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危机却成契机--危机公关典型案例

本是危机却成契机--危机公关典型案例（精选4篇）

篇1：本是危机却成契机--危机公关典型案例

危机公关是企业不得不提的话题，早在几年前，三株、巨人、秦池都被突如其来的危机拖下马，最后溃败而归。当然，相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危机只是导火线而已，真正有原因还是在于企业内部管理及市场的失控、资金链的断裂、产品品质不过硬。他们的是非功过早有断论，我们无需对他们进行评判。在这里只是借助他们的事例说明危机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笔者任职的D品牌，主要经营中低档休闲服装，其经营模式以专卖为主，省内单店加盟，其它省份则通过省级代理发展二级市场。经过一年的发展，到9月，已在全国开设专卖店近600家，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业界咋舌!由此D品牌被称为休闲服饰的一匹“黑马”。

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公司宏观战略指导外，其企划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国庆黄金周的终端促销活动，在整个行业都追求打折、降价、买赠的情况下，独树一帜，促销形式别具一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拉动了终端短期销售，而且树立起品牌的责任形象。其中发生在湖北市场的一场危机，却成了转机。通过公司有理有节的对外交涉，不仅有效地抑制不良言论的漫延，树立起了D品牌关爱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危机这一契机，D品牌一举拿下令诸多同类品牌垂涎已久的武汉市场。成为业界危机公关处理的一个典范案例。

新颖的爱心促销

每年的国庆假期，让许多商家为之疯狂，同时也为之忧愁。黄金周假日经济诚然带给商家们滚滚的财源，但年年的促销，却伤透了商家的脑筋，形式陈旧、内容单一，处在做与不做的尴尬境地。这种现象在休闲服装行业更为突出，一说促销，要不就是打折降价;要不就买赠，更有甚者，干脆来个抢购;这些方式既没有什么新颖性，又引不起消费者的兴趣，其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D品牌来讲，国庆促销也遭遇以上尴尬。路虽崎岖，但必须向前走。208月低，D品牌召开了国庆促销方案研讨会，把国庆促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会上，D品牌领导明确提出此次促销的几条方针：一是方式要新颖，与其它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二是要能动情，从感情上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三是要持久，不要活动时间一过，消费者就忘记了;四是要有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要大，不能局限于店铺，

会议开了，方针出来了，接下来的便是没日没夜地想点子，出创意。首先与其它同类品牌打价格战或是变相价格战的想法不能有，因为这种做法太传统、过于普遍;其次买赠促销也不合方针，不仅方式陈旧，而且赠送的礼品不够特别，很难达到要求。看来，只有在事件上寻找突破口了。但这事件又是什么呢?一时间，D都低着头，思考着这个颠覆传统思维的促销事件。

“希望工程”，当有人提出这个词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农夫山泉的一分钱捐赠希望工程的案例。对于这种企业行为，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服装行业，这种捐赠行为似乎较为少见。借助事件的新闻性，我们可以扩大影响范围，提高品牌的美誉度，而且其效果也较为持久;借助爱心，拉近与消费者的心灵距离。看来，非它莫属了。于是，我们便初步拟定了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消费者每买XX元便有X元捐赠给希望工程，期间所有捐款将如数交给希望工程，并筹建D希望小学一所。

一个看似完美、极富爱心的方案出来了，但当制订具体操作细则时，发现这是一个操作性极难、不太现实的方案，于是连夜对方案进行评估。首先，服装不同矿泉水，相对于矿泉水，服装消费是大件消费，其消费行为较理性，消费频率不可能与矿泉水相比;二，消费者得不到实际利益，仅靠爱心是很难让消费者掏腰包，实施消费行为;三，权威性，公信力不够，社会上很多慈善机构，真正有爱心的人可轻而易举地进行捐赠，他对你在商场门口摆一个捐款箱说捐赠并不放心。如此诸多的困难摆出来了，做还是不做?

后来的几天，大家都在为这个方案进行脑筋碰撞，可事情还是没有转机。那段时间，最为热门的事件便是四川洪涝灾害。看到灾区洪水泛滥、满目疮痍的景象，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的家乡也常遭受洪涝。既然四川灾遭此天灾，重建家园最需要的便是资金，那何不给灾区人民募捐呢?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方案作出了很大的调整。首先捐款的用处从以前的捐给希望工程变为捐给四川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二是捐赠方式改变了，从以前由公司统一捐赠，改为由当地直接捐给四川赈灾机构;三是加大了对消费者回报，只要消费者在D品牌专卖店捐出2元，便可获得D品牌提供的两张10元共计20元的优惠券。后来我们又给活动取了一个极富煽情的主题：爱凝八方心，情满十月天DD捐2元，送20元，支援四川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方案新颖，有公益心，能体现出D品牌社会责任感，对D品牌的提升有较强的作用，得到了公司领导的支持，并获得一致通过。

篇2：变美债危机为中国发展契机

关键词：美债危机,中国发展,契机

美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蔓延开来。对美国本土而言, 政府靠扩大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已广为诟病, 美元的贬值危机与通货膨胀危机日益严重, 美联储既要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又不得不考虑美国政府债务危机所造成的本国经济放缓这一严重事实, 若是像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实施新一轮量化货币政策, 增持美国国债, 将会触发利率飙升, 美债状况可能继续恶化, 通胀将传递到全球各个角落, 对中国应对通胀十分不利。若是美联储依旧维持一个较为低利率的单一货币政策, 美国政府就只能依靠自身来消化债务危机, 不得不缩减开支降低预算, 政策杠杠的效用便大大降低, 以致生产萎缩, 经济难关便呼之欲出, 由于对美国贸易依赖的往来, 中国进出口都将会受到不小冲击。

然而, 中国现今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外贸出口, 我国经济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步转变为内需引导, 国内经济还处于又一轮过热关口;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更稳定了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政治地位。所以, 面对美元下跌的势头, 如何缓冲美债危机的负面影响, 并在这场危机中利用我国经济优势, 引导结构转型, 加速经济质量提升, 便是一类完全可以使之变为现实的问题。

第一贸易顺差因此危机而加大, 我国出口却因人民币升值出现诸多困难, 如何在平衡贸易额的前提下, 不影响我国生产的积极性与销路, 需要决策层进行新一轮调控布置。在欧美债务危机爆发初期的4月, 我国纺织业、高密度制造行业等出口龙头已现疲软态势, 西方进口额度明显减少, 若此时人民币升值加剧, 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中国出口型企业的寒冬便要到来。由于国内紧缩政策的实施, 此时的进口需求已不旺盛,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态势也减缓了国内制造业的进口增速, 所以如何刺激进口, 转而稳定出口, 实是这一阶段政策导向的关键因素。从长远来看, 降低关税促进进口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不失为一种选择。如再次大幅度提升出口退税, 则很可能导致企业对政策的过于依赖, 且美元作为国际定价货币的走低, 会持续加剧这种循环依赖性, 更使人民币升值加快, 不易于结构转型。从国内市场角度, 出口转内销也已迫不容缓, 控制优势商品和资源商品的外销, 不仅是出于国际战略上的安全考虑, 更是加速本国研发的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方式。因此, 出口退税在美元贬值的前提下不应过早提高。

