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精选6篇）

篇1：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需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柔性管理，通过党的群众工作来有效化解矛盾，消弭冲突;另一方面还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实践出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科学看待秩序维护中的社会强制问题。

所谓的社会强制，是指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强制性手段建立和维护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从社会和谐的基础出发，利益协调的重点是关照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我们知道，任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主体，都不可能轻易让渡利益。而基于党领导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任何政党的制度化建设都需要强调制度框架内党的社会强制能力。首先，社会强制作为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约束权力边界的技术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本身可以被纳入法治范畴而加以规范。其次，技术本身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使得社会强制具有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强制的必然性。在一个精密庞大的管理体系中，技术的强制性要求规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规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不受侵害。最后，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效获取，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们的行为强制，这种强制的道德基础恰恰是所有人公平地享有不被侵犯的权利。

危机情境下的社会治理我们在工业社会谈论社会和谐，必然绕不开危机情境。工业社会在提供人们极为便捷的交往和获取知识与财富的机会的同时，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社会可能在转瞬之间失去其全部的秩序基础。中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可以保证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有生机和活力。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对危机情境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也是从根本上避免社会失范和失序的重要领导力量。而我们对危机情境的把握，在实践上还需要有充分的人员、价值、物质、制度和政策的储备。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时发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要求。社会治理过程不同于日常的管理，更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与协调作用、政府的服务与管理作用，市场和社会的理性参与作用。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少学者强调危机管理，其实质在于强调危机控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育相对完备，社会群体本身对传统危机有着相对成熟的应激模式，能够在危机情境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因此避免了承担危机引发的全部压力。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危机的化解与克服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提出危机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管理理念下，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处理，危机应对的基本思路往往是将事态平息，较少考虑人们日常的利益或者价值诉求。危机的突发性和较强的扩散性，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迅速采取措施将事件控制住，这个决策过程必然带有应急与强制特点。但是现代社会危机成因的复杂性和多元交互特点，决定了我们一方面需要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强制，另一方面基于防范和化解危机的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要在协调群体利益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社会参与，避免危机促发要素的累积。即强制过程本身是保障社会良序和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战略。

促生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体制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管理效能改变和制度调整，对社会整合能力构成了现实威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来避免社会动荡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从政党科学执政的逻辑出发，显然，这种带有应急强制色彩的管理过程，需要从理念到制度、方法都做出调适。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对压力型维稳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应该说，任何时期，维护社会稳定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也是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但是，仅仅依靠压力型维稳显然是难以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因此，实现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治理理念上需要转变思维，进而形成制度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机制。一是把维护稳定建构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尊重多元价值并形成科学价值引导机制上。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一直都存有协调的基因，但在具体运行中，通过权力运行遏制可能存在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是有管理体制的必然趋向。二是肯定人们合理合法的利益及其追求利益的过程，并在多元主体中完善协商民主，梳理权力边界，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中，由于制度不完善，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侵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多元利益集团甚至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极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试图左右改革开放的政策，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在信息相对完备的环境里，进行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利益和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三是确立社会稳定的综合指标体系。当前，中央政府维护稳定的原则和目标在科层制度下经过层层加压，会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方式覆盖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这一能力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期待拥有的。但是也要看到，若非制度完善和组织健全，这种快速传导的将稳定视为根本目标的维稳体系，会直接锲入传统管理框架，形成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政府强制过程。因此，需要在廓清社会稳定的基本内涵和表征的基础上，形成考核稳定发展的综合指标，而非维护稳定的压力指标。

例如，在许多地方将上访人数多少作为考核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这既否定了人民来信来访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机制，也会造成地方通过人身强制或者花钱买平安来克服上访问题。因此，建构科学的维稳指标，是要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入手，而非从社会失稳的表象入手。这才是克服急功近利表面光鲜，内里糟糠的必然的行政行为。实际上，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国梦思想，其落实过程必然在于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发展共识，进而规避利益侵害，实现利益和谐。这是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但在实践中，各种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直接耗蚀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平台。这一点，尤其需要在执政过程中加以纠正。四是以法治为核心，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能够简单视为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民主有效发育中难以完全规避的现象。我们知道，撇开事件本身的非法性，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超过10万起，而涉诉涉案涉访的各种事件多达200多万起。这些事件很大一部分是公民维权运动，这也是社会发育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组织形式。在正常情况下，社会通过组织化行动，在法治框架内寻求自身权利保障机制，并拥有监督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本质上体现着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制度平台和物质保障。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党引导人民在理性和与法治框架内逐步加以克服。

显然，仅就社会强制力而言，它体现着工业社会执政党的基本能力。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强制力是与社会理性和社会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民主的前提是对自由的期待和对权威的尊崇，即政党能力必然体现为政党执政中约束自身和社会、推进发展的制度要求，体现为制度被权威执行和模范遵守。就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要求来看，社会强制的过程必然具有以下道德意向和价值目标：每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每个人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过程都不能够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依系于法律向全体人民公平开放。

社会强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其所内蕴的善的追求和制度的逻辑是这种力量有效施行的基础。援引康德的一句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社会良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公共利益和制度权威的尊崇始终是并行不悖的。

