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论文

2022-04-16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造成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对传统道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应用不够等。道德失范需要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是系统工程，要沿着正确的途径推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论文篇1：

城镇化进程中新的伦理道德文化的迁移与重塑

当下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中，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需要考虑三个核心因素（主体因素、客观因素、普遍因素）以及遵守四个原则（符合人性、合理、规范、通俗性）。
一、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城镇化率要由52.6%（2012年）上升为60%左右（2020年）。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户籍上的转变，还应该是农民定居城市后，真正从身份上、心理上的转变，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

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和完善，很多城市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愿意选择居住在城市。而当人们离开农村居住到城市之后，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就城市而言，每个城市都会有相对独立的城市文化，比如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而一个人只有深深地融入到其所居住城市的城市文化之中，才会消除疏离感，进而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城市文化涉及到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外来居住的人在融入这种文化时，会产生许多不适应、龃龉乃至对抗。如有的老人在进入城市生活之后，原有的亲情与友情逐渐淡漠，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再加上对当地城市文化的陌生，内心非常孤独，晚年生活很不幸福。有的人没有很好地融入所居住的城市文化之中，导致其不仅对生活环境产生不适应，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与怨恨，随着这类人的逐步增多，有时会酿成群体事件，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大量人群的流动与迁徙，表面上是家庭结构、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实质上是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动，这种改变与变动会使一座城市原来较为稳定的城市文化因异质因素的加入而发生变异，在这变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尽管伦理道德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改变比较缓慢与滞后。

当一个人的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来支配他的伦理道德文化会逐渐去适应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农民”向“城里人”的转变是逐渐的，一蹴而就的改变仅仅是外在的改变，而内在的改变则需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蜕变。

伦理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伦理道德对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运行有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城市的伦理道德文化发生变异时或许会使原来的城市居民和新加入的城市居民发生龃龉甚至冲突，因此就需建构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如果新的伦理道德文化被大家认可与接受，那么这个城市会逐渐走向和睦与繁荣;如果新的伦理道德文化使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出现了撕裂的状态，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伦理道德风险，进而影响城市的稳定与繁荣。

伦理道德最终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的，但是二者也会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其最好的一种状态是将二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要达到这种状态，不仅需要人的自我约束，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当然，伦理道德也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行动提供了符合人的本性的动力和方向，并为这种行动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辩护。这样的伦理道德文化才能被人们接受进而在社会中长久存在。

当前的城镇化建设中，大多数的农民进城仅仅是户籍上成为“城里人”，在思想观念上、伦理道德文化上还是原来的传统观念。同时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也使原来的城市伦理道德文化发生变异，也就是说，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是城市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二者逐渐融合的过程。就历史文化而言，城市伦理道德文化和农村伦理道德文化原本就有一致性的地方。

当农民进入城市后，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原来农村的一套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及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原来的宗族血缘关系逐渐变得疏远，这些会影响到具有较强稳定性与坚固性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城镇化使家族、血缘、地缘关系发生了改变，好的方面是人们不再受到原来的道德约束，生活更加自由，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更加现代化，更加健康、文明，促进整个社会和谐、文明，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不好的方面是原来的道德约束猛然松开，人的欲望也会随之膨胀，即使做了违背伦理道德之事，在城市非熟人的社会环境中也会被掩藏。对于社会而言，这会影响到社会的文明与和谐，甚至产生不稳定因素。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形成具体要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间集体式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文化操守的坚守，农民的居住环境从农村迁入城市，由相对集中、相对熟悉的环境变成了相对陌生、松散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伦理道德也由单一的变成了多元的，因为这种改变，有时会产生混乱与无序，因此需要社会管理者在伦理道德文化层面进行规划与宣传。伦理道德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构建起良好的伦理道德文化，才能使社会稳定和谐、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良好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是非常重要的。
二、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的核心因素

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实际上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将国家的话语体系渗透其中，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伦理道德文化建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分支。同时国家话语体系具有前瞻性和发展性，对于伦理道德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好的支撑作用。另外，在当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市民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伦理道德文化理念。

国家话语体系的渗透与融入可使伦理道德文化建设制度化。实际上，古代的伦理道德文化基本上都是制度化建设的产物，正因为此，古代的伦理道德文化才能影响深远。在当下社会的巨大发展与变革中，也需要国家话语体系的渗透与融入，以促使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快速、完整地建构起来。

