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伦理管理论文

2022-04-19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学界对网络传播伦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传播伦理进行了界定。本文通过对豆瓣、天涯“闲闲”书话等平台调查，从网络传播伦理的角度分析网络书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网络传播伦理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网络传播伦理管理论文篇1：

“社会性死亡”与网络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探析

摘要：近年来，“社会性死亡”作为网络热词热度不减，通过具体案例对此词汇进行界定，可以发现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网络传播伦理建构问题。关于媒介伦理失范学界已有颇多研究，多为对技术的批评和对主流媒体的苛责。文章对“社会性死亡”的伦理主体进行梳理，发现此现象中存在三个主要责任主体，即个体传播者、职业媒体传播者与技术平台，并从这三个角度对“社会性死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从个人素养、技术责任和法律底线等层面探究网络传播伦理的重建路径。

关键词：“社会性死亡”；伦理失范；网络伦理；传播

“社会性死亡”现象的形成与当下的数字社会和舆论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因為生存空间的交融和特性的改变而经历着重构[1]。在此时代背景下，“社会性死亡”的根源有哪些？文章立足于此，尝试对“社会性死亡”现象背后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伦理责任及其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一、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社会性死亡”的界定较为模糊。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在其作品《殡葬人手记》中这样阐释死亡：“首先是医学器材检测出的人物理的‘肌体死亡’，其次是精神层面的神经末端不再跳动的确定的‘代谢死亡’，最后则是‘社会性死亡’，而这个层面指的是亲友间被认为永远的离开，从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脱离”[2]。在人的一般认识中，前两个阶段是死亡的全部，而第三个阶段，将人的最终死亡向后延长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其社会性的消亡。

作为网络语言，“社会性死亡”在网络传播中有双重意义。其一表示在公众面前出糗的行为让自己陷入羞愧，没脸见人，通常被网友用于自嘲的语境当中。其二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也更具有讨论的价值。在第二种语境中，“社会性死亡”意为个人遭受了网络暴力，使自己的精神、社会名誉、社会关系受损，不能正常在社会上生活[3]。

二、“社会性死亡”的伦理主体

在整个“社会性死亡”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部分，而整个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平台方所提供的算法推荐加速了舆论的形成，原来作为新闻传播主体、把关人的传统媒体集体缺位。

（一）个体传播

数字时代的到来，公众参与信息传播的角色发生变化。与以往单纯的信息接收不同，凭借庞大的基数、较低的传播门槛，网民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日益明显。而以个体网民以及自媒体为主体的传播行为，在当前网络传播中具有传播内容数量大、传播速度快、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且存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可能，而由个体传播者所生产出的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等通常就是“社会性死亡”事件的源头。因此，在当下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案例中，较多数表现为以网民或者自媒体为主体的个体传播的问题。

（二）职业新闻传播者及媒介机构

互联网时代，尽管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弱化了传统的权威性，但不论媒介形态和所有制形式如何改变，职业新闻工作者或机构仍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较强社会影响力。可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媒介伦理失格的事件发生。例如，在“杨武事件”中，记者对受害人杨武及家人进行“揭伤疤”式采访，将镜头聚焦在受害人而不是施暴者身上，导致杨武妻子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侮辱，甚至多次尝试自杀。

即使职业媒体传播者或者传播组织可以加强专业训练，提高职业伦理道德修养，并在内容选择上更加严谨。但是，传统媒体在传播数量和时效性上不及网络媒体，在流量为王的商业竞争中，不惜牺牲职业伦理去发展眼球经济，逐步削弱甚至取消了把关人的设置。

（三）网络平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媒介环境学派”中就有大量的学者开始讨论媒介形态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网络平台（包括网站、APP、社交媒体等）特别是以算法技术为基础设计的信息推送服务，对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影响更为深入和隐蔽。这些网络平台所采用的算法技术首先从底层逻辑上嵌入了程序设计者以及背后资本的价值偏好。尽管多年来“技术中立”的倡议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扫平了许多障碍，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算法机制确实使用户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入了“信息茧房”。含有传播工具性质的网络平台理应当加强对其内容的监管，并且积极承担相应的传播伦理责任，毫无争议地成为媒介伦理的主体。

