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环境法论文范文
从日本环境法理念的转变看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
摘 要：随着1990年代日本环境法理念真正从“产业优先”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日本已成功地从“公害列岛”跻身为“公害防治先进国”。我国应在借鉴日本环境法理念转变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于我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环境法理念;产业优先;可持续发展
第一代环境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在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第一代环境法经历了从传统侵权法的规则到保护法、污染治理法的发展、以整体保护和强化保护为目的的框架立法或程序的发展、宪法保护环境的立法以及公民基本环境权的确认等几个发展阶段①。与第一代环境法强调命令控制式管理制度不同，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必须以基本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即环境法的理念作为其法理基础。
由于环境法的理念是环境立法、司法的思想或观念的出发点，是环境法的思想体系，因此，第二代环境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环境法的理念。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的实践中，与我国有着因经济发展而严重污染环境类似经历的日本，抛弃其自明治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产业优先”理念，自1990年代开始向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并成功地从“污染先进国”跻身为“公害防治先进国”。为汲取日本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失败教训，避免重蹈日本之覆辙，探讨日本环境法理念转变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第二代环境法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环境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根深蒂固的“产业优先”理念
根据日本公害环境法的立法•判例与学说的发展状况、国家或自治体对环境问题的政策以及市民参与环境保全运动等要素，日本公害环境法制的历史发展过程，通常被分为萌芽期、形成与发展期、停滞期以及完善期等四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里，日本环境法长期坚持与贯彻了“产业优先”的环境法理念。
1.萌芽期(19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环境公害问题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的“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政策下的近代矿工业的勃兴期。特别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伴随着日本重工业、化工业等的加速发展，大都市煤烟大气污染或者因化工厂排污引发的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扩展开来。但是，在“发展生产”、“振兴工业”的经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并不注重环境保护;在对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形成了“产业优先”的环境法理念。因此，对于明治时期所发生的公害环境问题，日本政府通常采取了压制环境公害的居民运动，或者介入受害人与加害企业间有关补偿纠纷之中，通过强行要求受害人接受企业的微乎其微的补偿而放弃将来的权利等行政手段来解决。在环境立法上，这一时期，并没有形成应对严重环境问题的环境法体系。
此后，因二战失败而遭受到严重打击的日本工业，在战后显示出其复兴的发展态势。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生产战争特需用品为契机，日本经济得到急速复兴。但与此同时，这种急剧的经济发展却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公害事件也在各地频繁发生。这些环境问题的存在，反映了战后的日本，依然存在“产业优先”思想、不断推行以“产业优先”思想为基础的环境政策、没有建立公害环境法等社会问题[1](P9-11)。
2.形成与发展期(1950年代后半期至1970年代前半期)。此时期日本公害环境问题呈日趋加重的态势。
首先，1950年代后半期至1960年代中期，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前期，由于以下原因：(1)企业忽视环境保护投入;(2)资源浪费型、环境破坏型的国家产业结构的形成;(3)人口增长、产业密集;(4)消费生活方式盲目而急速地普及;(5)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缺乏公害防治对策，日本环境问题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环境被害的程度上，都比前一时期严峻。为应对这些环境问题，日本于1958年制定了《关于公共用水域的水质保全法律》、《关于工厂排水等规制的法律》，1962年制定了《煤烟排放规制法》等。但是，前期的公害环境法制仍存在“对症疗法”和“产业优先”的缺陷。即在环境法制中，融合了经济成长因素。如《水质保全法》第1条规定了水质保全与“产业的相互协调”目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水质二法”并没有真正发挥公害法的作用，其结果是水质污染现象不断加重。
其次，在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前半期，日本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后期。这一时期，严重的公害灾害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以致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公害事件”。但是，在“产业优先”思想指导下，日本政府规制公害问题的政策迟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公害问题深刻化、公害反对运动高涨和地方自治体参与等因素影响下，《公害对策基本法》虽然于1967年8月得以通过实施，但是，由于该法依然固守“产业优先”原则，将防止公害所保护的法益，区分为人的健康与生活环境，使该法存在致命的缺陷。正因如此，即使是在《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后，日本的公害问题仍呈现不断恶化的态势。为克服这些缺陷，日本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开始从形式上、内容上对公害法进行完善。在1970年的“公害国会”上，日本制定和修改了14部与公害相关的法律。
这一时期，对于环境纠纷问题，日本市民通常倾向于选择行政手段来解决。但是，在“产业优先”的环境法理念下，行政机关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第一”，并未将救济受害人、抑制公害作为其首要目的。至“四大公害”事件发生，日本公害受害者，开始利用法院维护自己的权利[2](P54-58)。
3.停滞期(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此时期日本环境法的立法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现象。
为应对尚未完全解决的和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继续沿用从前在“产业优先”环境立法理念指导下的公害环境法，已不能充分解决这一时期新的环境问题。因此，完善与发展环境法以妥善处理新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必要。但是，由于石油危机，经济成长处入停滞时期的日本，再度重视经济成长的思想不断加强。因此，日本公害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制的展开，并没有朝完善的方向发展，反而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公害、环境政策又陷入了停滞乃至后退的时期[3](P6)。首先，环境基准出现缓和趋势。其次，1988年实施《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时，对《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的第一种指定地域(大气污染地域)的全面解除，减轻了企业的责任，不利于受害人的救济②。再次，针对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前防止环境破坏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课题，日本中央公害对策审议会的环境影响评价小委员会，虽然提出了法案，但由于遭到经济界和有关开发部门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通过。从上述日本环境法制的动向来看，日本公害法制并没有发挥其消除公害的机能，反而成为容许公害存在的法律。
在环境法制出现倒退的状态下，自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各地关于损害赔偿请求和侵害排除请求诉讼，此起彼伏。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法院多承认了被害者的请求。但是，自1975年以后，在日本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对侵害排除请求权进行限制的判例。如在请求排除新干线噪音振动的新干线诉讼中，法院全面否定了原告侵害排除请求权。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
1.《环境基本法》的制定。进入198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超出国境、臭氧层的破坏、地球温暖化等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等。为适应环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环境法制开始走出了停滞、倒退时期的困境，进入到环境法制的完善期。其中最具有意义的立法活动，是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环境基本法》的制定，使日本的环境法制以及环境政策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途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标志着新的环境基本法体系的形成。第一，在《环境基本法》中明确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理念。第二，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具有法定计划性质的环境基本计划成为日本环境基本法制的中心。第三，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具有环境保护的义务。第四，导入了政府制定环境保护的基本计划、采用经济手段等措施③。第五，明确规定了关于地球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协助措施。
2.环境法理念的转变与侵权民事责任的动向。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围绕大气污染的公害诉讼，出现了新的动向。首先，千叶诉讼判决以后，裁判所作出承认企业责任的判决，这一判决已成为今后类似诉讼的模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被告企业除支付损害赔偿金以救济被害者外，同时还支付“解决金”以作为对污染地域的环境再生费用。这对环境保护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因自动车排放尾气产生大气污染方面，西淀川第二次至第四次诉讼，以及川崎第二次至第四次诉讼，在承认自动车排放的尾气与健康被害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承认了国家和阪神高速道路公团的责任。2000年1月31日，尼崎大气污染公害诉讼和名古屋南部诉讼，承认了柴油机排出的微粒子与健康被害的因果关系，并承认了原告的停止侵害行为请求权，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同时，国家、公团与原告达成和解的诉讼，也呈上升趋势。可见，这一时期，通过裁判、行政等一系列活动，日本不仅克服了公害问题，而且为向新的环境问题挑战作好了准备。
