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读书报告

君主论读书报告（精选6篇）

篇1：君主论读书报告

《君主论》读书报告

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徒废言辞。

——后人书马基雅维利之墓志铭

《君主论》一书，薄薄一册，百来余页，流传百年，是为经典。政界、史学界、军界无不将它奉为必读书目。然而它何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纵览全书，无非人心险恶，为君之道，当独立，当厚黑而已。然如此，便已道出帝王学的本质。

该书全书有26章，可以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作者主要阐述了君主国的种类及保有它们的手段的手段。作者将君主国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全新君主国、市民君主国以及教会君主国等5种，并就不同君主国如何进行巩固和统治提出了建议，如世袭君主国的君主只需遵循传统法律和制度，做到随机应变，即可保住国家；全新君主国的统治者最初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建立并确保臣民遵守新的规章制度；市民君主国的统治者需要争取人民，安抚贵族；混合君主国的君主为了保有领地，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消灭旧君主血统，不改变原有的法律和赋税，或亲自驻守，或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或殖民，或驻军等。

第二部分为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作者讨论了当时的军队种类（包括雇佣军、外国援军、混合军队和国民军），分析了依靠雇佣军和外国援军及混合军队的弊端，最后指出合格的君主应建立一支只忠于自己的军队，并时刻注意学习军事知识，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领导才能。

第三部分为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五章，作者对一个合格的君主的言行举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位合格的君主，应慷他人之慨同时爱惜国库；应学会保持威严同时圆滑处事；应当使其臣

民对其畏惧和爱戴；应在表面上向圣人看齐，但关键时又能及时转变角色；君主应避免对城堡的依赖；应小心避开佞臣；应时刻警示自己；应学会看清并顺应时势等等。按李宗吾的思路来表达，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当具有深沉的厚黑功底。

第四部分为第二十六章，作者以发出了激情的呼唤，期望能有一位君主将意大利从分裂战乱中带出来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

世人一直在疑惑，马基雅维利到底是君主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就《君主论》一书来看，马基雅维利无疑是君主主义者，而其另外一部著作《论李维》，又似乎暗示其为共和主义者，而众人就为此争纭不已。或许就如同路易·阿尔都塞所说，一旦提出这样的难题，就等于先接受了一种先在的政府分类，而马基雅维利恰恰是拒绝接受或实践这样的政府类型学的。在我读《君主论》的过程中，我始终将马基雅维利当做一位民族主义者与爱国者来看待，他所提出的所有对君主的劝诫，目的都指向培养一名合格的君主，这君主能抵御所有的压力（不管用什么手段），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

其实，在第一次接触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时候，并未觉得有多诧异，其一是因为众多小说和电视剧早已把这些勾心斗角的手段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二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早在战国时代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即法家思想。法家主张君主将法、术、势相结合，建立强大的君主专制统治，其中以“术”“势”驭臣的思想，与《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的主张相似。冯梦龙的《智囊》同被列为禁书，据说被康熙帝称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虽没有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框架，但是较之更为入微地描写了权术之道。近代的李宗吾先生也以辛辣讽刺的笔调写过《厚黑学》，道破古往今来成功之人无外乎都因做到了面厚心黑而已之实。虽然对象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样，即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中占据优势。

但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足以使他成为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在以往，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都是为了道德目的，如伊拉斯谟就写了《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一书，探讨如何对君主进行正确的教育，使君主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是力图教导统治者如何攫取权力，并如何维持这权力的。可以说，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现实的政治权力，才是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

古典意义上的君主，他们若着手实施一项政策，就会始终如一地贯彻这项政策，不会轻易改变。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要承担的责任，所要做的事，并非在他们的原则的推动下前进，而是受他们对行动效果的考虑的影响，他们若得到荣耀与财富，这也一定是因为他们审时度势的成功和他们玩弄权术的高超技巧，所以他们并不遵守原则，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动。这和古典意义上的君主显然不同。

书中以瓦伦蒂诺公爵作为范例，描述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应该是怎么样的：“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欺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消灭掉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采取新的办法革新旧制度。威严而使人们感恩，宽宏慷慨，并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还能保持同各国君主的友好关系。”

