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思想

社会治理思想（精选6篇）

篇1：社会治理思想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22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来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等10多个国家机关部委，北京、上海、广东等近20个省区市地方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巨人教育集团等30多家社会组织和企业，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等50多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华社、中新社、人民出版社等40多家学术期刊和新闻媒体，约4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篇2：社会治理思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篇3：社会治理思想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电集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电集团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电集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维护单位范围内的安全秩序、保障职工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集团内各个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 并为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等方面。对于煤电企业而言, 其工作重点便是兼顾生产安全和质量的同时, 促进其生产效益的全面提升, 而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能够规范煤电集团各层职工的安全意识, 而且也能够全面了解工程质量对企业发展及自身安全的关键作用, 从而提高其相关工作的思想认知, 为后续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思想保障。

2.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电集团激励其员工的必要措施

作为公司党建的关键部门, 煤电集团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 如基层工会的建设情况不仅对企业推动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对于增强公司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而促进煤电集团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煤矿行业进行分析可知, 由于各类安全事故频出以及国家对新能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 导致煤矿行业的发展并不乐观。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使得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 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收支平衡。因此, 如何吸引人、激励人才进而留住人才已成为当前包括煤电集团在内的各个煤矿企业需要着重开展的关键工作, 而思想政治工作, 特别是基层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则正是关系企业能否留住人才并充分利用人才的重中之重。

3.思想政治工作是促进煤电集团适应时代发展, 走出行业困境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次会议上指出:“煤矿产业的发展绝对不可以以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 并进一步强调了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确保煤矿生产的安全和质量则是煤矿行业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一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使煤电集团建立健全的工作长效机制, 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加强安全宣传和完善激励制度等规范员工工作行为并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使其发展成适应行业需求的煤矿企业的新型人才。另一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煤电集团对其内部工作, 特别是党务工作进行重新定义和规范, 使从业者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与范围, 进而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提高各类人才的工作能力, 以人才促发展, 帮助企业走出行业困境。

二、煤电集团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意识相对较低

在煤电集团的发展过程中, 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低, 致使其对保卫工作的认知有所偏差, 部分保卫人员认为煤电集团的保卫工作就是站岗和巡逻, 毫无技术性可言, 继而导致保卫人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同时, 煤电集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缺乏对保卫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另外, 随着煤矿市场的不景气, 煤电集团同样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保卫人员的积极性[1]。一系列因素导致保卫人员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偏差, 无法有效的提升集团的保卫效率, 进而无法有效的加强企业的社会治安稳定性。

2.未针对员工的实际情况开展思想教育

在煤电集团对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由于思政人员受到常规工作方式的影响, 致使其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中, 较为重视理论的教育。但是在煤矿行业的不景气时期, 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会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 同时思政人员依然按照原有的方式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 致使煤电集团的社会治安稳定性受到较大的影响[2]。

3.缺乏榜样的引导作用

在煤电集团的发展中, 企业会设置相应的技术榜样, 以便可以引导员工思想道德素质正确的发展。但是, 企业缺乏对保卫人员榜样的设定, 致使保卫人员缺乏榜样的引导, 进而会限制煤电企业社会治安稳定性的发展[3]。

三、提升煤电集团社会治安稳定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措施

1.结合企业文化开展思想教育

在煤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低, 会影响企业治安的治理效率。思政人员针对这种情况, 应该结合企业的文化来提升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煤矿企业的发展低谷时期, 思政人员应该提升保卫人员的荣辱观。同时要引导保卫人员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可以提升煤电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贴近员工的实际生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在思政人员的工作中, 受到传统工作方式的影响, 其较为重视理论教育, 但是由于保卫人员的思想意识相对较低, 致使其缺乏实效。因此, 思政人员应该贴近员工的实际生活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 思政人员应该对员工的思想状态进行合理的调查和分析。其次, 要针对员工的思想变化影响因素而制定科学的工作方式, 以便可以更好的提升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3.树立榜样的引导作用

在煤电企业的发展中, 未设立保卫人员的榜样行为, 致使保卫人员缺乏相应的积极性。因此, 思政人员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指导保卫人员熟悉自身的工作流程。其次, 对于具有突出贡献或者保卫企业财产的员工, 可以树立其为发展的典型。最后, 思政人员应该加强对榜样的奖励, 以便可以更好的提升保卫人员的积极性。

四、结语

在煤电集团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中, 存在工作方式不合理和保卫人员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低等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相关探讨, 煤电集团的思政人员可以提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 从而可以制定科学的措施来提升保卫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

摘要：在煤电集团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 加强对保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可以提升企业社会治安的稳定性。本文主要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在煤电集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和提升企业社会治安稳定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策进行探讨, 以期煤电集团思政人员可以合理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煤电集团,社会治安

参考文献

[1]陈振明, 邵东珂, 吴勇锋, 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福建省的案例研究[J].东南学术, 2011, 4 (8) :70-102.