二、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必须从基本理念的转变开始
日本环境法理念从“产业优先”向“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第二代环境法发展的趋势。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首先必须从环境法基本理念的转变入手。
(一)环境法理念是决定环境政策的核心
在日本战前乃至战后的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里，日本的公害环境政策，一直未能摆脱明治时期以来所确立的“产业优先”思想，其结果是，日本公害环境规制不仅没有发挥其抑制和防止公害发生的功能，相反，却成为容许公害现象不断恶化的法律，这也是日本成为“公害列岛”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环境问题国际化以及保护环境的国际化运动的展开，自1990年开始，日本环境法制理念经过调整后，环境法制走出了从前的“产业优先”思想左右的停滞、倒退时期的困境，进入到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时期。
日本《环境基本法》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日本经济发展与环境保全关系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其一，从对抗到合作。在“产业优先”的环境法理念下，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的环境政策，以致使企业与居民处于对抗关系之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正确确立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责任以及保护环境的基本措施，使企业与居民在环境保护上的合作成为可能。其二，从利益的抑制到利益的均衡。为有效抑制“产业优先”理念之下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的频繁发生，广大受害人最终选择了追究加害企业的民事责任，实现救济受害人目的的途径。但是，这种通过对加害企业利益的予以抑制的救济措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不利于环境保护。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明确了有计划地推进环境保护措施，通过协调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民间的环境保护责任，特别是税金制度、补助金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经济手段的采用，均衡了环境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实现了事前抑制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发生，最终达到了环境保护之目的。其三，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扩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下，日本将环境保护措施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如《环境基本法》第23条、24条、26条等均明确规定了为实现环境保护之目的，国家应推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促进降低环境负荷的制造、加工、销售事业活动，发动民间团体展开绿化活动以及能源再生的回收活动等，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到消费领域，有利于真正实现环境保护之目的。这样，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日本也真正摆脱了“公害先进国”困境而步入了“公害防治先进国”。
就我国当前的实际而言，一方面，尽管我国在制定环境法的时候，把保护人群健康放在第一位，而把保障经济发展放在第二位，但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经济优先”原则[4](P148-149);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环境法律的目的条款中均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表述，所以环境执法人员在实践中一旦遇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情况，其做出经济发展优先的选择，也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在此情况下，环境法律就丧失了保护环境利益之功效。有鉴于此，我国制定有关环境政策时，应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才有利于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解决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和冲击。
(二)我国第二代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应彻底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就开始探讨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特别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5年11月28日印发的《“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立法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制定国家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国家环境政策法》，构建生态保护、核安全法律框架，完善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因此，在我国当前探讨修改《环境保护法》之际，必须首先在立法目的上彻底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立法是科学，是社会资源与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杠杆。” [5](P91-102)在一系列立法的过程中，目的的设定是最为重要的，它是立法者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在成文法上做出的表现和反映，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则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的[6](P12)。环境基本法功能的实现，必须要求有能够促使功能实现的立法目的。对我国环境基本法而言，其形式上的目的就是要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动机上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衡平世代间人类在既得利益与长期发展和繁衍上的相互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我国第二代环境法的立法中，必须明确环境立法的目的。环境立法的目的决定着整个环境法的指导思想和调整对象，也决定着环境法的使用效能。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虽然在第1条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法的任务和目的，但是，实质上这种立法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有“人本主义的——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和地球生物圈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传统法律伦理观”所左右之嫌。即环境立法在立法者的理念里只是作为促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方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浅层的环境主义[6](P292)。应该说，这一立法目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目的，并没有揭露出环境基本法应该具有的深层次的动机上的目的，更谈不到体现所谓的“现代环境价值观”，直接影响着环境基本法的功能。正因为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法律伦理观”理念的指导，导致我国在实践中通常只注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以致于我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和冲击不断加大，乃至环境负荷达到极限。故其修改应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在树立生态利益优先的理念基础上，把握住环境基本法所应具有的形式上的目的和动机上的目的。因此，以日本环境法理念转变的经验为鉴，从立法目的上贯彻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仍然是我国第二代环境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三)环境法理念也是影响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1990年代以前，日本私法救济公害被害的法制理论，通常追随国家行政政策，受“产业优先”、“经济调和”等思想影响较深。特别是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日本判例拘泥于“产业优先”理念指导下的环境行政政策，“忍受限度论”、“回避可能性”、“相当因果关系”、“利益衡量”等理论，由于忽视环境侵权行为特征，极为注重加害行为的公共性、社会性、地域性、先住关系等因素，而置受害人利益于不顾，不承认对诸如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大规模环境侵权行为的侵害排除责任，以致于助长了环境侵权行为现象，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自进入1970年代后，日本公害裁判中请求对继续发生的公害被害予以停止和防止该行为发生的诉讼——侵害排除诉讼，呈增加趋势。这些诉讼在“四大公害”诉讼明确了加害企业的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对策。最初，日本下级审法院还出现了承认对公共事业、大规模的设施的排除侵害请求的诉讼判决，但是，自1975年后期开始，判例上出现了限制承认侵害排除请求的判决。这实际上仍是“产业优先”思想左右的结果。自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确立了新的环境法理念以来，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理念越来越影响着私法救济公害被害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在日本学者的努力下，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理论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在司法实务中，自2000年1月31日神户地方法院作出了承认受害人以抽象不作为为内容的排除侵害请求权以后，与曾在请求停止行为的民事诉讼中追随行政政策的倾向相反，法院越来越显示出司法忠实依照法律价值进行判决的司法态度。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第五章是关于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其中，第35条至40条关于罚款、责令停业、关闭等行政责任方式的规定，为有效制止环境污染、环境破坏行为提供了有力保障。尽管第41条也对当事人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授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环境纠纷的行政职权，但对其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具体程序、处理方法、处理行为的性质及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民法通则》关于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算定规则、损害赔偿数额算定中应斟酌的因素、算定方法等具体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后的环境纠纷的再纠纷的产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救济环境受害人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贯注重发挥行政责任的惩罚、抑制功能，而忽视了结合环境侵权行为的特点，采取修正、发展民法理论以救济受害人的途径，完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因而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妥善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既助长了污染企业继续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又导致受害人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加害人民事责任极为困难。这正是我国环境恶化的症结所在。因此，笔者认为，真正落实“可持续发展”环境法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兼顾行政责任功能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发挥，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日]阿部泰隆，淡路刚久.环境法[M].东京：有斐阁，1995.