马基雅维利认为根本不存在最佳政体，但统治者可以很优秀。基于此，他对君主提出了诸多要求，其中以建议善用残忍、甚至“非人性的残忍”而恶名昭彰。马基雅维利认为，暴政于良好的统治是必要的，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就足以保证良好的法律。既然法律无法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就需要暴力来强迫人们服从。他认为残酷的刑罚损害的是个别人，而无差别的仁慈只会招致恶果。例如，1501到1502年间，佛罗伦萨统治者对城中两个家族的争权夺利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无法收拾的流血冲突。若统治者能够及时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反应，并对肇事双方施以惩戒，或许就能避免流血。马基雅维利可能认为，是统治者的仁慈导致了这一悲惨事件的发生。但是，两派之争使得城内贵族的实力都遭到削弱，更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君主，这正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容忍的原因吧？这不正是马基雅维利驾驭臣民理论的体现吗？如果说该君主有错，他应是错在能力不足，以致让事态超过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而不自知，而不是错在仁慈。

个人认为，仁慈之所以能成为千百年来普遍认同的美德，正是在于它广泛的可受性。仁慈的君主远比残酷的君主更得民心。在残酷的君主的统治下，民众固然会因为畏惧而不敢触犯龙颜，但残酷的度却极不易把握，如何才能确定现行的制度仍然处在民众的忍耐限度之内呢？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法即以严酷著称，然终使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致二世而亡。众多史实为证，毋庸赘述。英明的君主，应使自己显得仁慈因而深受爱戴，将触犯人民而不得不做的事交由臣下去做。同时要注意，即使可以将大臣作为挡箭牌，触犯人民利益的事还是少做为好，毕竟君主偶尔可以被蒙蔽，时常被蒙蔽就是无能了。一名君主应能做到很好地掌控大臣与掌握民心，使他们甘愿被利用或不会引起他们的察觉。

这便又回到马基雅维利的课题了：作为君主，应时刻使人们有求于自己。如此，才能控制臣下；如此，才能不被人民所抛弃。安抚住贵族，并得到人民爱戴后，还有比这个更稳固的王位吗？

对基于人心险恶而诞生出来种种制人手段，书中有详尽的表述。决不能忽视的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君主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国民军队。这一见解颇受赞誉，被公认为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其本人也成为倡导成立现代化国家军队的先驱。

在数尽了雇佣军和外国援军的种种弊端之后，马基雅维利得出了以下结论：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国都是不稳固的。

诚然，在当今国际社会，巩固本国国防是头等大事。一个国家，只有在培养出了拥有震慑力的人民军队之后，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但即使拥有人民军队，却不得不接受外国驻军，这样的国家也是难以取得真正的大国地位的。现代国家当以史为鉴，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君主论》一书，短短百页，但所引起的思考又岂是百页可以道尽的。有人看哲学，有人看政治，有人发现了执行学，有人发现了社会管理学。以我浅薄的知识，不过只做到有感而发，取到一瓢清水罢了。

篇2：君主论读书报告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l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政治思想家。他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实验和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自己实际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他对国家政治生活本质的赤裸裸揭露，扭转了当时人们对传统政之本质的虚假认识，把传统政治从伦理道德的阴影下成功地引导到权力上来，对于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当时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揭穿了传统政治伦理化的虚伪面纱，不仅成为后人反封建教会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历代君主们提出了一整套统治策略和政治权术，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

《君主论》的主要论点是：国家的福利证明任何行动路线的正当性。在政治事务中，政治需要压倒伦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是不同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准则的。马基雅维里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公平交易可能是一种代价太高的奢侈的行为，为了便于交易，也许有必要采取欺诈和暴力行为，这种做法在人们看来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并且可能是有罪的，但在政治领域却是例外。这体现了马基雅维里的“国家与道德毫不相关，政治和伦理应该彼此分离”的中心观点。马基雅维里相信，政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功。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一章中谈到了二种国家形式，君主制和共和制并分析了君主国的具体形式，根据君主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获得他的地位分为世袭的和新奠基缔造的两种。马基雅维里深刻论述了君主制的存在合理性。针对不同的上台方式，马基雅维里对君主国进行了分类，并对君主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国家方案，教一个君主怎么样去治理他的国家和人民。在谈到如何争取做一个君主，以及做了一个君主之后又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马基雅维里语出惊人。他在书中提到了如何看待法律与武力（战争、军队）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宗教的力量，做一个具有狐狸和狮子特征的人，君主的吝啬和慷慨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众与君主的关系。马基雅维里认为，只有按照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去做，才是一个理想的君主。