汇报人：xiexiebang

篇2：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姜明安

一、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有什么重要意义

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项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既有独立于实质正义的本体价值，又有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工具价值。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或者说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之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如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增进人的福祉等。其中，社会公正当然包括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看得见的正义”，不仅实质正义难以保障，即使有，人们也难以感受到。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创新、社会治理观念创新等。其中，制度、方式、手段当然包括程序。健全公正、公开、公平等体现正义的社会治理程序是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如果缺乏程序正义，就很难有什么“创新”可言?如果有“创新”，其“创新”也难有创新的真正价值。

2、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首先，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而公正、公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决策程序正是广大社会公众理解、支持相应创新措施、制度的前提;公正、公开、公平的实施程序则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条件。其次，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克服和消除旧的官僚机构、旧的制度、旧的观念在长时期形成的各种习惯势力的障碍，而克服和消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或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阳光法”，就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程序正义。

3、程序正义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治理创新不应是一次性的，不应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而应该是长时期持续进行的行为。要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的持续创新机制，就必须营造一种不断激励人们追求、探索和实施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佷显然，程序正义是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认识和追求是无止境的，社会如果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探索和追求正义的机制(包括制度和制度的运作程序)，人们就必然会运用这个机制去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新体制、新方法和新模式。当然，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程序正义的确立可以营造社会治理持续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社会治理持续创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社会的程序正义，提高社会程序正义的水平。

二、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基本程序制度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决策和立法领域，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领域、社会争议、纠纷的裁决、处理领域等，都建立了各种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等程序正义的正当程序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能体现现代程序正义的制度主要有下述五项：

1、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

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是满足社会公众和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没有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社会公众不了解公共事务，不了解与自己生活、生产和消费等有关的各种信息，不要说知政、议政、参政，就是要使自己的生存权、健康权、正常社会交往权得以实现和保障都是困难的。信息公开首先是政务信息公开，除了政务信息外，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环境信息、食品卫生安全信息、传染病流行信息、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信息等，都应该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公开，让全体社会公众或相应领域的社会公众知晓。

2、公众参与制度

社会治理涉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对人比政府管理要广泛得多。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政府管理没有公民参与是不公正的，社会治理离开了公众参与就更谈不上正义。在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组织NGO、NPO、建立基层或社区自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网上讨论议政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立法，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媒体参与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对环境、生态的保护，等等。

3、权力制约制度

社会治理除了必须有国家公权力介入外，还必须有各种社会公权力主体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然而，任何公权力，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社会公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都可能发生腐败。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的相互制约;既包括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的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对国家公权力的制约;既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如决策、立法行为、执行行为、纠纷裁决行为等)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如制裁、处罚行为的调查、审理、决定、执行等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

4、说明理由制度

实施公权力行为，特别是实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利害关系人说明理由，这是现代程序正义的重要要求。说明理由的途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或通过政府刊物、新闻媒体发布进行;推行社会和经济规制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听证会或政府网站的途径进行，实施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或裁决社会争议、纠纷的行为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裁决书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直接向相对人进行口头说明。

5、陈述、申辩、申诉与救济制度

根据古老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任何人对他人作出不利行为，均应听取他人的意见，任何人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争议，均不能由自己进行裁决。故此，任何人对公权力主体做出的认为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均应享有向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对其行为不服，均应享有申诉与寻求救济的权利，法律应为之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制度，使之有可能向与公权力主体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者请求救济，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

社会治理创新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程序制度以及通过这些程序制度的运作，才能使其目标符合人类正义的要求，才能真正维护人的自由和增进人的福祉。

三、怎样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实现程序正义

要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保障程序正义目标的实现，至少要做下述三件事：

1、加强程序立法，健全规范社会治理行为程序的法律、法规

程序立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统一的程序法典，即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虽然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但也调整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社会公权力行为的程序，实际上它是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程序法典;二是单行的程序法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征收征用法、争议、纠纷调处法等;三是确立程序法典、法律具体实施规则的程序法规、规章。目前，我国统一的程序法典尚未制定，其他两个层次的程序法都不完善。程序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公权力程序化运作

程序正义是与民主、宪政和法治密切联系的。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性的，是人治型的，这种体制不重视民主，不重视人权，从而很少，甚至缺少程序正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确立程序正义的地位，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正当程序制度，就必须推进整个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真正以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才能促进公权力依正当程序运作，实现程序正义的目标。

3、提高国民(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程序正义意识，形成人人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

篇3：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背景

社会转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过程, 尽管学界对社会转型的含义认识不尽相同, 但都认可社会转型确实在发生, 并且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的主体则是从事现实实践活动的人, 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看作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 其特征为整体性、渐进性、异质性、重叠性、形式性等。[1]还有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其含义包括: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三个方面。[2]郑杭生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释:第一, “社会转型”, 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 意指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型的转变, 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 说详细一点, 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 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 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 几乎是同义的。第二, 中国的社会转型, 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3]

总之, 对于社会转型的含义, 不同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尽管表述不尽相同, 但基本认同社会转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并且这种转变是全面的,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转变。因此, 社会转型是指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转变, 是从传统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向法治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

