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爱护环境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世界上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工业生产的节制不严，形成对环境的破坏、大气的污染，使之成为人类的巨大威胁。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和环境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是任重而道远。
第一篇：爱护环境论文范文
爱护、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想象力之我见
摘 要：幼儿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的养成会今后个人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幼儿教育也是教育界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以爱护、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想象力之我见为探讨重点，对幼儿好奇心、想象力的培养策略进行全面的探讨，以期为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关键词：幼儿;好奇心;想象力
一、幼儿好奇心、想象力的表现特点
（一）幼儿好奇心强
幼儿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幼儿的好奇心体现在诸多方面，他们对鲜明、直观、具体的事物都会产生较大的兴趣，进而不断对外界事物进行探索，好奇心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幼儿创新动机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在认知心理学理论也得以证实，幼儿在自身认知和外界存在不一致时，会产生惊讶和疑惑，并由此产生对新事物的探索欲望和动力。
（二）幼儿想象力丰富
从幼儿大脑成长的过程来看，2岁幼儿的大脑神经系统就逐渐成熟，幼儿开始在大脑中存储相关信息，并且在这一阶段想象力也逐渐产生，幼儿的想象力会通过动作和语言体现出来，表现在他们的模仿能力方面，模仿生活中的一些声音、活动等，另外这一阶段幼儿的想象力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绘画方面，音乐方面，他们活跃的想象力也会体现在这些艺术活动之中。
二、幼儿好奇心、想象力的培养策略
（一）注重环境创设
幼儿教育活动中环境创设是十分重要的，环境会对幼儿造成较大的影响，幼儿好奇心、想象力的培养过程中环境创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强精神环境创设，要为幼儿营造自由、民主与和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这里要重视心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创设，心理环境方面幼儿教师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幼儿，因此作为幼儿教师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和态度，避免给幼儿造成太大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另外在文化环境创设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幼儿园文化环境与班级文化环境的创设上，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进行针对性的文化环境创设。第二是重视物理环境创设，班级布置方面要结合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可以展示一些幼儿想象力的作品和成果，同时班级布置方面要富有想象力和童话色彩，营造想象力的氛围，通过环境创设，激发幼儿好奇心，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二）调动幼儿内在资源
幼儿是好奇心想象力的创造者，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还要从幼儿自身入手，激发幼儿的兴趣，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结合具体的教学活动如美术活动、音乐活动、游戏活动、科学活动等多方面入手，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不同的活动能够在不同方面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这就对幼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幼儿教师需要具有创新精神，能够理解幼儿的内心世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尊重幼儿，让幼儿自己去想象和探索，保护幼儿的独立自主性。
（三）以美术活动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
美术活动对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有重要的作用，美术能够自由的表达情况，再加上其形象思维的形式，幼儿能够在绘画过程中更加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情况，同时也激发幼儿的想象力。美术活动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主要从两点入手，第一是加强教学活动中的直接培养，在美术教学活动中选择一些幼儿熟悉的题材进行美术教学活动，培养幼儿的联想能力和想象力，通过半开放思维的主题画创作，培养幼儿的创造想象能力。同时增加名画欣赏环节，通过名画欣赏也能够给有效的培养幼儿的想象力。第二要重视教学活动外的间接培养，通过多样的课外美术活动，让幼儿感受建筑物、博物馆、山川河流，进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四）以语言、音乐、游戏等活动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
幼兒阶段语言方面的运营可以故事教学展开，通过民间故事和绘本故事营造故事情境，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同时音乐和舞蹈也是有效的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手段，音乐欣赏、音乐游戏等形式培养幼儿的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同时舞蹈动作也有丰富的想象空间。此外游戏活动对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幼师要善于把握和倾听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对话，提高幼儿的游戏参与积极性，多鼓励幼儿，自主制作游戏道具等，激发幼儿好奇心，培养幼儿想象力。
三、结束语
幼儿好奇心与想象力是幼儿思维能力的重要体现，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对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创造力也有关键性的影响，爱护、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是一个幼教从业者的重要职责和义务，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需要结合相应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注重环境创设、调动幼儿内在资源、以美术活动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以语言、音乐、游戏等活动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等具体措施，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想象力，进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红霞.谈幼儿好奇心的培养[J].甘肃教育，2020（10）：189.
[2]王惠.收起教师隐观念，保护幼儿好奇心[J].新课程（综合版），2019（10）：277.
[3]邱荷花.一则教学活动引发的对于幼儿“好奇心”的思考[J].小学科学（教师版），2019（06）：164.
[4]靳纾.浅析幼儿想象力的培养策略[J].新课程，2020（50）：164.