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正值意大利遭受法国入侵、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挽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罗马纳公爵切萨雷·博几亚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卑鄙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总之，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他主张，君主不仅必须善于骗人，“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而且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德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该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

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在第八章“关于以邪恶手段获得君主权位者”中，马基雅维利提出：“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他以亚历山大六世为例，说明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人的统治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马基雅维里对政治家的果断、狡诈、虚伪和获得的成功表示赞赏。他认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一位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应该完全摒弃道德，运用权术，采取软硬兼施、背信弃义的手段，高压和怀柔双管齐下。他说：

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懂得效仿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又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成功的君主必须是一头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

成功的政治家必然是一位艺术家：他要能够安抚躁动的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揣摩对手的意图，利用外交手腕做出让步和妥协以换取己方阵营的稳固----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时候，是难以用道德和伦理明确加以判断的。历史上杰出的宗教领袖可以通过高尚的道德情操将人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如果囿于道德范围而不是使用政治手段的话，他们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活动成功。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较多地论述了为了长久地维持和巩固统治，君主需要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一是要重视分配给人民以利益。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是受民众的拥戴而成为君主的，他应该时刻也不能忘掉他们，并和他们保持联系„„否则，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二是要进行制度革新。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君主们为了巩固地位，并使国家健全，不得不策划规定与之相应的新规章、新制度。但马基雅维利强调，在任何体制的一种国家中，要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其难度均是要超过其他所有项目。三是要对威胁到统治的敌对势力必须坚决，甚至斩草除根，要不留隐患。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武力征服新的土地后。四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不能依赖客军和雇佣军，因为那无异于自掘坟墓。马基雅维里坚决指出，“世上最弱和最不稳定的东西，莫过于不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权势和声誉了。”

马基雅维里的军事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进步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体现了当时军事变革中的创新精神，受到后世军事理论界普遍关注，对于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其军事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军队组织建设理论上，他主张建立步兵与骑兵相结合的军队建制；其次，在军事训练观上，他主张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期，君主都应重视军队训练；最后，在军队思想建设观上，他在择将时虽不大考虑道德因素，但在军队的思想建设上却极力主张把勇敢、大公无私的美德灌输到军队中，用爱国精神武装官兵头脑。

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中，特别强调实力。他认为，一切国家，无论其政体如何，也不论他是新是旧还是混合国，他都有两个主要的基础：一是良好的法律；二是良好的军队。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这两样东西，不仅不能建立稳固的统治，甚至“必然地招致死亡”。在构成一个国家的两个主要基础中，他认为良好的军队比良好的法律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没有良好的法律”。

这一论断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来分析不无道理。

当时的意大利还停留在雇佣军制度上。马基雅维里是同时代人中最早认识到雇佣军弊端的政治家。他认为雇佣军腐化堕落不仅有害于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第十二章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论述了除雇佣军外其他多种类型的军队。就当时欧洲各国所拥有的军队而言，就有本国公民组成的国民军、由外国雇佣军和本国军队组成的混合军以及外国雇佣军和援军四种类型。他在《君主论》第十三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外国援军也是不可依靠的军队，“因为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的俘虏。”为了说明外国援军是一支无益的军队，他一方面援引古代和当时大量的实例来论证。另一方面他把雇佣军和外国援军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他认为利用援军比利用雇佣军更为危险。“他们完全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因此，他劝告君主“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意依靠他人的武力取胜”。只要由本国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军队才是良好的军队。因为他认为，只有在一支公民军队中，“才有可能激发起必不可少的人类之爱和必不可少的爱国热情”。进而在第十四章：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中提出君主必须把军队的重视放在首位，作为自己唯一应关注的专业。

