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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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

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

摘要：本文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中国29个省份的工业环境效率，检验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贸易、环保投入等因素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实证结论显示：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差异逐年减小并趋于收敛，东部地区的平均环境效率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2014年东部大部分省份均已超过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到达拐点;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工业环境效率越低，这主要是由于对工业污染高投入且效果较差的“末端治理”所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总体上为负，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效率越低。

关键词：环境效率;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

一、引言

中国在扩大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贸易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由于环境标准差异，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即通过专业生产并出口污染品以满足发达国家对该商品的消费需求，而将大量的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尽量降低贸易对一国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在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研究方面，Grossman和Krueger最早通过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了贸易的环境影响，即贸易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一国环境产生影响。此后，部分学者又引入了法规效应和收入效应等，认为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效应的总和;研究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即环境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环境污染水平会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公众环境需求的上升而出现下降趋势。上述理论提出后，众多学者分不同污染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检验了EKC曲线的存在性，并实证检验了贸易的环境影响，然而鲜有研究考虑环境效率这一反映一国环境绩效的指标与贸易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么，贸易是否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环境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是否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故本研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深入分析环保投入、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相对于已有关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问题的研究(Watanabe and Tanaka，2007;Bian and Yang，2010;Guo et al.， 2011;Wang et al.， 2013;杨俊，2010;袁鹏，2011)，本研究的創新之处主要在于：(1)首次通过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实证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环境效率，有效避免了以往采用两阶段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问题时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2)通过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从环境效率角度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丰富了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3)将对单一污染物的研究扩展到了环境绩效这一相对综合性的指标(综合考察了中国工业的多种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COD和SO2)。传统研究在考察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时大多采用单一污染物，造成了不同污染物选择所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变量长期关系的把握，而通过构建综合的环境效率指标，将投入、期望产出及不同类型的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中，有利于获得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稳定关系。

全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测度，包括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测算结果;第三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探讨其他因素如环保投入、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度

最早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因存在着非期望产出干扰环境效率数值的问题，在修正干扰因素的过程中，产生了几种比较著名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投入法、倒数转换法、转换向量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SBM模型法。投入法和倒数转换法其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实际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实质，因此其计算结果是有偏的;转换向量法在放松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则有可能造成线性规划无解;而方向性距离函数法由于较好地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Fre et al.(1989)首次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采用非参数设定下的距离函数衡量，并将污染物视为生产过程的一种产出，通过对期望产出施加强可处置性及非期望产出施加弱可处置性，建立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EPI)。

在Fre et al(1989)所提出的距离函数模型及Selden and Song(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础上，众多学者采用两阶段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研究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Simar and Wilson(2011)批评时指出的那样，在使用传统的距离函数模型进行两阶段分析时需做出众多假定，但经济数据却大多不能满足这些假定。因此，Simar and Vanhems(2012)在Cazals et al.(2002)、Daraio and Simar(2005)提出的概率生产函数基础上，对Fre and Grosskopf’s(2004)所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扩展，首次提出了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其非参数估计(对方向距离函数施加的条件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以反映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从而在采用两阶段分析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时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Simar and Wilson，2007， 2011)。因此，本文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间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值。

(一)地区环境效率测度模型

1.方向性距离函数

根据Fare(2004)的研究，对方向性距离函数作出如下定义：用P(x)表示要素投入，x∈R+N ，u表示非期望产出，u∈R+K，v表示期望产出，v∈R+M，并假设产出集是封闭的，要素投入可以自由使用。在满足下述条件时，P(x)为环境产出集：(1)(v，u)∈P(x)，且0θ1，(θv， θu)∈P(x)(产出的弱可处置性);(2)(v，u)∈P(x)，u=0，同时得到v=0(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性)。弱可处置性假设认为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是有成本的，因此要想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同时减少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零联合性假设认为要使得非期望产出降为零，除非不生产期望产出，两者的关联点仅在零点。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环境产出集可以被表示為：

(二)数据及变量选取

与其他相关文献类似，为衡量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①的工业环境效率，本文采用两种投入：劳动力和资本，其中，劳动力采用各省份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资本则采用张军(2004)永续盘存法估计得到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1952年=100)。期望产出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非期望产出为各省份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固体废物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外部控制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以上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年鉴》。

工业废水中污染物排放量指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汞、镉、六价铬、铅、砷、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硫化物、COD等一般无机物和有机物等污染物本身纯重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则为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冶炼矿渣、粉煤灰、炉渣、煤矿石、化工废渣、尾矿、放射性废渣等废物总量，单位为吨。

表1为所采用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本文所分析的29个省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三)测度结果

本文分别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4)和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14)测算了1992-2014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的工业环境效率值。分地区的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采用传统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并未趋于收敛(a图)，而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则呈现稳中略有上升的趋势，且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在减小并趋于收敛(b图)，这一点与杨俊(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平均环境效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