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一般会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来讲, 除了复杂性, 更具有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个方面。

1. 农村社会转型的落后性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讲, 中国社会转型不仅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还要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看, 农业在2010年已经仅占10%左右, 但是这绝不能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农业社会阶段, 虽然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低,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同时,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6%, 但是按照户籍计算, 城镇化率只有35.29%, 相差17.3%。如果按照52.6%的城镇化率计算的话, 那么我国还有6亿多农民, 如果按照户籍城镇化率计算, 那么中国还有8亿多农民。即使按6亿计算, 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是非常多, 尽管这6亿农民在农村并非全部都从事农业生产, 但他们也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同时, 尽管我国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卷入到社会化、商品化的市场大潮中, 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还广泛存在。因而, 总体来看, 我国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 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 根据我们构造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人口城市化率5个指标评价, 到2005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 这表明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4]因而, 虽然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成了工业经济大国, 但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2. 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非同步性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 农村经济转型明显快于社会转型。随着1985年我国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 从1978年到1984年不断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扩大。2012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出入为2456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 城乡收入差距为3.1∶1。可以说, 由于农民增收缓慢,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没有明显缩小的态势。同时, 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 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 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 东部次之为7.71∶1, 中部为7.16∶1。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除此之外, 农村民生问题也比较突出。涉及民生的问题很多, 如就业、社保、医疗、教育, 等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国家包办了所有这些社会事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家对医疗、教育等实行社会化改革。在改革中, 由于过度强调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没有担当起“兜底”的作用。因而, 这些民生领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如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 基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等, 都成为影响普通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

3.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滞后性

随着社会转型, 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解体, 但新的社会治理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包括城市与乡村两个层面, 在城市, 国家通过“单位”体制控制每一个职工, 而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体制控制每一个农民。1978年农村改革后,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管理体制瓦解, 乡村社会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而在城市, “单位”体制也慢慢瓦解, “单位”不再对职工的医疗、住房、养老等全面负责, 很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原来对“单位”的高度认同。可以说,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后单位社会。而在后单位社会里, “国家———社会———个人”这样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意味着, “这种社会结构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达, 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原来无所不包的单位组织, 而是实行契约化管理的市场主体。这样, 社会结构的构建逻辑从原来自上而下、权力集中的机制, 向个人独立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机制转变, 社会秩序从原来的行政性建构向契约性建构。”[5]因而, 这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 的产生和发展。1978年以来, 中国的社会组织可谓发展迅速, 但是发展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在政府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成为了“政府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治理中, 农村社会组织还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难以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而, 随着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解体, 适应新的农村社会发展的治理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当前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具有滞后性。

二、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意义

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 重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要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 作为农村社会治理自然也需要实现创新。更为重要的是,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是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1.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后, 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农村社会管理的要求。首先, 在城镇化背景下, 很多农民离开农村常年在城市居住, 但是并没有得到城市认可的社会身份, 他们在身份上还是农民, 但是他们又脱离农村, 有人说他们是城市的“候鸟”, 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城市的“候鸟”, 更是农村的“候鸟”。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群体, 传统的农村对农民的管理方式肯定已经无效。因而, 如何实现对农民工这些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需要在治理机制上实现创新。其次,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 对城镇化有着较强的利益冲动。这种利益冲动导致的城镇化, 往往会剥夺农民的利益。因而, 由于土地利益问题导致的农村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依靠传统的以“管制”为特征的社会管理方式、单纯依靠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 如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既实现城镇化的发展, 又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次, 改革开放以来, 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同时, 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中, 历史形成的乡土文化、血缘姻亲、伦理观念发挥了很大作用, 人治特征明显, 而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 农民的法治意识、法制观念越来越强, 但是还没有达到一切依靠法律办事的程度, 因而, “人治”“法治”并存, 相互交织。像农村的群体性事件, 就既有依靠政府“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 又有依靠“人多力量大”、“法不责众”的“人治”行为。总之, 社会转型要求必须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

2.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是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

从社会管理的空间来讲, 社会治理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而相对于城市来说, 由农村社会的特点决定, 农村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与城市相比, 我国农村分布比较分散, 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表现尤为明显, 分散的农村远离政治权力, 远离政府所在地, 因而无论是对其管理、还是对其提供公共服务, 难度都更大、成本都更高。同时, 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 虽然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但由于土地利益、乡村干部腐败、政府消极作为、不作为等问题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如海南感城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揭阳事件, 等等。这些事件不仅规模大, 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另外, 整体而言, 农民受教育水平比城市居民要低, 其文化素质相应也比较低。而社会治理创新则要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那么作为农民这一群体, 其如何参与、参与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治理状况。

3.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党的十八大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我国,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 农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地区, 而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为了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以来, 党中央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 涉及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农合及新农保的公共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是我们看到“三农”问题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解决, 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还需要付出诸多努力。比如农民问题, 现在除了2.6亿农民工之外, 在很多农村, 剩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386199”部队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力, 然而正是这支主力部队恰恰又是最需要得到关注的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如农村留守老人, 其数量已近5000万, 传统的家庭养老、养儿防老以及土地养老等模式已经难以解决这些留守老人养老的问题。农村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再如,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很多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关爱, 导致性格孤僻, 并且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照看, 暑期溺亡等人身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农村集体组织、依靠农民个人的力量难以解决, 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 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三、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当前,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应该把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