三、“社会性死亡”的伦理失范成因

（一）个人：非理性的道德审判与法律意识缺失

首先，网络社交媒体时代赋予了网民发声的权力，这样的赋权在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普通网民进行道德审判的门槛。其次，网络除了赋予受众权力以外，其本身的匿名性也为道德审判的泛滥提供了温床，非理性的思考能够肆意地发酵。再次，后真相时代，真相的重要性早已让位与个人情感、观点的宣泄。最后，网络空间中的道德审判容易出现“误判”的现象。网络空间的高自由性、高隐蔽性赋予了情感宣泄、观点输出等行为更高的声量与更低的代价。因此，对道德标准的制定和对道德的评判，变成了人人皆可不负责任使用的武器。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曾论述过群体的无意识性。他认为人类经常受到外界各种情感、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这是人类的本质[4]。按照勒庞的观点，这种无意识性贯穿了群体进行思考、行动以及产生情感的全过程，人类甚至会逐渐丧失责任感，因而变得毫无束缚。在极端非理性和言论责任感低的网络社群中，个人的意见形成和行为决定也会在群体的影响下变得极端。从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量极端化的舆论会产生群体压力从而迫使当事人顺从屈服，被“社死”的当事人由于惧怕被群体排斥而选择认错[5]。

法律意识的不足是许多网络传播失范表现的原因，如网络谣言、个人隐私泄露、网络删帖、网络水军等等。法律意识的形成基本有两个途径：一是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事件进行感受和体验，二是不断学习与理解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法治教育尚有欠缺，表现为个人权利意识的淡薄，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认识比较具有功利性。在“浙江女子被造谣案”中，造谣者郎某某除偷拍，还恶意伪造微信聊天记录造谣吴女士出轨快递小哥。在事后调查中，造谣者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反而在采访中声称这只是开玩笑，反映了郎某某法律意识的欠缺。相反，吴女士通过长期的努力，以刑事自诉的形式实现了法院的立案审理，又因为社会层面的大量关注而转为公诉案件，最终两位被告人被判诽谤罪。这个案件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选入2020年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对个人网络名誉权维权具有教育意义。

（二）媒体：流量为王时代主流媒体主导力不足

网络传播时代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极高，因此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一些自媒体发布的内容也会被传统媒体采用，在没有对引用内容进行事实核查的情况下，虚假新闻会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加上专业媒体本身的权威性，虚假新闻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在这样的新闻生产背景下，主流媒体使带有偏见和误解的新闻甚至是谣言被广泛扩散，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快速性的特点，纠错和辟谣的成本变得特别高。除此之外，传统主流媒体本身的传播短板导致报道节奏慢等，从舆论发酵到冷却，很难发挥出主导力量。

社交时代的到来使竞争十分激烈的传媒行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为了企业生存和市场竞争，许多媒体开始追逐功利化的报道，点击量、浏览量、转发量等数字成了硬性指标。在流量竞争的驱动下，一系列向职业道德妥协的“标题党”新闻等应运而生。

（三）技术：算法陷阱与审核失位

随着社交媒体市场的空前繁荣，类似“社会性死亡”的伦理失范现象日益泛滥，如错误价值观的输出、低俗淫秽视频的传播等等。面对网络传播平台层出不穷的“社会性死亡”事件，人们通常将责任归结于UGC的内容生产方式。但是，在算法加权过的新闻发布、信息推送、人工智能等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出现的当下，技术作为良好的工具能够加速信息的传播，相较于传统的纸媒时代，其产生的杀伤力更大。在“罗冠军事件”中，罗冠军前女友通过微博发表具有自我表演性质且煽动性极强的“小作文”，利用流量巨大的微博来获取关注，对罗冠军进行网络骚扰，成功让其“社会性死亡”。女方言论在技术平台疯狂发酵，而平台没有为当事人言论打上“未经核实的言论”等提醒标签。

