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环境论文范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贸易环境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由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国际贸易政策目标的新变化，使得各国应对国际贸易政策的难度加大，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难度加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因此，各国不得不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政策新环境。

第一篇：贸易环境论文范文

贸易环境效应研究综述

摘 要：对贸易影响环境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述评。学术界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途径这一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在贸易影响环境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其效果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分歧。学者们对贸易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做了多方向扩展，尝试改变假定前提以检验三大因素与环境质量间是否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研究表明，除了技术效应存在正向性关系外，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都具不确定性。

关键词：贸易自由；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

引言

环境质量长期以来被视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指标，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环境损害问题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备受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贸易通过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或经济布局对环境造成间接影响（Copeland&Taylor）。但是，涉及贸易环境效应结果等核心问题至今还未达成一致，尤其在有关贸易环境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争论更为激烈，这无疑给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对于中国来说，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至今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在一定理论框架下探索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并据此对贸易与环境政策进行针对性的宏观战略调整，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平稳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现有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梳理国外学者就贸易环境效应研究的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并对理论界主流观点做详细论述，最后是结论。

一、贸易环境效应的理论研究

将贸易与环境结合起来的研究源于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间关系的初步探讨中。David Ricardo认为贸易规模扩大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增加资源需求量和污染排放量，但受资源总量和环境同化能力的制约，可能导致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造成环境损害。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一观点引发了大量学者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持续性讨论。Pethig.Rudiger（1976）、Sieber，Horst（1977）和Gregory.Michael（1991）分别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了污染物排放水平，而生产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单位产值污染排放强度。Grossman 和Krueger（1993）突破了单一因素的约束，开创性地将规模、结构和技术因素同时纳入理论分析中，运用控制变量法对这三大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规模效应具有负向性，生产技术则表现为正效应，而经济结构转变如果是由国家间环境监管差异引起时结构效应才呈现出负效应。之后，Theodore Panayotou（2000）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新提出了收入增长效应、经济结构效应、产品组成效应和法规效应，其中收入增长效应是对规模效应的补充与完善，而经济结构效应和产品组成效应是从空间层面上对结构效应的进一步分解。

（一）贸易环境规模效应的探究

由于实际收入与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两者存在正向关系，进而探讨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转换为研究实际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Grossman & Krueger（1993）和Runge（1994）研究表明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空气质量首先出现恶化，但是一旦国民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空气质量就开始改善。Selden & Song（1994）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采用Simon Kuznets（1955）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之间关系的研究思路，并且假设环境质量、产品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政策法规对收入都具有弹性，发现贸易促进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污染水平明显提高，但到后期出现了降低，实际收入与污染水平呈现出“倒U型”关系。

（二）贸易环境结构效应的讨论

假定一国消费者偏好不变，国家间染排放政策差异是引致产业转移是形成结构效应的唯一因素。Copeland&Taylor（1993，1994）运用了不同于Merrifield（1988）和 Rauscher（1991）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多商品、多国家的南北贸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国家都为小型国家且环境污染是局部的，研究表明：使北方国家“双高”的收入与环境标准使污染性产业相对收缩，减轻了其环境压力，而在南方国家却形成污染藏纳场。Copeland&Taylor（1995）则放松了原南北贸易模型中污染局部性的假设，建立了全球污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国家都采用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体制，认为许可证额度在北方国家的减少量并不能与南方国家的增加量百分百抵消，那么贸易自由化将提升专业化生产均衡下的总体污染水平。而Pethig（1976）、Daly（1993）和Porter（1995）则从国际竞争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认为，世界环境污染的加剧的原因并不是Copeland&Taylor（1995）所提出污染的净效应为负，而是各国维持或增强本国竞争力的附带效应是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出现了“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产生了所谓“陷入低环境”标准效应，从而增加了全球污染物排放总量。

