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过程

社会治理的过程（精选6篇）

篇1：社会治理的过程

。在如此过程中，我们就像对待环境污染一样，开始是大肆地发展污染，并且不太注意，后来受到巨大不利影响，于是，我们开始反思，当我们发展具有了一定的成就时，我们自然也就具备一定解决的能力了，人们也更加注意了，于是，社会解决环境污染就形成了共识了，人们也会更加懂得爱护环境，政府也会更加投入，同时，在此过程中社会也在不断更加进步了。

篇2：社会治理的过程

摘要：分析了在三氯异氰脲酸生产过程中废气、废液的`产出点、数量,并提出了治理措施.作 者：路红 李红艺 LU Hong LI Hong-yi 作者单位：路红,LU Hong(徐州化工设计研究院,江苏,徐州,221007)

李红艺,LI Hong-yi(南京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期 刊：中国氯碱 Journal：CHINA CHLOR-ALKALI年，卷(期)：,“”(5)分类号：X781.2关键词：三氯异氰脲酸 尾气 母液 处理

篇3：煤矿瓦斯治理过程的控制策略

1 实例分析治理瓦斯过程与主要问题

1.1 工程简介

该工程处于我国西北部, 岩层倾角为5°~10°, 井田地质构造中等。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上统, 含煤14~20层, 有2层全区可采, 3层局部可采, 煤层埋藏于330m~600m。承压水含水层与覆层岩层有助于瓦斯储存与封闭。最上部的可采煤层厚度为1.24m~5.83m, 平均厚度约2.8m, 属于稳定煤层, 是矿井主采煤层。该煤矿中瓦斯的地质情况如下:属于隐伏的矿床, 覆盖层比较厚, 构造相对简单, 煤层的隐藏深达330m。在勘察的过程中, 会出现瓦斯喷出与涌出现象, 瓦斯压力相对较大, 平均瓦斯量是16.2 m L/g.r, 瓦斯最大含量为18m L/g.r。

1.2 煤矿瓦斯的治理过程

煤矿的瓦斯事故包含瓦斯窒息、瓦斯爆炸与瓦斯燃烧等, 在治理瓦斯过程中, 需要跟踪控制这些事故, 避免发生事故。煤矿瓦斯事故治理过程相对特殊, 地质构造、瓦斯赋存与煤层赋存都可以做输入的内容, 并且还应引入大量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等资源, 同时要建立监控系统、通风系统与生产系统。在治理瓦斯过程中, 对排放参数、施工参数与瓦斯的抽采参数进行跟踪控制, 可以避免发生瓦斯事故[1]。

1.3 瓦斯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分析

1.3.1 瓦斯压力会加大事故发生可能性

瓦斯压力指的是煤体中的气体压力, 受多种地质因素的影响, 煤层瓦斯压力大小变化不同。在煤矿开采过程中,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 瓦斯压力不断增大, 如果管控不当就会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就目前而言, 在治理瓦斯事故的过程中, 常用方式主要是抽样的控制法。但是由于这种传统瓦斯治理的控制方法, 难以满足目前煤矿开采需要, 严重影响了煤矿瓦斯治理效果[2]。

1.3.2 各种因素的控制不利增加瓦斯事故发生率

相关资料表明, 瓦斯事故的发生原因多种多样, 所以加强瓦斯事故的风险控制至关重要。例如:加强开采技术控制, 降低瓦斯事故的发生率。但是, 在开采煤矿时, 很多企业为了拓宽经济利润的空间, 经常会通过降低瓦斯的控制力度来控制和节约成本, 这就会造成开采中卡钻的情况, 加大煤矿开采安全问题的发生率, 严重威胁了煤矿开采人员人身财产的安全。

1.3.3 复杂地质结构加大了瓦斯治理的难度

在开采煤矿时, 经常会面临复杂地质条件, 这在某种程度上, 会加大煤矿开采的难度, 继而增加瓦斯事故的发生率。另外,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加深, 地质结构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会导致矿井下面瓦斯的浓度增加, 进而增加瓦斯事故的发生率。所以为了保证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需要与地质结构的特征相结合, 有针对性的治理瓦斯, 有效控制瓦斯事故的发生率。