作者：付紫珍
第二篇：中小学教育应贯穿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内容
摘要:世界上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工业生产的节制不严，形成对环境的破坏、大气的污染，使之成为人类的巨大威胁。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和环境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是任重而道远。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远处着眼，从中小学的教育着手抓起来，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论文以三点理由讲述了其必要性，在五个方面加以实施，措施具体，可操作性强，必能收到长远的预期效果。
关键词:资源;环境;爱护;保护;中小学;教育
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保护自我生存发展的一项伟大事业和紧迫任务。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对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提出了限制排放污染和治理方案，有的形成公约。上世纪90年代初，联会国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源与环境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节能减排、生态治理等等的具体防治措施，投入巨资予以治理，努力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效益型的经济发展，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我们社会，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普遍提高，各行各业正在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的号召下加快落实，成效越来越显著。我国每1000美元GDP消耗的油当量已经从以往的0.6吨下降到0.3吨左右。作为中小学教育，在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美化校园、静化学习环境方面有显著成绩，但与新时期、新任务、新目标的要求相比，还不够全面和完善。今天我们还应当提出“要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的响亮口号，让孩子们尽早加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行列中，从小实践保护人类、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
其所以这么提，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让他们从小知道资源、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产生节约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土地、水、矿产、粮食都是人类赖依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居环境的要素。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些物质如土地、水、矿产是自然资源，地球上总量有限，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资源越使用越少，直至可以用完，如矿产资源方面的煤、石油；据有关专家预测，世界上的石油以现在的速度使用从现在起仅能再供人类使用30多年，煤仅能再供人类使用150年左右。所以现在油价煤价都涨的很高。尽管油价现在有回落，可是从长远看，价高是一个不变的趋势。现在人类正开发新的石油替代能源——生物醇，开发新的动力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核能。粮食是农民伯伯在土地上耕作培育收获的产品，它是可以年复一年收获的，但土地如果遭到破坏，如有害物质给予污染，有害物质污染了水传导在土地上，使土壤结构中含有破坏庄稼生长的毒素，使庄稼或蔬菜不能生长，就不能生产粮食和蔬菜，或过度开垦土地严重沙化粮食种植要减产。而人的生育是呈上升的趋势，必然造成粮食短缺，形成饥饿，灾荒，威胁人类的生命。
二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资源使用、环境变化状况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产生爱护资源、保护环境，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富强挤身世界之林的精神动力。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GDP增长迅速，2007年达到24.66万亿元（合32508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比建国初期GDP增长了十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消耗矿产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而矿产资源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占全球GDP总量不到4%，而我国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煤炭消耗总量的31%，消耗的石油占7.5%，钢材占27%，水泥占40%；环境污染也高出世界水平，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CO2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每4美元GDP排放的CO2,美国700千克，日本400千克，中国900千克，排放SO2，美国2.3千克，日本0.3千克，中国18.5千克。平均每立方米空气含有的悬浮颗粒物，按微克计算，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60-90，2000年北京370，上海162，广州151，而美国洛杉矶1998年时只有52。单位GDP排放的废水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也披露，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当我们听到和看到这些信息时，产生许多危机的感觉，坐如针扎，一定产生科学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念头，以便将来更好的治理环境、爱护资源，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三是让他们从小克服浪费资源有损环境的小毛小病，养成良好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习惯，同时通过这些青少年行动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形成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广泛的社会力量，促进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福人民。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中小学生，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学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有洗脸洗衣不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不随时关开关，吃饭不注意珍惜饭食，随意扔掉剩余饭菜，走不多远也爱让大人驾车接送，不仅多排车辆废气，浪费汽油，还形成街道堵塞；也还存在有走在公园、农地不注意爱护庄稼、花草、树木，走在街上有不注意小便去厕所、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的现象，有打扫卫生倒垃圾不往指定地点运送的情况，干净了自家门，影响了街道卫生、邻里卫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只要知道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危害性和产生了危机感后，都能自觉克服，逐步改正。并且通过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和宣传，能够引导家庭、社会，扩大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力量。这就如同《老外在帮我们清除心理垃圾》（《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4日第5版刊载）的事例一样，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这则消息是说：美国老人，已退休的法学博士路乞，客居湖北省黄石市，同武汉的环保志愿者一起沿路捡拾垃圾，清理环境卫生，在他的带领下，黄石市随后有数百名志愿者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环卫义务活动。同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旅游景区也发生了这样的一幕。80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场面，还包括30多名儿童参加。我国的不少旅游者看到非常感动，从而参加了该行列。