[2] [日]森岛昭夫，淡路刚久.公害环境判例百选[Z].东京：有斐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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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汉华.变法模式与中国立法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0,(1).
[6]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KH*4/5D]
注释：
①Houck, O. A. Tales from a troubled marriage: Science and law in environmental policy[J].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2003(Winter).转引自王圣礼：《刍议理想的第三代环境管理策略》，载《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9期，第86-88页。
② 指定地域的解除，则意味着今后将不再对新的大气污染公害患者进行认定。
③ 这类措施有：征收能源税、环境税等税金制度，以及补助金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deology of Japan and
Development of “Second Gen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in China
LUO L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Key words:ideology of environmental law; industry prio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周振新)
作者：罗 丽
第二篇：环境法建构的“浅层环境法学”
摘要：鉴于环境法研究存在广义的困境，分析环境法建构的“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原因，特别是对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论在环境法建构中的得失进行剖析，指出“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是从生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等非法学视角出发进行的环境法研究，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环境法建构中要对此方法论进行扬长避短，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
关键词：环境法；“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伦理；环境
文献标志码：A
生态文明背景下，推进环境法发展和繁荣是时代所需。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的构建及其基础理论尚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广义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有其方法论原因。环境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源于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随着环境法研究的深入，问题越来越严重，研究者的分化和学术观点差异越明显。笔者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和深层两大类，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厘清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在构建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指出环境法建构中应當对其进行扬长避短，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
一、问题的源起：环境法建构的现状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广义层面上。广义的环境法主要是指一切涉及环境因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是包含以环境为介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并非一个部门法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环境法的名称呈现多样化、环境法的定义呈现多样化、环境法体系内容呈现多样化等方面。这种广义层面使得在实践中独立的环境法部门在理论上一直难以独立，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部门法自恰性难以形成。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本应是相互独立、平行并列的关系。但由于环境法最早是从传统法律部门发展而来，在力争“解脱”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与传统法律部门难以割舍的“粘连”，突出表现在存在一些介于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交叉性”法律规范。第二，部门法特质欠缺。广义的环境法太过庞杂，很难总结、归纳出可共同适用的指导思想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原则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法理论的杂乱与脱节。第三，部门法调整对象不明确。广义的环境法所调整的环境法律关系也是广义的，不是与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关系平行并列的一个概念，不像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同质和单一的，而是与环境有关的各类法律关系的总和。比如《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中很多设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法律关系的内容，从调整对象属性看应该归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实际上却纳入环境法领域。循此分析，广义环境法困境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环境法学面临“分散瓦解”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将使法律失去应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能力。最直接的表现为，体现环境法本质内容（以下简称特质）的生态利益——这种新的亟需法律调整的利益形态（即使能得到部分调整也是不完整的规制），既不能为传统法律部门所调整，如果又出现“环境法学危机”，将得不到法律的规制。因此，实践和法律的发展都迫切要求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二）方法论问题
从法学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广义环境法的形成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环境法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有：第一，从属性上看，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往往强调采用环境科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方法。因此，环境法常被当作“新综合法”来解读，这种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综合性角度研究环境法的内容一旦被统统纳入环境法范畴，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杂化。第二，从导向看，环境法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从环境法起源和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环境法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普遍现象。这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大多以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然而环境问题本身复杂多面、涉及极广，如果不加以深度分析甄别，几乎可以为所有法学部门所涉及，从而造成一直停留于广义层面的环境法研究。第三，从方法论看，环境法学以传统法学方法论为切入点。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包括环境要素的多元性、结构的复杂性、状态的多样性、联系的复杂性、运动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等，这些特征显著区别于传统法学理论。而早期的环境法研究却恰恰是从传统法学方法入手，将环境法律关系局限于私人利益之间，比如环境侵害只针对私人人身或财产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而并未考虑环境利益损害的问题。
综上所述，欲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有必要对环境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反思。关于运用现有环境法学方法论探讨环境法的研究，王明远提出了“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之分，所谓“浅层环境法学”是指环境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下的“目的—手段型”“环境问题—法律对策型”环境法学，而“深层环境法学”则是指法学，特别是大陆法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ARI模型和路径下的“一体、多维”环境法学[1]。因此，笔者拟借用此提法，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方法论本文中的“浅层环境法学”指非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深层环境法学”指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厘清非法学视角理论工具在识别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主要指从非法学视角研究环境法的方法理论。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和环境问题导向性，使得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与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环境问题的发展演变相互交织融合。非法学学科已经深深影响环境法学的研究，特别是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视角，渐次形成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盖因影响环境法研究的非法学视角理论相当广泛，因此本文仅选择与其联系最紧密之理论——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论进行探讨，以达“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二、“浅层环境法学”的生态
