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论文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问题，目前存在两种置疑的极端观点：一种是怀疑或否认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另一种是怀疑或否认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真实性。为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行为类型及其特性进行分析、疏理和条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论文 篇1：

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

[摘 要]生态文化以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及文化存在。经济活动作为生态文化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运行的保证，必然内蕴着巨大的文化因素，它对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及演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经济的生态结构表现出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整体结构中，既显示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又呈现人的生态化存在的必然性。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经济生态结构；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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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of economic ecology

Author: Gai Guang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economy; structure of economical ecology; compound ecological system

生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及价值观的转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形态，并不限为古代农耕经济文化和近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相并行的文化类型；它也不是以雅与俗、贵族与民间、地域与国别以及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而成就的文化模式及文化形态，而是“人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①是与复合生态系统相并行并使其系统运行呈现文化样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不仅将经济结构调适为生态化、文化性的结构，而且“将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看作价值系统，因而要求文化价值取向应立足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出发，选择文化发展方向，规范人的社会实践活动”。①生态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整合性、系统性、调适性，甚至是基础性、有机性、生成性及可持续性，是需要我们改变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文明构成方式才能认同并守持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化调适经济活动为生态化、文化性的基本条件是要呈现经济的生态结构，需要表现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不可分离性，进而表现人在生态化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文化征象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存在方式必须纳入“自然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中，成为生态系统循环往复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呈现生物多样性与共生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样式。

在发展理念的促动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会截断自然和经济的这种循环，使之处于一种悖论状态，有时甚至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言：“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本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很显然，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②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生态结构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既包括自然生态中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更包括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度及“顶级”性的内在有限性，同时还必须存有公平、正义性及代际性关注等多种文化与政治性因素。如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言：“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性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③“内在局限”的严峻要求使我们必须由内而外地通过认识来解决这种局限性，即积极把握外部极限，不断地清理、净化“污水池”，并保持及补偿“水龙头”的生态功能，体现其生态节律及永续性。事实上，这多种因素是一致和一体化的，是以系统整体特性来保证人类能够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我们还必须看到，要实现经济生态结构的这一系列要求，仅靠经济自身运行是难以完成的，还必须依据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运行，而这种运行又必然呈现生态一体化的运行节律，形成生态文化的整体性风貌。

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合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研究生态系统是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主要区别，这个区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问题，而只要是涉及人，就必然呈现为文化问题。生态学的历史性分野既包含如何认识与调控人的存在及人的发展的问题，更涉及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问题，并且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平衡性运行节律保持适度性、节奏性、协调性、平衡性及可持续性。经典生态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生物世界，或者是生物种群、群落本身，以及它们相互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更不可能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精神/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现代生态学则是将这一系列关系及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拓展，它所涉及的整个生态系统，其中就包括人本化、人文性的景观系统、环境系统及全球系统，更将人类存在系统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它直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关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以及精神文化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影响。

如果利用生态学的思想以及拓宽生态学的视野，或者构建生态文化机制及生态文明体制，是完全有可能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学及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应该全面涉及人类的存在问题，需要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就此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由生态文明的历史特性及现实要求而凸显的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存在及生态文明的要求突出了人的存在的系统化、整体性及生态化，表明人这个特殊的“类”的整体素质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程度必然具有生态化的特点。事实上，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人类认识和解决生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能力，这不仅包括合理调适人类经济活动结构，合理解决自身社会、政治、精神、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更内存有解决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矛盾，并祈望生态公平。产生解决生态矛盾的方法并祈望生态公平，不仅是指人对自然的态度、获取自然资源及财富积累的方法，还应该包括现代人的生存活动对后代人的发展能否有公平的意义指向。人的素质程度所显示的人类文明及文化征象，还体现在人类对自身的批判性、质疑性、反思性等方面，以及人们以问题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化解矛盾的能力，以生态文明精神体现人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控制的能力。

