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君主论有感

读君主论有感（共8篇）

篇1：读君主论有感

读君主论有感

《君主论》这本书共有二十六章。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君主权力的形式、来源、管理和维持。

第一部分，作者论述了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的君主国最为牢固，作者对君主国权力的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教读者如何对当时的形势和权力分布进行分析，并协调这些力量。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军队的种类和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军队包括：援军、混合军、雇佣军和自己的军队。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军队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军队为自己实质领导服务。所以，要让军队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其他的军队都是建立在其他利益基础之上，无法反应和执行君主的意志。在军事方面，英明的君主应该：整顿军队训练士卒，思考战略，博览历史，分析成败。

第三部分，作者论述了君主如何维持国家。在涉及褒贬、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与使人畏惧、是否守信、遭人鄙视与憎恨等方面，君主应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为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这样才能够赢得尊重，维持国家运行，甚至繁荣发展。

第四部分，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这部分有关于“命运”的精彩论述，“命运也就是时势，如果一位君主的行为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昌盛，反之就会败落。” 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看法。

1、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仅从词性上看，作为一国之君必然应该是位慷慨的人，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君主没有个人收入，他凭什么慷慨？中国古话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便是君主的慷慨。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会引起民怨，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2、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这不仅是我想起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军事奇才并且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但是早年贫穷惨痛的经历让他不信任官员，尤其是对贪官深恶痛绝，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为了整顿官风甚至制定了受贿超过60两就判处死刑的法律，因为这条法律而

被砍头或锒铛入狱的不计其数，甚至有一届新科学子全部被削官的记录，按说建国伊始官风应该比较清明，可是明初的贪污之风却屡禁不止，这不禁让我怀疑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朱元璋执行刑罚难道不够严苛吗？我认为，这恰恰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过犹不及。君主是应该严厉，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应该表现出他仁慈的一面让他的臣，他的民都有安全感，朱元璋恰是因为太严厉，有时候许多贪官贪污并不是为了个人受益，像民族英雄戚继光，他也是个来者不拒的人但是他的钱财都用来走关系好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可以保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完成自己抗倭为国的大愿，对于这种作为君主就应该放过，而朱元璋却一概论处，这才是屡禁不止的原因啊。君主不能明辨，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当有人阻碍甚至威胁到安稳的统治时，就应该狠下心来抓住时机将对手铲除，最好能短时间内一次性消灭干净，而不是长时间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消灭，不然社会长时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无法正常生产生活，阻碍国家发展不说，群众也很可能造反。而短时间残酷，在人们心目中一时间会产生巨大的震撼甚至恐惧，但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其他不太相关的少数人的生命财产的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淡忘。所以很长痛不如短痛。

3、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马基雅维利认为被人敬畏好。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一个不会给人带来威胁感的君主在外界逼迫的情况下是最容易被他的臣民首先抛弃的，在和平的时期，这样的君主会给人安详的感觉，可是在战乱时期呢？同样，在和平的时候，一个令人敬畏的君主或许会

让人惶恐不安，但是他同样可以坐稳江山，而在战乱的时候，这样的君主会让他的人民觉得自己会被保护，因为我们有一个让人生畏的王，他的臣民会思量背叛他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所以不会轻易的背叛，所以乱世出枭雄而英雄总是死于枭雄手下，因为他们太容易被人先放弃。皇帝自古称孤道寡，只是被敬畏的了。虽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我想这和时代，和君主的能力也是有关系的，只要实在承受范围内，闹革命掉脑袋的事还是少有人干的。君慈而思反，因为君主没有底线的包容着，君苛而安，因为代价太大能忍则忍。马基雅维利说过受人爱戴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上的，而被人敬畏则建立在君主自己的意志上，这便是关键所在。

以上就是是我对《君主论》这本书一些浅薄的想法。

篇2：读君主论有感

——读《君主论》有感

摘要：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写给当时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一本带有进谏性质的小书，讨论的关键自然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获得与保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最惊世骇俗也最为世人所诟病的观点是：君主需兼有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关键词：《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统一 正确对待

主要内容

马基雅维利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学者们对他作出的评价截然相反，恨之者斥之为“暴君的导师”、“玩世不恭的浅薄的强权政治的维护者”、“传授邪恶的魔鬼”，爱之者尊之为“民族主义国家的理论先驱”、“爱国者”，誉其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之所以对他会有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全因为他的名著——《君主论》。

开头第一章，是从分析政治权力的概念开始的，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自古以来，对人类实行统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采用的政体不是共和制、就是君主制”。①然后他暂时抛开了前者，集中精力分析君主的权力。从第六章起，马基雅维利开始了对“全新君主政体”的研究。他指出，新君主政体的获得与巩固应该依靠君主自己的军队或君主的个人魅力，抑或通过别人的武力协助和良好的命运来实现。在第八章中，马基雅维利对于那些依靠邪恶之道取得君主国的人，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激愤地进行谴责，而是异常冷静地找出他们在统治国家后显示出的力量，甚至会表现出一丝承认和赞同的口吻。在该章的结尾，他冷峻地说出：“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须到他的人民当中生活，这样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况——不管是好的情况还是坏的情况——都不会使他改弦易张。因为如果改革的必要性发生在不利时期的时候，想要实行严厉的措施为时已晚，而温和的措施又帮不了你，因为他们会被看成是你采取的无奈之举，任何人都不会听此而对你心存感激”。②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他基本上还是给人以冷静和现实主义的感觉。在第十一章，马基雅维利写下了一个敏感的论题《关于教会君主国》。这是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和宗教相关的问题。他开篇提出：“这种国家是由上帝提

