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治理创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现在，基層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
第一篇：社会治理创新论文
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所进行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贯彻落实中共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对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应认真分析目前社会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现状，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社会治理创新是现阶段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4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54.7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35.9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使我国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第四，从社会治理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式的要求。
二、当下社会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治理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社会治理方面的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注重增强基层自治功能，逐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水平。各地普遍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就业、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等制度建设，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不少地方注重运用调节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创新联动机制处理突发事件，构建大防控格局维护社会治安，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但是，现行社会治理方式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与民众期盼和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甚至较大差距。如有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等观念仍较严重，不重视如何在管理中更好地服务公民、社会，而偏重于怎样方便政府自上而下的实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响应慢、效果差、效率低、成本高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行政色彩明显，有的基层组织自治意识不强，影响了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的成效。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社会治理体制存在一定缺陷。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仍干预过多，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履行仍显不足。同时，有的政府部门尚存在职责不清、结构不顺，协调不力、运行不畅，管理无序、效率不高等问题。
第三，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治理滞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民主程度的日益提高，需要全面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但目前由于多种原因，新的机制如社会治理综合决策与执行、社会利益整合、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危机应急管理等机制，有的虽已建立但欠健全，有的尚处于探索构建阶段，以致社会治理力度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管理空白”。社会治理的缺失导致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比较单一效能难以发挥。如有的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社会治理，导致其社会治理活动突击性、简单化，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有的管理人员执法不当，以强制性手段侵犯相对人利益，从而造成管理过程中与公民的冲突，降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社会治理模式的弊端不但不利于解决矛盾纠纷，在某些领域还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带来更大的社会冲突。
第五，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尚未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各地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3万个，其中，村委会58.9万个，村民小组466.4万个;居委会94620个。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基层自治制度不断深化，覆盖群众日益扩大。但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部分组织行政色彩浓郁，成员素质不高，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比较有限，效果不甚明显。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因担负的行政事务重，加之自治意识不强，参与社会治理不足，公民因缺乏机制保障，参与立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较少，全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公开透明从而促进政府与公众互信的良性机制。
三、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几点建议
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转型期社会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社会治理模式。基于考证和实证分析，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位，即应成为为公民和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管理者、服务者，应更加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努力促进和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同时，应最大程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充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应着力减少社会治理和发展的成本，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在更高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深化改革，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创新的重点应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部门之间关系，明确职责，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切实提高社区服务和管理水平;更加注重公民文明素质的培养，引导公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应以确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理念为基础，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逐步实现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法律法规制约、利益调节、行政控制、舆论宣传与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的有机结合，提升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科学化水平。
第四，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社会治理能力。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完善管理机制等途径，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统筹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发展社会事业，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社会引导等方面的能力，为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五，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机制体系。应着力建立健全以下机制。