流量、经济效益成为信息传播的驱动，一步步将受众引入算法设下的陷阱，信息茧房带来的价值观迷失加速了社会群体的异化。同时，网络的匿名性质带给网民随意表达自我的心理安全感，在互联网中就具体事件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平台中不同用户生产的相似内容不断得到交流互动和共享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性问题的放大[6]。毋庸置疑，在乱象层出的现实面前，平台公司难辞其咎。

四、“社會性死亡”下的伦理反思

由于网络传播主体和成因的复杂性，以“社会性死亡”为例的网络传播中出现的伦理失范问题已不能单纯靠新闻职业道德伦理进行约束。媒体、个人与科技平台作为网络空间中新的传播主体，需要共同承担网络伦理建设的责任。

（一）构建网络群体伦理

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发展的六大阶段，他律性道德、个人主义、人际协调、社会体系、社会契约与个人权利与普世伦理原则[7]。经过不断的发展，人们会舍弃对法律的简单信服，从为满足自我私利性的遵守，不断转向对他人以及社会的协调，最终表现为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对社会最大利益的重视。

因此，网络传播伦理的构建首先需要个体美德的建设与提升。从个体层面提高传播的美德，要求传播个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内容符合社会公德，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最终形成网络传播过程中统一的伦理标准。

（二）设定技术底线，划清技术责任

卢恰诺·弗洛里迪的《在线生活宣言》一书讨论了信息通信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以物质为基础的世界正变为以信息为基础。人与技术、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二元的从属关系转变为交互关系[8]。当代的伦理建构不能将技术单纯地视为中立的工具，技术发展的框架不应该超过人类社会的伦理。

机械的数字代码并不能代替人去进行价值判断，需要设计类似传统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给予精品的、正能量的内容流量，将具有错误价值导向的内容删除，并对发布者采取封号等处罚措施。加强“人机结合”，将与社会道德相匹配的伦理规范纳入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价值观，完善内容的准入、审核、监管和发布制度。对互联网用户，制定平台使用准则和公约，设计严格的实名制度，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可溯源性。

（三）网络治理的底线

伦理道德与法律是现实中社会治理的两个工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在网络传播中也是如此，网络伦理的失范行为往往会触及法律的边界。对于网络伦理的建构，他律与自律的结合意义重大。法律作为他律手段是网络传播的基本底线。在“浙江女子被造谣”事件中，从个人隐私的泄露到对个人名誉的侵害，暴露出了网络传播中个体用户及个别媒体平台对人格权保护认知的不足。从最终对造谣者提起公诉的结果上看，国家对网络传播中的人格权侵权案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9]。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相关行政法规以及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技术与内容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与责任有了明确的规定，这是网络治理中他律的一道防线。伦理道德由于缺少强制力，更多地体现为个人的道德自律，因此在自律无效的情况下，法律法规应该守好网络空间健康和谐的最后底线。

五、结语

“社会性死亡”从调侃升级为网络暴力且成为年度热词的现象，映射出的是网络传播中伦理缺位所引发的个人社会关系的消亡，从而导致社会撕裂。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交往模式和信息传播模式，传统媒介伦理所规范的行为主体在当下已不再是伦理失范唯一的责任方。传播及伦理角度下的伦理主体呈现了个人、媒体和平台三元的特点。

要治理“社会性死亡”暴露的伦理失范问题，首先应该构建网络传播伦理，从加强个人美德建设到形成群体道德。其次，要划清技术责任，在保障技术发展的同时，对平台方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划分。最后，要完善法律底线，在伦理失效时，法律作为维护网络空间和谐的最后一道防线要与时俱进，加强基层法律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 涂凌波.网络视频传播再反思：伦理主体、伦理失范与传播伦理的重构[J].新闻与写作，2019（12）：30-37.