2 瓦斯治理过程管理控制总思路

2.1 加强日常的通风

在瓦斯治理过程中, 强调井下的通风, 防止发生瓦斯爆炸的事故。在防控过程中, 需要严格管理控制井下日常通风, 方便相关人员对瓦斯进行调控。如果井下通风比较好, 可以将瓦斯浓度缩小, 以便把瓦斯浓度控制在不可燃范围内, 有效降低瓦斯事故发生率。在日常的工作中, 需要建立健全通风系统, 根据采掘的总量, 对井中各个时段送风总量进行适当变更, 确保正常送风。如果遇到复杂的地形, 需要重视送风系统, 实时进行查验与检修, 重视日常的维护。

2.2 加大安全方面的投入

近年来, 瓦斯治理难度逐渐加大, 如果沿用传统治理步骤, 难以细分各种调控的指标, 在这个趋势下, 需要企业加大原有投入的数额, 不断引进各种新型技术, 建立健全整治系统, 完善瓦斯治理的步骤。尤其在物力与人力耗费方面, 都需要加大投入, 需要按照拟好体系与指标, 引导各种瓦斯治理的工作。

2.3 全方面查验与调控

在瓦斯事故控制过程中, 需要调控整合事前工作与有效落实事后治理。在发生突发事故以后, 如果没有及时查验, 容易引起大范畴伤亡, 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进而威胁井内工作人员的安全。

要想降低瓦斯造成的损失, 需要制定可用途径对故障进行查验, 并严格控制, 在井下故障查验时, 需要实时跟踪, 充分了解井下现有真实的状态。这样才可以在发生突发事故时, 在短时间内离开场地, 降低危害。为有效防止瓦斯事故, 需要邀请专家进行讲座, 并设定生产的培训机构, 使得井内工作人员充分了解瓦斯事故发生原因, 条件允许时, 可以进行现场的演练, 减少事故危害。

3 瓦斯事故的治理与控制对策

3.1 提升煤矿安全的开采控制力度

(1) 为避免发生瓦斯事故, 需要加大矿井的通风, 因为通风会影响瓦斯浓度, 所以需要建立健全通风的系统, 确保矿井通风的效果, 有效控制瓦斯的事故发生率; (2) 强化井内员工安全生产的意识, 在煤矿开采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掌握瓦斯的治理知识, 并且要掌握瓦斯事故防治对策, 确保开采顺利与安全。

3.2 强化煤矿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煤矿企业发展中, 瓦斯事故影响范围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减小瓦斯事故的影响程度也非常重要。所以在瓦斯治疗的过程中, 需要建设各种基础的设施, 例如:将安全的防爆门设置于通风口, 同时装设隔爆的装置, 使得每一个员工能够配备相关救援器材与自救器材, 保证瓦斯的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3.3 在煤矿瓦斯的治理中科学应用理论知识

通常理论知识属于实践基础, 所以在治理瓦斯时, 需要灵活应用各种理论知识。在瓦斯治理与控制的过程中, 需要通过过程系统的特征分析各项参数, 主要包含瓦斯赋存情况、煤层赋存、地质的构造与空间位置等, 特别是瓦斯负压、抽采浓度、温度与流量等情况需要全面分析和掌握。此外, 还要合理采取治疗过程跟踪控制的理论, 跟踪控制工作面的回采过程、穿层钻孔抽煤巷瓦斯工程的施工进程、顺层钻孔的过程等, 保证煤矿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

4 结语

在煤矿开采与安全生产过程中, 瓦斯治理属于重要的环节, 应该不断改进与创新瓦斯的治理控制对策, 提高瓦斯治理效果, 确保井下的工作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在强化瓦斯治理的过程管理力度基础上, 加强瓦斯治理的水平, 确保瓦斯治理管理过程的规范性, 贯彻落实各项治理措施, 将煤矿安全生产的隐患消除。

摘要：本文通过实例着重分析了治理煤矿瓦斯过程中的相关理论, 探讨治理瓦斯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瓦斯治理控制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煤矿,瓦斯治理,控制策略

参考文献

[1]张丽媛, 马赞.突出矿井管理制度创新对瓦斯治理工作起到的作用[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5, 25 (21) :2061.

