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共8篇）

篇1：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已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新的理论还缺乏具有理论深刻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系统研究。70年代于美国兴趣、至今已涉及全世界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对当代经济的影响日益昭显。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十分必要。随着经济伦理学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伦理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网络经济不但需要高超的信息技术，更需要深厚的伦理滋养。

作 者：张书琛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510320刊 名：广东商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年，卷(期)：“”(1)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网络经济 经济伦理学运动 网络经济伦理

篇2：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原是二战后英国一些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纳戴尔和巴尼斯等)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如何规定人类行为所运用的概念，其原意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和群体与其成员之间复杂的网状联系。从80年代起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戴尼斯・迈拉特、奥利费・克莱瓦塞、布鲁诺・莱克格和宫泽健一等)将网络分析方法移植到企业内及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美国“克林顿――戈尔”新政实施以来，经济学家又进而用网络分析方法来阐释美国互联网条件下的“知识经济”，进而形成了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 网络经济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和企业两分法的复杂的、动态的、作为美国“新经济”之理论概括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态。首先，网络经济理论对原有建立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的二分法”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阿尔齐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认为市场与企业并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在“网络结构中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从而将原有企业理论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提升为市场、网络、企业三者构成的全新的网络分析框架，用“网络”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弥合了传统的抽象理论研究与“新经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是一种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不相同的新理论。其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由于知识、信息、网络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其本身并没有出现短缺，反而得到衍生和增长，“厂商的资源约束前提”被弱化了，所以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之基石的“资源稀缺性”在网络经济中已逐渐弱化了其方法论的意义。又由于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并进而导致价格下调及家庭购买力上升，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家庭收入约束前提”也被弱化了。由于这两个约束前提被弱化，所以用来分析需求变动规律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分析供给变动规律的生产费用理论，似乎也不再适用于分析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网络经济理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再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将科学哲学“实体变成了关系”的观点引人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传统范式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网络经济理论批评科斯和威廉姆森错误地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建立了以“资源依赖”为分析基础的人际、群际关系网络概念框架;并以它的“资源依赖模型”代替了熊彼特和科茨纳的企业家个人提前行动、创新的“战略管理模型”;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企业家个人只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联结点，而将由不同个人组成的网络利益群体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与企业彼此对立、界限分明的简单化的观点，认为个人或组织已通过网络将自己与市场环境联为一体，从而突破了传统经济活动空间而进入媒体世界，出现了与原有实物经济并存的虚拟经济或网上经济[1]。

90年代中期，西方的这些新的经济观点开始通过各种传媒和学术交流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翻译和创作了一大批关于“知识经济”的论著。虽然“知识经济”理论曾在我国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但除少数论著外，大多数论著似乎都是在不得其要领的情况下的追风式炒作。近几年，开始出现了一批深谙“新经济”或网络经济要领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如经济学家杜家滨、张维迎、张其佐、黄泰岩、牛飞亮、陈湛匀、鲍康荣和实业家俞敏洪、刘晓林、刘元煌等，发表和出版了一些严肃的关于网络经济的论著。但对于如何将网络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还嫌薄弱，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

二、经济伦理学运动

在19世纪70年代一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曾被理解为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不讲道德的原始“丛林”。随着学科的高度分化，经济学与伦理学也分道扬镳，被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于是“丛林法则”成了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唯一法则。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西方工商界为了追求利润而残酷地竞争，无情地博杀，经济活动成了一种无人性、无道德的以金钱和诡计为武器的不流血的战争。与此相适应，美国拿破仑希尔等人关于“抽象的贪婪”，“商战谋略”等宣扬“丛林法则”的各种书籍也广泛传播开来。在这种氛围中，为了不择手段地赚钱而践踏法律和道德，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恶性事件也不断增多。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种种丑闻频频曝光之后，受害的一些美国人开始寻求走出那个充满罪恶的原始丛林的出路。于是首先在美国大学掀起了被称之为“经济伦理学运动”的浪潮，并由大学的理论研究走向了企业的实践。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所罗门、本・巴鲁克・塞利格曼、保罗・霍肯等。这场由学术界发起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的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反公司腐败的法令。同时也在美国公众中形成了对企业界不信任甚至敌视的道德氛围。在这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界也变被动为主动，纷纷赞助各种经济伦理问题研讨会，并通过制定公司伦理章程对公司职员进行伦理培训而调整经营行为，从而使“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理论走向了实践。经过10多年的“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经济与伦理是否有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开始，经过“为饥饿的课堂提供教材”、“哲学原理加案例”、多学科交叉研究这三个阶段，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经济伦理学”这一具有合法地位的新学科。至，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因“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而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学术界对经济伦理学更加重视。

