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的法制建设

社区建设的法制建设（通用6篇）

篇1：社区建设的法制建设

论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要协调发展,其具体途径是:1)立法活动需要道德引导,道德规范要求法律强化.2)执法主体需要道德保证,道德风尚要求法律保障.3)守法心态需要道德制约,道德理想要求法律推动.

作 者：刘美玲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太谷,030801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4(6)分类号：B82-051关键词：法制建设 道德建设 协调发展

篇2：社区建设的法制建设

摘要：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中,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中国法治逐渐走向完备、趋向成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入宪,中国社会犹如破茧重生,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血雨腥风和动荡不安之后开始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征程。

本文通过分析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新中国成立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重点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法治建设。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对我国以后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展望。通过的历史发展的总结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关键字：法治建设 历史进程 法治成就 各领域 发展展望

前言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倍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

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各时代的发展要求制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是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其违法和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五）是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 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六）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三、新中国建设以来在各领域的法制建设

（一）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农业立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④。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一方面要加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立法步伐，确保农业市场化改革有法可依，充分发挥法治在农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法治在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用法律保障国家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支持，更好地发挥农业法制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农产品流通主体法制建设，在农产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立法，农业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立法，农产品电子商务立法以及农业农村信息化补贴保障立法⑤。

（二）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一般是通过市场体系科学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应用，推动生产与需求间的持续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体系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自发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因此需要通过法律与法规加强管理，在宏观方面科学调控市场，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法，打破市场经济法制中的法律实证主义定性，必须针对非理性习惯准则进行深入学理检讨，实现其的科学规范与界定，最终得出形式合理特点，进而作为国内现代法制建设重要资源。维护市场竞争性，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等，避免市场竞争出现不公平与反垄断等现象，使市场主体可以严格依据法律与法规进行公平竞争，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与良性竞争平台。

目前，在社会主义经济大环境下，法制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建设。若是法制不完善，就难以规范市场经济，无法确保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严格依据市场经济具体发展需求制定健全的法制，并且加强执法力度，进而确保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⑥!

（三）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是建成整个国家法治政府建成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就像发展经济全国不能齐步走一样，法治政府建设同样不可能齐步走，必须要有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和探索，同样需要各地“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经验。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完全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先行取得突破，为全国性改革积累经验。比如，作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行政程序方面的制度，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性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工作早在“十五”期间就被列入立法规划，但时至今日仍未实质性启动这项立法工作。不过，湖南在这方面就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探索，率先在省级层面颁布了《湖南行政程序条例》。在这之后，全国又有不少省级、地市级政府颁布了本级的行政程序条例，为全国性行政程序立法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⑦。

（四）中国环境法制建设

在中国环境公平失衡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环境污染本身，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灾难性问题也是“十三五”应当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政策走向必须要围绕解决上述压力和挑战$应当强调两个哲学的理念。一是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即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某种工作方式的必然产物。现在如果还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些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会产生更多问题。二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时间久了，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去坚持，坚持的结果是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要从以下：政府转变职能、区分性质不同的排污形式、严格追究污染排放责任、建立重污染企业排出机制、转换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积极借鉴适合国情的国际经验⑧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的建设过程。

（五）军队的法制化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军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军事立法步伐加快，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适应军队改革需要，规范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军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为依法治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事执法成效明显，全军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自觉依法办事，不断加大军事执法力度，保证了依法治军方针落到实处，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当前军队建设的历史性任务，依法治军保障了军队的各项改革在法律框架内有序推进并逐步深化，保证了军队改革任务和目标的实现。

我国在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稳步推进，保障军队后勤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保障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方面都有了相关确保军队和军人的法律法规⑨。

（六）高校的法治化建设

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身上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基于大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对这一特定群体 展的专门性高校法制教育既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民心工程”,更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工程”。一直以来,高校被誉为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的变化,高校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高校法制教育的发展进程就成为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缩影。同时,高校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向社会不断输送髙素质人才的育人职责。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法制教育又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法制教育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各具特点,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整体而言,建国以来高校法制教育发展历程基本上是螺旋式上升的、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高校法制教育的光辉历程将凝结成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而那些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经验和沉痛教训也必将促进高校法制教育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⑩。