篇4：牛津大学治理改革的行为过程透视

关键词：牛津大学；治理改革；行为过程；支持联盟框架

大学治理是指对大学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做决策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临社会经济的巨变和日益激烈的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竞争带来的大学运行危机，牛津大学进行了三次持续的大学治理改革，希望通过治理改革来保持其卓越的学术品质。大学治理改革触及利益广，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重大调整。大学治理改革实质上涉及大学核心制度的重建，这方面的改革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那么，牛津大学进行治理改革的动因是什么？是哪些力量、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推动着大学治理改革？本文将以此为个案，在支持联盟理论的启示下，透视牛津大学进行治理改革的行为过程。

一、支持联盟框架

支持联盟框架(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是由美国政策学者保罗·A·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和汉克·C简金斯-史密斯(HankCJenkins-Smith)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是关于政策行为过程分析的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之一。支持联盟框架将尼尔森提出的政策分析理论进步主义模型、利益组织竞争模型以及意识形态冲突模型进行了有机整合［1］，其中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不是相同的利益而是相同的信念体系。虽然利益常表现为直观的实际利益，但在政策过程中，它最终要被观念化为人们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标。[2]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常常在某种理论体系中才能清楚地被界定，而这种包含一系列因果关系认知的理论体系又是基于背后的信念体系，因为信念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和可验证性。[3]萨巴蒂尔等人将支持联盟分析框架构造为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三维信仰系统，即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其中深层核心信仰是最根本的信仰，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原则性信仰，是难以改变的；政策核心信仰代表了贯穿于整个政策领域或子系统中的联盟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因果认知，它是支持联盟的黏合剂，但是调节起来十分困难；表层信仰，也称工具性信仰，是最具体的信仰，它是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工具性决定，以及为实现其政策核心信念所进行的必要的信息搜寻，因而最容易调整。[4]所以，政策信仰的相互学习常发生在这个层面。

当人们关注某个重要政策议题时，就会形成一个有关该问题的政策子系统。在支持联盟框架中，对政策变化（或者说政策发展）的分析集中在政策子系统中。政策子系统通常由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利益集团、行政机构官员等行为体构成。[5]在政策子系统中，存在着多个支持联盟，这些不同的联盟由于信念体系不同，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也不同。在支持联盟框架中，子系统概念需要集中在一组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中有规律互动的人或组织身上，他们旨在影响一特定领域政策的构建和执行。[6]支持联盟框架关注的是长时段的政策行为过程变迁，并认为政策变迁的主要原因是通过支持联盟内部的政策取向的学习而改变联盟的政策信仰，以及来自子系统外部的干预来实现的。支持联盟分析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一种关键的分析方法应用到包括美国气候政策、外部大陆架租借政策、加拿大教育政策在内的30多个案例分析中，被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学家所重视。[7]

二、牛津大学治理改革的变迁历程

牛津大学创始于1167年，是一所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与人类历史和文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在长期的发展中，牛津大学形成了“大学自治，学者治校”的传统。因此，牛津大学对外部社会的变革及要求反应滞后，对外界的干预是极其反感和抵制的。正如泰德·塔玻（Ted Tapper）等学者指出：“牛桥信念体系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信念是大学是自我管理的学者社团。”[8]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牛津大学一直保持传统的以学院制治理为主导的模式。最近的治理改革始于1964年大学成立的弗兰克斯（Franks）委员会提出的对大学在保持大学自治基础上确保大学管理高效率运行的改革建议。[9]在过去40多年来，牛津大学进行了几次治理改革，治理改革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1966年的弗兰克斯改革方案（The Franks Report）

1964年，牛津大学成立了弗兰克斯（Franks）委员会，根据英国政府的《罗宾斯报告》对大学进行一次综合性评估，并对大学的治理改革提出建议。1966年牛津大学颁发并实施《弗兰克斯改革方案》（The Franks Report）[10]，改革方案加强了大学在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以牛津大学议会全面取代传统的大学校友顾问会，大学议会享有制定、修改和取消法规的权力，加强和巩固牛津大学议会（Congregation）的权力和地位，同时创建了“学院理事会”(Council of Colleges)制度，而实际上运行的是一种咨询性质的“学院联合会”(Conference of Colleges)治理模式，保障了牛津大学自治、学者治校的传统。

