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伦理论文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廉洁高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阐述了人民至上、敬畏责任和勤廉节约等一系列廉政思想，对当今服务、法治、责任和廉洁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伦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伦理论文 篇1：

谋求共识：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已不适应现代传播语境。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可以发现，谋求共识应成为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鉴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是对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也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因而新时期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一种明智选择。

关键词：舆论引导；共识；双向对称传播；“主体间”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08-04-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2006BXW002)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商丘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手机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今世界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媒体的生产、发展空间与过去大不相同，政治化的传播状态已经逝去，通过舆论引导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适宜。舆论引导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是我国思想宣传战线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被列入200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项目。从常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的成果已有不少见诸报刊，但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以寻求舆论引导有效途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者从2002年开始进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在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品格与价值核心，并从政治发展、大众需求、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开放条件下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本质是以对话、互动、服务于公众的方式涉入公众的普通生活，以改善公众与媒体的关系，提高媒体对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实现其引导舆论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从与官民关系看，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其公共精神表现为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同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从传播模式来考察，“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从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考察，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它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具有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能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公民政治文化的功能，此外，它还是人们交流思想、观念、意识的重要场所。这一交流场所的优势在于：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鉴于其是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鉴于其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增强社会联系，缓释精神压力。长期以来，我们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只是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忽视、甚至看不到它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公共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党”思维模式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力量。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本文立足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的思想，反思传统舆论引导方法，提出将谋求共识作为当前舆论引导的支点，以期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案。

一、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

“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所谓“双向对称传播”，是指作为对称的双方，组织与公众互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作为传播一方的公众的参与不可或缺；进而要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双赢”，谋求共识就成为必需。所以，公众参与、谋求共识是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公众参与是方式和手段，谋求共识则是着力点和归宿。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就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进一步开放意见市场，利用媒体营造公共领域，变“训导灌输式”舆论引导为“交流沟通式”舆论引导，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找到上层意志与公众利益的交汇点，实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两股舆论的合流，在充分尊重人们言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发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会思考、有理性的公众，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素质。

所谓共识，其实质是一种民主的、理性的、合法的、合作的、共享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社会，必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或阶层。他们如果愿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就必须合作地生活，对于不同意见，不是回避，而是在某种融通妥协的基础上寻找相对一致的意见，即“求同存异”。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等，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公共资源竞争而展开博弈所造成的社会分歧日益增多。在新时期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多样化的生存格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要想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就要谋求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与协商，而不是对峙与纷争。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达到“和”的目标，就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而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各种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以求各层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机会，在多变互动和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才能形成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和谐共处。谋求共识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关切，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汲取各方智慧的某种一致，它多是通过平等的对话、理智的讨论，最终达到消除争议、协调行动之目的。

在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并不是达成意见的绝对一致，而是以民主、和睦、协作、共赢为宗旨，通过平等友好坦诚的对话、交流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信任与尊重，以便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力求减少各方的分歧和不同，消除误解与成见，化解对立情绪，对双方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