一是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构建由政府部门、有关社会组织和利益群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综合决策机制，有利于满足决策主体多元化和决策过程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使政府在社会政策、法规制定等方面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奠定基础，为推进依法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为此，应进一步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执行机制，即要求执行主体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有违政府公共管理法规标准和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相关信息，指挥调遣各方面的管理资源及时执法，保证政府社会治理职能执行到位，使各种违反社会治理政策法规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两个层面的机制既要有所分工，又要密切配合，做到决策符合实际、利于执行，执行过程出现的新情况又能够及时反馈到决策层。
二是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和谐，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行政干预，打破垄断，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促进各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上机会均等，逐步扭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扩大的趋势。二是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约束机制。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防止在社会利益的获取过程中出现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减少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加强道德约束，进一步引导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利益，使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发展精神上的健康需求。三是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作为各阶层利益表达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制度平台，积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表达各阶层利益诉求的作用。其次，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的作用。应扩大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将传统的来信来访、来人来访，进一步向来电来访、网上来访等渠道拓展;推进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化、下访常态化;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限时办理制度，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办结。再次，应建立规范利益表达方式的运作机制，支持合法的制度性表达，控制和疏导抗议性表达，防止和化解非制度性表达。四是建立健全利益矛盾调处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健全矛盾发生前的超前联动排查调处机制、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和矛盾解决后的责任追究机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不同矛盾纠纷，避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
三是社会保障机制。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保障困难群体———失业者、低收入者、残疾人等的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将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真正纳入城市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视野，加强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工作。应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方式，积极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优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和管理，打造新的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拓宽社会保障的内涵，加大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扶持的力度等。
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与管理机制。各类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更是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协同作用的主体。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建设机制：一是要注重制度规范，在国家相关法律及配套政策出台、修订完善之前，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培育发展的地方性规章，以促进其健康发展。二是要进一步实行放权，实现社会组织由“官办”向“民办”的转变。三是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集中有限资源，对公益性、互助性、专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予以重点扶持。四是要指导、帮助、监督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组织持续发展能力。应将党建工作覆盖到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或设立兼职党建联络员等途径，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党建促进和保障其顺利发展，发挥其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五是要建立健全社区建设机制，进一步理顺社区内不同组织机构间的相互关系，逐步改变社区纵向管理模式，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扁平化社区管理与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职责，使居委会摆脱行政化束缚，减轻负担，切实发挥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作用;切实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基层政府转移延伸给社区的有关工作进行合理分类和规范，确需社区协助完成的工作，按照工作量向社区转入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五是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由社会安全、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环境等突发性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危机，对公共利益构成较大甚至严重的危害，必须构建有效的机制予以应对。应建立社会运行状况的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关领域的监测，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提前预判，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以及善后恢复的保险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陈兴林，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一级法官;江北区政协委员;民革重庆江北区副主委，民革重庆市社法委委员。)
作者：陈兴林
第二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现在，基層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要调整和完善不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把经常性具体服务和管理职责落下去，把人财物和权责利对称下沉到基层，把为群众服务的资源和力量尽量交给与老百姓最贴近的基层组织去做，增强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5年3月5日）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而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在很多方面还跟不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研究人口大规模流动、利益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形势下的社会管理规律，拓宽思路，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源头治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社会力量，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相结合，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2月15日）
