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精选6篇）

篇1：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立案制度 发布时间：2011-10-20 16:44:57

一、责任单位和人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信访局中合议庭、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

二、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法发〔1997〕7号）

（七）其他有关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立案制度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三、受案范围

（一）发生在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内的重大、复杂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查执行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三）根据下级人民法院的报请决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执行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四、受理条件

（一）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包括：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利害关系人。

（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申请人起诉（或复议）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起诉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届满前，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下列情形除外：

1.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2.不立即强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

有以上

编辑：李燕

文章出处：湖南省高院纪检组

篇2：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方正权

《行政强制法》施行后，办理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会遇到法律冲突问题。根据行政案件法律适用冲突规则：如果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冲突规范所涉及的事项比较重大、有关机关对是否存在冲突有不同意见、应当优先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尚有疑问或者按照法律适用规则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依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

根据以上规则，办理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当《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时，应该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但从司法实践看，并不是运用法律适用冲突规则就可以解决非诉执行案件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谈谈《行政强制法》施行后，非诉执行遇到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1、申请期限的减少变更并取消了有正当理由除外的规定能否提高行政效率

《若干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了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般期限为180日，有正当理由的除外。《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法将申请期限由180日变为三个月，并取消了有正当理由除外的规定。根据法律适用冲突规则，行政决定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后，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不管其有无正当理由，应该不予受理。但这样做并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且有悖于《行政强制法》提高行政效率的立法目的。

例，申请人某环保局要求被执行人肖某执行该环保局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一案，肖某为个体工商户，居住在居民密集区，肖某使用的机器设备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周围居民对噪声影响其休息反映强烈。某环境保护局根据群众举报，2月8日对肖某作出并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肖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

在肖某没有自动履行生效的行政决定情况下，某环保局在207月19日即离申请期盖满还有20天时，履行了催告前置程序，10日后，肖某向某环境保护局书面表示停止使用发出噪声的机器设备，且也实际停止使用了该设备(年8月9日为最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时间)。但肖某在停止使用该设备20日后，又开始使用设备，周围居民反映强烈。

某环保局2012年8月19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即强制肖某停止使用了发出噪声的机器设备。该申请期限显然超过了三个月，如果按法律冲突规则，法院应该适用《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不予受理。行政机关对肖某持续的违法行为，可以重新再处罚，但需要重走相关程序等。

又例，有的行政决定在申请期限内，行政机关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协议。而当事人没有按协议履行，此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已经过了期限。

笔者认为，诸如上述案件类似情况，我们不能机械执法，应该从《行政强制法》立法本意、目的、基本原则考虑，对申请期限继续适用《若干解释》规定的除有正当理由外规定，受理上述案件，可以较好的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也希望上级相关部门关注该法条的适用，并出台相应的“有正当理由外”司法解释，让基层法院办理非诉执行案件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感到“踏实”。

2、对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催告前置程序理解问题

今年初，西陵法院审查了某行政机关提交的十多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其履行催告前置程序出现了同一问题，该机关在行政决定送达后，在复议期和诉讼期没有盖满前，该机关向当事人发出了催告书。其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决定生效后，该机关没在申请期盖满的最后不足十日内，向西陵法院申请要求强制执行生效的行政决定。

法院审查后认为，催告前置程序的履行，应该是在行政决定生效后，在申请期盖满前，向当事人发出了催告书。该机关履行催告前置程序不合法。依法应该重新履行后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该行政机关如果重新履行催告前置程序又过了申请执行期限)。()该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强制法》仅规定了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履行催告前置程序，没有规定在复议期和起诉期盖满后，不同意法院的解释。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如下“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上述法条应该从立法目的和本意等综合理解。西陵法院的解释毫无疑问正确的，但行政执法人员并非均为法律专业人士，如果相关部门能对《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作出解释，有字据可查，行政机关执法也不会出现程序问题，法院也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篇3：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一、探源:对非诉强制拆迁引发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反思

近二十年来, 关于房屋拆迁的立法模式几经变更, 特别是《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施行后, 在如何确定拆违主体、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上, 学界和实务部门更是在理解上出现分歧, 对房屋拆迁进行单独立法即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开始, 房屋拆迁的立法模式大致分为三种。

