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共7篇）

篇1：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失误的现状，从中分析了导致这些行政执行失误行为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政府构建政府执行责任制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了构建政府执行责任制的探索，从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建立责任制度和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构建政府执行责任制。

【关键词】行政伦理；地方政府；责任制

行政人员在执行职责的时候会面临很多不同的选择，然而这些复杂的选择中都是隐含着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的。所以在充满利益诱惑的社会下，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执政人员执行力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责任形象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的执行责任制还不够完善，对执行失误现象是责任追究还不够，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工作效率和公共利益。针对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的研究。然而目前的我国政府执行责任制还是存在着问题。鉴于此，为了更好的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失误的现象，本文从行政伦理角度来分析导致行政执行失误的因素来构建政府执行责任制。

一、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失误的现状

政府执行力，就是指各级政府及部门执行党的方针与中央政府所有法规、规划、决策，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集合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得到不断提高，但仍存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责任制不落实，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走形式搞政绩工程等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在扮演一个“执行者”———执行的是上级的决策。但是这个执行者却没有在执行过程中尽全责，反而是在走捷径和打折扣的执行，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上级的政令在执行中存在很大的弹性，这样使得实际的执行力和预先的执行目标产生了极大的差距，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令的权威性。“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是来自民间的顺口溜，看似很夸张。但是确反映出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政令不通以及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不够的现实。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造成推诿扯皮、管理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严重的影响了行政效能的提高。

政府的扯皮现象使得民众有问题根本不懂去找哪个部门解决。违背了中央的精神：“权为民所谋，利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政府存在替代式政策执行，即在执行的过程中，执行者用自己的一套政策替代既定政策，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执行者对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就积极去响应，对自己不利的就予以歪曲变形。如修路要修路费，一些不准收取过路费的地方，不但没有传达禁止收费的指令，反而隐瞒上级，继续乱收过路费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私收入。再如教育的学杂费，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收学杂费的，但是地方政府却能变相的收取各种各样的学杂费。这就是官与民争利的现象，违反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极大的损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存在也很严重。如温家宝总理积极推进的“三农”问题，鼓励农民耕种，从中央给农民拨款发补贴，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经过层层的克扣，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补贴所剩无几，根本起不到激励效果。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政令的“灵活变通”和执行的歪曲。还有政府的“三拍现象”即是决策时拍脑袋，执行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屁股。问题出现的时候，都拍拍屁股走人，推卸责任，都不愿承担失误的责任，事情就不了了之，无法给公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在群众心目中形象。那是什么导致这些不好现象存在的呢？

二、伦理角度分析行政执行失的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执行中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了。有内部的因素，即行政人员自身的道德自律不够，自身的伦理道德的培养缺乏。还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即是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监督制度不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不健全。

第一，行政人员自身伦理道德素质的低下。行政人员没有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把自己也作为市场中的“经济人”的角色，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是和人民的利益向对峙的。作为执政人员不可能自己是球员同时也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因而出现地方政府和人民争利益的现象就是他们没有认清楚自身的角色。没有用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来约束好自己的行为。行政人员的个人的道德人格和伦理水平低下，不能有效的把真正的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觉的伦理道德来指引自己的行政行为。

第二，深受我国传统“服从”思想的影响。远古时代就一直传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鲜明的“服从”思想。这正体现了唯上的思想，即听从上级的命令，公务人员都以上级为首是瞻，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也是此类意思，这使得行政人员在执法的时候，无法拥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一味的追随上级的指示，不管对错，一律不假思索的执行。即使自己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提出怕得罪上级，都存在惧怕权利的思想。这样一来,引发了公务人员到底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公民委托人负责之间的冲突。因而，形成了以上级的命令为“中心”而非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行思想。

第三，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力度不够，没有健全的监督机构。政府的事项多是内部进行，外部的控制根本无法到位，公民也全不知情，很难做到有效控制行政执行不法的行为。即使行政内部利益的追求，大家都不揭发，或者即使有人想揭发，但是碍于怕被上级同事的打击，又不敢去冒险。如果能建立良好的监督机构，公民参与到监督的体系，作为一个外部的监督者，独立于内部结构，就能消除后顾之忧。

第四，缺乏有效的行政执行责任追究制。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对社会和公民的责任,实质上是其作为公民代理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人民公仆的责任。“三拍”现象的出现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责任机制去落实追究责任，无法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每个人在失误出现的时候，都相互推卸责任，上级推给下级，平行机构之间的相互责骂。如果有一个健全的责任制，当每一项政策出现时候，就具体的落实到执行者身上，到时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以马上追踪这个负责执行者的责任，实行责任问责制。正是由于缺乏一个将伦理法治的责任制，于是每到问题出现，就是无法追查谁的责任，都是拍屁股走人，不了了之。

三、构建地方行政执行责任制的必要性

目前国家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然而首先是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还是非责任性政府。要实现转型的改革政府，必须要树立责任政府，对人民群众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执行责任，建立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执行责任制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可以使行政执行过程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执行者依法执行政策，是权、责、利的统一体，对政策执行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人格责任。建立了行政执行责任制，使政策理解偏差、贯彻不力、执行失误、甚至违背政策或者对抗政策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这样可以让执行者有制度所遵循，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承担自己在执行中的相对应负的责任。这样有利于行政人员认清自己的角色，从而能够控制政策执行的方向，规范政策执行行为。