(一)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被限制在(0，1]之间，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会给参数估计带来严重有偏和不一致，为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分析。Tobit回归分析是因变量受限模型的一种，当被解释变量为断尾(Truncated)或截取(Censored)时采用。标准Tobit模型如公式(15)所示：

Y*i=Xiβ+εi

Yi=Y*iifY*i0

Yi=0ifY*i0(15)

其中，Y*i为潜变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Yi为观察到的被解释变量，Xi为解释变量，β为相关系数，εi为独立的且εi～N(0，σ)，Y*i～N(Xiβ，σ)。

基于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分析框架，本文以基于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得出的环境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以下Tobit回归模型：

EEit=β0+β1GDPPCit+β2GDPPC2it+β3GDPPC3it+β4TRADEit+β5ENVIRit+β6INDUSit+β7POPDit+εit(16)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及年份。本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92-2014年，共29个省份，667个观测值。变量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库。

GDPPC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探究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类似(He， 2008;Diao et al.， 2009;Brajer et al.，2011)，本文采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未经说明GDPPC均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值，1990年=100)衡量地区经济增长，GDPPC2、GDPPC3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项和立方项。按照EKC理论，通过回归系数可以判定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β1>0(β1<0)且β2=0、β3=0，则两者存在单调递增(递减)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2>0)、β3=0，存在倒U型(U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N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

TRADE为贸易开放度，其计算公式为：(出口额+进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用以反映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Grossman(1993)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贸易的环境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其中技术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国生产者的技术转移和贸易自由化引起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后续关于贸易的环境影响实证研究一般有两种结论：一种认为贸易有益于环境的改善，其原因在于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而改善环境，有利于清洁技术在国际上的扩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不利于环境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容易在国际分工中更多承担“污染品”的生产，从而不利于本国的环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与环境效率的实证研究方面，杨俊等(2010)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环境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其他一些研究却显示贸易依存度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较小;王兵等(2010)基于区域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FDI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环境效率;而涂正革(2008)利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参考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预期TRADE系数方向不定。

ENVIR为环保治理投入力度，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如果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在其他投入和期望产出相同的条件下会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率，反之，则环境效率相对较低。故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值为正。

INDUS为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效率的研究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三产业而言，对环境的污染最为突出，且中国近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点，因此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作用会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POPD为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衡量。关于人口密度对环境的影响也具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面临的环境压力越大，人口密度是導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Cropper and Griffith， 1994);另有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自身对环境保护更加关注，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则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Selden and Song， 1994)。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解释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2可见，不同地区的数据呈现较大差异。从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及人口密度均要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环保投入力度要相对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二)全国及区域EKC检验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了估计检验，结果见表3。通过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中的GDPPC三次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并非呈现N型(倒N型)曲线关系，故删去不显著的GDPPC三次项，再次进行回归并检验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U型(倒U型)关系。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DPPC及其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明显上升，且回归方程中的大多数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定模型2为最终估计结果。控制其他变量，环境效率(EE)与经济增长(GDPPC)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EE=00000302GDPPC-684e-10GDPPC2

由此关系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拐点处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经计算为221万元。笔者认为这一点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并不冲突。EKC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本文测算得出的拐点值为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拐点处前环境效率为上升趋势，经过拐点处后环境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超过拐点处后，环境监管成本上升，污染物的减排难度进一步加大，与环境污染水平的拐点并不矛盾。对比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可以发现，2003年以前各省份的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总体而言中国尚未到达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的阶段，但这一乐观情况很快将会改变。2012年已有10个省份、直辖市的人均GDP超过了拐点值，即进入环境效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阶段。

为探究EKC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并检验本文估计所采用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回归检验了经济增长、贸易等其他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区域的EKC检验仍然支持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差异之处在于各区域其拐点处的人均GDP有所不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拐点处人均GDP依次为182、271和202万元，中部地区的拐点值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一结论与袁鹏(2011)的结论一致;2014年，东部地区除河北、海南外，其他东部地区省份、直辖市人均GDP均已超过拐点值;中部和西部省份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

EKC的区域差异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环境监管方面的差异均有关联，即区域间样本存在异质性问题。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值依次为45%、52%和49%;1992-2014年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平均上升幅度为27%，西部地区为25%，东部地区则为07%，甚至有6个省份的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均为上升态势。从2014年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异不大，然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却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西部地区。因此，EKC拐点值的区域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所处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或初期阶段。已有研究显示，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环境监管力度越高，因此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污染物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和难度也会加大，拐点也相应出现的较早，而中、西部地区则因为较晚完成工业化进程，并且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东部地区成熟的治污经验，从而推迟拐点的出现。

(三) 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分析

本文同时考察了除经济增长外影响环境效率的其他因素，并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了地区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