（三）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争论

如何提高生产中的技术水平成为学术界继技术效应正向性讨论之后的新关注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不考虑FDI因素，本国政策法规对促进清洁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政策选择的主张形成了“庇古税原理”和“科思定理”两大阵营。Pigou（1932）依据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负外部性，只要把市场失灵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内化到商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中，确保污染者能够自行研发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来降低污染排放量。而1959年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的开篇就指出庇古对外部性解决有失公平和全面，不赞成庇古的通过政府额外增加课税来对外部性进行干预，并为以非政府干预方式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Coase强调市场制度本身就能解决好环境污染的问题，只要政府在进行外部性干预时明确产权即可。J.H.Dales（1971）成功运用了Coase的思想，首次就提出了运用拍卖污染许可证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污染的设想，之后，F.R.Anderson（1977）借鉴J.H.Dales（1971）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数量配论，认为控制污染成本较低的厂商将其多余的许可证卖给控制污染成本较高的厂商，在有效分配环境资源的同时降低了总体污染排放量，Randolph，M.Lyon（1989）还认为可转让的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TDPs（transferable discharge permits）有助于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

二、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贸易环境效应理论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同时，大量的经验研究利用不同样本对贸易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总效应进行了检验。

（一）贸易环境的规模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规模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Shafik & Bandyopadhyay（1992）对1960—1990年期间的149个国家十种污染物排放量、人均GDP以及相关变量进行线性对数估算，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环境指标随经济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之后，Grossman &Krueger（1993）和Grossman（1994）采用GEMS数据分析后也发现SO2暗物质浓度、空气悬浮颗粒以及水污染物浓度与实际收入水平都呈“抛物线型”，分别在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5 000美元、9 000美元和8 000美元时出现拐点。从空气污染整体水平的角度，Hilton and Levinson（1998）对Octel 、OECD 1972—1992年期间48个国家汽油消费量数据进行分析后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而另外一些学者对之前的观点产生了质疑，Mc-Gillivray（1993）以22个OECD国家12种环境指标为基础，得到了体现环境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但发现该指标的变化具有随机性，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Groot等人（2001）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2—1997年的污染排放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除水污染外，固体废气物、污染气体以人均值衡量时都表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另外，Harbaugh，levinson and Wilson（2002）对Grossman &Krueger（1993）的结论进行敏感性验证时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并非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

（二）贸易环境的结构效应

贸易引致的污染性产业的集中扩张对污染性产品出口国环境造成了破坏。Walter（1973）和Robinson（1988）通过计算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口产品污染程度较进口产品要高出15%以上，且这一时期污染排放量呈大幅度上升趋势。Brown，Deardorff，Stern（1992）利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环境敏感性产品生产地向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转移，而Anderson.K（1992）则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但都发现转入地环境质量明显恶化，Xu（1999）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就环境质量整体而言，Lucas（1992）、Birdsall和Wheeler（1993）认为污染性产业转移有利于全球环境的改善，而这一观点受到了Low，P，a和 A.Yeats.（1992）的强烈反驳，他们采用1967—1968年和1987—1988年间两组世界贸易数据，对美国的钢铁和非铁金属等5个最具污染的行业出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率变化做了研究，发现污染性产业跨区域转移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环境影响结果完全相反，因而净效应不能确定。