那么，怎样的办法才能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小学教育教学中去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5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第一、提高认识，广泛宣传，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新闻媒体与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经常开展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的活动，不仅使社会各界受到教育，也使青少年学生受到教育，还使教育机关的学校老师、校长也受到教育，明确认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自觉地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形成良性的教育互动，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
第二、 改革和充实中小学的有关教材教学内容，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关知识列入教材教学之中，使之内容在一些教材中占到一定比例。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科学》中就可以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材中；一二三年级的一些语数课本中利用编题、问题回答，适当编入有趣话题，使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初中、高中地理可增设一些章节，专讲资源的地球存量、消耗及节约使用途径等问题，引起兴趣，留下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逐步树立起爱护环境、保护资源的意识。
第三、加强培训工作，使各科教师懂得防止污染、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等等的一些基本知识，在教学中进行应用。
第四、修改小学生守则内容，充实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小学生可以落实在行动上的条款。例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珍惜粮食，不挑饭食等。
第五、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为主题，开展少先队队会活动、共青团组织生活会活动或班内讨论活动，联系实际想人类，畅谈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发扬良好的行为习惯，采取有组织的突击活动，清理一些公共场所卫生死角和景区塑料污染，在有益的活动中改正青少年自身存在的小毛小病，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激发小学生树立远大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志向，加强学习，长大成材！
参考资料
钟兆修：《理性看绿色GDP》（《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3日第三版）
钟蓝：《老外在帮我们清除心里垃圾》（《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4日第五版）
潘清 陈恃雷：《中国能源消耗不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信息报》2005年5月18日第一版）
作者：焦聘文
第三篇：环境资源法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
摘要：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在道德考量的范围上逐渐扩展，尽管它们之间争执不断，但是也能抽象出有助于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因为自身的制度缺陷无法应对未知的环境风险和已知的环境危机。恰逢其时，环境公共伦理为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养料池。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是环境伦理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它主要是通过为法律制度构造提供技术基础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解释达致的。
关键词：环境公共伦理;环境风险;法律化;制度构造的技术基础;司法的解释工具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核心议题以来，有关环境危机根源的探究也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从对现代技术的反思转向对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全面批判，试图找出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社会与人文病因。所以，目前学界围绕环境问题破解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哲学或伦理学之上的观念性尝试。在许多人看来，唯有改变传统社会将自然中性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伦理观念才能着手环境问题因应的具体操作，也才能找到破解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如何对待自然成为了环境领域的一个伦理难题，围绕此难题的伦理观念或知识也在逐渐地转变和增长。这些新兴的伦理观都试图对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给予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定义和解释。它们以伦理的对象考量范围能否继续扩展至其他生命体甚至整个生态圈为中心展开了持续的争论。不管是否可取与有效，这些伦理观念都大大开阔了环境问题的方法论视域，引导我们反思环境问题破解的道德基础和策略转变。在法律领域，环境伦理不仅促使我们对传统法学的价值取向和调整方法进行审慎的反思，重新界定法律中“物”的内涵和范围;同时，许多环境伦理规范经过社会认同为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法令和政策提供了价值论和道德论的基础，也为这些法令政策的执行贯彻创造了社会条件。因此，笔者将围绕环境伦理法律化这个命题，探讨环境伦理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旨在从规范之内为环境伦理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环境伦理如何引导环境法治走向合理化、合道德化的理论向度上，环境法治如何与环境伦理在制度上实现有效对接。
二、环境伦理范围的扩张与环境
公共伦理(一)环境伦理的类型与范围的扩张
伦理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互助、博弈与合作逐步形成的观念与规范的集合。与社会进程一致，伦理的考量范围也从最初的“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宗族以至民族与国家。这个转变是在“人”与“他人”的理论环境中完成的。而当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有关环境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开始步入伦理审视的范围，环境伦理因此得以产生、发展，并随着人们思考重心的嬗变经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和社会生态学等不同类型的伦理观。