伦理价值观
（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概述
环境问题的恶化和生态运动的兴起加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人们不仅从制度、社会、技术等各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更从思想层面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和研究也不断活跃，环境伦理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环境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敬畏生命观）、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环境伦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在对人本主义哲学观深刻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了深层生态学与生物中心主义、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动物权利论、地球生命体假说、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有限主义论、关于环境伦理的行动规范[2]。以上述思想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发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认为，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也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3]。环境伦理思想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权利主体和伦理共同體的范围应当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土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3]，主张尊重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地位，给予它们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尊重和赋予其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整合几十年的环境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所编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如下定义：“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思想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的合理成分，没有将环境利益和人类利益简单对立起来，所追求的是既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无自然”的倾向，又克服非人类中心主义“纯自然主义”的沼泽。伴随着生态伦理观的发展演进，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逐步扩大，由最初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逐步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环境伦理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思潮逐渐为社会所共识，对传统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法学理论思想产生了冲击和挑战，在一定阶段有力推动了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环境法的快速发展，并对环境立法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当代环境法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总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保护自然资源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为目的阶段——以保护人类自身利益而保护环境的阶段——以人类世代间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保护环境的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环境伦理价值观的演进深刻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追求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自然内在价值”等环境伦理思想理论在当前学界颇为流行，影响着人们有关环境法价值目标的认识，并继而影响到环境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4]。
（二）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功效
环境伦理思想是在融合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讨论人类对环境的责任问题、代际权利、动物权利、自然物权利、贫穷与环境、科技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等内容，而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正义等学术思想则是环境立法的主要理论渊源。从应然到实然、从道德到法律，从生态伦理价值观能否直接上升到法律？在法学界还存有争议，尚需严密论证[5]，由于此内容并非本文重点，在此不详细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态伦理价值观指出了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缺陷、环境权利或利益保护的缺失等等，对法学理论特别是环境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的形成，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各国在这种新型环境法价值理念指导下，对环境立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
第一，对传统环境法的批判。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主要是指试图通过改造和变通传统法律部门理论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称。传统法学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奠定深厚基础，随着环境问题和环境法治日益凸显，传统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探讨新型的环境法律问题，分别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程序法等角度来研究“环境法学”，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可以综合利用传统法所具有的各种手段和功能，显现出极大的后发优势和综合色彩，但由于传统法律在理念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通过保护人的利益来间接反射至环境利益，在法律关系规制上也局限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范畴，因此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带有天生的局限性。比如在行政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考虑生态利益的公共性、环境问题和科技的不确定性、公众参与性等因素，单靠公力救济已经难以完成，还需要私力救济、社会治理等多元参与；在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民法仅限于保护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于自然价值、环境权利、生态利益（环境品质）等新的法律权益保护需求却“无能为力”；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与民法相类似，刑法保护的法益仍仅限于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一部分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对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整体性保护则缺乏考虑等等。
第二，指引环境法立法目的确立。除了传统法律理论为环境法提供基础和滋养外，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形成注入了新元素。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带给人们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重大变化。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关系和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使人类的价值关怀由人类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环境法律的立法目的也由污染防治向环境保护再向生态整体性保护不断调整转变。环境法源于环境保护，而其立法目的在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演进中得以上升，以保护代际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立法目的使得环境法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律部门。这种新取向赋予了环境法新的不同于传统法律的使命和任务，致力于协调环境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固有价值之间的矛盾，建构具有新型利益依托的环境法体系。
第三，指导环境法律制度建设。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传统法律制度在应对上越来越显示出不足，即使穷尽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手段，但终因生态利益保护缺失、环境权利缺失等原因使得环境保护难以周全。对于这种社会新问题，单靠传统法理论和救济手段已经难以维续，在坚持继承和改造的同时，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首先要以思想理念创新为先导。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要求，比如原来法律制度和理论中所完全没有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风险预防原则等等，这些创新从根本上讲源于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创新。因此，真正指导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恰恰不是传统法律思想，而是蕴含生态价值、生态权利的生态伦理观。