其次，加强对行政执行过程的监督，强化行政人员执行公务时候自觉守法。建立执行责任制度时候，就明确规定了相关执行者失误的责任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样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大家就能够用制度去衡量执行者的行为是否越权是否违法。外部的监督就能起到很有效的作用，公众也能根据这个责任制的标准在平时中监督执行者的行为。扩大了人民的知情权和实现了人民的主人翁的地位，人民赋予公务员权利，可以监督他们的行政行为。这样

执行者在众多的人的注视下，就会自觉的遵守法律，更好的执行公务。

最后，维护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美好的形象。没有确立责任制之前，很多公务员都根据自己手中的权利，实行自由裁量权，出卖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自己有利就执行，无利就变形”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党政府的形象。责任制的建立，正是要把每个政策的责任都具体的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执行者的身上，实行责任追究问责制。相应的权利，负相对的责任而不是让行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谋取私利，造成执行的失误。实行谁执行，谁负责，不允许有推卸责任的现象。不能让执行失误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后，就拍屁股走人，就不了了之。坚决的实行责任问责制，要给群众一个合理的交代让大家看见我国地方政府是个负责的政府，从而树立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四、构建我国地方行政执行责任制的探索

我国地方政府的建立了很多的制度，比如审计制度、信息沟通机制、激励制度、绩效管理制度等等，但是目前为止却还没有能够构建一个地方行政执行责任制，因而无法配套的实现有效的行政执行的有效进行。于是提出了从内部的行政者自身素质和外部的责任体制和监督机制来探索构建我国地方行政执行责任制。

第一，加强行政执行者的道德自律的水平。道德主要是指在他们的行政行为中所持有的良知、信仰、价值观和内心道德准则。张康之教授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写到“:道德自主性是强制性与自主性的统一”。即是说公务员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仅靠外部的强制性还要加强内部道德的自觉性。如果行政者的自我的道德思想没有办法内化为自己内心的正确的价值观理念，那么就算使用很多外部的规范也不能使他在面临行政执行困境时候，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正确的行为并不是靠外部的规范来约束，而应该由内心深处的公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指引。在公私矛盾、利益冲突和责任冲突更为复杂严峻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公务人员能够根据“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内在思想，衡量好自身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维护好民众的整体利益。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公务员不能仅仅依靠职业伦理的规范来激发内心的道德的情操做出正确的达到伦理目标的行为。因而要把这些死板的规范真正的内化转换为行政者自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管在任何的复杂的情景当中，都能根据心中的道德伦理的秤杆，做出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做出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第二，加强行政伦理执行制度的建立。把行政伦理的好的方面用法律的制度规范出来，这样就可以强化人们的思想去遵守。要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度，分工明确，追究的失误的责任也要明确。这样才能够使得政策执行的责任明晰，增强执行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可以从建全首长负责制，权力一般是自上而下的，相应的责任也应该是自上而下，首长要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做好管理工作，起好模范作用。还可以健全目标责任制，使目标落实到具体部门或具体个人身上，这样目标责任都明确清晰，各司其职，完成任务，有利于突出业绩，提高工作的效率。还可以健全岗位责任制，根据政策的执行的目标和任务设置岗位，进而确定权责的范围，这样应对突发时间时候，执行起来就更为便捷，提高了政府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执行力。行政责任制的建立，大家都能够明确自己承担的责任，减少行政执行的失误，从而更好的为了完成任务。

第三，加强监督机制的建立。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如果缺乏监督机制的相配套，就无法体现它的功能作用了。有效的监督，可以强化行政执行人员的责任意识，使他在潜意识里面能够清楚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为民服务的，不是为自身谋福利。监督机制还能够监督行政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偏离政策或者选用了替代性的政策或只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置之不理等现象。这样就有效的减少了行政人员执行中的偏差，在没有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的时候，尽快的改正过来。加强监督反馈系统功能和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强了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实行对行政执行过程的监督，从而保证政策执行的顺利完成。权、责、利什么时候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人民赋予公务员权利，公务员就应当尽责任的在执行中行使好这个公权，不能出现和人民群众争利益，而是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负责任的思想。

五、结论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使得许多是行政者在执行公务中做出了错误了行为，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执行失误的现象严重，这样重的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的形象。这些失误的行为与行者自身的道德素质低下和缺乏责任追究制和监督机制都有关，但是主要是缺乏一个行政执行责任制。因而要加快构建我国地方行政执行责任制，加强人员的职业道德伦理水平，有效的追究在行政主体执行失误的责任，更好的完成行政伦理的目标和顺利完成任务。

篇2：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摘要：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本文阐述了服务三农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描述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努力和成绩，说明了定位于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农业银行；社会责任；服务三农

引言：学生所服务的企业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下面试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讨论所在组织——农业银行的企业伦理关系。

一、农业银行简介

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北京，在新加坡、香港设有分行，在伦敦、东京、纽约、法兰克福、首尔设有代表处，拥有员工447519人。2009年1月15日，农业银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业银行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本行相继经历了国家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等不同发展阶段。

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坚持审慎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立足县域和城市两大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着力打造“伴你成长”服务品牌，依托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庞大的电子化网络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与广大客户共创价值、共同成长。2009年，本行全面推进业务经营转型，价值创造力、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控制力持续提升。年末总资产88,825.88亿元，各项存款74,976.18亿元，各项贷款41,381.87亿元，资本充足率10.07%，不良贷款率2.91%，全年实现净利润650.02亿元。本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行远”的核心价值观和“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城乡联动优势，依托庞大的分支机构和电子化网络，向最广大客户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2009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名中，本行位列第155位；按2008年税前利润计，本行位列《银行家》杂志“世界银行1000强”第8位。2009年本行穆迪信用评级为A1/稳定。中国农业银行通过全国24,064家分支机构、30,089台自动柜员机和遍布全球的1,171家境外代理行，以覆盖面最广的网点网络体系和领先的信息科技优势，向超过3.5亿客户提供便利、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二、农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和服务三农之间的关系