谋求共识可实现从单向度向交互性、非中心化转变，促成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依赖共生关系。互惠与信任是谋求共识的核心追求。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互惠与信任是管理功能正常发挥以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不可缺少的润滑剂：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联盟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使组织间的谈判顺利进行；组织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系统间的沟通交流。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是自由的、开放的和交互的，是多元的、宽容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行为和观念，有利于形成开放的精神气质、多元化的思想和民主的氛围，有利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价值公平。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个人精神和个人理性得以彰显，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中能激发彼此思想的火花，获得心灵的共鸣；可以使人们更方便地了解社会现实与社会热点，激起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从而使一种公共精神自然生成。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其寓意一是要畅通舆论表达渠道，二是要促进各方积极对话，三是培育共识，即通过为意见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发言的空间，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其搭建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平台，促进有序竞争、有序参与，在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各方关切中促进公平正义，从而弥补政府所建立的正式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不足，这显然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谋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和体验民主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特征业已受到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有效地引导公众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诚实自信地表达，学会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倾听不同的声音，是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上看，中国古代专制的政治文化统治与传播两千多年，使得民众养成了顺从与臣服的心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确实被教化了，由此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自治能力、反思能力亦逐渐弱化。这种传统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至今仍有遗存。我们的民众曾经习惯于埋藏自己的真实诉求而按照某种“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习惯于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别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杀，这些都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推崇的。中国公民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下者、臣民或服从者的身份认同向平等个体、公民或主人公角色转变，从传统上对管理(决策)者的依赖、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转向公民自主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转变，有待于社会中每个成员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待于公民的自主精神、法制观念、参与意识的萌发，有待于管理理念的革新与相关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而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大家通过平等交流，会感悟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建设的艰辛、管理的繁杂和社会的多样，进而学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各种存在的合理性，学会运用多元价值判断来看待事物，甚至学会从对立面分析问题，这就会很自然地增进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理解与配合；在交流激辩中会促进学习、提高素质——由于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反对强制性单向灌输，允许和鼓励公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公共问题提出批评与合理性建议，进而在对自己的观点给予充足的论证并赢得人们广泛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因而，在这一对不同观点的质询、批评、辩驳与论证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很多相关知识，而且也需要了解、学习和思考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平等公正与互利合作等有关原则，这必然会丰富公众的知识素养，增强公众通过对话、沟通了解他人立场和影响他人观点的能力以及民主参与能力等整体素质，这无疑是一个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

此外，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众所周知，民主的经典定义和本质特征是，公众广泛参与并由多数人决定问题。因此，在决策前就应当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公共讨论，平衡有关各方，谋求社会共识，以取得最佳方案。多数意见之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发生在公共讨论的空间中，公众要在谋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不是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讨论交流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公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问题之意见的讨论交流，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否则共识便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基于强力的而不是基于自愿的。民主政治应当而且必须建立在自愿达成的真实共识的基础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舆论的实质乃是“公意”，其诉求方向具有最大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和磋商。民主的精神需要培育，民主的素质需要锻炼，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是在谋求“公共的善”——使媒体成为一种催促发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问的平台：为人们提供表达对抗性和忠诚性的机会；成为操练民主的舞台，促使民主成为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体现于良性互动的社会交往与生活设计之中。

二、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对“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方兴未艾，它在带来文化开放、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生活面临诸多新的困境。面对当前多元的文化样式、多极的政治主张和多样的价值观共存的事实，人类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其最大危险就在于否定普遍的正义法则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状况使得舆论引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是建立在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范基础是由某些特殊的“主体”决定的。这种“主体”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性规范的“立法者”和“奠基者”，它有权“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由此出发，它进而对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作出规定。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分化性”和“非同质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追求其各自相对自主的规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的分化”，理性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原初的统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

自主、多元的自我意识，因此现代社会已不存在统御一切的“统一”和“忠诚”，它已被分化为“多个参照系统”，而每一个参照系统都有它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性标准。在此情形下，任何试图从“单个主体”出发去谋求无条件的、绝对同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主体性”不仅无法真正整合社会生活，成为其规范性标准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使社会生活系统陷于更加严重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不可能以一种真正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只能把他人“客体化”与“对象化”，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剥夺。在“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诉求，已经无法担当多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规范原则之重任，一种新的伦理学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体间”思维方式应运而生。

