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公安作用

2022-07-15

第一篇:社会治理公安作用

公安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中起到的作用

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公安工作,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高度重视,抓实抓好。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见微知著,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广泛开展创建“和谐平安社区”活动;建立起确保社会持续稳定的主动超前的维稳体系。

二、要维护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要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公安工作。增强工作主动性、预见性、敏感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在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上下功夫。要建立一个科学严密的防范控制体系、高效有力的打击体系。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打击侵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各

类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

三、要搞好各项社会安全服务。

减少犯罪、减少社会损失是公安机关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需要公共安全,要求人权保障,这不仅需要公安机关通过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来警示邪恶,还需要通过治安行政管理予以维护,也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公共安全服务来满足。

四、要建立一支作风过硬、内部和谐的公安队伍。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发挥好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外,还应立足于公安机关,以构建队伍内部的和谐关系为切入点,努力创建和谐公安机关,营造心齐、气顺、劲足、风正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单位间、警种间的统一协调,信息共享,平等互助,使各单位、警种团结如一人,树立大局思想,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公安工作水平和公安队伍战斗力。

总之,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既是保卫者,又是参与者和建设者,既在做出贡献,又在充分享受和谐社会带来的安宁与祥和,只要我们对社会治安形势和市场经济形势驾驭得好,一定会大有可为,共和国一定会长治久安。

第二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是时代赋予公安机关的新的使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质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公安机关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十分广泛,尤其是基层民警的工作就在群众中间,警民关系直接影响党群关系。为此,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动力,努力营造“四个环境”,为打造平安梅州,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一、

一、营造公正文明的执法环境。

良好的治安环境,首先是稳定。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去审视现阶段公安工作,会使我们产生许多更深更新的认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应当定位于消解社会对立,缓解社会的矛盾冲突,尤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使其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从公安职能来看,维护稳定的工作内容既有对敌斗争,也有处置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严打整治攻势,以解决梅州社会治安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全力维护梅州的社会政治稳定,保稳定树形象,以稳定促和谐。积极开展打击“两抢一盗”、侦破命案、打恶治烂和打击“六合彩”等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做到露头就打,绝不让其形成气候。消解社会对立和推进社会和谐是时代赋予公安机关的历史使命。尽管公安机关处于社会对立的漩涡中心,其职能、职责和职权的价值取向仍然要定位于建设和谐社会。公安机关要坚持在党 1 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配合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要坚持“三慎”原则,在处置群体性不安定事件中,把握用警时机,在坚决防止因举措失当而激化矛盾的同时,严厉打击挑头者、幕后者、操纵者。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完善执法质量考核制度,细化执法考核内容,制定执法质量应达到的目标和计划,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和倒查制度,定期组织执法大检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文明的执法环境,把其当作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首要任务,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营造优质的服务环境。

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各级公安机关乃至全体民警要进一步规范行为,心系群众,进一步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想方设法寻求各种途径,多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各级公安机关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原有市公安局制定的公开服务承诺的基础上,近期内要结合各自部门的业务实际,开通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绿色通道,开通便民利民、方便快捷的快车通道,开通宾至如归优质服务的便民通道。通过开设上述“三条通道”,推动各项便民措施的完善和落实,言之有信,兑现承诺,让群众感受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实在效果。以贯彻新《信访条例》为契机,努力做好“大接访”工作。认真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近期应精心组织开展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活动,坚持每月1日、15日局长接访日制度,面对群 2 众,敞开大门,确保群众上访、信访渠道畅通。切实改变信访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民警下访,掌握信访工作的主动权,加大督查督办力度,要在“事要解决”上下功夫。通过富有成效的信访工作,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三、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十六大提出的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公安机关据此要积极实施人文警务,倡导道德治安。要改变以往存在于一些人身上的冷硬横作风,严禁刑讯逼供,要更多地将人文精神注入警务活动和警务行为之中,更多地发挥道德的力量去开展治安工作,率先实现公安工作与社会的和谐。

近期我们要以深入开展“千警连千户”活动为载体,不断完善和充实活动内容,即要求:每位联系民警帮扶一户困难户,如期实现脱贫;每位联系民警要物建一名治安情报信息员,及时掌握治安动态,并以此作为全市情报信息网络构成的要素之一;每位联系民警要帮助当地组建一支义务巡逻队、护村队或调解小组,做到社区警民共建,确保一方平安;每位联系民警年内要帮助当地解决一个突出治安问题,使群众直接感受到警民共建带来的社会效果;每位联系民警要建立一本工作联系记事簿,接受群众监督和意见建议,拓宽渠道加强沟通。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整改工作,对征求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分析研究,从群众满意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制定整改措施,确保整改成 3 效。通过教育学习,使广大民警充分认识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重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观念。同时,要全面推动大练兵活动的巩固、规范、深化和提高,全面落实“三个必训”,组织开展评“八个十佳”等活动,进一步增强民警克敌制胜、服务人民的本领。

