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危机

教育危机（精选8篇）

篇1：教育危机

目前，城乡之间收入、消费差距正在逐年拉大。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城乡教育差距也呈拉大趋势。据新华网消息，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教育差距已经成为了我国城乡差距中最主要、最显著的差距。

城乡之间巨大的教育差距反映出教育公正状况的恶化。众所周知，教育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前提。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与一个人的就业、收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决定性的影响。在财富、权力等社会资源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教育机会的均等是唯一可以让人参与角逐、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知识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

事实上，无论是以前的各项摊派费用，还是农业税，都不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各种知识技能的缺乏，导致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限制了他们进入社会主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具有“筛选器”的作用，它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另一方面，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工具”，它给所有人以向上的希冀。但是，从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来看，教育这个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工具，有沦为社会分化的助推器的危险。因为，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会通过代际传递渗透到第二代、第三代……从而加大社会的两极分化。

然而，教育差距和不公的罪魁祸首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切公共资源分配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向城市倾斜，教育投入也是毫无例外地“以城市为中心”。我国的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4％之下，远远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而有限的投入在分配上又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从三级教育资源配置来看，高等教育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过高，而且近年来一直上升。而从义务教育来看，城市占尽优势，基础教育投入大多被锦上添花地投给了城市，基础本来就差的农村学校可谓雪上加霜。2002年，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最终形成了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城市的教育国家办，农村的教育则靠教育费附加和各种名目的教育集资转移到农民身上。税改费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以民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县为主。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由于县财政有限，对于百年大计力不从心，而中央的转移支付有限，农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每况愈下。基础教育阶段投入主体的不同、教育投入的不对等，这些因素已经让农村子女输在了教育的起跑线上，高等教育阶段的门槛设置更是让农村的孩子处在劣势地位。全国高考表面上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阅卷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比例存在着诸多不公平。再加上从1996年以来大学并轨，学费增长过快，给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

对于农村、对于农民，不但要减负少取，更需要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农村贫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压缩高等教育经费比例，让教育投入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只有这样，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才能够自由流动，并且是良性互动。

《[注意]农村教育危机

篇2：教育危机

一、教育危机是什么

乐观主义者对教育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教育能够丰富个人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教育在发展中遇到了诸多阻碍，教育在丰富个人生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力量有限，教育自身危机重重。

1967年10月在美国威廉斯堡（Williamburg）举办了“世界教

育危机”国际会议，1968年《世界教育危机的系统分析》（TheWorldEducationalCrisis：ASystemAnalysis）一书出版，此后引起了对教育危机问题的广泛研究。这一会议及此后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1）产生危机的原因；（2）危机的性质；（3）危机的症状；（4）危机的普遍性；（5）目前是否仍处于危机时期；（6）危机的对策。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首任所长菲利普·H·库姆斯（PhilipH.Coom）指出：现在教育面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其核心内容可以用三个互相联系的词来加以概括，即“变迁、适应、不平衡”。[i]

1983年，美国对教育危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0年代中后期，我国教育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展各种教育规划工作。国内有教育社会学学者认为，教育危机是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甚至与整个社会长期而又严重的失调。[ii]欧洲则有学者对现在经常提及的教育危机表示异议。

库姆斯报告在敦促各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规划教育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是，他是作为一个教育规划专家而提出这一概念的，他不是在探讨教育本体的危机或者说教育自身的危机，而是在探讨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障碍与危机。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翻译、理解方面的原因，国内为数甚众的各级各类教师、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对教育危机产生了误解。实际上，中文译本《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的英文书名为TheWorldCrisisinEducation:TheViewfromtheEighties，无论从该书的内容还是从书名字面上理解，主标题译为《教育中的世界性危机》都更为贴切。如果采取现有译法，一般人根据字面意思，会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世界性的教育危机或世界教育的危机。

在此，我们愿意提出对教育危机的一种新的理解：教育危机的实质是教育中人文价值的失落，它是教育被彻底工具化的必然后果，是教育本体的文集，而不是教育中存在的危机或与教育事业发展相关的危机。

省察我们自己的教育经历和周围的教育状况，可以发现：教育有时成了异于师生心灵和生活的一种东西，我们在追求理想、崇高和美好言行的同时，逃避、冷漠、隔阂、麻木、欺侮、压迫产生了。人们在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任务的眼光”（即将教育看做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上传下达教育内容，教育被当作任务一样执行）[iii]，使教育在为社会进步、文明传承、为儿童有一个好的将来的诸多崇高理由下，我们的学校、课堂中出现了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逃避、隔阂、欺侮、压迫和暴力冲突等种种不良情况。

我们不难看到，在教育过程中大多数教师被教学任务牵着鼻子走，他们不去考虑或者不用去考虑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斯宾塞提出的问题）？知识在我的经验世界和儿童的经验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差异何在？知识如何成为我的经验，我的经验与儿童的经验如何沟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经验与经验的关系，而是信息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信息的传递（教学内容的传递）并不像电子通讯那般准确无误，而是发生了多重失真。[iv]如果从技术的眼光来看，可以称这种现象为失真，而如果我们回到教育生活的现场来看，则呈现出师生经验世界的隔膜。经验世界的隔膜是先教育而在的困难，它首先需要教师在师生交往，生生交往（学生与学生）的情境中去看，融入交往情境中去理解、领会这一层隔膜。实际情况是：好的教师仅仅依靠自己积累的教学经验把握得失成败、轻重缓急，而已有的一些教育心理学知识是不足为凭的，这些知识转化为教材时已经去掉了活生生的现场教育实验背景，这就使得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依然无从着手，他们实际遵从的还是自己的经验偶得、习惯；坏的教师仅仅将教育当作谋生的手段，他们很少思考也绝少学习，他们以随随便便的态度混日子，而有的人秉性修养就不适合做教师，总之，不少教师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儿童感情，扼杀了儿童的天性，日积月累下来使儿童对学习深恶痛绝，因此有些儿童被逼上逃学的境地，乃至以更极端的方式拒绝忍受“教育”和“学习”。教师行为的失当（远离儿童世界）使师生经验世界的鸿沟进一步加深，而滥用手中权力的教师则将隔阂的师生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