“主体问”思维方式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它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而是“多”中之“一”，是认同矛盾性和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和而不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L的，是通过自由对话、相互沟通来深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人们对异于自身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更多宽容而达成的，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在“共识”形成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视角、观点和利益都将得到平等的承认和尊重，同时，每一个参与者又能超越种族、阶级、阶层、职业、性别等中心主义的“自我”，实现“去中心化”，时刻向他人的观点保持开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以一种宽容的气度，“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相互尊重”，在其中只有“潜在的参与者”，没有“绝对的陌生人”。任何人，不论他的出身、地位如何，都可以发表言论，没有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人为地制造界限。言说者用话语的正义性和多元性制止极权的非正义性和强制性，并且自愿地承担与他者一起寻求真理的义务。与思维方式的转向相对应，如今的舆论引导再也不可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立法者”，为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文化规定统一的样式，而只能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文化精神，在各文化主体(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和区域共同体)保持其基本文化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在这种每个成员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与他人的开放性相融合的关系中，形成合理的舆论方向，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陈旧的制度与文化系统规定，在主客二分的架构中，主体永远是主动者，客体永远是被动者；主体永远是传播者，客体永远是接受者。二者的不平等与不对话，是先验地被确定好了的。“主体问”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那种因上下、长幼、贫富、尊卑之别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而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单向传播和指令性的舆论引导失去其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主体间”思维与共识性引导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的：“主体间”思维是“里”、是“因”，共识性引导是“表”、是“果”；理解“主体问”思维并把握其真谛，才能真正坚持以谋求共识为支点的开放条件下的舆论引导。人们熟知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性就不会有所谓的共性；共性是对个性的概括和抽象，是个性中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主体间”思维是诸多个体各自作为主体的思维，是原生的、独立的、生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的个性思维，其中蕴涵着宝贵的创造性。显然，建立在“主体问”思维基础上的共识，是人们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极易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三、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还是立足于服从指令，是一个是否顺应“要求承认与尊重、呼唤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的大问题，谋求共识顺应了这一潮流。

首先，共识基于个体内心意愿表达，易于得到认同，产生自律，因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更为有效。真正有效的舆论引导不是外在灌输的结果，而是人们源自内心认同而产生的自律，它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引导的自觉认同。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经过人们独立思考之后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媒体若想使公众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舆论引导，就需要使其合理性得到理解和接受，进而内化为公众意志。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忽视了公众的能动性，没有认识到未经个体理解和认同的所谓舆论引导不可能奏效，因而使舆论引导变成了一个无视公众意愿与要求的单向灌输过程。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发现舆论引导中包含有保障、维护和促进自身发展要求的内涵时，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和自觉自愿地接受舆论引导。通过平等对话而达成共识的舆论引导，正是反映和包含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是个体成员实现自己合理意愿的保障，也就是在为实现个体成员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这就使得舆论引导的方向与公众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所以它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公众在对话与实践中不断交流与沟通，逐步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过程。与传统的舆论引导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迫公众接受某种既有观点，而是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看法和意见，进而通过对话、讨论、质询、相互辩驳等方式来谋求达成对最具合理性的思想的认同与共识。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与传统舆论引导的另一点区别在于，这种通过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并不被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结论，而被看作是开放性的、可以修正的。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利益要求的变化，可以对在原有认识基础上达成认同、但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某些认识提出新的质疑，进而通过与相关各方的对话和讨论谋求修改与完善。

其次，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灌输式舆论引导，多是在人们不理解、未认同的情况下强制人们接受某种信条。因忽视人的主体性，把公众看作被强制灌输和塑造的对象，不能公平地对待来自各方的诉求，不能把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原则贯彻其中，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缺乏文化上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因而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则通过平等对话、共同探讨达成共识，体现了作为公共空间重要部分与手段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社会公正。

公平正义已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的基本信仰。它意味着人们有权公平地分享权利，而不是只有个别人握有颁布行为准则的特权，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按照公平正义原则，人们有权参与制定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他人的要求。由此可见，公平正义原则较好地体现了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理想。据此，人们在制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来自他人与群体的要求与来自个体内心的意愿都应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使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能够全面反映群体成员的利益要求，并成为实现这些利益要求的保障。为此必须在经常性的自由讨论中不断检查和发展对基本需要的共同认识，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需要，而运用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与协商，进而形成共识，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条重要途径。

总之，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促进和鼓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就必须反映个体成员公平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保障其实现，从而使人们积极支持、自觉接受。显然，与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相比，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可取得好的引导效果，是现代社会应有的舆论引导方式。

[责任编辑　姬建敏]