（三）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从逻辑上分析，生态伦理价值观要作为环境法理论的构建工具，那么至少应该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是借此工具，使环境法得以与其他法律部门划清领域；二是借此工具，能够划定环境法所调整内容；三是借此工具，环境法的规定和适用得以分析掌握。对于第二个条件，环境法调整内容与环境法所欲处理对象息息相关，所处理对象本身在环境法律之外，并不由法律目的所决定，而主要由环境的范围和种类所决定，故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不大。那么，以下就从另外两个条件，来检讨生态伦理观在构建环境法理论上的得失。
第一，生态伦理价值观尚不能划定环境法的领域。“在环境法的终极目标方面，笔者认为现代环境立法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在环境法的目的理念已经经历了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又扩大到现代利益的阶段后，在树立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2]可见，生态伦理价值观主要在于建构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以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为任务和目标（以下将两者并称为“环境和自然权”），给环境法划出了相对固定领域：保护“环境和自然权”。而此领域是否独立，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是否独立于传统法律保护内容。目前对环境和环境权的认识尚未形成统一，对其认识也随着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法学研究深入而可能呈现动态变化。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的一部分，那么环境法也无独立于传统法律之必要，通过民法中侵权法理论之发展、行政法中国家干预手段保护、刑法中法益理论发展等传统法律的发展完善，将“环境和自然权”分解融入相应部门法，即可实现对环境保护之目的。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之外应对环境问题而新增的权益类型，那么“环境和自然权”在传统法律看来，就是一个新的“品种”，由于其主体和内容（公共性）的特殊属性，尚难为传统法律权利所包含。环境法基于独特的调整理念和独立的调整领域形成自身独立范畴。而环境法的建构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的是其具体建构直至形成内部和谐统一的体系，显然并不能由“生态伦理价值观”深入细分和逻辑推理而出。综上所述，环境法是否形成独立体系，关键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的界定，而并非直接受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决定。
第二，生态伦理价值觀与环境法适用。生态伦理价值观是否作为环境法适用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生态伦理价值观思想能否转化为法律，或是在实践中有无可行性；另一方面，环境法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特别是在遇到争议问题时，是否以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法理依据进行适用。对于生态伦理价值观与法律实践性问题而言，一些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有关动物权利、自然权利等，由于缺乏法律价值和利益分析的正当性，在现实往往不具有可行性，很难为法律实践所接受。就生态伦理价值观与环境法规定适用问题而言，从环境法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对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立法内容看，环境法仍然以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并不以生态整体性保护等生态伦理价值观为“一元”取向，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纠纷，仍然需要在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价值权衡中进行取舍。从环境法适用看，主要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者。法律有明文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适用，与是否属于“环境和自然权”并无关系，单纯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如果涉及同时适用两个法律，那么根据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来定即可。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且适用相关“权利”者。对于明确规定适用“环境和自然权”相关权利如《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的，如前所述直接适用；但对于泛指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如《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64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并未明确规定侵犯“环境和自然权”的，其具体适用范围则有赖于法律解释，且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此种责任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责任。可见，在此环节的适用也不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发生直接关系。三是法律无明文规定者。在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某一具体事件，应该适用环境法或其它法律规范，本身也是属于法律适用解释问题，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部分内容是从义务角度考虑法律规制，而没有直接规定“环境和自然权”等权利保护问题，因此很难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理念直接对具体事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价值判断。此外，对于环境法原则、期间、时效、标准等技术性规定，由于原则性规定具有开放性特点、技术性规定具有中立色彩，也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并不必然发生联系。
综上，生态伦理价值观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但对环境法适用并必然产生关系，环境法具体建构还有赖于环境本身属性、环境利益、环境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环境法律关系。
三、“浅层环境法学”的环境论
（一）环境论及其功效概述
“环境”作为环境法的处理对象，对于环境法的构建意义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上，很多环境法教科书都是采用“环境问题、环境立法目的、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法律责任、分论”之类的结构框架。在立法实践上，很多环境法规都按照环境要素的不同展开立法。但到目前，环境仍然是环境法上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环境法学者陈慈阳认为：“环境法，简言之，系作为规范环境之法规整体。这就是说，将‘环境’视为一法规范所欲保护之对象。所以环境保护正是此一法规范存在之目的。然而所谓‘环境’与‘环境保护’等用语，虽是吾人日常生活上所惯常使用之概念，但其本身并非为一具体，且事实上存在之实体之描述，毋宁是极具抽象，且内容有待填补之概念，因此亦常造成人云殊异之现象，甚至于现行法规当中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亦时常表现出各种不同之意涵。因此倘若吾人对于‘环境’的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掌握，则无论在法规范制定上或法理论建构上，抑或相关问题的逻辑思考上，皆有可能无法契合所欲解决环境问题之本质。或甚至是存在于环境保护本身间质冲突；再者，若不清楚地对环境法意义下的环境概念划定界限来为理解，则环境概念已涵盖所有一般人可能理解的概念范畴，此時所谓环境法是否仍能成为学术独立之法域则不无疑问。”[6]可见，环境概念之明确对于环境法构建意义重大，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必须进行法律逻辑的演绎和思考，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的异同。关于环境的概念，中国法律已经作了专门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的概念，法律尚未作出规定。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辞海》对其定义为：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可见，环境比自然资源范围要广，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环境中有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关于生态的概念，根据资料查询，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一般认为，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主要强调生物（包括人）及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整体性互动性的概念，而环境不包括人，是围绕人为中心的一切事物。可见，生态与环境两者在阐述的角度和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环境”“自然资源”“生态”三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内容，又有差异。就单个概念来看，虽然法律对“环境”概念作了界定，但这种界定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但怎么判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大范围或程度，有什么标准，在认定上非常抽象，令人难以把握。特别是这种定义如何与民法上的“物”相区别？仍然是法学研究的难点问题。
第二，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的异同。二者在理解上容易产生交叉，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形态方面，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具有一致性。环境包括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大部分还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这与民法上的物并无区别，很多环境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二是“可支配性”一直被法学研究者视为民法上“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可支配性方面，一些环境要素与民法上的“物”并不具有区分性。比如环境中的“矿藏、森林、野生生物”等自然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具有民法上“物”的可支配特性，它们是环境法和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三是物的特定化是民法上物的重要特征，是法律主体支配和控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特定化方面，有些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等经特定化同样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 综上，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其关系可以表示为图2。