四、营造浓厚的沟通和宣传环境。

人民群众是公安工作最直接、最客观、最公正的评判者,对公安民警执法形象、服务态度十分关注,在服务形式上是否更加亲民、爱民,在管理方式上是否更加规范、便民,仍然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要注重沟通和宣传的效能作用。通过沟通,使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和群众能够互相了解,消除隔阂,建立积极有效的互动关系,使民警可以了解群众的情感和需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同时,要充分发挥公安宣传的积极作用,借助外力宣传自我,弘扬新时期的警察精神,不仅使群众了解公安,调动群众的力量,使社会和群众产生对公安公正的评价,更好地支持公安工作的开展,也使警民之间增进了解,互相鞭策。如市公安局开展“警察开放日”等活动,与群众零距离接触,良性互动的新型和谐警民关系不断改善就是成功一例。为此,我们要重视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营造浓厚的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打造平安梅州的氛围,开展“我为警徽添光彩”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开辟电视和公安专版宣传专栏,要努力做到每周有宣传活动内容,电视上有画面,报纸上有文字,社会有识之士有建言献策。要树立全警公关意识,推动和促进 4 公安机关警察形象战略的有效开展,警民互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总之,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打造平安梅州,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新形势下建设高素质公安队伍,推进公安工作不断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各级公安机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工作的重大意义。

第三篇:森林公安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稳

工作总结

森林公安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稳工作总结

,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区委、政府和区政法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森林公安职能作用,认真组织开展“大接访”活动,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扎实推进全区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为全面构建和谐平安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加强组织领导,机构健全

1、成立机构,明确职责。根据区综合治理与维稳工作的要求,按照我局

的工作职能,局领导对综治和维稳工作进行了重点布置,并把综治维稳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不定期的召开综合治理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市、区综治委有关文件精神,并成立了以局长元正中同志为组长的综治和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副局长任副组长,具体分管这项工作,由办公室、法制室、治安大队、刑事侦查大队、城郊林区派出所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明确了工作职责,并把综治维稳工作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之一。

2、以建立责任监督考核机制为重点,确保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一是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和工作责任制。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分管领导靠上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确保人人有任务、有目标、有压力、有动力,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年初,局长与区人民政府签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任明确,层层负责,层层落

实。二是严格监督检查。进一步转变作风,继续实行局领导成员包片责任制,深入林区、村社检查指导,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工作开展。充分发挥政工、纪检、督察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有针对性抓好工作落实。

二、认真履行维稳工作职责,完成综治创安各项工作,确保了一方平安

作为区综治维稳成员单位,我局在区委、政府、区综治维稳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深化内部管理,狠抓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和平安单位创建工作,全力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为建国六十周年大庆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林区社会环境。我局认真履行“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确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扎实开展各项综治创安工作,一年来,我局无火灾和交通事故发生,我辖区内无吸

毒人员、无“法轮功”、 无“门徒会”等邪教组织人员等特殊人群,实现了无群众性闹事,无上访事件,无重特大刑事案件,无重大责任事故等目标;与此同时,我局将综治创安与年终考核挂钩,积极开展“创建平安林区”活动,真正确保了一方平安。

1、按照《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治安混乱地区及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制度》精神,根据我区当前形势和任务,结合我局林区工作实际,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精心安排部署,充分发挥森林公安机关职能作用,从8月底至12月在辖区内集中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整治治安混乱地区、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活动。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6起,调处成功 26起。7月份,为了加强防范和处理“法轮功”、“门徒会”等邪教组织工作,加大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动力度,局领导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制定了开展反

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并深入林区、村社扎实地开展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活动。

2、我局严格按照区信访办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加强了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政委、副局长、副政委为副组长,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制室,负责日常信访工作。按照信访工作的要求,建立健全了信访工作基础台帐,规范信访工作流程,明确信访工作职责,在查处信访案件过程中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亲自督导、亲自协调工作的重大问题,为保证信访案件的查处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并科学合理地制定了信访工作制度,结合公安“大接访”活动,坚持每月1日为局长接待日,每周一为所、队长接待日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和诉求。公布了举报电话,同时由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深入我