在美国的影响下，“经济伦理学运动”在欧洲(80年代下半叶)、日本(90年代初)和许多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后)相继兴起，至今已波及全世界。

中国的经济伦理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一1984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在哲学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这一层次上进行讨论，尚未使用“经济伦理学”在一概念。1984年一199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研究管理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并且得到了较大的进展，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有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温克勤的《管理伦理学》和刘光明的《商业伦理学》。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首先是1994年中英澳、中美在暑期主办的.学术演讲、学术交流会议，开始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此后，在上海、长沙等地成立了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和课题组;中南财经大学将经济伦理学列为研究生课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多次经济伦理学研讨会;中国学者还参加了多次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集中在“经济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伦理学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其中主要有：唐能赋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学》，叶敦平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的嬗变和适应》()，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1999)，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等等。同时，西方经济伦理学著作的译著在我国也有较多的出版和译介[2](P22-27)。

经济伦理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成果也比较丰硕，虽未出现世界公认的名著，但其对当代经济、伦理的影响却日益昭显。我国即将加入WTO，在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中，不但会有技术上的竞争，同时也必然涉及许多经济伦理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活动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不但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伦理方面的问题。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经济研究就是规范经济学，它与实证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学的两大支脉。从这些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参考资料。但是，曾被古代和近代学者称之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包括经济伦理学)，其真谛应当在理论的指导下到 实践中去把握。我国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实践性 的应用研究还较为薄弱，还没有象美国那样深入到经济实践之中，经济伦理学虽然不象70年代的美国那样被视为“无稽之谈”，但并没有引 起实业界应有的重视。相反，已被美国批判了 的拿破仑・希尔宣扬“抽象的贪婪”的书，各种讲述“商战谋略”的小册子，仍通过书摊、书店将“丛林法则”广泛传播。这些过时且有害的经济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助长了违法犯罪和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指导，为我国加入WTO做好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网络经济伦理

继经济伦理学于8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了一门具有合法地位的独立的学科之后，至9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以建设“世界企业伦理学”为宗旨的，会员包括1000家大跨国公司和500家美国大公司的“经济伦理学协会”，而这时正是国际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地扩展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空间，使跨国公司超越了本国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因而在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一种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国际商务伦理秩序。在这种情势下，网络伦理特别是网络经济伦理很自然地成了经济伦理学所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2][3](P66)。

国外对网络经济伦理的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秀成果。其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有：(l)网络使用和网络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如对网络经济主体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问题，如何防范和抵御网络经济风险问题。(2)由网络经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互相联系而产生的诸多交叉性伦理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问题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规范问题。(3)网络经济所涉及的深层次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网络经济伦理规范的哲学和元伦理学根据问题，等等[4]。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普遍伦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问题(环境、人口、核扩散、霸权主义等)的突出又使“普遍伦理”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因而如何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也成为各国学者研讨的一个热门话题[5]。

