植被，像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压的沙子动弹不得，而沙漠中的水正是如来佛压在五行山顶上的揭帖。开发这里的煤炭资源，稍有不当，就会破坏已有的地表地下水系，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枯竭，固沙的植被枯死。揭帖不在，五行山岂不自行崩溃，那些像孙猴子一样不老实的沙子岂不随风翩翩起舞?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已有236万平方公里荒漠。内蒙古煤炭资源开采不当，北方生态屏障将不复存在，沙漠有可能跳过黄河，逼近太行山，甚至越过燕山，抵达渤海之滨。因此，中国开发煤炭资源，一定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地把握开采的规模和节奏。
2.利用煤炭资源，就要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气体。在一定程度上说，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的生态环境只是局部的问题，那么燃烧煤炭资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就是全球的问题了。一般认为，人类明显的开始影响地球大气成分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正是历次的工业革命使得化石能源具有了重要的工业价值，也使得化石能源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的利用过程，也是向地球的大气层不断大规模的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不断的积累，全球气温也就不断的上升。全球气温的上升，引起了人类的警觉。减排限排不仅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议题，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经济政策，超过一定量的排放是要付费的，原来被认为是可自由所取得免费的大气成为了经济学中所说的稀缺资源了。
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多少，限多少，成了国际政治的争论话题。有的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排放规模过大，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相同的排放义务。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拒签《京都议定书》，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过大，美国即使减排液是无意义的。当然，这是美国不指名的点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中国认为，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已经向大气排放了不少的温室气体，这几百年不断积累的温室气体，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气温变暖。因此，发达国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以美国为例，美国的1881年原煤产量为3824万吨从1881年到2005年，美国共生产原煤623亿吨，年生产量变化幅度不大。从1949年到2005年，美国共消费石油409亿吨，其中1949年到1990年共消费石油273亿吨。中国1949年的原煤产量3200万吨。从1949年到2005年共生产原煤383亿吨(不包括台湾，以下同)，共消费石油约46亿吨。从煤和石油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上来看，美国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至少多一倍。而且，也不能看光看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也要看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均量。既然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大气也是人类共同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享受大气的权利。我国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到4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减排，应该利用其先进的环保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上温室气体减多少限多少的争论，实际上演变为利益争夺问题。
中国政府遵循国际社会认同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方面积极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努力，一方面下大力气做好国内的减排工作。例如，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比十五期间降低20%。事实上，全球气温变暖和二氧化硫过量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表明，以1995年的价格计算，我国200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价值1600多亿元人民币。由于全球气温变暖，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由于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硫，2005年中酸雨区已占国土面积的6.1%，硫沉降强度超过临界负荷的区域已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20%，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二氧化硫超标的环境中。中国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排放任务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研究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老把戏。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概念。不过，研究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也要研究经济增长，这是的经济增长就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因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资本包括了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但近二十来年以来，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明显增强，故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把生态环境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投入要素单独列了出来进行研究。
很明显，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必然要受煤炭资源储量限制，也要受本国矿区生态环境的限制，更要受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的限制。煤炭储量的限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环境承载能力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但从能源供求角度考虑，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一靠内功，二靠外力。所谓内功就是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即所谓的“开源节流”;所谓外力，就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这里主要讲能源利用技术问题。显然，利用先进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是解决化石能源耗竭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这个观点也为大家所熟悉，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先进技术并不是随时都可出现，而且出现了的先进技术不见得会立即投入商业领域，有可能被束之高阁，尘封数年。例如，中国的电煤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大秦铁路现有的年运输量已达三亿吨。那么为什么不在西部煤炭产地发电，变输煤为输电呢?不能说现在没有这个技术，不能说西部已经严重早没水发电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力市场的垄断，部门利益的存在。例如，几年前，云南输往广东的电力终端销售电力的价格每度只有0.3元，广东本地火力发电的价格终端销售价格时每度0.5元，但是广东宁可买本地0.5元的电力，也不愿意买外地0.3元的电力。而且已有的先进技术也可能被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例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中国煤炭工业先进技术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舍弃先进的采煤技术，采用落后的设备，大办小煤矿。出现这一荒唐现象的原因是，大煤矿的国营企业，激励机制僵化，而且国家控制了电煤的价格，电煤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而小煤矿的煤价随行就市，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非常强。因此，技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制度问题。只有遵循市场规律，使企业的利益与技术进步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作者：杨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