2. 2000年的诺斯改革方案（The North Report）

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世界大学的竞争加剧，牛津大学面临了新的挑战，其治理改革再次成为大学发展的中心议题。1997年，在副校长彼得·诺斯（Peter North）的领导下，牛津大学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对大学的本质、精神、治理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提交的调查报告中建议引入改革机制。1997年，牛津大学发布了《诺斯改革方案》（The North Report），决定在2000年正式实施。在《诺斯改革方案》中，牛津大学对其办学宗旨和治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自我评估并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诺斯改革方案中涉及到大学治理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个：第一，将大学治理中的两个重要治理委员会即赫布多马达尔理事会和教授总会（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合并成为一个理事会——大学理事会（Council），大学理事会接受大学议会的领导；第二，在大学理事会中设立校外理事，并成立规划与配置、教育政策标准、人事、总务四个专业委员会治理大学主要事务；第三，设立四大学部，将大学的院系及附属单位纳入其中，分学部治理内部学术事务和经费；第四，简化大学法规。这轮治理改革引入了清晰的问责体制和决策体制，加强了大学进行长远战略规划和资源分配的能力，并且加强了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但在有关加强大学与学院关系的问题上，诺斯改革未能完全地加以解决，为以后的大学治理改革留下了空间。

3. 2005-2006年的胡德（John Hood）改革

为了缓解大学发展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加强大学的行政权力，提高大学的治理效率，牛津大学在胡德（John Hood）校长领导下，利用一年半时间对2000年以来“诺斯改革”治理改革成效进行了评估，提出新一套深化治理的改革方案。2005年3月牛津大学发布了《牛津治理结构（绿皮书1）》，指出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学治理的改革方案。但《牛津大学治理结构绿皮书》一出台，很快便遭到了大学和学院的强烈反对，要求对其进行修订。2005年9月，牛津大学发布《牛津大学治理修改稿》[13]，但是大学和学院持反对意见者还是占据绝大多数，要求进行第二次修订。

2006年5月，牛津大学正式发布了《牛津大学治理修改稿》的修改稿——《牛津治理改革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14]《白皮书》长达70页，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论述了大学“治理”的理念。《白皮书》中提出的治理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缩减大学理事会的规模和组成结构，将其成员由28人减至15人。其中校内理事跟校外理事的比例为7：8；第二，是实现大学总体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分立管理，加强大学的行政权力；第三，设立学术委员会(Academic Board)，负责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白皮书》发布以后，大学和学院的反应强烈，要求继续修改。此后，大学又两次修正了《白皮书》有关大学治理的改革方案。

因为大学和学院对《白皮书》及其修正案没有达成一致结果，牛津大学决定进行投票表决，在2006年11月14日到12月18日期间，牛津大学对《白皮书》的修正案进行三次反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最终否定了胡德校长提出的《白皮书》及其修正案，宣告了此次大学治理改革的失败。

到目前为止，牛津大学认为2000年以来的大学治理富有成效，因此，大学治理运行的是2000年以来实施的诺斯方案下形成的在基本牛津治理结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改革的治理结构，主要表现在大学理事会的组成上。现行的大学理事会包括5个专委会，分别是教育专委会、总务专委会、规划和资源配置专委会、人事专委会和科研专委会。另外由于牛津治理的传统是具有联邦主义色彩的大学，大学的各个学院是一个个独立的类似联邦性质的机构，它可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财产和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交往等。因此，大学理事会实际上起着协调大学与各学院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因此大学理事会身兼执行董事会决议和部分校内规章立法权的功能，故大学理事会是大学真正的“统治委员会”（Governing Board）。[15]

三、牛津大学的治理改革行为过程分析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采用政策子系统作为分析单元是理解政策改变的最有用的方式。因此，笔者尝试从牛津大学的治理改革的子系统入手，以此作为分析治理改革变化的主要分析单元。

（一）外部环境的影响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真正能促使政策核心信念体系改变的是来自政策子系统的非认知(Noncognitive)的力量。[16]这种力量首先是指现实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统治联盟系统性变化、来自其他子系统政策变化等。支持联盟框架认为外部环境是主要政策变迁的重要先决条件。