第二, 我国外汇储备长期且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 甚至在美债出现危机之后也不得不按月增持美国国债, 这与我国贸易顺差过大, 外汇管理又找不到合理新型的投资渠道有关。若美元走势下跌, 则我国外汇储备无形资产损失过甚。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又是与美元走势近乎完全挂钩, 而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的地位短时期内更无可撼动, 美国的综合国力与整体经济实力仍然在环球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国既要投资于美债, 因美债其实是安全系数极高的投资手段;又要另寻出路不完全依赖于美债投资;更要适时巩固人民币话语权和其作为区域性结算货币而取代美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实可以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引入民间购汇打入国际资本市场, 稳定人民币币值, 以对抗美元跌势对我国资产的冲击。如今我国已开放居民个人境外投资业务, 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行本币贸易结算业务, 在转移外汇风险上取得了初步效果。如再扩展放宽居民结售汇限制, 鼓励居民、企业购汇, 加速居民境外投资许可, 逐步将外汇使用权分散到政府与居民共同持有, 则能够大大稀释外汇保值的行政压力, 且还大大降低了央行的政策压力, 人民币发行增速过快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通货膨胀问题也能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第三, 欧美债务危机将削弱西方国家的购买力,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外向型出口企业不得不遭遇严重的销量滑跌, 随之而来的失业等问题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尤为棘手, 如何引导出口企业的转型与技术提升, 扩大内需, 稳定物价, 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主要着重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尤其是政策性投资的依赖性依然过高, 我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我增加的4万亿投资直至目前才刚被消化, 而此时美债危机的爆发, 令我们不得不思考, 政策性投资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负担, 累积起来会否造成持续的经济低迷, 这些都是美债危机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同美国有诸多共同点的经济大国的思考。由此, 有效启动消费需求, 控制政府投资, 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才能得到保障, 也才能使我国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时候保持相对独立性。当下我们应该以控制物价为首要目标, 逐步削减政府投资, 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一部分企业增加产能与研发, 增加就业。若有必要, 还可降低消费税, 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 以鼓励和刺激消费, 使我国经济在结构转型中实现安全着陆。

第四, 众所周知, 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动乃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我国的货币政策往往受制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不得不紧随美联储新政而动。但近两年来美联储采取以发行美元来赎买美债的货币政策, 只为拯救本国经济, 已经不具有正确的导向性, 我国的货币政策若是还因短期货币动荡而一味的因美联储而动, 则会陷入货币发行困境, 不利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为此我国应适当放宽汇率弹性, 因自身经济状况与世界范围的联动性, 重新来决定人民币的发行量与利率水平。这样将人民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便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美债危机渐行渐远——蔡恩泽《world market》2011.03期.

篇3：危机下中式餐饮却成VC青睐对象

展望2009年，行业洗牌的格局变迁或将分外精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谭力文教授表示：“与麦当劳、肯德基等鲜明的工业流程特征相比，中式快餐的经验化、个性化等农业文明烙印依然明显。想要做大做强，中式快餐一方面可以利用资本效应谋求发展机遇，一方面尚需稳扎稳打、苦练内功。”

VC的青睐对象

当众多行业不抵严寒时，中式快餐近期却接连获得巨额风险投资。品牌营销专家、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CEO于斐指出，快餐业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抗风险强、未来潜力看涨，这是受风投青睐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快餐连锁企业也从过度扩张转而更注重研究战术。”于斐说。

据悉，英联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日前宣布斥资5000万美元控股北京“呷哺呷哺”连锁快餐，“上海巴拉贝意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声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拿到凯雷的过亿人民币投资，而东山再起的河南红高梁食品有限公司电于2008年引入3600万元风投资金。

深圳“面点王”饮食连锁有限公司也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国内外投资机构找上门希望开展合作。此外，定位于健康休闲餐饮的上海“一茶一坐”餐饮有限公司也于2008年8月成功完成第三轮融资，获得2300万美金的国际风投注资。

虽然部分中式快餐企业对风投抛来的橄榄枝视而不见，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式快餐的整体发展战略似乎在向资本运作方向转移。清科投资咨询集团董事长倪正东日前表示，看好国内的连锁餐饮企业。希望与有10家以上加盟店并且盈利良好的餐饮企业合作。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边疆也认为，相较于其它行业，餐饮等传统行业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即使经济不景气，人们也一样要吃饭。

“资本运作的杠杆效应太明显了，中式快餐需要解决资金难题，部分企业寄希望子借助资本市场。”谭力文强调，经济危机给大家带来教训，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受到遏制，风投的热情也可能随之减少。于斐则认为，金融危机促使风投公司的动作更为务实，“以前偏重迅速回笼资金的财务投资，2009年会呈现战略投资的特征。”

中式快餐转型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愿消失在沙滩上。总体来看，中式餐饮依然呈现派系林立的区域特征，立志做大做强的不胜枚举，而一家风行的则少之又少。 “现在的格局依然是多、小、散、乱。”于斐总结指出，“这一轮的金融危机促使中式连锁快餐逐步转型，由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在这个行业洗牌的过程中，势必出现大吃小、快吃慢的情形，建议其中的优质企业实现稳健扩张。”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苏秋成表示，我国餐饮业2008年的产值预计达到15390亿元，餐饮业连续18年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成定局，餐饮的消费继续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中大众化快餐已经占到了1/3强。

从中式餐饮的近期表现来看，一批优秀的企业已经危中见机、加速扩张，部分企业还有望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新的提升。“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蔡达标透露，“真功夫”计划2009年在全国新增100～150家餐厅，未来将继续保持每年100～200家店的发展速度，当分店数目达到800～1000家时将会上市融资。“2007年公司有3亿私募资金到位，资金是足够支持发展速度的。上市和融资只是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真功夫不能为了融资而融资。”蔡达标表示。

“大娘水饺”餐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金兔介绍说，大娘水饺目前有300多家店，平均每年增加50家店。“大家乐”集团翠前也表示，该公司代理02013年在内地的店铺数增长到250家。此外，香港快餐连锁“大快活”近日公开表示，未来两年将在内地且主要在广东市场扩充版图，将店铺数扩张至40家。

“一茶一坐”2008年营业额超过2亿8千万，上半年整个同店增长率超过15％。公司首席营销长特助武莉莉介绍说：“2009年1月至今。公司已经在苏州和无锡新开了3家门店，我们不会盲目地去争取开店数量，质量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一茶一坐”的发展策略是深度开发每一个已进入的市场。