四、中国法制化的未来发展和展望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我国法制建设将在现有的基础上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将继续在矛盾冲突中向前发展。就全社会范围而言,7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调整,社会利益正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巳经苏醒并日见强化,人们的行为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调整手段及运行机制逐渐失灵,社会生活愈来愈依赖于法律来进行组织和调节,从而为法制建设的大规模发晨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未来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影响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法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直接决定于改革的规模与速度。首先,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从组织创新发展

到制度创新,政策催生的改革成果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稳定和巩固,以规范化的方式成为制度性成果，促进市场机制全面形成和大规模运用。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将把加强和完善法制作为其长远目标和根本手段,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政企分开、改革千部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都将经过法定程序进行,运用法律手段加以实施。用法律来调控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一是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重要内容。第三,观念变革将会促动法制建设深层结构的历史性更。.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无疑将成为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也必须看到,改革所造成的不均衡社会条件和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也给法制建设带来一定的难度。社会关系的变革和严格稳定的法律规范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甚至会发生冲突.改革的特点和我国法制建设受传统束缚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是法律关系的解释与稳定,而是法律关系的建立、变革与创新⑪。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中国的法治建设》，2008.2，第3页 ②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4页 ③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7页

④王乐君，李迎宾等，《农业法制的发展与完善》，载《农业经济问题》，2010.2，第8-12页

⑤周向阳等，《关于中国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治建设的思考》，载《世界农业》，2015.10，第221页

⑥张国栋，《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目标与途径》，载《商》，2010.4，第259页

⑦孙红军，《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苏州大学2016年硕士毕业论文

篇3：社区建设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法制创新

以武汉为中心, 辐射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周边城市的武汉城市圈获批国家“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 为武汉率先实现在中部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08年7月,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在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两型社会”建设最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入开展法制建设, 充分发挥法制创新在引导、促进、保障“两型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2009年10月1日,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标志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

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 是指依据社会变迁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况, 以规范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为目标, 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促进法制的革新与发展。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 构建“两型社会”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行制度创新。法制之所以需要创新, 原因在于传统的法律制度片面强调对当代人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却忽略了当代人类与未来人类之间代际利益的平衡;既没有将资源环境法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 也没有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延续与自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有机契合。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 法制创新能够克服传统法律制度的弊端, 保障政府有关“两型社会”建设的各项规划、政策得以顺利实施;能够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实现环境治理的最优化;能够满足人类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诉求, 进而实现代际利益的平衡;能够有效制裁环境资源违法行为, 维护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拟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展开初步探讨。

一、法制视野中的“两型社会”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首次以国家最高规划的形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周昕向敏

社会”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二者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例如, 在环境执法实践中, 环境污染多数是因资源的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资源节约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资源利用率提高、废物减少的直接效果就是环境的改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成, 也正意味着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 侧重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环境友好型社会”侧重强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将环境保护法和资源保护法并列为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核心内容, 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置于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内, 统称为环境资源法, 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与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重要部门法。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普适性可持续发展模式, 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通过法律来确认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要地位, 调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自从197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伊始, 国际上把法制作为保护环境资源的主要路径已经有十余年时间, 法制建设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由纲领到法律规则的实质性跨越。从国外来看,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两型社会”的概念, 但涉及到创新法律制度、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与法治实践却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美国学者Peter P.Rogers认为“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 其内容不仅包括公民对环境及自然资源永久享有的权利, 还应包括公民的子孙后代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满足, 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01条 (a) 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法律理念, 规定立法应“采取包括财政的、技术的支援在内的一切手段, 增进公共的福利, 协调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 创造和维持现在和将来世纪能满足人们的社会的、经济的需求的环境。”1992年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 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著名NGO组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2001年发布的“21世纪宪章”中将“友好的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会”界定为“建立在不断发展、创新法制的基础上, 保障人类世世代代享有对自然资源充分、平等、合理利用的权利”的社会。《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也郑重承诺: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重大行动中, 有关立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占重要地位。