（二）环境论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第一，环境本身所生之局限——环境科学视野。当前环境法中的环境直接来源于环境科学的定义，这样直接援用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对环境的科学认识。但是众所周知，环境科学与法学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范式、理念、思路、方法等等必然大相径庭，这种未予以法律语境考虑的直接援用必然存在水土不服。首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中的环境概念存在一定的混用，相较于生态学中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显然缺乏整体性的内涵，因此反映在环境法上，往往多倾向于规定单一环境要素的保护而缺少对生态整体性保护的意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法都是按照不同环境要素诸如大气、水、土壤、森林、农业、渔业、海洋等进行的分别立法，使得环境整体性被“肢解”。其次，不同学科之间的环境概念的差异又成为环境法中环境概念冲突的原因，使得法律在阐述地质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景观等概念时不是互相协调而是发生内在相互冲突和矛盾，凸显对于环境法体系构建的局限性。
第二，“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如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重合，如果单从环境要素出发来判断是适用民法还是环境法，或者说具体内容归属民法还是环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源头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使得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在区分上“藕断丝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难免造成法律认定和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环境概念并不区分其所承载的经济价值、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使其性质界定模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过分夸大和片面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他如生态等价值。环境概念的“包揽”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必然影响对环境法客体的认识以及环境法体系的判断。具体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既包含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关系、使用权关系等传统民法法律关系，也包含环境权关系、生态行政管理关系等传统法律关系不能攘括的法律关系内容。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使得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难舍难分，无法担当建构环境法的重任。
第三，环境无法涵盖环境法研究范围。传统环境法教科书大多以环境各要素为内容来编排环境法篇章结构。然而随着以行为为内容的循环经济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立法的出现，环境法体系已经大大超越了环境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这种情势下以环境构建环境法体系的环境法学研究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环境法的发展形势。从客观看，环境作为一个静态概念根本无法关注和涵盖环境行为的法律调控，如果还仅以环境构建环境法必然难以自圆其说。如何寻找能够充分适应环境法发展需求的法学理论工具，是环境法发展的新课题[78]。
四、结语
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与环境法体系看，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划出了相对独自的研究領域，但对于环境法具体适用、个案事实判断并无太大助益，因此生态伦理价值观在环境法体系构建上主要是法律目的论上的意义。环境是环境法的核心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模糊性和广义性，在深入环境法理论问题时则凸显不适应性，表达不出环境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无法诠释环境法律行为，更谈不上对环境法生态性、社会性、风险性等特点的体现，这些都表明了环境在环境法建构上不足和乏力。
不管是生态伦理观之于环境法的价值宣示，还是环境之于环境法的内容支撑，这种基于生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等非法学视角的研究在环境法建构上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浅层环境法学的解读和反思，科学理性认识和看待浅层环境法学在环境法构建中的功效和局限，以对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进行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其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同时，认识到非法学视角环境法研究的局限，在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环境法学有必要回归法学研究的立场，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和挖掘环境法的本质特征，建构符合环境法特质的环境法体系，使环境法真正调整其所应调整的内容，使得广义环境法“回归”符合环境法特质要求的狭义环境法研究。
参考文献：
[1][WB]佚名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EB/OL]（20140623） [20150819] http：//erelawtsinghuaeducn/news_viewasp？newsid=1226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6]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7]竺效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3）：46
[8]张梓太，郭少青结构性陷阱：中国环境法不能承受之重——兼仪我国环境法的修改[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2）：4148
作者：陈志荣
第三篇：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
摘要：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不是环境本身，而是环境带给人类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非物质性公共利益，其包括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简称生态利益）两类。环境利益是环境法正当性的基础，是推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一切环境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都不能脱离环境利益这一基本范畴，否则就会产生法律对环境保护的泛化和虚化。
关键词：环境法 ； 保护对象；环境利益 ； 利益衡平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环境法作为保护环境的专门法律，在对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纵观中国30多年来环境法的研究和发展，发现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随着环境法理论的推陈出新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问题却有增无减。不得不承认，目前环境法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片虚假繁荣之中，一些环境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构建只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不能真正起到扼制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作用。其中“生态中心主义”可以说是倍受环境法学界关注的理论创新，该理论反对仅以人为尺度判断自然的价值，主张对所有的生命都予以尊重和保护，承认自然界中一切生物都有自己内在的价值。在“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指引下，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也不再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而是脱离人类的利益，强调对环境自身的保护。于是在环境损害中有了一种新的提法即“对环境自身的损害”①。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具有正当性，只要有人类对环境的利用行为就会引发环境状态的变化，何种变化就达到“损害”的程度，我们人类仿佛需要站在环境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然而人类是否具有感知自然受损的能力，这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脱离人类的利益去保护环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环境保护的泛化，环境保护极端主义就是在“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指引下产生的。“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法的保护对象进行了延伸和扩展，从当代人延伸到后代人，从人类扩展到非人类。然而该种延伸和扩展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其带来的只是环境保护的泛化。如果环境
法不能走出这种保护泛化的理论怪圈，势必造成环境法研究力量的浪费。鉴于目前环境法面临保护泛化的危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环境法的保护对象这一基本问题进行回归性的理性思考。
二、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是环境利益
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非物质性公共利益。环境不同于环境要素，某些环境要素例如矿产资源、水资源可以与特定主体建立起物权关系，从而给主体带来利益，此时环境要素在性质上就成为了财产，它带给物权主体的是一种经济利益。而环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可能以财产的性质与特定的人发生物权关系。所谓的环境或自然的经济价值，实际上是指环境要素或自然要素的经济价值。因此环境利益不包括经济利益，其是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并列的一类独立的利益。同时，环境的整体性也决定了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一方享有环境利益并不排除他方对环境利益的享有。按照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方式，环境可以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环境利益也可以分为生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生态利益）两类。从表面看，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是环境。关于何为“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称：“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该条对“环境”一词的定义揭示：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环境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因素，其只包括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那部分自然因素，也就是影响到人的利益的那部分自然因素。如果某项自然因素不会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或者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该项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那么该项自然因素就不属于环境法上“环境”的范畴。因此在环境法上“环境”的概念背后隐藏的是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环境保护法真正要保护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有用性或好处即环境利益。