于斐认为，中式餐饮中的部分公司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但与海外巨头差距依然明显，发展前景需要拭目以待。“必须警惕粗放式急功近利的扩张，“小肥羊”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规范了相应的管理体系，致力变革，减少了加盟店的数量，由原来数量式的扩张转型为质量式的运行，通过教训和经验的积累最终打造了成功的品牌。

国内最大的餐饮服务资讯网站——大众点评网最近向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的7753位白领人士发出一项调查问卷，结果发现，与金融危机给其它行业造成的剧烈颓势相比，餐饮预算受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

有38.3％的白领选择“没什么影响”，47.4％的白领选择“有一点影响”，选择“餐饮用餐明显减少”的比例最小，仅占143％。整体上，85.7％的白领认为金融危机对于自己用餐的选择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

篇4：苏联化外部危机为本国契机的启示

关键词：苏联经验,金融危机,引进外资,中国经济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其不可消除的痼疾;只要各国之间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经济周期就不可能完全同步，政治和社会变动就将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在存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情况下，对于没有陷入危机或受危机传染甚微的国家而言，现实和潜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危机就是可资利用的契机，因为对方在危机压力下将不得不放低姿态，减少要价。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最高潮虽然已过，但余波未尽，二次探底风险犹存，我国发达的出口制造业也一度备受冲击。然而，即使不考虑出口绝对数额下降与市场份额上升完全可能同时并存，只要把对外经贸的思路从单纯的出口转向包括进口、从单纯的引进外资转向包括对外投资，就会发现，外部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升层次创造了契机，这一点在突破西方对华出口管制、扩大进口其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化别国经济危机为本国发展契机方面，苏联曾经以主动姿态创造过非常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曾经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发挥了重要启迪作用，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等材料;时至今日，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回顾这些史实时认识当可更加深入。本文旨在简述、总结苏联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利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契机、以及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如何利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机遇提出一些意见。

一、赶超战略是四面受敌落后国家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1]——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全力以赴推进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不长时间内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工业化大国。

当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夺取政权并在内战和外国干涉中取胜之后，他们所赢得的不是一个国际环境友好的发达国家，而是一个四面受敌的落后农业国。沙皇俄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西方国家面前却十足是个经济落后的“泥足巨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落后状况作了如此描绘：“革命前的俄国按领土来说，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按人口来说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按工业品总额来说，占世界第五位、占欧洲第四位。它拥有的现代化生产工具，等于英国的1/4，德国的1/5，美国的1/10。在国内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外国资本家主宰着一切。”[2]即使在技术层次较低的采掘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87%的煤炭出自顿巴斯，而法、比、英国资本在顿巴斯矿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顿巴斯工人出身的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青年生涯时说法就是：“我在德国人的工厂干过活，也在法国人的矿上工作过，还在比利时人的化工厂里待过”，[3]却没有说自己在俄资企业有何经历。

就总体而言，正如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最著名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伯爵评定的那样，俄罗斯帝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截至1913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品产值仅占40%强，工业品产值中现代工业、生产资料所占份额甚微，生产资料只占1/3，机械制造业只占6.8%。[4]正因为如此，帝俄时代的知名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为之喟然长叹：“俄罗斯母亲呵!你贫穷而又富饶，强大而又软弱!”(《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给苏维埃政权雪上加霜的是，在连续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中，如此薄弱的现代工业基础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时，俄国工业产值仅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其中，生铁产量为2.4%，棉纱为5%，食糖为6.6%，植物油为3.4%，[5]农业总产值也比1913年减少了1/3。[6]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地区、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分离或被割让，进一步撕裂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体系。直到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计划编制者们对苏美经济差距的评估仍然高达50年:“如果把我们1927年～1928年间的国民收入和资本能力的指标与美国相比, 以便对我们现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一个概念, 那就是我们落后美国50年。”[7]比规模差距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技术差距, 如在农业生产中仍广泛使用木犁。1927年～1928年, 苏联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发生了谷物收购危机, 在探讨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时, 斯大林曾指出, 当时苏联使用的木犁至少有500万部, 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 就能大大增加粮食产量。[8]

经济与科技落后令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俄罗斯帝国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迭遭重创。明治维新晚于彼得大帝改革170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却惨败得令全世界瞠目不已;曾几何时，普鲁士之辈德意志诸侯国不过是托庇于俄罗斯帝国的附庸，而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与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甫一交手，其全面落后状况便暴露无遗，《静静的顿河》等众多俄苏文艺作品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9]更在被迫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条约》城下之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脑海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经济基础本来便优于俄罗斯本土而且受到西方列强加意扶植、极端反共反俄的波兰，也完全有潜力成为威逼苏联西疆的一个经济领先的死敌。须知，由于波兰统治阶层极度目光短浅而又贪婪成性，不自量力，苏波矛盾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与德日的敌对关系更为强烈。这种敌对不仅源于较远时期的波兰17世纪屡次侵略俄罗斯和俄罗斯反攻后瓜分波兰的历史，更源于一战后复国的波兰奉行了极端的反共反俄和民族压迫、扩张主义路线，特别是1926年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sudski, 1867年～1935)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后实行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参见正文末附录)。倘若再回顾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西方列强在日俄战争中大力支持日本，[10]一战中对俄罗斯利用多于帮助，内战中借机大肆掠夺和削弱俄罗斯，……这一系列痛苦的历史必然令任何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俄罗斯爱国者分外警惕，因此，突破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现实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烈的“赶超”色彩，追赶先进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立足后的中心使命。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就强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超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生死攸关的大事。“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1]

与列宁的上述论点一脉相承，1931年2月1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著名的“落后就要挨打”命题，满怀焦灼地向全体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呼吁：“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2]其后，他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13]

正是基于对强敌环伺下后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上述深刻认识，尽管一批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工作的经济专家们主张长期贯彻恢复和巩固战前工农业生产比例关系的政策;[14]尽管布哈林等领袖主张走类似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先发展轻工业以便积累资金的工业化道路;在实践斗争中饱经忧患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最终还是选择了全力以赴推进国家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正如捷尔任斯基所说：“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只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和牢固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的基础。”[15]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16]

二、苏联高速工业化及外部资金和技术在其中的作用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苏联工业化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4年零3个月便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工业增长1倍多;而此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大危机的震荡之中，同期美国工业下降42%，英国下降18%，德国下降39%，法国下降26%，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下降33%，[17]苏联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生产急剧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德国、法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工业所占比重从1913年的2.6%提高到1937年的13.7%。[18]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5.5倍，年均增长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均增长21.2%，增速为世界工业史上所未有。[19]在与德日法西斯及波兰等敌对国家的强行军竞赛中，苏联跑到了前面。