生态文化与经济活动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活动为生态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生态活动及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和保证，经济活动也必然内蕴巨大的文化因素，并作用于人类整体文化的构形，对人类文化演进同样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就经济本身的特性而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及社会运行方式，其本身就包含有多种精神及文化性的存在样式。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特点的分析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市场经济的主要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精神，内含于市场经济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及其经济活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以及市场活动主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有秩序有规则的运行所体现出来的法制精神。”①经济活动所体现的这四大精神又必须连接经济运行的制度与体制，既保证制度与体制建设的基础，又合理推进制度与体制的发展及完善，由此而形成系统整体性的经济文化运行逻辑。如果说经济运行的这一系列精神特性同制度与体制建设相伴随带有一定的硬件性及手段性的话，那么，这一切活动方式的实施还必须融入社会伦理道德的软性机制，从而构成经济活动的文化征象。伦理道德既是社会生态的构成元素，也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构件。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文化化的机能中，伦理道德作为文化构成元素还必须内蕴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既有普泛性，又具有补偿性。因为它是所有精神构成要素及经济主体活动都应该坚守的原则，同时它可以作为竞争、法制、科学等运行方式及手段的合理补偿，对这些活动不完善的方面进行补偿。其二，既可以显示精神激励的功能，又能够显示其约束性职能。伦理道德的激励机制往往不是硬性的及物质化的，这种激励往往以社会评价及价值评价的形式展开，其中包括制度及体制性激励，更包括社会公正及正义性激励。伦理道德的约束性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也适用于政府主体及社会公众行为。其三，既具有渗透性，又是一种调节器。伦理道德不是独立于社会运行、经济活动及人行为方式之外的文化构成要素，而是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甚至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心灵中，是人们一切活动必须恪守的活动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器既调节个体行为，也调节群体行为，同时还要调节社会整体及政府行为。作为体制性道德，它显然还有调节体制行为的能力。

经济运行的生态结构有如人的活动，必然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能源、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存在自由度的缺失，不仅需要物质性补偿，更重要的还需要道德及人文性的补偿，这实际上是人的自我补偿，也是一种精神生态补偿，这是人能否最终获得幸福感及健康性生存的呈现。道德及精神性补偿还体现出人的义务、责任及反馈性，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反馈，同时还呈现出人的整体活动对自然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的反馈。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这既是人类自我的道德关怀，也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因为“人类是有责任为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并予以捍卫的道德代理人。这样一种权利意味着，人对大自然负有义务和责任”。②

二、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经济链条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A. G. Tansley（1871-1955）于1935年提出的。Tansley特别强调了生物和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生态系统内部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功能上的统一，并把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当做一个统一的自然实体。他认为：“整个系统（具有物理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物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称为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的复合体。……我们不能把生物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分开，生物与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正是这种系统构成了地球表面上具有大小和类型的基本单位，这就是生态系统。”③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曾经界定了生态学中的一些基本用语，其中在解释“生态系统”时称，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④显然，这个文献是就生物多样性本身而论的，在这个界定中，尽管没有具体涉及人的问题，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复合体”，理应是有人参与的整合体，因为人理应是生命存在的群落，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与环境进行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这三者就构成了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基本的规律。作为吸纳人来参与并且呈现动态机能的生态系统，它应该具备多层次的特征。正如英国学者马尔特比（Maltby Edward）等从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述：生态系统首先是一元、系统整体的，它“将植物、动物、人类社会以及环境整合在一起”，“主要强调一个完整或整体系统的功能”。其次，生态系统是组织、协调化的，它将系统间“各组成要素的等级划分为了解复杂关系提供了方便，同时有助于数据收集的组织化”。第三，生态系统强调“功能作用”，它注重研究“系统每一组分的因子”间的相互影响。第四，生态系统是一种普适系统，它可以“利用普通系统理论的规则和概念来预测一个生态系统中单一或多个变量的变化影响”。①第五，生态系统是一种文化构成系统。“动态复合体”还应该是文化构成，而且是更加宽泛、更加广义的文化。事实上，可以呈现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文化，或者是生态文化的现实化、具体化，这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突出了人类文化构形的积极作用。