作者：张福平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伦理论文 篇2：

重读《法兰西内战》对建设廉洁政府的新思考

摘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廉洁高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阐述了人民至上、敬畏责任和勤廉节约等一系列廉政思想，对当今服务、法治、责任和廉洁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马克思廉政思想；执政为民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基础上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恩格斯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其“惊人的才能”，列宁更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工人斗争以及巴黎公社原则、经验、教训和实质的全面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其中，巴黎公社摧毁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彻底改变了国家性质，并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使公社的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铲除了腐败产生的土壤，建设廉洁新政权是《法兰西内战》的主线与核心，也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重温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廉政思想，结合政治伦理的逻辑层次进行思考，对建设服务、法治、责任和廉洁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一、人民至上是政治价值理念的目标指向

人类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建设廉洁政治，就是让政治权力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也就是说，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权力目标指向，才是真正的廉洁政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揭露和斥责旧政府腐败无能，倡导廉洁政治的一部著作。在整部著作中，“人民”一词多次出现，贯穿整个著作。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的力量是打击腐败的根本性力量。恩格斯在序言中揭露并痛斥了当时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腐败状况，指出资产阶级使经济财富得到大幅度发展。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倡导的“人民至上”指向是其整个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充分凸显了政治伦理学中政治价值理念的人民至上性。在政治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政治价值理念和价值归宿是什么？ 这是政治伦理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创造着历史，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 动”，“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政治活动及其发展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幸福，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政治道德和伦理建设亦是如此。政治伦理及其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性活动的结晶，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愿望、需求、评判、心声和 信任。对人的全面、终极关怀，努力提升人的幸福能力是政治伦理追求的价值目标。一种政治文化是否先进，关键就看其是否敬畏民意，是否为人民谋利益和幸福，是否以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根本的价值和伦理评判标准。因此，坚持人民至上，才是政治价值理念目标的正义定位和指向。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述廉政思想及实践时，价值指向就是人民。马克思通过阐述巴黎公社采取的一系列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权的措施，就是为了说明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权力服务的动力是人民的需求，权力使用的评价尺度是人民的满意程度和幸福程度，权力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以及人民的全面发展。人民至上是马克思廉政思想的价值定位和归宿。这正好凸显了政治伦理所追求的人民至上的目标指向性。因此，马克思廉政思想是一种以人民至上为目标指向的政治伦理文化。

二、推动人民至上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稳定保障

十八大以后，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在我国，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是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须时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拜人民为师，不忘人民利益宗旨，当好人民的公仆，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幸福。在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关注人民切实利益，多倾听人民真实心声，把人民关注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多干实事，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切忌形式主义，空口言谈。马克思廉政观的人民指向性告诉我们，任何政党或政府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必然导致腐败，不可能有良好的党风政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只有以人民利益为方向，以依靠人民为根本，才能打造真正的廉洁为民政府。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党就必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彰显清廉奉公、执政为民的廉洁特色，必须本着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度责任感。既要对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负责，又要在责任的清单中凸显“人民幸福”的鲜亮字眼，允许人民大众提出追求幸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和主张，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唯有如此，反腐倡廉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取得令人民群众满意、高兴的成效。马克思廉政思想所体现的勤廉节约理念，为我国建设廉洁政府，推进政府改革，保证政府的高效运转提供了积极的价值牵引和伦理指导。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网，2013-01-22.

[4]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北京，人民日报，2014-10-29，（2）.