“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20]毋庸讳言，苏联的工业化伴随着重大牺牲，暴风骤雨式的工业化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少浪费，但工业化为苏联奠定了日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苏联得以跃居超级大国，而不是如同东欧其他国家那样沦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屠宰场。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之际，孰大孰小，无待蓍龟。鉴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就，斯大林逝世后，共产主义的死敌邱吉尔在英国国会高度评价他的业绩：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只能生产锄头的俄罗斯，身后却留下了一个能够制造核武器的俄罗斯。英雄相惜，信哉斯言!并非偶然，正是在苏联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之时，苏维埃政权给长期被众多主流历史学家抨击为“暴君”的彼得大帝恢复了名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所谓“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在片面高度依赖进口制成品和关税收入、外资和市场机制的错误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境内轻工业(其中外资占很大比重)虽然取得了一定增长，但重工业总体上反而衰退，而后者正是保家卫国所必需。当时，中国最大造船厂江南造船所1927年～1937年间年均造船20.9艘、5531吨，此前22年则为年均造船23艘、7506吨，在1918年的高峰时期造船10艘，总吨位60373吨;本期11年中有4年亏损，此前22年中则仅有1年亏损。对第二大造船厂马尾造船所，南京国民政府既未推动经营机制改革，如同江南造船所那样承揽商船修造业务，又没有保证其经费，接连削减其经费拨款。晚清时期马尾造船所每月经费3万元，1927年削减为每月1.4万元。“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政府本应整军经武, 增加对船舶技术自主研发和制造的投入, 南京国民政府却于1933年再次将马尾造船所经费拨款削减到每月0.8万元。[21]冶金工业产量也绝对下降, 其中生铁产量1922年曾达到33.5万吨的高峰, 1928年为19万吨, 1929年便锐减至14.9万吨, 直至1936年, 最高不过17.3万吨 (1933年) , 最低仅有12.5万吨 (“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 , 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的1936年也仅有16.2万吨, [22]形成了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的典型半殖民地形态, 且日本控制了当时中国境内绝大多数近代采矿和冶铁工业, 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的99.2%、生铁的96.8% (包括东北) 。[23]其结果是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总体上被动挨打, 最富庶的半壁江山沦丧, 3500万军民伤亡, 战后以“战胜国”身份仍要蒙受丧失近1/7领土的损失。

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帝俄落后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工业化，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是重要经验之一，与彼得大帝一样，苏联历代领导人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国内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列宁就指出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多次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一切科技与管理成果为己所用，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4]1920年底，列宁谈到利用外国技术恢复国民经济时说：“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25]1921年8月28日，内战硝烟消失未久(内战结束于1920年底)，斯大林便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的署名文章，指出俄共(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必须“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26]也正是在召开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为全党全国当前中心工作的1925年，苏联进出口额比上年猛增1.4倍，达到50亿卢布。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包括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信贷、实行租让制度、吸引外国技术力量，等等，因为这种联系将会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促使其更加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扩大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主要资料来源: (1)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 (中卷)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年; (2) 【英】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 新华出版社, 1981年; (3) 【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三、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成功实践

（一）利用经济危机突破外部经济封锁

然而，在充满竞争、冲突的现实世界里，苏维埃政权领导集团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良好意愿必然遭到无情政治现实的阻挠。苏维埃俄罗斯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西方封锁和武装干涉之苦，难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即使开展合作，对方索价也极为高昂。1918年10月，英国带头决定禁止向苏俄出口商品;翌年10月，协约国和美国正式宣布封锁苏俄，并要求中立国配合，导致苏俄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沦为孤岛，无法发展正式对外经济关系，只能通过民间关系进口极少量商品。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大银行对苏俄实施的黄金封锁，等于剥夺了苏俄当时惟一的国际支付手段，导致苏俄进出口交易额微乎其微，1919年进出口总额仅1100万卢布(按1950年汇率计算)，仅相当于1913年的0.1%;1920年也仅有1亿多卢布，[27]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对外贸易。战后经济社会危机使西方市场问题尖锐化，为苏维埃政权打破封锁、取得西方资金和压低对方要价创造了有利时机。

1918年11月，协约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定之后，胜利者未及庆祝，便面临全面的经济与政治震荡，生产下降，物价高涨，贸易极度萎缩，罢工席卷各国。即使在英国这个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工人罢工也一路增长，1917年～1919年分别为730次、1165次和1352次，1919年参加罢工者2591万人次，比1917年增加两倍。在战争中丧失了数百万壮劳力的法国，1919年罢工2026次，罢工参加者超过115万人，均比前几年增多数倍。从1920年7月起，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危机，其中英国整个工业生产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下降46%以上，超过英国此前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28]

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西方国家有识之士转向开发对俄贸易之利。正是在一战之后欧洲的萧条年代，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指出，西欧和中欧对俄国粮食的需求在战前已经很大，1920年以后会更大，因此，协约国封锁苏俄极为愚蠢和短视，与其说是他们封锁俄国，莫如说是他们封锁自己;他倡言，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同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29]也正是在危机的冲击下，本已动摇的对俄封锁之墙一段一段倒塌：

1920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当年1月，面对国内严重饥荒和商品滞销，协约国最高会议被迫决定撤销封锁。

同年7月，美国解除对苏俄的贸易禁令，苏联趁机从瑞典获得一笔4100万卢布的18个月期商业贷款，一举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从此开始了与西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历程。

1921年3月，《俄英临时贸易协定》签署，英国在事实上承认苏俄，并允许苏俄在伦敦出售黄金，从而打破了西方对苏俄的黄金封锁，对苏俄获取国际支付手段、发展对外经贸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借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之机打破外部封锁之后，苏联再接再厉，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再次演出了大规模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推动本国经济建设的精彩戏剧，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和引进外部智力三个方面。

（二）利用经济危机大举引进技术设备

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此处所说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源于斯大林的论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斯大林对科技进步的高度重视。苏维埃俄罗斯立国之初，开国领袖们就盯上了电气化这个当时科技革命的前沿领域，列宁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而且直接领导编制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远景计划，确定了发展大机器工业以及在电气化基础上实现生产技术革新的目标。在工业化全面启动之前，斯大林已经将科学技术置于很高地位：“一般地发展国营工业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我们的国营工业并使它进一步扩展。”[30]1925年，斯大林领导苏联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要与科技发展和应用结合起来。他指出：“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31]到30年代初期，斯大林又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一国在长期内可持续的技术进步无疑只能立足于自主研发，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必然主要依靠引进才能尽快实现技术飞跃，然后，才能转入消化、吸收, 进而上升到自主研发为主阶段。技术引进的基本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引进物化的先进技术装备 (包括相关图纸、专利等) , 一种是引进智力 (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 。在外部经济危机时期, 苏联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为发展中国家, 苏联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客观需求不言而喻, 苏联领导层对此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中, 斯大林提出的国家工业化任务第二项就是“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32]到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便抓住卖方谈判地位因危机而严重削弱的有利时机，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正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1932年)，苏式赶超战略又以高积累、高投资著称，积累率从1925/26年的16%提高到1928年～1937年间的26%～27%，有的年份高达1/3，仅1928年，苏联取自德、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净进口量就相当于全国产量的43.4%，占消费量的30.4%。[33]一时间，苏联跃居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头号买主，经济危机最深重的美、德两国是对苏出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1929年，仅美国就有1000多家商号向苏联出售机器设备;1931年，美国机器设备出口50%输往苏联，其中，农业机械、机床、翻砂设备占67%、63%和74%，[34]而此时美国尚未与苏联建交。1929年～1930年，苏联购买的英国机器设备约占英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70%，到1932年占90%。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30%，[35]1932年购买了50%。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36]也正是在这场危机中的1933年，政治和经济现实迫使美国放弃了此前顽固的反苏立场，步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后尘承认苏联。