[2] 林奇·托马斯.殡葬人手记[M].张宗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

[3] 行远.人民网三评“社会性死亡”[EB/OL].人民网-观点频道，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20650/434889/index.html，2020-12-02.

[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17.

[5] 李凯旋.网络暴力现象的伦理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4）：59-60.

[6] 楼静婷.技术赋权视角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以豫章书院事件为例[J].党史博采，2020（10）：49-51.

[7] 菲利普·帕特森.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M].李青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88.

[8] 埃弗里特·E·丹尼斯，梅尔文·L·德弗勒.数字时代的媒介：连接传播社会和文化[M].傅玉辉，卞清，刘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95.

[9] 刘辉.网络环境中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分析[J].法制与社会，2020（36）：24-25.

作者简介沈彤扬，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媒介伦理、跨文化传播。张宜威，本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作者：沈彤扬张宜威

网络传播伦理管理论文篇2：

网络书评中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学界对网络传播伦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传播伦理进行了界定。本文通过对豆瓣、天涯“闲闲”书话等平台调查，从网络传播伦理的角度分析网络书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网络书评;网络传播伦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

一、伦理与失范

（一）网络传播伦理

传播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大众传播领域的伦理问题，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对网络传播伦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传播伦理进行了界定，如斯皮内洛认为“道德是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它为个人行为和组织政策划定边界。道德应当发挥指导和协调法律、代码、市场和社会规范的作用力，确保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慎重、公平和公正的。”而钟瑛教授认为网络传播伦理应该指涉与网络技术发生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网络行业从业者、网络使用者、网络经营者与网络管理者等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他们的价值观是多元、开放与兼容的。本文在综合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网络传播伦理进行界定：人们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其行为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应遵循道德规范和准则，尊重彼此的价值观。

（二）网络传播伦理失范

“失范”即指由于社会规范和准则的缺乏或与社会成员发生大的冲突，进而导致社会成员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本文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定义为：在网络使用和传播过程中，由于传统的伦理规范在网络空间中失去有效的约束力，而网络世界的伦理观念和规范又尚未形成或成熟，进而导致网络主体缺乏价值指引以及价值观瓦解，最终导致网络社会秩序出现紊乱的状态。

二、网络书评概述

（一）网络书评的定义

网络书评作为一种新兴产品，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研究并不丰富。而“网络书评”的定义一直以来也没有公认性的解释。

本文中所指的网络书评指的是在线生产的数字书评。由于豆瓣、天涯“闲闲”书话屬于倾向专业化的网络书评社区网站，所以此处的网络书评也更倾向于专业化，也有忠实的受众。

（二）网络书评的价值

随着网络书评的诞生和发展，处于低迷期的出版商，书评人、读者还是书评自身都迎来了曙光。网络书评的商业性运转为和出版商书评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书评人向大众化群体发展，现在网络中的草根书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可以在网络匿名性、普泛性的面具下自由发表意见，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敢于挑战和颠覆权威，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权。网络书评也为读者提高了及时、高效、便捷的选书依据，使读者能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或需要的图书。网络技术也使书评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网络书评中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

（一）对名誉权的侵犯

网络书评作为一种自由的书评形式，存在侵犯名誉权的问题。虽然，亚马逊给出了撰写书评的三项规定，最后一项为：不应该包括的内容（亵渎、恶意、对作者人身攻击的评论，时效性强的内容如旅游促销等，对网页的其他书评所作的评论，一字书评，书评者个人电话、地址及网址，购买价格及运送信息，恳请投票的语言等）。但是，网上书评的作者一般是匿名的，这必然造成书评客观公正性降低的问题，实事求是的现象越来越少，客观批判的人不多，然而，越来越多的作者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恶意中伤，甚至遭到人身攻击，导致其名誉权严重受损。