我们目前的教育面临着生活意义和长远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急功近利的教育，避免教育中生活意义的失落，避免上述症状的存在与恶化，我们必须做这样一件工作：揭示现存教育的现实逻辑和必然性，找到教育危机的症结（病态结构），理清责任主体，以期分担责任。本文研究试图表明，教育中的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而解决教育问题本身的关键在于教师行为的改变，寄希望于教师去探索其与学生一起的教育生活道路，因为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确保个人生活意义的实现。

我们只有将这种必然性或现实逻辑揭示清楚，才

能理清责任主体并对症下药。

二、教育危机隐含的现实逻辑

（一）人们对教育价值与功能的过高期望与师生对现实教育生活的失望

像唱诗班歌咏上帝一样，人们美誉教育，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万能”的观点。家长对教育寄予厚望，有如宗教般的虔诚；教育研究者发掘的“教育功能”已经快堆成堆了（暂且不论教育还有负面效应），好像这些功能是现成地摆在那儿一样，他们不是分析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结构有什么样功能。[v]教育研究者热衷于此，造成的假象是教育功能问题仿佛就是教育问题了，教育学或教育哲学在上面大做文章。然而，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包括我们的教育学专家已经不知道怎么教学生了，学生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教育的失望。表面看来他们是对学习不感兴趣，实际情形或者回到教育的现场是：他们是对以传授、灌输知识为主旨的整个教育模式的失望，就像观众、读者对待一部失败的作品一样。除非我们对这一症候有较深层次的揭示，否则问题得不到澄清。

（二）社会的利益逻辑取代了师生的生活逻辑

自然，教育于社会的价值举足轻重，然而价值实现的可靠基础却在于师生共处的现实生活（生活如果是有意义的，它就要遵从自身的逻辑，即便“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的追求也需要经济生活作可靠的保证)，所以社会的利益逻辑奠基在师生的生活逻辑的基础之上。然而，在现实教育状况下，社会的利益逻辑演变为衡量教育的惟一尺度，成了教师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权力。这种利益逻辑缺乏长远的眼光，因为对学生而言，利益的获得并不长久和有效。

1．家庭、民间寄希望于教育的利益逻辑

受教育程度，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凭是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获得利益、分配资源的一个决定性前题和尺度，而身份、地位、利益、资源又意味着抬高自己、支配别人的权力，权力加重了利益的筹码，且能迅速地攫取声望。在资源相对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文凭自然众望所归，因为文凭是参与分配社会资源的通行证。而此前的升学考试则是获取文凭的必要条件，它就成了民间判断一所学校、一位教师教学质量的尺度。事实上，他们不是在看教育的好坏，而是盯着一年一度的升学率，甚至默认了一种摧残师生身心健康、忽视师生生活意义的“教育”。人们以为考试是有限资源分配的公平尺度，对每个孩子都是公平的，所谓“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殊不知，由于受整个社会利益和心理的驱动，教育体制早已将儿童分成三六九等，以便于一级级地筛选，绝大部分儿童在教育中的命运以及考试后的命运已经被注定，总之，围绕教育方面民间顺从的逻辑是：教育→文凭→利益?权力。

2．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寄希望于教育的利益逻辑

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对教育感兴趣的是指望教育生产出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成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旦教育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脱钩，他们就会对教育投资及其走向失去兴趣，东西部教育事业发展现状就是明证（当然历史上不是这么一层关系，那另当别论）。政府重视的是人才的规格和每一级人才的标准，代表国家、社会利益的考试题的出发点就是知识和能力并重，以此来影响教师的作为。至于教育的具体运作，则认为那是手段，意味着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实现目标就行，现实就是人们为了一级级的升学考试不择手段，国家目标与私人目标不谋而合。

3．教师的艰难处境

在整个社会功利心态的烘托和压力下，教师行为似乎只有顺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道路前进。教师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教师的名称、地位是社会赋予的，现实教育中，教师顺应的是国家的，社会的利益逻辑，而违背自己生活的逻辑，他们成了机械操作的技师。生活，自己的生活即是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人性，为了自己的幸福和信念而努力，教师在教育中生活即是要体现自己处理教育问题的智慧，通过与学生交往，拓宽交往的空间和深度，追求教育的意义，以使自己获得在教育中的幸福体验；而机械操作恰恰需要在操作中忘记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机械起来以合乎操作的规范和流程。而现实中的教师和教育研究者由来已久只把教育活动当成教学任务的上传下达，教材编写者、教师、学生只是三个传感器，虽然在其中也注意到教育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但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现场研究却没有合适的方法和道路，对这一类知识的性质缺少艰辛的连续不断的探索，也就更谈不上教师教育经验的连续不断改造了。

4．教师权力的来源：利益、价值→知识 成人经验→位置→权力→教育（使顺从）

教师代表国家、社会的利益，国家、社会的利益和意志体现为具体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或课程方案）再进一步转化为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教材（或教科书），教师拥有这些知识及其教学法，加之固有的成人经验，就使教师处在教的位置。位置象征着权力（positionmeaower）。由于教师对儿童世界的疏离、隔膜，教师就不能合理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而将这些权力演变为霸权和粗暴，在法制不健全或得不到保障的时代，这类教师行为随处可见。而教师由于失去了学生（童心），也就失去了在教育中交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只有通过爱他人，创造性地去爱才能实现，爱他人体验到的是幸福，而仅仅对他人拥有权力至多只能获得快感，而且这种权力的快感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因为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而不是本己的力量（如人格的修养、人生境界的开拓）。它（指教师行为）甚至忽视了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关系，即理解的关系、同情的关系。一种相当严重的代沟业已存在，换言之，我们有的教师还不知道如何与学生交往，对自己与学生一起的生活还缺少持续不断的有意识的反思，因此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类生活即教育生活。即便许多老师有着与学生交往、成为儿童“天国”的引路人的愿望，但这种美好的愿望难免会被当今社会的功利和价值取向所压抑和湮没。