1. 实现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

社会治理创新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 (私人部门) 与社会 (第三部门) 多元主体的作用, 形成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 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管理模式。建立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要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 关键的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应当转变自身职能。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形成了以“管制”为特征的政府职能, 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治理创新则要求政府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为政府工作目标,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虽然经过几轮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有了一定转变, 但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作用的发挥。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真正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 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让第三部门充分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真正打造阳光政府、有限责任政府。

2. 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中, 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即把“农村社会管理内涵理解狭隘化, 把农村社会管理仅仅理解为乡镇信访、人民调解、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社会维稳工作。可以说, 这种理解和认识在当前的基层乡镇居主流地位。”[6]这一认识误区说明了在过去的农村社会管理中, 基层政府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处置上。应当说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是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方面, 基层政府虽消耗了大量精力, 甚至有的基层政府把相当多的人力、财力用于维稳工作, 但取得的效果却难尽人意, 农村社会矛盾频发的现象依然存在, 基层政府虽也强调农村社会矛盾的“防”和“控”, 但是应该如何有效“防”、“控”却没有好的办法。在社会治理创新中, 应完善农村社会矛盾调处的体制机制。首先, 应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预防机制, 包括信息收集制度、矛盾分流规范制度、矛盾排查制度、舆论引导制度, 等等。其次, 应建立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主, 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辅的“大调解”机制。“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不仅要完善这三项调解制度, 而且要实现这三项制度的有效衔接, 充分发挥三种调解制度的合力效应。再次, 应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应急处置机制。农村社会矛盾的处置需要科学应对。这就需要基层政府首先提高自身处置社会问题特别是危机事件的能力, 遵循科学的方法, 根据制定的预案, 冷静处置, 科学、果断决策。

3. 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那么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中, 政府就应当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为农民提供符合农民利益需求的公共服务, 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低保等等。长期以来,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战略下, 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 在公共服务方面, 农村与城市相比, 差距也非常明显。因而, 农民作为同等的国民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因而, 如何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要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方面, 应在WTO规则框架下, 应充分利用“绿箱”和“黄箱”政策,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WTO规则中, “绿箱”政策属于不可起诉补贴, 且在WTO规定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 我国还有一半没有使用。同时, “黄箱”政策也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 要加强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建设, 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待遇, 缩小城乡待遇差别。

4.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 中国的社会组织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 难以有效承担国家退出社会后留下的社会治理职能。在农村, 虽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较为迅速,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距离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如村委会就是典型的农村社会组织, 但很多学者认为, 村委会由于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 因而其具有典型的“官民二重性”, 成为了“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再如农村经济类社会组织,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但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重建立、轻建设”, 运转并不规范, 内部管理缺乏制度性规定, 很多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 一开始红红火火, 但时间长了就会陷入瘫痪之中。因而, 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对此, 应要进一步改革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改革农村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分别负责的双重负责管理体制, 切实让农村社会组织回归到非盈利、公共性和民间性, 剥离农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 让各类农村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全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 应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5. 有效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不能只关注农村经济发展, 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 还应该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关注农民素质的提高。这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 但在精神文明领域、道德领域等方面却建设不足, 农村精神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在韩国, 很多农村都没有墙, 没有墙的韩国农村、韩国农民相互合作, 以“协同”、“互助”为基本精神, 在“新村运动”中实现了韩国经济的腾飞。因而, 如何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农民素质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任务。有效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最关键的就是应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为此, 应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 立足于不同农民群体的生活需要和利益诉求, 运用生动活泼的各种文化方式形象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和实质, 使其贴近农民、贴近农村, 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使其真正进入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

参考文献

[1]杜玉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05) .

[2]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06) .

[3]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02) .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认识[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8, (02) .

[5]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四大表现[J].浙江社会科学, 2013, (04) .

篇4：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25-03

社会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以社会公益为使命，运用商业运作模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它既有别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非营利组织，是一种介于公益和营利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1]。

20世纪70年代，欧洲遭遇了经济大衰退，失业率高居不下，公共政策转而开始与非营利部门进行协力，不同于传统非营利部门形式的新组织即“社会企业”悄悄诞生了。早在1844年，英国若干名为“合作社”的组织便以该模式加以运作，从事企业活动以达成社会公益目的而非商业利润[2]。自20世纪末，一些企业家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以其企业的相关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参与到解决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等相关社会问题中，这些企业家被赞为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社会企业”在全球蓬勃发展起来[3]。

一、社会企业的内涵及特征

如表1，我们选取了相关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官方定义，从以上4种定义的论述中，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目标设定的公益性

显然，上面所有定义都强调了社会企业是为了公共利益目标的企业，商业动机都是公共利益、社会问题等。如意大利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主要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运行有着明显的公益性，而香港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目标范围，内容涉及到保护环境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比如向某些特殊群体提供救助性服务即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以及培训机会等。欧洲委员会与美国社会企业联盟都强调：社会目标是社会企业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特征。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社会企业的定义都是围绕解决社会问题展开的。