社会责任从词条上的解释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一个组织应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社会责任通常是指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如果一个企业不仅承担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还承担了“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我们就说该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环境保护、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由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构成。

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基本的市场定位和股改的鲜明特色，也是农业银行最大的社会责任。

农业银行确立了服务三农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成为了我们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吸引了很多投资人，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这个亮点可能不能称之为亮点，有人称之为鸡肋，会觉得说，三农这样的一个业务，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

确实，追求盈利最大化应该是一家企业的根本诉求，尤其是对于一家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来更是如此，那么农业银行为什么不可以抛弃三农银行而完全进城呢？其实，服务三农既是农业银行立足之本，又是农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之所在。可用一个“德”字来概括银行和农业两个字，三农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德政工程，体现了对广大农民的重视，体现了对农业的重视，体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的一种战略考虑。

三、农业银行在三农事业上的努力和成绩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将履行社会责任奉为企业公民的天职。农行在不断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追求自身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不忘回馈社会，一方面不断探索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一方面积极践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将服务“三农”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深入探索服务“三农”的新模式、新途径，将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举措。

为有效推进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确保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实效，2009年银监会制定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该指引所称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是指农业银行根据股份制改革的要求，为实施三农和县域金融服务专业化经营而采取的一种内部组织管理模式，以县域金融业务为主体，在治理机制、经营决策、财务核算、风险管理、激励约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根据“指引”的要求，农业银行建立了适应三农金融服务需要的事业部管理体制，构建了科学的三农金融事业部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着力提高三农金融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农业银行要根据全行发展战略目标，对纳入事业部管理体制的三农金融业务，实行条线管理，下沉决策重心，提高决策效率，建立健全三农金融部权、责、利相结合的单独核算和自我激励约束的经营机制。

经过2009 年的努力，农业银行在服务“三农”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积极进展2009 年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开局之年。一年来，作为农村金融骨干和支柱的农业银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服务“三农”的基本要求，坚持股改不改支农方向，始终将服务“三农”放在改革发展的首要位置，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努力加大信贷投放，加快推进三农金融部改革，不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三农”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为 “三农”和县域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2009 年，农业银行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达9899 亿元，余额达到1.2 万亿元，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09 年底，全行涉农贷款的不良率为4%，比年初下降2.17 个百分点，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三农”业务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农业银行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农业银行开创“三农”和县域蓝海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以上的数据表明，股改上市后，农业银行正在服务三农与业绩诉求中寻得平衡，农业银行正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

篇3：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一、行政文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

行政文化是政府绩效评估的深层的软件要素, 是影响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行政文化影响着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评估指标、评估主客体态度和公民参与程度。” (1) 西方一些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非常完善, 但我们将西方的那一套拿到我们国家来使用时, 往往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像西方的那样的文化环境, 这才会出现“水土不服”。那么, 行政文化是如何作用于绩效评估的呢, 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第一, 行政文化是政府绩效评估建立和发展所需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所有制度都是以一定的文化环境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文化环境是一种制度成长的土壤, 假如说这种文化正好适于该制度的发展, 那么该制度会从这种文化环境中吸取更多的养料, 以促进自身的不断壮大。

第二, 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指标数是随着行政文化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行政文化是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时候, 绩效评估是采用“3E”评价法, 即强调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当行政文化转为“公平至上”时, 绩效评估就采用标杆管理法, 其指标体系比较全面, 除了经济层面的指标外, 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指标, (2) 它是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寻找基准, 突破了部门职能分工的界限, 重视实际经验, 强调具体的环节; (3) 当行政文化发展到“顾客至上”时, 绩效评估就采用平衡记分卡的方法, 即明确提出政府要以长远的眼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远景规划, 思考其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使命, 直到政府绩效评估。

第三, 行政文化决定着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行政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具有很强的渗透力, 被称为“政府绩效管理之魂”, 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并决定着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构建、指标体系、评估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绩效活动主体对绩效活动目标和价值追求的认识, 不同的行政文化对于同样的绩效活动目标和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而对绩效本身含义理解的不同, 也会导致评估结果的不同, 它是政府管理绩效评估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 行政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成败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二、我国行政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

从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来看, 制约绩效评估发展的负面行政文化主要包括官僚主义行政文化、封闭保守的行政文化、片面追求效率的行政文化等。 (4) 负面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 官僚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行政文化导致政府绩效评估中严重缺乏公众参与, 成为一种纯粹的“政府主导型”的绩效评估。其次, 保守的行政文化导致我国一些地方的政府绩效评估“原地踏步”, 缺乏创新。再次, 片面追求效率的行政文化导致一些政府官员只追求经济效益, 忽视社会公平;只做给领导看, 忽视公众的需求, 缺乏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最后, 行政文化的伦理性使人们习惯于自省, 忽视实际行为的客观效益。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是以伦理规范为其调控杠杆, 通过礼治和德治控制个人, 在“内圣外王”和“贱货贵德”的熏陶下, 人们习惯于把“德”拔高至不适当的地位而常常影响到人才素质和对能力水平的切实考察。