升和维持的，再去谈论这种力量，就是自以为是和行为鲁莽的人的行为了”。③然而，这句话和马基雅维利随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相反的。随后，他对教皇朱利叶二世做了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在他的笔下，教皇更像是一个强大的世俗君主。这种对天主教敬而远之的态度，显示出马基雅维利似乎并不准备让政治活动和宗教拉上太大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马基雅维利主要谈论了军事问题。马基雅维利提出，不管是新君主国、旧君主国还是混合君主国，所有的君主国基础的主要部分应该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他认为君主为了保卫国家所采用的军队或者是本国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兼而有之。在这几种军队中，马基雅维利最赞同用本国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他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他都是不安全的。世界上最不确定、最不牢靠的东西，莫过于没有自己力量支撑的名声或是权利。”④而且，他认为意大利之四分五裂，意大利人之受人奴役，被人轻视，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多年以来一直被雇佣军统治。在十四章中，马基雅维利讨论了一个君主对于军事的应有态度。他认为，军事是属于统治者的唯一艺术，君主永远不能不能让自己的思想脱离军事问题，而且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重视军事训练。对此，他建议君主们要采取以下两个措施：一是采取行动，在和平时期也要重视军事训练；二是通过研究，即要悉心研究军事。

从十五章到二十三章，马基雅维利对君主们的行事准则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们应该遵循事情的本来部分而不是其想象部分，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的标准，那么他很快就会被那些邪恶的人毁灭。因此，他冷酷地认为一个君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必须知道怎么做不好的事情，并且知道视情况而定是否利用这一手段。随后，马基雅维利详细地讨论了君主是否应该慷慨，是否应该仁慈，是否应该守信等。他认为慷慨的德行会导致君主被人憎恨和轻视，而这是一个君主应该极力避免的第一件事；君主不能滥用仁慈，只要能保住臣民的忠诚，就不应该在意残酷的恶名；君主要知道如何用诡计蒙蔽对方，战胜那些信守承诺的人，因为“那些成就大业的君主并不看重诚信”⑤。在这里，他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观点：君主须兼有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猾。并说，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把这一野兽的特性伪装起来，做一个“最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⑥。他甚至说，君主无需具备那些良好的品格，但却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格。多么明目张胆！在一个尚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影响的欧洲社会里提出这样的观点，马基雅维利的不被人接受乃至《君主论》的被禁，也显得合情合理。正是因为这些“不道德”的言论在《君主论》中随处可见，马基雅维利才被很多人斥为“暴君的导师”。

《君主论》的最后三章，表明了马基雅维利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促进意大利的统一。在这三章中，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的君主们丧失国家的原因作了论述。这些原因，马基雅维利在整本书中都有提及，在二十四章中作了总结。他认为，意大利之所以四分五裂，原因之一是意大利的君主们长期以来雇佣军而没有自己的军队。在此前的篇章里，马基雅维利论述过援军、雇佣军、本国军队以及混合军队的优劣，于是在此得出结论。此外，这些君主不能有效地控制贵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马基雅维利对君主们提出了自己的劝导。他认为，君主们只要克服了这些缺点，就能统一意大利。在这里，也体现出了马基雅维利的一些局限。在这三章中，马基雅维利提出意大利的统一是历史趋势。他还认为很多有利于新君主的事情已经发生，再也没有比当前更合适的时机了。他说：“只要有人举起旗帜，她（指意大利）就准备好追随。”⑦这些说明，马基雅维利认为意大利的统一是指日可待的。当然，马基雅维利这样说也可能只是为了激励美第奇家族。但不管怎么说，马基雅维利对祖国的热爱，对统一的渴望，都是毋庸置疑的。

阅读所思

马基雅维利几百年来被无数的人称为恶棍，因为他的有些观点和看法确实和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显得格格不入，与我们倡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比如，马基雅维利提倡君主不守信义，用诡计欺骗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在一些人看来，绝对是不可饶恕的。再如他将命运比做女人，声称要想使她俯首帖耳，就必须打她，虐待她，言语中不乏对女性的歧视。虽然《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献给美第奇家族的，但是正如卢梭所说，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大众讲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马基雅维利确实是在传播邪恶，败坏社会道德和人心。如果我们都谨遵马基雅维利的教诲，像狮子一样凶残和狐狸一样狡猾，对别人冷酷无情、不守信义，那么我们的世界将成为真正的地狱。这样看来，说马基雅维利是传播邪恶的魔鬼，毫不过分。

但是，人们经常断章取义以证明马基雅维利道德沦丧，这种做法对于他的整个论题来说有失公平和公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恶论。这一点，和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韩非子不无相似之处。在他看来人性本恶，所以为了克服人性的弱点，或者是对付人性的弱点，才需要建立国家，君主才需要考虑如何取得君权与保持君权的问题。正是因为人性恶，所以就要以恶对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原因是恶因，手段也是恶的，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达到最后的善果，即以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