“利益是法律的产生之源，利益决定着法律规则的创建，利益以及对利益的衡量是制定法律规则的基本要素”[1]。任何法律都以保护人类的正当利益为己任。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对财产的保护，实质上是保护权利人从财产中所获得的利益，而非保护财产本身。环境利益作为独立于经济利益的一项新型利益是环境法生成的源泉。与经济利益相比，环境利益处于弱势地位。人类一度为了获取环境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使环境利益受损。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人类开始意识到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源、享受生物的多样性这些天经地义的事情变得如此困难，于是我们开始呼吁保护环境，法律开始通过规范人类的行为来扼制对环境的损害。实际上环境法对环境的保护从来没有忽视过人类的利益，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排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环境法的任务是通过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的关系、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实现人类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从法律的角度上说保护环境实际上保护的是环境利益，就如保护财产并不是以财产为真正的保护对象，准确来讲应该是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此时保护的仍然是公民的某种利益而已”[2]。
三、环境利益是区分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标志
根据传统法学理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划分部门法的主要根据。环境法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与民法、经济法、刑法很难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因此环境法的独立性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实际上，环境法的保护对象——环境利益是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分的重要标志。
（一）环境利益：环境法独有的保护对象
任何一部法律都有自身侧重保护的利益，而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独有的保护对象。民事法律制度中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虽然也涉及到环境问题，但该制度所要保护的利益不是公众的环境利益，而是私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一直以来，侵权行为都是作为民法学中的范畴来加以研究的。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存在侵犯权利的情形，但都有自己独特的称谓。例如行政法中的侵权行为叫做行政侵权，刑法中的侵权行为称作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一词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了民法学的研究术语。民法作为私法以保护正当的私益为己任，而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也当属民事法律的范畴，如果将带有公益性质的权利纳入环境侵权的范畴，就超出了民事法律调整的能力。正是由于环境法独特的保护对象才使其具有独立部门法的地位。
（二）环境利益：环境法义务本位范式的决定因素
如前所述，环境利益为典型的公共利益。庞德在讲到保护利益的方法时说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首先应确定谁的利益应被认可和保护”，“对公众利益的保护首先是通过将法定权利、法定权力和优先权赋予作为法人的政府或公共团体”[3]。因此对于私益的保护，需要法律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将利益的主体、内容和界限予以规定，他人只要不对该利益进行侵犯，该利益就能得以有效保护。而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靠政府或公共团体积极的供给行为，而不是消极的不侵犯行为。环境利益作为公共利益，法律上很难也没有必要为其确定特定的权利主体，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关键在于“施义”而不在于“赋权”。其中最重要的义务主体是政府，政府有责任给公众提供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环境条件。政府不仅要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发生，同时也要通过积极的生态建设行为提供环境福利等公共产品，为公众提供安全、健康、富有生产力并在美学和文化上优美多姿的环境。总之以保护私益为目的的民法应以权利为本位，而以保护公众的环境利益为目的的环境法应以义务为本位，这也是两个部门法的重要区别之一。
（三）环境利益：环境法具有更高层次立法目的的决定因素
“需要产生利益，目的是被意识到的利益”[4]。法的目的就是统治阶级将意识到的利益制度化，通过协调社会关系，使其认为正当的利益得以保护。法与利益始终不可分离，法所协调、保护的利益决定着法的性质、对象、调整方法及其立法目的。利益的享有者有不同的类型，如果按照利益主体的集合特征来划分，利益主体就可以划分为个人、群体和社会整体三个最为基本的层次[5]。因此利益也相对应地可以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也即公共利益三个层次。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群体利益是指具有某些共同价值，共同态度，共同职业的个人的共同利益。相对于群体利益而言，公共利益则是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是涉及面最广且层次最高的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而言，公共利益更具有普遍性，是任何个人和群体都需要的共同福利。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当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一般而言，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
环境利益是公共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利益，虽然在不同时期以及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个人、群体对环境的需求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与长远来看，人类的环境利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科技的进步仿佛使人类无所不能，然而人类的行为也使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一系列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海洋污染等。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又返回到了如何确保人类生存这一共同问题上来，然而此时的生存不再是通过征服自然而生存，而是通过保护自然而生存，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重新审视的结果。因此，对于环境利益而言不是个别个人、个别群体的利益，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
环境保护法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人类社会共同的环境利益。虽然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也存在矛盾，但共同利益也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得以表现的。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虽然需要国家间的联合、国际组织作用的发挥，但群体范围越大，问题的解决就越困难。因此目前来讲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这样一个群体来协调其内部组成的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从而维护他们的共同环境利益。作为国内法的环境保护法就是在发挥着保护人类社会共同的环境利益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环境保护法相比其他部门法具有更高层次的立法目的。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己任，经济法通过保护某个弱势的群体利益而维护社会平衡 笔者认为经济法是通过国家对某种经济失衡关系进行干预、协调而维护社会整体平衡，这种平衡的方法主要表现在对某一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上，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垄断法》主要是要保护中小经营者的利益。，行政法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为主要目的，而环境保护法保护的是每个个人、每个群体（无论其是强势还是弱势）的共同利益。相比而言，从保护的范围上讲，环境法具有更为广泛的保护主体，其保护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因此环境法具有更高层次的立法目的。
三、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保护是推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人类对环境的需求不同，因此在不同的阶段纳入法律视野中予以保护的环境利益也不同，只有对那些稀缺的环境需求才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环境保护法所保护的环境权利随着人类环境利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环境保护法实质上保护的环境就是人类的环境利益。在这三个阶段人类对自身的环境利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在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利益，工业社会的健康生存利益，再到后工业社会的享受美好生活的综合性利益。
前工业社会，被称为“与大自然争斗”的社会，在这一阶段，主导技术发生在原料领域，产业结构以农业、采掘行业为主，人类主要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获取垦殖所需的空间和提取生活所需的初级资源，因此环境利益主要表现为对生存空间和原材料的需求。欧洲殖民扩张就是为了满足殖民地国家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无度的农业、伐木、采矿对被殖民地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例如毛里求斯本为充满各种生物的岛屿，1598年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在1721年法国对该岛宣布主权时，在荷兰人的疯狂砍伐下此处已经成了一片荒凉的孤岛，为了满足法国继续进行殖民掠夺的需要，1769 年法国颁布了法律对毛里求斯的环境进行保护，要求岛上总面积的25%，尤其是陡峭的山坡地带，必须为森林所覆盖[6]。另外1866年美国制定了《矿业法》，1870年制定了《木材种植法》。这一阶段环境保护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有持续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从而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