生态系统作为一元整体化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动态复合体”，其基础实际上应该是由生命的存在系统而组成的，是由生命的运动系统而形成的，因而它必然要呈现为“生生”的动态结构。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系统和地球存在系统视为巨大的生命体，视为巨大的“生生”运动的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人的个体生存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精神活动方式，都可以整体化地组合在这个“复合体”中，并使之成为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性的、有组织的系统结构。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自然链条的结构趋向不同，既表现人的活动的选择、递进及反馈、循环机制，也显示出一种价值立场的问题。它会引起我们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关系及构成方式的不同认识，并进而引发我们对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的价值体认，从而影响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的确证，干扰“动态复合体”对人之生存的意义指向。显然，这里要涉及系统运行及“生生”节律的两个方向，即“社会-经济-自然”方向及“自然-经济-社会”方向。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序位排列问题，因为假如序位置换必然会引发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同时也直接涉及我们在认识、理解、把握生态系统时，在从事人类的社会实践及经济活动中，如何确立人类在系统中的位置；同时还会涉及一个有关“中心”性观念的问题，而所谓“中心”性观念就是指曾经引起人们广泛争议的人类中心、自然中心以及生态中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不论哪种中心，人的存在不可能偏离自身的自然特性，人必须通过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及生态运行方式确证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这就要求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生态化的，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必须要呈现生态存在状态。如果破坏及背离生态化，那么人的存在就必定会受到危机的胁迫。由此看来，由“自然-人”而展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运行节律更符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本性及演替规则，也符合人的生成性与“自然的人化”的规则及演化节律，同时也更符合人在生态系统结构中寻求、确证以及科学、合理地调节自身的生态位，从而构建人类自身生态化生存的本性。

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的生态活动的系统，理应呈现为文化的状态。事实上，我们所言的生态文化，实际上应该是在这种系统构成中的文化。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哪种序列，或者是哪种运行链条，经济活动都是中介，是中间环节。经济的生态结构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的这种中介关系还使之起到双向辐射的作用。作为自然向人的物质转换机制，作为人的经济实践和财富的积累方式，它向社会、精神、文化结构辐射，为人类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滋养，表现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的服务性及生态支持。同样这重机制还形成循环、反馈及补偿机制，表现经济活动向自然生态的辐射，这一环节表明人类活动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活动获取生存滋养，同时还要通过经济活动将人类活动状况反馈于自然生态，不论是有益于自然生态状况的活动还是不利的活动，不论是物质生产性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性活动，最终都会通过经济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以体现人类在生态循环链条中的可持续性生存与发展。

经济生态结构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人的生态化存在及发展的必要滋养及物质支撑基地，理应以文化的形态体现其职能作用，理应体现与生态文化的一致。其一，经济生态结构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推进力量，并且是生态存在的关系性、动态性、节律性保障机制。其二，经济生态结构也展示人类文明程度，并且能够聚集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由此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其三，经济生态结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多重的生态关系的主要支撑结构。其四，经济生态结构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建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人类生态存在对自然生态形成反馈机制的主要结构。

三、生态文化促生经济生态的多重意义

生态文化强调生态整体性，明确人类在生态系统整体中作为一个“类”存在的特性，并认为“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自身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①生态“类”存在特性体现了人的生态群落效应，实际上也运行着这种双重的自组织过程，而这种“类”的自组织演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生态存在结构。

经济活动在生态文化结构中的存在方式尽管是多样化的，但总是要体现经济活动的本性，总是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使人成为利益存在的主体，因为人必须有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人的需要，人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的需要不仅是肌体的、物质的，同时还有社会化、精神性及文化的含义，这就使经济活动在满足人的需要问题上，不仅是物质肌体性的，也是社会、精神、文化性的，是多重需要的经济生态合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又会不断地平衡利益及单一性物质需要，而使经济生态结构同样呈现文化品性及样式。