区的主要林区乡和边远结合部,与林区群众和基层的相关部门座谈,了解林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积极参加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结对扶贫,挂钩扶贫的工作,积极化解林界、贫困等容易产生涉林热点和难点问题,从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了涉林的信访、上访案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努力。

3、一年来,局长、政委多次深入到综治维稳成员单位挂钩联系点:西安街道、金甲社区认真分析研究社区实际情况及治安动态,共同制定完善对村规民约及综治机构,在群防群治方面提出意见和方法,发放警民联系卡,结合本地实际努力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群防基础组织,完善值班制度和巡防制度,识别报警和求助电话,加强安全防护社会建设,提高抵御犯罪的实体防护能力,在辖区建立重点人口和流动人口档案,经常关注其行为动态和思想言行。认真做到预防在先,将各种矛盾苗头化解在

萌芽状态,由于思想统一,认识到位,使我局与社区干部在基层综治维稳工作上形成共鸣,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

4、按照区委政法委、宣传部文件精神:《关于在全区组织开展综治维稳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我局及时召开局务会,研究部署综治维稳宣传工作的具体措施,统一思想,高度认识综治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着建设“平安”,创建“平安林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积极开展综治维稳宣传月活动。组织精干力量,由副局长带领刑事侦查大大队深入林区、村社、学校,一方面普及保护野生树木的科学知识,宣传保护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法律法规,增强林区人民群众树立爱树护树的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制,加强基层群众护林组织建设和村规民约建设,以建设“平安村社”“平安林区”为目标,保护森林资源,爱护绿色家园,宣传反邪教、禁毒品和防盗骗工作,教育林区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识邪、辨邪、

防邪能力,形成拒绝毒品,珍惜生命的良好家庭和良好村社,揭露犯罪手段和骗术,增强群众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通过张贴《通告》,发放警民联系卡,公开案例方式,起到了打击一个,教育一片,震慑一方的效应。

三、以推行治安防范责任制为重点,共建林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林区社会综合治安整体防范能力。

把治安防控作为贯彻“重心下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大力推行治安防范责任制。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定责”的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定人、定点、定责,包安全“三定一包”责任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构筑起维护社会治安的大格局,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二是对重点林区和热点部位,加强巡山和监控,对重点人口、流动人口和常驻人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动态经

常性的关注和排查,充分发挥“三员”和隐蔽力量作用,认真做到预防在先,将公安工作与群众路线上形成共鸣,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三项建设”。三是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加大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的力度,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林区社会环境。截止11月30日,我局共受理各类案件128起,查处128起。其中:立刑事案件3起,查破3起; 立治安案件1起,查破1起;立林业行政案件124起,查处124起,处理违法人员131人次,其中取保候审3人,治安拘留4人,林政罚款124人。

总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将一如既往,在区委、政府和政法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履行森林公安机关职责,努力开创我局综治维稳工作的新局面。

第四篇: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经验材料

XX是全国有名的黄桥革命老区,当年的一首“黄桥烧饼歌”传唱大江南北,唱出了依靠群众打赢黄桥决战的制胜之道,唱出了几十年来党群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唱出了老区人民坚韧不拔、克难奋进的坚强意志。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大力弘扬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全力打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黄桥战役”,为增进老区人民生活福祉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市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连续六年被命名为全省平安县(市)。我们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千难万难,群众参与就不难。我市宣堡镇郭寨村曾经缠访闹访不断,四年换了三任书记。我们到郭寨村进行驻点调研,发现这个村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还是面广量大的群众工作仅靠几个村干部来做,很多矛盾既发现不了,也不能及时解决。为此,我们探索实施了发动群众参与、依靠群众管理的中心户长模式,推选出16名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个人威信高的群众代表担任中心户长,每人联系30~40户。由于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群众又信得过,大量的矛盾得到了及时发现、就地化解。目前,郭寨村已创成国家级生态村,省民主法制示范村、文明村和最美乡村。我们及时推广这一做法,使我市无越级上访、无刑事案件等“六无村”比例稳定保持在70%以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全省率先建成三级综治中心,把全市划分为6050个网格,明确1500多名楼栋长、7300多名网格员,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2016年,我市进京、去省上访量同比分别下降了23%、15%。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市全国人大代表、江平路邮政支局局长何健忠,几十年如一日服务基层群众,还成立何健忠志愿服务社,带出5900多名志愿者常年活跃在百姓身边,打造了“预防邮路平安行”这个社会治理品牌,最高检和国家邮政总局在泰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技术手段多么先进,恪守群众观念的立场千万不能变,发动群众参与的理念千万不能丢。走进群众,办法无穷;依靠群众,力量无穷。目前,我市正在泰州市的统一组织下,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双百攻坚”行动,通过司法调解、群众评议、律师援助、结果公开的“12348”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信访维稳工作中的作用。半年来,我市49件信访积案已成功化解办结43件。