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201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
现在，已经有二亿多农民工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常住，但他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这些人比还在农村的人口更具备条件在城镇定居，应该尽量把他们稳定下来。如果几亿城镇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仅他们潜在的消费需求难以释放、城乡双重占地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社会矛盾和风险。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3页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他们自己选择，不能采取强迫的做法，不能强取豪夺，不顾条件拆除农房，逼农民进城，让农民工“被落户”、“被上楼”。分类就是中央提出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可以采取积分制等办法，成熟一批，落户一批。有序就是要优先解决存量、优先解决本地人口，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增量人口流向。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页
各地区要尽快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户籍改革措施，并向全社会公布，让群众知道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安排好自己的未来，给大家稳定的预期和希望，争取到二0二0年解决一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问题。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页
城市的竞争力、活力、魅力，离不开高水平管理。这些年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都与管理不到位有关。客观上讲，确实存在对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够、实践经验不足体制上看，政府职责错位、越位、不到位问题仍然存在；工作上看，对城镇化发展的宏观管理跟不上，城市发展微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规划体制改革滞后，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没有形成，这些都影响了城镇化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重大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加强研究，在工作中积累经验。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城市管理水平高低，又取决于干部素质。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和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不少干部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还不适应城市发展要求，主要靠过去的经验管理城市，甚至是靠主观意志和个人偏好管理城市，造成不少城市或多或少留着个人印记。我们的高校、党校、行政学院都要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使他们能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二三百年里围绕工业化、城镇化陆续出现的城乡社会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了。
总体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许多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据推算，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六千万，留守妇女达四千七百多万，留守老年人约有五千万。维护好这些群众合法权益是一件大事。二是农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日趋多元化，各类组织活动和诉求明显增多。三是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居环境不适应，还有近一亿人属于扶贫对象。四是农村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邪教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存在。五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这些都对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0-681页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1页
重视空心村问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在表现是村子空了，本质上是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页
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4页
要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使各类组织各有其位、各司其职。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5页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具体工作中，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还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
城市建设和管理相辅相成，建设提供硬环境，管理增强软实力，共同指向完善城市功能。要加快形成與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都要现代化。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坚持重心下移，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作用，积极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14年2月26日）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4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6日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社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社区居民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意识和习惯，使大家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在福建调研时的讲话（201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0一五年春节前夕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5年2月13日·16日），《人民日报》2015年2月17日
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要调整和完善不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把经常性具体服务和管理职责落下去，把人财物和权责利对称下沉到基层，把为群众服务的资源和力量尽量交给与老百姓最贴近的基层组织去做，增强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5年3月5日）
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要统筹考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要把基层“强身”和机关“瘦身”有机结合起来，把精干力量下沉，完善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要把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抓实抓好。要转变思维方式，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5年3月5日）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日
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多一些雪中送炭，使各项工作都做到愿望和效果相统一。