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在社会层面还需要两方面支撑，一是原有的市民伦理道德文化。这种伦理道德适应的是原有的城市结构与文化，因其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所以新的伦理道德文化要吸收、挪用、变革其中的精华，使之成为新的伦理道德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原有的农村伦理道德文化。原有的农村伦理道德文化适应的是乡土社会，虽然也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但是具有传统性、私人性、宗法家族式的伦理关系依然占主流，这种伦理道德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带有血缘性与小集团性。而一个城市需要的是公共性的、契约式的伦理道德文化，因此对于农村伦理道德文化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当然农村伦理道德文化也有很多可汲取的因素，在建构时也应吸收。

同时，要让市民从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可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在建构时就要合理设置话语理念与话语逻辑。也就是说，既要在上述原有的市民伦理道德文化与农村伦理道德文化中选择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意愿的伦理道德理念，同时还要建构符合当下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新的伦理道德理念，这些伦理道德理念在当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会逐渐融合形成新的伦理道德文化，进而成为他们日常行为的纲领。

而旧的伦理道德文化的消退绝非断裂式的，它是缓慢的、渐隐的;新的伦理道德文化的建构，也绝非一蹴而成的，它是缓慢的、渐显的。从建设角度而言，新的伦理道德文化是一种新的地方文化，这种新的伦理道德文化会促成新的人伦伦理与新的人际关系，这对建构正常的，和谐的、合理的、健康的精神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应是既利于国家又适应集体，还尊重个人的。首先是利于国家。黑格尔曾论述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和文化统一体，需直接扎根于民族的伦理道德世界之中，同时又要间接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其次要适应集体。伦理道德文化的一个功能是促使人走出个人的小天地，走向群体，融于社会，摆脱孤独。最后要尊重个人。只有尊重个人，个人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才会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新的伦理道德文化要很好地融合以上三者，就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主体因素。伦理道德文化从国家层面而言，它属于国家的风尚与意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道：“精神只有认识了自身以后才是现实的，作为民族精神的国家构成贯穿于国内一切关系的法律，同时也构成国内民众的风尚和意识，因此，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因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这段话很好地论述了主体因素与国家的法律、风尚和意识的关系，“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也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因素，才“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而伦理道德文化属于国家的风尚和意识层面，这就要求伦理道德文化既要自我实现又要外在式的法律约束。

二是客观因素。关于伦理道德文化的客观因素，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到：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和权力，对主体说来，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相反地，主体的精神证明它们是它所特有的本质。在它的这种本质中主体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并且像在自己的、同自己没有区别的要素中一样地生活着。黑格尔在此谈到，一旦伦理道德文化形成，就成为一个“实体”，具有了“法律和权力”功能，最后要求个人和它的关系“是一种甚至比信仰和信任更为同一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伦理道德文化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它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文化就具有法律的功能。在现代社会，虽然伦理道德文化没有法律文化的强制性，但是对人们仍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我们在建构新的伦理道德文化时，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三是普遍因素。伦理道德文化约束的是群体，因此在建构时，要考虑普遍因素。如果一个新的伦理道德文化没有被群体接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建构。只有被群体接受，这种伦理道德文化才能推行，进而远之。
三、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的原则

在当下的城镇化建设中，建构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可调節社会矛盾，健全人们的心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极容易抛却原有的伦理道德文化，逐渐走向唯欲望、唯利益、唯金钱的利益世界中，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艺术也为追求利益而变成刺激人类感官的娱乐工具。

但是，建构新的伦理道德文化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是长期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文化也会随之改变。但无论如何改变，伦理道德文化建构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伦理道德建设的基石，没有这些基石，伦理道德建设将无从谈起。

一要符合人性。人性是伦理道德文化建构之本。在当前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伦理道德文化建构应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这样新的伦理道德文化才会被人们所接受，才会在社会发展中长久存在。当然，符合人性并不是无限放大人的自由，任何时候人性都应该受到一定的约束与规范。因此伦理道德文化不但要建构在人性的基础上，还要联系社会现实，把握好人性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尽量使人性不要与社会现实产生矛盾与冲突。当人性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才能考虑个人的人性需求。

二要合理。伦理道德文化的合理性指的是当个人生活困顿之时，伦理道德文化会指引其重塑希望，从而走出困境。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特别是对于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人群，原有的伦理道德有些部分遭到了质疑，而这些伦理道德又深深地联系着他们的感情世界，当这些被质疑和颠覆之后，其人生观与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导致其陷入困境，感觉迷茫。此时新的伦理道德可以帮助个人对现实困境进行合理的梳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走向美好的生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建构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其价值体系就是虚空和匮乏的。