[2]吕杰.试论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保卫的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 2014, 12 (10) :39-44.

篇4：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思想

关键词：社会治理；助推；行为经济学

《助推》的英文原版名为《Nudge》，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与行为经济学教授、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泰勒和美国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卡斯·桑斯坦，这本书主要写的是用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合理制定公共政策，科学引导人民。

一、什么是助推？

助推（nudge）含义指的是不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选择。助推的妙处是它既不是强迫，也不是花钱收买，它只是利用人的心理弱点，或者说心理特点，去引导人们按照设计的方向做事。比如：

学生食堂把苹果之类的健康食品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把薯条之类不健康的食品放在不容易拿到的地方，人们就会更多的吃健康食品；美国人存退休金的比例很低，但如果发工资时把默认选项设定为存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谁不想存得单独提出来，存钱的比例就会大大上升。

作者还例举道“通常情况下，手机制造商都会为售出的手机固定一套出厂默认设置。有研究表明，无论默认设置是什么样，许多人在实际使用中都情愿保持不变，甚至就连默认设置中噪音较大的来电铃声也懒得修改。”从这项研究中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永远不要低估惰性的作用；第二，这一作用可以得到控制。如果私人公司或者政府认为某项措施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那么他们便可以将其设定为默认选项而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

要称得上是“助推”，必须要使副作用降低到最小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副作用。不用强制手段，不用硬性规定，却能保证你同时收获“最大利益”和“自由选择权”。这股轻轻推动你做出最优选择的力量，就是“助推”。

二、助推的心理学基础

人存在两套思维系统，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两者常常互相争夺控制权。而直觉思维系统常常得胜。因此，经济学家假设的理性人实际上很少，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人，受各种偏见影响。人们倾向于相信不合理的直觉而懒得用理性去检验。常见认知偏见和谬误有：

（一）锚定效应

人们倾向于根据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或看见的结果）作为基准去思考当前的问题。比如：自愿捐款时，告诉对方上一个人捐了100元，则对方捐相近金钱的可能性提高。

（二）易得性偏见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时常听到或见到的事件发生的次数更高。比如人们常见他杀报道，少见自杀报道，则错误地认为每年死于他杀的人数多于自杀。最近发生的事件会对我们当下的行为造成更大影响，一些比较久没有发生的事件，人们则会放松警惕。比如如果很久没有金融危机，人们就会忘记上次危机的伤痛而拼命透支，危机刚过后又会过分谨慎。

（三）盲目乐观

人们总是认为自己不会是倒霉的那个，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运气、时间的宽裕度。健身房就是靠人们这一心理赚钱的：人们办卡时都计划着自己每个星期都去，但很快就懒惰了。

（四）损失厌恶

就算是同样的结果，人们更厌恶要自己损失一点东西的方式。比如政府减税和派钱，结果一样，但人们更喜欢派钱。又比如在赌博中赢得200元的幸福刚好能够抵消失去100元的懊恼。

（五）安于现状的惰性

人们倾向于接受默认选项。或遵循之前确定的习惯，而不管是否真的对自己有利。比如安装软件时，人们大多数选择默认安装而不是自定义。再比如某电信运营商免费默认开通某种服务，一个月后要取消则需要自己办理，大多数人都会因为惰性而续费。

（六）易受措辞的影响

人们在做出决定时通常会怀有一种盲目和被动的心态，他们的理性思维系统往往懒得去将其看到的信息变换一种说法，看是否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在许多实验中，我们都发现，对于“100人中10人死亡”和“100人中90人生存下来”两种说法，人们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尽管这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专家，他们也会受到措辞的影响。如果医生们被告知“这一手术的成功率为90%”，会比他听到“这一手术的失败率为10%”时更愿意推荐病人做手术。

作者得出结论：人们的决策往往是依靠经验法则，也就是直觉，因此经常犯错，而助推则帮助人们在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之间寻找平衡。

三、助推的实例

作者在书中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助推的应用，在这里我试举三例来说明如何进行助推。