(一) “司法强拆”与“行政强拆”双轨制

1. 双轨制的立法取向

在确立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 行政权以其具有的主动性、效率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功能得以凸显, 便极易出现过度膨胀和滥用, 因此需要立法以司法权来平衡制约其行使, 强化司法权的地位。在该阶段, 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 双轨制基本是适应中国国情的, 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2. 对双轨制的反思

在实务操作的过程中, 1991年、2001年《拆迁条例》并没有对在何种情形、条件下适用“司法强拆”或“行政强拆”进行明确的规定, 具体的执行方式及执行权行使界限不清, 存在配置不明的问题, 可能导致两种状况:一是行政机关与法院互相争夺强拆权力;二是行政机关与法院相互推诿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阻碍城市化进程, 毁损行政、司法权威。

(二) “司法强拆”单轨制

1. 单轨制的立法取向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新拆迁条例”) 出台, 从公正性的角度看, 行政强拆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暴力拆迁的事例, 存在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的情形, 容易产生行政权的滥用, 从而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因此, 规定“司法强拆”单轨制的模式符合司法形式正义的原则。

2. 对单轨制的反思

新拆迁条例出台后效果不佳, 尤其对基层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对行政机关与地方民众之间的非理性博弈也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拯救作用。大量与拆迁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都由司法机关受理, 极大增加了行政审判的工作量, 把政府在拆迁中可能承担的风险和矛盾转移到法院。司法强拆单轨制不仅不利于强拆走出公权力与民众的对立困境, 甚至导致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挑战, 也将剥夺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

(三) “行政强拆”的单轨制

1. 单轨制的立法取向

2013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施行, 指出由于法律已经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 人民法院不再参与违法建筑的非诉强拆。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司法批复实际上又将“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双轨并行的模式向“行政强拆”为主导的方向引导, 将非诉强拆的主体进一步明确。

2. 对回归“行政强拆”为主导的思考

将非诉强拆的行政执行实施权还给行政机关, 是对“裁执合一”的突破, 体现的正是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博弈及法律的独立审判性, 为能实现“裁执分离”的架构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如何实现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有效制约的问题, 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如何在权力履行的过程中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优化配置。

二、选择: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重构

(一) 对三种强拆模式变迁的评价

房屋强拆模式体现司法权与行政权在配置、平衡过程中的博弈, 是一种利益格局的分配。“行政强拆”最大的弊端在于由行政机关自行裁决、执行, 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及制约。而“司法强拆”也存在这个问题, 由法院作出裁决, 又由法院执行, 可能导致司法权的滥用。“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双轨制也并不能解决单轨制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问题, 双轨制也可能分别存在行政机关或法院的权力滥用。要走出强拆困境, 不仅是在强拆模式的选择上, 更应当明确强制执行的裁决主体和实施主体, 要实现强制拆迁的裁决和执行分开行使。

(二) 构建裁执分离模式的基本内容

2012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 属于对“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双轨运行模式中“裁执分离”的探索, 但仍遗留了例外情形下由人民法院自己裁定、执行的情况, 那么对审查、裁定、执行、监督的规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上海、浙江法院大胆探索, 提出了“裁执分离”的一些具体做法。根据上海法院的实践探索, “裁执分离”的基本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环节:一、受理;二、审查;三、裁定;四、监督。同时认为:“裁执分离”模式中的司法审查要素有三大方面:合法性、合理性、可执行性。上海法院裁执分离的基本模式为我们探索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三、配置:裁执分离模式的具体建构

要使裁执分离模式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 不仅要确立这样的模式, 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来配套保障。

(一) “裁”:改进法院内部工作机制

“裁”, 从制度层面上看, 要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就要对所要强制拆迁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的违法性、所实行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强制拆迁程序的正义性进行审查和认定, 司法审查在审查期限、内容与法院内部机制的衔接方式上要有更明确的规定。