（三）贸易环境的技术效应

“庇古税原理”和“科斯定理”在实际环境治理应用中主要形成了以税收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两种制度体系。一派观点认为对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税收制度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方面比排污权制度更为有效。James.W.Martin（1929）对1929美国伊利诺斯州年新颁布的废气税法规做了优势性分析，与1927年的旧法规以及和其他州同类法规的比校，该法规使总体污染气体排放量有所降低。Thomas C.Kinnaman（1994）研究表明美国各州所实施的固体垃圾填埋税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十分有效，且最佳的税率为每吨5美元～10美元。另外，James Boyd（2003）对美国两家公司所在地区分别使用污染排放税法和排污权制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析发现，前者的治污边际成本明显低于后者。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排污权制度更为有效。Oates and Strassmann（1978 and 1984）研究调整公共污染排放结构问题时发现：相比较运用排污税，TDPs更能激励污染排放者降低排放量。Randolph M.Lyon（1990）基于政策激励和直接管制的企业排污行为分析模型，采用了Vivian and Hall（1981）所使用的数据，分析了在两种不同的环境监管方式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排污行为的差异，研究表明使用符合市场运行机制的可转让污染排放许可证比统一的税收制度更有效率。SabruoIkeda（2005）对中国天津纺织染料业、化工业、造纸业和食品加工四大行业20家公司遵循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后的COD和BOD排放量数据分析得出，COD减少率由60%提升到70%，污染排放量得到了明显降低。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总结贸易自由影响环境的相关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在理论层面，一是以Grossman和Krueger（1993）三因素观点为代表的是早期研究认为技术效应的正向性远远大于规模效应带来的负效应，而结构效应影响甚微，一般可不予考虑，二是以Copland（1995）主张的环境跨国界污染为代表的深化阶段摆脱了时间空间锁定，发现较之于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对环境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庇古税原理和科思定理的有效性存在各自的适用范；在经验层面，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而污染性产业的跨区转移不一定使全球污染水平加剧还有可能减缓，另外，在环境治理方面发达国家运用庇古税比科思定理更为有效。

参考文献：

[1] 兰天.贸易与跨国界环境损害[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 Brown，D.K，A.V；Deardorff and R.M.Stern.“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Analytical Issues and a Computational

Assessment.”World Economy，1992，15，pp.11-29.

[3] Birdsall，N and Wheeler，D.“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Latin America：Where Are the Pollution Havens？”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Development，1993，2.

[4] Cavlovic，K.B；Robert.P.B and Kishore，G.A.“Mets-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Studies.”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2000，29/1，pp.32-42.

[5] Copeland，B.R.And Taylor，M.S.“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8，pp.87-755.

作者：兰天 曾树峰

第二篇：浅议新贸易环境下贸易政策的选择

【摘要】 由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国际贸易政策目标的新变化，使得各国应对国际贸易政策的难度加大，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难度加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因此，各国不得不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政策新环境。

【关键词】 新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选择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世界排名第二，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第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百名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容易成为一些国家推销“威胁论”的借口，出口贸易额、贸易顺差世界第一极易出现贸易摩擦。表1为我国2006—2010年贸易摩擦涉及金额。

2009年，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案件金额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共有2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的贸易救济调查116起，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一般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殊保障措施案件7起，另有美国的337调查6起，共涉及金额约127亿美元。面对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政策的四面出击，中国应冷静对待，从贸易政策的角度出发，我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从世界范围考虑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贸易自由化亦为大势所趋，顺应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选择贸易政策是前提。在经济全球化中从世界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国际贸易政策至少有两个：一是用尽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二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1、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世界贸易组织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开放市场，是非歧视和公平竞争，但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自由贸易的“乌托邦”，不是自由贸易的“完美”组织，也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不能自动实现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只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磋商、协商、谈判才能实现自由贸易，这为各成员之间贸易政策的差异性、贸易利益分配的悬殊性提供了空间，也为一些成员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留下了空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干预的自由贸易只是理想状态的自由贸易，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并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也无法实现这种“纯洁”的自由贸易。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坚持自由贸易、倡导自由贸易、发展自由贸易的大前提下，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条生路，不得不给保护贸易留一些缝隙，即允许各成员方实施“暂时性的”、“例外”的保障措施。如2008年秋季以来，就有22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了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另外，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在大前提下是禁止取量限制的，但它同时又留了一手，即允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动用“免除”条款。如条款第12条规定，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时，即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条款第19条规定，当某种产品的大量进口威胁到国内产业或国内生产遭受严重损害时，可以运用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措施。再如，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某些协议的模糊性、歧义性进行贸易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就很难界定“倾销”，很难确定“损害”，极易引起摩擦双方对倾销的幅度、损害的程度产生理解的反差、计算的反差，这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反倾销协议》进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提供了保护贸易的工具。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成员，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员，都是用“两手”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手积极地推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主张，另一手又不失时机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两保”措施。即使在推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时，也选择反倾销、反補贴、技术性、环保性的贸易政策措施。仅就贸易政策、措施运用而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只会一味地走贸易自由化之路，而不善利用“两反两保”及其他保护贸易的措施，那么，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者说不是一个“成熟”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我国要学会恰如其分地、巧妙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安排的贸易政策。