“网络”原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不论是经济网络还是其他网络，都是将个人、阶层、组织、集团以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事实、技术为载体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因而，我们在发展和研究网络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技术问题，更要重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问题。人们往往将网络经济称之为“注意力经济”，认为谁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谁就能把握更大的客户群;入网的客户越多，网络的增加价值就越大。而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成熟，更要靠客户在伦理上(如信誉、安全、善于合作、对客户负责任等)的认可。如果在伦理上不被人们认可，再高的技术也会被人们抛弃。6月，世界著名的网络公司――思科公司的总裁钱伯斯、思科中国区的总裁杜家滨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一起，对世界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在这次谈话中认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成功，要成功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合理的行为规范和完善的体制、制度。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思科增长了70%，但钱伯斯仍然担心：“如果我们脱离客户或者脱离员工的话，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怎样防止这样令人担心的问题出现呢?钱伯斯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样把新的文化灌输给职工。”对于这个“新的文化”是什么，思科中国区的副总裁林正刚先生作了一个恰当的阐述：“新文化就是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价值、新观念。”“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公司能做什么来帮企业、帮客户、帮你的同事来做好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你就会被调出这个位置。”[6][7]于东辉、董军在其《中国网络见证》一文的结束语中，在充分肯定2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巨大发展和网络创业者杰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伦理的角度对一些骤兴骤消的网络企业作了中肯的批评和劝诫：“我们不想否定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中国的网络企业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过功利、太过偏执、太过不留后路。”“无论在耗费财富还是赚取财富方面，他们都做得不负责任。”“我们期望网络人不再用下作的手段互相诋毁和拆台，网络的市场氛围和谐而健康……我们期望网站们不再通过作弊和说谎来提高名次，‘海归’们恢复自己本来的热忱、诚实和有礼。”[8]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一些网站的失败不仅是能力上的不济和条件上的限制，同时也是伦理上的失败。

网络经济不但突破了传统的活动空间和面对面的交易方式，而且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又在实物经济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虚拟经济，这就使经济领域的人际伦理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玄乎。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网络经济的伦理建设显得更加重要。首先，在观念伦理方面，要树立诚实、守信、顾客至上、建立在“网络平台”和水平价值关系之上的平等观念等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其次，在规范伦理方面，要建立适应网络经济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完善的伦理规范。再次，在制度伦理方面，要严厉打击坑、蒙、拐、骗和网络犯罪，整顿市场秩序，营造安稳的法制环境，健全网络监控和安全认证体系，建立风险投资制度，改革不适应平台式网络经济发展的垂直性科层制度，为网络经济的发展铲平制度上的障碍。

篇3：经济伦理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一、经济伦理的含义

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等较早使用了“经济伦理”一词。其中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依赖性, 即看不见的手。而韦伯在考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时对经济伦理做了如下阐述:“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具有合理的记账、合理的技术和理性法的那种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 但也不独是这些。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 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后来, 韦伯又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多次使用“经济伦理”一词, 但始终未下过确切的定义。至今经济伦理在国际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 我国学界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 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 或者说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对经济活动的根本看法;第二种意见认为, 经济伦理是在经济领域中, 一定社会或阶级用以调节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利益关系且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意识、规范及行为的总和;第三种意见认为, 经济伦理就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并对其评判和制约的道德观念, 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产生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观念;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的认知和评价系统。上述观点都从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经济伦理的内容, 但尚有局限性。因为它们都忽视了经济伦理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经济制度伦理。如果经济制度结构不合理, 甚至不道德, 个人的道德行为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相反, 如果经济制度结构合理, 符合道德精神, 那么, 即使某些个体存在不道德行为, 它对社会的危害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来, 它涉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 涉及处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利益关系中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对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由此, 笔者将经济伦理定义如下: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制度合理前提下,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涌动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股大潮, 在这种情势下, 如何密切结合我国的经济现象与经济生活,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伦理, 进而实现区域金融生态平衡, 既具有理论意义, 又有现实价值。

二、区域金融生态与经济伦理

从2006年春季开始显现, 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2008年下半年全面爆发——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二战后的又一次冲击。本次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危机, 进而演化升级为全方位的经济衰退。