总之，社会多方的利益逻辑取代了教师的生活逻辑，教师成为国家、社会的代言人而不是儿童“天国”的引路人，急功近利的心态最终打乱了教育生活的秩序。

如果我们用这一思路检讨一下时下被当作靶子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就可免于不切实际的批评和不着边际的策略。“片面追求升学率”是多种利益及利益驱使下的心理烘托的结果，它是把教育彻底工具化的集体行为；它以“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仕途策略满足了多方的利益，使多方利益和利益驱使下的心理在教育中或者在考试前达到了平衡。因此，仅仅从价值层面来考察“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在更深的社会学层面上揭示它的危机和失败，也就是说，它的确实现了社会价值，却在其中丢失了人存在的意义。“片面追求升学率”是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综合发展的产物。只要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存在，它就会存在，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作用，仅靠教育的力量使其消失是不行的，更不能靠转变教育观念来实现。

三、教育中的问题、教育问题、教育意义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正如教育中的危机（crisisineducation）与教育危机（educationalcrisis）是有区别的概念一样，教育中的问题（problemineducation）与教育问题（educationalproblem）是有区别的。

教育中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是社会问题、社会各方面的冲突及妥协在教育中的聚集。因而，教育中的问题也是需要由多种责任主体共同承担的问题，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检讨自己行为的失误之处并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教育中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国家、社会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以及法人通过自身制度和体制的革新来谋求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在于：为学校、教师行为的选择留有更大的余地，以使他们能够去发现教育问题，也就是为教育提供宽松的文化环境。

教育问题则主要是教师行为问题，它有赖于广大教师对自己与学生一起的教育生活持续不断地反思和选择，由于教师处境的艰难，一方面他们需要遵从国家、社会的意志，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公认的教育“价值”；另一方面，教师又要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即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体察儿童世界，寻找自己经验世界与儿童经验世界的距离，尊重差异并谋求理解。因而，对教师而言，处理教育问题的智慧对他们充满了挑战和魅力，而在其中反省自己的行为的方法和道路，即寻找教育生活的出路，则是教育意义显现的希望之光。

意义（meaning）是人生活于世的一种创造，凝结为“作品”，有意义的生活本身即是作品，如一次友谊、一次爱情、一次精神的相遇。意义是人内心的尺度，标明他所说的、所做的和他自身（观念及其背景）的关系。人因为有意义而活得真实，因为无意义而失落。意义随着人生活于世创造的作品而显现出来，是根本客观的，它是人生活本身的命题形式，是抛弃宿命论色彩的命运，在当今工具化了的言谈环境里，只能显现而不能一般地言说。师生一起的教育生活是师生共同成就的作品，是师生生活意义的源泉，师生的生活意义就是师生内心衡量自己生活质量的尺度，它随着师生创造的教育生活而显现出来。良好的教育生活，我们从中获得的意义，可以怀念，可以感激，再清楚不过。

意义是价值的不断颠覆。价值是外在的尺度，衡量我也衡量你，是你我的公共部分，而经过价值衡量的你我，就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了，因为我、你的指谓就是要标明二者之间的差异、界限。教育意义是教育价值的不断颠覆，是教育研究者（自然，最大多数是现场的教师）面对各种各样的教育价值（各种利益主体对“教育”所持的要求）的一次次内心觉醒，并坚持去创造自己的教育生活。教育在价值的纷争中已经失去了意义，师生在教育生活中身不由己，他们说的不是来自内心的话，各种价值牢固地指引着教育的方向，师生没有自己的手脚和心灵，他们亦步亦趋地完成来自上面、来自外面规定的动作。已有的教育可能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但当前师生生活的状况这一事实却标明它是缺失意义的，并由此形成了教育危机。

我们所寻求的教育意义，是教育本身的意义，即教育作为一种生活形态整体对于师生现实人生的意义。师生在教育中时时参照它，时时评价它，而不仅仅是教育最终获得的各种可能价值；并且，它指明教育价值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建立师生良好生活的根基之上。

参考书目：[v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1994年版。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4年版。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

王焕勋主编：《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i][美]库姆斯著，赵宝恒、李环等译：《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ii]顾明远总主编：《教育大辞典》第6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iii]参见杨旭东：《教育生活初探》，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硕士论文。

[iv]参见石鸥：《教学内容的失真和教学论理想的动摇》，载《现代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

[v]参见蒋凯：《试论教育的负功能》，载《江西教育科研》1994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1994年第4期。

篇3：教育危机

面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女生全面超越男生”的转变，笔者作为一个女性，却并不觉得自豪和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是证明了男人比我们弱，而是证明了我们的教育弱，不能适应各种特质的孩子。

男人和女人，生来就不一样，不是有句话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吗?现如今的教育方式显然更适合“金星人”，女生天生比男生细致、忍耐、安静、听话，这无一不是老师们喜欢的特质。而男生则思想活跃，调皮捣蛋，喜欢挑战老师，所以一直是老师心中的“头痛人物”。这并不是男孩有意为之，而是男孩大脑中控制冲动的区域———大脑额叶发育缓慢。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小男孩比小女孩更淘气。到了幼儿园或小学，男孩难以像女孩那样安静地坐着听老师讲话，他们上课时小动作更多，更容易违反纪律;语言能力也普通弱于女孩，不善于沟通与背诵。但是男孩通常创造力、空间感知力、动手能力都强于女生。这些特点都表明了，男孩的特性更不适合现如今的应试教育。