（二）传播虚假书评信息

当下网络书评掀起了“红包书评”“人情书评”之风。而且，相比传统书评，网络书评的监督机制也不健全，因此，网络中的这些风气更盛。中国将在网上发虚假书评的人叫书托，中国的书托们由两种人组成，即一种是由编辑、市场营销人员组成的;另一种是由网络水军兼而为之的。他们不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而是对所评图书大肆吹捧、宣扬，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书评网站发布虚假书籍信息，对书籍大肆炒作，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会使书评网站自身走上“自食恶果”的道路。

四、网络书评中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原因

（一）网络书评“把关”缺位

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过程是由编辑和记者“把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把关”环节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却缺少这种严格的“把关”环节。网络运营商对网络中的海量信息进行层层“把关”，这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网络开放、自由、民主的实质。因此，便有大量低俗、极端、虚假的信息流入网络空间，网络书评作为网络空间的“一份子”，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些信息污染。从上文中可以发现，网络书评由于“把关人”的不到位，其中不乏污言秽语。还有的书评主体极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更有甚者的是，大量“红包书评”“人情书评”充斥网络，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

（二）关于网络书评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网络书评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网络书评方面的法律。网络社会缺少现实社会强有力的规范，也缺少有效的衡量标准，大部分网民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们几乎能够“为所欲为”，这便导致网络垃圾信息泛滥，在网络书评中表现为虚假信息、低俗语言、侮辱性用语的泛滥，严重损害了读者和作者的利益。而网络书评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缺失更加助长了网民的嚣张气焰，造成网络书评的质量严重下降。

五、网络书评中网络传播伦理提升的策略

（一）国家相关部门和民间网站共同维护公民权益

1.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

网络空间较现实社会更难管理，缺乏统一标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的网上行为，由于网络资源有限，时常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也更容易引起权利纠纷。网络社会，公民的维权意识很薄弱，网络书评中也存在这种问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作者的维权意识，比如，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发起维权运动;邀请知名作者录制维权视频，发布在各视频网站上等等。

2.民间运动与立法“双管齐下”，严厉打击“网络书托”现象

由于“书托”现象已经威胁了读者的切身利益，亚马逊、豆瓣等各大网站正在积极开展“反书托”运动，报道了书托的不良行径，已经严重污染网络书评环境，以上是从民间运动谈论打击“网络书托”的。从立法上讲，目前我国的网络法律法规发展尚不完善，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出台或完善各种网络法律法规，将网络书评中的“书托”现象以及侵权问题列入立法议程中，还网络书评一方净土。

（二）书评网站编辑需发挥“把关人”的作用

1.提高自身素养，增强伦理意识

编辑应具备道德修养，这是编辑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仅拥有良好的选题策划能力，还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编辑在信息选择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不良信息过滤，保留良性信息，这个过程就是编辑进行“把关”的过程。该过程取决于编辑的自身素养，由他们来决定哪些信息是不良信息，哪些信息是良性信息。编辑可以深入社会生活，积累更多经验，同时也要涉猎广泛，这样才能完善自身素养，提高伦理意识。

2.加大网络书评的筛选力度

豆瓣、天涯“闲闲书话”等网站中的书评一般都是网站会员发表的文章，发表文章的过程同微博类似，操作简单，创作和发表几乎可以同步，这个过程似乎缺少了传统的编辑“把关”的过程。实则不然，其实有大批网站编辑在背后进行文章筛选工作，例如，现在在微博上发表某些反动言论，要么不能发表，要么发表成功后立刻被删掉。书评网站也应该借鉴微博的做法，编辑应加大网络书评的筛选力度，将各种低俗信息、极端言论及虚假信息剔除出去，而不能任由其自由生长。

六、结语

网络书评中存在用语低俗、對荣誉权的侵犯以及传播虚假信息等传播伦理失范问题。主要是因为网络书评“把关”缺位、关于网络书评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匿名上网导致言论极度自由、公民维权意识薄弱、书评主体缺乏自律意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民间运动与立法“双管齐下”，严厉打击“网络书托”现象。另外，编辑也需提高自身素养，增强伦理意识，还应加大网络书评的筛选力度、而书评人”则应提高自律意识，规范自身行为。通过研究网络书评中的失范问题，尝试探讨驱除书评文化中的不良之风的解决策略，以期为网络书评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伦.网络传播伦理[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09）.