二、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

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进程中, 法制创新充分考虑了被传统法律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诉求, 它既不能游离于现行法律体系之外, 也不是通过改良立法技术创制出的某一种新的单行法律规范, 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理念革新, 按照理性的思维对一国法律进行整体思考、模式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结果。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本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资源管理等要求, 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等法律手段, 并辅之以经济手段加以落实……应注重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用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制创新通过规范人的社会活动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调整对象是以人的行为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湖北省“两圈一带”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法制创新, 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例如, 武汉市近年来先后出台了《湖泊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条例》、《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等十余部立法, 制定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环境保护系统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武汉市城市集中式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黄石、孝感、仙桃等市分别制定了《建筑节能管理实施办法》、《流通环节食品管理办法》;2008年8月,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环保部门共同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规定九城市统一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 上下游共治。目前, 湖北省政府正在起草《湖北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促进条例》, 该条例将充分体现中央赋予武汉城市圈的先行先试权, 从宏观上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法律指引, 为其他单行法的制定在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方面提供指导。在执法监督方面,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联合环境执法试点和排污权交易工作, 并在梁子湖跨区域排污治理中初见成效。这些举措切实维护了公民权益, 保障了环境资源安全, 使得环境质量大幅提高。以空气质量为例, 据2010年5月湖北省环保厅发布的《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2009年武汉城市圈中的鄂州、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武汉、黄石、孝感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三级标准, 其中鄂州、孝感、天门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7%以上。据2010年4月武汉市环保局发布的《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该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至82.5%, 达到10年来的最好水平。在节能减排领域, 2009年武汉市万元GDP能耗值下降率为4%以上, 65户重点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为7%,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单位GDP用水量较上年明显下降, 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

然而, 由于长期受到“GDP才是根本, 环保要为发展让路”等错误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导致“两型社会”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监督乏力等弊端。据统计, 2009年武汉市中心城区生活在国家规定噪声标准值55分贝以内的人口数量仅占49.3%, 水质符合功能区类别的湖泊仅占27.1%, 水质为劣V类的湖泊占38.57%, 全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达1213万吨。据国家环保部对全国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 2008年, 武汉市群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仅为66%。从节能减排的三项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 (COD) 消减率、二氧化硫消减率、万元GDP能耗值来看, 2009年武汉市COD削减率为2.3%,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2.5%, 万元GDP能耗值为1.12;而同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核心城市的长沙市2009年COD削减率为22.16%,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11.1%, 万元GDP能耗值仅为0.88。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市来看, 黄石市、孝感市近年来频现非法开采矿山案件;鄂州电厂因污染物排放总量严重超标, 被国家环保部责令限期整改。据《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孝感市平均等效A声级在60.6分贝, 声环境质量属中度污染;黄石市、鄂州市平均等效A声级范围在55.1至56.9分贝之间, 声环境质量为轻度污染。在环境执法领域, 由于制裁不力, 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和纠正。据2008年《武汉市地理信息蓝皮书》披露, 该市中心城区现有湖泊54个, 比20年前少了17个;湖泊总水面减少1083公顷, 其中非法填湖占46.7%;中心城区内5座自然山体被人工“铲平”。据2005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监察执法效能研究项目总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违法与守法成本竟然相差46倍。这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相比之下, 在1999年美国联邦环保署诉美国电力公司一案中, 对该公司火电厂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高达46亿美元。由于存在立法缺位、执法不严、制裁乏力等弊端, 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这些现象都昭示着我们:法制创新在构建“两型社会”的法治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实现创新, 才能克服现行法律体制的弊端, 为“两型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具体而言, 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能够正确指引“两型社会”建设的方向。法的引导作用是建立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 是指以法律规范提供行为模式和价值预设, 指引人们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 引导各类主体朝着有利于立法目标的方向努力, 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预期。《“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 因此, 在立法工作中, 立法机关既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又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好这一重大决策。例如, 餐饮企业的高能耗和废气扰民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 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指导思想, 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饮食娱乐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饮食娱乐企业予以税费减免, 这就明确表明政府将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个领域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从而给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引导他们在可再生能源产业放心投资。

其次, 法制创新具有科学的评价作用, 能够有效地规范和约束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行为, 为建设“两型社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法的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 分为即专门评价和一般评价。前者是指经法律专门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对他人的行为所作的评价, 如法院及其法官、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对人们行为所作的裁判或决定, 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产生法律约束力, 因此又称为效力性的评价;后者是指普通主体以舆论的形式对他人行为所作的评价, 其特点是没有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 是人们自发的行为, 因此又称为舆论性评价。将评价机制引入到法制创新中, 不仅能够提高“两型社会”建设的公众参与性, 还能有效针对环境资源立法进行矫正和调试,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 针对武汉市大量天然湖泊被填埋占用的现象, 该市《湖泊保护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办法》均明确规定了湖泊规划利用的听证制度, 要求对大面积天然湖泊的规划利用必须进行社会听证, 行政审批必须建立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