作者：徐铭然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伦理论文 篇3：

去国方知故国愁

文化乡愁与政治乡愁

每到春节，超过13亿人次的国民返乡过节，举国大流动的景象蔚为壮观，举世瞩目。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节期旅游消费之于GDP的经济拉动效应；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人口周期性流动所产生或隐含的种种社会动态效应；人类学和文化学者留意的是人们在此传统节期不惧山高路远，辗转返乡的人流中，回荡升腾的缕缕亲情、乡愁，或者家国情怀。此可谓“还乡不惧家乡远”。

可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如此家国情怀和文化乡愁在这一刻显得这般浓烈？仅仅是因为“他乡没有烈酒，没有九月九”么？关于家和还乡，以及亲情乡愁，伦理学学者如我者会有多种解释，比如血缘人伦、亲缘团聚、故土乡念、节期、礼仪、传统等。我还会因此想起自己的某些亲身经历，事实上，一些朋友乃至我的一些学生曾经告诉我甚或严厉地指正过我，说我自从二十多年前哈佛访学归来之后，思想便发生了变化，而且出国越多，变化越大，似乎总体上越来越趋于文化保守了。虽说感觉和印象不一定可靠，可终究其来有自，不可不察。至少，我得承认，我对家乡、故土、国家、国土、国学等问题的意识的确是因为出国、远离而变得渐次强烈和清晰的，或可谓“去国方知故国愁”罢！

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印证了所谓“距离产生美”的美学箴言？乡愁既然关乎家国，也就具有了一种伦理情愫甚至政治情怀，因之才会有所谓“文化乡愁”和“政治乡愁”之谓。如果说，文化乡愁意味着人们对亲情故土所怀有的一种天然的伦理依恋和道德记忆的话，那么，政治乡愁便是国民对于自己的祖国或母亲之地所怀有的一种社会化了的政治归属感或政治伦理认同。毫无疑问，无论是文化乡愁还是政治乡愁，都是蕴含着深厚道德伦理意义和政治内涵的特殊的人类情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国情怀。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家国情怀呢？关于家和家族，我们的先人已有太多极为深刻而智慧的阐释，至今依然富于启迪和警示，但由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深刻改变，尤其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给现代国家理解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似乎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需要给予新的政治伦理阐释。春节寒假，本是休闲放松时刻，但门下陶涛博士年前完成的关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典政治伦理的专著《城邦的美德—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书稿却让我又回到了“学术状态”。

隐没于无意识的国家意识

在人类意识生成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或政治意识远远晚于人类对自然（宇宙）的对象（客观）化意识和人类的自我意识、家庭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的国家意识只是在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形成之后才逐渐开始生成的。德国近代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国家意识和国家伦理是一种最具绝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神圣意识，国家伦理具有绝对伦理的性质，因为国家是“地上的神物”，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伦理本身最能体现“绝对精神”的伦理意义，因而它是人类理性辩证法发展的高级阶段。黑格尔的说法多少类似于古希腊哲圣亚里士多德，后者把个人善或个体美德看作是个体小善，将城邦国家的善视之为大善。不过，也有另一种不同的见解，比如，在伟大哲圣康德那里，作为人类最终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不是国家，而是人类社会的“自由联盟”。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心里，不仅有基于自由理性的国家伦理，还有基于人类理性的普世伦理，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具普遍意义，因而也更为神圣。

可是，哲人之见往往流于抽象，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却常常只能见诸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心理感受。毫不奇怪，没有人会淡忘自己的家庭和家乡，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家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出发地和归属地，是我们生存和行动的原点，无论我们行走多远多久，终究都会返回此地，歇息、相聚、安顿。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如此这般地感受国家的存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国家仿佛家园外的山川，甚至是流动天边的风云，自然而然得让我们很难有切身的感受，除非我们远走他国，或者国家不幸地遭遇外来者的入侵。在和平安详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普通人很难对国家或国家政治、国际或国际政治保持高度敏感的甚至是起码的政治意识。在一般的经验感受的层面，人们的国家意识很容易消融于某种无意识的“自然状态”。