三要规范。伦理道德文化建构属于社会文化意识的建构，因此伦理道德文化的规范化是社会现实的基石。所谓规范化，是说伦理道德文化应是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非零散的、片段的话语。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引领社会氛围、打造良好社会风气的话语体系，规范是其根本。只有规范才能使这种话语体系具有正确的阐释性与操作性，如果一个话语体系的意义阐释具有不确定性与多义性，那么当其意义阐释和话语表述在社会中化为制度式的话语传达时是无力的。因此，规范化的话语体系可使伦理道德文化程式化与正规化，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四要具有通俗性。伦理道德文化的接受对象是社会中的所有人群。特别是对于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人们，其文化水平一般不高，过于典雅或过于艰深的话语体系会使他们难以理解，同时在社会中也难以流传，从而影响到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因此构建具有通俗性的伦理道德文化会使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在社会中被人们较快地接受。

总之，伦理道德文化建构在当下城镇化建设中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团结。良好的伦理道德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同时，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个城市只有拥有良好的伦理道德文化，才可能成为智慧城市，人们才可以生活得幸福美满，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作者：杨献锋

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论文篇2：

道德失范及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探析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造成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对传统道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应用不够等。道德失范需要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是系统工程，要沿着正确的途径推进。要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要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要大力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道德失范；道德评价；伦理建构；道德建设

所谓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伦理原则体系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个人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抬升，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如贪污腐败、诚信缺失、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滋生，而且这些现象在一部分人中间还很盛行。因此，正确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表现和原因，探索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思路与途径，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道德失范问题不容忽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几千年来创造并传承了极为丰厚的道德文化。比如，为官要施仁政修官德，经商要讲诚信修商德，为师要讲师道师德，做人要讲修身重品德，为人处事要以德服人，统治者治国理政也要坚持德主刑辅，形成了尊老爱幼、父慈子孝、扶弱济困、见义勇为等诸多道德规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道德建设更加重视，坚持用社会主义新型道德教育人民，弘扬正气，积极倡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严于律己、公正诚实的道德行为规则，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规范体系，出现了精彩纷呈的乡规民约和市民公约，道德模范人物和优良道德事迹不断涌现。［2］但也应当指出，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旧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制被逐渐打破、摧毁, 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制正在逐渐建立。在各种新旧体制转换时期, 道德秩序也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道德判断正处于一个质的不稳定时期，表现出了道德秩序的混乱和道德扭曲现象，即道德失范。

1. 官德滑坡。官德是官员的从政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一面旗帜。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政绩造假，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公然耍弄特权；一些没有特殊背景的人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大肆向领导干部行贿，用金钱、实物，甚至色相等换取官职或利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屡禁不止。腐败已成为危害社会、损害党的形象的社会毒瘤，“权力商品化”已成为一种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根据中纪委新闻发布会公布：2010 年全国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 人，移送司法機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 人。［3］有些在枪林弹雨中不曾倒下的英雄，却成为“糖衣炮弹”的俘虏；一些不畏艰险的改革勇士，却落马于钱魔之下。这是当前在政治领域里官德沦丧和败坏的最突出表现。

2.商德滑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信用严重缺失，制造伪劣商品；诋毁竞争对手，虚假广告宣传，侵犯他人经济利益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经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耻现象比比皆是：企业不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为耻；商人不以坑蒙拐骗为耻；生意场不以非法经营、欺行霸市为耻；消费者不以挥霍无度、奢侈浪费为耻；为了追求更豪奢的享受，不惜贪赃枉法、不惜出卖肉体和人格。市场信用的严重缺失和经济主体耻感的极大缺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4］

3.公德滑坡。公德至善、行为高尚本是公共社会人们的追求和理想。但近年来，追求和理想对公共社会个人生活的激励作用被庸俗地实用化，体现理想和信仰价值的道德人格对公共社会一般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呈弱化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一项“有无信仰”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信仰”的仅占28%。这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当前社会处在转型期，理想信仰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从而又导致了消极道德观和价值观膨胀，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恶性蔓延，伦理观念肆意践踏、社会公德严重缺失，职业道德普遍匮乏。反映在人际关系上，人情淡薄冷漠、人心叵测，见危不救、见困不济、见险不上、明哲保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互助互爱、同甘共苦的行为日渐减少，诚信理想岌岌可危。总之，无论是社会宏观或者微观层面上，反映出大量的损人利己、丧失公德的行为，凸显了当前社会成员道德失范的泛化。