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一大批骨干企业，如三大钢铁厂、三大汽车厂、三大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几乎全部采用了西方技术和设备。20年代末，苏联所需金属切削机床的67.1%、涡轮机的52.6%、拖拉机的69%、发电机的89%、蒸汽动力设备的87%都是从国外进口的。[37]也正是依靠大规模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装备, 1939年3月的联共 (布)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斯大林在关于联共 (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及苏联为巩固自己国际地位而提出的对外政策七大支柱, 其中将苏联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放在第一位, 并满怀自豪地讲到, 苏联在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改造, 工业所采用的新技术装备的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战之后, 尽管冷战时时困扰着苏联和西方的经济交往, 但到70年代, 西方世界危机层出不穷,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 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岁月”滑入“滞胀”泥潭……此时此刻, 西方不得不将眼光投向苏联东欧那片广阔无垠的平原, 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在发展对苏经贸上更是一马当先。1973年～1975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1975年8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欧洲33国和美国、加拿大政府首脑与会，会议通过的《最终文件》强调发展东西方经济联系，“努力寻求在贸易、工业、科学技术、环境以及经济活动的其它方面发展合作”，森严的巴统禁运壁垒正式松动。在此次会议前后，苏联掀起了本国历史上第二个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高潮，据苏联《对外贸易》月刊1978年第11期统计，70年代前半期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引进约2000个重要工业项目的成套设备，约1/3来自西方国家。[38]

（三）利用经济危机引进国外智力

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最大障碍，从二战之前到60～70年代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停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历史上就有引进西方技术人才的传统，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引进了众多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在苏联工业化时期，这一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政府对引进智力持积极态度：

早在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便批准了《关于聘请外国专家来苏工业部门工作和派遣苏联大学生、工程师、技术员出国学习的提纲》。

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明确规定：为扩大并改进不断派遣专家出国学习最新技术成就的工作，特别需要派最优秀的青年专家和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

1929年5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设立外国咨询局，负责领导引进技术工作。

在外部经济危机期间，苏联的引进智力工作(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降低姿态，与苏联签署更多的技术服务协议，1929年～1945年间，苏联与西方公司签订技术援助协议共216项，[39]其中不乏美国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之类当时最为声誉显赫的大型跨国公司，西方科技人员仅仅为谋生起见也不得不更多地向苏联寻求机会;另一方面，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重挫了资本主义的“软实力”，不少外国技术人员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向往而移民苏联，为苏联服务，即使本意是为了谋生而来到苏联的外国技术人员，也会受到感染而焕发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工作质量显著提高。

这样，危机大大推动了苏联引进外部专家的工作。1928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379人，技术工人505人;到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爆发后的1930年，苏联聘请的外国专家和技术工人已达数千人;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增加到9000多人，外国技术工人10655人。外国专家中不乏担任总工程师、总建筑师、总顾问等要职和获得苏联政府奖励者，有些人还获得了苏联最高科技奖——列宁勋章。1927年，派往美、德两国学习的科技人员合计不过500人;到西方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派进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多达1200人。[40]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其他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主动被动地片面依赖引进人才不同，为了避免形成对引进人才的依附性，苏联在国内发起了全世界史无前例的全民教育运动，国家是在此基础上引进外部智力的。帝俄时代仅有1%的居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1/4居民是文盲;到了苏维埃时代，除强力全面推广基础教育外，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高等工业院校数目增加了9倍，中等技术学校增加了3倍，为大工业培养了近10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为了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在大学附设了工人预备班，在工厂组织了掌握新技术的运动，通过社会性技术考试等办法，几十万工人成长为本行业务的行家里手。[41]

（四）利用经济危机大量引进条件优惠的外资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长期面临资本和外汇双重缺口的约束，而且往往越是在经济恢复、发展良好的时期，两缺口问题越发严重，因为此时不仅投资需求更为殷切，而且资本设备、零部件等进口增长较快，加剧了进口国贸易收支失衡。苏联也不例外。1918年～1920年间，苏俄年均贸易逆差1.5亿卢布，1921年～1924年间年均贸易逆差2亿卢布，1925年～1931年间年均贸易逆差3.1亿卢布，14年累计贸易逆差33.7亿卢布。[42]在1918年～1925年贸易逆差期间，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少得可怜的现有外汇和黄金储备，以及在1921年饥荒时没收的教堂珍宝来弥补。[43]不仅如此，由于地广人稀，面对资本缺口约束，苏联不可能如同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期那样全面、持续使用大规模人力投入部分替代资本的方式来缓解。

面对资本和外汇缺口约束，列宁及其身后的领袖们都未曾忽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正是为了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并引进相应的技术、管理知识，在新政权确立之后，列宁才大力推行租让制和从国外贷款。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俄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拟定了此后10年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标，被列宁称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其编制者曾指望依靠引进外资解决国家电气化所需资金的1/3，[44]列宁还为实施这项计划而提出加大力度利用外资：“我们或许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45]

在列宁身后，苏联领导层内部曾先后就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过两轮大论战，论战双方均将外资列为可资利用的资本积累来源。在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斯大林、布哈林之间展开的第一次论战中，托洛茨基便将正确利用外资垄断制、外国贷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取得的一部分资金作为工业化资金的补充来源。在论战的另一方，斯大林制定的工业化路线以国内积累为主要投资来源，认定此前历史上存在过三种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侵占和掠夺殖民地(如英国)，索取战争赔款(如德国)，获取掠夺性贷款(如沙皇俄国)，而这三种从外部流入“追加资本”的方法对苏维埃俄国均不可取也不现实，但他并不排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合理条件利用外资，而是明确指出，利用外资来振兴工业，“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46]

利用外资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经济危机时期尤甚。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采访，称1931年底，苏联为引进技术和设备而举债14亿卢布(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7页)，约占苏联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一半，相当于“一五”计划基建投资总额(88亿卢布)的15.9%。

二战时期，苏联曾希望利用西方主要是美国资金实现战后经济复兴。早在1943年10月，斯大林接见到访的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D.W.纳尔逊(D.W.Nelson)时，就谨慎地探询有无这种可能。1945年1月,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 (W.Averel Harriman) 要求贷款60亿美元, 用于购买工业资材, 30年内偿还本息, 利率2.5%。但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实施了强硬的对苏政策, 德国投降当日便下令削减对苏租借物资援助, 日本投降当天就停止对苏联提供所有租借物资援助;[47]丘吉尔甚至密令英军准备武装德国降军对苏开战, 并以一席讲演宣告了冷战的全面开始。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的利用外资工作不能不陷入停顿, 直到1950年代末冷战稍有缓和之时才重新起步。