由是我们发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确乎始终存在一种建构政治意识的需要，以保持我们起码的参与、维护和不断改进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在通常情形下，人们的政治意识要么稀缺罕见，要么蛰伏不动，需要“补充”“启发”或者“惊醒”“催生”。某种或某些突发性公共事件，譬如美国用精确制导导弹突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或者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和同年4月30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诸如此类——就属于“唤醒”政治意识的公共政治事件，它们的发生常常如同静谷惊雷，警醒千寻岭岳，万类生灵。与之不同，“补充”和“启发”型的方式则是某种或某些政治组织，特别是它们的领袖集团，譬如政治家、政治寡头、政治型俱乐部、政党、政府等，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和步骤地实施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谋划之政治宣传、政治动员和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借此启发、教化国家公民，甚至强行向他们灌输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以使他们通过接受、确信并最终认同某种确定的政治理念、理想，直至让他们承诺和追随某种特定的系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赢得足够强力的政治话语权，获取足够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就这两种“创生”国家政治意识的方式而言，前者属于政治意识的非常态，后者则是政治意识的常态。这也是为什么从孔子、伯里克利到林肯或者当下正拼命逐角下一届美国总统大位的两党候选人，都不遗余力地利用公共场所竭力宣扬各自政治主张的根本因由。所不同的是，孔子和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更习惯于著书立说、游说高堂、裙带结党以谋权政，而伯里克利、林肯和诸位当下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则更习惯于通过政治演说、政治辩论、政治广告，以尽可能广泛的公共传播方式，来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认同，从而赢得政治权力的竞争游戏。

当然，无论以何种方式或者以何种面目出现，催生国民的政治意识都是以国家政治的名义和目的进行的，因此说，国家意识乃是最大的政治意识。而且，迄今为止这也是人类形成国家意识并使其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基本路径。可是，这些终究都还只是唤醒或启发人民之国家政治意识的外部方式，从根本上说，真正自觉而清醒的国家政治意识必定也只能根源于每一个公民对自身作为国家公民之政治身份的自觉认同，以及对于这一政治身份所蕴含的基本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自觉承诺，基于这种认同和承诺而形成的国家政治意识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和国家伦理

国家认同既是国家政治意识的汇聚，也是国家伦理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然而，公民的国家认同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够很快形成清晰而健全的国家意识，因为孩子依然还在寻求自我人格认同的途中，他连自己是谁都还没有弄清楚，如何要求他弄清楚国家及其与他自身的政治关联呢？在这一点上，儒家的说法千真万确：每一个人的认知都需要从家庭伦理开始，再渐次扩展开来，由家至国，最后达于天下。当然，如果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儒家似乎还应该先考虑从自我到他人，而后再推出由家而国而天下，如此或许更适合现代人的认知心理惯性。

从个人的意识或认知次序来看，一个人首先得弄清楚“我”或者“我是谁”的问题。人格认同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只有当人们置身于现代开放流动的生活世界时，个体的人格认同才会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约略而言，西方人的人格认同更关注个体自我的身份确认，也就是偏重于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关于如何回答“我是谁”，多数西方人文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类似于罗尔斯先生的那种天赋人权论解答，即，作为人类一员的我和我的国家公民身份乃是自然而然的，仿佛天赋。这正是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先验预定，是故，它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过，马克思和一些历史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人的身份或自我认同必须置于其所处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得到确认，否则只能是抽象的——倘若仅仅局限于你、我、他的天然出生，大家的身份都是天赋的或自然而然的，又如何将无数个你、我、他区分开来呢？比如说，既然得自天赋，为何你出身高贵因而拥有诸多，我却因为出身贫贱而一无所有？同属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城市，他可以自由行走于庙堂之上，而你我却只能无奈地身处江湖之远？显然，天赋人权论不足以真正解答“我是谁”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个体人格认同问题不仅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且还要回答“我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关乎个体人格的“本质”，那么，后者则关乎个体人格的历史生成。易言之，前者属于哲学之“存在暨本体论的”（海德格尔语）、空间性的或本质主义的自我定位，后者属于历史根源性的或时间性的自我定位。