4.文德滑坡。一些社会精英道德水准下降，如一些文人、名人缺德，说斯文扫地也不过分。一些文人、名人社会责任感淡化，没有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看成是高尚的事业，面对社会上各种诱惑，禁不住怦然心动精力分散，对人文社科研究敷衍塞责误人子弟；在学术态度上，个别文人、名人心浮气躁，不愿做扎实的研究工作，只想弄虚作假、东拼西凑，甚至抄袭、剽窃他人的成果为己有。还有个别教师职称到手，就满足于吃老本，失去了应有的学术精神。［5］论文抄袭、成果剽窃、买卖文凭、骗取职称、炫耀隐私、互相攻击乃至雇凶杀人等，乃是文德滑坡的集中体现。

二、道德失范主要原因分析

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场以市场为基点和导向的社会变革浪潮中, 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我需要和个人利益的驱动下, 根据现实的社会存在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 建构个人的道德体系。因此，“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这种格局一方面使自由、平等、开放、理性等价值观念得以伸张; 同时, 由于市场过分强调个体价值理念的确立, 从而使当前的道德状况出现了紊乱和真空的现象。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6］造成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根源的解释, 都很难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换句话说, 这复杂现象是社会多层面的变迁发展及问题的综合反映。对于当下严重的道德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把握其复杂原因，包括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个体原因与群体原因，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国内原因与国外原因，浅表原因与深层原因，等等，这里就主要原因作如下分析。

1.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 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7］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这一新体制的建立和深入，我国社会呈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变化。市场经济强烈地冲击着封闭保守、等级特权、小富即安等传统落后价值观念, 有利于形成讲究实效、平等竞争、追求人生价值、发扬科学民主等价值观念。但是, 它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一样, 又有有害的一面。可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在道德生活中, 联系着善与恶、美与丑两极。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市场经济有四大负面作用: 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矛盾; 私人成本与社会公平成本相矛盾; 竞争中浓厚的利己价值观与社会公平价值观相矛盾; 效益价值与伦理价值相矛盾。”［8］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市场经济由于它本身具有功利性、竞争性和盲目性, 同样会把失去理智的人们引进冷酷无情的金钱战场,反映到道德观念上就是人格并不重要和善恶标准的黑白颠倒。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等问题。”［9］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在货币的驱使下, 一些人把忠贞变成背叛, 把愚蠢变成明智, 把恶行变成德行。这是当前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

2.对传统道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几千年以来，创造了灿烂的传统道德文明，不少道德思想的精华至今影响深远。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伦理道德，这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是两千多年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基础。进入近代，列强入侵、国门洞开，中国人“天朝大国”的迷梦破灭，促使中国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文化和道德。经过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文革等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儒家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传统价值观被颠覆了。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加快了多元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一方面，使我们能更多地接触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更好地发挥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丑恶现象，如纳妾重婚、嫖娼吸毒、黑恶势力、武装犯罪等，成为当代道德文明正向发展过程中的逆流；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西化”渗透，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民主、人权等口号推销其价值观，加上个人本位意识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极度膨胀，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价值观沉渣泛起，腐蚀人们的思想，助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盛行。原先视为神圣的道德理想、人生准则以及崇高的精神追求，遭到肆意反叛与亵渎，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丧失了终极关怀的精神慰籍。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引发价值迷茫，人们关注的问题日趋现实化，追求的目标日趋功利化，传统的道德规范就丧失了神圣的主导地位。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领域，客观上就存在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计划经济時期道德价值观、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观并存的局面。这种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使道德评价丧失了统一的标准。众所周知，道德评价是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因产生“敬意”而做出肯定；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因产生“耻感”而做出否定。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对荣辱、善恶、美丑等是一目了然或约定俗成的，不需多加思索即可做出价值判断。但是，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由于受多重价值观冲突的影响，似乎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行为的是非善恶没有明确的界线。［10］由此导致了道德领域内的空前混乱，其直接后果就是道德秩序失范现象广泛地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3.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宣传不够，应用不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正确处理好传统社会时期道德、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和市场经济时期道德这三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道德。传统道德在当前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失落，有自身的原因，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社会条件下造就的伦理道德观，是建立在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血缘为本位的封建宗法等级的基础上。它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过高估计了人性，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它否认个体的独立性，压抑人的主动性，如：一些束缚人性的规范，不仅严重抑制了自然人性，也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它的某些价值取向、个人心性的狭隘和文化保守主义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被发展到极端，以致于连谈情说爱、举止打扮等纯个人行为，都被蒙上了浓重的道德批判色彩，强烈地压抑了人的自由、活泼的天性，已经明显体现出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所以，这种传统道德不应该也不可能仍处于当代社会道德的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规范强调垂直奉献，藐视人的求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人性的，体现了这一时期道德理论存在片面性、政治化。当做与不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一样，甚至相反，这本身就在大面积地消解着道德。所以，垂直奉献型的道德观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讲求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的分配体制，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现实相矛盾，因为这种道德规范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道德层次。用先进分子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人，道德失范是在所难免的。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长期滞后于现实，道德建设理论创新寥寥无几。从研究现状看，道德理论建设并没有取得像经济建设那样令人欣喜的成就，不能及时概括当代道德建设的新内容,表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公德体系；许多行业也没有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道德推广也无章可循；有时，面对道德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几乎一筹莫展。总之，由于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中存在许多与新形势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使得道德理论存在许多与新形势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使得道德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流于空谈，变成了无力的道德说教，甚至妨碍社会、行业和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行。转型期的社会变革给道德教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呼唤着道德教育变革与创新。然而长期以来，道德教育忽视了现代社会开放和价值观多元化的事实，忽视了现代社会对自主性和创造精神的呼唤，并对道德教育固有的主体性本质认识不足。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在解释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尤其是价值观冲突的问题面前日显苍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建设、塑造时代品格，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建设动力的作用，彰显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滞后性。