贸易开放度(TRADE)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即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人均收入和贸易开放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该系数显著为负，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则要大于其正面影响。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可以分为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收入效应指由于贸易导致的收入提高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一方面贸易通过收入提高增加了政府用于污染治理支出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贸易通过提高收入增加了公众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结构效应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在污染品和清洁品的生产方面分工不同，专业生产污染品的国家与专业生产清洁品的国家必然在环境效率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从而体现为贸易结构差异对一国环境效率的影响;技术效应指由于国际贸易导致的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和扩散，其中包含污染品生产技术转移，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间环境标准差异而导致的污染品生产转移所引起的。从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省份是不同的，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高的东部地区，贸易通过增加收入、促进清洁技术的扩散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效率的提高，而在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贸易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这主要跟一些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速度较缓、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依赖较重有关。然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其环境效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相对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在提高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应重点注意降低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依赖性，加强环保意识，积极引进外资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扩大清洁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环保治理投入力度(ENVIR)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负值，即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环境效率反而越低，与预期不符，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属于“末端治理”而不是“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相对于源头治理而言，投入高，费用大，且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另外，通过比较发现，除海南省外，各省份2014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与1992年相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高的省份为北京、吉林、黑龙江、河南、四川，下降幅度为90%以上。各级政府应在加大环保投入力度的同时，逐步改变“末端治理”的治污模式，加大从源头进行工业生产的污染控制，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产业结构(INDUS)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正值，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即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则有下降趋势，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注意引入清洁生产技术，避免以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提高工业环境效率。

人口密度(POPD)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为负值，即总体而言，人口密度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该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主要是由于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环境压力。因此，在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在地区和城市的产业布局及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使得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能在提供经济、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不打破生態系统平衡;应加强环保宣传，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在环保审批方面，应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的企业，加强环保监督。

四、结论

本文首先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外生因素，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要素，以工业总产值为期望产出，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COD和SO2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1992-2014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然后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回归检验了EKC理论，分析了贸易、环保治理力度、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地区间的差异逐年减小并趋于收敛，东部地区的平均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一关系在全国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均成立，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超过拐点之后环境效率下降，环境监管的成本上升。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仍未到达拐点;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均已超过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到达拐点，这一结论与传统EKC的检验并不冲突。(3)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工业环境效率反而越低，这主要是由于对工业污染高投入且效果较差的“末端治理”所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则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总体上为负，高人口密度反而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如果想“又快又好”的发展经济，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清洁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避免过早落入环境效率的下降通道。(1)各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及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调整产业布局，尽量降低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依赖性。中西部地区虽然尚未到达拐点，但应注意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环保意识，引导资金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企业，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2)应充分重视“源头治理”，逐步改变以往“末端治理”模式，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并进一步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3)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从生态平衡的视角进行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尽量降低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注释：

①在分析中，将中国内地分成三大地区：西部(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和重庆)，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和重庆由于缺少数据而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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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涂正革. 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93-105.

[26]Cropper M.，Griffith C. The Interac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250-254.

Key words：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trade; 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责任编辑：张曦)

作者：党玉婷　徐磊

第二篇：国际经济环境的演变趋势与我国经济转型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全毅，福建省福州市柳河路18号；邮编：350001；E—mail：13906915829@126.com。 摘 要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美国开始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并高唱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论调，泡沫经济时期制造业和创新长期被忽视，主权债务危机仍将继续，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将加剧贸易摩擦等，都使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步伐。

关键词 国际环境 经济转型 制度变革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困境

我们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现在全球化进程正在放缓。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WTO“多哈谈判”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结束，但迄今“多哈回合”毫无进展，谈判陷入困境。其实，中国与美国关于工业品的关税减让已经达成了一致。“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农产品保障措施问题，以及贸易与环境问题，美国和印度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推动前十年中国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轮子是否还能顺利运转，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其次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每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或增长放缓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都是非常显著的。据世界银行统计，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17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实施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基本上都采取补贴等较隐蔽的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做法。特别是贸易救济措施被越来越频繁的使用。 因此，美国和欧洲推出新的所谓公平竞争政策，把它叫做竞争中性，并力图将其推荐为国际的准则。201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汇率改革法案，美国可以依法制裁汇率操纵国。研究发现，如果美国动用这项法律，未来几年，中国将失去1224万人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也会失去181万人的就业。这是两败具伤的游戏。这些趋势无疑会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增加。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度）形成于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美国持续高企的“双胞胎赤字”（国际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使其货币稳定成为严重的问题，世界各国维护美元本位的代价越来越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关于改革问题实际上形成对立的观点：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完善。而欧洲及亚洲国家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今后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会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亚洲货币单位的合作，以及SDR（特别提款权）的改革是否会取得某些进展或突破？现在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已经使得亚洲国家不堪重负。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维持美元体系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短期内要用某种货币取代美元也是不可能的。