在谈到命运的时候，马基雅维里说，命运是稍纵即逝的，可它的影响却使人终生难忘。那么，命运在人世事物上有多大力量？怎样对抗？马基雅维里在此给命运概念注入现实的因素，强调人的行动应该紧密结合自己的具体行动。“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假使一位君主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马基雅维里在谈到怎样对待命运时说：“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

在命运的世事无常面前，马基雅维里再一次给我们来了警言，他说，我们无法把人的本性抹灭掉，“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那就要看我们怎样操纵，一味依赖命运，将永远成不了命运的主宰，人的意志一旦坚定，奇勇无比，还有什么不能做成功的。马基雅维里确实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冲破了神学和道德传统，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却不敢说出的话，打破了世俗社会的平静。他一心想要说明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马基雅维里相信人的意志，反对基督教和天神思想，因此，在第二十五章中，他用力撕开了命运的面纱，鞭打命运女神。

马基雅维里对人性恶的一面作了淋漓尽致的解剖。他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别人。所以每个人不是流氓就是傻瓜，不是骗人者就是被骗者，他们的卑鄙和愚昧的本性被一层修养和学问的华丽外衣所掩盖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直指人性，不惮说出人性的普遍弱点。但是。马基雅维里这里所谈之人性，是特别针对立法前提所作的设定。也就是说，所有的立法者必须假定人的恶的一面，立法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坏事的发生。在其思想体系里，善恶总是相伴而行。正是基于上述人性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恶的巨大力量等情况，马基雅维

里主张人需要理性和立法者的指引，必须以法治国。政治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不能简单地顺从人性，还应当引导和驾驭人性去实现实践理性的要求和现实政治的要求。我们必须认清人性的弱点，承认贪婪、自私、权利欲是每个人不可更改的属性。为了尽量减少这些不良情感的危害，我们就需要坦然地面对它，然后将之纳入理性的轨道，顺势利用这些情感来获得稳定与繁荣。

篇3：论《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国内外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部作品对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管理的影响以及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主张的批判,对该书体现的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研究得不多。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采取一切手段维持其政权,过度强调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从而忽略了他对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其实,“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告诫统治者‘当人民对君主心悦诚服的时候,君主对于那些阴谋无需忧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着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然提心吊胆。’”[1]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说明人民力量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

1. 政权建立前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前几章,马基雅维利提出建立一个君主国的方式有多种,包括世袭、征服、自己的军队和能力、别人的军队、好运气和国内支持等。尽管建立君主国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马基雅维利认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方式是依靠国内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人民的支持。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章指出“一个因贵族支持而获得君权的君主比因人民支持取得君权的君主更难维持其统治,因为前者会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自己很难随心所欲地统治或管理他们。而通过人民大众支持获得君权的君主则会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周围所有人都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2] 从这点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支持对君主建立一个君主国更加重要,而不是贵族的支持。事实上,那些能取得政权的君主大多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正如中国古话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2. 政权建立后人民支持的重要性

在《君主论》的中间几章,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去夺取或维护其政权,而不应被所谓的道德和美德所困。“凡是有利于政治统治及权力获得巩固的事都是可行的,欺骗是君主政治第一等重要的事情。” [3] 这一主张无疑跟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君主应具备美德和良好的品行背道而驰,因此,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尽管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充满争议的主张,但他始终强调人民所具备的强大力量。他认为,一位君主应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厌恶或憎恨自己,不仅如此,还要尽其所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是说,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维持其政权的前提条件是君主的所作所为不会引起人民对自己的憎恨,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政权建立后君主取得人民支持对维持其政权的重要性。

3. 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性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列举了许多君主因失去人民支持而导致政权被推翻的历史案例,其中包括了他在该书的第十九章指出“当人民敌视君主,用憎恨的眼光看待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惧怕所有事情和所有人了。组织有序的政权和英明的君主都会特别注意,不把贵族逼入境地并满足人民的要求,让他们保持满意,因为这是一位君主最需要关心的事情之一。” [4] 君主一旦失去了人民支持,

无论他用什么手段都很难维持他的政权,正如前两节所说,人心向背对君主政权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

人民支持对一位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至关重要,此外,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权危急时,人民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人民支持是君主粉碎阴谋的武器