三、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途径

道德的失范需要重新思考和建构当代中国的伦理道德。这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当代中国的伦理建构是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复杂工程，必须要沿着正确的途径推进，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1.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會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他反复向全党和全体人民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教育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初，江泽民同志就严肃指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11］他强调，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因此，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分析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时，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是‘细节问题’，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12］他强调，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反腐倡廉抓源头的一个重点。他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思想道德的建设任务，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国际国内的教训一再证明，道德败坏了，一定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彻底毁掉了一个著名的企业，而且伤害了全行业，伤害了相关地区，甚至伤害了国家形象。这样的教训，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视和治理各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起来，决不能对道德建设有丝毫的轻视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没有道德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道德建设上，要做实功而不要务虚名，要日积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始终坚持思想上认识到位、重视到位。要把道德建设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像重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一样重视道德建设。当今世界，道德建设也是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建设。从当前来看，我国的道德失范现象直接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形象，影响了其他国家对我国的评价。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尊重、认可，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2.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

道德的后盾在法律，道德的底线在法律。使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加强道德建设、有效治理道德问题的根本途径。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觉发挥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儿童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良心形成的过程，就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良心就是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肯定和奖励，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否定和相应程度的惩罚，人们在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的机制中经受着道德磨练。这一过程表明，道德良心仅仅靠正面的肯定和奖励是不可能健全成熟的，而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否定和惩戒机制，才能促使人们形成“趋善避恶”的条件反射并养成道德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健全成熟的道德良心。这就是说，道德良心既是“奖励”出来的，也是“惩罚”出来的。道德需要终身学习和修养。儿童道德良心形成的过程，与成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心机理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对更多的利益诱惑和欲望冲动，面对新旧道德规范的碰撞激荡，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新的道德良心的养成，既要靠学习教育、靠舆论引导，更要靠制度强制，包括靠法律惩处的“威慑”。人们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发达国家社会公德背后的法律支撑，当闯红灯、乱停车、随地吐痰等轻微违法行为的代价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时，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道德”。中国自从实行“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人数陡然下降。这是道德觉悟提高了，还是惩戒机制奏效了？答案显然是：双赢！因为法律本身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力量，可以促使人们将道德行为由他律转为自律，并通过正确行为的反复强化、对不良行为习惯的反复矫正，逐渐使遵守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不再需要外部监督和意志努力的自觉行为。治乱当用重典，治理当前的道德突出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必须运用法律手段保障道德建设，加大对缺德行为的惩罚力度。很多道德失范的事件表明，违法与违反道德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要建立健全适合各类人群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违约责任追究制度等在内的法律制度，强化诚信守法意识，打击经济缺德害人行为。要完善涉及社会公德的法律制度，加大对破坏社会公德行为的惩罚力度，保障社会主义道德基本秩序。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等既违反道德又违反法律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要把法制教育作为道德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使依法办事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引导全社会养成良好的法制意识。

3.大力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与衰，与其社会的道德建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对道德的崇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传统，要大力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