首先，以人为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社会通行的伦理观念。它坚持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是世界运转的中心和评价的标准，大自然对于人类只有工具性、实用性价值。道德是基于理性的，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即使在这个契约关系中，人为了享有道德权利而不得不为一定的道德义务所约束，它也仅在具备理性能力的道德共同体内有效[1]。其次，尊重生命的生命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生命体的传统观念的初步批判。该种伦理观念重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坚称生命本身之外的物种和生态与价值无涉①。再次，以整体主义为基调的生态中心主义进一步将道德主体考量的范围扩展到生命社区之外的整个生态系统。它重视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宣称只有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因为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重于个体的生存②。最后，穆瑞·布克金发展的社会生态学尝试从社会文化、社会行为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认为，社会层级和主宰的观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混乱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层级制度及其宰制观念为人类提供了主宰自然的心理动机和物质条件。社会生态学试图克服这种“社会疾病”在自然界蔓延，它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个体构成整体，整体塑造个体。在互动关系中，个体应当努力促成整体的平衡和稳定，用人类的能力为大自然服务[2](P19—40)。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杜辉，等：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笔者认为，这些环境伦理尽管在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向上各有差异，但它们对环境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在方法论层面上，环境伦理为环境法反思传统法理学对价值、权利、主体等范畴的考量不足提供了批判性工具。环境伦理对这些范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强调拓宽了环境法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层面，这些环境伦理不断催生新的环境立法，如《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保护纳入国家责任;同时，它们也在不断改变着环境立法的目的及其法哲学基础。
(二)伦理取向之不足：多元环境伦理在环境治理中的难题
上述多元化的环境伦理构筑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哲学上的重建工作，试图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一个普遍化的伦理规则。但是，在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这些努力均告失败，以至于当代社会陷入了环境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情感化、碎片化和相对化的泥淖中，环境伦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停滞状态。
首先，大部分环境伦理缺乏对于实际问题的细致关注，这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可供实践的伦理意涵。它们大都是以乌托邦式的浪漫方式试图构架人与动物或其他物种(甚至是超物种)共享伦理主体地位的共荣图景，或者以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来抽象地谈论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平等关系和价值关联，并试图在法律框架内重新调整人与动物、植物、无生命物等自然物之间的价值序位，以期改变传统法律由于坚持“人类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这一传统伦理观而在因应环境问题时显现出的无能或低效。不可否认，这些环境伦理的确在改变着法学和法律对环境问题的传统看法;但是，这些环境伦理在法律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抽象的伦理观念需要科学规范的内容才能为环境法治实践提供具体的伦理规范。
其次，公众几乎一致认同环境危机和风险的存在，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动物权利、生态价值等环境伦理往往只是美好的远景;在本质上，它们对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和社会规范僵化的批判以及对生态文明的追求，最终都将“沦落为浪漫主义的道德批判与伦理主义的文化劝诫”[3]。正如福斯特所言：“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4](P21)。以全球变暖为例，尽管全球变暖的危害十分可怕，但它并非有形地、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很多人会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5](P2)。不管环境伦理如何鼓吹、认同价值观改变的重要性，上述这种悖论依然存在于一切环境保护的领域，公众的行为依然踟蹰不前。
最后，以环境伦理为基础的治理与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就政府而言，满足公众的消费需要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标志;对于公众而言，消费是个体获得发展的直观明证。在消费成为社会基本伦理之一的现代世界，试图遏制公众的消费欲求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十分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随时要为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做足准备，尤其是在中国，引导公众消费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消费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推动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问题。环境伦理要想在这种相互掣肘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环境伦理讨论的是与环境有关的“好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涉及的是那些确定我们“如何与自然相处，想要如何生活”才能不坠于环境风险漩涡的一般性规则。而上述几个方面的宏观分析揭示出了环境治理的伦理取向不足以完成构建“好生活”的任务，必须将环境伦理中的一般性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亦即，环境治理的伦理化必须转换成环境治理决策的政治化和法律化，尤为重要的是，将风险责任的伦理化转换成风险伦理责任决策的政治化和法律化。而为了寻找环境伦理责任的标准，以便使其得到法律和政治上的认可，我们必须厘清多元环境伦理规范哪些方面形成了共识，这些共识是环境伦理法律化的养料池。
(三)环境公共伦理：多元环境伦理背后的共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各种环境伦理之间争执不断，都试图在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和行为中获得至高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实际上，即使没有哪一方能够在环境伦理的知识系统中独揽话语权，人们也在彼此的冲突和沟通中达成了某些方面的伦理共识。在这里，笔者姑且将这种伦理共识称之为“环境公共伦理”，以与纷繁复杂的多元环境伦理相区别。