由于上述负面行政文化的存在, 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出现以下弊端:

第一, 政府的绩效评估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 也就是说我国的绩效评估主体单一。由于一些负面的行政文化, 使国民的“参与”意识不强, 而官员没有树立“公众意识”, 再加上在我国政府一些部门忽视专家的作用, 这就导致我国的绩效评估多流于形式, 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其功能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第二, 政府绩效评估的信息不公开, 其中掺杂着许多暗箱操作。在公布评估结果时也是“报喜不报忧”, 太讲究人的“面子”。

第三, 评估程序随意性太大, 这样就很难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客观、真实。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改革的基本途径———行政文化的重塑和创新

基于政府绩效评估这一政治活动的特点, 我们应在行政文化中树立一些基本理念和意识, 这些理念和意识可以给绩效评估提供丰富的养料。

1. 树立成本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交给2008年“两会”的《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其中一组数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在1978年仅为4.71%, 到2003年上升到19.03%, 这个比重, 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 平均每年增长23%!” (5) 上述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要想构建责任政府、廉洁政府, 政府官员必须树立经济成本意识。有成本意识, 努力节约政府开支应作为我国绩效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

2. 树立公平的理念。

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的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不是社会主义。我国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但市场所存在缺陷会导致贫富差距, 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制定各项公共政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 以保证公平。但事实上, 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并没有将维护社会的公平作为评估的指标, 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现象很多, 这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 政府官员要树立公平的理念, 保证公众享有平等的机会去分配和使用资源。

3. 树立服务意识。

我国自秦以来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体, 新中国建立初期又学习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就使得我国的政府的行政方式习惯于以“管制”为主, 严重缺乏“服务意识”。政府官员往往将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官”, 而“公仆”意识比较薄弱, 这就使得官员和公众产生距离感, 导致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因此, 在进行政府绩效评估时, 要将政府给当地人民做了几件实事、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

行政文化对于我国绩效评估积极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 从行政文化重塑和创新的角度来改革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是我国绩效评估机制不断完善的重要途径。另外, 也需要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 例如:建立独立的绩效评估机构, 并保证绩效评估主体来源的多元化;建立严密的绩效评估程序, 改变“朝令夕改”的现状;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以保证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 使其与绩效评估结果直接挂钩。

摘要：任何一个行政体系的结构、过程、程序及行政主体的行为观念, 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 政府的绩效评估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也不例外, 它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 也有其深层的文化基础。因此, 消除行政文化中的负面影响, 构建一种适于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文化环境, 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并且还可以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行政文化,政府绩效评估,制约,改革

参考文献

[1].唐检云, 李美华.政府绩效评估的文化基础分析.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

[2].竺乾威.公共行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3].黄寅德, 吴妤.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与绩效文化的构建.行政与法, 2007 (3)

[4].罗文剑, 廖晓明.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行政文化视角考量.重庆行政, 2006 (6)

[5].傅大友等.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2004

篇4：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关键词：经济伦理；个人消费；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37-01

一、相关理论概述

消费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经济伦理， 究竟消费与伦理是什么关系，怎样才算奢侈消费，这些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所忽视的。本文就此对有关消费与伦理的基本概念进行简单阐述。

（一）经济伦理视角下消费的概念。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伦理现象，消费不仅仅包括吃、喝、玩、乐等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行为，它也是使人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提高自己的能力的积极行为。

（二）消费蕴涵的伦理问题。消费首先蕴涵的伦理问题是人（作为消费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都是以使用、摄取与扔弃和、排泄自然对象为归依——消费者主权加重了滥用、污染。消费其次蕴涵的伦理问题是人（作为消费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消费不仅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属于公共事情，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公共事务：例如抽烟等等。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消费最后蕴涵的伦理问题是人（作为消费者）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必须具有独立自主性。

（三）经济伦理的概念。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在经济生活当中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指导人类社会经济的价值观。一方面，道德通过规范约束人，成为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价值观念引导人的行为，从而形成一个自恰的系统，正如现实需要信念或虚幻的理想支撑一样，价值观念起到一个良心前提的作用。

二、我国消费领域的个体消费问题及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各种消费问题也凸显出来，本文将就几个典型的个体消费问题进行简单阐明并对此进行原因分析以更好地指导人们科学消费。

（一）我国消费领域的个体消费问题。

第一、奢侈性消费。 其一，概念：超越了实际消费需要的铺张浪费，“超越实际需要”的界定具有三层含义，从消费的根本目标来说，就是远远超越保障消费者自身生命存在和身心健康发展，从消费者个人收入的角度说，就是远远超越了同样收入水平的平均消费支出；从社会经济增长水平来说，就是远远超越经济增长水平的消费水平。 其二，道德判断：奢侈性消费既不符合消费者的经济收入状况，也不符合消费者实际生活的价值背景；既因无效损耗资源而伤害了其他消费者，又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的消费风气；既浪费了资源而妨碍经济增长，又伤害他人、败坏社会风气。

第二、吝啬性消费。 其一，概念即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的消费。具体地说，从消费的根本目标来说，就是远远达不到保障消费者自身生命存在和身心健康发展，从消费者个人收入的角度说，就是远远达不到同样收入水平的平均消费支出；从社会经济增长水平来说，就是远远达不到经济增长水平的消费水平。 其二，道德判断。首先，面对市场经济，客观上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面对消费的根本目的，客观上不利于人类美好生活。