首先，要激发个人的道德觉醒。个人的道德觉醒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这座大厦得以竖立的奠基石，要树立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觉醒。只有个人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观念，增强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意识，使个体具备较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产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否則，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要珍惜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往往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立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道德文化内涵丰富，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是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因此，我们亟须加强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识别，发掘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第三，要与世界文明相协调。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面向世界，与世界文明相协调。不同民族的道德文化虽互有差异，但都各有所长。我们要按照“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原则，以海纳百川和兼容并蓄的宽阔胸怀，积极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使中华道德文化与世界文明相协调，并为中华道德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保障。

第四,发挥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履，德之基也”。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既是全社会道德觉醒的先导，又是支撑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主要力量。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对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发挥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知识分子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发挥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推动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道德修养，履行职业规范，践行社会公德，增强政治信用，积极发挥道德自我修养和道德自觉遵守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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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秋明.正视道德现实，加强道德建设［J］.求是,2012(7):7.

（责任编辑：陈东林校对：臧莉娟）

作者：曹峻

市场经济伦理建构论文篇3：

三维监管博弈：法治化、参与能力和社会伦理

摘要：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消减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食品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和社会共治制度，实现食品安全供给，已成为当下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焦点之一。由于食品供给者、监管者、消费者相互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通过对各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建立以法治化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全员参与为实现方式，以食品市场的伦理建构为终极归宿的政策导向不失为实现食品安全有效治理的“策略组合”。

关键词：食品安全；供给侧改革；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博弈论

Key words：food safety； Supply-side reform； Information asymmetry； Moral hazard； Game theory

近年来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塑化剂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一再挑战消费者的神经，导致我国食品企业遭遇前所未有之信任危机，极大阻碍我国食品生产供给侧改革，制约我国食品产业的发展。在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食品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和社会共治制度，实现食品安全供给，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加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仍然任重道远。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2]，当消费者无法识别食品质量信息时，食品生产厂商的机会主义倾向将导致食品质量安全供给不足，市场就会出现一个低质量水平的均衡。所以仅用市场经济机制不可能提供最适宜的安全食品，为保证市场上质量信息的有效性，政府应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公共规制（政府监管）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各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表明，卓有成效的食品安全监管虽然不是培育良好食品安全格局的充分条件，却是遏制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必要条件[3]，国外发展成熟的新规制经济学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作不作为”和“如何作为”等方面[4]，在政府与食品供给者的博弈和政府与消费者的博弈过程中[5]，政府很难避免布坎南的“经济人”假设困境，即每一级政府都希望通过监管来获得资源和权力，又不希望承担责任和成本。因此，政府监管在资源分配中的效果和如何考量政府的最优執法以及“谁来监督监督者”一直是政府监管中的突出问题。

对此，多数学者开始意识到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相关各方的互动，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模式应是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监管、消费者监管等多种机制并列存在的复合体[6]，试图通过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多种资源建立多元食品安全监管模式[7]。当前关于多元主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文献主要研究食品安全监管中各主体间关系和监管体系的构建等，既有实证研究[8]，也有理论框架分析和学科论证[9]，引入多元主体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是通过监管向消费者提供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息[10]，实现食品安全监管从行政监管转向社会共治，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上下结合、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管理模式[11]。之前也有学者提出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但只停留在对一些客观现状的浅层关系分析，缺乏在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关系基础上对监管制度变迁逻辑的深入探究。以后的学者对多元共同治理模式进行了更加细致地研究，提出要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所追求的善治目标，当务之急是培育第三方监管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第三方对于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性[12]，有助于加强食品从业者的自我管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减轻政府监管的压力，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13]和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14]，在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治理[15]主体设计方面建议由现行政府一元体制内的多元混治转变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共治[16]，构建一个包括企业、消费者、监管者、上级督察部门及媒体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模型，实现食品监管演化博弈的高水平均衡[17]。

总之，随着食品生产专业化的不断发展，食品的“信任品”特征导致各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健康对食品安全的各环节、工序、流程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不得不产生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错综复杂地纠葛在各食品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第三方监管组织、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等）之间。由于各方相互依赖且信息传递过程的固有缺陷，信息传递成本与收益的不均衡，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等因素，排除各方依据信息优势进行牟利的动机十分困难，导致各主体间的每个委托代理环节均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由于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食品产业链上经常体现出多重身份，利益错综复杂，为研究方便，笔者将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剥离为供给者、消费者与监管者三大类别，运用信息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的相关理论，分别进行供给者与供给者、供给者与监管者、供给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分析，探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道德风险的生成机理，寻求改进食品安全境遇的有效策略。