（二）运营模式的商业性

美国社会企业联盟指出了社会企业是运用企业家方式，通过商业手段，使用市场力量，达到他们的公共利益目标即保护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人类正义。

从上面关于定义论述中不难发现，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从事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就在于它能够自我造血，以企业家精神、企业运行模式经营企业，最终获得利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社会组织发展的资金问题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利润分享的有限性

香港政府强调了“社会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其追求的社会目标上的业务再投入上，而不是在股东中分配”。欧洲委员会强调了“社会企业关注于他们的业务，同时把盈余再投入到实现更大社会、社区目标的事务中”。由此可见，虽然社会企业是以企业的运营模式运行获得利润，但是其利润具有公益性即投入到公益事业中，这是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显著特征。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完全受到限制，必须完全保留在组织里以实践组织的社会使命。

二、我国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实践的困境

（一）社会企业仍面临法律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整体局面

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尚未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立法和监管机制，造成社会企业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随着实践领域日趋活跃和中外合作逐步加深，有关立法建设的呼吁不断加强，因而有必要从立法体系、相关政策配套等方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

在残疾人就业保障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是国家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基本法律，也是残疾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基本指导。其中规定，残疾人劳动就业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使残疾人劳动就业逐步普及、稳定、合理。政府和社会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企业，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国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适合残疾人生产、经营的产品、项目，优先安排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并根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生产特点确定某些产品由其专产。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购买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产品或者服务[4]。

（二）缺乏真正了解社会企业特性的资金支持

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概念感兴趣，也有机构设立“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但是目前在中国成功的社会企业投资案例还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多数的投资者只对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感兴趣，而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初期项目无人愿意冒险。其实，这种现象在普通的商业投资中也是常见现象。因此，对于社会企业的初期项目，需要社会投资领域里的“天使投资人”，而最有可能性担当“天使投资人”角色的就是基金会。实际上，很多海外的经验也证明，基金会的捐赠是很多社会企业初期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各种社企大赛参加者趋之若鹜的原因。而对很多基金会而言，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也是符合其宗旨的。

2.多数投资人对社会企业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创投。虽然很多投资人也强调社会效益回报，但是他们对于个位数的投资回报还是无法接受。像美国的聪明人基金会（Acumen Fund）那样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投资基金会的模式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企业的目标是解决政府或者市场失灵下的社会问题，因此难度可想而知。虽然“经济”和“社会”双重回报不是不可实现，但现实情况并不都那么理想，而且，要挑战的社会问题越艰难，回报率可能越低，回报周期越长。聪明人基金会提出了一个“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的概念，就是认识到，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在中国目前多数资本急功近利的情况下，真正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耐心资本”还不存在。没有真正愿意与社会企业共同成长的“耐心资本”，社会企业即使在获得商业性资金支持后，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的回报压力而偏离最初的社会宗旨。

由此可见，在我们呼吁有更多的商业资本参与到社会企业发展支持的同时，要引导这些资金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真正助力，而不是间接的“杀手”。

三、简析我国社会企业治理改革与创新路径问题

（一）社会企业立法建议

1.社会企业的法律体系须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目前，对于社会企业是否应当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仍存有争议，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为解决失业、帮扶弱势群体、发展教育、促进公平贸易和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这种作用将会随法律法规的完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福利企业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其发展沿革影响深远，新旧法规的调整直接决定了福利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社会责任之间天平的变化。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与此类似，其立法体系应当注重保护内部积极性与制度规范性之间的平衡。这涉及到对社会企业界定的基础性问题，社会企业发展光谱告诉我们，社会企业将在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抉择自身的定位。美国社会企业更加具有商业性质，基本受到公司法等相关企业法律规范的管理，在资金来源、利润分配等方面受到的额外限制较少，因而也很少得到来自政府的减免税等政策支持。对于英国的社会企业而言，它们的发展更加接近于非营利组织，按照《社区利益公司规定》实行资产锁定、分红上限等具体规定。政府虽然没有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但是每年向社会企业委托服务，在政府外包项目上优先考虑社会企业和社区组织，并且从政策上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社会企业。当然，确定相关扶持政策的前提是，我国政府需要明确社会企业究竟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理念去引导和弘扬，还是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扶持产业加以推动。

2.社会企业的立法应当与制度环境、社会治理核心领域相结合。社会企业是新兴的社会组织创新形式，因此具有其它机构所不能实现的组织灵活性、创新性和多样性。在进驻社会服务领域时，应当与当前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相结合，选准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土壤。以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为例，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英国经济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而一蹶不振，失业、老龄化、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在英国各阶层在思考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改革哲学时，人们选中了社会企业与社区结合的方案。这一方案有效地利用了社会企业熟悉社区、多元灵活的优势，同时从社区层面切实地解决了当时英国政府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可以说，英国社会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它所选择的社会土壤，与社区的结合为社会企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也表明，与街道共同建设成为其在新时期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因此，推动社会企业的进一步立法规范应当恰当地选取社会企业定位，明确社会企业应当如何更好地与制度环境相适应，发挥组织能动性，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二）深层次和广泛的社会问题，还需要政府、资本、社会企业的共同合力才能有所突破