第三、盲从性消费。其一，概念：也叫随大流消费，就是盲目地追随时尚的消费（追涨效应）。其二，道德评价：消费就完全偏离了消费的本性，偏离了理性的轨道。

（二）个体消费问题的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只是资本、生产力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正在盛行，轻松消费，过度消费也成为人们的习惯。

第二、传统与消费伦理观的影响。 古代传统的消费观溯源于以下几大家如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孔子的“节用以礼”、“安贫乐道”，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难看出我国传统的消费观的核心就是讲求节约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而近年来，我国在刺激消费问题上之所以事倍功半，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观念形态上尚未实现从传统的消费观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消费转变，因此传统的消费观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和大众媒体的影响。从趋势上来看，科技发展速度对科技产品的诞生的周期越来越短。首先，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科技的发展，如铺天盖地的广告不仅循环播放，很多更是作为商业产品直接植入到电视电影和网络平台。其次，科技影响我们许多的日常的生活，如今天手机的功能有阅读的功能、有理财的功能、还有医疗的功能，甚至有一些其他定位等各种功能，所以像这样一些科技产品的功能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个体消费问题的解决对策

以上这些典型的消费问题是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因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分别从消费者个人、政府以及社会媒体三方面入手试图找到一些建设性的解决对策。

（一）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树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消费观有助于人们合理性消费。第一、培养适度的消费观。既不主张对物质财富追求一味采取节俭，也不赞成对物质财富的挥霍浪费，它所提倡的是对于物质的敢于消费又善于消费的消费观。第二、培养科学的消费观。科学消费观包括节俭消费，也就是在消费前做好规划，不是一味跟着感觉走。此外，科学消费还包括文明健康消费此外，消费者还应客服虚荣心和攀比心等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第三、培养生态消费观。生态消费观包括绿色消费和循环消费。

（二）摆正对大众媒体的导航作用。现如今，报刊、杂志、网络、电视的普及，大众媒体对消费者的影响越来越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中，有些报道丧失了真实性，片面的宣传物质至上等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广大消费者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误导，引起消费观的困惑。所以一方面，媒体自身应规范自己，尊重消费者利益，传播最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大众媒体进行监督，形成以道道网络监管，促进社会良性体制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承宗. 对个体消费行为的伦理思考.《许昌师专学报》. 2002，3.

[2]孙立平.《断裂：20世纪年代依赖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3.

[3]何小青.《消费伦理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74.

篇5：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1.1“河长制”的实践探索

“河长制”是从河流水质改善领导督办制、环境保护问责制所衍生出来的, 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 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的制度[1], 是环境保护目标责任针对河流污染治理的具体制度。

“河长制”的最初实践源于江苏省无锡市。无锡市政府于2007年8月23日印发了《无锡市河 (湖、库、荡、氿) 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 (试行) 》, 2008年9月又发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河 (湖、库、荡、氿) 长制”全面加强河 (湖、库、荡、氿) 综合整治和治理的决定》, 形成了以领导干部责任制形式确定河流治理目标责任的河流治理新模式, 随后江苏省率先在太湖流域实行“双河长制”。云南省昆明市在全国率先建立河流整治“河长制”[2], 把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综合环境控制等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明确到每位市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地区主要负责人身上。

1.2“河长制”的相关立法

早在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下称《环保法》) 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 采取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2014年新修订的《环保法》将其调整为第二十八条, 并进一步表述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 采取有效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 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该法以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地方政府成为该辖区内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辖区内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效果应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修订, 新的《环保法》调整篇章结构, 突出强调政府责任、监督和法律责任, 将现行环境保护法关于政府责任仅有一条原则性规定, 扩展增加为“监督管理”一章, 强化监督管理措施, 进一步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

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 在关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部分有了重大的突破, 该法第四条与修订前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3相比, 对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作了细化和补充[4]。该法第五条与前述第四条规定共同加大了地方政府保护水环境的责任。因此, “河长制”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责任负责的一种具体形式, 《水污染防治法》则为这一形式提供了法律依据。

2 反思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的缺失

“河长制”作为地方政府人民政府环境责任的具体实现形式, 传达出了地方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强化责任的鲜明态度, 将多年来没有被具体实施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到每一级地方政府行政首长, 在此过程中确实提高了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职责的能力, 整合了地方政府各部门间的执行力, 弥补了早年“多头治水”的不足, 完成了地方政府为应对河流污染在权力系统内部所做的新的制度动员。但“河长制”对河流治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恰恰折射出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的缺失。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作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实现的保障方式, 其目的既在于保证和促进地方政府履行其法律法规所明确的环境保护职责, 又是对政府环境责任抽象责任的细化及环境责任履行方式的明确。

2.1 责任制度主体的缺失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通过对社会资源的调控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目标。但目前环境问题一旦出现, 人们的关注点往往止于企业的环境保护义务而忽视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义务;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对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常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 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实现其环境保护职责, 但却忽视了自己对辖区整体环境从预防到治理的综合责任。

2.2 考核标准、约束机制的缺失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 GDP增速作为考核“政绩”的唯一标准, 较长时期以来, 政府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 很少将环境保护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缺乏宏观约束机制的条件下, 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往往被动且消极, 部分地区甚至认为排污减排、建设项目环评等环境保护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阻碍, 轻则坐视不管, 重则故意逾越, 客观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对此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以及干部考核体制的改变是扭转这种局面的关键, 设立完善、科学的考核制度与约束机制, 既是政府环境责任之所在, 更是科学发展之本。