在位的君主面临众多的挑战和危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国内有众多贵族窥觊他的王位,这些贵族将使尽各种手段把他从王位上拉下来以取而代之,比如政变、叛乱、起义、暗杀、投毒等。但如果一位君主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他将凭借此优势有效地粉碎这些阴谋,从而保护自己及自己的政权;但如果一位君主没有得到人民支持,这些阴谋很有可能让他的政权垮台。

在《君主论》第十九章,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对付阴谋政变的一个最有力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不被人民所憎恨, 因为不论谁策划政变,他总是相信他可以通过杀死君主来满足人民。但是一旦他认为这样做会不利于人民,他就没办法鼓起勇气来采取这样一种行动,因为谋叛者将遇到无尽的困难。”[5]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政变发动者都没有善终,特别是对得到人民支持的君主发动的政变。马基雅维利引用了意大利一个历史案例——坎尼斯基家族阴谋杀害博洛尼亚君主安尼巴莱 · 本蒂沃利奥殿下。

2. 人民是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多次强调军事对于君主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此外,还应修筑大量防御性的堡垒、要塞以镇压国内反叛和外敌入侵。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 君主政权最好的堡垒并不是修筑的堡垒,而是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君主论》第二十章,马基雅维利指出“最坚固的城堡就是不被人民憎恨。君主可以修筑许多堡垒,但如果人民憎恨他,这些堡垒也无法挽救君主,因为一旦人民拿起了武器反抗,外国势力势必会帮助他们推翻他的政权。”[6] 马基雅维利用了两个历史案例证明这一观点:一是弗朗切斯科 · 斯福尔扎修筑的米兰城堡;另一个是弗利女伯爵,当恺撒 · 博尔吉亚进攻她的时候,当敌视她的人民与国外势力联手时,城堡对她毫无用处。

三、《君主论》中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

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人民在决定君主及其政权命运时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不断在《君主论》中强调一位君主应重视人民力量,而不是忽视,想方设法赢取人民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并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因为相比较外敌入侵而言,内部威胁对君主政权更致命,特别是当国内的人民反对君主的统治时。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十九章指出“一位君主应惧怕两件事:一是来自内部的矛盾,与他臣民之间的矛盾;另一个则是来自外部的矛盾,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对抗。”[7]与此同时,他认为与外部势力的对抗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军队和盟友来解决,而与内部势力的矛盾则更难解决。他还提出一个的建议:如果君主无法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应消灭这些人。

虽然这个建议是残暴、骇人听闻的,符合马基雅维利在 《君主论》中一直强调的主张——君主应用一切手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因为马基雅维利知道,人民力量足以推翻君主的政权, 对于人民力量,一位君主应当有所畏惧。马基雅维利也总结道,意大利亡国者、失国者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神的原因, 而是在于是否赢取了人民的支持。

总之,马基雅维利提出的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君主论》中,尽管他在该书中也提到了军事和君主应具备的各种品性,但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了君主应想方设法赢取人民支持、既畏惧又重视人民力量这一点上。人民支持对于一位君主夺取政权、维持政权至关重要;人民在君主政权危急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摘要：《君主论》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该书从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作者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夺取或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重视人民的力量,否则君主可能失去其政权。本文将从人民支持对君主政权的重要性、政权危急时人民地位的重要性、君主对人民力量的畏惧三个方面论述《君主论》中人民力量的重要性。

篇4：印度古代君主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印度哲学；君主

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都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主要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统一行政体制的大帝国，而古代印度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的分散的文化共同体，另外，古代印度有古代中国所没有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这都使两国的君主观念有很多差异。虽然两国的政治思想都围绕着君主的责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问题，但两国政治思想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这使两国的政治哲学对共同的问题发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君主的形象

