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精选6篇）
篇1：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
2015年干部在线学习第三季度必修课参考答案
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
一、单选
1.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第四个时期是（）。（单选 2 分）
[A]主动探索时期
[B]过渡时期
[C]计划经济时期
[D]被动调整时期
2.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重视（）的培育。
[A经济组织 [B]政治组织
[C]社会组织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3.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是（）。（单选 2 分）
[A]NGO [B]BDS
[C]WTO
[D]NU 4.当前东北人口流出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工。（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基尼系数在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6.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7.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单选 2 分）
[A]第一产业 [B]第二产业
[C]第三产业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8.基尼系数的大小和社会阶层分化之间没有关系。（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9.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及社会治理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0.科学发展观在党的（）被写进了党章。（单选 2 分）
[A]十六大 [B]十六届六中全会
[C]十七大
[D]十八大
11.《我国社会各界改革愿景的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公众认为（）最难突破。（单选 2 分）
[A]经济体制改革
[B]社会体制改革
[C]政治体制改革
[D]文化体制改革
12.我国当前的发展不存在社会失范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3.可以实现双赢的博弈是（）。（单选 2 分）
[A]恶性博弈 [B]良性博弈
[C]零和博弈
[D]两人博弈
14.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紧紧围绕（）的总目标。（单选 2 分）
[A]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C]统筹城乡发展
[B]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D]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5.未来，我国社会保障目标是要实现在（）内的自由接续。（单选 2 分）
[A]同一县区 [B]同一省份
[C]全国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16.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7.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统治。（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18.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集中在（）。（单选 2 分）
[A]政治领域 [B]经济领域
[C]社会领域
[D]文化领域
19.社会控制比社会管理更进步。（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0.城镇化的核心是（）。（单选 2 分）
[A]人 [B]资本
[C]动产
[D]不动产
21.以下尚未征收房产税的国家是（）。（单选 2 分）
[A]美国 [B]英国
[C]加拿大
[D]中国
22.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推进（）为先导。（多选 2 分）
[A]社会体制改革 [B]社会制度变革
[C]社会管理创新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23.1954年，我国的三大改造全部完成。（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4.消除（）的不公平性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单选 2 分）
[A]社会保障 [B]社会保险
[C]社会救助
[D]社会优抚
25.（）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单选 2 分）
[A]社会失灵 [B]政府失灵
[C]市场失灵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26.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系统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系统的力量又过于薄弱，导致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活动具有典型的（），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单选 2 分）
[A]政策倾向 [B]政治倾向
[C]利益倾向
[D]行政倾向
27.“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喻只是口头说说，没有实际行动。（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8.人口流动不会对我国社会发展形成挑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29.社会体制改革的模式一定要符合我国国情。（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0.社会治理倡导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1.相对于政府而言，社会组织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单选 2 分）
[A]能够提供多样的公共服务 [C]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B]具有相当程度的志愿精神
[D]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
32.（）是指其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单选 2 分）
[A]社会失灵 [B]政府失灵
[C]市场失灵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33.我国当前的发展不存在社会风险问题。（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4.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的不断提高。（单选 2 分）
[A]生产效益 [B]行政效率
[C]生活水平
[D]劳动报酬
35.社会建设不仅要解决医疗、养老等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从而建设良好的公共生活。
[A]自由 [B]平等
[C]参与
[D]自治
36.马来西亚至今还保留着鞭刑。（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37.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单选 2 分）
[A]公平与公正 [B]和谐与进步
[C]和平与发展
[D]民主与自由
38.处理好（）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单选 2 分）
[A]政府和社会 [B]收入和分配
[C]市场和社会
[D]政府和市场
39.构建现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以（）为中心。（单选 2 分）
[A]设计者 [B]人民群众
[C]创作者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40.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单选 2 分）
[A]企业 [B]顶层
[C]基层
[D]民间
4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福利、财政拨款或对非盈利组织的资助。（单选 2 分）
[A]不同于 [B]等同于
[C]相当于
[D]相似于
42.做好非政府组织的疏导工作有助于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3.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方法是（）。（单选 2 分）
[A]舆论引导 [B]科技支撑
[C]政策完善
[D]统筹兼顾
44.利比亚长老会出面解决社会冲突，体现了政府失灵状况下（）的重要作用。（单选 2 分）
[A]经济组织 [B]社会组织
[C]文化组织
[D]政治组织
45.在社会控制下，人口可以实现自由迁徙。（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46.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不包括（）。（单选 2 分）
[A]经济更加发展
[B]民主更加健全
[C]科技更加进步
[D]社会更加开放
47.（）的发展为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单选 2 分）
[A]公共选择理论
[B]治理理论
[C]新公共管理理论
[D]新公共服务理论
48.我国的工业化（）还不是很扎实。（单选 2 分）
[A]1.0 [B]2.0
[C]3.0
[D]4.0 49.（）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实现社会组织数量翻一番的目标。（单选 2 分）
[A]北京市 [B]山西省
[C]广东省
[D]福建省
50.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传统的自上而下地单向推行政令的规制型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仍在起作用，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的（）管理方式。（单选 2 分）
[A]高参与型 [B]宽容型
[C]家长制
[D]双向回应型
51.建设（）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情。（单选 2 分）
[A]服务型政府 [B]管制型政府 [C]统治型政府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52.（）在过去十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单选 2 分）
[A]英国 [B]美国
[C]日本
[D]中国
53.（）的新常态就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加有效。（单选 2 分）
[A]社会管理 [B]社会治理
[C]社会统治
[D]社会控制
54在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是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政府转换的必然需要。（单选 2 分）
[A]全能型 [B]无限型
[C]包办型
[D]服务型
55.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第五个时期是（）。（单选 2 分）
[A]过渡时期社会体制
[B]社会体制改革主动探索时期
[D]社会体制被动调整时期 [C]社会体制改革深化时期56.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的目标是（）。（单选 2 分）
[A]官民同乐 [B]鱼水情深
[C]血肉相连
[D]上下齐心