再次,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能够有力保障建设“两型社会”决策的有效实施。所谓保障作用, 是指法律对各类环境资源违法行为作出详尽的惩罚和制裁规定, 以排除与立法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 最大限度地保护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保障功能的最直接体现。现行环境法大多专章设立法律责任, 明确从事违法行为者必须承担的后果。所谓促进作用, 是指国家在法律中对重大政策和措施直接作出规定, 并保障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例如, 《可再生能源法》第四章专门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与应用提出支持措施, 包括六项鼓励和扶持的具体政策, 这将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武汉城市圈内的黄石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该市除了在立法和执法工作中加大对非法开采矿山资源的惩治力度外, 还严格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 出台地方立法, 积极引导小采石场实施技术改造, 由粗放型的矿山开采向矿业副产品深加工转型,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 法制创新具有社会整合作用, 能够积极促进各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形成建设“两型社会”的合力。不断的分化和整合是任何社会走向更高级阶段的必要步骤。法律是实现基本社会秩序、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是实现社会合作的结构性要素。环境资源法制通过为国家权力保障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合法性根据而实现社会整合, 通过法律赋予保护环境资源以合法性, 旨在将国家权力纳入一定的制度轨道, 使之成为受多数社会成员拥护的合法管理和支配社会的力量而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从而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武汉城市圈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湖北省域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 法制创新对于建构“两型社会”的社会整合作用尤为明显。例如, 武汉城市圈内的梁子湖位于鄂州、武汉、咸宁和黄石等四个城市“三不管”地带, 湖泊污染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在武汉城市圈环保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以后, 武汉城市圈所属的九个城市联合发布了环保合作宣言, 逐步建立了联合环境执法机制, 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2008年8月, 九城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共同磋商, 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提出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上下游共治, 从源头上杜绝了“多头管理”和政府缺位现象, 充分实现了“1+8”城市圈立法资源的整合。

三、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建设法律体系框架, 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地方立法也多达20余部。从总体上看, 这些立法对节约资源, 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重经济指标、轻环境保护的立法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监督乏力等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重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欠缺;二是重行政主导、公众参与有限;三是重立法数量、执法与司法功能偏差;四是不同部门和层次的环境立法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五是地方立法特色性不强, 可操作性较差;六是存在亟需填补的立法真空, 形成于体制转换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少法律规范内容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与环保新形势的需要。就法制调整效果而言, 虽然局部环境污染问题有所缓解, 区域性大规模的生态退化有所遏制, 但是跨域性的生态问题频繁出现 (如湖泊绿藻、江河断流、洪涝灾害、水土流失) , 污染城乡地区转移加剧、灾后生态恢复与重建困难等令人担忧, 还有环保体制直面市场化、遭遇入世后的国际因素, 均表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着巨大压力。这预示着对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将上升为环境政策的基本导向,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必须坚持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一) 明确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的立法指导思想

将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是世界上所有法治文明国家的共识。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要求我们增强环境资源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只有坚定为“两型社会”服务的指导思想, 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法制自身的生命力。但从目前来看, 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树立起了环境法制意识。在立法和调研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GDP才是根本, 环境保护是要为发展让路的;不妨“先上 (经济发展) 车、后补 (环境保护) 票”;“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等。这种认识应当尽快转变, 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目前,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该《条例》明确规定湖北省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根据改革试验的需要, 适时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武汉城市圈各级立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条例》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结合实际, 建立健全、完善相应的立法组织机构和立法工作机制, 积极履行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保驾护航的各项立法职责。