正如《拯救男孩》一书的作者、儿童教育和研究专家孙云晓所说，“我们的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与男生所擅长的东西是对立的，这是‘男孩危机’最根本的原因。”男孩的反叛意识较强，而现在的学校大多忽视学生兴趣，强迫学生循规蹈矩，这会让大多数男生产生反感，并讨厌上学。“男孩危机”再一次显示了改革教育模式迫在眉睫，敲响了教育改革的警钟。

实际上，“男孩危机”并不仅仅相对男孩而言，更属于每一个有独立个性的孩子们。目前的教育不利于人性的均衡发展，它助长了学生品格中乖巧、勤奋、不厌其烦做重复工作的特质，却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动手能力甚至是反抗意识。墨守成规，死记硬背，创造力差，恰恰是中国教育下学生的现状。这只能让我们的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

篇4：家庭教育危机

这是民国初年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在任职期间的1916年，亲自撰写的一部名为《家庭教育》的著作中的句子。

100年过去，家庭教育似一道染缸这样的比喻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当代年轻父母自己成长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期，多元化思维成为社会主流，

导致了他们只是一味追求自我，一切都强调以我为主，从而忽视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或许正是多元化的思维成为了社会主流，在当代年轻父母遇到问题时，自己周围的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开放式或者多元化的，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讨教无方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向社会或者书本寻找，但找到的样本充其量是伪科学。一个时期以来，各种拼凑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拼凑出书的人大都是急功近利，把网络上或者出版物上比较受欢迎的东西拿来凑到一起，就出来害人害己。而买书的人又缺乏鉴别力，导致不少人走入误区。

有心人会发现，“狼爸”“虎妈”也曾在一个时期充斥在媒体报道中，引来不少家长的盲目效仿。然而，“虎式教育”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

让老一辈担心的是，诸如此类的情形并未引起年轻父母的重视，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家庭教育危机中。

篇5：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解析

海纳曼认为：教育质量的危机目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但是，人们对危机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对这种危机所表示的担忧，也往往因人而异。政治家和企业家关注的是：在教育滑坡的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如何在经济上获得竞争力；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关注的是诸如课堂管理、学生纪律和课程逻辑性此类的教育内部问题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学生家长担忧的是：在日趋复杂、不断变化的职业世界中，他们孩子的个人机会与前途。

对教育质量危机的担忧，也往往因地而异。在美国，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学校课程选择上的过度自由，因为课堂上过多的文化和个人需求使学生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上准备不足。在日本，人们担心的是年轻人适应未来世界的能力。因为正在走向世界的日本要求年轻人在观念、语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准备，以适应未来的新角色；但是，人们担心这种着眼于未来世界的学校课程能否继续保留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要素。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主要担忧的是教育经费不足，因为许多国家维持学校教育的能力正在下降。在中欧、东欧和前苏联，人们担忧的是共同目标的丧失，因为计划经济的放弃与意识形态的开放使国家的目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教育充满危机，人们对此忧心重重的今天，海纳曼认为，我们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回答政治家、企业家和学生家长提出的一系列日趋强烈的质疑一我们的学校事实上到底有多好？年轻人被培训得有多好？学校被管理得有多好？与其他地方相比，我们这儿的学校有多好？

 

篇6：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解析

1、经费不足

就全球而言，教育研究经费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在美国，分配到的教育研究经费，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倍。因而就有人说，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教育研究的趋势，只要了解美国就行了。但是，即使在美国，教育研究经费多年来也一直以不足与减少为特征的。在80年代，用于其他方面的联邦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了约25％，而用于教育研究的经费却减少了1／3。目前的年教育研究的经费总额，只是年教育经费总额的0．0003％。海纳曼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在一些私营大公司，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一般要占到其业务费用的16－28％。而且，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也很少参与教育研究。最近由美国国立教育科学院（NAE）主持的一项对28家主要基金会的调查表明：这些基金会用于教育研究目的的经费，还没达到其总拨款的4％。美国联邦政府，尽管对教育质量在政治上表示出了极大关注，但是，联邦政府在财政上对现在至2000年教育研究和开发的总投入还不如对一种新型轰炸机的开发研究的投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在1992财政年度用于抗癌药物研究开发的经费，竟比以后15年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总投入还要多。为此，海纳曼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例子是否只是了孤立的社会现象？有哪一个国家对教育研究的投入会象对公共卫生或国防研究的投入一样？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与其他领域相比对教育研究的资助是如此之少？为什么当对教育的政治关注正在增强时对教育研究的财政支持却在减弱呢？既然各国政府都把教育问题列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那么就为什么不能以对健康、国防同样的关注率重视（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所必需的）教育研究呢？海纳曼认为，这些问题部分应该归因于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性质。事实上，寻找医治无知的良方毕竟不同于寻求医治疾病的良方，这是其一；其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涉及人口1／3的教育系统要比一种微机新产品复杂得多，甚至要比一次宇宙航行的使命复杂得多；其三，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出发点不同，因此他们的看法难免有些偏面，而且他们提出的教改方案往往过于平庸，缺乏新意或是自相矛盾。海纳曼认为，即便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也不能成为教育研究应该被忽视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教育研究工作应该如此低水准、低效率的理由。