共识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应成为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行为的目标追求。环境危机的发展逻辑表明，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逻辑决定了环境危机是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它需要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的全面变革和“绿色化”。环境公共伦理的达成，促使全球、地区、民族国家、区域、城市、基层等不同层次的主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纳入到规则制定的考量之中，并使得不同的行动者带着不同的价值、利益以及为自己的利益而影响社会规则的能力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重塑，试图建构一套具有更宽泛理性的限制条件③来给社会政策的选择提供指引，进而使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可以被更宽泛的解决问题的理性所限制。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社会主体与全球化的环境要素和环境伦理相互交织在一起引起了行为者间的结构、规范和预期后果的不断变化。如环保NGO等第三方组织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规范力量的范围扩展到受害者之外的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体的发展规划也适当地将“环境友好”、“生态和谐”纳入到预期后果之中④，这些都表明了人们对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共识二：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取向和增长取向具有两面性。现代科技带来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坚信只要科技进步，就能掌控生态危机。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已经妨碍我们采取有效的生态治理措施。与之相类似，经济增长的取向也是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经济增长与环境危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环境问题不可能通过发展经济获得解决。可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存在着激烈冲突的伦理准则，如果不能明确社会发展方式、个人生活方式以及应当遵守何种共通的伦理规范，这些冲突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决。
共识三：在苛责标准上，环境责任的范围扩张应当因为“社会保护”的需要合理化。责任主体范围和责任形式的扩展是现代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对环境保护存在如此激烈的争议，并不是因为多元化的环境伦理之间互不相容，而是因为所有的这些伦理价值问题都表现为一种制度性问题，或者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法律的问题，亦即，“它必须透过法律制度来确定一些观点，透过这些观点去证立一些权利、义务和公权力干预的正当性。”[6](P335)在这种情况下，对责任的判定就要从纯粹的道德考虑转向法律领域，而社会主体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行为两个方面都必须符合环境公共伦理的要求。这为环境伦理的人性内化和制度外化提供了理性的实现通道。在环境公共伦理论域中，环境责任的关系图谱应当如图1所示。
1.关系AA+标示出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道德责任以自然本身的目的为基础，以肯认自然的道德地位为前提;关系BB+标示出人类中心主义中道德责任仅是人与人之间道德义务的副产品。
2.关系AB+C与A+BC都表示出环境公共伦理的责任对象应当是自然和人的复合体。
3.环境公共伦理中的责任关系应当由AA+或BB+向AB+C和A+BC转变。
4.C标示出在环境公共伦理中，人对于人、自然之间的责任关系在实现上是共通的、复合的，两者之间互有助益。
共识四：环境治理需要新的机制和新的行为模式的结合才能有效。现代公共伦理对处于弱势的人的保护或许有效、有力，但丝毫没有保护生态系统的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在现代伦理思维的视野之内。传统的环境治理机制注重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却没有意识到“资本的逻辑和人类贪欲的理性化释放”需要政治、社会手段才能得以抑制。这种政治考量包括：(1)如何将环境问题政治化，确立生态文明的政治意识;(2)环境治理中的集体性整治行动成为必要;(3)环境治理如何吸纳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并使之成为政治制度创新和行为转变的制约因素。这种社会手段包括：(1)敦促社会公众审慎地行使自己的生产、消费权利;(2)培养并丰富社会公众的生态良知，形成社会公共道德;(3)积极参与民主社会中的对话商谈，就有关环境的公共道德形成新的共识，制约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环境行为。
笔者认为，不同的环境伦理观之所以能在这四个方面形成共识主要是源于：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环境风险时代伦理学重建的首要问题，是一切环境伦理必须思考的原旨。传统社会科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支配”型单方主导关系，这成为环境时代知识重建和制度改造的最大障碍。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人们对这一关系本质认识的深入，即使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也在试图将“强人类中心主义”改造为“弱人类中心主义”，依此来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二，人们对“技术万能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的迷恋使现代社会的许多制度和政策误入歧途，成为了环境问题的帮凶。在社会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厘清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本然地位是环境伦理在宏观层面上应当努力的方向。其三，环境问题频发的另一根源在于主体责任的不明确和责任伦理逐步将人对自然的责任抛离出伦理的视阈。梅因曾将社会发展的进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伦理意义上这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彰显是通过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实现的。但人们在通过对物的依赖扩展自身主体性，却将人和自然的一体关系彻底从责任伦理中删除，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冷冰冰的利益关系，并使之成为把握伦理价值的尺度。这个过程内含了人的责任伦理的发展线索，即现代社会中的人及其所构筑的制度越来越强调权利伦理的同时却愈加缺乏对人类责任和自然责任的自觉。其四，一切伦理上的反思和重建都必须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来。这种行动包括宏观的政治行为，亦包含微观的个体行动。环境伦理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公众意识的提高、对环境事务的全面参与和社会决策的绿色化。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环境伦理都必须在行动层面上展现出积极态度，否则，将沦落为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笔者在此尽管没有在具体的细节上给出多元环境伦理在当下形成的共识，但是从基础关系、社会制度、主体责任和社会行动这四个方面概括环境伦理的基本共识，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它们涵盖了环境事务的各个层面。尤应注意的是，目前形成的共识并不全面，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进一步商谈和争论的空间。
三、何以可能：现代社会的环境法
危机与环境公共伦理之契机现代社会中环境议题的走向表明，当下的环境议题恰逢观念转型、社会转型与制度转型的三重变奏中，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因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伦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环境法治不仅意味着管理与控制规则之治，更蕴含着人类对普遍的环境道德理念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可以说，环境风险使得环境法成为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管制性工具，而环境公共伦理则成为将环境法规范和理论塑造成风险预防与分配工具的观念力量。