在这样的残酷的现实下, 金融生态已经摆脱了仿生概念的抽象化探讨, 诚如周小川行长所说, “金融生态”这个比喻, 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 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这个词能形象地表述中国金融风险复杂的形成机制。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对区域金融生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滕春强 (2005)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不平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指出:区域金融生态是由既定的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苏宁 (2005) 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 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的假设, 认为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社会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与动机。在其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 斯密又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斯密认为, 在经济行为中, 人们是从利己心出发的, 因此应该从人们的利己心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世界。由此, “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别与对立亦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金融活动中, 金融活动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种活动, 具有明显的“经济人”特征, 同时这种逐利的活动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责任, 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不能共赢条件下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时, 应该承担作为利益关系方相应的伦理责任, 践行伦理准则, 维护金融生态的健康开展。这实际上是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金融伦理规范的要求, 是金融活动主体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其中最主要的是信用准则和公平准则, 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促进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发展。

信用准则是区域金融生态的重要准则, 是金融活动的基础, 是现代金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信用是以诚信为内核, 互信为前提, 信任为归宿的制度, 各种金融借贷活动是信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 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由于我国金融信用体系构建的滞后, 在金融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信用危机, 体现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票据市场等方面, 均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损害金融信用准则的现象。在信贷市场上, 许多已经贷到款的自然人和法人利用转型时期我国金融制度的漏洞以及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制造大量呆坏死账, 以此逃废银行债务, 侵吞银行资产, 使银行资产萎缩、自身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增加银行的风险;在资本市场, 2001年以来, 以重庆亿安、银广厦、蓝田股份等为代表的中国多家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联手制造了多起“金融黑幕”事件:在重要报告中虚报利润、隐瞒重要信息、发布虚假信息、伪造凭证等,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票据市场上, 出现多种票据欺诈的行为, 导致商业票据在金融交易中失去应有的作用, 即不利于企业间的交易, 同时又妨害了银行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损害信用的做法:比如, 为了逃避审计与监管, 擅自伪造和虚报各种会计数据, 不进行规范经营;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进行不正常揽储或向客户推荐高风险的业务与产品;或者与其他机构沆瀣一气, 进行违规造假, 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践踏, 急需重构金融健康发展的信用制度。

公平准则是金融活动主体公正平等履行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准则与行为方式, 金融活动主体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在金融活动中必须公正平等地进行金融交易, 是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博特赖特研究指出:“只有当市场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时候, 人们才会积极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去, 因而作为效率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公平性具有一种伦理价值。”金融市场中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欺诈与操纵、不对称信息、不平等的谈判力量以及无效定价, 这些使个人投资者和社会成员在金融市场运作中处于不公平的待遇。在各种金融契约关系中也存在因为委托与代理产生的各种不公平的交易, 金融交易中经纪人应按相关的规则履行他对客户应尽的义务, 而不能利用其专门的金融知识或信息为了自己的私利进行工作, 以避免各种利益冲突。否则, 对于委托人或被代理人来说, 是不公平的。经纪人在委托或代理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无疑增加了诸多的交易成本, 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也增加了金融活动中的伦理风险, 严重的可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金融活动中公平是相对的, 单玉华称之为“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有多种体现:形式上公平, 内容上不公平, 甚至形式上公平掩饰了内容上的不公平;规则上是公平上, 但可能制定规则本身不公平;参与主体本身身份地位导致的不公平;金融活动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进行的不公平的投资区域选择如“圈红”等等。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在我国金融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从而也显示了在我国加强金融伦理规范的必要, 进一步构建公平合理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问题

1. 我国金融资产质量地区发展不平衡, 抵抗风险能力差。

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资产质量水平较高, 中西部地区则较低, 其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地区尤为严重, 2003年, 2004年连续被评为E级, 致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 金融生态系统不能良性运转。

2. 地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 权利被放大,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形成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局面。

在分税制以前, 主要表现为擅自减免企业税收、将预算内收入转移为预算外收入等;在分税制以后, 则表现为鼓励企业拖欠中央税款、谎报收入基数以及鼓励地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等。其结果是造成地方财政举步维艰的困境。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将眼光投向金融资源——争夺区域内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金融资源。