1．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大学的影响。二战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世界高等教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进入了“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7]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于1963年发布《罗宾斯报告》，致力于大学的扩张，牛津大学的规模也因此快速扩大，传统的以学院制和导师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需要，这要求牛津大学必须进行治理改革。

2． 经济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牛津大学面临本科生数量急剧增加、需要费用增加和政府拨款的生均逐年减少的双重经济压力。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和学院制的费用昂贵，因为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学生的人均教育费用高于其它大学的本科生费用，而本科生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导师来教学。弗兰克斯委员会赞赏学院制中“与寄宿舍、系完全不同的集体生活及其精神”，同时也意识到“学院制是昂贵的……牛津大学比英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更加昂贵”[18]。到了20世纪90年代诺斯委员会虽然意识到大学学院制所具有的优势和活力，但是也指出学院制的这种优势依赖于高昂的费用支出。英国目前每年要求学生家长直接偿付1100英镑的学费，但是在牛津大学，这一付费水平只占学校收入的2%。[19]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削减了大学的生均拨款，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开支也比其他国家要低。2000年，英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开支是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20]另一方面，虽然大学每年的收入在增加，但是支出也相应增加，而且收入与支出的差距呈增大趋势，导致资金的缺口变大。以最近几年为例，2004－２００５学年，大学收入5.302亿英镑，支出5.240亿英镑； 2005-2006学年大学收入6.087亿英镑，支出6.062亿英镑；到2008-2009学年总收入是8.625亿英镑，支出为8.668亿英镑，资金缺口为430万英镑。[21]牛津大学的活力和实力就来自于吸引全球顶尖的学生和学者，但日益紧张的经费使得牛津大学的治校面临巨大的挑战。

3． 社会和政府问责。牛津大学每年的收入主要是由五大部分组成，其中，以政府拨款和捐款占的比例为最，以2008－２００９学年为例，政府拨款和捐赠等其他收入占了总收入的46%。[22]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都要求大学对资金使用的效率提出要求，大学外部各种利益相关者都致力于使大学在使用公共资金及社会捐赠资金方面取得更高的效率。政府和社会不仅要求大学在资金使用上要透明，而且也需要外界人士能参与到大学的治理当中，参与并监督大学“更负责地使用资金”。[23]

4． 来自其他政策子系统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来自北美、欧洲大陆和新兴亚洲国家一流大学的竞争都使牛津感到危机四伏，使得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牛津长期以来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地位受到来自美国大学的严重挑战，该状况导致来自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多方面不满。

（二）不同支持联盟的主要观点及其核心信念体系

支持联盟框架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支持联盟的信念体系。[24]在牛津大学治理改革过程中，人们对这一政策议题的关注形成了一个有关该问题的政策子系统。在这个政策子系统中，存在两个基本的支持联盟：支持大学治理改革的联盟和反对大学治理改革的联盟，其政策核心信仰的分歧点在于是否应该进行大学治理改革。根本的分歧点在于“由谁治校”的问题，即校外理事跟校内理事的组成比例上谁占多数的问题。由于信念体系不同，支持联盟各自的偏好和目标也不同，具有相互冲突的基本价值观，联盟之间不断博弈、协调。

1. 支持联盟的主要观点

篇5：社会治理的过程

1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是针对矿山荒芜、岩石裸露以及植被稀少的地区治理而言的。对于这一类型的矿山治理的关键是要恢复固有的生态结构系统，在统筹规划和合理设计的基础上首先清理危岩，并做好削除边坡、人工护坡以及挡墙等边坡修理工作;然后选择合适的土壤进行填充，将裸露的岩石进行覆盖，并选择与土壤性质相匹配的植被进行植入;最后要定时的进行施肥、浇水、疏松土壤以及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保证植被的正常生长状态，这样在经过几年的人工管理之后基本的生态系统得以建立，矿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必然得到大力改善。纵观整个矿山治理过程，其中危岩清理、削坡降坡、人工护坡以及挡墙、生物绿化和后期的养护等工作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将在下文中一一进行介绍。

(1)危岩清理：

为了增加边坡的稳定性以及降低后续工作的难度，需要首先进行危岩清理工作，对边坡上的松动岩石、悬挂岩石进行清除，并根据地形地貌的变化特征和生态特征对地表的土壤土壤结构进行清理，同时针对特殊地形地貌以及人工无法清理的地方在条件允许下进行机械清理或是爆破清理，同时要确保人员安全。