从《君主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研究政治的科学规律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眼

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人的行为入手来研究政治现象的规律的，而不是从静态的制度或法律入手，也不是从伦理道德入手，不是在宗教前提和法律常规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从其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基雅维利主张政治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他正是历史上第一个将政治当做有规律可循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政治学家。他的这种承认政治具有科学规律的精神为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从小的方面来说，《君主论》中的一些名言警句也大可被我们奉为圭臬。马基雅维利认为，命运“只能主宰我们一半的行为，剩下的一半，或者几乎一半是由我们自己主宰的”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消极地去服从命运的安排，而应该为创造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也提出我们要使自己的行事方式与时代精神相一致，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君主论》中，这一类充满哲理的语句不胜枚举。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君主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人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因此，马基雅维利得到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可以说是必然的。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应该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君主论》的消极影响，也要看到《君主论》的积极意义。再者，由于各种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突破的局限，个人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所以，《君主论》之缺陷，也是不可能避免的。总之，不管马基雅维利受到受到何种非议，我们都不能否认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他对后世的影响。而《君主论》，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

参考文献：

篇3：读潘天寿论画笔录有感

潘天寿国画造诣很深, 传统根基非常深厚, 吸取各家所长, 把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另辟蹊径, 变成自己独特风格。他始终坚持中国画表现方法以线为主的特长, 运用中国书法中一些手法入画, 例如“屋漏痕”。用笔老辣, 墨色注意黑白对比, 构图的趋势伸缩适宜、疏密恰当。他的作品集天地灵气。作品气势雄伟、苍劲有力;使人读其画如读人世, 如观天下。他擅长写意, 花鸟和山水画, 他的作品诗、书、画于一体, 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笔下的草木山川、花鸟鱼虫, 都予了拟人的生命力, 诗意浓浓;指墨画更是独树一帜, 苍郁古拙, 气势恢宏;书法风格真草隶篆, 样样精通。他一生荣辱, 看淡世间名利, 以笔墨聊以自娱, 笑傲世间, 这一切从其作品均可体会的到。他也精通画史、画论、且著作很受欢迎, 有《中国绘画史》《中国画院考》《中国书法史》等。他一生从事中国画教学, 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潘天寿的指画在画坛独占一席之地。这类作品挺多的, 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 画的均为“映日荷花”, 以泼墨指染, 以掌抹作荷叶, 以指尖勾线, 生动之气韵, 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 对每一笔都细心推敲, 作画态度一丝不苟。他让自己的作品在有变化的情况下, 取各家所长成自家体态, 他的画材为一般的鱼虫花鸟, 蔬菜瓜果, 但经他润色后, 却又不平凡的体会。如他的《小龙湫一角》特别是把画面主体小龙湫压到边角的构图, 让观画者看到雄浑的山势, 漫山遍野的山花然后再去欣赏那支龙湫水, 这种方法, 正与那些使画面“一览无余”形成对照, 不仅显示了画家出奇制胜的构图才能, 也表述了画家对平凡事物的内在感情。

作为一位一代中国画大家, 潘天寿先生对自然之美情有独钟。他拜自然为师, 师法自然加上自身的修养, 使花鸟画在审美意境上和哲学境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潘天寿先生在山水画与花鸟画相结合进行尝试的成功的典型应属《小龙湫一角》。小龙湫是雁荡山风景区中最著名的一景, 地处灵岩寺后。到过小龙湫的人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这里的环境很安静。人到了这里, 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但这里静中有动。动的是龙湫飞瀑声, 水声和各种小虫的叫声, 有时还有松涛声。小龙湫是被很多画家数次描绘的对象, 但一般画家都是画那股从高山上悬空而下来的飞瀑和两边的山岩。可潘天寿先生画小龙湫时,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与众家风格不同, 画面呈现出画家内心独特的感受。如画题所示, 他只画了小龙湫下的一个角落, 而以一角来表现全龙。以“小龙湫下一角”为画题的画共两幅:1962年曾画过一幅, 画幅近方形, 但上下略长。1963年又画一幅, 是正方形。前一幅画印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潘天寿画集》中。两幅画基本相同, 在本文作者看来, 后一幅好像更精彩一些。画面上的主体是潭水和溪流以及围绕着溪流的石头和山花野草。看似普通的自然之物, 却在画家的手下却呈现出别样的意蕴。

潘天寿的画往往以大笔墨线为主, 用笔雄健老辣。潘先生喜欢画巨大的磐石, 画面经常上顶天下立地, 体态突兀, 充满整个画面。《鹰石图》就是潘先生的最佳作品中的其一。这张画是潘先生“体块组合”之精髓的代表, 鹰是神来之笔, 石是平中求险, 整幅画的构图是很巧妙的。巨石方长起棱角, 视平线贴近地面, 石头的重量和坚硬的质感表现出来, 潘先生巧妙地运用“变实为虚”的方法, 只用粗笔纯墨画出石的轮廓, 线条中显出“金石味”。石面唯取其形, 不皴不擦, 将体块转换成了框架, 让人对岩石的厚重感一目了然。巨石上方的雄鹰, 俯视远方。石上绘的最常见的山花野卉, 色彩运用的自然, 特别是巨石下侧一簇小花, 与巨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阳刚与柔美, 巨大与弱小, 互为反衬, 各领风骚。左上角威风凛凛之鹰, 也与右下角柔美小花形成巧妙呼应, 艺术大师往往能化普通为神奇。潘天寿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结语:

潘天寿先生的绘画创作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艺术风格, 雄浑苍古为特点, 用笔讲究骨力、注意构图, 钟情于对美的传达, 对美的拓展。尤其是先生的指墨画。指墨画以指头代笔, 用指头画画比用笔画画要困难的多, 自古以来以指墨画名世的只有清初的高其佩, 而先生的指墨画有其自己的内在美, 感染者众多的观众。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家的潘天寿先生, 他的绘画作品博彩众长, 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 不仅笔墨苍古、凝练老辣、雄浑苍润, 而且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

关键词：潘天寿,老辣,苍古

参考文献

[1]陈洙龙.山水画语录类选[M].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6

篇4：印度古代君主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印度哲学；君主

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都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主要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统一行政体制的大帝国，而古代印度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的分散的文化共同体，另外，古代印度有古代中国所没有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这都使两国的君主观念有很多差异。虽然两国的政治思想都围绕着君主的责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问题，但两国政治思想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这使两国的政治哲学对共同的问题发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君主的形象

《摩诃婆罗多》说：“经典规定国王有三种来源：出身王族的人，武士，以及率领军队的人。”与儒家哲学希望君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圣人不同，印度人理想的君主是英勇的斗士，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人。《摩奴法典》说：“其军队训练有素的国王为全世界所畏惧，因而应该经常以武力使人民敬服。”古代印度君主常以马祭夸耀自己的力量，在印度人看来，举行马祭的君主才是伟大的君主，而一个伟大的君主没有征战过对于印度人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与中国人希望君主勤俭节约不同，印度人认为君主应当拥有很多财富，并在使用财富上毫不吝啬。《摩诃婆罗多》中，受人崇拜的国王栖马“多次举行盛大的祭祀，向婆罗门布施丰厚的钱财；他拿出无数的珍宝，多次举行隆重的长年大祭；他榨出许多苏摩仙酒，多次举行苏摩祭。”印度人即希望君主有震慑万物的威力，又希望君主有数不尽的财富。由于古代印度的一个国家往往只相当于古代中国的一个郡县，所以君主的武力和财力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受到印度人的重视。

印度君主虽然是人间的战神，但也有要恪守的道义。《摩诃婆罗多》将国王称为“正法之神”，也就是说，他是正义的维护者。刹帝利的职责虽然与杀戮息息相关，但印度思想家始终认为武力服务于惩恶扬善。《摩奴法典》说：“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这些规则和许多其他类似的规则都是国王在对外战争中应当遵循的武士道。在国内，国王也要时时注意，运用武力完全依据正法。《摩奴法典》说：“审慎恰切地用刑，给人民带来幸福；滥施刑罚，就彻底毁灭他们。”国王的财力和勇力都是为了大地上的正义不至于被不义压倒。

二、君主的权责

总体上看，印度君主不如中国君主有权利，一方面因为古代中国统一的时间多、分裂的时间少，而古代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婆罗门祭司代表的神权在古代印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限制了王权。印度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责任也不同于中国君主。中国君主是天道的化身，起着燮理阴阳、调和天地人的作用，而且，理想的中国君主还应是臣民的老师和道德楷模。但印度君主只是内政外交等行政事务的管理人，没有精神领袖的作用，在古代印度，这种作用由婆罗门发挥。印度人认为君主所行的治国之道永远低于婆罗门的宗教之法。也就是说，中国君主的治国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印度君主的治国仅仅在形而下的世界中。

（一）君主的权力

如中国人一样，古代印度人认为君权神授。《摩奴法典》说：“君主虽在冲龄，也不应该意存轻视，说：‘他不过是个凡人’；因为他是一个寓于人形的伟大神明。”但是，印度人对君主权力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君主行为正派、切实负起保卫和管理国家的职责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如果君主胡作非为，人民就不再承认他是君主。《摩奴法典》说：“倒行逆施压迫臣民的昏君，不久就丧失其国家、生命和一切亲族。”在古代中国，皇帝号称天子，也就是说，在他之上只有天。但在古代印度，僧侣与祭司地位在国王之上，即使是国王也得尊敬和服从婆罗门。《摩诃婆罗多》说：“一个奉婆罗门居首的王国才可能长治久安。”，又说：“正如妇女失去丈夫，接受小叔子为丈夫，大地为了延续，接受刹帝利为主人。”印度人认为，就像火来源于水那样，刹帝利来自婆罗门，婆罗门是大地的主人，只是他不愿意管理大地才把统治权给了刹帝利，因此，王权永远要服务于神权。