二、模型建构及分析

（一）供给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为了构建食品供给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建立双方的效用矩阵，假设如下：

假设1：市场上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且只有两个食品供给者，i=1，2。

假设2：供给者同时决定是否提供安全食品，而且供给必须是0-1决策，1表示“提供”，0表示“不提供”。

假设3：如果至少一个人提供安全食品，那么每一个供给者的效用是1，否则为0。

假设4：供给者i的供给成本为ci。

至此，得到供给者之间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从而，得出命题：

命题4：如果消费者不能感知到不安全食品的危害性，不购买策略又不能抵消供给者提供不安全食品的机会收益，那么供给者将会继续加大不道德行为。

（四）监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监管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身份重合，消费者本身就是监管者，因为无法拥有专业的监管资源（技术、信息等）委托政府或第三方完整监管，但是政府和第三方有被“俘虏”的可能性，此时，消费者可以用对社会的公信力评价来完成监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具体如下：

假设1：参与人只有两个，一个监管者和一个消费者，双方同样是理性经济人。

假设2：监管者的战略空间为（维护公共利益，不维护公共利益），更具体一点，这里的“公共利益”指“消费者利益”。消费者的战略空间为（信任政府，不信任政府）。

假设3：如果监管者维护公共利益，消费者将获得效用1；反之，消费者获得效用0，此时，监管者因可能与违规供给者合谋而获得效用1。

假设4：如果消费者信任监管者，监管者将获得效用1；反之，监管者获得效用0，此时，监管者因公信力下降而额外减少效用1。

所以，监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效用矩阵如表3所示。

从监管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观点来看，最好的选择显然是监管者维护公益，消费者信任监管者，即策略组合（维护，信任）。但从博弈两方自身的利益看，无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采取“不”这一策略总是最好的选择。在单期静态博弈的情况下，这一模型的解，即策略组合（不维护，不信任）便构成纳什均衡。这虽不是最有利的结局，但却是一个稳定的结局。基于此，我们得出命题：

命题5：如果消费者不信任监管者的情况持续下去，监管者将产生“信任赤字”，进而引发社会的信任危机。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述5个命题可知：仅仅依靠食品供给者自觉行为无法消减市场的食品安全风险，一定强度的监管和惩罚不可或缺。并且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单一主体的监管行为不排除监管者被“俘获”的可能，从而使消费者陷入更加不利的困境，此时消费者的担忧将外化为对监管者的“不信任”，并因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产生“信任赤字”，进而引发食品行业甚至社会的信任危机。同时如果消费者不能感知到不安全食品的危害性，不购买策略又不能抵消供给者提供不安全食品的机会收益，那么供给者将会继续加大不道德行为，整个食品市场将会陷入“低质量——低信任——低参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为此笔者认为，以法治化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全员参与为实现方式，以食品市场的伦理建构为终极归宿的政策导向不失为实现食品安全有效治理的“策略组合”。具体如下：

（一）立木建信，重典治乱，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确立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导向

对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规制是解决食品安全道德风险的基本途径，食品安全道德风险从本质上来说是信任风险。一开始只是个别企业的不诚信行为产生的产品信任危机，如不在法律的层次上加以严肃处理，产品信任危机将会导致行业信任危机，食品行业将因个别企业的道德风險引发行业的逆向选择，食品生产者将不再重视产品的长期声誉机制的塑造。如果短期行为的收益足够大，那么企业将纷纷采取“捞一把就走”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长此以往，一个行业的危机会传染给其他行业，进而蔓延至整个社会，导致信任缺失，人人互戗。因此法律作为对社会公信的共同认知是治理食品安全道德风险的底线和最低要求，当然法律的完善只是“立木”，公信力确认关键在于“法治”，在于法律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再多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好的执行，如果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存在法外之人，法外之组织，那么公众的守法成本将会高于违法成本，法律将沦为包庇“罪犯”的帮凶，即食品安全监管不但需要良法，而且良法得到普遍遵守[18]。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食品安全权”是生命权的一种延伸。提供不安全食品是一种缺乏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表现，与谋财害命无异。鉴于生命价值的压倒性优势，把治理食品安全道德风险纳入法治化轨道，既是对生命权的敬畏和尊重，也是对以人为本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认可。相应的对于无视生命尊严与价值，唯利是图，毫无敬畏之心的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而言必须施以严刑峻法，这样才能明确底线意识，塑造法律权威，夯实社会的诚信之基，重构社会的信任体系，进而使利益相关者摒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重新重视声誉打造这一市场长期博弈行为。具体在实际的食品行业中必须加大对食品利益相关者“不作为”的惩罚力度，从法律和制度上有效约束市场的食品安全管理行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如“十倍赔偿”条款，对小额商品设立最低赔偿限额，以解决对厂商处罚刚度不够的问题[19]，寻求最大的监督威慑。