到70年代，虽说拜欧佩克1973年～1974年和1979年～1980年两度大幅度提高油价之赐，拥有巴库、秋明等世界级大油田的苏联大发利市，石油出口收入扶摇直上，但毕竟制成品出口太少，大规模进口机器设备和粮食导致苏联贸易逆差直线上升，70年代对西方贸易累计逆差129亿卢布。为弥补贸易逆差，苏联除了在1971～1981年间向国际市场抛售2654吨黄金外(据英国《经济学家》1982年1月25日号统计)，又开始大规模利用发达国家资金，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1973年5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称“有时人们把贷款称为贸易的发动机，我们希望这个发动机开足马力工作。”为解除国内对贸易逆差和外债增长的忧虑，苏联新闻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苏联：问答一百例》解释道：“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向我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以促进自己的出口，同时也是为了将来从我们这里获得它们所必需的商品。这就是贷款的实质，那些根据长期的大规模的补偿合同而提供的贷款尤其如此……因此，既不能认为我们的赤字是‘庞大的’，也不能认为会‘引起危险’。”[48]

由于存在偿债义务，债务融资对借款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由于管理能力高下差异，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主权国家，付出过高债务成本甚至陷入债务危机的案例都屡见不鲜。沙皇俄国从西方借入的外债因成本高昂而被称为“奴役性贷款”，19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及俄罗斯也因屡屡陷入债务危机而须支付较高债务成本，70年代的苏联则是信用纪录优良，即使偿债遇到困难，通常也能通过压缩进口、抛售黄金和能源等办法自行克服，因此，被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视为一流客户，乐于提供长期巨额贷款和优惠的贷款条件。苏联“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 其中1973年～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 占82.3%, 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 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1974年4月苏、日签署历史上第一个政府间贷款议定书, 苏联从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一笔11亿美元的苏联外贸史上最大的贷款, 且利率、期限、自由选择供货公司等方面优惠颇多。凭借高超的谈判手法, 充分利用当时经济危机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机会, 苏联赢得了优惠的贷款条件。此次经济危机期间, 西方对俄贷款期限一般为10年～15年, 利率为5.8%～7.55%, 同期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一般为8%。有时苏联还能获得更为优惠的贷款。1973年美国大通银行向苏联卡马汽车厂项目提供8650万美元贷款，利率仅5%，同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平均为8.73%，新发行91天国库券贴现率为7.03%。[49]为此，1977年10月号美国《读者文摘》直称对苏贷款“利率低得等于是外援”。[50]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本质上属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租让制一度是苏俄/苏联最引人注目的引进外资方式，[51]苏俄党和政府也为此制定了相当优惠的法规和政策。1920年11月，列宁签署《租让法令》，具体规定了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又进一步规定，凡属能提高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经济部门，均可作为租让对象，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就总体而言，租让制未能给苏俄/苏联带来足够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截至1926年10月1日，苏俄工业中有101个租让合同生效，其中3个正在建设，国家从所有租让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为1530万卢布，租让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总数为3.33万人。两年后，租让企业数目减少到68个，其基本建设投资不超过5800万卢布，在租让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不过2万人左右。[52]同时，在租让企业中，承租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高利润而实行掠夺式经营和营私舞弊的行为日趋严重，进一步减少了苏联从租让制中所得收益，而且租让制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不利于采用最新技术;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对西方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发生变化，相应对租让制条件日益不满。有鉴于此，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苏联逐步取消了租让企业，一般采用举借外债方式利用外资。1926年春，苏联第一次从德国获得3亿马克保证信贷，打破了西方的信贷封锁，改变了此前只能通过抵押从外国公司获得少量短期商业信贷的局面。1920年～1935年，苏联共获得西方贷款约20亿卢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又在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分别从西方获得约10亿美元和305亿美元贷款。即使在冷战方酣的1958年～1963年，苏联仍然从西方获取了约10亿美元贷款。

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与西方贸易的增长推动了贸易与融资方式的创新，兼具贸易与融资双重特性的补偿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苏联与西方补偿贸易的方式是：西方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在苏联建立企业，投产后，苏联在10年～15年内以该企业20%～30%乃至50%的产品或其他企业产品偿还，其余产品供本国使用或出口。贷款偿清后，贷款国可在协议规定期限内在商业基础上用外汇购买此类产品，企业产权归苏联所有。苏联的第一笔补偿贸易是1968年与奥地利签订的，期限10年，内容是以苏联天然气换取奥地利钢管。在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为了尽量少动用自由外汇而扩大外贸规模，苏联与西方的补偿贸易发展迅速，先后与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签订补偿贸易协定，以至于苏联外贸部于1974年设立一个局，专司协调补偿贸易协定之职。

四、西方经济危机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机会？

由于经济周期和战争等社会动乱不同步，历史上的西方经济、社会危机曾不止一次为中国创造了加快发展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撤回母国、进口制成品竞争大幅度减少、世界市场对原料和食品需求激增、白银升值提高我国对机器设备购买力并减轻偿债负担、……所有这一切一度为我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以至于1914年～1924年成为与19世纪末洋务运动并称的我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全国政权，当西方资本乘母国复苏之机卷土重来时，这次工业化浪潮便不可避免地夭折了。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二战之后最严重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我国则借机制定实施了大规模引进先进成套设备的“四三计划”，并大幅度充实黄金储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则催生了我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一批我国企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成长为国际化经营的巨头。

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令西方与其他众多国家和地区创巨痛深，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的某些所谓良好迹象充其量不过是低位站稳而已，“无就业复苏”现象表明离真正的复苏尚远，资产市场泡沫恢复膨胀先于实体经济复苏更潜藏着新的危机风险。如同昔日的苏联和上述几次危机中的中国一样，西方经济危机也将再次为我国创造多种机会，在国际市场上，这种机会主要体现在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等方面。

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只要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然存在，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景气而贸易伙伴萧条的时机推动跨越式发展，也需要防止贸易伙伴利用他们景气而我国萧条的时机攫取非分利益。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除了少数例外，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并不常见;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丧失、外部市场扩张减速等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终将结束，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也将随之上升，因此，必须早作防范。

（一）扩大进口和推动本国、本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装备各产业部门，然而，我国同西方的经贸往来从来就不曾摆脱政治干扰。新中国建国伊始，美国就发布了NSC41号文件，由此建立起了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著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还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动、联合其盟国组建了国际出口管制组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自身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国之上，并操纵联合国通过1951年5月决议，打击我国经济，禁运、封锁、冻结海外资产，无所不用其极，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即所谓“中国差别待遇”)，[53]我国虽然有心却无法与西方建立正常经济联系，长期被笼罩在战争乃至核打击的阴影之下，