3. 社会信用环境恶化。

中小企业融资难, 造成银企关系紧张。以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西部地区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 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量的呆坏账的同时, 也给中小企业和个体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影响。

4. 国有金融职能没有发挥作用, 为民间融资提供了过多的土壤, 对金融机构产生冲击。

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者在创业资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采用民间融资方式进行补救, 来满足需求, 虽然促进了民间融资行为的发展, 由于民间融资在借贷程序、利率、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规范问题, 对区域经济及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四、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鉴于要素贡献弹性系数直接反映各要素的变化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的大小。所以引入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贡献弹性, 对于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 本文引入了中国社科院2005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的分析, 该报告通过对50个大中城市样本形成的立体饼图的要素贡献弹性, 可以看到:城市法治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四分之三左右, 足见它们是决定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最重要因素。

结合此成果, 对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如下。

1.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按照有利于金融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结合地方实际, 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到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宏观环境下通盘考虑和安排, 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 制定出系统可行的规划和阶段性的具体目标, 使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活动循序渐进, 逐步达到预期目标。

2. 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 营造以资本市场为主, 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

在积极运用股票市场融资方式解决各地区的资本筹集问题的同时, 不断完善市场的组织体系, 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 积极建立灵活有效的融投资体制。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与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同时并举, 以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 从而满足不同融投资主体的需求。

3. 强化区域法制, 创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法制影响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和平衡性。既要做到建立健全地方金融法制, 完善金融法律法规, 又要求金融机构内部相关人员严格守法。规范相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 为金融业的发展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

4. 积极推进区域诚信体系建设, 打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的信用环境。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区域金融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区域信用体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区域金融的生态环境。第一, 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第二,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的诚信管理办法。第三, 完善信用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对违规违法、严重失信的实行市场限制, 同时及时向金融主管部门通报。

5. 建立科学完整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建立在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 包括宏观社会经济指标和围观经济指标两部分。宏观社会经济指标主要指宏观经济金融指标、法律政策指标、信用状况指标等, 微观经济指标主要指微观经济金融指标。对每一个具体的指标都要确定权重, 设置分值等级, 便于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1]COSTANZAR, KING J.The first decade of ecological economics[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8 (1) :1-9.

[2]杨敏恒.《浅谈经济伦理》, 《集团经济研究》, 2005年 (8)

[3]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金融研究, 2005, (2) :35-45

[4]田俊荣, 周小川就金融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新华月报, 2005, (5) :83-86

[5]李扬, 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EB/0L].[2005-10-15].http://finance.sina.com.cn

[6]高小琼, 关于加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金融, 2005 (14)

篇4：商品经济与西周经济伦理初探

关键词：商品经济；西周；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31．1 文献标识码：A

Commodity Economy and Economic Ethic in West Zhou

ZHU Dei-gui

(Postdoctoral Uni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West Zhou and Shang Dynasty were both the ages of upholding fortun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merchants wa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of West Zhou. The justice of pursuing fortunes was its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thic morality in. The economic ethics in West Zhou advocated professional ethics, referring to merchants′ inspirit. Those were idiographic significance in the economic thoughts,which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cument institution to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society.

Key words:commodity economy;West Zhou; economic ethic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伦理的二重性既为经济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也蕴含着利己主义的可能。因此，要探讨商品的“为他性”和“服务性”如何能成为道德的现实，笔者关键是将商品的“利己性”与“为他性”、“牟利性”与“服务性”这种二重属性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转化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权威性地分配社会经济中的权利与义务中去。笔者拟根据金文和传世文献专门就西周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经济伦理的现代启示作一粗略探讨。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西周和殷商一样是一个崇尚求利的时代，它非常重视手工业及商业发展。从现有材料来看西周从未有过“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重本抑商”政策乃是战国秦汉及以后的经济政策。在西周社会中，经商致富是一种时尚，是非常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面，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殷商时期人们“日中为巿，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传》）降至西周，其商品交换己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交换经济开始向商业经济转化，出现了专门的贸易商人，而且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据《鲁方彝》记载：“佳（惟）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鲁肇贾。休多赢，佳（惟）文考乙。公允启余。鲁用乍（作）联。文考乙公室 彝，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李学勤先生对这个材料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此处“齐生鲁肇贾”乃商品交换之商贾。又《左传·昭公》记载：“ 叔孙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嚣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论语·子罕》云：“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以上材料足以佐证“贾”是求利的商人，金文表明西周有专门从事商贸之人^{[ 1]}。