(2)削坡降坡：

首先根据规划图和现场情况用白灰圈定回填范围。然后采用皮尺和全站仪相互结合的方式放线，辅以水准仪测量高程;再者合理布置爆破的炮眼范围，使用空气浅空锤治理开凿出炮眼，根据爆破面积和爆破程度合理计算火药量，填装后采用延时爆破的方式进行爆破，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

(3)人工护坡与挡墙：

人工护坡与挡墙的修筑过程中首先需要清理地基，并采用铺浆法砌块石体。石块的砌筑应该选用上下层交错砌筑的形式保证墙体的强度与质量，并采用分层砌筑。内外搭砌的模式确保砌立稳定。砌筑前石块需要事先浇水，但是不能有积水残留，砌筑石缝应该保持在20mm~35mm的范围内，较大的石缝用碎石填补。砌筑完成后石缝要用浆料填涂，但是外墙面上不能残留有涂浆，保证墙体砌筑的外部美观。

(4)生物绿化：

根据当地的气候类型和土壤结构选择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且价格便宜的苗木进行种植，同时营养钵对于苗木的成活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保证营养钵的完整性。注重运输质量，在运输过程中用隔热网覆盖，防止水分流失，同时对于营养钵损坏的苗木要禁止栽种。栽种过程中按照苗木的生长习性合理安排种植密度，预先进行施肥以保证土壤的肥力，然后对栽种深度、定向与排列以及栽种季节进行严格限制，提升苗木的存活率。

(5)后期养护：

苗木的后期管理至关重要，相关部门应该派专门的技术和工作人员负责苗木的后期养护工作，定时对苗木的生长情况、存活率以及生长速度等进行记录，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是病虫害时及时做好应急预案，并定期对苗木进行灌溉和修剪。

2质量控制

2.1以人为本，提升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

在整个矿山环境治理的国工程建设中，需要首先强调人员素质和工作态度在提升工作质量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和承包单位应该重视工作人员的选拔与选调工作，选取那些工作经验丰富、工作热情高涨以及技术水平高的`工作人员从事矿山的环境治理工作，并通过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准则的方式来约束全体工作人员的行为，以人员素质为突破口提升矿山环境治理的总体质量。

2.2完善工程材料的验报和审查机制

矿山环境治理中要涉及到多种原材料如石块、石灰、水泥、苗木以及多种工程机械和设备的采购和运输等，如不及时完善工程材料的审报和验收将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首先应当根据工程需要制定完善的采购计划，对供应商的相关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定期抽查工程材料的质量，质量不过关的工程建筑材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同时，工程材料的采购、运输、储藏以及取用等均需要进行严格登记，定期出具原材料的使用和结余报告，方便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定期审查。

2.3完善工程质量审查制度

一套相对完善的工程质量审查制度是保证矿山环境治理质量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打击违法犯罪、遏制以公谋私的有力武器。为保证治理质量，在治理技术人员对各治理段、治理班组的治理质量进行巡视检查和现场跟班监督相结合控制措施的基础上，建立“四级”质量检查程序，首先由工作人员进行自检，工作质量不合格者进行翻修或是拆毁;其次是班组长检查，勒令组内人员按照相关施工方案和要求进行工作，同时这两次检查过后的合格率必须达到100%。再者，由技术人员、质量员进行抽查，抽查率不得低于70%，不合格者给予补救机会，或者给予相应的处罚;最后是由技术负责组织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抽查率不得低于50%。

3结语

在当前环保问题日益严峻的前提下，加强矿山环境治理，提升矿山区域内的环境质量应刻不容缓。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必须提起高度重视，通过多种措施提升矿山环境治理中的过程控制和质量控制水平，减少因为过度开采和粗放型开采活动对周围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使得地表植被和地貌景观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进而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的发生，在改善当地自然环境的同时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凯旭,张随龙,李嘉燕.矿山环境治理中的过程控制与质量控制[J].资源信息与工程,,32(01):165-166.

[2]陈奇.矿山环境治理技术与治理模式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3]胡欣.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

篇6：社会治理的过程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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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