二、千事万事,解决问题是大事。坚持问题导向,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急迫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就解决什么问题,是我们多年来确保群众工作推得开、抓得牢的一个重要原则要求。古溪镇常桥村是我市传统的养殖大村,养殖户要发展,村民要环境,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我在大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感觉到这不是一件小事。XX是全国生猪养殖大县,畜禽养殖是老区群众致富的传统项目之一。如何做到既鼓起群众的钱袋子,又营造宜居的好环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必答题。带着这个课题,我到常桥村与群众一起想办法、找对策,最终采取“户用蓄粪池+田头调节池+大田利用”模式,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养殖户安心了,群众满意了,久违的安定和谐又回到了常桥村,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农业部和省农委的肯定和推广。今年我们把这项工作作为“263”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在全市推开,到年底将全面完成18个规模养殖村的集中整治。在“大走访大落实”活动中,我们紧紧抓住“政治责任、问题导向、善做善成”三个关键词,市乡村三级共排出了3826个事关群众利益、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敲定时间表、落实责任人、签订军令状,挂图作战、全程跟踪、对标销号,解决率已达97.3%。其中,卫生室和居家养老进村部、基本医疗保险精准扶贫、重度失能农村五保老人护理补贴等一批重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不少老百姓感慨地说,想不到党委政府实打实、硬碰硬,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病”。老百姓的夸奖,对我们是最大的鞭策。天大地大,老百姓最大,只要是事关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要办好。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员,努力让老百姓的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获得感一年更比一年强。

三、千访万访,常态长效是良方。做好群众工作,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一阵风”,最害怕的是“三板斧”。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的工作指向,着力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构建上持续发力,确保党员干部常访基层、常下基层、常在基层,激发了群众工作的持久活力。我们先后组建五批群众工作团,结合下派“第一书记”,累计派出671人次驻村工作,真正变“常访”为“常驻”,这一做法被评为全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创新案例。去年12月以来,我们按照泰州市委的统一部署,在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落实”活动过程中,组建“巡回接访团”,由市分管负责人任团长,邀请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律师参加,每月到乡镇园区一线开展一轮巡回接访工作。我们还硬性规定2300多名机关党员必须回居住社区报到,深入开展“六带头”活动,带头亮身份、做义工、树新风,每季度都由社区组织群众打分评议,推动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真正沉下去、深下去。不少机关干部深有体会地说,不访不知道,一访吓一跳。过去坐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全是困难,现在深入群众得到的全是办法。大走访常走访,不仅走出了真情走出了信心,而且走出了思路走出了干劲。实践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打好“两聚一高”主攻仗,首先必须打好群众工作主动仗。我们必须眼睛向下、脚步朝下、身子扑下,始终走在“进村赶考”的路上,赢得群众工作的主动权,厚植跨越赶超的新优势。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和省委李书记到XX调研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持续深化“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集中精力组织“百日攻坚”行动,以“两聚一高”新成效、安定和谐好局面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第五篇: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论述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

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

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

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

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

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近年来,枫桥依托乡村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加速推进,成为利用互联网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赢家”。枫桥镇实施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微博建立了“党员群”“村‘两委’群”“村民代表群”“护村队群”“志愿者调解群”以及“村民群”等多个网络群,形成村

(居)事务“人在网下、事在网上”“网上网下互联、线上线下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丰富发展了新时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内涵。在目前阶段,依托“互联网+”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可学习枫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优化综治资源配置,搭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建立便捷高效优质的综治综合评价体系及考评标准,提高综治效能,实现由综治事务分散多头管理向综合治理转型升级。二是以综治信息动态感知、社情民意准确分析、社区事务决策智能辅助、群众学习网络运用、对高品质安全环境评价网络监测、人本服务网格实现、社会和谐秩序网络助力为重点内容,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由传统治理手段向智能化方式转型升级。三是以打造适合基层社区特点的公民信用体系为切入点,最大限度发挥村规民约、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软法”的自治作用;以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个人修德的道德教化为抓手,释放公民自律潜能、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基础、自治基础、道德基础,提升社区公民个体的修德品质、社区群体的公德品质,推动人的全面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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