1. 集中审查权限, 提升审查效率

笔者认为, 将司法审查程序分割为立案庭、行政庭、执行庭有其合理性, 但也不利于案件审查的效率, 裁执分离模式本身就存在加剧执行公正和效率的矛盾, 在法院内部分工模式再过于细化容易“矫枉过正”。如能将司法审查的权限集中在行政庭, 由其决定内部人员分工, 审查非诉强制执行案件, 严加控制审查期限, 组成合议庭, 相对独立掌握非诉行政强制案件的裁判, 在审查程序的启动上是否会更具有主动性, 同时也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 完善审查程序, 确保审查质量

司法审查机制要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对具体行政行为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当事人既不起诉行政机关也不履行行政决定, 同时又由作出行政强制决定的相关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都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合法性审查, 还应当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审查。由于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拆除事关公民的切身利益, 而对建筑物、构筑物、设施是否属于违法范畴, 则在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可能存在争议, 必须把好立案、审查关, 通过完善司法审查形成有效制约, 避免公民的合法财产权遭受不当或者违法行政行为的侵损。

(二) “执”: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

“执”, 主要是以行政机关实施执行权为原则, 法院实施为例外。司法改革中“裁执分离”下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将非诉强制拆迁案件执行权重归行政机关, 体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理性回归和相互制衡。

1. 整合执法力量

行政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 行政执行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由行政机关行使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对行政机关组织强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仅凭一家行政机关恐无法承担, 如能建立统一组织实施强拆行为的机关, 整合执法力量, 就既能集约执法资源, 又能统一行政强制执法行为和措施, 也方便监管。

2. 加强业务培训

开展有针对性的执法业务培训, 特别是加强对关于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要求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执法工作, 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执法技能, 确保公正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三) 督:裁执分离模式的完善

1. 加强司法建议

裁执分离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性有明显区分, 司法权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权的行使, 但是当行政权在运用中有必须纠正的地方, 比如出现程序瑕疵、行政法律文书制作不够规范等问题时, 可以通过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的方式规范非诉行政执行工作, 既加强合理性审查, 又更有力地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要保持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联系, 就其及时反馈的执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沟通, 并能就交流的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予以指导执法的建议。

2. 健全权利救济

行政强制法规定, 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因此如果公民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 就可能导致公民的合法建筑因为认定错误又未经司法审查而被拆除。对于这种可能给被拆迁人带来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情形, 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强拆前的救济。

参考文献

[1]最高法: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提出的强制拆违申请[Z].2013-6-13.

[2]应勇.上海法院系统“裁执分离”的基本模式[N].法制日报, 2012-9-26.

篇4：论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衔接制度

一、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衔接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立法上不健全。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还没有衔接制度的相关立法。关于非诉行政执行，我国法律在《行政诉讼法》第66条、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3条中作出规定。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建设比较晚，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还不成熟，虽然以前在一些零散的法律中有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但是单独的法律、法规刚刚在2012年实施，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问题，也缺乏明确的规定，部分法律将一些强制执行权同时赋予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导致执行局面比较混乱。立法上的不完善，不仅造成双方执行的冲突和执行中的相互推诿，也致使司法权和行政权混淆不清。

其次，实践中冲突严重。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标准和审查方式存在严重缺陷。人民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执行的合法性进行书面审查，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的申请，经审查后，由人民法院执行具体的行政行为，严重混淆了司法权和行政权。据笔者了解调查，目前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非诉案件的数量众多，从人民法院办理情况来看，大量非诉案件积压 ，从这个程度上讲，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衔接工作缺少有效制度的监督。没有相对人的参与，没有双方当事人的抗辩，与程序公正原则相违背；不是所有进入非诉执行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合法的，对于一些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书面审查是很难发现的，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实际中相对人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二、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政法委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诉讼监督是其职能之一而非全部职能或唯一职能。通过诉讼监督，逐步实现社会监督，是检察监督职能赖以发展的基本路径。检察机关所肩负的社会监督功能表现在其服务于社会管理制度完善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运行的格局中。关键是要结合检察职能定位，找准切入点。

三、如何构建行政执法与非诉执行衔接制度

首先，将二者依照统一指导原则进行立法。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强制执行部分，包括司法领域对其的审定执行问题，缺乏统一、规范的制度设计，《行政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内，流于笼统而失于操作，立法水平与现实需要的精细程度有清晰明显的差距。笔者以为，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并切实强化对司法的相关指导工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