《摩诃婆罗多》说：“经典规定国王有三种来源：出身王族的人，武士，以及率领军队的人。”与儒家哲学希望君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圣人不同，印度人理想的君主是英勇的斗士，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人。《摩奴法典》说：“其军队训练有素的国王为全世界所畏惧，因而应该经常以武力使人民敬服。”古代印度君主常以马祭夸耀自己的力量，在印度人看来，举行马祭的君主才是伟大的君主，而一个伟大的君主没有征战过对于印度人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与中国人希望君主勤俭节约不同，印度人认为君主应当拥有很多财富，并在使用财富上毫不吝啬。《摩诃婆罗多》中，受人崇拜的国王栖马“多次举行盛大的祭祀，向婆罗门布施丰厚的钱财；他拿出无数的珍宝，多次举行隆重的长年大祭；他榨出许多苏摩仙酒，多次举行苏摩祭。”印度人即希望君主有震慑万物的威力，又希望君主有数不尽的财富。由于古代印度的一个国家往往只相当于古代中国的一个郡县，所以君主的武力和财力是国家强大的标志，受到印度人的重视。

印度君主虽然是人间的战神，但也有要恪守的道义。《摩诃婆罗多》将国王称为“正法之神”，也就是说，他是正义的维护者。刹帝利的职责虽然与杀戮息息相关，但印度思想家始终认为武力服务于惩恶扬善。《摩奴法典》说：“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这些规则和许多其他类似的规则都是国王在对外战争中应当遵循的武士道。在国内，国王也要时时注意，运用武力完全依据正法。《摩奴法典》说：“审慎恰切地用刑，给人民带来幸福；滥施刑罚，就彻底毁灭他们。”国王的财力和勇力都是为了大地上的正义不至于被不义压倒。

二、君主的权责

总体上看，印度君主不如中国君主有权利，一方面因为古代中国统一的时间多、分裂的时间少，而古代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婆罗门祭司代表的神权在古代印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限制了王权。印度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责任也不同于中国君主。中国君主是天道的化身，起着燮理阴阳、调和天地人的作用，而且，理想的中国君主还应是臣民的老师和道德楷模。但印度君主只是内政外交等行政事务的管理人，没有精神领袖的作用，在古代印度，这种作用由婆罗门发挥。印度人认为君主所行的治国之道永远低于婆罗门的宗教之法。也就是说，中国君主的治国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印度君主的治国仅仅在形而下的世界中。

（一）君主的权力

如中国人一样，古代印度人认为君权神授。《摩奴法典》说：“君主虽在冲龄，也不应该意存轻视，说：‘他不过是个凡人’；因为他是一个寓于人形的伟大神明。”但是，印度人对君主权力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君主行为正派、切实负起保卫和管理国家的职责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如果君主胡作非为，人民就不再承认他是君主。《摩奴法典》说：“倒行逆施压迫臣民的昏君，不久就丧失其国家、生命和一切亲族。”在古代中国，皇帝号称天子，也就是说，在他之上只有天。但在古代印度，僧侣与祭司地位在国王之上，即使是国王也得尊敬和服从婆罗门。《摩诃婆罗多》说：“一个奉婆罗门居首的王国才可能长治久安。”，又说：“正如妇女失去丈夫，接受小叔子为丈夫，大地为了延续，接受刹帝利为主人。”印度人认为，就像火来源于水那样，刹帝利来自婆罗门，婆罗门是大地的主人，只是他不愿意管理大地才把统治权给了刹帝利，因此，王权永远要服务于神权。

（二）君主的责任

《至上瑜伽——瓦希斯塔瑜伽》如此描写卓越的国王帕德玛——“太阳驱逐黑暗，他消灭了他的敌人；大火把干草烧成灰烬，他消灭了社会中的罪恶。”古代印度人认为君主的作用就是对外抵抗敌人入侵和对内消除违法犯罪行为。在古代印度经书中，国王常被称为”大地的保护者”，职责是保护自己统治区域内的臣民，而这里的“保护”是指为被统治者消除暴力的伤害和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摩诃婆罗多》说：“没有国王，恶人就会抢夺财富，洋洋得意。一旦别人抢夺他的财富，他就会希望有个国王。甚至恶人也决不会得到安宁，因为两个人抢劫一个人，而其他一些人也会抢劫这两个人。将非奴隶变为奴隶，用暴力抢劫妇女。由于这些原因，众天神创造国王保护众生。如果在世界大地上，没有执持刑杖的国王，强者就会吞噬弱者，犹如铁叉上的鱼。”印度人是人性恶的信奉者，认为天生有德的人难得，只是由于畏惧刑罚，人们才没有互相吞吃，因此，國王应坚持不懈地惩罚恶人，像农夫除掉杂草、留下禾苗那样。正是为了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与家庭，人们才推举了国王。《摩诃婆罗多》赞赏地表述了国王的六种形象——火神、太阳神、死神、财神、阎摩。毁灭数以百计的恶人，国王成为火神和死神；通过密探得知一切，国王成为太阳神；惩处不法之徒，恩宠守法之人，国王成为阎摩；赐给一些人财富，剥夺一些人财富，国王成为财神。总之，用武力维护国内的秩序是国王的职责。