4美国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

过去，美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主导力量。但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开始高调推动具有排他性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美国为什么转变战略？美国认为它推动了全球化，最后收益最大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因为全球化规则已经不是由它主导制定了。美国推动TPP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是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进而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最担心出现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出现像欧盟那样与之抗衡的地区力量。第二，推动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重新掌握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主导权。美国推动TPP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所谓高标准、高质量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方式来建立起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农业政策和服务业开放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这个TPP很大程度上从太平洋地区、太平洋集团治理的角度，有可能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当美国从2009年主导TPP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实际上都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形成很大挑战！

5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就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全球经常项目收支、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日益加剧，并且主要聚焦在美国和东亚地区。东亚与美国经济失衡与摩擦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更加严重了，而且聚焦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进入21世纪中美经济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美国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在2009年做了一个报告：基本观点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在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承担上，中国人与美国人应各自承担一半。也就是说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10年它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操纵货币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它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如果中国货币升值到位，美国将增加225万个工作岗位。那么，如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人民币要进行升值，而美国则要进行储蓄、要再工业化。这个调整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所以是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变化趋势。

6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近年来南海问题突然升温，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其背景就是美国2009年重返东亚战略的推行。为什么美国要重返东亚？美国是否会像当年围堵前苏联一样围堵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衰弱，而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消灭本·拉登后，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逐渐缩小，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任何得分都是美国所失，出现所谓的零和博弈。反恐战争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是造成目前中国南海地区紧张的直接原因。2010年中国宣布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渔船事件后，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加紧重返东亚，增加澳大利亚永久驻军和制定海空一体化战略，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在经济上美国强力推行TPP，以破解中国试图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陈松川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对策亚太经济，2010（1）：610最近，日本野田政府宣布“太平洋宪章”战略，取代其前任领导人的东亚共同体战略。中国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东盟国家也集体倒向了美国，这让中国政府有点措手不及。东亚的战略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从共享增长演变为大国博弈的不合作局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提前终结？

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1美国与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延烧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债务大国。美国长期以来拥有严重的“双胞胎赤字”，雄辩地说明美国经济的虚弱体制。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以来，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政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动用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不断突破国会允许的上限。2011年5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就提高国债上限（1429亿美元）争论不休，几乎引发债务危机。虽然2011年8月2日两党达成增持国债上限的协议，暂时避免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但美国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为AA+，从而引起美国股市大跌。2011年美国政府债务自二战以来首次超过GDP总值，负债率突破100%。债务上限还可能被突破，虽然不至于发生债务危机，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降低，使得美国的融资成本上升。美国依靠财政刺激经济复苏的步伐受到限制。因此，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为推行再工业化政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这必将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将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作为债权国的东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从2009年年底希腊引爆到2010年扩散到爱尔兰，然后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继而蔓延到意大利。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国家的金融业遭到重创。伴随危机的不断深化，欧元区生存前景开始遭到质疑，欧盟内部成员国对经济货币联盟的改革方向意见分歧加剧（而法德内部要求回到本国货币的民意已经超过50%），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不进则退的重大抉择，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也进一步凸显。欧盟债务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主要原因是欧盟目前解决债务危机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欧盟内部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平衡。2011年底欧盟达成财政联盟协定，德国试图将莱因模式推广到欧盟，恢复世界对欧元区的信心。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紧缩政策会延缓欧元区经济的复苏进程，使衰退变得矿日持久。

满目疮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复苏渺茫。日本在经历2011年“3·11”地震海啸灾难之后，经济元气大伤。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实际上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 ，但金融体制没有崩溃，经济体系没有瓦解，其实也是个奇迹。但是，由于长期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使日本经济失去了应变能力，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不吸收外来专业人士以促进新陈代谢、不积极引进外资企业等造成日本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所以日本的经济萧条将长期化。但日本经济基础还很健全：日本失业率不高（5%），保持国际贸易顺差，拥有大量海外资产，技术根基还很雄厚，日本国民资产估计有1440 兆日元，国民敬业精神强。但日本国债是发达国家最高的（其负债率远远超过美欧国家，只是日本国债主要为国民和国内机构所持有，可以靠借新债还旧债缓解危机），未来也有崩溃的可能。[日]林华生，美欧债务危机与日中经济前景.亚太经济，2012（2）：38

2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将带来高通胀

就全球经济来讲，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对策就是量化宽松和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解决当前的困境。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像欧美和日本，他们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用量化宽松的政策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我们会发现自199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但最后都带来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先是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后是美国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自2008年1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率都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且货币环境非常宽松，但钱就是进入不了实体经济。这次宽松的货币环境包括中国在内是否会制造第三轮泡沫经济？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3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好，但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在高位震荡。比如，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平均保持在160—166美元/吨，基本上是历史最高水平。而1990年至2003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长期低迷，只有30美元/吨。国际原油价格也基本上超过了100美元/桶，差不多754美元/吨。我们进口的谷物价格平均也上涨了439%。特别是伊朗核问题造成的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国家油价继续上升。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推高了我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在全球经济基本面不好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仍然保持在泡沫经济的最高点，反映出我们的货币存在着全球性流动过剩的问题。