2.3 政策执行力的缺失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履行其自身职责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前提, 是履行环境责任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保障。目前我国一些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背后, 都多多少少地存在“多头管理, 多龙治水”的问题, 要真正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实现管理体制的突破, 建立统一协调的符合水的自然属性的管理体制。据《水污染防治法》规定, 我们目前拥有水资源管理权的部门涉及环境保护部、水利、建设、交通、卫生、渔业、农业、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 形成了所谓“九龙治水”的格局, 虽然表面上体现的是多个部门的齐心协力、多管齐下, 但事实却是各部门只注重各自局部利益及单一治水目标的实现, 弱化了水资源的整体管理能力, 现行管理制度实施的结果可能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保障水安全的目标。实践证明“九龙治水”模式收效甚微, 究其根源仍旧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缺失。

3 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之重构

我国以往的环境立法片面地强调企业的污染防治义务, 而忽视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其实, 就现代国家而言, 环境保护是现代国家政府的一项基本管理职能或责任。政府环境责任作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借助环境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河长制”作为环境目标责任制在水环境目标责任上的具体制度, 其实施的过程,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水环境责任履行的过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是在地方开展起来的把环境保护的任务定量化、指标化、并层层落实的管理制度, 其在1989年的全国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被确立为八项基本环境管理制度之一。该项制度是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 具体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污染的单位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行政管理制度。

3.1 强化政府环境监管责任

完成河流污染治理任务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在实践中可以分别借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加以完善, 在行政体系方面, 首先可借鉴“河长制”对各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统一的成功经验, 加强环境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合作;其次, 以“河长制”为模式创建河流污染治理的专门机构, 该机构在河流污染治理方面充分享有各河流管理部门的行政职权, 实现河流的统一监管;最后, 应当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权力, 从制度上完成国家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体系, 避免当地政府因地方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部门的干预, 从行政处罚力度上加强, 避免“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在立法上应完善以“污染排放物总量, 排污许可证数量”为核心的双重环境监督管理体系, 创新行政代执行制度。

3.2 深化政府环境问责机制

新修订的《环境法》第六十八条明确了九种问责情形, 结合《水污染防治法》第四条所设定的政府对于水环境保护的职责, 联系各级地方政府在河流污染防治中所承担的重要任务, 要解决河流污染问题必须权衡好地方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环境问责机制是环境治理行为良好运行的保证。

3.2.1 加强行政问责机制

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进行问责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政府担当起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 满足公众对于公共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对政府环境责任进行问责也是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保障:首先应将环境保护职能部门监督与政府环境绩效考核相结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把环境指标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建立环境保护职能部门与政府环境绩效的考评体系。其次鉴于环境保护的专业性, 将环境保护职能部门与监察部门联合起来, 有益于实现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行政问责。

3.2.2 建立公众问责机制

公众作为河流的直接使用者同时也是河流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对河流的治理情况享有当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河流治理责任进行问责, 虽然没有国家监督的规范性和严格性, 其监督的法律后果也不具有强制性, 但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 即主动、客观和实效。公众对河流污染有最直观且最及时的感知, 且作为与行政内部问责相对应的外部问责机制, 可以排除权力系统内部的繁杂监督流程, 从各个方面完善问责机制。

3.3 完善河流信息公开制度

河流信息公开属于环境信息公开的组成部分, 是政府环境责任的外在表现。环境信息公开这一原则在国际上由1998年6月的《奥胡斯公约[5]》所确定。在我国, 2008施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是第一部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综合性部门规章;新《环保法》设专门章节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对于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项目进行公开听证等强制性要求。因此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框架内创设河流信息公开制度, 在立方层面已经没有问题, 并且河流信息的公开可以对河流治理情况有直观的监督, 为公众查询河流水质状况提供平台。

3.4 建立环境污染预防制度

3.4.1 设立政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在于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 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目前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立法只是规定了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的环评, 政策和法律草案暂未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范围。众所周知, 政策是政府影响公众行为的措施, 政策的实施对公众的行为有引导作用, 尤其是宏观政策, 一项不当的政策或立法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可能大大超过某项规划或某个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3.4.2 前移现有政府环境责任

政府环境责任不应仅停留在对已有环境污染的治理上, 更应该是对未被污染环境的保护及对潜在污染的预防, 将环境责任前移就是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补充。我们以为, 可以以“河长制”模式为例, 对目前尚未被污染或河流水质达标的河流同样设定“河长”,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发生。此“河长”的作用在于对污染源的提前截流, 将对未被污染河流水质的维持和提升同样作为“河长”的职责, 进行考评。其理由在于河流污染的特殊性更加要求污染预防的重要性, 首先, 河流污染不可能仅限于某一具体区域或断面, 污染物质会随着水体的流动不断变化;其次, 水体遭到污染以后, 污染物不仅会对水体自身造成污染, 还会附积在水中的动、植物或沉积载底泥中, 造成更为严重和持久的环境, 故河流水质重新达标后其生态重建的过程是远远长于水质达标过程的。因此, 对河流污染以“河长制”模式积极进行事前防御意义重大。

摘要：“河长制”作为目前较为有效的河流治理制度, 通过明确地方行政首长责任的方式, 提高了区域河流水质治理的效果, 但“河长制”对于河流治理的积极效果恰好反映出了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 本文拟通过对现行“河长制”的考察, 反思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 并对我国政府环境责任制度构建提出建议。

关键词：河长制,河流治理,政府环境责任,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1]孙海佑.水污染防治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 2008, (03) .