三、君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古代印度人与古代中国人一样，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应当如父母与子女。君主要把百姓当成自己儿子那样保护，百姓要像爱戴自己的父母那样爱戴自己的君主。古印度《阿育王铭文》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孩子。”《摩奴法典》也要求国王“像父亲般地对待臣民。”正如国王保护王国那样，王国也会保护危难中的国王，国王与作为他王国的组成部分的大臣与百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始终应互相扶持。

（一）君主与大臣

《摩奴法典》中说：“国王及其大臣、首都、领土、国库、军队和盟国，是国家的七个组成部分，国家因此被称为具有七肢者。”，又说：“七者中没有任何性质优劣上的高下之分。”印度人认为国王与大臣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相辅相成，如心与身躯一般不可分割。大臣奉公守法，福祉就会降临王国，如果大臣背叛，国王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摩诃婆罗多》说：“勇敢，高贵，富有学问，善于谋划，出身高贵，品德优秀，耐心，不妒忌，这样的人应该担任大臣，掌管一切事务，受到尊敬，受到供养，成为你的好帮手。”而国王对于这样的大臣，应尊敬之犹如尊敬备受称赞的朋友，信任之犹如信任老师与父亲。这样的大臣应得到国王的保护，得知国王的计划与机密，在治国之事上与国王携手并进。国王应认真考察臣仆的德材，任命给他们每人适合他们的职位，并使他们得到与其职位相应的荣誉与供养。但是，“一个奸臣可以联合其他大臣为难国王，就像火借风势，进入树洞，焚烧大树。”因此，国王不能信任不忠实的大臣，不能向不忠实的大臣透露机密，如果对王国七肢构成威胁，应毫不留情地将其处死。“王国以正法为根基。大臣或王子占据正法的位置而不依法保护民众；国王的随从们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认真履行职责，他们最终和国王一起堕入地狱。”如果在王国中，有官吏胡作非为，国王就会遭遇杀身之祸，所以，国王应消除大臣的非法之行。

而大臣则应尽心竭力侍奉国王，不知疲倦地为国王的利益奔走。“从国王那里获得了难以获得的权利与恩宠，就应该兢兢业业，做对国王即可爱，又有益的事。”无论在哪里，这样为国王做事就会博得国王的欢心，由此长久享有幸福。臣民永远要敬国王如神明，《摩诃婆罗多》说：“国王担负起沉重的车轭，运用巨大的力量，运载臣民，整个世界获得安宁。国王不存在，一切众生也就不存在。众生永远与国王同生死，谁会不尊敬他？”臣仆应知自己的利益与国王的利益一体，而在所有境况下辅助国王。

（二）君主与庶民

除了世袭之外，印度君主还有一种获得王位的方式。《摩诃婆罗多》说：“如果一个强大有力的人来到没有国王或失去国王的王国，想要占有这个王国，他应该受到崇敬和欢迎。这是良策，因为没有比没有国王更大的罪过。”强大的刹帝利往往来到一个无人管辖的地区，为这个地区的百姓维持公共秩序并让这个地区的百姓缴纳赋税给他，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这里的国王。可见，印度人认为，君主之于百姓的义务是使百姓不受暴力的迫害，百姓之于君主的义务是纳税。《摩奴法典》说：“不保护人民而征收捐纳、赋税、货品税、每天的花、果、蔬菜等贡品和罚金的国王，死后立即堕入地狱。”而如果国王保护臣民，他将获得他所挟制的土地上的臣民的六分之一功德（一说四分之一）。国王在征收赋税时也应时时注意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摩诃婆罗多》说：“愚蠢地视财富为命根，征收超出经典规定的赋税，压榨臣民，这样的国王是在犯自杀行为。”国王征收赋税应如蜜蜂啜饮莲花花蜜，适当享受与认真保护所吸取的对象，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粮食和黄金，过分征收赋税无异于斩断自己与别人的根。按照《摩奴法典》的规定，国王通常应征收收获物的六分之一为赋税，只有当王国面临战争时才可以加重赋税。即使如此，也要使臣民明白战争过后国王会将一切都还给他们，如果敌人抢走财富，他们将一无所有。