4泡沫时期制造和创新长期被忽视

欧美经济的复苏很可能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看美国经济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出现的变化趋势，就是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业是持续上升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资源配置过度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倾斜，美国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制造了大量的有毒资产，导致泡沫经济越来越大，终于从2007年开始破裂。相反，在实体经济领域，自2000年以来，美国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都呈现20%的下降。可以看出过去十多年，由泡沫经济导致的资源配置错位，所有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创新。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估计至少需要5—10年）。

5欧美再工业化是否会制造更多摩擦？

美欧国家已经意思到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弊端，因此，提出要再工业化。尤其是奥巴马2009年提出，要将建立在沙滩上的虚拟经济重新调回到实体经济的岩石上。从2009年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案、计划和战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关心的是美欧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它的再工业化？它的在工业化的途径是什么？它是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增长点，提升自身的传统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减员增效来推动？还是吸引资金回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如果是后者，这种在工业化必然增加贸易冲突和经济摩擦的可能性。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来承担全球结构调整的责任和代价？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未来十年，或者十二五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看来，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调整的责任和代价，比如迫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出口！

6新兴经济体是否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究竟在那里？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全球新兴趋势团队负责人戴拉米认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扩大，已经达到4%和5%）、产业格局（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工业国家兴起）和对国际货币事务的管理等都在改变。其中，“金砖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世界权利转移的主要对象。G20取代G7（8）表明全球治理的权利正在向多极化转型。那么，新兴经济体是否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引擎？目前看来，“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是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资源价格的上涨实现的。在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将空前增加。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进行经济转型，将决定其现代化的命运！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加大

外部环境的改变：世界经济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导致中国外贸出口受阻，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受到挑战。国内环境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升值、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能源价格的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使得传统的以低成本扩张战略难以为继。中国付出的资源环境及社会成本过大。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地方病、职业病等环境公害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使得中国不可能出台像2009年那样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得到强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其新著《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指出：世界金融危机及紧接着发生的经济衰退向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主要建立在巨额投资和净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基础上，随着政府财政投入的降低，以及全球经济因自身低迷很难再为中国经济扩张提供足够强大的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建议中国加快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型，以抵消由外贸盈余减少带来的经济影响。尼古拉斯·拉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1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应对这些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1995年就提出的任务。1995年“九五规划”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5年“十一五规划”鉴于从1995年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内涵有所扩展，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扩张，转向节能降耗性集约型增长，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具体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010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因为外需萎缩后，内需更显不足，产能过剩，增速下滑；中国碳排放迅速增加（2008年为65亿吨，高于美国的58亿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且不断恶化，必须让多数民众分享发展成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然包括使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即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即中国能否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掌握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生产型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特别是金融大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创新策源地；从依赖外资（代工）转变为自主发展。“十二五”时期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从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实施效果仍然不明显，那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那些问题？障碍究竟在那里？

（1）劳动力资源陷阱——或者说中国式“荷兰病”。什么是“荷兰病”？“荷兰病”的名称源于下述事实：20世纪60年代，荷兰在其大陆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矿床，开始大量生产和出口，造成荷兰盾的急剧升值，并引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过程中，初级产品收入在该国出口总收入中占极大份额。这种情况所导致的汇率高估，阻碍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和诱导作用，损害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从而妨碍了经济多样化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挥劳动力丰富和廉价、土地与资源成本低廉的优势，依靠低成本扩展战略，取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然而，30年来，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以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加工贸易比重仍然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50%）。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荷兰病。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放弃低成本扩展战略。

（2）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钱学森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创新人才？有人作过统计，在目前已获得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科学家中，没有一位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三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现在的教学条件不知比当时的条件要好多少，为什么培养不出这样的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制度究竟怎么了？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小学生想象力是世界上最差的。记诵硬背的应试教育窒息了学生的想象力。最要命的是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官本位的科研制度，学校与科研机构的行政化或者说官僚化是建设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美国学者耐斯比特指出：“论资排辈与家长制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型大国的最大障碍”约翰·柰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286。没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学校是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的。另外，我们的教育体系重视基础和精英教育，轻视专业技术和职业教育，造成熟练工、技师严重短缺。据统计，目前中国14亿职工中具有中级工职称的技术工人约占35%，高级技工所占比重更少，仅为35%，而发达国家职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则高达40%。一线技术力量的比重下降和绝对量不足，不仅导致生产质量和效益的低下，而且严重削弱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