篇6：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关键词：新闻报道；假新闻；伦理现状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8-0143-0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新闻事业进入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新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体制、机制建设并没有跟上，行业规范也不尽如人意，致使新闻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违背社会公德和职业伦理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虚假不属实的新闻屡屡出现，娱乐化和低级庸俗的报道泛滥，新闻炒作更是甚嚣尘上，这些都是我国新闻工作者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一、新闻报道失当问题

这里的“失当”是指新闻报道偏离、违背了基本事实，违背一定的道德基本准则[1]。比如新闻传播过程中内容的失当，语言上的失当，传播目的的失当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假新闻

假新闻就是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新闻报道”，它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假新闻主要包括两方面：虚假新闻和新闻失实。

在2013年6月20日，在百度搜索引擎里输入“假新闻”，可以找到相关结果约为10，800，000个。而在知网中输入关键词“假新闻”，搜出来16，996 条信息，其中硕博士论文2，402篇，期刊刊载为11，043篇，会议涉及的有11，043条。以上数据显示假新闻数量众多、花样之多。《新闻记者》每年都会评出我国在过去一年中的“十大假新闻”，挑选对象一般都是具有典型性的，一般包括以下一些类型。

1.有目的的蓄意造假。例如2013年6月17日，韩国《中央日报》标题为《韩媒称朝邀中国军演遭拒，我国防部批其捕风捉影》，中国国防部相关官员回应，韩国媒体的报道捕风捉影，根本没有此事。

2.缺乏严谨性。例如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发了题为《北京“的哥”，习近平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经核实，此为虚假信息，并就此刊发了致歉信，表示由于工作失误，出现如此严重错误实属不该。

3.为了突显新闻报道目的造假。例如2012年11月17日，《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一幅“哨所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的照片，被网友看出破绽，后被证实此照片为假照片。还有类似“深圳最美女孩”，给街边乞丐老人喂饭，后被证实为商业策划，这种策划性造假多采用图片方式，并加上文字说明。

4.消息来源不清。2013年6月12日当天腾讯娱乐新闻：“俞灏明谈两年前受伤后与女友分手，网友猜是杨幂”；“柯震东新欢程颖婕疑曝光：中美混血，家底丰厚”。只看题目，“猜”、“疑”字眼的出现，就让新闻的真实性难以立足，文本中多采用“据香港、台湾媒体报道”、“可以推测”、“据传”等字眼，表明其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报道并未与当事人进行过核实，只是根据图片、场景或表情、话语等进行的猜测。

5.“标题党”。有人把新闻的标题比作是新闻的眼睛或者窗口，由此可见新闻标题的重要性。无论是传统报纸的读者、手机报的读者，还是利用网络阅读新闻的网民，大部分受众会根据标题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进而进行阅读。有些媒体为了提高阅读率或点击率就在新闻题目上做文章。

（二）新闻娱乐化

新闻娱乐化表现为过于侧重新闻的故事性、情节性、娱乐性，即所谓的“硬新闻软着陆”，其特点为：（1）内容注重软性新闻，主要出现在文化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与受众关系比较密切的方面。（2）重点挖掘硬新闻中的娱乐性因素。（3）在形式上强调吸引力，目的是为了提高其关注度。

娱乐新闻之所以大行其道，有媒体与受众两方面原因。从媒体的角度讲，处于社会转型期，迫于生存压力，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提高自身的经济利益，故而将新闻娱乐化；从受众的角度讲，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变快，生活压力变大，受众对于一本正经的新闻失去了阅读耐心，产生了抵触情绪，除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或与自己有关的新闻信息外，他们更需要一些娱乐消遣的东西来缓解自己心理压力，客观上助推了娱乐新闻的发展。娱乐新闻的关注点主要为影视明星、歌星、模特、网络红人、选秀明星等公众人物，甚至公众人物的家人、亲友的日常生活、公共活动等，也被纳入娱乐化的范围。公众人物的外貌、感情和私生活是受众最感兴趣的，因此，如果有绯闻的就大肆渲染报道，没有绯闻的就制造绯闻。

新闻娱乐化可以让一些新闻变得更生动，更吸引人，只要尊重其客观事实即可，但过于低俗化也是不可取的。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以9秒69和19秒30分别打破100米和200米的记录，被誉为奥运史上短跑第一人，某新闻报道的标题却为“上帝射出博尔特”；对于有关国家男足的内容，本应秉着为祖国体育加油的心态去报道，某媒体却以“本版含国足内容，慎看！”为标题，这些手法使新闻走向低俗，有失新闻媒体本应有的立场和德行。

（三）新闻炒作

2010年11月30日，一则关于北漂小伙戴海飞仅花费6400元造出蛋形小屋的新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能有如此巨大反响说明：面临高房价、高压力、高饱和的生活状态下的北漂族们的生存状态堪忧，同时也把民生热点——房价问题、城市用地合理性规划性问题推到台前，因此戴海飞也因他的创意——“蛋屋”成了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去他小屋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蛋屋”招来了城管和物业，“蛋屋”最终被拆掉。当有媒体采访他时，这个北漂小伙说：“你们不要再关注我就好了。”同样，2010年的社会公众人物焦点之一的“犀利哥”，由于其混搭的、不伦不类的充满原始感的造型，受到了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多角度的狂轰乱炸的报道，很多人专程赶来看望并对其进行拍照，同时还有公司对其进行包装。犀利哥的出现，让人怀疑这是蓄意的炒作，但经核实，犀利哥不仅是个没有生活保障的流浪者，而且精神还有问题。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犀利哥对自己突然成为名人，对媒体和受众的高程度关注感到很难受、很害怕。不过犀利哥的确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引来了社会的关注，但是他得到的却不是社会的帮助，而是成了娱乐大众的“工具”。笔者相信，新闻媒介报道的初衷是出于对其弱势群体的关怀，但是由于过度放大，影响了其正常的生活。