第一是动力机制。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在生态文化视野中看经济活动的驱动性，首先要求这种动力机制必须是生态化与文化化的，同时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又要求经济的过程性与这多重结构必须体现文化特性。经济的生态化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还要求经济活动的入口与出口的生态化。其中入口主要涉及资源与能源的有限性。经济活动的文化特性或者是生态文化特性所要寻求的入口的生态平衡，主要是解决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要及利益追寻的无限性的矛盾。出口显示着终端的效应，主要涉及污染问题，生产、生活的废物及垃圾如何处置，资源、能源能否再利用及再生性等问题。人的利益与需要追寻的无限性往往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扩大生产及片面发展，除了极度地占有资源、能源外，在出口方面则是极度地排泄生产与生活废物而最大范围地污染环境、危害生态，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性节律及人们的生存健康。经济生态构成的生态文化特性就是要我们主动地寻求出口的平衡，既减少及降低污染，构筑循环经济机制，形成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又不断地转换终端，或者是延长终端。

第二是支持发展。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还体现了这样的道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下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一定就显示经济活动的强盛，也不一定就是人类成就的主要表征。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要求人们的财富观念中必须充蕴生态财富。所谓生态财富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的成本计算不可忽略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因此财富的存有就不可能是略去生态与环境成本的财富；另一方面，生态财富要求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寻求生态平衡，不仅是经济活动过程与结构的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引领人们确立发展观念的生态平衡。事实上，这一切都必须是文化性的。如果不将经济活动转换为生态化与文化性的运作，将生态观念与文化观念支撑财富观念，而仅仅以利益需要以及单一效率来支撑、来驱动，那么，经济对发展的支持就是片面的、非协调性的，因而就难以形成协调及可持续性的发展。经济活动对发展的支持，除了其物质基础性和财富性以外，还要不断地引领人们的消费由片面的欲望性消费、单一的物质与肌体性消费，向充蕴着精神文化性的生态消费、绿色消费转换，以不断地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及生态化的发展观。

第三是价值平衡。在利益取向最大化的经济活动条件下，价值主要体现为实用性，是一种量化形态或者是感性形态的，是非理性的。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的一致性要求我们应该将经济活动放到生态文化的视野中去审视，价值必须蕴涵理性精神，并将经济活动的生态平衡作为一种价值呈现。价值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排斥价值的实用性以及所呈现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节律性，事实上，这里更强调的是价值以其理性存在的方式呈现着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所以，我们认同价值的平衡意义，主要不是片面强调生产过程及物质财富实现过程的价值平衡，也不是局限于交换关系中的价值平衡态。公平、公正与正义性意义上所要求的价值理性起码有三重含义：其一是社会存在整体条件下普遍的平等与正义，这其中既含有生产及经济过程中的平等与正义，也包含分配、交换、消费过程所必须具备的价值主体的人格平等。其二是作为生态文化条件下的平等与正义，它要构筑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也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并在共生性、互惠互利性的意义中构筑人的活动，启动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其三是代际间的平等与正义。这就是说前代人的任何活动必须顾及后代人，这不仅是为后代人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构筑丰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代留下蓝天、碧水、绿地，为后代人留有可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体现代际价值及未来价值。

第四是制度体制。不同的经济制度也会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也会产生不同能量的物质基础，以及形成发挥物质能量的不同效应，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职能。把握经济的制度与体制实际上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益性层面，二是职能性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可以表现为两种结构。当经济活动作为制度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利益及其结构相联系；当经济活动作为体制而存在时，它更多地是与社会职能及结构相联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利益的取向最大化，是追求高效率，这种利益的取向与高效率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经济制度是基础，体制是保证，这就是说经济活动价值取向的最终实现，尽管必须体现制度性价值，但同时又必须有体制的职能为保证，因为体制不仅体现经济的社会职能结构，同时还内蕴着政治化因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这种经济生态活动的体制与制度，不仅限于经济活动，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相互间的转换形式方面，必须以这种制度与体制的根本方式来保证复合生态系统的运行，保证生态文化机能的生成与延续。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盖光