2、运用区域经济一体化选择国际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措施；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政策措施“内外有别”；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双重”标准的贸易政策措施存在；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实施内外差别待遇的贸易政策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在一地理区域内或者区域之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通过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政策措施，实现彼此之间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技术等的自由流动。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外的非成员，或实行各自的贸易政策措施，或实行统一的贸易政策措施，甚至是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政策既是保护成员本国（地区）市场的贸易政策，又是使成员（地区）产业在更大市场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范围内）受到保护的贸易政策，使货物、服务、投资等受保护的空间扩大、放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外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同时可以获得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带来的双重利益。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越大、成员越多，获得的贸易政策利益就越大。我国一方面要建立国与国的双边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要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由自由贸易区向关税同盟，甚至向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

二、从国内范围考虑问题，在对外开放中选择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我国仅从GDP总量看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以世界银行对财富的计算标准看，我国则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若从人均GDP看，我国则是世界排名一百多位的“穷国”，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发展水平尚处在初期阶段的国家，是一个整体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知识生产力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应选择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本国经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选择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这也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顺应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顺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与此同时，对我国的行业和企业要有选择地进行战略性保护。我国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开放型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方向，开放是潮流，开放之势不可逆转，但放任自流的开放、不加任何干预的开放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恰当、适度、有法、有理、有据的贸易保护。

1、行业、企业要善于运用贸易政策保护自己。行业、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不要总处于被动地位，不要总是疲于应诉，而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也应随时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协议、条款，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运用国家颁布的贸易政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贸易不再只是货物、服务的交流，它涉及国际贸易关系的处理，它是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政策手段的运用。同样的货物、同样的服务，由于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手段运用不当，它带来的损失不再仅仅是商业利益大小的损失，它很可能会给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2、提高贸易保护的质量与水平，同时运用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保护贸易。从整体上讲，关税措施的作用在下降，全球关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减让已经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就某些行业、某些产品而言，仍然有一座耸立的关税壁垒，即使在发达国家、在美欧等国家也普遍存在极高的关税，包括关税高峰（tariff peaks），即关税税率超过15%，包括关税累加（tariff escalation），即随加工程度的推进而逐步提高关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为5%，但仍有近300种产品实行关税高峰。发达国家对糖、烟草、棉花等进口征收高达100%以上的关税，欧盟对超过配额部分的香蕉征收132%以上的关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对国内的“敏感产业”实行战略保护，对国内幼稚产业实施保护，关税措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非关税措施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在于：一是使非关税措施法律化，即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范非关税措施，使文件形式的、口头讲话形式的、政策形式的非关税措施全部回归到法律轨道上，使贸易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可执。二是提高法律保护的“门槛”。我国有关产业、产品等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检疫标准等远远低于国外、国际的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已不能起到保护贸易的作用，更起不到保護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出口。低标准的产品出口要么不符合人家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检验检疫标准或被拒之门外，或被就地销毁；要么是低价进入市场遭到反倾销。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摩擦案件增加多与低水平的“国标”有关。提高“国标”并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既是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又是减少或避免企业出口摩擦的贸易政策措施，更是保护人民健康、动植物健康，保护环境的贸易政策措施。