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5月25日·27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8日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要高度关注基层政权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既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又唱好群英会、打好合力牌。
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6月16日·18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城市管理和服务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老百姓每天的吃用住行，一刻都离不开城市管理和服务。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城市工作的重头，不能见物不见人。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多方面利益调整，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戰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中央确定的到二。二。年解决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建设用地指标分配要适应城镇化趋势，同落户人口规模相挂钩，同时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将农民的户口变动与“三权”脱钩，以调动广大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积极性。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把矛盾和问题尽早排解疏导，化解在萌芽状态。城市治理也应该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惩防并举、以防为先，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不能老是“亡羊补牢”，穷于事后应对，正可谓“亡羊补牢虽未晚，未雨绸缪策更良”。政府要从宏观层次和全局发展上配置重要资源，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组织提供社会和市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经营、管理。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城市政府应该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只有让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社区工作要时时处处贯彻党的宗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让社区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充分发挥作用、展示良好形象。
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9日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
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的指示（2016年10月），《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3日
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7年2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要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要加快补好短板，聚焦影响城市安全、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综合整治，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要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7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7年3月6日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的讲话（201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2017年9月20日
要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同时要树立法治思维、发挥德治作用，更好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努力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的讲话（201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2017年9月20日
第三篇：协同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参照
摘要：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协同治理作为治理的内生语义与核心要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跨学科吸纳性、治理理念上的共治共建共享性。协同治理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现实国情、政治文明推进、人本政治目标构建三个维度上具有耦合性。当前，应当从树立党委政府统筹主导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协同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平台、合理配置社会治理资源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等方面着力，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耦合性;实践理路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居于战略性、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地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治理主体的协作共治、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治理目标的多元兼顾。而协同治理作为现代公共治理的新视角，是一种兼容多元治理力量、兼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重治理目标、兼有灵活运用行政与市场多种治理手段的复合型治理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参照和有力的变革工具，它是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高度契合的治理之道。以此为契机，来探讨其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耦合逻辑及具体实践理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协同治理的理论意蕴
协同治理源于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协同学。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的作用，在临界点上质变，使系统从无规则混乱状态形成一个新的宏观有序的状态。”[1]创立在协同学基础上的协同治理是指在治理空间内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参与主体，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以非线性的互动来演绎的合作方式，从而形成的一种新治理方式。其作为公共治理领域的一种新理论和新实践，不仅为克服政府单极运作的内在缺陷和解决诸多治理复杂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也为政治文明的推进提供了新的路线图，已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有力的问题破解工具。
(一)协同治理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
协同治理是在公共需求增长而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公民渴望参与治理但参与治理渠道有限的两对矛盾凸显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两对矛盾推动下产生的协同治理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
1解决各个部门权责失衡引起的社会治理“踢皮球”问题。以往的社会管理体系是一种政府垄断下的刚性分割模式，由于政府机构设置林立、职能界定不清、监管落实缺位，形成了“九龙治水”局面。尤其是当面对一些突发性和“跨边界公共问题”时，公共部门往往对事件的回应和反馈不够及时，造成部门间相互扯皮和责任“转嫁”，这将严重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回应性、及时性、准确性。协同治理下的政府部门间则以公民权利、公平正义、依法治理、公共责任等公共价值为诉求，重新厘清职能界限，机构改革定位为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协同型服务政府。