其次，完善司法审查上的衔接制度。目前，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致，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要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是无条件執行的法律文书，对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应当有所区别。审查的标准和内容应当适当，重点应放在是否明显或严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侵犯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上。

篇5：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之我见

作者：王 波发布时间：2009-04-17 08:3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也不自觉履行，通常，行政机关则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与社会发展对司法活动的新要求，对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予以分析，以规范该类案件的操作。

一、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导致执行难

由于行政机关前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问题，导致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颇费周折，主要包括：一是行政主体不适格。某些行政机关把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随意授权给下属部门行使，从而使执法丧失公正性，严肃性。二是被执行人有误。有些行政机关在未弄清管理相对人的情况下，逮住谁是谁不负责任地下达处罚决定。三是行政处罚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导致法院受理后无法执行。如有些违章搭建行为是某一区域的普遍行为，行政机关根据举报，仅对部分违法搭建作出处理，相邻的两个违法搭建可能在法院执行时一户被责令拆除，另一户则安然无恙，容易引起被执行人的强烈不满。还有的行政机关在做出处罚前，未告知相对管理人应享有诉权或交待诉权不明确，复议、起诉时间交待不准。有些只交待陈述申辩权，不告知听证权利。四是滥用自由裁量权。不考虑法律的警示和教育功能，只重视法律惩处效果，执法随意性较大。

2.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低导致执行难

一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如社会抚养费案件，凡是申请到法院执行的基本上都是生活困难的超生户，执结率很低。二是逾期滞纳金数额与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差距过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由于法律没有确定加处罚款的最高限额，那些主罚金额较大的逾期滞纳金数额相对庞大，有的甚至已超过本金，使被处罚人无法承受，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三是部分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合理性问题，被执行人抵触情绪大。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具备合法性，但显失公正，如行政处罚畸重，与被处罚人的实际违法行为不相符。行政机关对同类性质、相同情形的违法者作出相差较大的罚款处罚等，而人民法院对此不能审查。此外，行政处罚缺少必要限度，影响了被处罚者的基本生活，如对一些经济困难户、下岗工人、老弱病残户等弱势群体偶然违法经营也严格予以处罚并申请法院执行，还有一些对贫困户拆迁的执行可能会导致被执行人无家可归。这些案件法院往往难以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要注意的问题

1．依法适当作出行政行为，确保执行成功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分析并认定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系主观故意还是过失，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事实、危害后果，以及当事人是否具备依法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等，要求办案人员不仅要严格依职权、法律条款作为，还要严格执行自由裁量标准，确保当事人对其违法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依法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幅度的惩罚责任。行政机关不仅要确保当事人充分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要使当事人认识错误并停止违法行为，主动、自觉地履行行政决定。这关系到维护与巩固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地位，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增强执行难的预见能力,确保行政决定的履行

对于当事人恶意逃避法律制裁的意图，行政机关应当提高预见能力，完善防控机制，保证行政决定的低成本与高效率。首先，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要调查全面、取证充分，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与违法（非法）所得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认定，对当事人用于违法行为的经营工具、物资、相关证据要敢于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其次，对当事人的配合调查取证态度、言行，以及履行行政决定能力有正确的分析，提高对当事人是否具有逃避处罚意图和行为的预见能力，并对其财产的状态、数量、价值，以及其他账户等有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和收集，以备日后申请强制执行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供。

3．因案制宜，积极稳妥地开展执行

着眼构建和谐社会，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机动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避免扩大矛盾，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对被执行人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讲有关法律规定，提高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识，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积极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及早达到执行目的。对被执行人查找不到，或确无履行能力的，在穷尽执行手段后酌情中止或及时终结执行程序。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得当的案件，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提高执行效率。执行中多向党委、人大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积极争取行政机关的配合，确保法院执行活动依法独立进行。对某一类型案件比