这种专业商人还受到西周统治者的鼓励，《逸周书·武称解》：“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逰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意思是说，各位经商之人可以放心前来，政府将供给粮食，禁止损害商旅利益的伪劣货币，使用质量高的货币；通货物有无而禁止投机贸易，以保证商贸交换的有序进行，切实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逸周书·和寤解》：“乃令县鄙商旅曰：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关，人易资，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政府规定：“能来三室者”，其中一家生活所需由国家提供俸禄。甚至实行“市有五均”之制度。可见，国家是非常支持工商业主的，其“振乏救穷”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正因为政府的鼓励和商人巧妙经营，富商大贾者不乏其人。《易·说封传》：“又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故家人亦曰。富家大吉。五居尊位。如富者。有财可与邻共之也。”《诗经·大雅》：“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这些商人致富，连以道德化身自居的君子也非常羡慕，故有《诗经·小雅》：“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如此众多的专业商人的形成和富贾的出现是西周商品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

那么西周的商业经济为何有如此之发展？笔者以为，货币经济的发达是西周商业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

西周用于交换的媒介主要有实体货币，如布、谷粟等。《诗经·国风·卫风》记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很显然，这里的“布”是一种西周时期的实物货币，属于“布帛之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有本质的区别。又如《诗经·小雅》：“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谷粟也是西周时期实体货币的一种，这里“握粟出卜”，意思是说，用谷粟来支付卜的劳役，粟是当作货币来使用的，它在这里发挥的是货币交换的功能。

西周的货币制度是商代货币制度的继续。它的货币以贝币为主，以“朋”为计算单位，这在周原金文多有记载，此处举要如次：《小臣单觯铭》记载：“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尊铭》又云：“易贝五朋”。《卫盉铭》说：“……王爯旅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氒（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两、耠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卫盉铭》说，矩伯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可以付给“十田”。矩伯又取了两张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共值二十朋，可以付给“三田”，说明当时的“贝”已经成为交换媒介。再如《禽铭》云：“王易金百寽。”这里“寽”，《说文》云：“五指捋也，从一声，读若律。”有学者说：“按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别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说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声也。金文均用力金量之单位，即是后起之锊字”。“寽”有时可能被用作交换媒介^{[ 2]}。

贝币的使用方法，不是逐个以枚计数，而是将贝币穿孔，以索系之，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即以朋为单位。王国维曰：“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瞤，于贝则谓之朋。”^{[ 3]}由此可知朋即为贝，而贝与月关系极为密切。《淮南子·地形训》：“蛤秾珠龟，与月盛衰。”《大戴礼记·易本命》：“穟蛤龟珠，与月盛衰。”“秾”同“蟹”，“穟”同“蚌”，蛤蚌蟹龟珠，皆为贝壳类水生动物，而与月同盛衰，可知贝与月同性，在此意义上，贝意指月，又朋为贝，故朋即月。

西周主要是贝和铜并用时代，贝最初是承袭殷代的币制，以天然贝为主，后来以铜仿制，所以西周的贝币实际上是以铜铸贝为主，此外则使用以重量计算的铜块，其它铜铸币都是到东周时期才发展起来的^{[ 4]}。