从人格认同到国家认同实际是个体从自我、家庭走向社会和政治生活世界的人生社会化过程。人们首先确认自我和家的归属，尔后逐渐扩展自己的生活世界，步入社会，参与政治，“人们”因此而成为“人民”。一方面，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确实具有“天赋”的神圣性，无论你是否愿意甚至是否选择，你出生何处即归属何国，国家一如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选择的。“因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罗尔斯的论断在本源论意义上不仅能够成立，而且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及其神圣意义来说，有着“在先预定”和“天然正当”的政治伦理含义。话行到此，我突然想到这些年来不少国人想方设法去美国生孩子的现象，我不敢断定他们所有人都是想以最简明直接的方式，给自己的孩子谋求另一种国家归属或者另一种国籍的可能性，但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开辟”另一种政治生活的新选择。

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人民的政治身份或者国民资格的获取与拥有，又并非是“天然的”或“自然而然的”，毋宁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所谓“理”之所存，不在人之所“生”，而在其所“活”矣。陶涛的研究表明，古希腊的雅典作为一个典型的“城邦—国家”，并没有赋予所有在雅典出生的人以雅典公民的政治资格，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外来的异邦之客了。异邦人和奴隶不能成为雅典公民。亚里士多德甚至更为苛刻：即使一些“雅典人”符合雅典城邦关于雅典公民的资格规定，也不能被赋予公民资格，只有“那些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或者，“凡有权参与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才能享受充分合法正当的雅典公民资格。的确，即令获取国家公民资格的条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般严格，也是有着严格且严肃的政治要求甚至是自然条件要求的，比如成人年龄标准、对国家宪法规定之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承诺等等。在现代国家里，公民资格或个体之基本政治身份的获取同样也是有条件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基本制度、历史传统、族群构成、人口、地缘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罢了。

然而，谁代表国家？或曰：谁能代表国家来审定国民的政治条件并授予他们以公民资格呢？“国家”是一个政治理念，一个严格的政治共同体，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命运共同体。人民，也只有人民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一劳永逸地充当国家的“全权代表”，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或主体。布鲁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之所以把“人民”作为宪政立国的唯一根基，提出“我们之为人民”的法政理念，根本的理由也正在于此！如此说来，我们的公民资格其实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可以赋予我们公民资格和政治身份的，只能是我们之为人民自身！可是，说我们自己赋予我们自己以公民资格，是一种有逻辑矛盾的说法，似乎既不通政治道理，也不合政治常识，更不合乎我们的直觉理解。事实是，作为人民的我们出于生活安宁和福利的目的，通过创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立法），依此建构我们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进而选举架构代表我们大家来操弄和运作社会基本制度的政治权力机构（政府行政）和监管机构（司法）。这其中，最核心的是按照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给全体公民分配基本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从而使得所有符合基本资格的国民充分享有其公民资格。在此意义上，与其说公民资格是我们自己赋予我们自己的，不如说我们是凭借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特别是国家宪法——来获取公民资格的。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说，公民资格的获取和享有问题根本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问题。

公民资格的获取过程，也就是我们形成国家认同并获得政治身份的过程，而国家认同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人民或国家公民的我们对国家伦理的政治道德承诺。因此，所谓国家伦理，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所表达的政治伦理目标和要求，它们是构成国家伦理规范的基本要件，主要包括以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正义，亦即对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或公正分配，以维护、发展、捍卫国家安全与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忠诚，公共政治参与，国家公共资源的共创与共享，等等。另一方面是公民自身政治美德的培养，主要是包括社会团结、社会责任、公共理性、爱国主义等在内的公民美德的教化和培养。我想强调的是，国家伦理并非一套单向度的外部加诸的政治伦理规范或社会客观要求，而是基于基本政治正义原则——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公平对等分配原则——所提出的政治伦理要求，它是公共的、普遍有效的，更是在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范围内国家全体公民内在（自觉）认同并真诚承诺的，因而常常既具有社会“底线伦理”的意味，也应成为全体公民的美德自律。易言之，就国家伦理而言，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和公平分配即是所谓社会正义或“政治正义”（罗尔斯语）的本义。