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困难还与企业产权制度和产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企业是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组织形态及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贾庆林主席2009年11月在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65%、专利的75%、新产品的80%是由民营企业实现的。什么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国企老总的任期为5年，他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最大经济效益，而科技创新投入有风险，没有短期收益。然而，我国主要资源仍然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权威统计，2007年企业实际注册资本中，国有企业资本占481%，国内私人企业资本占28%，港澳台企业资本占73%，外商企业资本占87%。如果这个统计数据是真实的，则可以判断目前我国所有制经济主体仍然是国有制韩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新华文摘，2009（4）：49。这种经济结构导致资源向国有经济严重倾斜。以2007年为例，我国居民储蓄的92%以上进入国有商业银行账户，而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倚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钱庄同上文：50。这种资源配置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国有企业因为体制机制问题而影响了创新能力；而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过小，创新投入远远不足。研究表明：突破性技术创新一般是由大型企业完成的。

（3）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型社会难以形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是收入分配存在问题。我国现有收入分配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国家税收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GDP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使得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问题之二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而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垄断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39和041，由于包含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7，目前已接近50，超过了04的国际临界点。

其次是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人均GDP 3000—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 248%。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瞭望新闻周刊，2009（49）。

（4）管理体制改革困难。中国现在的市场化改革走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他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新闻出版等领域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是造成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寻租与腐败的高发区）；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制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项目、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计划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半市场和半统制经济体制。它是一种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倒退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20111017更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障碍。

3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

（1）东亚地区经济转型的经验。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完成三个转型，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当然包括文化转型，且要相互协调。

就经济转型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重化工、高加工度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渐次发展的路径。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程。而且，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相配套，支持了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重化工和高加工度工业时，投资率高。

就社会转型来说，他们的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收入分配结构比较合理、贫富差距较小，吉尼系数较低，一般为2—3左右。从而使得社会消费层次能够不断提高，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社会需求结构能够较好地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就政治转型来说，日本和韩国，某种程度上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都通过不同路径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宪政体制转型，即从威权政治体制转型为民主化政治体制。政治转型成功消除了腐败的根源，保证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按照效率指数进行，而不是腐败指数进行，从而维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2）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个艰难的制度建设过程。经济转型需要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必须统筹兼顾。

①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资源与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环境成本内部化，打破行政垄断。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政府主导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仍然存在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国有企业规模过大，市场机制受到抑制的缺陷。国有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凭借政府的保护成为最大赢家，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广大民营企业则受到严重冲击，前景堪忧。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经济，国有经济的过速扩大和垄断的加剧，往往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尽快实现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即使是自然垄断性行业也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彻底改造这些国有经济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性产品和服务业的竞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不进行体制改革就难以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应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点。要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的体制惯性，削减政府掌握的过于庞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比如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行政控制的低价格导致粗放型增长，资源价、能源价过低，就难以限制能耗投入过多。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一步改革资源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政府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焦点。当前政府与经济界对竞争性领域应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已经形成共识，而对自然垄断性行业，特别是资源产品与基础设施是否尽量开放仍持有异议。因此，尽管通过了《物权法》和《反垄断法》，但仍给行政垄断留下很大空间，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政府垄断。实践表明凡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发展得就缓慢，而越是开放的行业发展得就越充分。

——推进产业合理化：垄断性行业的集中度过高、竞争性行业的集中度过低都会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虽然市场竞争会导致集中，但中国的地方保护妨碍了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规模的形成。因此，中国产业合理化需要制定产业合理化政策予以推动：一是要推动行业协会的改革和企业自组织程度的提高；二是要在市场准入和政策激励方面设置适度的规模门槛。

②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除了市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政府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一般来讲，发达国家主要以向高收入阶层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要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切实提高职工和劳动者的收入，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收入分配调节的着力点，因为知识阶层是中等收入的主要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在再分配中应提高个税起征点，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并严格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监管。同时，考虑征收遗产税等国际上通行的其他税种，以调节财富分配，并鼓励发展慈善事业等。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缩小低收入与高收入水平的差距，政府必须在二次分配时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动用公共资金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加快落后地区开发、扩大社保范围和逐步提高其标准，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失业救济和就业培训，以及加快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通讯等公共建设等途径，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

——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归根结底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农业产值只占10%多一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40%多，农村人口占55%左右，农村人口是我国低收入人群的主流。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中产阶层（目前只占20%—22%）难以形成社会的主流。民主社会的建立与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无不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还没有彻底改革造成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有必要认真审视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入效益高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以促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货币化。同时政府要加快制定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利用公共财政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与农业科技开发方面投入不足的问题。