一是利用人的视觉效应进行助推。芝加哥的湖滨大道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风景之一，这条公路沿芝加哥市的东界密歇根湖边而建。在这条公路上驾车兜风，你可以将芝加哥的魅力尽收眼底。这条公路有一段是一个S形的危险弯路，许多司机都因为没有注意到那个25英里的限速标志而翻车。最近，芝加哥市出台了另外一个使司机们减速慢行的办法。在这一危险弯道起始的地方，司机们会首先看到一个减速慢行标志，然后他们会看到前方路面上出现了一系列连续的白线。实际上，这些白线并不是减速带，它只是构成了一种视觉效应。白线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其相互间是等距的，但是随着司机距离最危险的路端越来越近，白线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小，从而给司机造成一种车速越来越快的错觉，因此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将车速降下来。

二是依靠制度设计进行助推。美国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在“酸雨”控制方面采用了排放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美国国会做出了对产生酸性物质污染物的“封顶”或者“限额”的特别规定，规定明确允许污染企业进行限额交易。由于降低污染便意味着多获得收益，因此环保行为的经济动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多数美国公司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制度，因为交易排放权限会降低成本。该法案是美国环保政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以8.7亿美元的成本换来了大约120亿美元—780亿美元的年收益，还避免了1万人的过早死亡和超过1.45万人罹患慢性支气管炎。

三是使用新科技进行助推。書中提到只需要巧妙的设置一些数据就会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影响，在选举中不推送广告，利用现代社交工具中信息不对称，候选人团队可以将有利于本方的观点推送给选民，巧妙的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左右选举局面。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美国大选，奥巴马团队利用Facebook筹集小额捐款成功在竞选经费上超越对手，同时也通过有针对性的推送，说服摇摆和不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支持奥巴马。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H·泰勒，卡斯·H·桑斯坦.助推[M].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篇5：治理：社会自主治理还是政府治理

由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译介工作对于推动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学者对于西 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介绍，尤其是盖布勒和奥斯本(1992年)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的翻译(1996年)，(奥斯本和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使不少中国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可以从前几年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将“行政改革”或“政府改革”标题化的大量论文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得到确认。但是，恕我直言，由于我们所研读的理论文献实在有限，更由于客观或主观地缺失来自中国现实实践作为动力和源泉，这种研究的深度似乎很不够。然而，就在我们连新公共管理的经典之作还没读完或是来不及细细琢磨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甚至还在争论什么是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里又加了一门新学问：治理(govemance)。主要由于MPA项目的促发，大批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的译著同时登录中国。也许由于这二者之间本身有着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即使是在肇事者的西学界的个别学者也往往将它们扯在一起谈论，还可能由于它们在中国时区的共时性，所以，后学者的我们常常鱼目混珠，将它们混为一谈。笔者以为，无论新公共管理与治理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的政策建议上多么地相似乃至相通，二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以及理论侧重点都是极为不同的。

从时间上来讲，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式微乃至信誉扫地标志着西方人民对国家的作用不再抱有幻想，于是，始于 1979年撒切尔一梅杰政府的行政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改革运动火炬很快得到传送，直至传到美国之手，汲取其超强的国际辐射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政府改革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巨浪。这就是我们所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削减公共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就必须精简政府机构，调整特别是转移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和行政文化。其基本运行机制就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和自由化(1iberaliza? tion)----我们称之为民营化和市场化。然而，正如国家不是万能的一样(“政府失败”)，市场也不是不败的(“市场失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市场的作用也不再抱有幻想，这才唤起了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机制(即“与市场或科层制机制相对而言”的“治理”机制)的挖掘、扶持和研究。虽然作为社会科学探讨的一个理论焦点来说，“治理”是一个新鲜且被认为富有生命力的名词，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早就存在了----最低限度的自组织实践，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所必需。市场的形式理性能够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可能客观地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实质理性有助于优先实现那些被确定为公共利益的目标，但是，它们往往都可能“成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特殊性[指资产使用价值的局限性和它的不可转移性----译者注的牺牲品”。相对而言，“自组织治理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坚持对话，以此产生和交换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但不会消除有限理性带来的问题)；在于把参加治理的单位锁定在涉及短期、中期和长期并存运作、相互依赖的一系列决定之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危害；在于通过鼓励有关方面的团结，以此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承担与‘资产特殊性’相联系的风险。由此可见，自组织借助制度化的谈判达成共识，建立互信，从而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第34页。)简言之，治理特指那种来自政府、企业、社会三个部门的一方、两方甚至三方的多个行动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协商形成共识，为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自组织活动，所以也称自主治理。在治理机制中，尽管政府一旦参与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政治制度因其对地方自治权的规定与态度而对社会自主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参见埃莉诺?文森特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但是，一旦某一活动要被冠名为自主治理，那么，在这里，政府就至少并非唯一的主角，也并非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为社会自主治理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与信任、互相配合。