（二）齐抓共管，全员参与，在畅通信息的基础上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表达能力

从社会成本来看，单靠专业监管者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其成本是非常高的。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存在“欺骗”消费者，弃消费者利益于不顾而追究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可能。两千多年前，罗马诗人朱文诺便发问：“谁来监督监督者”（Who is to watch the watchers）？即如何保证政府成为真正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而不至于损害公民（消费者）的权益[20]。因此，媒体舆论、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等多重力量的参与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促成各主体间的有效参与和互动，笔者认为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和互动必须满足三个要件：权力要件，信息要件和能力要件。权力要件是参与各方能够独立自由的发表对食品安全的见解和主张，即参与者地位平等、身份独立、观点自由。信息要件是拥有一个权威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能够及时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信息。能力要件是参与者拥有一定的信息识别能力，能够及时识别企业的违规生产危害食品的行为。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身份独立，权力对等的参与者才能实现监管的相互制衡，只有参与者占有一定的信息并拥有一定的信息识别能力才能真正“用脚投票”，以驱逐式惩罚深入作用于企业的长期收入流，深刻影响企业的核心利益，使声誉机制的威慑效应远超罚款规制。但它必须充分结合众多消费者的市场惩罚优势，单一的消费者惩罚不足以抵消食品供给者提供不安全食品所降低的成本，不足以促使企业放弃潜在的违法行为。而众多消费者的市场惩罚优势必须有赖于消费者的觉醒，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市民社会食品安全信息知识的普及和教育，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培养，逐渐引导消费者建立起较强的食品安全信息辨识能力和自我权益保护能力，使之成为拥有一定社会事务参与能力的“有识市民”。另一方面则是对各方提供的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食品安全信息，及时进行权威整合和解释，同时避免过度专业化，或对专业术语加以必要的常识性说明，使得安全信用信息能够以较低的解码成本被普通消费者所理解，使信息能够通俗、一致、全面地向社会公开，使消费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及时了解食品安全的动态信息，更易分辨食品质量的高低，从而有效减轻监管者的执法负担，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三）正德篤信，责有攸归，在完善责任追究的基础上重塑食品安全治理的伦理架构体系

只依靠法律和外在控制，无法创造或强化一种更好的公共管理秩序，没有道德的管理不可持久[21]。当然，仅靠道德本身也不足以治理好任何现代社会，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道德体系，谁也无法治理好社会。如果任何的行为只是赢得短期收益，但却败坏人们的道德，都会损害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22]。诚然我国食品市场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现实中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市场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激烈冲突，反映了当代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存在的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食品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道德问题，面对市场化及拜金主义的冲击，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食品安全悖德行为的过度宽容、从业者道德缺失、监管者道德失范、消费者道德冷漠、媒体道德功能式微是当代中国食品安全伦理失序的实然生态[23]。如何把法律和监管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利益相关者的内在道德自觉，在人们的内心世界构筑起一道维护食品安全的伦理防线，这便成为破除食品市场失德窘境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建设，尽管“犯人船”的制度设计切实有效，但食品安全关乎民众健康乃至生命，公共部门必须秉承对生命尊重和敬畏的伦理诉求，忠实地执行法律，承担公共责任，切勿因“公信力”危机而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以至于整个社会陷入伦理失序。二是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既需要内在的自制力，更需要外在的强制力。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在于如何把社会的外在强制转化为企业的内在自制，即如何把企业短期博弈的“机会主义”行为转化为长期重复博弈的“声誉塑造”行为

出自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犯人船》一书，这里指代无需诉诸人性改变便可解决一切的制度设计.，而一个注重声誉的企业必然会是一个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三是提高公众的道德主体意识，公众是食品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食品安全真正的检验者，公众道德主体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的觉醒，将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市场参与力量。这种参与力量的形成，对于构建社会食品安全的伦理对话与决策平台，提高社会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意义深远。总之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24]，毕竟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需要法治的持续深入，更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自制和一个良好的社会伦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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