（二）君主的责任

《至上瑜伽——瓦希斯塔瑜伽》如此描写卓越的国王帕德玛——“太阳驱逐黑暗，他消灭了他的敌人；大火把干草烧成灰烬，他消灭了社会中的罪恶。”古代印度人认为君主的作用就是对外抵抗敌人入侵和对内消除违法犯罪行为。在古代印度经书中，国王常被称为”大地的保护者”，职责是保护自己统治区域内的臣民，而这里的“保护”是指为被统治者消除暴力的伤害和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摩诃婆罗多》说：“没有国王，恶人就会抢夺财富，洋洋得意。一旦别人抢夺他的财富，他就会希望有个国王。甚至恶人也决不会得到安宁，因为两个人抢劫一个人，而其他一些人也会抢劫这两个人。将非奴隶变为奴隶，用暴力抢劫妇女。由于这些原因，众天神创造国王保护众生。如果在世界大地上，没有执持刑杖的国王，强者就会吞噬弱者，犹如铁叉上的鱼。”印度人是人性恶的信奉者，认为天生有德的人难得，只是由于畏惧刑罚，人们才没有互相吞吃，因此，國王应坚持不懈地惩罚恶人，像农夫除掉杂草、留下禾苗那样。正是为了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与家庭，人们才推举了国王。《摩诃婆罗多》赞赏地表述了国王的六种形象——火神、太阳神、死神、财神、阎摩。毁灭数以百计的恶人，国王成为火神和死神；通过密探得知一切，国王成为太阳神；惩处不法之徒，恩宠守法之人，国王成为阎摩；赐给一些人财富，剥夺一些人财富，国王成为财神。总之，用武力维护国内的秩序是国王的职责。

三、君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古代印度人与古代中国人一样，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应当如父母与子女。君主要把百姓当成自己儿子那样保护，百姓要像爱戴自己的父母那样爱戴自己的君主。古印度《阿育王铭文》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孩子。”《摩奴法典》也要求国王“像父亲般地对待臣民。”正如国王保护王国那样，王国也会保护危难中的国王，国王与作为他王国的组成部分的大臣与百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始终应互相扶持。

（一）君主与大臣

《摩奴法典》中说：“国王及其大臣、首都、领土、国库、军队和盟国，是国家的七个组成部分，国家因此被称为具有七肢者。”，又说：“七者中没有任何性质优劣上的高下之分。”印度人认为国王与大臣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相辅相成，如心与身躯一般不可分割。大臣奉公守法，福祉就会降临王国，如果大臣背叛，国王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摩诃婆罗多》说：“勇敢，高贵，富有学问，善于谋划，出身高贵，品德优秀，耐心，不妒忌，这样的人应该担任大臣，掌管一切事务，受到尊敬，受到供养，成为你的好帮手。”而国王对于这样的大臣，应尊敬之犹如尊敬备受称赞的朋友，信任之犹如信任老师与父亲。这样的大臣应得到国王的保护，得知国王的计划与机密，在治国之事上与国王携手并进。国王应认真考察臣仆的德材，任命给他们每人适合他们的职位，并使他们得到与其职位相应的荣誉与供养。但是，“一个奸臣可以联合其他大臣为难国王，就像火借风势，进入树洞，焚烧大树。”因此，国王不能信任不忠实的大臣，不能向不忠实的大臣透露机密，如果对王国七肢构成威胁，应毫不留情地将其处死。“王国以正法为根基。大臣或王子占据正法的位置而不依法保护民众；国王的随从们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认真履行职责，他们最终和国王一起堕入地狱。”如果在王国中，有官吏胡作非为，国王就会遭遇杀身之祸，所以，国王应消除大臣的非法之行。

而大臣则应尽心竭力侍奉国王，不知疲倦地为国王的利益奔走。“从国王那里获得了难以获得的权利与恩宠，就应该兢兢业业，做对国王即可爱，又有益的事。”无论在哪里，这样为国王做事就会博得国王的欢心，由此长久享有幸福。臣民永远要敬国王如神明，《摩诃婆罗多》说：“国王担负起沉重的车轭，运用巨大的力量，运载臣民，整个世界获得安宁。国王不存在，一切众生也就不存在。众生永远与国王同生死，谁会不尊敬他？”臣仆应知自己的利益与国王的利益一体，而在所有境况下辅助国王。

（二）君主与庶民

除了世袭之外，印度君主还有一种获得王位的方式。《摩诃婆罗多》说：“如果一个强大有力的人来到没有国王或失去国王的王国，想要占有这个王国，他应该受到崇敬和欢迎。这是良策，因为没有比没有国王更大的罪过。”强大的刹帝利往往来到一个无人管辖的地区，为这个地区的百姓维持公共秩序并让这个地区的百姓缴纳赋税给他，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这里的国王。可见，印度人认为，君主之于百姓的义务是使百姓不受暴力的迫害，百姓之于君主的义务是纳税。《摩奴法典》说：“不保护人民而征收捐纳、赋税、货品税、每天的花、果、蔬菜等贡品和罚金的国王，死后立即堕入地狱。”而如果国王保护臣民，他将获得他所挟制的土地上的臣民的六分之一功德（一说四分之一）。国王在征收赋税时也应时时注意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摩诃婆罗多》说：“愚蠢地视财富为命根，征收超出经典规定的赋税，压榨臣民，这样的国王是在犯自杀行为。”国王征收赋税应如蜜蜂啜饮莲花花蜜，适当享受与认真保护所吸取的对象，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粮食和黄金，过分征收赋税无异于斩断自己与别人的根。按照《摩奴法典》的规定，国王通常应征收收获物的六分之一为赋税，只有当王国面临战争时才可以加重赋税。即使如此，也要使臣民明白战争过后国王会将一切都还给他们，如果敌人抢走财富，他们将一无所有。