2、缺乏共识

海纳曼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教育学术界内部，不仅至今不能在较多的教育研究重点上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当中甚至还有人对教育研究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我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不能应用于我们设想中的既定方向，就会有害于学生，因而反对对教育研究的更多投入。海纳曼认为，目前教育学术界内部在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上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除非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当地文化教育当局自主产生，否则任何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不会是可行的。持这一观点的，大多是一些民族统一主义者（irrentists）。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当前的教育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现成的答案，如教育技术、单元学习、管理信息系统、远距离教学、非集权化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那些相信以单一方法解决问题的专家（SingleSolutionSpecialists）。第三种观点认为，强调普遍性的优秀标准的经验性研究，违背复杂的自然属性，这在政治上也往往难以被接受，因为这种研究把教育研究机构置于一种不利的边缘。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那些共同参与论者。持第四种观点的，是那些相信社会科学绝对解释的模式塑造者（modellers）。海纳曼认为，正是教育研究目的意义上的这种分歧，使目前的教育学术界犹如四面临敌而受惊的兔子，呆在原地，不知所措。对教育学术界这种无休止的无谓争论，政治家们早已感到厌倦，他们对那些在基本原则上不能有达成共识的专业或行业往往不予重视。政治家们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因此，我们自己应对目前教育研究经费上的贫困负有相当的责任。

篇7：礼品危机幼儿教师教育随笔

鹏鹏奶奶总是担心自己的宝贝孙子太“老实”，会在幼儿园里“吃亏”，频频和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多照顾鹏鹏，还不停地买小点心、水果等来送给我们。每每见到她拎着东西，我和搭班老师就急了，苦口婆心地解释，好不容易才能让她把东西带回家。可越是不收她的“礼品”，她就越担心自己的孙子。

这天，鹏鹏奶奶拎来的一包小番茄又被我婉言谢绝了，奶奶有点不太高兴。等我们晨闻活动回来，李鑫突然发现宝贝似的大喊：“彭老师。小番茄又回来了!”一下子，许多小朋友都拥过去围在小番茄周围，余露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按按这个、摸摸那个。雨桐马上阻止：“不能摸，这是给老师吃的。”

“对，是鹏鹏奶奶送给老师吃的，这样老师就喜欢鹏鹏了。”

“彭老师，明天我也叫妈妈送水果给你吃。”“我也是!”“我也要!”

听着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的交流，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孩子们好像都懂得这份礼品的“含义”，可是这并不是孩子们应该学会的人情世故，我更不想让孩子们觉得，只要送礼就能换来老师的喜欢。

“你们都猜错了吧?这可不是鹏鹏奶奶要送给我吃的哦!而是为了感谢小朋友，特地送来给鹏鹏的.好朋友们品尝的!”我说。

“好!”小朋友们都高兴地拍起小手。

“太棒了，谢谢鹏鹏!”平时就特别懂礼貌的邓远走到鹏鹏面前表示感谢：“下次，我也请你品尝我的礼物。”

离园前，我请鹏鹏把小番茄分给大家，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还不停地谢谢鹏鹏。家长们在教室外也关注着这一切，不停地评论着：“小孩子多有礼貌啊，还知道说谢谢，上学后确实不一样了!”“小孩就是容易满足，两个小番茄就乐成那样……”

鹏鹏奶奶看到鹏鹏的表现也乐得合不拢嘴。我想，她应该放心了。

第二天，鹏鹏奶奶又拎来更多的小番茄，我忍不住说：“奶奶，真的不用，我们不能收!”

“这次我是带给孩子们的，谢谢小朋友们，和我家鹏鹏做朋友，看见他快乐，我也就放心了。”

“您放心，我们会把每个孩子都当成自己孩子的……”我笑着把小番茄交还给鹏鹏奶奶，“礼品”危机终于解除了!

篇8：节目主持人的危机管理与危机教育

由于主持人是广播电视的传播主体、代言人, 也是受大众关注、媒体关注的社会公众人物, 因此, 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媒体及大众热议的话题。这也就使得主持人的言行稍有出位、主持传播中稍有瑕疵, 就有可能引发危机事件。与此同时, 近些年在网络上也常有关于主持人的谣言, 比如白岩松因节目内容写检查, 从央视辞职;谢娜张杰婚礼由政府三千万买单。这些谣言对主持人的形象损害很大, 若不及时处理, 则可能成为后果严重的危机事件。因此, 现实环境要求必须对主持人的危机事件做出及时、科学、有效的管理。

一、电视节目主持人危机事件缘由分析

分析近些年发生的主持人危机事件, 从发生的根由进行归纳,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诱发原因:

(一) 业务瑕疵引发危机

这类危机是指主持人在节目主持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不专业或错误而导致受众吐槽。即使是一些大腕级的主持人, 常常也因为一句口误、一席外行话引发下课危机。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最后的点火仪式上, 董卿因为少介绍了一名来自非洲的女火炬手, 导致对号错位。于是有网友认为董卿“出了世界性的错”, 甚至要求她下课。2006年世界杯黄健翔解说意大利与澳大利亚比赛时的偏激表现, 2014年世界杯刘建宏解说阿根廷与荷兰比赛所表现出的业余与失位 (1) 等都是典型的因业务不精而引发的危机。