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论文 篇2：

如何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功利与德性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问题，目前存在两种置疑的极端观点：一种是怀疑或否认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另一种是怀疑或否认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真实性。为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行为类型及其特性进行分析、疏理和条陈。

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

德性论与功利论是在个体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行为类型，前者力倡社会成员对道德准则的自觉服膺，推崇行为动机的超功利和纯洁性，强调道德的目的价值；后者追求道德行为结果的功效性，看重道德的工具价值。这两种类型在企业社会责任中也同样存在。

从客观效果来看，无论是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较好履行，主要区别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不同，或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免罚心理，或是出于履责获得好声誉而谋取更大利润的功利心理，或是出于对社会道德期待自觉满足的责任心理。那么，企业仅是出于免罚谋利的需要而履行社会责任，或出于企业广告宣传的需要而做出资助、捐款、赠物等慈善行为，这种仅把社会责任当成谋利工具的企业行为，具有道德性吗?这里需要对道德、道德的超功利与功利进行廓清。

道德确乎具有自我节制和牺牲的独特性，但无私利他的崇高道德类型不是道德的唯一表现形式，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同样也是一种行宜公正的行为方式，所以，中国古人云“道德行宜”，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可见，道德的规范要求不仅具有先进性，也具有广泛性，由是，道德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不同的行为境遇中，往往会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和行为类型，以致于行为动机的超功利性不是普存于一切道德行为中，市场经济活动就属此类。

泛论经济活动与道德的关系，会歧异丛生。为了避免语义含混而引发的争议，我们需要首先明确道德的超功利与功利的内涵指向。从表面上看，道德的超功利性与经济活动的功利性存在明显的对立，以致于有些人把经济活动完全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提出要在经济活动与道德之间“划界”。其实，道德作为利益关系的一种协调方式，天然具有服务一定利益关系的功效，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不排斥功利，或者说，德性实质上是实现某种利益的品质，关键是服务于哪一个利益主体的功利以及通过何种方式。

显然，我们不能撇开道德服务于具体利益主体的目标指向而空谈道德。在利益是道德基础的广泛意义上，任何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都是功利道德。但由于道德协调利益矛盾的突出特点，一是行为主体具有道德觉悟而主动做出必要的节制，因而，在行为动机和协调方式的意义上，道德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取向，表现为行为主体对道德的践行仅是出于对道德原则本身的价值认同，而不是为了名利回报。上述分析表明，道德并不排斥合理的个人利益，因而，除了超功利的道德行为类型外，还有一种以不损人为底线的人我两利的功利性的道德行为类型。无疑，企业的经济活动就隶属于功利道德行为类型之列。

有鉴于此，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道德判断，就不能光用较高道德的无偿利他原则来衡量，尽管我们可以倡导和颂扬完全出于对社会期待和价值认同而为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但对那些仅出于经济效益考量而为的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类型，也同样要给予道德的肯定，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及企业的生存发展期，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无疑，我们应该对那些能够遵守法律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做好事”而把企业做好、做大的企业，给予道德上的肯定和赞赏。

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性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何以可能的解读，人们更多地是从功利论的进路展示的，基本排斥了德性论的视角。原因何在?一是从企业的经济组织特性来看，企业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增殖谋利，因此，经济效益是企业活动的中心目的：二是从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来看，许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了免除不履行责任可能招致的社会惩罚；三是从规范要求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有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规定，不完全是企业自觉、自愿的选择。

企业经济活动的动机，除了利益最大化外，还可否会有其它的动因?尤其是能否具有完全出于社会责任考量的道德动机?毫无疑问，追求商品的价值和增殖是资本的本性，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本的谋利增殖方式不是唯一的，它既可唯利是图地谋取利益，也可人我两利地获取利益，而且互利性是市场经济正常交换的本质要求和逻辑运行结果。因此，单从资本合理获利的互利性来看，企业虽有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但也内蕴了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经济人”虽可以在理论上假设并抽象其行为特征，但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经济人”是假命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由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人，因此，经济学上假设的“经济人”，准确地说，是“社会经济人”。“社会经济人”的行为特征，不仅具有“经济人”的趋利性，而且也会具有“社会人”的精神追求性。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的需要层次的递进说表明：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并非人的唯一追求，而社会荣誉、理想、抱负、自我价值的实现等也是人之不可或缺的需要，而且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会追求较高的精神需要。企业经营者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经济人”，尽管获取经济利益是其重要的活动动因和追求目标，但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动因存在的可能。