就像中国君主那样，印度国王也应保证鳏寡孤独废疾者的生活。《摩诃婆罗多》在称赞享有美名的继绝王时说：“他抚养寡妇、孤儿、贫者以及残废之人，对于一切众生，他宛然是另一轮可亲可爱的月亮。”国王应是一切贫苦无依者、落难者的父亲，所有生活艰难、无依无靠的人，国王要做他们的庇护所。

与中国君主不同的是，印度君主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等级制度，要让四大种姓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责而不互相替代。《摩奴法典》说：“国王可尽一切努力强制吠舍与首陀罗履行其义务；因为如果这些人背离其义务，足以搅乱世界。”又说：“首陀罗虽被主人解放，但不能摆脱奴隶地位，因为这种地位对他是天生的，谁能使他摆脱呢？”印度人认为每一个人所在的社会等级是他前世的业力决定的，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是有不同的人性的，这些人性之间是不可跨越的。《薄伽梵歌》说：“自己的达摩虽然有些弊病，也较善施他人达摩优胜，履行他人达摩确有危险，顺应自己的达摩虽死犹荣。”“达摩”一词在印度哲学中的意思是正法，引申为命运和秩序。每一个社会等级的人都有他们命定的位置和相应的要遵守的秩序，而这些命定的位置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人们对待不同人的态度也要按照他们各自命定的位置和秩序。反抗达摩只会造出新的恶业使自己落入更坏的处境。唯一的办法是顺从达摩，等待前世的业报完毕后转生到好的处境里。因此，印度人创造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还把它看成维护社会安定的保障，一旦人想改变种姓制度为他规定的位置，国王就会迫使他回去。《摩诃婆罗多》说：“为了约束一切种姓，婆罗门最为高贵。刹帝利尊奉婆罗门，吠舍效忠刹帝利，首陀罗爱戴婆罗门和刹帝利，并且敬重吠舍。”印度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一个所有百姓安心遵守等级制度的国家，国王则要为实现此理想国日日挥舞刑杖。

从上述分析可知，古代印度王道低于天道，而不像古代中国那样，王道即是天道在治国中的表现。中国君主的治国之道同时与修身、与对最高真理的探求是统一的，而在印度，最高真理是出世间的真理，探究之要靠瑜伽和吠檀多哲学，王道只是处理人间事务的学问，只能存在于形而下的世界中，与至高存在是分开的。因此，印度国王不像中国君主那样是道的化身、德的楷模、阴阳的协调者，而只是一个管理内政外交的人，國王在古代印度只有现实的作用，没有精神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印]《摩奴法典》[M].《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印]杜勒西达斯.《罗摩功行之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M].黄宝生 葛维钧 郭良鋆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七卷 《罗摩衍那（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5]《东方思想宝库》[M].东方思想宝库编委会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6][印]《五十奥义书》[M].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篇5：大学生君主论有感800字

马基雅维利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老马同志认为人之初本善或是本恶已无需争论，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他精辟的言辞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潜质。东方和西方，一进一退之间，日后发展的道路便清晰了起来。所以，并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实在是我们纯真的眼里融不进沙子，风沙一来唯有放弃抵抗而已。

五百年过去了，《君主论》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就像一把利刃，随时戳穿着政治主宰和商业寡头们的种.种谎言。马基雅维利随时在提醒我们：强者与道德无关，强者与宗教无关，强者只与自己有关。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各种美德，老马有如下一段描述：“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面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老马看透了。世界越来越小，竞争却愈加激烈。无论是战争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颠扑不破。金融危机，伪善的西方政客和资本家们联手吹大了东南亚的经济泡沫，人们突然发现天堂和地狱竟仅一纸之隔，第三世界的“群氓”们被狠狠的欺骗和抛弃。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席卷而来，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多少年前开始的游说收到了效果，他们表里不一，大发其财，其苦果却要由全世界的人来承担。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掠夺也没有一天消失过，君主们却悄悄发生了转变，他们被上文明的衣衫，行使文明的欺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相同的结局绝不会再次上演。得益于国人眼界的不断拓展，知识层面的持续扩大，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君主论》这样一本影响了后世众多政治家、企业家、帝王和流氓的著作，也看到了辉煌成就之前的龌龊手段，了解了他们一袭晚礼服下面的满身脓疮。洋务运动时期，朝中的大佬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利用他们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崛起。

篇6：读《论自由》有感

许明华 2015111898 摘要：我们每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的时候，无论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人利益产生影响或者损失。而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正文：《论自由》一书是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写于1859年。此次我选择以《论自由》作为我的主要阅览对象。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在追求某一个人合法目标的时候，无论在任何制度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失。而我们要判断这种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这种行为是否已经对社会的普遍利益造成危害。本书大致为以下三个方面：1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2论个性自由3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而本文我则主要对第三点社会与个人自由的相互性展开论述。

‘简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公民自由所应当包括的三个方面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即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人民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