2改善政府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权力“越界”和治理“缺位”现象。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是政府对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统包统揽，它既是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唯一责任人。在缺乏有效监管与力量制约下，可能导致治理资源单方面的、武断与盲目的配置，与此同时将伴随着政府管理方式上的粗放运作、管理过程的“暗箱化”，这可能滋生权力“异化”下的设租性、寻租性腐败。而面临一些事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跨区域合作事务，却可能因政策执行不到位产生治理“缺位”的现象。在协同治理视阈下，政府治理定位为以民主化、法制化为导向的无缝隙服务政府，倡导市民社会的有序发展与完善，并主张通过公民社会的有序参与来加强对政府活动的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阳光、规范运行。
3扭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主体治理地位不高和作用“孱弱”的现状。随着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和治理关系的非线性化，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全能角色不仅降低了治理效能，而且造成了治理成本过高。而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在解决公共事务中具有的首创精神强、灵活性大、整合力大等优势却没得到发挥，影响了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三元组织协同治理下的善治30目标推进。而协同治理倡导治理空间内的政治资源与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良好的匹配形式，来推动多元治理合力和长效信息互动分享机制的构建，并针对跨区域合作、公共危机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治理难题，形成常态化的协同共治机理。
(二)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体现了跨学科的吸纳性
协同治理打破了学科边界壁垒，在治理理论基础上吸收了社会生态学中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理论、新公共管理中的“放权”和“顾客至上”理论、哲学中的整体与部分唯物辩证理论、政治学中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系统有效性等学科知识，具有跨学科的吸纳性。
1合作参与思维借鉴了社会生态学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理论。协同治理空间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使得社会生态结构下的要素获得公共性内涵，治理主体通过信息分享和优势互补合作，弥补了政府治理空间的“缺位”。主体间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了一种社会治理群体多元性、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治理生态圈。主体间共荣共生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得社会生态系统朝着持续平衡良性发展。
2多元治理手段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放权”和“顾客至上”理论的运用。协同治理主张以市场为依托进行治理功能外包，这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将原先界限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从而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2]政府在观念上充分意识到其它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主张通过采用外包、合同、重组、合股等方式将某些公共事务交予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并以夯实社会组织基础和拓宽公共治理思路为契机，来激发社会资本的治理活力。
3借鉴了哲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唯物辩证理论。协同治理重新定位了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角色、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功能，主张在合作共识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治理规则和治理文化安排，来进行资源整合和功能互补，从而出现“1+1﹥2”的溢出效应。治理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以平等、协作、协商的姿态进行分工与合作，通过对治理体制的合法构建、治理文化的培育与普及、治理参与平台的搭建、治理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有效整合，形成治理体系下的四位一体治理合力，既保证了各子系统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也为整体性的治理元素互动与协同配置提供了合作思路。
(三)协同治理体现了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理念
在协同治理空间内，所有治理主体以协商互动的形式确定集体行动方案，通过凝聚共识实现了对现有治理文化、治理制度和治理价值的一致认同。同时，治理主体在认同与参与的过程中，已成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以一种凝聚性的治理力量推进了治理现代化进程。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构成的协同治理框架下，政府定位为治理的协调者和监督者、市民社会定位为改善社会民主的基础、市场定位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手段，其就公共治理难题通过协商互动采取联合行动的行为，形成了一种协同共治的局面。
1强调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的参与行为主体是治理空间内的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媒体、公民个人等参与治理。它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治理主体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共荣共生的关系，并通过网络协调与合作推动公共治理精神的良好持续发展，其不仅是治理主体参政议政的权利体现，也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政治影响”[3]的现代化国家衡量标准之一。
2集体互动的持续性共建过程。协同治理针对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采用协同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理念，在参与治理时通过纵横结合的高度弹性化协同组织网络来有效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使得集体行动高度协同。集体互动的持续过程中，以协作参与和多元互动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利益整合和理性化决策，这既克服了传统管理下的单个主体单方参与治理时的信息有限性、利益视角局限等内在缺陷，也是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为依托来构建公民政治制度、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参与公民政治实践等政治生活为维度的人本政治体现。
3对治理资源和治理成果的共享配置。多元组织的协同机制中，资源和要素在主体间通过良好匹配，实现了政府、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间优势互补、资源互惠、功能融合，构建了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新制度“三角关系”。治理主体以跨界互动的理念进行治理资源交换和能力整合，建设性地对政治制度资源、政治文化资源、公共财政资源、治理信息等治理资源进行整体上的协同配置，力求探索出单一组织中不能处理或者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解决路径。所有的治理行为与治理制度设计都以每个主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进行规划。
二、协同治理与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耦合性
协同治理在实践中取得了斐然成绩。例如，布莱尔政府通过将政府项目、政策或机构的一致性安排为英国提供了一个以“协同政府”为主题的现代化政府革新框架，加拿大通过《公共服务2000年创议》(PS2000)，旨在消除公共服务中的繁文缛节，保证其组织安排、人员录用、任务分配等都向着为公众服务。但其在各国本土化着陆的过程中，若要忘记考虑特定的可能性条件，往往会适得其反。在推进其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融合时，应综合考量其与我国特定治理现实、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与人本政治构建的逻辑关系。
(一)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来寻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考量
现代化的治理涉及权力的合法化、组织的建构和政治参与三个主要层次的推进和变更，而变更往往意味着新秩序的构建。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上应根据当前我国治理问题复杂、治理形势严峻的实际，来构建协同共治和包容渐进的治理秩序。