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立意虽然好，但复杂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社会企业单一的力量就可以攻克的。比如，中国的教育、医疗和环境问题，这些最重要的民生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是举足轻重的。而相比起在这些领域的一般性企业或者商业资本，社会企业在资金、规模、人才等方面都不具优势，想改变现状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在中国，社会创新与政府规定和政策的改革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必须在这一体制内有策略地行动，在法律法规、慈善领域、政府以及公益目的的变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5]虽然政府还没有任何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和规定，但是整体的政策方向是支持社会创新的，社会企业是可以争取到一些政策空间的。但在具体解决某一社会问题上，政府、商业和非营利部门，包括社企的合力模式是非常鲜见的。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国这种合作都是困难的。这个在理论上看起来无比正确合理的模式，在实践中的操作却非常困难。其中的障碍之一就是各方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对彼此的目标和资源互不了解。但是，如果三方可以合力，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飞速的，而其能达成的社会效益也会随之成倍扩大。

羌绣的发展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羌绣的发起是得到壹基金的支持，而羌绣后来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不夸张的说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企业本身成功地市场化基础上运行的。成都市政府把羌绣作为一个灾后重建项目的典范，在成都租金最贵的宽窄巷子为羌绣特批了一个占地800 平米的店面，并加大宣传力度，尤其向其他地方政府介绍羌绣并组织他们来羌绣参观学习经验。各地政府通过参观学习受到羌绣成功案例的启发，又纷纷邀请羌绣到其传授成功经验并且尝试开展合作，这样又极大地拓宽了羌绣的市场机会，当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贫困妇女会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成都市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单靠羌绣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规模的。政府的支持多属于政策、资源和渠道，而真正大笔的资金还是需要来自商业投资领域。羌绣下一步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需要资金注入的，而各地政府的支持，无疑是羌绣在下一步融资时候最有力的背书之一。

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在全球范围还存在争议，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理想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不给环境造成破坏。但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使得商业这种本来中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变得利弊共存，甚至弊大于利。社会企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也许代表着人类对商业企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中国经过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等恶果。社会企业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是至少提供了一条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极具倡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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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葛晓梅.论社会企业体现的社会救助功效之新理念新思路.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11）.

〔2〕〔3〕陈颖.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会企业创业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改专题[EB/OL].网络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dpf.org.cn/special/bzfxg/content/2008-04/25/content_30010515.htm.

〔5〕社会企业在中国涌现公益[EB/OL].网络http：//hope.huanqiu.com/exclusivetopic/2012-12/3381965.html.

篇5：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治理理念提出的背景与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的重要抓手。

对于“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运用，在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自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我们党开始用“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来替换“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变”，它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

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创新政府行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2015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完善”“创新”社会治理越来越强化，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重点越来越明确，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这个总要求。三个“最大限度”的总要求体现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激发社会活力，二是要通过增加和谐因素和减少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是我们努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目标所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任务总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其次，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可偏废。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和稳定中保持发展的对立统一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当我们需要对稳定与发展进行取舍时，往往是重前者，轻后者，即关注稳定和秩序有余，关注活力与发展不够。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才是社会治理的真正目的，两者必须协同推进。简而言之，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稳定与活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因而社会建设领域遇到的问题也会更多更复杂，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一）社会问题多发频发突发。

每年一些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员待遇、土地征用、工资福利、房屋拆迁、涉法涉诉等利益领域内。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一是反映分配关系的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二是反映城乡关系的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三是反映劳动关系的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矛盾，四是反映党群干群关系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矛盾。这四个方面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多发、矛盾增加、风险积累。因此，关注社会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创新社会治理，建立新的社会运行秩序，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议题。换而言之，是社会问题多发频发倒逼社会治理创新。

（二）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在促进“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的同时，对社会治理的重心提出了新要求。

据有关统计，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降到30%左右。2010-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持续保持2亿人以上，大量“单位人”已经向“社会人”转变。社会流动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社区人的大转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新难题，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和方法受到严重挑战。

（三）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动。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所催生的市场多元主体，在改变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如何协调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认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我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据此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尽早制订出新政策、新措施，统筹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一个人人享有改革“获得感”的社会。

（四）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

突出地表现为一是观念滞后、“本末”颠倒，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错位。有些部门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时，其价值取向不是从“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权益本位”的理念出发，而是从“官本位”“政府本位”出发，严重影响了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发挥。二是注重经济增长，轻视社会发展。以GDP论英雄，导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很不协调，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至少十年以上。三是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实践中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形成了“社会治理国家化”的治理体制，导致了政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导致党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太过集中又事无巨细。四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应当承认，多年来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政府职能有了很大转变，服务意识有了很大增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继续向前推进，但是需要改革的方面仍然很多。五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有待提升。截至2016年一季度，全国有业务主管部门并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66.48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2.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3.1万个，基金会4841个。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初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发育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色彩浓厚，自主性不高。从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看，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官办、官管，或者是官办程度较高。第二，组成结构不合理，功能发挥有待提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互益性组织尤其是互益性经济类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发展较快，而公益性社会组织，如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相对较慢。第三，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一部《社会组织法》来规范和保护社会组织的活动。第四，认识不到位，对社会组织功能认识不足。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解决办法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形成多元治理结构；要把德治和法治有机结合起来，让法治在规范社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让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生长的力量竞相迸发，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安全和谐。