[2]钟瑛.网络传播伦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01）.

[3]李明.网络书评的多元价值与社会文化传播功能[J].图书馆杂志，2013（11）：30-33+44.

[4]张麒麟.商业性网络书评的文化内涵及其知识传播价值[J].图书馆杂志，2013（11）：34-37+19.

[5]司莉.网络书评的现状与发展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05（11）：69-74.

[6]黄建年.网络文献评介浅论[J].图书情报知识，2002（1）：26-28+66.

[7]白连义.书评学术研究综论[J].甘肃社会科学，1991（2）：97-100+96.

作者：杨庄

网络传播伦理管理论文篇3：

2010年国内新闻传播伦理学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传播中的新闻伦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本文就2010年学界关于新闻伦理失范及其原因、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加以综述。

【关键词】新闻伦理伦理失范网络新闻综述

新闻伦理，是伦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投射和反映，是指从事采访、编辑、出版、播出、经营、管理等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概言之，它是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出于自律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

随着2010年“公民新闻”的全面发展，以及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2010年对网络媒体新闻的伦理研究在伦理研究领域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时，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学界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和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仍旧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关注。

一、新闻伦理原理层面

2010年专门针对新闻伦理原理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主要针对新闻传播与伦理问题的契合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等方面。

有研究者从新闻媒介及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遭遇的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价值、职业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这四重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指出正是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补充、融合的过程，才促使了新闻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但也是由于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才引发了新闻伦理道德失范。①

也有研究者从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方面来界定新闻伦理的定义和行为准则，就尊重拍摄对象与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者引用了“亲密圈”和“无知之幕”这两个概念，以此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进行界定。②有研究者从新闻传播与伦理的定义着手，指出这两者互相交叉，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化与发展的角度阐释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③还有学者从中西方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比较的角度，对当前的一些新闻图片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和分析当前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④也有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历史、政治、文化）、道德哲学以及哲学性质的伦理学三个方面阐释其对新闻伦理学的理解，指出新闻传播理论和专业伦理理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往往就是社会痼疾的病灶所在，但好在随着新闻从业者主体意志的苏醒，一种健康的媒体伦理已经破土。⑤有研究者通过对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定义的重新分析与界定，指出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对理想的不同表述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新闻事业能发挥最大的社会功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同时也指出，媒介行为失范归根到底是违反了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⑥

随着对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2010年单纯对新闻伦理学定义、原理、特点等方面进行论述的文章已经不多，就像有的研究者说过的那样，“新闻伦理学的研究阶段似乎已经进入到现象性、规范性等更为具体的应用层面。”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对忽略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作为新闻伦理学的理论基石，只有在原理等基础性理论方面的不断完善与进步，才能促使实践工作更加顺畅地进行。

二、新闻伦理的失范原因及对策

2010年，有不少学者就新闻伦理的失范、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等现象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同时也就制定和完善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

有研究者分析并反思了近几年传媒界出现的一些“乱”象，并总结出传媒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必须遵循的几个伦理原则：真实、仁爱、正义、适度、自由。⑦有研究者从新闻工作者本身出发，针对记者伦理道德失范事件的发生进行反思，通过研究记者自身情感、认知层面以及意志层面对其职业道德的影响和塑造，指出记者的良心是记者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而唤起记者的良心是实现新闻自律的必由之路。⑧另外有研究者通过分析社会新闻的特性，指出社会新闻要写得好看、耐看、可看，就必须摒弃那些血腥夸张的现场描述、摒弃浮夸的文字风格和炒作式的细节渲染。⑨