就像中国君主那样，印度国王也应保证鳏寡孤独废疾者的生活。《摩诃婆罗多》在称赞享有美名的继绝王时说：“他抚养寡妇、孤儿、贫者以及残废之人，对于一切众生，他宛然是另一轮可亲可爱的月亮。”国王应是一切贫苦无依者、落难者的父亲，所有生活艰难、无依无靠的人，国王要做他们的庇护所。

与中国君主不同的是，印度君主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等级制度，要让四大种姓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责而不互相替代。《摩奴法典》说：“国王可尽一切努力强制吠舍与首陀罗履行其义务；因为如果这些人背离其义务，足以搅乱世界。”又说：“首陀罗虽被主人解放，但不能摆脱奴隶地位，因为这种地位对他是天生的，谁能使他摆脱呢？”印度人认为每一个人所在的社会等级是他前世的业力决定的，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是有不同的人性的，这些人性之间是不可跨越的。《薄伽梵歌》说：“自己的达摩虽然有些弊病，也较善施他人达摩优胜，履行他人达摩确有危险，顺应自己的达摩虽死犹荣。”“达摩”一词在印度哲学中的意思是正法，引申为命运和秩序。每一个社会等级的人都有他们命定的位置和相应的要遵守的秩序，而这些命定的位置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人们对待不同人的态度也要按照他们各自命定的位置和秩序。反抗达摩只会造出新的恶业使自己落入更坏的处境。唯一的办法是顺从达摩，等待前世的业报完毕后转生到好的处境里。因此，印度人创造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还把它看成维护社会安定的保障，一旦人想改变种姓制度为他规定的位置，国王就会迫使他回去。《摩诃婆罗多》说：“为了约束一切种姓，婆罗门最为高贵。刹帝利尊奉婆罗门，吠舍效忠刹帝利，首陀罗爱戴婆罗门和刹帝利，并且敬重吠舍。”印度人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一个所有百姓安心遵守等级制度的国家，国王则要为实现此理想国日日挥舞刑杖。

从上述分析可知，古代印度王道低于天道，而不像古代中国那样，王道即是天道在治国中的表现。中国君主的治国之道同时与修身、与对最高真理的探求是统一的，而在印度，最高真理是出世间的真理，探究之要靠瑜伽和吠檀多哲学，王道只是处理人间事务的学问，只能存在于形而下的世界中，与至高存在是分开的。因此，印度国王不像中国君主那样是道的化身、德的楷模、阴阳的协调者，而只是一个管理内政外交的人，國王在古代印度只有现实的作用，没有精神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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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M].黄宝生 葛维钧 郭良鋆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七卷 《罗摩衍那（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5]《东方思想宝库》[M].东方思想宝库编委会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6][印]《五十奥义书》[M].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篇5：君主论读书笔记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就像人们爱戴李世民，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篇6：君主论的优秀读书笔记

《君主论》整本书的立论基础，即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恶理论。马基雅维利是把性恶论引进政治学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一般来说，人类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良善，见危险就闪、见利益就上。当你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对你全心全意，但你急切需要他们时，他们却离你而去”“人性除非在某种压力下才会表现出美好的一面，否则总是邪恶的”。由这一人性恶理论，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师法狮子与狐狸，不择手段，使用各种权术与计谋。可以说，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础。

人性到底善还是恶呢?貌似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古今中外思想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不同的答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中国儒家思想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从而把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政治也就和伦理不可分了;而西方___认为人人都有“原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法制来分权制衡。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再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一丝恶念，而再邪恶的人心灵深处也不可能没有一处柔软的地方。也许善恶是统一于人当中的吧，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无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