思想自由，通常也称为思想自由权。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作为一项概念的提出则始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关于思想自由的概念，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述。笔者认为思想自由是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它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

讨论自由是以语言、文字、音像、电子、艺术或其他形式表达意见、寻求信息、接受观念、传播思想的自由。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组织的演进、科学技术的提高，都离不开言论的自由传播和广泛交流。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与讨论自由密不可分。因此，人们通常把讨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而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关系可谓紧密。

‘作者认知’

在我看来，对于各种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是保证科学和艺术获得发展的首要前提。凡有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学术昌明、艺术辉煌的时代。凡压制这种自由的时代，必是思想和艺术死气沉沉、愚昧黑暗的时代。真理只能在自由探讨中才能被发现。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思想界一时居统治地位的观点，并不能因此而被认为即是真理的观点。

宪法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关怀向我们宣示着，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在宪法文本中的彰显揭示出二者必然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能够为宪法所吸纳，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而为宪法所保护，本身已经说明其入宪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从宪法理念升华为宪法基本权利的进程，实质上是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作为一项应有权利，在最高级形态上予以内化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与宪法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各自的必要需求都得以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宪政的发展。

尽管思想自由不应该受到控制，但现实告诉我们，控制思想绝非不可能。关于人的思想不可能被控制因而不可能不自由也并非事实。第一，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干涉或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而变相限制或剥夺人民的思想自由。因为，国家权力无法干涉人们的内心思考，但却可以干涉人们思想的表达，而没有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传播，人们就会失去信息源、失去观念的碰撞和不断完善而无从思想或正确地思想，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的枯萎甚至死亡，思想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或逼迫人民错误地思想。

现实中，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间接的，政府或个人总是通过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达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目的，因而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保护。就我国法制现状而言，当前应该对一些表现公民思想的权利进行立法，尤其是十几年仍然呼之不出的新闻立法！尽快出台新闻法对于思想自由以及言论自由都有着超越一部法律本身的意义。

细究‚个人自由以及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即指我们大多数人所指，是一种最为广义的普遍人身自由，再为深刻一点则上升到精神层次。而自由主义则是个人自由的一种广化，也是个人自由的一种集中体现。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自由主义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自由主义对个人及其自由有独特的看法。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充分的自由权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每个个人在享用自己的自由的同时都应该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但在价值上却是平等的。我们所公认的一点：自由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外在的托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个人自由的权利。当然，个人自由的原则意味着自由的个人有权不服从专横的外部强制，也意味着自由的个人有义务不对他人行使强制。如康德所说，‚只有使每个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过可以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和和谐共存的范围，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享受自由。‛

‘结语’

篇7：读《论中国》有感

《论中国》作者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乃至世界着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作为过去40多年出访中国50余次的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先生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诠释了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思维的认识，为我们能够更清醒认识中国提供另一个视角，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本人有幸能够拜读基辛格先生的力作，特别对中国文化独特性这一方面收获颇多，对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都值得细细品味。

从辉煌中跌落

书前半部分，介绍了中华民族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晚清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中国古人认为历史是衰弱与复兴的循环，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西方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清以前中国在人口、疆土面积、生产力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官方记载中，外国到中国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教化，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中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史，所以中国古代对待外国的政策通常选择防御，这种政策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修建长城和以夷制夷。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由于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天下即世界情况的知之不多。200年前，中国的统治者们看到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时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时表现得毫无兴趣。于是，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洪流，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超越了中国，英国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即使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清楚的看到，文化是没有绝对优秀，一个民族要想永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时刻吸收更加优秀的文化成果。

中美苏大国博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书中半部讲解了基辛格眼中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仅陈述了朝鲜战争、三次台海危机、中印战争等等重大外交事件，而是通过中美苏大国博弈这一主线，着重分析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和外交习惯。

书中试图从“围棋”和“孙子兵法”出发，形象的阐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战略思想。如1958年8月，为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坚决的什么程度，也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解放军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毛泽东解释说道，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基辛格把此解释为《孙子兵法》“斗中求存”古为今用，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进行进攻性威慑策略。

又如，1978年越南得到苏联的支持，全面发动侵略柬埔寨战争并占领柬全境，以便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为了“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前，邓小平效仿当时的毛泽东高调出访美国，使外界认为这次行动得到了苏联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接着，邓小平又出了一招妙棋：遍地落子。他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等国，为对越反击战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基辛格用《孙子兵法》和围棋解释中国领导人的精妙政策，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化繁为简，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见识到大国博弈的精绝。而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运筹帷幄，巧妙运用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在现代外交和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书中第三部分讲解了苏联解体，中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随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深入推进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得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从而出现了与美国新千年的对抗，在经济、战略空间等方面争夺，形成了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他分析了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美国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行动的驱动力。而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文化独特性，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外推行现行体制。中国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即文化上的普世观，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文中在结尾部分提出一个新词——“太平洋共同体”.在他眼中，对于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中美关系的合作之路必定复杂，要“求同存异”,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共同建设世界秩序。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中美应当齐心协力建设世界”,这是基辛格先生提出的愿景。