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趋向保守，限制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技术设备生产厂商面临国内市场疲软，一方面，不得不更多地将眼光投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价格、技术转让等方面降低要价，要求本国政府放松出口管制的压力也会增大，从而给我国扩大进口西方适用技术设备包括争取进口受管制技术设备的良机。

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扩大进口，我国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发挥商品吸纳中心功能，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型，并带动整个东亚摆脱对美欧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巩固东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扩大对外投资

扩大对外投资是第二大机会。无论是从近期看还是着眼于长远，我国都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近期而言，无论是为了尽可能花掉危机之中存在贬值风险的美元，还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海外市场，还是为了确保海外资源和能源供给，或是为了从增值率较低的制造环节进入增值率较高的流通、品牌等环节，从而提升我国在整条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地位，都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人口结构正快速老龄化，通过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分享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也是我国解决该问题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而外部经济危机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成本，而且有助于削弱、降低东道国对外资的准入壁垒。

（三）对外资吸引力相对增强

在历史上, 当我国吸引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不甚大的时候, 曾出现过外部经济危机推动对华投资绝对规模增长的现象。2001年西方经济陷入衰退, 但当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8.78亿美元, 比上年 (407.15亿美元) 增长15.1%, 我国新发行主权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大受追捧;次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一步上升到527.43亿美元, 增长12.5%;就是典型案例。随着我国吸收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膨胀到较大规模, 外部经济危机时期对华投资流量绝对规模仍然增长的现象已经难以出现, 但相对增长的现象仍然有可能出现, 即我国吸收外资流量降幅低于全世界和主要竞争国家吸收外资流量增幅, 导致我国吸收外资在全世界所占比重上升。2008年末以来, 我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连续数月下降, 但降幅低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降幅, 我国所占比重上升。

2009年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554家，同比下降34.4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7.77亿美元，同比下降20.56%;上半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419家，同比下降28.3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0.09亿美元，同比下降17.9%，其中6月份当月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家，同比下降3.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61亿美元，同比下降6.76%。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绝对下降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同期全球直接投资降幅更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对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60%的57个国家提供的数据的统计，2009年一季度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平均下降54%，预计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比去年减少一半。换言之，也就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远远小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降幅，我国在其中所占比重反而上升。

不同来源的投资者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越南一度被某些人士冠以“中国+1”、“中国杀手”之名，声称越南将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成为我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许多赴越投资项目不止是作为中国工厂的补充，而是要准备完全替代人力、土地等项成本越来越高的我国工厂。由于心目中存在越南等候选生产基地，直到越南经济动荡迹象已经颇为明显的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仍然宣布：“中国低成本出口型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近20%的公司已制定具体计划，将他们在中国的部分业务转向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然而，从2007年末、2008年初的越南经济动荡，到2008年9月雷曼倒台，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一切，缺乏合格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等缺陷越南早已有之，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越南沦为外商口中的“中国-1”，外商在越投资要么停工，要么无限期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减少了一半，想在其他国家投资建厂的大公司已经重返中国。[54]根据联合国贸发展会议(UNCTAD) 8月6日公布的对240家跨国公司的有关投资前景的报告，我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国，然后是“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强力回升。2010年1～7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长17.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65%;其中，7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24亿美元，同比增长29.2%。根据我国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明显较强的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性优势，根据我国拥有勤劳、有文化、有纪律劳动大军，完整产业体系，以及高效率的出口通关等公共服务的优势，根据我国作为目标销售市场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根据我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后日益显著的大市场效应优势，……我国政府预计今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可突破1000亿美元，而按照官方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2006年～2009年)我们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依次为630.2亿美元、747.7亿美元、924.0亿美元、900.3亿美元。

附录：

苏俄死敌——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及其侵略扩张

至少在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独裁权力之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下的波兰是威胁苏联国家统一与团结的“核心敌人”;数百年的历史宿怨和现实共同造就了这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在历史上，农奴制波兰曾经统治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在内的广大地区，并乘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罗斯内乱之机入侵俄罗斯，占领莫斯科，并扶植伪沙皇傀儡政权，后于1612年被库奇马·米宁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率领俄罗斯人民起义军推翻。莫斯科解放后建立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通过连续战争，不仅从波兰占领下收复了失地，还与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沙皇兼任波兰王国国王。

一战后，波兰复国，但新生的波兰共和国马上就走上了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由于其统治阶层极度目光短浅而又贪婪成性，不自量力，波兰对内对外政策分外暴虐，由此造成的国内外矛盾也分外尖锐。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sudski, 1867—1935) 1926年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后，上述特点越发突出。

对内，这个地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对工人阶级运动、非波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实行赤裸裸的压迫政策。波兰共产党于1938年被解散，主要领导人被害。在波兰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中，犹太人政策最为丑恶，且反犹主义与反共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战后复国的波兰曾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二战前夕波兰犹太人约350万，占波兰总人口的10%。[55]波兰政府和天主教会等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明目张胆地对犹太人实施歧视和压迫政策，天主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坚持认为犹太人在反对教会，并普遍散布“有害的影响”;波兰政客公然宣布政策就是促进犹太人波兰化和减少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波兰高等学校对犹太人实施限额制，政府有计划地减少了犹太律师和医生的人数，对烟草之类商品实行国家专卖夺去了数以千计犹太家庭的生计，叫卖小贩交纳执照费制度打击了无力承担这种费用的犹太人，犹太商人和自由职业者遭到抵制，……诸如此类的限制性措施，加上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大多数波兰犹太人到1930年代初已付不起微不足道的社团税款，1/3以上的人口沦为赤贫，依靠公共救济为生，[56]连续不断的小规模屠杀事件更令波兰犹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57]二战之前，半官方报纸《波兰日报》的编辑公然写道：“我很喜欢丹麦人，但如果这里有300万丹麦人，我将祈求上帝把他们赶走。假如这里只有5万犹太人，或许我就很喜欢他们了。”二战结束之后，仅有战前人数1/12的波兰犹太人幸存者仍然要面对波兰第二共和国反犹政策的流风余韵，一部分波兰人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暴行裹上民主的斗篷承接过来，仅1945年～1946年克拉科夫等地就发生了至少50次谋杀犹太人案件，受害者均系大屠杀幸存者，谋杀者目的是阻止犹太人重返家园，逼迫绝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在1945年～1947年和1956年～1957年两轮海外移民浪潮中出走。[58]即使到了波兰犹太人仅存1万的今天，苏东剧变后反犹主义政党仍然再度沉渣泛起，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在460个议会席位中一度占据37席，在议会外也有一定影响，并得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传媒的支持和资助。[59]