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使贸易政策中的人文关怀元素显得越来越重要，使贸易政策中的社会政策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贸易政策应对“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有威慑力、敬畏感。所谓“三低一高”的出口企业是指那些靠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高物质消耗出口换取外汇的企业。“三低一高”企业出口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既利于外需，又易引起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更是一种失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的贸易政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道德正是以人为本在贸易政策中的体现，这种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对国内出口企业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国外出口来华企业的要求。这一贸易政策是对企业员工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过程、工作待遇等的规定，体现贸易政策对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应体现健康、突出健康，并将健康摆在首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绿色贸易制度、蓝色贸易制度、动植物检验检疫与卫生措施等，其实质是保障人类健康，保障动、植物健康，保障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健康。人类失去了健康，人类社会失去了健康，所谓的经济增长，所谓的GDP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健康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又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突出的话题，贸易政策中不可没有健康政策，不可降低健康的水平与标准。贸易政策中的健康措施只要不滥用，它就可以说是国际贸易中各方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贸易措施，是一种普遍通行的贸易政策。

3、体现贸易政策与措施的标准、规则应与国际标准、规则对接。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虽是一个倡导自由贸易的组织，虽是一个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改变各成员保护贸易的事实，无法保证中国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各成员方的贸易保护更具系统性、法制性、强制性，谁能最好地、更好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保护自己，谁就是大赢家，谁就是国际贸易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我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措施如何尽快、科学地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文本对接是当务之急，如何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免除条款、保障条款等为我所用至关重要，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等应成必修课。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会利用、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缺陷”保护贸易，往往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弱者，往往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处于挨打的地位。从法理上讲，法律没有空子可钻，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个意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协议也没有空子可钻，只要是世界组织的规则、协议、条款，只存在遵守与运用问题，不存在缺陷问题，只遵守不运用，甚至不会运用、不善于运用不是一个出色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是一个强势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因此，我国应有一支既熟悉世界贸易组织文本，又善于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协议、条款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还应该有一批能影响甚至左右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多边谈判的谈判高手、外交高手。

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如影随形，如同一对“双胞胎”。就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本身而言，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惟我所用才是最好的。虽然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之间的争论、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并不影响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并不影响是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亦或是在选择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也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反过来也一样，在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同时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政策才是最好的、最恰当的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1] 马祯：也谈贸易保护主义[J].中国经贸，2010（22）.

[2] 王自力、田明华、李俊：国际贸易的保护性研究[J].北方经贸，2003（4）.

[3] 黄蕾、陈继元、万涛：国际贸易政策分析[M].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4] 华广敏：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我国的应对策略[J].商业时代，2011（7）.

（责任编辑：张琼芳）

作者：黄蕾 刘书慧

第三篇：基于国际经济贸易环境谈我国对外贸易战略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世界经济也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加强对外贸易也是一个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做出的必要决策，基于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我国不仅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特点和发展状况，还要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形式和特点，制定符合我国需求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探究了基于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 环境 对外贸易 战略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快速的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世界经济也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金融、投资和贸易都已经趋向自由化，其中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各个国家参与我国经济贸易的主要途径。我国贸易自由化速度的加快主要是在加入WTO之后，给我国的度外贸易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也受到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影响。那么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也应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不断完善对外贸易战略，促进对外贸易业务的发展，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探究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就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国际贸易的整体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波动较大。国际经济贸易整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成长的速度也在逐渐的加快，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2000年达到了增长的最高点，此时的国际经济贸易总额就达到了64560亿美元，增长率就达到了12.5%，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911”事件的发生严重后果影响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导致世界贸易数额极具下降，比2000年减少了2650亿美元，增长率变为了负值，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随着“911”事件的淡化，世界贸易又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在2004年有达到了一个至高点，世界贸易额达到了92181亿元，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又使得世界贸易发生了巨大的波动，2009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就下降了22.3%，之后世界贸易额又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

(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来越缓慢，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美、日、欧占有重要的地位，约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但是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逐渐变得缓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5%，欧洲为2.2%，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为1.3%;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2.5%，欧洲的晶晶增长率为2%，日本为1.5%。很明显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主体的降级增长速度就变得十分缓慢。像美、欧日等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的起点比较高，世界经济贸易呈现出金融化、空心化、人口老龄化、高福利和需求不足等状况，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但在此时，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正在崛起，例如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35%左右。