首先，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与环境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法的现代基调：不是要根除产生环境风险的行为或被动防止环境风险，而是要调适可能引起不合理、不可欲危险的风险行为，并尽量公正地分配环境风险。尽管风险社会的知识政策可以使潜在性的风险明朗化，但是“科技理性面对文明的风险和威胁的增长时的失败”进一步表明“系统地基于科学对风险的制度化和方法论”的“纯粹科学方法”不可能成为动物、植物、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合法保护人[7](P55，59)。对比风险社会的特征和环境法的传统功能可以断定：以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主要手段的环境法显然无法识别和消解现代环境风险。目前的环境法形成于经济主义盛行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以“为经济保驾护航”为目的逻辑，以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绝对分野为基本前提，其价值取向在于环境污染背后的财产和人身权益保障;环境法益主要围绕人类权利及其实现途径构建，个人化、物质性和静态的传统法益标准无法涵盖新的权益类型。风险社会中遭受威胁或损害的对象不限于特定的人，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不特定之多数人，还包括未来世代和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生命的、生态的价值。
其次，环境危害或侵害的特殊性决定了后果和责任无法认定。传统的环境法在处理环境侵害行为时以现实的物质损害后果作为严格的判准。事实上，在可能的环境风险中，侵害后果往往很难评估和测定，化学污染、核辐射等引发的危害超越人类的判断能力。此外，环境侵害中的因果多元性、主体叠加性、过程长期性与后果难测性交织在一起，给环境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责任的落实带来了难题。而宪法中环境保护义务的明示、环境刑法中危险犯的确认、环境行政法中风险基金的建立等规范的缺乏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法在风险社会中的危机。而环境伦理意欲克服这个问题的有效方式注定是超越了“责任性行为道德”的视野⑤，这要求环境伦理的法律化必然要注意其中的可能危险。
再次，目前的环境法强调规范意义的行为责任，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和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社会责任缺乏全面的规定。环境公共伦理作为协调“社会—环境”利益关系的一种价值原则和规范要求，它一方面表明受其干预和约束的对象不能是无限的，如不能对动物、植物等提出规范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凡是能够与环境发生利益关系的行为主体都是其可能干预的对象。环境风险产生源头主要不是个人而是各种组织或者政府。如2007年“厦门PX事件”等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政府责任缺失带来的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共同的愤怒”⑥。由此观之，政府行为的越位和责任的缺失不仅不能引导公众“以法抗争”，反而是粗暴维权和对政府合法性的否定。
最后，传统环境法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评价行为的道德标尺，认为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以合理手段逐利无可厚非。这种经济伦理与环境公共伦理存在冲突，阻碍了环境公共伦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理应受到制度规范的影响。这表明，渗透到制度中的社会价值要求必然对经济人的行为向度发生影响，其中当然地包括对主体环境责任的要求与期待。因此，在规范建构的意义上，环境公共伦理引入环境法律有助于克服经济伦理的缺陷和弊端。
四、如何可能：环境公共伦理
法律化的两种进路传统环境法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构筑规范体系，其精神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怎么样生存是善的，集中到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上”[7](P3)。而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每一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存在伦理之争，每一次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背后都存在伦理障碍，法律伦理基础与风险时代的环境公共伦理体系存在匹配错误。如果能使上述生态伦理观念在法律规范中摒弃严格僵硬边界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张力”，放大各自的优势并有效地抑制和抵消各自的“所弊”和缺陷[8](P213—214)，藉此重新定义环境危害、环境安全、环境责任、环境控制手段和风险分配的标准，那么在风险社会中环境法律的难题就能得到一定的解决。
环境公共伦理进化意味着通过知识系统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策略转变，法律化进程则是人们在综合社会和环境因素之后做出的选择。环境公共伦理不仅驱动了许多环境法规范的产生，而且还影响环境法规范的修正与对规范的解释，改变并扩大规范的适用范围，同时作为条件影响着社会对环境司法的认同度。
(一)环境公共伦理作为制度构造的基础
环境公共伦理对环境法律规范的影响范围极广，从概念的确定到原则和制度的建设都与其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公共伦理影响了环境法律规范建设的方向和内容，同时为社会变迁中的环境法律规范的发展提供了判断依据。具体而言，环境公共伦理作为环境法律规范制度构造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环境保护的任务进一步扩大。起初，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局限在有限的区域和对象范围内，地方性的环境变异和直接受害人的利益损失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直观判断。相应地，环境保护的任务也就局限在因环境污染而直接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者身上。这种以财产权和人身权为保护对象的物质主义取向实际上取消了权利存在的环境前提，环境公共伦理提醒我们注意生态环境作为统一整体的重要性。以人为对象的环境保护固然符合现代社会中“人处于价值谱系的顶端”的道德判断，但必须辅之以环境为中心的环境保护理念才能准确地说明环境保护的意义与任务。如德国在1971年颁布的《联邦政府环境纲领》就提出了环境保护的三大任务：(1)确保环境是一个健康且具有人性尊严的存在，视之为内涵人性的环境保护原则;(2)保护地表、空气、水、动植物不受人类的侵害，视之为以环境为中心的保护原则;(3)排除由人类侵害所造成具体的损害及危害性，视之为环境损害排除原则。再如，欧盟2000年签署的《欧盟人权宪章》第37条规定：高水准的环境保护应当纳入欧盟政策之中，并应依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予以确保。为了落实这个要求，欧盟于2007年通过《里斯本条约》修订了原《欧洲共同体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其次序分别为：(1)维持并保护环境，改善环境品质;(2)保护人类健康;(3)审慎及理性地使用自然资源;(4)在国际上促进区域及全球环境问题的措施，特别是气候变化的防治。同时，《欧盟运作条约》(2010)第11条还明确了在确定及执行联盟(有关工业、农业、建筑、渔业、交通、环境等领域)⑦的政策与措施时，特别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纳入环境保护之必要考量，这就是所谓的“跨领域条款”，明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欧盟立法的权限问题。经由此一条款，环境保护不仅是欧盟诸多任务中的一个局部任务，更是欧盟整体政策决定的关键一环，意味着所有欧盟的政策拟定及推动，都必须考量环境保护问题。可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框架，成为与其同位阶或超越前者的利益考量的内容。发达国家在规范上对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的重视与强调，意味着环境利益不再仅仅是利益权衡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在某些区域的内部应当坚持“环境优位”的原则。此外，欧盟于2006年通过的欧盟新化学品法规REACH(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zationandRestrictionofChemical)所包含的七项目标中，第一项即揭示了保护环境的目标，要求明确几万种化学品的安全性，在程序、企业评估责任等方面要求严格;更为重要的是，该法规第七项目标要求推广非动物实验，给予动物以更高的道德关怀。设定这样的目标，一方面显示了环境法规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方面也暗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策决定者已经将环境保护的目标扩展到整个生命群体，而非地方性利益[9]。