有研究者从网络传播自身的内部根源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对网络传播视域下的伦理失范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如网络的无中心离散性、网络的开放性等；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如信息消费时空上的隔离性、信息消费方式的匿名性、网络“把关人”的缺位等等。⑩有研究者针对近几年流行于网络的网络恶搞现象展开分析，指出网络恶搞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的传播者应当遵循的法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道德判断所需要的舆论缺失。究其原因，研究者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快速性，传播群体的心理因素，以及以网络世界的道德自主性、多元性与开放性为基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对恶搞行为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⑾

有研究者针对当前盛行网络的“标题党”新闻，通过分析其现状和特点，指出其危害及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主要从问题分离的网络特性；功利、浮躁的记者编辑；扭曲的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剖析了“标题党”新闻产生的原因。⑿也有研究者针对“标题党”新闻现象，通过分析标题的修辞及其道德属性，指出新闻的修辞与伦理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新闻语言与伦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大众传媒主导着社会话语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重处理好新闻修辞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并依据这种分析进行了新闻标题修辞与伦理的构建。⒀

有研究者针对网民“曝新闻”这一新现象，对传统媒体使用网民信源的伦理选择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体在网络新媒介事件中应该扮演修补者的角色，即传统媒体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弥补网民信源不足，在新媒介事件传播中起到对网民信源提供事实和信息的修补功能。同时指出，传统媒体应将“核实”作为其网络信源使用的基本原则。⒁

还有研究者从当前互联网文化和权力寻租的现实环境，分析其对异化记者的人脉思维、制约媒体公信力的提升、独立性的坚守和公共性的捍卫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从虚拟式交往、圈子式经营、功利式选择、制度式寻租、自恋式传播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的现实环境对记者的人脉思维的异化以及对媒介伦理的冲击。⒂

也有研究者针对2009年11月新出现的“动新闻”这一种全新的报道形态进行新闻伦理方面的研究，指出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制作人员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报道违背真实性等种种原因，“动新闻”对当前媒介的新闻伦理观念起着消解作用，最终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媒介组织运作陷于瘫痪。然而，尽管“动新闻”存在种种弊端，仍然掩盖不住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焕发的光芒。基于对我国媒体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考虑，研究者分别从社会角度、媒体角度、“动新闻”的制作过程以及公众角度四个方面阐释了如何有效遏制“动新闻”的负面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以优化传播效果。⒃还有研究者尝试从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这一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人肉搜索”特定的历史条件、突出的特征和表现，认为其可以成为科技与伦理之间缓和矛盾、消除冲突的有力途径，并认为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人肉搜索加速了新闻伦理在网络环境下的建构。⒄新媒体时代，新闻伦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刘海明从新媒体受众的角色、角色的德与个人的欲求、角色的德与道德恶等方面阐释了新媒体灾难报道角色的伦理问题，并指出新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遇到更多的伦理问题。⒅□

参考文献

①马艺、张培，《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②黄永、赵晓娜，《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新闻前哨》，2010（2）

③章如芳、胡馨月，《新闻传播与伦理问题的交叉》，《新闻窗》，2010（1）

④杨雅琼，《对中西方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的比较》，《中国出版》，2010（14）

⑤陈卫星，《新闻伦理的可能性》，《中国图书评论》，2010（7）

⑥郭淼、侯芳芳、陈斯雅，《论新闻伦理的失范与对策》，《传承》，2010（30）

⑦贺琛，《传媒“背道”的伦理反思》，《东南传播》，2010（10）

⑧陈相、何芝莹，《记者的良心》，《新闻窗》，2010（2）

⑨刘文治，《社会新闻如何“色香味”俱全》，《新闻实践》，2010（12）

⑩汤怡，《网络传播视域下的伦理失范与道德规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

⑾党子奇，《网络恶搞的传播伦理》，《新闻爱好者》，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