较集中的地方，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等宣传媒体，注意树立典型搞好宣传，以达到“执行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4．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树立大局意识，克服“重打击、轻保护”，“重制裁、轻服务”，“重义务、轻权利”的思想，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做到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以减少执行时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强化责任意识，及时申请执行，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建立法院与政府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办法制培训班，提高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对行政执法活动中的不规范之处，及时发现和总结，人民法院可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要求其及时提供被执行人的详细住址和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相关证据，如开户银行账号、房地产登记情况、企业工商登记情况等。对没有执行能力的非诉案件，建议行政机关不申请，对申请超期或拒不配合执行的，法院要敢于采取不予受理或不予执行等措施。

5．用好释明权

对被执行人不了解法律、法规，法律意识落后的问题，不能简单的强制执行。一方面给被执行人讲法律做工作，提高其思想认识，敦促其主动履行。另一方面，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与联系，建议其加强法制宣传，使老百姓清楚地知道执法的依据以及违法应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在行政非诉案件立案审查时，向申请人送达《非诉行政案件申请执行告知书》，进行申请执行的指导、法律宣传，告知申请执行人需提交的各类材料及可能承担的风险。立案后向被执行人送达《被执行人告知书》，以谈话形式详细告知非诉行政执行的产生、特点，权利义务和救济渠道，说明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让被执行人对非诉执行有充分的了解，促进其主动履行义务。

三、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和解结案的建议

执行和解具有化解执行难、快速解决矛盾、节省司法资源等优点。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能否进行执行和解问题，由于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诉行政案件不能和解。因为法院一旦允许行政机关与被执行人和解，就可能使得行政机关中有人为谋取私利而借此与被执行人交易，从而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使公共利益和秩序受到损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权力，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转让、放弃或随意变更、处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允许和解。理由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双方在执行中处于平等地位，有权根据自愿原则适当处分有关权利，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执行和解的情形。

笔者认为，应确定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适用执行和解的原则。行政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行政主体只有承担实施的义务，没有处分的权力，不能放弃、变更或转让。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非诉行政执行不能进行调解。但是法律、法规也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权利理论，只要不侵害他人权利，任何权利人都有对其权利自由处分的权利。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当然具有处分权。而且，法院只是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合法性进行审查，无权过问其合理性。因此，应当给予行政机关纠正不合理具体行政行为的机会。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允许行政机关和义务人执行和解。另外，在行政裁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作出的，不存在国家、公共或他人利益的问题，权利人有权对其权利进行处分，应当允许民事纠纷当事人和解。此时，行政机关可变更或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

篇6：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第六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8号

第九十五条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诉执行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2004年4月）第二十二条（合法性审查）

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或者无效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第二十三条（重大明显违法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四）明显滥用职权的；

（五）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六）其他明显违法的。

第二十四条（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一）行政机关在人民法院限定期限内不提供认定事实主要证据的；

（二）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的；

（三）重复处罚的；

（四）其他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十五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二）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或者复议权利的；

（三）行政机关以利诱、欺骗、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证据的；

（五）行政机关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自行收集的；

（六）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行政程序义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七）其他严重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

第二十六条（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一）具体行政行为没有适用任何法律规范的；

（二）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明显不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情形的；

（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规范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四）其他明显缺乏法律规范依据的。

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查非诉执行行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三十七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以给予被申请人补偿或者安置等为前置条件，而前置条件尚未实现的；

（二）具体行政行为以书面形式作出，但没有写明行政机关名称并加盖公章的；

（三）没有依法送达的；

（四）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明显违背法律规范的行为的；

（五）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实施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行为的；

（六）执行标的为生效裁判的效力所羁束的；

（七）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查时发现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但不存在上述第三十五条至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应裁定准予执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瑕疵，人民法院应向申请人或其上级机关指出或发出司法建议。行政法和民法各自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对于时效中断，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主要理由是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诉讼形式，很多行政争议产生于民事争议或与民事争议有密切的关系，有时解决行政争议就成为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条件。再者，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时仍然要参照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及制度，采用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适用，其理由有二：

（一）时效中断制度是在《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民法通则》是部实体法，并非《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可以参照的民事诉讼法。如果连《民法通则》也可参照的话，按照不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就是法律所允许的来认识，那么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也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