(二) 加快环境资源配套立法, 使建设“两型社会”有法可依

立法是法制创新的先导。健全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是构建“两型社会”的重要长效机制, 这项工作应当实现“双结合”, 即环境资源立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结合、法律与配套规范性文件结合。首先, 建设“两型社会”需要整个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 不仅要研究制定好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 而且要重视在其他法律中充分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五”立法规划, 当前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应重点研究、制定或修改的立法主要包括资源能源节约方面的立法, 特别是循环经济立法和节约能源立法;污染控制立法;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等。此外, 还应对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和保护资源、节约能源的地方立法及时进行清理、修改和补充, 加大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处罚力度。其次, 应进一步完善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在每一部涉及到“两型社会”建设的立法中, 都有一定数量的授权性规范条款, 要求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划、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等规范性文件。配套文件也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 是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也是法律实施的一个环节。它们往往是适应环境保护实际工作的需要, 针对较为突出的、急速变化的环境问题制定的, 在弥补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解决急迫问题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问题, 武汉市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 于2009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监察监测三联动管理机制的实施办法》、《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绿色通道制度》、《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和《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确保了环境资源立法的顺利实施。当前, 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发展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在起草法案的同时, 就应充分考虑配套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 包括制定有关废旧家电、电池回收处理, 石油、天然气节约以及建筑节能, 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立法等。

(三) 改革创新, 建立环境资源监管执法的长效机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环境资源监管执法是确保“两型社会”法制建设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首先, 应积极开展环境监管执法体制创新。要按照国家环保部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 进一步完善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环境监察管理体制, 逐步整合优化环境执法资源, 理顺环境执法监督层级权限与权力架构。其次, 应逐步实现环境执法稽查方式创新, 对区环保部门日常环境监管、环保专项行动、典型案件查处、群众举报办理等工作开展稽查, 解决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等问题。再次, 应探索建立区域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实行排污状况、环境监测等动态信息互通共享, 遏制发生跨区域、跨流域的污染事件, 逐步转移执法重心, 突出事前和事中执法监督, 变被动的末端执法为主动的全过程执法监督。第四, 还应大力推进环境监管执法手段创新。应积极摸索环境监管执法规律, 逐步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在加强行政执法的同时, 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 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加强企业环境行为审查, 建立重点排污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开展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促使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例如, 武汉市环保局将“飞行监测”作为强化环境监管执法手段, 通过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 实时掌握各排污企业排污状况, 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009年以来, 重点对30余家企业实施“飞行监测”, 取得监测数据百余个。此外, 武汉市环保局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对重点企业排污口视频联网监控, 不断扩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覆盖面, 较好地发挥了对排污企业的规范引导作用。

(四) 深入普法, 完善环保信息公开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

公民法治观念是衡量法治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加强环境资源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促进社会成员知法、守法, 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事业的又一项基础性工作。应深入开展以广大群众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 积极组织、正确引导, 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社会风气和良好习惯。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坚持带头学法, 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 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价值体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搞好环境资源信息公开, 在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平台, 逐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等环保公示、听证制度, 让环境执法、环境监测工作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 使环境管理、环境监测服务更贴近群众。

参考文献

[1].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2].齐翔, 鄢祖海, 阮成发.武汉生活环境存在五大“软肋”.武汉晚报, 2010.4.14

[3].整治水污染宜用“重典”, 中美专家呼请“按日处罚”入法.经济观察报, 2007.9.24

[4].沈栖.提高环保违法的成本.上海法制报, 2007.12.26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

篇4：聆听法制建设的足音

以法为镜

日常工作中，部分企业对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认识到《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严肃性，平时统计报表经常出现差错。自“六五”普法活动以来，基层统计人克服了人员少、时间紧等困难，积极地与这些企业进行沟通，特别加大了对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力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挤时间去相关企业，结合日常统计工作向企业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同时，各统计所还专门组织统计人员参加统计法律、法规培训。通过学习《统计法》等相关知识，企业领导和统计人的法律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比如，以往企业统计人经常出现填报数字不准确、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准确、漏报迟报等现象，但在此次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中，统计人针对这些现象，深入细致、耐心详细地向企业相关人员做讲解，直到他们完全掌握为止。培训还采用了互动的方式，对企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讨论，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共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事实证明，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原来存在问题的企业在统计数据的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以法为尺

新《统计法》实施以来，统计工作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通过督导检查和执法检查，保证了企业联网直报统计报表操作规范，保证了企业上报数据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进一步规范了统计行为的准确性。