对此，我们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社会经济人”的行为向度与其所处社会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经济人的行为受制度规范的影响。众所周知，制度经济学所指向的“制度”，既包括政策、法律等硬性规范，也包括道德、社会风俗等社会价值要求。这表明，

“社会经济人”的谋利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制约，社会的价值要求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当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对企业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期待和要求时，在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动因系统中，就会出现除利润最大化以外的非功利性动因的存在，如企业家的理想、抱负、社会尊重，或对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等。

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企业经济活动的动因开始多样化。正象美国学者乔治·恩德勒所说：在当代社会“企业是具有多元目的的组织”。过去人们总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持有者的唯一动机，但在客观上出现了经济活动动因多样化的事实。为什么企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容纳其他价值追求呢?从总体上说，既与社会经济发展价值观的变化相关，也与当代企业家的人生精神价值追求相关。

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具有统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以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物本经济发展观受到质疑和批判，形成了以人为中心、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本经济发展

观。人本经济发展观，把改善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的综合生活质量，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效用和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的最终标准，把经济发展纳入生态环境系统中，强调资源环境对经济系统的约束，摈弃了以“物”为中心的物质财富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强调企业组织对环境和员工等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致使那种单纯为经济效益而损害员工基本权益的非人道管理方式及其肆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经济活动，因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相背离而为社会所不容。即是说，社会的文化氛围已要求人们把商业作为一项充满人性的活动来看待。一旦社会对企业的责任期待成为明确的社会意识，有觉悟的企业家就会顺应社会意识的责任要求而主动践行，有社会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把人生价值定位于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统而言之，具有实业报国思想的企业家，具有强国富民经营思想的企业家，就会超越企业经济活动谋利赚钱的唯一动因，使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民族的国际形象等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目的。总之，企业家的追求是多样的，完全出于责任使命感的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是客观存在的。

可见，完全排除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是不合乎实情的主观臆断，但同样需要清醒看到的是，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度的普遍性程度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客观地说，它只是少数先进企业的一种率先表现。

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与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在行为选择路线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按照商业伦理原则行事自然能带来利益的情境中，企业不存在选择的困难，两种企业社会责任类型也难于区分，问题是，有时候履行社会责任不但难于直接带来利益，反而会加大经营成本，这是对企业的道德考验，也是二者区分的关键环节。德性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以能否带来利益为行为选择的指向，即使不能直接产生利益，企业也遵守商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而功利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不能带来利益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逃避社会责任的情况。

功利与德性混合型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类型，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功利型和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外，还有二者的混合型，即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既有企业盈利的打算，也有满足社会公众对企业责任期待的考量。这类企业注意盈利与社会期待的平衡，兼顾企业的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在有效经营中创造社会价值，既搞好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为社会做好事。应该说，在中国，伴随市场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政府的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许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已不再完全陷于单纯的功利樊篱，或多或少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认同的驱动。

反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情，客观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行为类型，既有功利性的目的论，也有超功利的德性论，还有功利与德性的混合论。较为准确地说，功利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或功利与德性混合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的普遍存在形式，而德性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卓越企业或先进企业家所具有的。但我们不能因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在目前是少数而否认它的客观存在，因为企业社会责任业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改善社会的运动，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多，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而苛求所有企业都要达致如此境界。

作者：王淑芹

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论文 篇3：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价值整合