为此，要在路径选择和重点把握上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

（一）社会治理治什么：“两平一调”

社会治理主要是党委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以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性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笔者对十多年来中央有关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文献和学术界的观点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认为社会治理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简称“两平一调”，包括：一是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包括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新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与社区平台。二是平安建设，涵盖社会治安、应急机制、国家安全建设等领域。三是协调好三个关系，即主导与主体、维稳与维权、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根据大量的调研观察，目前在各地的实际工作中，日常的社会治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平安建设，二是保底工作。前者主要是政法委、公检法和信访部门在做；后者则主要由民政、社保等部门负责。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前面讲的三个大的方面，具体内容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但大的框架应当相对固定。

（二）社会治理谁来治：多元主体治理

近代以来，国外理论界对治理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受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公共行政理论占据了主流，政府对社会政策等一系列事务大包大揽。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借鉴企业治理经验为特征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大行其道。美国学者盖布勒和奥斯本在《重塑政府》一书中提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许多政府职责可以通过合同外包出去。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该理论的代表作——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一书中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要尽量满足公民个性化的需求，而不是替民做主。以上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新格局新体制具有启发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表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别是强调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制建设，这一点的落实将极大地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着“小政府、大社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党委要“抓大”，主要是“抬头看路”，做好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战略规划以及制度建设等顶层设计。政府负责，主要是做“服务”，要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治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社会协同，重点是发挥好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协同作用，形成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络。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具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天然优势，它可以将触角延伸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公民的个体诉求。公众参与，主要是“自治”，没有社会的自治，就不会有社会的善治。要广泛动员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实现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社会治理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一定要调动每个公民的积极性，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法治保障，主要是讲手段，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总要求，社会治理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法治这一根本性的保障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强调法治作用的角度，为规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治理怎么治：确立正确价值导向，多管齐下

1.创新社会治理理念，重点解决治理为了谁的问题。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牢固树立服务优先的观念。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就是服务”。今天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尤其要牢记小平同志这句教诲。三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体制时，特别加上了“法治保障”这一条，说明了社会治理必须要依法治理，既要合情合理，又要合法。

2.强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和服务功能，解决过度治理与治理空白的问题。所谓过度治理，就是对同一问题，众多的社会治理主体都要去进行治理、体现自己的权威，结果是多头治理、争利越位、交叉错位，被治理对象越治理越死，而当真正需要解决问题时，各治理主体又职责不清、扯皮推诿、互相内耗，有治理之名而没有治理之实。老百姓常常说“九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九龙治水而水患不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治理空白就是该管的无人管、管不了，出现了盲点。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真正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建好社会组织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解决社会治理无资源的问题。当前，我国不少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在这方面可采取的措施，一是政府委托经营，即政府变过去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国有的福利设施委托给民间经营者。上海浦东一些社会组织的成功运作，实际上就是政府委托经营的样板。二是政府购买服务。“十三五”规划指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三是政府补贴服务。这方面的思路主要是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给社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实现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4.建好社区平台，健全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城乡社区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就是要建立以社区党组织领导为核心、居民自治为基础、居民广泛参与、各类社区组织互动合作的新型社区治理体制，切实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治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是对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站在社区看社区，社区姓社名区，要使社区建设社会化；跳出社区看社区，社区姓区名社，要注意社区建设的整体性，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一些社区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政府来协调解决。

5.广泛动员吸引民众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公民认识自己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把权利、责任与义务统一起来。

篇6：社会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记者就此专访了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昌华：总目标揭示的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提出的目标，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由此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总目标与分目标、总体布局的体系与一个方面的体制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记者：以前我们更多地讲社会管理，现在提出社会治理，二者有什么区别？

郑昌华：治理同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而治理则既包括各方面的科学管理，也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内涵。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教育手段的作用。

从讲社会管理到提出社会治理，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并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方面是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总目标相呼应，另一方面是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说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了一个新飞跃。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以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

郑昌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首先，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基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实行重大变革，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决定》要求，要坚持系统治理，使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坚持依法治理，使治理方式从管控规制向法制保障转变；要坚持综合治理，使治理手段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坚持源头治理，使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

其次，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这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现在我国已经有50多万个社会组织，单从数

量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人均数量在世界上还算很少的，而且一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很多仍是“官办、官管、官运作”。在社会建设方面，要真正做到“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必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本末倒置，而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要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便捷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广泛覆盖的矛盾调处机制、坚强有力的群众利益保障机制等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保证社会善治常态化、长效化。

核心提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

专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发展，关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关系到另一个很重要问题，即维稳。如何有序地培育与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又不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红云。

《21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您曾研究过公共预算中的公民制度化参与，您如何看待预算改革？