(三)多边贸易的发展缓慢。世界经济贸易逐渐向自由化的趋势发展，但是以往的贸易形势都是存在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政策，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在不断的加剧，新兴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样也使得多边贸易谈判出现了很多问题。虽然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很缓慢，但是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还在发展，世界贸易组织也在不断的协调各国的立场，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区域经济组织，那么在亚洲像这样的区域经济组织有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欧盟、还有南部非洲共同体，并且数量也在逐年的增加，合作的方式和深度也在不断的扩展。

(四)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较为迅猛。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纪就是年代，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率就为7%，而商品贸易的增长率仅仅为5.9%，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服务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了9.5%，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贸易的体制也在不断的改革，贸易形式越来越自由化，对外贸易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贸易战略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和完善。在1990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性结合的对外贸易战略，但是在1994年，由于“大经贸”战略的提出，更加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业务的发展，“大经贸”战略指的就是商品贸易与劳务、资金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对外贸易战略。我国在加入了WTO之后，对外贸易业务发展更加迅速，并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渐适合发展的综合战略，以及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和调节的贸易策略。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那么在201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就达到了36000亿美元左右，在世界中居于第二的位置，仅仅次于美国，其中出口总额居于世界第一位，进口总额居于世界第二位，同比增长了22.5%，显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对外贸易的大国。因此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在国际经济贸易的新形势下，就应该结合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以及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制定出符合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趋势，符合我国国情等实际情况的对外贸易战略，将我国的对外贸易推向自由化、全球化的阶段，从而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水平，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一)增加对进口业务的重视程度。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进口贸易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方法，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进口不仅能够满足我国市场的需求，还能够不断的促进企业的技术水平，对于出口业务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增强对进口业务的重视程度。加强对进口业务的重视程度，就要不断的扩大进口业务，并且调节进口的结构，采用先进的技术，完善政策、设备和各种部件，应特别重视我国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进口资源的多元化，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调整出口贸易的方式和贸易结构。出口贸易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导向，改革开放之后，出口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的出口贸易业务一直是以规模取胜的，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并且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也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出口的市场比较单一，因此市场竞争力就较差。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再结合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我国应该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和方式，改变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改造和完善重要出口部门的技术，从而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从以数量增加为主向以质量为主的方向转变，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给予一定的税收倾斜，不断加强我国对外贸易的技术水平。

(三)将比较优势逐渐转变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那些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比较优势谋取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比较优势就是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出口产业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与国内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的密切，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这样就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正在不断的推动者市场结构的转变，使得原有的粗矿型增长方式逐渐转变为技术含量和竞争力较高的方式，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顺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近年来，我国已经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发展，那么在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甚至成为了劣势，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必须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从而将比较优势转变为有利的竞争优势，具体的措施主要有：扩大出口贸易、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调整对外贸易的产业结构、占据对外贸易的优势和制高点、不断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策略，进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

(四)发展双边、多变等贸易。我国贸易合作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和俄罗斯，但是近几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以及发展中国家不断兴起，中国的合作伙伴也逐渐发展为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韩国等，尤其是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使得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再依靠于发达国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诉，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我国也要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国对外贸易要掌握世界贸易发展的整体方向，不断推进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逐渐开阔出广阔的国际市场，并且及时的推进贸易与投资的结合，多参加国际谈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际贸易的风险，大大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业务法发展，存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玉荣. 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 发展研究，2013，01：19-23.

[2]董涛. 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研究[J]. 青年文学家，2013，10：209-210.

[3]邱王锦.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J]. 中国投资，2013，S2：20+15.

[4]王宾. 论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J]. 中国商贸，2012，12：219-220.

[5]陈凌. 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下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 商业时代，2013，09：62-63.

作者：廖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