【摘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道德人”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日趋增大,究其原因,人们只强调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异质性,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共生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指导,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价值取向的整合。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人” “道德人” 价值整合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经济发展的背后都必定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撑,其核心就是经济伦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经济伦理也正在发生嬗变。伴随市场经济活动空间的不断延伸,社会成员在各个方面的差距有扩大趋势,“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道德人”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日趋增大。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人们只强调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异质性,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共生性。因此,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指导,把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阶段经济伦理的核心,“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道德人”的价值理性之间的这一张力不仅能够化解,而且能够得到很好的整合。

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价值整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伦理作为上层建筑,其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必然离不开现实的宏观社会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都需要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对其合理性做出恰当地解释和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伦理建设必须为这一体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伦理辩护和道德论证,建立起内在的价值力量和精神支柱,才能为其迅速发展获得最根本的动力,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变为人们高度认同的自觉行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备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又必然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因此它必须首先注重效率,强调发挥“经济人”的“手段”功能。但注重效率决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要义,更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有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通过交换价值的增值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注重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现实基础的经济制度。①因此,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价值整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价值理性是经济理性的目的和归宿,二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中。我国经济开放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用事实证明,只有实现这一结合,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实现社会、经济、个人的最快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经济人”和“道德人”价值整合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道德和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低下的物质文明不可能支撑起高度的道德文明大厦,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伦理必须首先肯定“经济人”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动机,从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公平”、“诚信”、“竞争”、“勤俭”、“互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价值取向和内在规范无疑会降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本、提高效率。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道德来引导、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达到“经济人”(利己)与“道德人”(利他)的和谐统一。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经济活动中的客观、自发的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人类的道德理性是把握这只‘手’的向导。”因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生活出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历史使命相适应,把“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道德人的价值理性相整合,促进社会经济更快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要求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特定的道德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本身蕴涵特定的道德内涵,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根源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其道德性既体现在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道德性又体现在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要求。

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特定的道德内涵。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则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道德的必然性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和尊重人的独立、自由,这在客观上必然会促进平等、自由和公正等道德观的形成和发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用交换这种特有的方式抹去了曾经束缚人类几千年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具有一种公平正义的内在属性,虽然这种公平正义还只是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另一方面,“经济人”自利行为道德的产生、进步和完善提供着某种契机甚至动力。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别人的手段”。这在客观上就为“经济人”道德的产生、进步甚至是完善提供了某种契机甚至动力。当最初作为手段的诚信被社会普遍认可、遵循并奉之为“美德”时,它就不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手段,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道德的意义。

同时,市场经济以其独特的市场化扩张力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现实基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的全面丰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性极大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广度和深度。为人的自主的活动和全面的能力、丰富和谐的社会关系、自由的个性—即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切条件。

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追求将市场的原始公平导向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本身虽然蕴涵特定的道德内涵,具有原始的市场公正的“天然”品格,但基于效率产生的公平并非市场经济的本意,这种原始的公正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是因为,市场的经济理性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应该服膺于人类的目的理性,但原本只有工具合理性的市场经济理性有可能被泛化滥用,常常取代人类目的而成为人类目的本身。这时就需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进行引导和解决。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有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真正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完美结合。因此,社会在当前阶段“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有效纠正了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的残疾,克服了“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没有解放人”的异化状态。

“现实的个人”是两种价值取向整合的基础

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作为专属于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认为它凝结着人和自然、个体与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思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必然要以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发展生产”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基本原则,是一种既强调效率又强调公平的体制,这就决定了每个“现实的个人”的所有活动都必须以此为前提而不能脱离它。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因此必然具有多种社会属性、身份和角色。而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只不过是对人的属性、特征的一种抽象,是研究社会和人的一种理论模式,他们之间的一种差异存在于概念、思维方式之中,并未涵盖人的全部属性,实际生活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存在纯粹的“道德人”。这一思维模式恰恰表明,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在经济利益和人文道德两方面的双重支付,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相统一的特殊活动,表明了人在经济活动中既有追求物质目的和为社会、他人服务二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具有统一的趋势和格局。这才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真实反映。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价值取向的整合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实现这一整合,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这一过程是经济与道德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也就决定了“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价值取向的整合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

注释

①陈泽环:《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作者：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