2.推动责任范围的扩展与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将取代财富成为分配的主要问题，与此相对应，责任的分配将居于权利分配之前。在应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中，金钱补偿的概念不再有效或效力不够，预先设计的救援计划或预防性监督同样可能失效，环境风险的时空效应迫使人们面临一系列破坏性连锁反应，这些都意味着“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10](P19)，各种责任标准和测量程序的无效，责任计算变得相当模糊。依据贝克的说法，这些问题复活我们关于“人类是什么，我们将自然看作什么”的伦理思考[10](P27—28)。因而，所有关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的现有制度都应当大幅度调整，“即使在现行以财富分配为基础的政经体制下，环境生态也必须慢慢推到其他价值、利益的前面”[11](P73)。于是，有关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必须考虑“群己界限”和“天人关系”，前者以个体对“他者”的环境责任为内容，后者要充分考虑生态整体存在的利益及其他非人生命社会的自身利益。环境公共伦理能够将环境责任的主体范围从实际污染者扩展到制造环境风险者，从个人扩展到政府和企业;能够将责任的区域范围从社区扩展到地区、民族、国家和全球;能够将责任承担的方式从民事责任扩展到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能够将责任的属性从“回溯性责任”扩展到“前瞻性责任”。
3.促使建立严格责任原则来合理分配责任，保护自然生态。严格责任的确立表明了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在主观构成要素的减少或排除。在环境损害事件中，排除了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是由于很多环境损害实际上是因为“合法行为”而引起的，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无法及时、准确的确定，又或者基于有些环境损害并非能在一个世代内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将损害分配给受害人，而行为人因其危险行为而获利，不符合社会公平和损益同归的基本原则。在环境犯罪领域，客观主义的立场也应由环境公共伦理之故被广泛应用。英国在审理Alpgacell诉Woodward一案⑧中，就采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并不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以主张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逸刑事责任[12]。同样，法国的《农业法》第434条第14项有关水污染犯罪的规定中，也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分割行为作为事实基础，在法制上建立了客观犯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这些责任社会化的趋向从根本上讲是环境公共伦理在影响人类观念的基础上带来的理论变革。正如英国学者拉兹所说：“现在，当我们谈论‘责任’时，它并仅仅意指责任能力(Capacityresponsibility)，它更多的是唤起我们对‘我们经常是不负责任的’这一事实的注意。”[13]而要缓解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带来的矛盾，必须借助于伦理的支持，一方面建立涵盖环境公共伦理的责任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唤起社会公众对环境侵害、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认同。
4.扩展因果关系的判断准则以适应环境权利保护的客观需求。从法理上看，环境侵害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分为两种：一是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指加害行为与权利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指加害行为与损害大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大量的不明污染源给危害后果寻找归责主体设置了障碍。基于此，许多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了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准则：即使无法证明某一因素与相应的疾病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只要根据合理的统计和观察能够获得两者存在疫学上的高度盖然性，即可肯定因果关系成立。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准则有利于对环境犯罪的认定和指控，从而部分地解决环境事件中“有组织而不负责”的问题。而意欲达致这一目标，需要将环境公共伦理作为考量依据才能使因果关系的扩展被大众所认同。
5.扩展影响环境的社会行为的范畴，并将不法行为的临界点在时间维度上前移。环境公共伦理在制度上的反应，本质上是环境资源作为利益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人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自然上的具体反映。基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人类社会必然会对环境利益分配制度进行膨胀性建构。而环境公共伦理必然会随着社会对环境利益认知和需求的加深不断扩展对利益分配行为的考量范围。如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就是将犯罪的成立从施害提前到危险形成阶段，进而扩展社会行为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将环境公共伦理对不法的利益分配行为容忍度降低的事实反映到环境法律制度中来。
(二)环境公共伦理作为司法实践的解释工具
司法实践中，解释根本的目的在于判断何种决定是“好的”、“可接受的”。在环境司法中，环境公共伦理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观念和制度对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环境利益、后世代利益之间的关系重新梳理和价值序位的重新排定来主导环境司法中的解释工作。在此过程中，它成为常规的规则解释的参考依据，在强有力的伦理解释的支持下，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解释结果可能被改变，转而关注人与自然生态的利益共荣。
1.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律规范的目的解释。在环境案件中，对环境保护的目的考量往往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势必在环境法律的司法适用中造成解释的张力：传统案件的法律适用遵循严格主义的解释进路，即使是在法律未有明确制度规制的地方，法律解释也是严格依据一般法理和社会通行观念;但是，环境危害的特殊性迫使法律适用者必须超越人与人利益纷争的界限，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纳入到解释的参考因素中来。此外，环境法律规范往往提供了制度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在规范缺位或存在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司法者就可以通过借用社会普遍接受的环境公共伦理做出合理的推导。环境公共伦理已然成为连接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中介环节，构成审判规范生成的影响因素之一。尤应注意的是，可以使环境公共伦理通过对社会观念的渗透对环境司法的运行形成舆论压力;或者通过对社会政策的改变演变成环境司法的直接参考依据。