《论中国》这本书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纲领性的概括了中国的历史构架，回首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伟大奋斗历史，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间断传承的文明古国，使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坚信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具有3000多年文明史、100多年救亡史与革命史、3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篇8：论《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国内外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部作品对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管理的影响以及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主张的批判,对该书体现的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研究得不多。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采取一切手段维持其政权,过度强调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从而忽略了他对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其实,“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告诫统治者‘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1]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说明人民力量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

1. 政权建立前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前几章,马基雅维利提出建立一个君主国的方式有多种,包括世袭、征服、自己的军队和能力、别人的军队、好运气和国内支持等。尽管建立君主国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马基雅维利认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方式是依靠国内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人民的支持。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章指出“一个因贵族支持而获得君权的君主比因人民支持取得君权的君主更难维持其统治,因为前者会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自己很难随心所欲地统治或管理他们。而通过人民大众支持获得君权的君主则会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周围所有人都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2] 从这点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支持对君主建立一个君主国更加重要,而不是贵族的支持。事实上,那些能取得政权的君主大多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2. 政权建立后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中间几章,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去夺取或维护其政权,而不应被所谓的道德和美德所困。“凡是有利于政治统治及权力获得巩固的事都是可行的,欺骗是君主政治第一等重要的事情。” [3] 这一主张无疑跟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君主应具备美德和良好的品行背道而驰,因此,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尽管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充满争议的主张,但他始终强调人民所具备的强大力量。他认为,一位君主应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厌恶或憎恨自己,不仅如此,还要尽其所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是说,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持其政权的前提条件是君主的所作所为不会引起人民对自己的憎恨,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政权建立后君主取得人民支持对维持其政权的重要性。

3. 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性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列举了许多君主因失去人民支持而导致政权被推翻的历史案例,其中包括了他在该书的第十九章指出“当人民敌视君主,用憎恨的眼光看待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惧怕所有事情和所有人了。组织有序的政权和英明的君主都会特别注意,不把贵族逼入境地并满足人民的要求,让他们保持满意,因为这是一位君主最需要关心的事情之一。” [4] 君主一旦失去了人民支持,

无论他用什么手段都很难维持他的政权,正如前两节所说,人心向背对君主政权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

人民支持对一位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至关重要,此外,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权危急时,人民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人民支持是君主粉碎阴谋的武器

在位的君主面临众多的挑战和危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国内有众多贵族窥觊他的王位,这些贵族将使尽各种手段把他从王位上拉下来以取而代之,比如政变、叛乱、起义、暗杀、投毒等。但如果一位君主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他将凭借此优势有效地粉碎这些阴谋,从而保护自己及自己的政权;但如果一位君主没有得到人民支持,这些阴谋很有可能让他的政权垮台。

在《君主论》第十九章,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对付阴谋政变的一个最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不被人民所憎恨, 因为不论谁策划政变,他总是相信他可以通过杀死君主来满足人民。但是一旦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利于人民,他就没办法鼓起勇气来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因为谋叛者将遇到无尽的困难。”[5]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政变发动者都没有善终,特别是对得到人民支持的君主发动的政变。马基雅维利引用了意大利一个历史案例——坎尼斯基家族阴谋杀害博洛尼亚君主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奥殿下。

2. 人民是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军事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此外,还应修筑大量防御性的堡垒、要塞以镇压国内反叛和外敌入侵。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 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并不是修筑的堡垒,而是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君主论》第二十章,马基雅维利指出“最坚固的城堡就是不被人民憎恨。君主可以修筑许多堡垒,但如果人民憎恨他,这些堡垒也无法挽救君主,因为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反抗,外国势力势必会帮助他们推翻他的政权。”[6] 马基雅维利用了两个历史案例证明这一观点:一是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修筑的米兰城堡;另一个是弗利女伯爵,当恺撒 · 博尔吉亚进攻她的时候,当敌视她的人民与国外势力联手时,城堡对她毫无用处。

三、《君主论》中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

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人民在决定君主及其政权命运时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不断在《君主论》中强调一位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而不是忽视,想方设法赢取人民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并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因为相比较外敌入侵而言,内部威胁对君主政权更致命,特别是当国内的人民反对君主的统治时。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九章指出“一位君主应惧怕两件事:一是来自内部的矛盾,与他臣民之间的矛盾;另一个则是来自外部的矛盾,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对抗。”[7]与此同时,他认为与外部势力的对抗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军队和盟友来解决,而与内部势力的矛盾则更难解决。他还提出一个的建议:如果君主无法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应消灭这些人。

虽然这个建议是残暴、骇人听闻的,符合马基雅维利在 《君主论》中一直强调的主张——君主应用一切手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因为马基雅维利知道,人民力量足以推翻君主的政权, 对于人民力量,一位君主应当有所畏惧。马基雅维利也总结道,意大利亡国者、失国者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神的原因, 而是在于是否赢取了人民的支持。

总之,马基雅维利提出的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君主论》中,尽管他在该书中也提到了军事和君主应具备的各种品性,但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了君主应想方设法赢取人民支持、既畏惧又重视人民力量这一点上。人民支持对于一位君主夺取政权、维持政权至关重要;人民在君主政权危急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摘要：《君主论》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该书从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作者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重视人民的力量,否则君主可能失去其政权。本文将从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三个方面论述《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