作为基层统计人员，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学习统计执法等方面的知识，使自身的执法业务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入到统计督导和执法检查工作中，在顺利完成统计执法工作的同时，也促进了相关企业依法统计的自觉性。我们对个别迟报的单位，根据《统计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催报，给企业发放《催报通知书》、《执法文书送达回证》等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相关企业进一步了解了按时上报统计资料的重要性和统计法律的严肃性；对个别统计资料中存在统计数据不准确的单位，我们进行了督导检查和执法检查。通过对企业上报的统计数据与企业的《统计台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相关资料进行核对，及时发现问题并将统计法律的有关条例运用其中。事实上，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统计法律、法规的威慑力，使企业对认真上报统计资料的认识程度进一步提高，使他们更加理解和支持统计工作，上报统计资料不认真及迟报、漏报等现象有了较大的改观。

篇5：法制建设的名言

2) 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的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

3)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4) 在忽视正义的地方，在作为正义核心的平等在成文法条款中不断遭否定的地方，那里的法律就不仅仅是“不公正的法律”，而是完全失去了法律的本性。

5) 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战国)《管子·禁藏》

6)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7)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

8) 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这种根据法律规定而导致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就是法律行为。

9) 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英)《政府论》

10) 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11)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边沁

12) 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李普曼

13) 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

14) 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

15)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德沃金

16)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波斯纳

17) 不论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述理论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

18) 正义可以提升一个民族。

19)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拉德布鲁赫

篇6：法制建设中人的因素

摘要：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是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应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在现代的法制建设中，人的因素不可或缺，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法制分建设中人的作用，进而对当代法制建设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试提出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法制建设理论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法制建设人的因素

一、人的因素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依法治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有重要地位。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为我国的法治进程指明了方向。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法制建设中应重视人的因素。从实质上看，法治是一种进行社会控制的根本制度，它要求各行各业各级各类的人们，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按照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制度或体制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控告、认定和制裁，处理民事争端，以及更重要的，限制统治者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定的规范，如此等等社会通过这种制度来引导公民从事符合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同时也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切活动，限制并制止不可取的错误行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再好是需要人去贯彻、执行、监督乃至发展的，没有真正懂法、富有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强大而独立的执法队伍，以及真正懂得法律、尊重法律、自觉受法律制约的行政首长，也就无良好的法律制度可言，更谈不上法治。

法制建设需要人来推动。法律归根结底还是靠人去执行的。要达到企望个别天才人物在一个晚上创立所有的良法供广大人民执行，或者把精力仅仅集中到组织一个好的立法班子，像制造产品一样大批订立新法，以为这样便可实现法治，那同样是天真幼稚的想法。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南美和非洲，早就应该有良好的法治秩序了，因为这些前欧洲殖民地不乏殖民者留下来的大量法律条文或惯例，即使还缺少点什么，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家和律师去欧洲照搬一套也是轻而易举，连语言的障碍都不存在。可是，这些社会今天仍然存在着许多违背法治精神、侵犯人民正当权利、军政府专横统治的现象，即便是已实现了民选的政府，法治有所进步，但还免不了许多旧式专横统治的遗迹，宪政经常受到破坏，所以还不能说已实现了正常的法治。

二、人的因素在中国古代法制的体现

务实。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了早在上古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就形成的法治思想。《尚书》自汉代始被尊为“儒家”“五经”之一，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教科书。该书宣讲的“敬天、明德、慎刑、保民”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念，二千年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的先人在上古时代的中期已经形成了“保民”、“以民为本”的先进务实理念了。

仁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被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民族品格，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法制史，成为法制的原则。“仁”的法治思想主要是反对对人民过份压榨、剥削，提倡爱民、富民、惠民；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提倡通过道德感化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唐太宗李世民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要求官吏执法时务求宽大简约。为此，唐朝建立了“五覆”制度，对死刑的处理非常慎重。据史书记载，唐贞观时期，政治修明，百官清廉，刑罚不苛，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局面。

中国古代法制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儒法合一的“德主刑辅”、“明德慎刑”的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了一系列司法审判制度，如起诉或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间纠纷调解制度等，在刑事审判中还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与现代司法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