工业社会开始于机械化大生产，这一阶段以商品制造加工为主要产业，以能源使用为主要动力。由于机器化大生产，使用能源的数量急剧上升，制造业、化学工业产生的有害气体大量排放到空气中。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事故。如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污染事件及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在这一阶段环境中充满着毒气，人类健康生存的环境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人类环境利益主要体现为在清洁环境中生存的需求。为了确保人类健康生存的环境利益，各个国家开始制定各类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的内容不仅仅只限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还转变为自然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如美国在1955年制定了《空气污染控制法》，英国在1968年制定了《清洁大气法》。发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环境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各个国家开始制定保护国民健康生存利益的环境法律。
后工业社会被设计为一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出现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智力技术”[7]。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间也不相同。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中国，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2010年7月30日发布的《中国信息化报告》，中国整体上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8]。在这个阶段商品生产业向服务业转变，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即享受美好社会生活的愿景，对环境的需求也不仅仅只停留在经济利益、健康生存利益上而是表现为享受美好生活的综合性利益。人们不仅仅希望环境为其提供生存空间、物质基础，而且希望从环境中获得一定精神上的享受。美国 1969 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第2条的第2款中将该法的目的规定为：“保证为全体美国人创造安全、健康、富有生产力并在美学和文化上优美多姿的环境。”同时第5款规定：“谋求人口与资源的利用达到平衡，促使国民享受高度的生活水平和广泛舒适的生活。”此时环境法的目的不再仅仅是防治污染，而是在防治污染的同时满足公众享受环境的多方需求，不仅将公众的健康作为其保护的范围，也保护公众享受优美环境的权利。
“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9]。在这三个阶段人类对环境的不同需求也是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客观形成的，同时经历了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在工业社会以前，以农业、采矿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使作为原材料的自然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工业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为以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该生产方式在造成自然资源进一步破坏的基础上也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此时人类对一味追求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人类迫切希望能有健康的生存空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人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不仅要在环境中健康地生存，而且要享受地生存。环境法的内容正是随着环境利益的客观发展而不断变化，以实现保护人类环境利益的重任。环境法保护环境利益的手段也由以生产经营者承担环境义务为主向政府承担环境义务为主发生转变。从环境法发展的历程看，环境保护法始终以保护人类的环境利益为已任，环境法的保护对象及手段都在随着环境利益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四、明确环境法保护对象的意义
明确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有利于环境法走出保护泛化的误区，无论是在理论的创新还是制度的构建上都本着真正保护人类环境利益的初衷，实现环境法应有的功能。
（一）解决以谁为中心的理论争议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主张保护环境，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人类中心主义”保护环境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之所以对环境进行保护，是因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要真正保护自然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重视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人类自身以外的其他动物、生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如前所述环境保护法保护的对象只能是人类的环境利益，而非环境或生态系统本身。不得不承认“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是高尚的、是应该得到推崇的，但它只限于道德的领域。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将较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势必超出法律的功能范围。“‘生态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伦理观是对人类道德的较高要求，其具有价值的正当性，却不具有法律化的可行性”[10]。环境法学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为人类的环境利益这一基本事实。
在制度构建上，“生态中心主义”论者企图通过赋予自然像人类一样的法律权利，从而激发人类保护自然的激情，遏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无限索取。该论断对传统的法学理论造成了冲击，造成了法学理论的混乱：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法的价值是什么？何为法律上的主体客体？何为自然的权利？同时，生态中心主义论者还以其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保护自然权利的“公益诉讼制度”和“代理人制度”， 实践中也有人以自然的名义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005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3位教授及3位研究生就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以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为由退回诉状。 。这种将法律关系的主体扩大到自然物的尝试也只会导致环境保护的泛化从而产生环境保护的虚化，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对环境权理论的理性反思
如前文所述，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决定了环境法应以义务为本位。然而目前环境法学界在权利本位观的指引下掀起了对环境权理论研究的高潮。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权显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关于环境权的属性、主体、客体、内容等问题在学术界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权的理论大而广之，将一切和环境有关的权利都纳入到了环境权的范围，其中包括作为环境要素的自然体的权利，这使得环境权这一概念更加模糊和难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同时也泛化了环境法保护的对象。环境法学的研究应以义务本位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各主体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特别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的责任。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去保护公众的环境利益、去协调环境利益与其他利益的矛盾，环境权的规定也仅仅只限于法律文字。“把环境权理所当然地作为环境法的核心和基础，寄中国环境法治的成功于环境权，在环境权问题上集中过多的精力，对于日渐深入的中国环境法治建设而言，恐怕难免刻舟求剑、缘木求鱼”[11]。
（三）对环境法利益衡平功能的回归
在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任何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设计都应围绕环境利益这一环境法的核心要素，否则再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理论与制度都将是一种摆设。“法律的任务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者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12]。 明确环境法的保护对象为环境利益，有利于回归环境法对利益的衡平功能。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如何在各类正当利益之间获得衡平是环境法学者应研究的关键问题。参考文献：
[1]杜江，邹国勇.“德国”利益法学思潮评述[J].法学论坛，2003（6）：91-92.
[2]韩卫平，黄锡生. 论环境的法律内涵为环境利益[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12）：43-46.
[3]罗斯科·庞德. 法理学（第三卷） [M]. 廖德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52-255.
[4]孙国华.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61.
[5]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20.
[6]RICHARD H G. 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起源[J].科学，1992（11）：3.
[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 [M]. 简明本.彭强，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29.
[8]《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在京发布[J].中国信息界，2010（8）：5-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7.
[10]邓禾，韩卫平. 法学利益谱系中生态利益的识别与定位[J].法学评论，2013（5）：109-115.
[11]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D].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2008：284.
[12]时显群.西方法理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1-412.
作者：韩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