③政治领域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功能转型和民主化进程。

——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政府改革命题。但是，从习惯掌握人权、事权和财权的功能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转型过程。如果保持原有政府权力结构不动，然后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那么，这样的改革必定是政府延揽的事物越来越多，政府职权越来越大，回到全能政府时代，市场活动空间将日益缩小。合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改革的路径就是调整与转换政府权力结构。要进一步压缩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促进政府的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政治民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严重的腐败与官僚主义弊病。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正处在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即进入亨廷顿所说的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政治过渡带。这一时期社会公民意识觉醒，将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民主参与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对公民合理的民主诉求进行积极回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当然，中国的政治转型与民主法制建设并没有走西方所期望的道路，而是通过履行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制，向民众解释和说明来履行公共责任。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也不可能全盘引进西方民主化模式，而应该按自己的历史传统，采取立足民生和民主，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撤迁、吏治腐败和行政效率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进步和政治民主化，建立起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合理的制衡协调机制。

——转变政府执政方式。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执政方式，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法治政府，即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决策和执行主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我们在考察中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在执政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先进国家的施政主要依靠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以及可操作性。而中国有很好的治国和执政理念，但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文件和行政系统贯彻落实。由于没有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执行的弹性太大，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很难落实，严重影响了执政党方针政策的执行力。比如，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事，一个很好的发展理念，经过争论形成一致意见，终于写进政府文件。但写进文件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跟实践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制定的许多文件，什么好词都堆进去，一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科学发展、又是以人为本，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但到底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建设“两型社会”？既没有形成法律，也没有制定标准，在施政中往往难以执行，更谈不上付诸行动！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全毅

第三篇：我国环境税实施中经济与环境利益平衡探析①

摘 要：对于建立环境税的必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有效的证实，我国也将其作为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如何发挥环境税的功能作用，在环境税实施中如何找到经济与环境的利益平衡点就是其中的关键，也是本文要论述阐释的核心。本文通对环境税定义功能解读，分析了环境税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最后探讨了我国环境税制度实施中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问题。

关键词：环境税制度 经济利益 环境利益 利益平衡

环境税是指一类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压力，调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环境税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界，也被国外一些国家和学者称之为生态税和绿色税。1979年我国建立的排污费制度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当今我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效益发展的要求，在我国建立环境税，施行排污费改税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7月，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炉，2013年开征的时间表也已经初步确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中完善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关于排污费改税以及环境税制度的完善已经势在必行。

1 环境税的内涵与功能

1.1 环境税的定义

环境税的理论起源一般在国际上通说认为最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在其1920年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最先开始系统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 。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我们可以把环境税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来说“环境税是指一类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环境保护是其主要政策目标，其调控的是各种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而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采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环境税的定义：“政府征收的具有强制性、无偿性、针对特别的与环境相关税基的任何税收”。而在一般情况下，环境税的定义都指广义上的环境税，只有在提及相对其他税收的一个独立的税收种类时，才会定义为狭义上的环境税。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环境税的内涵界定为：“国家为实现特定环境保护目标，采用以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行为主体的各种税收总称。”而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税的调控范围并不是恒定的，随着环保工作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其范围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1.2 环境税的功能

（1）为环境保护筹集必要的资金。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提供支持，而在我国当今的环境污染治理上，环保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一直是我国环保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而且越在基层方面，这一点的体现越明显，往往在西部的一些乡镇地方，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保压力已经越发明显，但由于基层环保资金的短缺，往往还没有开始治理许多方案就会因为资金问题没法施行。而环境税的征收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环境税的合理制定的征收，通过此项税收为环保工作的开展提供专项的资金需求，此外，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和统一调整性，往往可以促使企业能有效地进行纳税工作，比起单纯的排污费的征收来说更加便捷高效，这一点对稳定环保工作的资金来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为经济增长提供质的提高，促进可持续战略的有效施行。环境税作为我国之前排污费和环保补贴等一系列零碎环保经济调控手段的综合和改善的产物，它的建立发展对于我国今后环境改善的经济发展大体环境有着非常积极地作用。环境税遵循的“谁污染，谁纳税”的基本原则，可以让污染者在其自身经济发展中承受其相当环保成本，并通过税收这一措施反作用于环保工作中，从而促进经济与环保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施行，从这一点来说，环境税的建立发展也是今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

（3）对环境资源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伞。解决我国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是建立环境税的一个核心原因，一直以来，对于如何有效解决污染问题，保护环境资源，从而为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一直是当今我国的重要问题之一，环境税的建立往往会带来一种激励机制，因为环境税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会给企业和公民加深“绿色消费”的理念，鼓励大众参与环保事业的热情，同时，环境税的建立也会对企业在其利用环境资源的时候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中对环境资源的良性利用和合理开采，为环境资源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伞。