2.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律规范的范围解释。在实践中，存在着环境权利范围和法律保护范围不对称的可能。这种不对称性分布在当事人之间、当代人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人与非人之间(表现为在共同世界中生存机会的公正分配)。首先，在当事人之间，很多时候都无法确定环境利益受损的范围与可以请求赔偿的确定范围。如我国传统民法将侵权责任可请求赔偿的范围确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程度，这样一来，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环境利益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将环境公共伦理所关注的除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环境利益(如环境安宁权、眺望权、通风权等等)纳入到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此外，基于对危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环境风险的预防需要，必须借助环境公共伦理将侵害行为的标准从实际的现实侵害扩张解释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其次，后三种不对称性是法律实践中忽略的，因为司法实践很难明确地在环境案件中考量它们。笔者认为，它们可行的运作逻辑是通过基本权利的实现方式来影响具体的环境司法实践，即通过“明示基本权利的构造”或“明示对基本权利的义务”两种方式作为环境司法的重要参考依据。如《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明确课以国家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合宪秩序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环境予以保护。”同时，于2002年德国基本法修改时，将动物的保护纳入国家义务。从文本上来看，该条内容完全是社会伦理判断在基本法上的具体表现。我们并不能单单从该项国家目标中推导出关于环境的“主观性的权利”，因为依据德国公法学家伯阳的论断：“主观性的权利只有因基本权利产生了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时才会出现，如保护生命与人身不受损害，以及其他法律权益不受有害环境影响。原则上应由国家自行决定人如何履行《基本法》第20a条所规定的保护任务。”[14](P55)但是，在解释与适用各项普通法律与基本权利时，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司法者可以通过这项伦理性目标来解释具体的裁判规则在适用范围上的大小和意欲达到的环境效果、司法效果。
此外，环境司法实践宣告了一种对双方当事人、一个社区、一个区域甚至一个较大规模社会的未来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生活。因此，环境法律规范和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就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命题、社会命题甚而政治命题。而对有关环境的制度和司法实践结果是否合理的追问，必须通过环境公共伦理所体现的“思想力”来实现。这是因为它不仅影响着制度构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影响着社会行为的模式，符合社会公众所认可的环境公共伦理的法律建构和司法裁判也必然会获得普遍的接受。总之，如果说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那么环境公共伦理就为创设这种可能生活提供了前提。
五、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的意义
与未竟之处——代结语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的命题其实是环境伦理实践方式的具体内容之一，其意义在于：第一，在环境危机遮蔽了传统世界的生存意义的背景下，环境公共伦理唤起我们对生存意识、模式的拷问，并引起我们对“如何通过制度建构走出困境”这个命题的关注。第二，它充分汲取了现代实践伦理中的养分，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持。第三，它为社会接受并践行环境法律和司法裁判结果提供了意识基础。然而，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尽管必要且可行，它也将遭遇一系列难题和限制。首先，法律的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价值和利益的协调问题，而环境公共伦理所认同的价值种类繁多、参差不齐，所以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排序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难题。其次，法律调整的重点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环境伦理则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如果将环境伦理中的价值理念生搬硬套到法律中，必然会造成环境法律中“人的缺席”和“荒野的独语”的尴尬。最后，环境公共伦理制度化必然会遭遇其他一些法律构造的技术难题。要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解释这些伦理的规范或方法有哪些?(2)解释这些伦理法律化的难题及其因由?(3)解释在法律观念或规范中，人类必须对谁负起责任?(4)解释这些责任如何证成与实现?当然，笔者本文主要对环境公共伦理的主要类型和法律化的两种路径进行厘清，至于“难题之克服”这个宏大的论题，则需另文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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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伯阳.德国公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注释：
①代表人物有边沁、彼得·辛格、汤姆·雷根、史怀哲、保罗·泰勒，其中尤以保罗·泰勒最为全面，他基于所有生物具有“自身的善”(Agoodfortheirown)这一哲学论断，提出了包含不伤害法则、不骚扰法则、诚信法则、补偿公正法则在内的由“尊敬自然”态度衍生出的一般法则和义务，并发展了人类和其他生物产生利益冲突时的优先次序——基于自卫原理、比例原理、最少错误原理、分配公正原理和补偿公正原理的五个优先权原理。参见P.Taylor.Theethicsofrespectfornature，EnvironmentalEthics，1981，(Vol.3);R.Attfield.EnvironmentalEthics：AnOverviewfortheTwentyfirstCentury，PolityPress，2003，pp.43—45，89—90。
②该观念主要包括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和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
③环境治理的传统模式仅仅关心如何掌握大致的科学共识、有组织的压力和知识化的公众，而忽视了环境公共伦理对于政策规划的指导意义，对于公众环保意识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于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④如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产者采用清洁生产方法等为适例。
⑤关于责任性行为道德的扩展与认同，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39—140。
⑥这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普遍的心理状态，具体参见N.J.Smelser.TheoryofCollectiveBehavior，FreePress，1962;K.Turner.Collectivebehavior，PrenticeHall，1987。
⑦《欧洲共同体条约》(2001)的第3条第1项和《欧盟运作条约》(2010)第4条第2项都对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合作领域做出了规定，这些领域工作的开展都需要考虑环境保护问题。
⑧本案为造纸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堵塞，致废水流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严重污染。
作者：杜辉 陈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