(二) 言论不当引发危机

这类危机是指主持人在节目中或者节目外传播不当评论、失实消息, 引发受众甚至社会不满引发危机。这类危机事件中主持人毫无疑问是事件的核心制造者, 观点指向鲜明, 杀伤力较大, 可称得上是硬伤, 对主持人品牌形象危害极大。但近些年此类事件却频繁发生。如2012年11月6日, 广州电视台某主持人在其一档普通话新闻节目中就“全国普通话排行榜广东垫底”发表犀利评论, 甚至批评“广东人讲普通话让人有想自杀的冲动”, 言辞激烈, 尤其是语气充满挑衅和嘲笑的意味, 从而引发广州市民的极度不满, 认为“主播发表污蔑广州人和广州文化的言论, 阻碍社会文化多元化及多样性”。广州本土网站羊城网发起相关讨伐活动, 有几千名网民积极参与。11月21日,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属下的广东广播影视网回应, 经过核查, 对该主播“实行停播处理, 对节目组也加强管理, 确保以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2013年7月6日, 韩亚航空214号班机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发生事故, 两名中国学生遇难。面对这样的噩耗, 韩国《东亚日报》下属的“A频道”主持人尹庆民却在当天上午的新闻中称:“最新的消息是, 是2名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在事故中死亡, 从我们的立场看, 真是万幸啊!”此言一出, 就连韩国电视观众也有强烈质疑, 韩国网民们纷纷留言:“如果让中国人看到你这样播新闻会带来什么后果啊?”“遇难者年龄这么小,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作为电视主播怎么能这么口无遮拦, 不是我们国家的人死了就是万幸?”“无人性!”……两起事件的结果都是主持人被停职, 主持人和电视台形象双重受损。

(三) “躺着中枪”引发危机

这类危机是指主持人并未出现明显的业务瑕疵, 也没传播不当言论, 甚至没有任何自认为不当的言行, 但却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一种危机。主持人与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 他们有着人性本身的喜怒哀乐, 有着自我的生活追求、个性释放、审美表达, 但就因为他们是受人瞩目的主持人, 由他们传播出的信息符号就会被更多人关注, 也会被更多人讨论。因此, 可能因一句自认为很平实的话语、一张看似很普通的照片、一条根本没有在意的微博、一件自认为很普通的衣服, 但由于信息接受者背景不一、对信息符号的解读各异, 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 进而引发危机事件。2007年8月6日原央视主持人姜丰在博客里贴了一组生活照, 很快有网友把姜丰哺乳的照片贴上国内各大网站和论坛, 《前央视主持姜丰混血女儿及哺乳照曝光》在网上迅速流传并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引来了各种说法, 有人说那是色情图片, 也有人说那是圣洁的, 看到了母爱。其实无论褒贬都是姜丰所未曾想到的, 姜丰说, 她是从博客评论栏里看到才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原本只是想把家里的日常生活展示给关注自己的网友看, 根本没想到会引起“热议”。

(四) 间接事件引发危机

这类危机是指主持人无直接不当言行, 但由于接触过的人或物发生了危机事件, 进而引发自身的危机。广告代言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危机发生渠道。近些年, 在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为广告代言宠儿的同时, 一旦其代言产品存在问题或广告本身虚假, 主持人便往往会成为大众直接指责的对象, 不仅个人形象受损, 其身后的媒体品牌和节目收视率都会受到不小的影响。1995年, 邢质斌代言“使你美”就因产品质量而不得不向大众道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 曾经代言三鹿核桃露的主持人倪萍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倪萍不得不作出表态, 甚至声称以后再也不代言食品广告。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最具社会公信力的公众人物群体之一, 因此, 主持人在广告中的“发言”具有高出一般艺人的可信度。有学者说, 主持人代言的广告都可以视为“证言广告”, 主持人是其中具有可信度的证人, 因此, 一旦其代言的广告本身或产品出现问题, 大众首先会对“证人”产生质疑, 即刻造成主持人的个人品牌危机, 同时降低“个人信息源”的等级。

(五) 生活风波引发危机

这类危机是指主持人因为在生活中的一些个人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职业危机。2007年12月28日, 在央视奥运频道启动仪式上, 张斌妻子胡紫薇因家事大闹现场, 此后很长时间张斌再也没在央视节目中出镜。2008年4月张斌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AC米兰互动中国足球公园启动仪式上, 这是他在危机事件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直到2008年6月26日, 张斌再次出镜主持《足球欧洲》, 才宣告回归。虽然已经时隔半年, 但各大媒体在报道这位优秀的体育主持人复出新闻的同时, 都不忘把当初的“闹场”事件再提一遍作为“背景知识”, 可见该事件还在延续着对其品牌的损害。某门户网站此时的调查也印证了半年时间仍然不足以使“张斌品牌”真正回归。调查显示, 70%左右的观众表示不支持张斌回归, 理由是“胡紫薇事件后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 而对于更喜欢张斌还是刘建宏做体育节目主持人 (因为这档节目在张斌复出前一直是刘建宏主持) , 支持张斌的观众仅有15%左右。[1]

二、节目主持人品牌价值巨大必须有效管理

节目主持人是媒介中的重要能动个体, 其品牌价值度很高。《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研究机构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专家组成员、世界经理人集团首席执行官丁海森说:“媒体的价值主要是媒体的品牌, 电视节目的价值主要靠主持人来体现。评估节目主持人的品牌价值是为了倡导媒体行业的品牌意识, 强调领袖型主持人的价值和团队精神。”因此, 世界各国都常常对主持人进行品牌价值评估和排名。比如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因节目热播于100多个国家, 仅在美国每周就吸引3000万观众等因素, 常年位居世界主持人的头把交椅, 品牌价值在2006年就达14.2亿美元。2006年, 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显示, 中国第一主持人品牌李咏价值为5亿元人民币, 折合美元约6250万, 虽然仅相当于奥普拉的4.4%, 但也说明主持人品牌在中国已被高度重视, 正显示出它的强大市场价值。在《传媒主张》论坛上, 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的一席话, 是对主持人品牌价值的深刻体验和精确解释。他说:“节目主持人明星化是凤凰品牌的另类个性之一, 品牌战略是凤凰战略中的一个核心部分。作为用荧屏为客户服务的电子传媒, 我们的品牌结构是什么, 怎样组合?我认为, 除了诚信这样的无形资产外, 在电视荧屏形象上, 一靠栏目, 二靠主持人。电视品牌的树立, 主持人是核心、是关键。”