1传承中华传统治理思路中内外兼修的阴阳哲学理念。协同治理倡导的治理主体上的多元参与、治理文化上的民主政治与法治精神普及、治理部门上的纵横交互协调设置、治理手段上的刚性治理制度与柔性道德约束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不仅调和了各种单一治理方式的内部争论，而且针对多元主体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采用刚柔相济的治理方式。这种多元共治、内外兼修的治理思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普遍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我国传统哲学中“中庸”和“合二为一”的思想。
2回应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绩效不彰、公共事务复杂难解、公民社会作用趋强的现实。当前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问题比较复杂，利益分化比较严重，加上社会结构变化中阶层多元化、复杂化，公众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进行激烈改革是不现实的，需要在把握改革目标与结合现实治理创新的情况下，采用一种渐进式、动员参与型的治理路径。而协同治理主张以协商合作的姿态在兼顾各方利益下进行有限理性选择，这是结合我国现实治理变革中阻力较大和治理问题复杂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型治理思路。
3推进全球治理趋势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结构和向度的构建。全球治理下的公共事务虽然加快了民主观念的普及，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对变化的接受力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一个高度集权和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别，[4]往往使得结果大相径庭。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还有待完善，法治之路还任重道远，社会组织力量还比较孱弱，这就决定了中国应根据自身的国情来构建社会治理结构和向度。协同治理倡导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市场——社会协调配合的“多元三维”治理结构和向度。
(二)契合我国政治文明进程推进一般规律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考量
在人类政治制度的进化历程中，那些能把福利带给社会的制度安排，总是被他人不断地复制和改进。纵观我国政治文明的推进历程可以发现，民主制度的供给上存在时滞效应，而协同治理强调公共协商程序、价值确立和开放讨论等集体民主实践形式，对有序推进我国政治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结合我国近代民主演进历史语境来推进政治现代化的价值。从晚清对民主认知的“碎片化”“表象化”到甲午之后民权观念成为舆情的重点并上升为时代主题，再到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宪政观念的广泛传播并与我国传统文化不断调适，进而到五四运动催生下，“民主是个好东西”几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识。我国近代民主演进的道路经历了从器物崇拜——制度模仿——文化革新——人民主权建构的演变之路，整体上看是内外困境下的应激式探索。那么，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应结合近代民主探索的历史语境进行审慎探索和适时调适。而协同治理视阈下的治理策略强调将治理现实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来探索一条参与式、协调型的现代民主治理之道，这恰是结合我国近代民主演进历史语境的明智之选。
2寻求应然民主设计愿景与实然民主建构进程之间平衡点的价值。理论上民主观念的流变、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民主制度的供给等民主目标的推进，应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以相对协调的状态有序展开。可是，在实践中由于政治生活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并非以理想的线性状态进行着。特别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和公民素养的培育之间往往存在一种时间错位，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制度建构与价值培育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往往会引发新的矛盾，使得民主远景的推进在民主浪潮的冲击下走向崩塌。而依托于协同治理理论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既强调我国“强政府”的现状和对科层治理偏好的传统，又倡导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来逐步形成一个由法制政府主导、成熟市场和理性公民社会参与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
3避开后发展中国家民主进程中“民主悖论”陷阱的价值。从最早的城邦民主到后来民主设计的不断完善，民主的制度设计和文化培育不断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然而“民主是个好东西”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不同，在实践中并非时态有序的展开。特别是对于后发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处理民主制度有效供给、公民资格培育与本土文化嵌入之间的复杂关系，处理不当往往会出现“民主悖论”的历史现象。我国作为后发国家，既有后发性跨越式发展的优势，也存在着自身民主实践的困境。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考虑全球民主化道路的一般规律，更要结合自身国情展开民主建设。协同治理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强调在一般治理思路的基础上，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在党组织领导下来带领人民建构民主治理架构，这将为实现我国跨越式发展提供话语参照。
(三)符合我国以公民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构建目标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考量
“激活积极公民权，培养参与型公民，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内源动力，是中国社会建设最为根本的历史使命”，[5]而政治行为体的主体性和文化性培育则是公民政治建构的逻辑选择和动力支撑点。协同治理针对我国传统政治管理中存在的差序格局社会背景，主张以“治理共识”“集体行动”“共享共建”“治理责任”的理念为指导，来构建以人民为本的政治观来塑造政治主体。
1改变当前公民主体意识缺失的价值。受传统专制权力配置一元单向特征的影响，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独尊儒学的一元性。一元单向的臣民文化由于缺乏更新的张力，使得绝大多数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以被动的姿态参与。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对王权和父权为轴心的忠孝节义儒学文化顺从、心理上对强势阶层权势的依附、行为上对威权意志的逆来顺受。传统顺从型政治文化造成了公民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选择性、创造性缺失，搁浅了自觉和自治组织的培育。而协同治理倡导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以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理念为指导，主张各主体以开放性的姿态、最优的行动策略组合来行动，从而提升公共政策的主体性、民主性、协同性，把公民塑造成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公民。
2扭转传统社会以“关系社会”为行为导向的价值。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亲缘关系”异常发达的社会，在社会生活链条中的个人往往通过寻求“关系”连接点来实现自身诉求，“关系”连接点往往体现以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私域”为关系的范畴。基于系统宗法伦理和熟人的“关系”往往成为人们行动逻辑的有力向导，造成自下而上的流动门槛越来越高，阶层的固化和封闭趋势加强。这不仅弱化了法治的权威性和制度的公正性，更可能使国家政权合法性存续的价值基础、有效性基础、制度基础面临内卷化的风险。而以公共价值和制度刚性为导向的协同治理是对“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的科学释义，治理协议中明确了彼此的权利义务，力图形成一种以互助合作、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为精神内核的治理常态。
3破除我国封建“官本位”思想的价值。由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长期对专制权威的依附，加上以特权等级和宗法血缘为基础来设计的官僚机构驱动，使得为官的概念根深蒂固，衍生出了决策主体借助权力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动逻辑。使得行政主体的行为活动往往以自身利益实现与否为行动标准，出现了公权力异化下的“寻租”“设租”“卖租”现象。这不但造成公共事务管理的推诿扯皮，而且也阻碍了我国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的建构进程。以协同治理为切入点来创新社会治理，强调政府改革以公共责任和制度规范来扎紧权力的笼子，提高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力及公民参与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三、协同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实践理路