二、西周经济伦理的现代启示

商品经济是西周传统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是西周伦理道德的基础。对于西周经济伦理，现代商家既要继承，又要改造，对传统经济伦理道德资源进行发掘和扬弃，赋予传统伦理观念以新的内涵，使其与法治社会融合为一体，实现优秀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总体上说，现代商家需要继承西周经济伦理中的“求利正当性”的思想，同时又要具有伦理道德规范，形成社会公认的“求利”最大化的标准，以尊重公民权利的内涵，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从西周的“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来看，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是密不可分，这不仅表现为历史上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们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学理佐证。

西周的经济伦理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西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西周传统社会深受殷商求利文化影响，“求利正当性”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5]}。

在当前，尤其是要解决双重伦理标准所造成的问题。转型社会造成了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伦理的脱节，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旧有的人伦约束被打破，新型的契约伦理尚未完善，导致经济伦理失范。任何一种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都不可能是纯粹主观的构建，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必然性的自觉的文化升华和价值把握。所谓商品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不是满足个人消费的生产，它首先是一种为他性生产、服务性的生产，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达到生产者个人获利的目的。可见，商品生产同时具有为他性和为己性、服务性和牟利性这双重属性。从伦理学来考察，我们把商品经济的这种双重属性称之为“伦理二重性”。一个有作为的现代商人，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儒商，需要对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法治有透彻地了解，能够把传统经济伦理的“求利”的正当性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融合为一体。

西周经济伦理以讲求实用、注重实践、崇尚求利和富国裕民为宗旨，在中国经济伦理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尤其值得现代学者进行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J］．史学月刊,1985(1).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 王国维.观堂集林［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4］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1.

［5］ 朱德贵. 试论商品经济与殷商经济伦理［J］．商业研究, 2007(2).

篇5：经济与伦理关系之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自身需要的增强,经济伦理的`核心即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丰硕成果体现出经济的道德蕴涵与理性特征,可以预测经济伦理之研究必将出现一个繁荣局面.

作 者：王玉萍 谢海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1)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   经济人   道德人   企业伦理  

篇6：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

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

如何认识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伦理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作 者：于世良 YU Shi-liang 作者单位：泰安电大,山东 泰安271000刊 名：山东电大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TV UNIVERSITY年，卷(期)：“”(2)分类号：B82-053关键词：伦理道德 市场经济

篇7：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以义驭利”的行为准则,注重和谐发展的`观点,“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注重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等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认真深入地整理和挖掘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文化,对于健康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 者：郑俊义 姜泽民 作者单位：郑俊义(兰州商学院,学报编辑部,甘肃,兰州,730020)

姜泽民(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兰州,730070)

篇8：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市场经济伦理是指调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包括产权、互利、义务、责任、自主、公平、公正、公开、诚信、协调等。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是“功利”与“道义”相结合的经济

功利是指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为经济人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并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伦理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一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伦理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活动建立在国家强制性的税收基础之上,法律诉讼需要法律当事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法治社会的经济成本较高。在伦理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法律成本会明显下降,因为伦理道德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首先,伦理作为一种外在影响力可以抑制交易者欺骗假冒倾向;其次,伦理作为一种“内化了”的影响力可以强化交易者的人格可靠性,从而内在地阻止背信弃义、投机取巧以及不诚实等行为的发生。伦理文化的作用虽不如法律约束那样有“刚性”力度,但它发生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却是法律所远远不及的。可以说,从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上来说,伦理道德的贡献比法律的贡献大得多。第二,中外许多成功范例证明,市场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我国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目标分析

(一)在制度层面有所超越

制度伦理指的是制度的合道德性和合伦理性,是人们从既定的制度本质规定和制度运作框架中引出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或者是把伦理道德作为一个尺度和标准,对一定的制度进行道德评判。具体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即道德滑坡和权力腐败。引起道德滑坡和权利腐败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制度层面的缺位无疑是引发这两个问题的首要因素。因此,在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时,要把市场经济的建设和伦理的建设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有机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制度本身的缺位,才能形成公平、公正、平等、诚信的道德观念。