著名电视人孙玉胜指出, 主持人是节目的品牌, 品牌意味着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只要牌子在, 产品的品质就被观众信任着。沈力在20世纪80年代因主持《为您服务》而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固定栏目的主持人, 也成为当时知名的公众人物和电视品牌。1993年10月, 当沈力再次回到央视主持《夕阳红》时, 半年内《夕阳红》携手《东方时空》成为央视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 被评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2008年下半年《非常6+1》团队为李咏量身定做了互动谈话型娱乐节目《咏乐汇》, 凭借李咏的强大影响力, 该节目2009年就进入了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十大CCTV栏目。因此, 产品可以消失, 但品牌价值是恒久的, 只要品牌在, 就可以迅速把新的产品引入市场。所以, 对于节目主持人品牌价值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 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水平也至关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 沈力主持《为您服务》图片来源:新华网传媒频道

三、节目主持人危机管理意识滞后

今天的受众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活跃的言论欲望, 加之新媒体提供的畅通的传播途径, 任何危机事件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广泛传播, 对危机事件主角造成较大的伤害。但是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作为媒体人的主持人, 显得非常生疏, 缺少应对危机的技巧。要么保持沉默, 要么做一些本能性的反驳, 缺少系统的、战略性的危机处理决策。同时对问题的解决更多停留在主持人个体层面上, 而没有上升到主持人所服务媒体的机构应对层面上。

2007年7月10日, 各大BBS论坛上出现一个名为《海霞, 请告诉我“如同过年”从何而来》的帖子, 声讨央视主持人海霞, 原因是在她主持的关于淮河洪涝灾害的专题节目中, 形容受灾群众“带着过年的心情”, 而且从头到尾一直带有职业性的微笑。网友纷纷指责海霞伤害了安徽王家坝灾区人民的感情, 而安徽人民更是要求海霞公开道歉。很快这件事由网络又延伸到各大传统媒体, 成为焦点事件, 也成为“海霞品牌”的一次危机。

事件发生后, 危机主角海霞首先的反应是“沉默”和“躲避”。有媒体报道说海霞不愿就此事接受采访, 有媒体说海霞躲避采访。《成都晚报》就曾报道说, 该报记者曾在海霞“解说门”发生后致电她本人, 刚开始说话还和和气气的她, 一听到“淮河”两字, 立马说:“对不起, 我正在值班。”随即匆匆挂了电话。再打, 其手机已转移至秘书台。随后记者发短信给海霞, 但截至记者晚间发稿, 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紧接着, 记者就此事致电海霞同事、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结果白岩松以“我从不接受电话采访”为由, 挂了电话。记者还致电央视总编室, 但电话一直占线, 无法接通。两年后据人民网报道, 海霞在接受采访时首度公开回应2007年直播节目时发生的“解说门”事件, 解释说“网帖完全颠倒是非黑白, 恶意炒大事情, 自己不回应是不想和那些有恶意目的的人去辩解什么”。

海霞所在媒体中央电视台对此事的处理也存在明显缺位。在事发已经近一个月之后, 2007年8月7日, 央视新闻频道调研组负责人郑根岭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央视人的抱怨: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的评论文章, 作为对此事件的说明或回应。文章说, 海霞被冤枉了, 她根本没面带微笑、略有些激动地说“灾区老百姓像过年”。这篇评论文章称:“我认真看了几遍那段直播录像, 先是现场记者说:‘因为从2003年淮河经过整治以后, 本身因为天气的原因, 没发生过大的洪水。那么这次一放水之后呢, 周围的群众感觉有点儿像过年一样, 都到这儿来看一下放闸的情况。’海霞接着问:‘堤坝老百姓像过年似的看开闸放水情况, 他们心情有一个巨大变化, 是这样吗?’观众一听就知海霞是对记者的说法表示怀疑, 兼带有提醒记者纠正自己‘像过年’的判断, 可记者并未意会到, 反而又吐出了两个掷地有声的字‘是的’。”

图片来源新浪娱乐

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 作为主持人主管媒体和主持人品牌的受益主体, 中央电视台显然缺少危机预警和迅速处理的机制, 也没有对此事直接负责的管理部门, 从而致使负面舆论漫天飞, 一个月后才在主流媒体进行回应, 而且还不是以电视台官方身份回应的。很显然, 这不是有策略的全面公关战, 更像是游击队员在丛林中随意放了一枪。而且, 作为品牌拥有者———主持人本身, 同样没有积极应对这一危机事件, 而是试图用最简单的手法———时间来冲淡一切。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对策。但在类似事件中, 主持人如果总是以沉默的方式依靠时间这种润滑剂, 危机也很可能就总是体现为危险而难以转化为机遇。

四、对节目主持人必须进行危机管理教育

综观近些年发生的数次主持人危机事件, 能够应对自如的屈指可数, 能够化危为机的更是罕见, 其最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危机管理认识的不足和危机事件有效处理方法的欠缺。此观点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 企业在处理危机事件中, 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进行有效信息传播, 最终转变或覆盖大众思想意识中原有的负面记忆。而主持人及其传播、服务的平台本身就是“大众媒体”, 而且圈子效应告诉我们, 不同媒体之间、不同类别媒体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就证明, 主持人及其所在媒体不是没有危机处理的资源, 而是缺少危机处理的意识。

第二, 调查显示, 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学科背景虽然多元化, 但来自传媒专业的主持人仍然是绝对主体, 40%以上来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左右来自新闻学专业。[2]这就说明危机事件的主角———主持人本身也并不缺少对媒介的综合认识, 只是缺少对危机事件的认识和应对方法。作者调查发现, 虽然有很多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开设的课程中也有公共关系学这门课程, 但授课内容较为宏观, 一般是以大型企业作为案例对象, 没有针对性地分析媒体自身的公关和主持人这一非常特殊的品牌公关, 所以, 主持人在实践中一旦遇到危机事件便无经验可循。另外, 目前我国省市级以上的电台、电视台已不断加强对主持人的继续教育, 但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业务领域, 危机公关的培训还没有受到高度重视。