然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却往往将这种社会性的自主治理混同于政府治理(governmental governing，governing by government)。这种“政府治理”的治理概念源自人们对于“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混淆。譬如，“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中，治理有时被当成‘统治’使用，那意思仿佛是在市场取向的私有化社会中，‘统治’已然找不到买主而治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是指一种‘重新发明’的、经营管理较前者为佳的政府形式。„„[他们]所谓的治理，就是要充分发掘订立合同、授予经营之权以及采取新的管理形式等方面的潜力。简言之，就是其他人所说的实行新公共管理方法。”(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年第1期，第20页。)再譬如，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所谓的“治理”基本上也是“政府治理”。他所概括的四种治理模式实际上只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四种模式，社会自主治理机制在这里并没有地位。在国内有些学者的观念中，治理就是行政改革，譬如有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陆续进行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等，全部都是治理范畴的改革。显然，从时间上来说，这里所谓的“治道变革”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从内容上看，这种“治道变革”可能从政府管理之初就开始了。国内很多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塞进治理的包裹中，真所谓“治理是个筐，政府改革往里装”。依笔者拙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机制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治理研究的典范。

人们之所以会固守政府的立场来看“治理”，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治理”在时间上发生了重叠因而容易引起混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才是社会事务的合乎现有法律、代议制民主精神和符合接受习惯的唯一治理者，至少也应该是主持者。在过去，“治理”(govemance)只曾与政府、统治(Sovemment)联系过，并经常交互使用。窃以为，历史观念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将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曼海姆： 《意识形态和鸟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政府治理”)来曲解新兴事物(社会自主治理)。此外，我国学者对“治理”与“政府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混淆，可能还与我国行政学研究中至今仍存的“概论化”风气有关。

篇6：社会治理思想

（一）建好“一个中心”——综治中心，打造“大综治”工作平台。

建强区级，升级完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拓宽部门单位派驻范围，强化协调调度、督导考核，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建优镇街，统筹整合政法单位和职能部门基层资源力量，落实“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实现群众诉求集中受理、分流、化解“一个窗口对外”；建实村居，完善矛盾纠纷调解团队，健全联动化解、双向评议机制，推动区级、镇街资源力量下沉一线，就地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二）织好“一张网络”——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社情民意全掌握。

多网融合，开展“网格+乡村治理、城市安防、文明创建、市场监管”等领域大联动，统筹协调、一网运行，推动全区重点工作任务在网格中落地见效。规范管理，完善部门业务指导、镇街具体管理、区镇工作考评监管体制，加强网格员教育培训、绩效考核，提高网格员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强化奖惩，探索实行社区专职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农村网格员专职化和薪酬增长等职业晋升机制，落实不合格网格员退出制度，推动网格员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三）深化“一项机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

强化源头预防，构建以社区（村）为基本单元的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建立“一律两员三官五老”调解团队，健全“一平台五机制”，实现群众诉求调处“最多跑一地、最多访一次”，就地化解。强化有解思维，落实区、镇、村主要领导定期调度研判初信初访情况和领导干部公开接访下访、包案责任制，提高初信初访办理质量。强化法治思维，开展积案攻坚、治重化积、重复信访专项治理行动，坚持打化结合、以打促化，有效压减进京访量。强化联动化解，加强智慧调解平台和品牌调解工作室建设，扩宽专职人民调解员派驻领域，在矛盾纠纷相对集中的住建、物业、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领域成立行业调委会，就地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四）完善“一个体系”——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筑牢公共安全防线。

深化“雪亮工程”建设，强化数据整合、资源共享和实战应用，提升视频监控资源利用效率和研判水平。开展系列专项打击行动，建立完善扫黑除恶、电信网络诈骗等常态化打击整治机制，保持对违法犯罪高压态势。加大社会面巡防管控力度，加强重点单位安全保卫，适时启动一级巡防勤务，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强化重点群体管控，实行“一人一策”“一人一专班”建档管理，压实责任，不出现失控漏管。加强网络舆情管控，强化值班备勤、应急处突和疫情防控，实现各级“两会”、冬奥会和党的二十大等重大活动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五）推进“一个工程”——基层平安创建工程，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