对外，波兰复国伊始就向几乎所有邻国开战，直至末日将临之际仍念念不忘侵略弱小邻国，以至于为虎作伥，将自己推向被纳粹德国三面包围无险可守的境地。毕苏茨基领导的波兰联合政府1918年11月方才成立，马上就提出要按照1771年边界线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波兰(Miedzymorze，字面意思是“海之间”)，由波兰奴役、统治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广大地区，为此先后与苏俄、立陶宛、德国、捷克发生战争：1920年，波兰军队占领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地区，随后将其并入波兰。1922年，苏波战争战火熄灭未久，波兰就挑起捷波武装冲突，企图夺取特青地区，但未能如愿;英法和纳粹德国强迫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慕尼黑协定》后，波兰趁人之危，终于“成功”强夺特青地区，但波兰自身也随着捷克斯洛伐克覆灭而陷入纳粹德国的三面包围。

至于苏维埃俄罗斯，更是波兰对外侵略行动的最大受害者。1918年11月，刚刚建立的波兰政府外交部就公然威胁要对在波苏俄公民下手;1919年春，几乎所有苏俄大使馆被遣返人员都在华沙被杀害。1919年4月，趁红军忙于应对白俄武装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东西对进之机，复国仅5个月的波兰开始东侵，1920年4月全面进攻苏维埃俄罗斯，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乌克兰首府基辅次第沦陷。反击的红军虽然收复了大片国土，但兵败华沙城下，1921年3月18日签订的《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部分地区割让波兰，450万乌克兰人和150万白俄罗斯人落入波兰的压迫统治之下，数以万计的红军战俘、波占区平民遭到波兰方面肆意折磨和虐杀，图措拉(Tuchola)战俘营甚至被波兰军官自己称作“死亡营”。

苏波战争后直至1939年在德军打击下覆亡，波兰始终将苏联当做不共戴天的主要敌人。1920年代初，波兰成立总参谋部二处，专司对苏俄情报和颠覆工作。直至苏联完成“二五计划”的1937年8月，波兰总参谋部颁布的第2304/2/37号命令仍声明，最终目的是“消灭整个俄罗斯”，而煽动高加索、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分离主义是主要手段。波兰败亡后，苏联安全部门发现波兰间谍机关掌握了西部苏军大量机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苏军和内务人民委员会边防部队所有连以上军官的姓名、家庭情况和技术背景。在国际上，波兰自不量力地试图联合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组织反苏同盟，还向日本提供了破译密码(主要是苏联密码)、承认伪满洲国、协助组建白俄军团等帮助，企图以此帮助日本在远东与苏联全面军事对峙，牵制苏联。毕苏茨基与纳粹德国签定为期10年的《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更暴露了波兰统治集团与德国合作宰割包括苏联在内其他邻国的企图。

针对波兰的所作所为，捷尔任斯基在一封写给副手明仁斯基的信中说：“我认为波兰是红色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它将其所有的军事和间谍力量针对我们。波兰的反苏活动不局限在国内，它还利用自己与罗马尼亚、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在别国领土上进行针对我们的大量破坏活动……”[60]1928年春，苏联工农红军司令部出版的《未来战争》明确指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缔结的“小协约国”联盟(以波兰为轴心)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苏联的主要安全威胁。

苏俄和波兰之间的仇恨极为广泛、深刻，无法化解。在苏俄一方，苏波战争期间，连本来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沙俄旧军官也纷纷参加红军抗击波军。1920年4月25日，波军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发动“基辅攻势”，全面进攻苏维埃俄罗斯，前俄军总司令——战争英雄布鲁西洛夫骑兵上将于1920年5月7日发表《告各地所有旧军官书》，呼吁“值此我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历史危急关头，……恳请你们捐弃前嫌，积极主动参加红军，……坚决捍卫我们珍爱的俄罗斯……”。

而在波兰统治阶层一方，反共反俄心态已经强烈到了丧失理智和基本判断力的地步。欧战全面爆发之前，面临德国强大军事压力，波兰仍然始终坚决反对与苏军并肩抗德，军方仍将工作重点放在苏联。到了二战后期苏军攻入波兰之后，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国家军认定“苏联一方面是我们在与德国战斗中强大的盟友，而另一方面是压制我们独立的凶恶敌人”，为了夺取战后波兰领导权，不顾与苏军配合的可能性，瞒着苏联方面仓促发动华沙起义。发动起义后，波兰国家军一方面向苏联请求支援，一方面竟然公开在华沙散布以下内容的传单：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我发布以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呼唤复仇……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德国人正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自由波兰万岁。

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61]

在华沙起义期间，波兰国家军一面与德军作战，一面大肆逮捕和处决亲苏波兰军人，并枪杀全城乌克兰人和犹太幸存者。[62]苏军冒险低空飞行为波兰国家军空投了大批物资后，华沙的波兰国民军电台也不忘恩将仇报，就此问题展开颠倒黑白的反苏宣传，一方面，对外宣传时压缩他们所得物资的数量，另一方面，也宣传完好的物资都是英美空投的，坏的物资是苏联送来的。[63]

在通过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之前，面对如此疯狂仇视苏联的波兰及其统治阶层，对于苏俄领袖们来说危险的是，波兰经济基础本来就强于俄罗斯本土，当时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也优于苏联，因此，完全有可能拉大对苏联的经济优势。1864年沙皇政府宣布解放农奴之后，俄属波兰王国资本主义经济依托俄罗斯帝国广大的国内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完成了产业革命，以至于俄罗斯本土资本家们不止一次游说政府限制进口波兰商品。而在复国之后，受到西方列强刻意扶植的波兰显然远远优于遭受重重封锁的苏俄。假如波兰真的建立、巩固了对苏联的经济优势，苏联西部边境和经济中心地带都将遭受严重威胁。正因为如此，苏联的五年计划不仅是在与德日法西斯、西方列强赛跑，也是在与近乎法西斯国家的波兰赛跑。(初稿2008.11.3，二稿2009.12.17，三稿2010.9.16，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编辑：何乐)

后记：

作者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时便注意到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加快自身发展的经验，几年前便就此写过文章，并利用给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讲课等机会向他们推销这套思路和经验。这次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和升级之后，作者在未发表旧作的基础上充实发展，写成此文。

十月革命前夜, 列宁就强调,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超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是俄国生死攸关的大事。

苏联的工业化伴随着重大牺牲, 暴风骤雨式的工业化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少浪费, 但工业化为苏联奠定了日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

作为发展中国家, 苏联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客观需求不言而喻, 苏联领导层对此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

俄罗斯历史上就有引进西方技术人才的传统, 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引进了众多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在苏联工业化时期, 这一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面对资本和外汇缺口约束, 列宁及其身后的领袖们都未曾忽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

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 苏联与西方贸易的增长推动了贸易与融资方式的创新, 兼具贸易与融资双重特性的补偿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

只要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然存在, 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景气而贸易伙伴萧条的时机推动跨越式发展, 也需要防止贸易伙伴利用他们景气而我国萧条的时机攫取非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