二、加强新闻行业的自律与他律

整治新闻道德失范的措施有两个：自律与他律。自律就是自我约束，通過自我约束使自己的行为更符合道德与法律的要求，这是一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他律则是通过外部力量的规制和约束，即法律、道德、行业规范的约束来规范某个行业行为的方式，是一种非自愿的方式。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指的是媒介组织和新闻传播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及相关法律，在从事新闻传播过程中不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对国家、社会和受众造成不利影响。自律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规范，是一种自发的从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出发的行为。一个群体成员如果认同了某一规范，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行业规范，就会自觉地去遵守。因此，新闻机构要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强化新闻伦理道德建设，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遵守行业规范。另外，也要从外部，从法律、行业规范的角度加强对新闻行业的规制，使他们的行为既符合新闻行业的要求，也符合新时期大众对新闻的需要。

三、结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媒的兴起，新闻伦理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只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采取措施加以整治，使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才能更符合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及相关法律的要求，用健康的新闻满足大众对新闻的要求，才能使新闻行业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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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罗国杰.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篇7：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责任制

一、政府应急行政能力体系

相对于常规行政能力体系而言, 指:政府主导建立的, 以建立健全行政应急体制与机制为核心, 以高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为指向的一系列应急能力相互支持、衔接与补充所构成的有机体系。具体包括:

1、领导与指挥能力。

即对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全面部署, 制定方针政策, 明确方向与重点, 从宏观上、整体上确保处置的理性与高效。

5·12大地震后, 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在认真收集、分析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科学决策, 精心部署, 现场指挥, 从根本上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2、组织与动员能力。

指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范围、严重程度等因素调集、配置人、财、物力, 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奠定物质基础和提供精神支持。

在地震发生后, 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行动, 高效组织, 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为抗震救灾筹集了大量的人、财、物力, 从物质与精神层面保证了阶段性的胜利。

3、协调与平衡能力。

这一能力主要体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能够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各部门、国家与社会以及国内与国际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我们的应急行政效率能够达到最大化。

地震发生后,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与高效指挥下, 各方救援力量良性互动, 高效整合抗震资源, 明确各个区域与阶段的重点, 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基本的生活秩序。

4、沟通与公关能力。

即在全面收集、整理、加工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信息报告与公布机制, 为应急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满足公众知情权, 争取相关方的理解与配合。

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 相关方即通过权威媒体向外发布有关信息。此后, 更是借助专题报道, 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公布最新进展,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奠定了信息与舆论基础, 也便于公众对整个救灾过程进行监督。

5、监督与反省能力。

指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行政体系内部与外部的监督, 并且在事后进行全面审视与反省, 吸取经验教训, 不断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2003年SARS危机后, 我们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 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 开始倾力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应急能力体系, 实践证明, 这一体系总体上是科学高效的。

回顾、分析我国建立行政应急能力体系的过程, 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针与策略, 坚持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的构建。

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应急能力体系的方针与策略

1、转变观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

我国长期以来在行政应急能力体系建设上的滞后, 除去体制、技术、财力上的因素外, 最重要的还在于观念的偏差。如:偏重经济建设, 轻视社会事业发展;偏重应急处置, 轻视预防预警等。

以2003年SARS危机为契机, 我国政府转变思想, 践行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加速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应急能力体系, 使得这一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并经受了5·12地震的考验, 被实践证明是科学高效的。

2、完善法制, 坚持依法行政。

从根本上说, 这是由行政权力, 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权力的特性决定的。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为了追求高效率, 行政权力的行驶常常偏离正常轨道, 从而有可能危及到行政相对人及公众的合法权益。

3、坚持各级政府在构建行政应急能力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从政治层面上说, 我国各级政府都是广大选民依法选举产生的, 通过人民的授权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进行社会管理, 提供公共服务, 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安全。从现实层面上说, 各级政府都受人民委托, 掌握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 具有进行社会动员的强大力量。所以, 各级政府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负有法律、政治及道义责任。

4、建立健全行政应急能力体制与机制。

从体制上说, 以各级政府为主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调行动, 政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责权统一, 高效调集、配置各种资源。今后, 我们一方面要探索建立政府专门机构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保证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重视包括NGO、志愿者在内的社会性力量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 在整合各种资源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

5、开展国际合作。

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和平等基础上, 从人道主义出发, 就编制预案、应急处置、灾后重建等多个环节开展国际合作, 利用、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来提升我国行政应急能力体系。

在地震发生后, 我国政府主动吁请国际社会提供救援, 充分展现了我国政府的开明、自信与负责。当然, 在灾后重建规划、完善应急能力体系等领域, 仍然有较大的国际合作空间。

摘要：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取得抗震救灾的阶段性胜利。在笔者看来, 其关键在于我国已经以SARS危机为契机, 初步建立了政府应急行政能力体系。本文拟通过对这一体系的解构性分析, 探索进一步完善的路径。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行政能力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