无法作结的结语：只因政治乡愁

明乎国家认同并确认国家伦理，便可确立一种真正健全的国家观念；倘若能够承诺并践行国家伦理，那么，无论在国还是去国，也无论身在何方，心中之国便有了“祖国”或者“母亲之地”的意义，而离别或者距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无法逾越。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谈论所谓国家伦理甚或爱国主义，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仅仅在尼采意义上说）。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已然多矣！可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或者事实：国家认同和国家伦理绝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尽管我们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伦理早已浸淫深厚的现代国家观念色彩，可迄今为止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样式仍然是“民族—国家”，而非单纯的“政治国家”；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且唯一幸存的古老帝国与后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双重身份的我们，似乎远远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健全而理性的”国家观念；支撑乃至宰制现代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依然是“国家利益”而非任何“普世价值”。凡此种种，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似乎都还是刚刚开放的课题。

的确，我们拥有极为独特而成熟的关于“家”和“家庭”的伦理文化理解，也拥有相当独特而圆融的关于传统国家的政治伦理理解，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同样拥有成熟系统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政治伦理理解。无论是家庭伦理理解，还是乡土社会理解，抑或是传统国家的政治伦理理解，都很难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理解现代国家之政治、伦理和文化的思想资源。“家”与“国”之间不单有着伦理诉求与政治诉求的差别，而且也有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差别：滋生乡愁的是一种蕴含血缘、亲缘和地缘的情愫与依恋，一种基于伦理认同或道德认同的独特的伦理归属感；而滋生国愁的则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谱系、人种同源、民族归属和祖国认同的情怀与归依，一种公民个体或民族同胞对特定政治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归依或政治伦理归属感。

然则，无论乡愁还是国愁，都有着一种相似的“地缘”情怀。易言之，无论是我们的生长之地还是我们的母亲之地，都是我们无法忘却、无法割舍，更无法让渡的生存“属地”。正由于此，爱家与爱国，或者家亲论与爱国主义，都有其充分正当的存在理由。当一些人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指控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偏狭时，他们所凭借的是某种或某些“更高的”或“更普遍的”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形式的“想象的人类共同体”；反过来，当另一些人以特殊主义的名义拒斥普遍主义的同质化企图时，他们所依据的是“世界无政府”“文化多元论”“民族多样性”和“民族—国家”的现实特性（借用英文中的“status”一词，有“特性”和“身份”等多重意思）及其不可消解性。争执的双方似乎无法调和，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现实的实例作为显证。比如，“地球伦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态（环境）伦理”等；或者，“不同社会制度体系”“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种族权利”“宗教信仰差异”……

我是一个政治伦理的调和主义者。我的国学和诗学老师范曾先生曾题书一联以教我，其云：“道德千秋追至善，文章一世至中和。”“文章一世至中和”的师嘱已是不可企及了：从南国康乐园到北都燕园之同学少年时，剑走偏锋的文章说辞多矣！然，年过不惑，吾心幡然，吾文亦有迥别。关于国家和国家伦理，我想借用屈子的《离骚》和杜工部的“秋兴八首”，以及罗尔斯的《万民法》来奉劝那些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因为我坚信屈子和杜甫关于故国家园的情怀与诗心；我也相信，罗尔斯一反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原则的普遍道义论姿态，拒绝将其正义第二原则，即“惠顾最少数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差异原则”，扩展到民族之间，反而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也是他真实复真诚的理论立场。同时，我也想和那些执着的特殊主义者一起分享宗教伦理学家莱茵·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警示：如果无视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意义和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逃避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所谓爱国主义就会不幸地变成一种“扩大了的（国家）利己主义”。

我明白，理论的调和并不轻松，行动的调和同样沉重，而游走于诗与政治之间更是危险。但我真的是无法做出一种政治伦理的抉择！甚至，无论故乡还是故园，我的依恋和情怀都是一样难以放下，一样真诚。也许，我真正唯一能做且应该做的是，在即将结束这篇所谓“序”之前，再一次向陶涛君提议：学习政治伦理的路何其修远，让我们师徒继续携手前行吧，即便我们没有直抵西天、取得贝叶并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作者：万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