周红云：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它是一种基础性改革。财政与公共预算，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如何支出的问题，让普通公众合理、有序地参与到预算改革中来，是理所当然的，更有助于改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公共预算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让民众参与进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在公共预算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使公共预算更加透明化、科学化。

《21世纪》：《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您如何看？

周红云：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此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此前说的更多是社会管理，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走向良性化。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一场政府改革，主要表现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及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

须知，政府与社会，如同鸟的两翼，缺一不可，社会不断发展与成熟，对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很重要。治理，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说明了一种协同精神，各地也不断在社会治理方式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

比如杭州政府的治理改革可归纳为“复合治理”实践，即由“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民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改革举措构成。杭州市积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但不是简单地把政府职能外包出去的做法，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种资源，促进特色行业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升城市发展层次，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不断培育和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从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21世纪》：《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您如何看？

周红云：这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政府在不断下放各种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试图不断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需要发展出各种中间组织来承接政府下放的这些权力并提供相应公共服务。政府的意图是很好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些社会组织仍发育不足、成长不足，即使政府投入资金，交给他们项目，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一些社会组织仍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自身专业化发展定位不清晰，政府项目具体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利于社会组织长远的专业化发展。

《21世纪》：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您怎么看？

周红云：这涉及到维稳问题。稳定，应是个动态平衡问题。应用制度化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与诉求。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利益不断多元化，完善各种制度应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方法。不仅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的渠道，而且政府要以协商、协同治理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一些决策过程中，可考虑让普通民众有效、有序地参与进来，只要有适度的参与，普通民众对决策的结果支持度就会增加。这就是协同治理、化解矛盾的思路。

各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民众间很好的缓冲带，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让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和水平。因此，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能。另一方面，社会自治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公共管理，而且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存在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管理必定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区别于政府其他管理职能，它更侧重于对公民社会自身无法自我管理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且必须以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为前提和基础。

《21世纪》：未来，促进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周红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目前，我们还并没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母法，仅有一些条例，这方面需完善，立法需及时跟上。此外，税法应怎样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需明确化。总之，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制度与法律的环境中来，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也是政府与社会建立良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概念的理论创新（2）

2013-12-24 14:07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汪斌锋 鲍宗豪 字号：

提 要

十八大报告涉及关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回顾这一年，学界围绕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新型城镇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社会学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和面向展开深度研究，产生一些有影响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价值追求。

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乏力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众多学者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在分层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揭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从而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钱兆成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王伟宜通过对7所重点大学学生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

二是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刘志伟根据全国性面板数据对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同时高房价还剥夺青年人的梦想，使其不得不生活在还房贷的高压力之下；另一方面高房价使得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有为青年——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

三是流动性缺失导致“社会病”流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拥堵。郭强、王芳等人的研究表明，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第二，阶层固化。马西恒等人提出阶层固化，意图强调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成为2013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城镇空间规划、功能设置、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研究，还是城市产业布局、就业机会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首要位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田莉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

第二，“城市病”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对“城市病”的关注使得大量研究人员加大对城市空间规划、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市制度设置等问题的研究力度。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研究。2013年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成立的新城镇化中镇模式研究小组对新型城镇化的“中镇模式”进行了深度阐释，“中镇模式”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从以上总结来看，2013年城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人的城镇化，旨在用文明发展来增进人的幸福和幸福感，从而形成人口宜居、生态美好、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

社会建设：价值、结构、制度与关系

近几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直是社会学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从2013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进行了多个层次的研究。

一是社会价值建设。学界认为，社会价值建设旨在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学界也试图构建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的公民身份认同。

二是社会结构建设。学界主要从社会结构化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单独二胎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诸多问题。有区别地判定社会结构现状并试图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从而通过对当前社会改革调整入手，通过制度设置来规避社会风险，塑造结构合理的社会发展态势。

三是社会民生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社会民生制度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其中，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卫生建设和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等众多领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底层民众利益保障的制度措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建设取向，一方面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最基本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化建设水平。

四是社会关系建设。学界认为，社会关系建设在于重建社会信任，尤其是现代法制的建立健全和传统道德观念中信任文化的挖掘。同时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培养社会组织能力，通过“社会人”和“共同体”培育来抵消“经济人”的冷漠。

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全面创新

从理论来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密不可分，2013年“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在京挂牌成立也充分说明其中的渊源；从实践来看，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培育社会参与自身建设的制度与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提高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从2013年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第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社会转型也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市场的地位，也表明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共治，它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第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通过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社会自身的调解、净化作用。通过法治手段、社会规则和市场秩序来规范和协调社会利益群体，使其正常发展。

第三，网络社会治理。2013年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又一焦点，当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这三者互动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有限政府视域下的延伸。

生态社会学： 由环境危机引发的热议

生态社会学的崛起与其说是生态环境进入社会学视野，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回归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生态社会学跨学科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的反思富有启发意义。

一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生态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生态社会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制，通过将生态代价计算入经济增长的成本，转移经济收益用于生态补偿，从而修复已经受损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例如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等等。

二是对社会发展目的的反思。生态社会学在社会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对传统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行质疑，试图重新厘清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既要人类发展，同时又不对人类未来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成为难题，或许当前科技能起到调节矛盾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有待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