第三, 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当代, 大众传播的主体有了更为便捷的传播方式, 但在无节目团队审核的传播条件下, 传播自由与传播风险并存。多次事件表明, 主持人缺少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公关意识和危机处理方法。2013年2月23日杨澜就李某某强奸案, 通过微博发表观点:“劳教一年对一个因为冲动打人的未成年人来说是否惩罚过重?”迅即出现一片指责声, 重压之下, 24日晚上, 杨澜在微博中道歉:“我眼中的李双江老师是谦和真诚的, 对他儿子一错再错, 为李老师感到痛心。由于我并不了解当年李天一打人细节, 因此有关劳教一年的处罚是否适当的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抱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几天的微博论战引来了很多媒体的全程报道, 杨澜的这条微博也许是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 也许是没经过太多思索的提笔之作, 无论怎样, 损失大于收获。

因此, 各大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和传媒类专业不仅应开设公共关系学这门课, 而且应该把与“媒体公关”“传播主体公关———主持人、记者公关”作为重要章节深入讲授。因为这一品牌还是有其特殊性的, 标志性的区别就是, 该品牌的主体是一个能动的个体, 而且这一个体还是置身于大众媒体中间,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意见领袖、电视明星。因此, 对于这种特殊品牌的管理应该有特有的危机管理策略。同时, 危机教育必须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比如进行主持人危机事件模拟新闻发布会, 主持人危机事件新媒体应对实战演习, 力图使未来的主持人一旦遇到危机事件, 或者以后从事媒介管理工作时, 能够对危机事件应对自如。这方面的教育, 也是为未来媒体的品牌管理或艺人管理储备人才。与此同时, 各大电台、电视台也应该把“主持人危机管理”列为主持人和品牌部或人事部、总编室 (目前我国各大媒体中主持人的归属还不明晰) 的继续再教育课程, 这对于媒体和主持人的品牌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五、节目主持人危机管理策略

无论从危机事件的影响面来看, 还是从应对危机的合理性来看, 主持人危机管理都应该从媒体管理层面和主持人个人层面共同入手。

首先, 各电台、电视台应该设立危机监测和预警部门, 设置专业的主持人品牌管理团队, 这一团队也应该成为应对危机的直接责任机构, 制定和实施危机公关策略。其次, 主持人应该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危机应对技巧。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 主持人本身就具有实施危机应对的媒体资源, 若能将自媒体与大众媒体结合利用, 应该会有不错的公关效果。

在具体的危机处理过程中, 首先应该通过自身媒体、兄弟单位媒体和新媒体, 在第一时间告知社会事件的真相, 形成与大众最快速、最畅通的沟通。英国危机管理专家里杰斯特总结了行之有效的“3T”原则, 即Tell your own tale, Tell it fast, Tell it all, 也就是说, 要告知事实, 提供所有的情况, 并且要迅速。其次, 无论是主持人个人还是所在媒体, 在与大众沟通过程中一定要真诚, 要以权威证实为依据, 如果确实是主持人的不当, 要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道歉和改正。黄健翔“解说门”的当晚, 张斌就在《豪门盛宴》中代黄健翔宣读道歉信, 并鞠躬致歉。应该说, 其以最快速的反应回应了观众的质疑, 同时, 央视将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比赛重播换成贺玮的解说, 并且取消了原本应该由黄健翔解说的西班牙对法国的1/8比赛, 由刘建宏代替解说。后来的事实证明, “解说门”在球迷中的不良反应, 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最后, 在危机处理过程中, 在公布事实真相的同时, 要注意引导受众, 使其从心理上理解主持人与事件本身, 甚至在情感上产生正向倾向。比如, “补妆门”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受众了解主持人的真实工作状态, 从情感认知主持人为了呈现出最好的视觉效果背后要付出的各种努力。

六、结语

主持人品牌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 易转换性。电视节目、品牌的选择和转换是在遥控器上以近乎于零代价的方式瞬间完成的。这种品牌转换和购买特征, 使得电视节目或主持人稍令观众不满意, 就可能被其他产品所替代。因此, 一旦主持人发生危机事件, 如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受众的看法, 则很可能成为主持人所在节目的滑铁卢, 想再次将受众拉回节目, 难度很大, 过程很久。第二, 主持人品牌打造的长期性。主持人的工作特点决定了主持人不可能像影星、歌星那样凭借一戏、一曲成名, 受众对他们的认知是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因此, 一旦因为危机事件使品牌倒下, 实属可惜, 所在媒体要想再培养一个品牌, 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 主持人品牌的多级传递性。在一个媒体中, 存在着电台或电视台品牌、频率或频道品牌、栏目品牌和主持人品牌, 这四种品牌或者说四级品牌联动影响、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如图1所示) , 一旦主持人品牌发生危机, 对栏目、频道、电台或电视台都会造成连带的危机效应。因此, 对主持人的危机管理和对主持人的危机教育意义重大。

摘要：近些年, 节目主持人的各种危机事件频发, 其引发原因多样:专业不精、言论不当、个人生活、间接关联、信息不对称等。主持人品牌具有极高的价值, 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切不可使品牌毁于一次危机事件。但是, 目前我国广播电视媒体和主持人自身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意识还比较淡薄, 处理方式也存在不科学、不专业的问题, 因此, 必须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教育。

关键词：节目主持人,主持人品牌,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苏, 盖源源.张斌归来, 还是笑眯眯的[N].成都商报, 2008-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