三、几点建议，在目前的中国，培养法的精神或法治文化是更重要更基本也更为艰巨的任务。一个无人看管便不遵守交通红绿灯的民族，或者仅靠普遍的严厉惩罚、轻罪重罚来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还谈不上法治现代化。培养从官到民都自觉遵守法律、捍卫法律、自觉抵制各种违法犯纪行为的良好风尚，才是根本性的工作。目前普遍存在的是以罚代刑，甚至让执法机关靠罚款来创收，如城市的交通警察、卫生管理、治安检查等等部门规定每月罚款指标以补贴职工奖金，许多人是为罚款而罚款，谈不上有多少公正可言，实际上助长了以不义对不义的风气，显然无利于全面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更有一些刑事犯罪以罚款代替正常的刑罚，违法乱纪者可以用一笔款项来充抵本应拘役的刑期，颇为嚣张。某地方法院为了争得一项贪污案件的管辖权以获取收入提成，硬是将被告贪污数目改小（否则将交给上级法院审理），这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可以说明大陆执法系统本身的一些根本性的体制弊端，如不尽快改变，显然会助长钱大于法、有钱就可明知故犯或是以金钱影响执法的社会风气。

其次，在培养民情和民风的过程中应体现真正的法治原则。大陆近十几年的普法教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立足点或出发点仍然存在着片面性。许多干部把普法教育仅仅当作培养顺民的一种手段，只强调公民懂法守法（前面已说过，这一点自然很重要），却不传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观念，以及公民在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更不要说教育人民如何同官僚主义、渎职和腐败行为作斗争。须知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法律限制，它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纪守法，而且要求统治者和政府公务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行事。为了防止象纳粹德国这样的以恶法鼓动民众支持侵略、屠杀某个特定民族的暴行重演，现代化的法治尤其不能只是培养顺民，而且要教给公民判断是非、抵制恶法、维护良法的法治意识，在官民之中普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道德，真正使法治不只是单向施加权威，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合理的相互期望。

中国大陆法律传统是重刑法轻民法，强调公诉人代表国家对违法者的制裁，忽视公民为捍卫个人权利而对国家机关及其代表提出的司法诉讼。尤其是对西方社会最为重视的所谓宪法法，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既无欧洲国家普遍设立的宪法法院，最高法院也从未受理过任何一个宪法法的案子。因为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并不认为公民有权就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违宪行为提出诉讼，甚至连学者范围的讨论都几乎是个空白，宪法修正案总是在小范围内不公开徵求意见，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拍板。因此，当国务院以一纸行政命令宣布禁止私人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公用接收设备需登记并说明理由时，许多单位和个人均蒙受经济损失，却没有一个公民或一家代理法律机构提出这一命令是否违反宪法在原则上规定的公民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利的问题。而多年实行的新闻管理制度从未获得法律条文的外衣，数年来，新闻法草案讨论来讨论去，总是无法正式提交全国人大通过，其根本原因亦在有些做法用条文写出来必须与宪法规定相一致。因而在行政法上的不公开性和漏洞可谓比比皆是。大陆近年虽已有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但仍然停留在个案和针对下级官僚个人的阶段，从未就重大的政治、政策乃至宪法问题采取正式司法程序。

第三，为了实现法治与良好民风的统一，一支具有较高业务和道德水平、独立自主的专职司法队伍必不可少，包括训练有素、作风正派、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教师等等人员。中国在这方面仍然很薄弱，司法人员与人口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列仍然很低，而且不能说素质都已经合格，也几乎不存在象法官和律师公会这样的专业协会对此类人员的专业和道德水准进行严格、定期的监督评估的制度，以便及时清除不合格者。除了自负盈亏的专业律师以外，其他各类执法人员的收入主要应由公共税收承担，并确保达到较高的固定水准，以杜绝其后顾之忧。大陆的许多法官之所以靠罚款来维持奖金，有时也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其事业费少得可怜可叹。面对比自己收入高出几十倍的私营律师，法官的心理如何得到平衡？一支高水平专职司法队伍的存在和延续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体制保证。托克维尔在评论美国政治制度时特别强调，一支独立自主的司法队伍对于维护美国式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包括缓冲社会矛盾，充当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中间等级，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同样依赖优秀司法队伍的建设。就目前情况而言，这还仅仅是开始，律师职业只是个较有经济前途的谋生手段，还远未成为社会控制的主力或强大的中间等级，也未充当政治家的后备军。众多地方和全国的行政干部和人大代表均与律师无缘，司法界只能像全国三百六十行一样按名额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就很难保证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和创制、复决、监督等权力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