作为一种以现实实践价值为最终导向的理论框架，协同治理“提供一种语言和一个参照系，可借以考察现实，并使人们提出新的、不同的问题……从而促使人们致力于追求范式的转换”。[6]就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层面来看，可以从理念、制度及创新活力上探索具体的实践策略范式。
(一)树立党委政府统筹主导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协同治理理念
治理理念对创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管理体制中要坚持“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创新现代社会治理体制应秉持这一理念。
1强化党委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统筹领导的理念。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规划制定时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治理方向领导时坚持权责一致的理念，来推进党内民主，以发挥党委在社会事务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发展的作用。党委应有效地对各方利益进行整合并对政府的决策和治理能力监督，在第三方组织中发挥党员的组织领导作用，同时发挥先锋模范党员在群众中的带动作用，反过来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工作进行监督。
2重视政府在社会治理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公共部门的治理角色应定位为“护航者”，坚持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服务理念来理顺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加强分工与合作水平，通过提升其社会治理决策的方式与技术，来提高自身对公共需求的感知力、回应力、服务力。同时，应该认识到市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开展社会民生建设和培育社会自治机制，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四自模式”构建。
3培育社会各方有序参与、互助协同的共治理念。多元主体对参与、协同、合作、共享等协同精神的深层理解和互动，是践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内在价值的重要前提。在治理行为中多元主体间通过达成社会信任与治理共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的实现注入持续性社会资本。例如，基层民主组织中的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为主体的村级组织体系建设，可以让基层治理力量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治理职能，提高其参与热情、志愿精神和互助品质。通过这种共享共建的协同精神，促使党委、政府、第三部门和公民以弹性的、灵活的、多样的形式集体行动，从而在治理空间内形成合力。
(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平台
亨廷顿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3]社会治理创新要在制度化的法治要义和“心理图式”引导机制下进行。
1用法制思维审视各种社会治理问题。政府要用法治的方法破解各种社会难题，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看待治理难题的意识，强化其运用法律程序来规范其治理权力的规则意识。以制度化的法律条文及规章制度，来明确规范权力边界、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推进权力机制的“阳光化”操作。同时，增强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法治意识，在治理过程中应依据一定的法律章程和原则去处理治理协商中的问题，使治理手段和程序规范化、透明化、法制化。
2用法治机制巩固社会治理成果。利用法律保障来规范社会治理行为，就要健全社会治理领域的各种利益协调机制、信任机制、利益决策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矛盾应对机制等。同时，加强对治理各方的引导、管理和监督，完善治理标准、优化治理绩效评估，巩固治理成果的持续性、稳定性，使得协同治理主体在法律机制的保障前提下，维持治理活力与创造力，推进社会领域各层次、各方面的依法治理。
3强化“软制度”的协同作用。协同治理理论从人的社会依存性出发，治理主体间形成合作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的伦理和组织的道德公约。因此，强化道德引导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增强社会成员的法治意识，使治理主体成为社会治理法治机制平台构建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三)合理配置社会治理资源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
协同治理要求不同参与治理主体不仅要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而且还要共建共享治理资源，形成网络化的架构。在这个网络化的架构下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公共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整合为主线来通过结构性的动态均衡调试过程，形成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格局和治理主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打造政府——社会——市场三维互动的无缝隙治理模式。各个治理主体要以信息数据和通信技术为支撑，通过将非政府组织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点与公共部门充沛的网络协调能力结合，来塑造治理联合体。各个组织应以公共需求为导向打破部门、职能、层级的边界，内部重塑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其联系应为垂直互动式为主来提升治理效益。特别是当面对那些日益外溢和无界化的治理难题时，可即时组成一个暂时的动态治理任务联合体，一旦治理目标实现就随之解体，以保持高度的弹性和动态。
2提升政治制度资源与治理文化资源的协同治理合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治理活力激发的内源动力。作为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体系，要以深刻的认同和坚定信念坚持制度自信，并“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具体阶段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7]来推进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同时，大力开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资源和法治文化资源。政府应以责任主体来合理界定政府公共文化职能，制定积极有效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文化政策，并以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规范和经费投入，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平台的正常运转。
3以交互化的治理手段和大数据技术提升社会治理主体的创新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将政治行为体的主体性、政治制度的正义性、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政治信息的数字化与我国社会治理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现实和不同治理难题与重点相结合，寻求与治理情景相适应的治理手段。各个治理主体要紧紧围绕着公共服务和治理资源优化这一共同使命，彼此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应在法律规定下进行。将公共部门的行政决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处置、法令、条例、决议、命令、守则等手段与市场机制手段下的合同、激励、税收支出与社会机制手段下的道德准则、公约等相互配合使用。让多元主体在这种手段和机制下彼此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互相制衡，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相辅相佐的常态公共治理手段。同时，借助于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CSCW)来有效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围绕着大数据治理的组织、元数据、数据质量、隐私、业务流程整合、主数据整合、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七个核心准则，来推进多元化治理力量对社会治理“新知识”“新规律”“新结果”的挖掘，从而促进主体间的协作参与和互动水平，最大限度的激发政治主体的群体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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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伟 张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