2 环境税实施中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

2.1 环境税实施中的經济利益

谈到环境税，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税对环境保护带来的各方面收益，因为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环保问题和环境压力，然而税收制度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四个主要功能在环境税上也是要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外设立环境税的发达国家，环境税视为一种相当完善成熟的经济调控工具。环境税通过公开环保价格信息和侧面促进企业环境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对市场主体的环保资源提供最为有效的配置分配，从而通过市场化来代替以前的以行政控制手段进行的环保工作，这样无疑提高了环保工作的效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机制和环保意识，以及还带来一系列环保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这一点都是具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而且通过上述环境税的功能中说阐述的环境税对解决当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保压力的巨大优势，主要有四个方面：（1）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增长；（2）通过市场化调控环保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分配；（3）带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4）加大企业的环保经济创新发展意识。

2.2 环境税实施中的环境利益

从环境税的目的来看，它的首要功能就是解决越来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质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欧盟各国的碳税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全球变暖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支持，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各项环境税也为促进本国企业绿色发展，提高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提供了良性循环的政策法律保障。国家通过环境税，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绿色生产的理念，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环境的外在性特征往往是市场最无能为力的方面，而这些通过环境税的监督刺激功能和成本补偿的功能，通过增加污染环境行为的企业和其相关产品的税收负担，往往可以使市场中的主体尤其是企业加大绿色生产创新理念，减少生产污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以前为经济发展牺牲环境利益的经济发展思路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环境税的建立发展，也会在大众的心中不断加深绿色消费与生活的理念，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行為，例如欧盟的汽车碳排放税就使民众在出行方面不断加深绿色出行的理念，从而使绿色生活的理念真正的深入人心。

3 我国环境税实施中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平衡路径选择

要想达到环境税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它就必须做到使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达到一个平衡点，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现代化国家最为重要的命脉，在这个其中去寻求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点，其实追根溯源也就是为了是我们的经济得到良性的发展，如果我们在环境税的建立过程中单纯的使其经济利益或者环境利益一方最大化，这样往往会使我们的环境税政策最终失去其建立发展的目标和作用。环境保护的广泛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任由市场或者政府一方进行全盘管理，被环境污染的民众往往要求污染者承担他们的损失，但是实践中这种追偿制的方式往往在许多时候是没法兼顾每一个受害者的，而环境税的作用就是通过环境税的税收负担使这种补偿机制运用到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治理和国家赔偿机制中，从而达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环境利益保持一个基本的公平线，另外，环境税对于企业尤其是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企业来说，其对于环境排放污染物所支付的经济代价也会相对较大，并且由于环境税的税收特征，也是其“排污者负担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并且也会促使企业转型升级，最终达到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平衡。但是如果使其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3.1 设立合理的税收负担

环境税的研究制定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考量，核心问题就是环境税的负担尤其是对企业的负担，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不好，一方面会使企业负担过大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环境税的落实得不到保障。所以，设立合理的税收负担，是平衡环境税的环境与经济利益的重点，也是环境税发挥其最大价值和作用的基础。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环境税的经验，同时考虑本国的国情，在税目、税收标准的制定上，考虑各省的不同情况以及设立的利益分析调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发展，确定环境税的税率水平的设定最终要兼顾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形式与环境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其环境保护功能等相关因素，从而做到最合理的设定，使其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得到一个平衡的基础点，让环境税的功能发挥最大化。

3.2 对环境税收资金做到合理分配

环境税的功能是通过税收使污染者将其污染行为通过经济代价进行补偿，然后国家和政府在将这部分自己永远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各个领域，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良性互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环境税收进行分配，例如各省各市各地之间如何进行分配，都是一个非常重大并且关系到环境税功能落实的重点，在这方面，对于通过环境税筹集到的环保资金，一定要做到污染严重的地区多投入改善，落后地区多扶持保护的理念，做到公平处理环境保护这一整体领域的合理规划，是环保资金可以真正发挥其最大化的作用。

3.3 加强市场主体的环境保护理念

这一点虽然常常被提起，但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而环境税要真正达到它应有的作用，是其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达到平衡，是需要每一个市场主体去努力的，单纯的通过税收来达到这一平衡是很困难的，它最终是要在每一个市场主体心中树立一个绿色生产消费的理念，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明白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与保护生态平衡作一个相互间的协调，这也是环境税的设立发展的一个重要初衷，因为环境税通过外部监管和惩罚以及事后补偿改善的措施其实就是想提高每一个市场主体在环保领域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所以，加强市场主体的环境保护理念，也是环境税的设立发展过程中达到其经济与环境利益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张宏翔.环境税理论和实践——基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5（3）.

[2] Larry Kreisler etc. 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Green Fiscal Reform[M].publish by Edward Elgar Pub，2014.

①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CLS（2016）D154，项目名称：环境税立法研究。

作者简介：韩利琳（1966-），女，陕西省榆林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方面的研究；吴昌昊（1994-），男，汉族，宁夏吴忠人，学硕硕士，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方面的研究。

作者：韩利琳 吴昌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