(二)建立有效的经济契约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罚站有其自身固有的作用,但是不乏一些市场经济个体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公开挑战法律权威,这时道德的约束力则显得苍白无力。为了抑制此种现象的发生,可将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公平观念和义利价值观熔铸在市场制度保障上,建设一个系统化的道德与制度相辅相成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约束力和道德层面上的软约束力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契约的严肃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不受侵害。

(三)伦理目标与经济目标并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要把企业的伦理目标与经济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企业的伦理目标与经济目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坚持两目标并举,才能使企业真正的做大做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想使市场道德系统化形成完整的体系,则必须对其加以规范和调整。培育市场道德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和跟国际接轨的现实,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经济的自身特点。

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对经济伦理的内在要求

(一)“理性人”的市场主体应该具备经济伦理

“理性人”假设,又称经纪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假设,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所谓“理性人”假设,是指市场交易中的经济决策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计算和判断,也就是说主体行为是理性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经济目标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的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一致。但在实际的市场经济生活中,经济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不断上演,用伦理道德的软约束力对市场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规范才是最好的利益冲突解决方式。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是具备丰富的经济制度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制度的完善或者是交易规则、商业模式的成熟。“理性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在市场交易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二)价格机制需要公平诚信的市场交易环境

价格是市场机制中的基本机制,所谓价格机制是指在竞争过程中,与供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价格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是由某种商品或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来共同决定的,可以反映某一商品或要素的稀缺程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要想很好的发挥作用,就要求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以及诚实信用的行为操守。在一个缺乏竞争的或者是欺行霸市的市场中,资源的真正价值很难被反映。一旦价格机制的功能发生错位,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及产出和消费的低效率。

(三)经济伦理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公平的失衡以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自然资源匮乏、民生问题凸显、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内涵之中也体现了一些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首先,它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其次,科学的发展观赋予公平、公正、诚信更为丰富的现代经济伦理含义;最后,和谐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总之,经济伦理的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微观主体的行为,还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科学发展,都离不开经济伦理对市场的软约束。

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伦理

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性就体现在既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指导生产和消费,更明确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要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根本目标,就是所谓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我们的经济伦理体系。

(一)明确经济伦理体系建设的对象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伦理作为市场各主体的行为准则,其实施的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企业、消费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管从哪个方面着手,都必须以各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品格为落脚点。只有市场经济主体的伦理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以科学的生产方式发展。

(二)开展经济伦理规范教育,指明行为方向

对经济伦理体系建设的对象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是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通过教育可以给各主体明确方向以指导他们的行为。教育的基础包括:家庭教育,这是开展经济伦理规范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它是开展经济伦理规范教育的中心环节;社会教育,它是对经济伦理规范教育的重要影响。教育的主要形式可以是宣示规范,也可以是褒扬楷模,必要时也可以开展经济伦理行为评估活动。

(三)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

市场交换关系的扩展需要保障一个由“生命、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组成的产权。民主和法治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制度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民主制度的政治本质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一个权利平等、产权得到保护的社会,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因为民主政治中的人们只能通过合作获得利益,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商品交换,所以,民主制度的政治本质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对产权和契约的尊重是一致的。其二,民主和法治是约束政府的有效机制。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以及对经济的适当监管,这集中体现在法律、法治意义上的政府功能上。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法治通常被认为是约束政府最好的制度安排。法治的本质是政府和个人、企业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法律都是约束他人的,政府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样的法律越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困难,法律就会成为约束、窒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法治约束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媒体、公众舆论以及宗教文化等力量来监督政府权力,从而达到约束政府的效果。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伦理的飞跃。现代经济环境伦理是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审视经济发展,提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使市场活动向着有利于生态环境最终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方向发展,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

摘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自身调节作为主要调节手段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秩序经济,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市场经济自我的规则与道德。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要加强法制建设以外,还需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因此,它迫切要求我们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体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苗泽华.中国市场经济构筑与发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2007.

[4]王同勋,刘晓辉.中国古代经管思想异同之管窥[R].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2.

[5]陈惠雄.经济制度与道德规范:起源、效用及其互补性[J].财经论丛,2011,(8).

[6]李桂平.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构建[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