5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从社会控制进入社会管理（）。（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58.统治是一个工具（）。（单选 2 分）
[A]正确 [B]错误
二、多选
1.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形成（）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多选 2 分）
[A]源头治理 [B]动态管理
[C]全面协同
[D]应急处置
2.构建现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多选 2 分）
[A]因地制宜 [B]科学规划
[C]突出重心
[D]分类指导
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多选 2 分）
[A]工业 [B]农业
[C]科学技术
[D]国防
4.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形成（）和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多选 2 分）
[A]党委领导 [B]政府负责
[C]社会协同
[D]公众参与
5.治理的三种类型包括：（）。（多选 2 分）
[A]全球治理 [B]国家治理
[C]社会组织治理
[D]地方治理
6.社会管理创新发展壮大的土壤是（）相结合，三者缺一不可。（多选 2 分）
[A]群众基层自治
[B]社会自治
[C]国家调控
[D]政府管理
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发动机是指（）。（多选 2 分）
[A]外资企业 [B]合资企业
[C]国有企业
[D]民营企业
8.把市场引入社会治理领域的领导人包括（）。（多选 2 分）
[A]撒切尔 [B]尼克松
[C]里根
[D]克林顿
9.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变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多选 2 分）
[A]民主 [B]自由
[C]公平
[D]法治
10.与传统管理模式相比，社区化管理特征主要有（）。（多选 2 分）
[A]属地化管理 [B]户籍制管理
[C]服务型管理
[D]市民化管理
11.“新常态”的特点主要是从（）等方面来说的。（多选 2 分）
[A]结构 [B]速度
[C]动力
[D]结果
12.我国社会体制架构中的“四纲”包括（）。（多选 2 分）
[A]社会管理体制 [B]社会组织体制
[C]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D]社会保障体制
13.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两基”是指（）。（多选 2 分）
[A]社会管理 [B]社会服务
[C]社会公平
[D]社会自由
14.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点为（）。（多选 2 分）
[A]起步晚 [B]水平较低
[C]速度快
[D]走向集中
15.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包括（）。（多选 2 分）
[A]政府 [B]社会组织
[C]人民群众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16.进行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关系。（多选 2 分）
[A]政府 [B]市场
[C]社会
[D]个人
17.以下属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多选 2 分）
[A]政府购买服务
[B]社会经营
[C]社会创效证劵
[D]政府经营公共服务
18.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关键是要做到（）。（多选 2 分）
[A]政社分开 [B]权责明确
[C]依法自治
[D]产权清晰
19.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以实现（）为目标。（多选 2 分）
[A]社会公平[B]社会发展
[C]社会福利
[D]社会进步
20.未来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向（）购买。（多选 2 分）
[A]国有事业单位
[B]民营社会组织
[C]个人
[D]以上答案都不正确
篇2：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篇3：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背景
社会转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过程, 尽管学界对社会转型的含义认识不尽相同, 但都认可社会转型确实在发生, 并且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的主体则是从事现实实践活动的人, 因而社会转型可以看作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 其特征为整体性、渐进性、异质性、重叠性、形式性等。[1]还有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其含义包括: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三个方面。[2]郑杭生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释:第一, “社会转型”, 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 意指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型的转变, 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 说详细一点, 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 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 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 几乎是同义的。第二, 中国的社会转型, 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3]
总之, 对于社会转型的含义, 不同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尽管表述不尽相同, 但基本认同社会转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并且这种转变是全面的,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转变。因此, 社会转型是指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转变, 是从传统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向法治社会全面转变的过程。
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一般会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来讲, 除了复杂性, 更具有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个方面。
1. 农村社会转型的落后性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讲, 中国社会转型不仅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还要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看, 农业在2010年已经仅占10%左右, 但是这绝不能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农业社会阶段, 虽然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低,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同时,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6%, 但是按照户籍计算, 城镇化率只有35.29%, 相差17.3%。如果按照52.6%的城镇化率计算的话, 那么我国还有6亿多农民, 如果按照户籍城镇化率计算, 那么中国还有8亿多农民。即使按6亿计算, 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是非常多, 尽管这6亿农民在农村并非全部都从事农业生产, 但他们也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同时, 尽管我国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卷入到社会化、商品化的市场大潮中, 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还广泛存在。因而, 总体来看, 我国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 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 根据我们构造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人口城市化率5个指标评价, 到2005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 这表明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4]因而, 虽然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成了工业经济大国, 但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2. 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非同步性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 农村经济转型明显快于社会转型。随着1985年我国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 从1978年到1984年不断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重新开始扩大。2012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出入为2456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 城乡收入差距为3.1∶1。可以说, 由于农民增收缓慢,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没有明显缩小的态势。同时, 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 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 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 东部次之为7.71∶1, 中部为7.16∶1。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除此之外, 农村民生问题也比较突出。涉及民生的问题很多, 如就业、社保、医疗、教育, 等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国家包办了所有这些社会事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家对医疗、教育等实行社会化改革。在改革中, 由于过度强调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没有担当起“兜底”的作用。因而, 这些民生领域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如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 基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等, 都成为影响普通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
3.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滞后性
随着社会转型, 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解体, 但新的社会治理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包括城市与乡村两个层面, 在城市, 国家通过“单位”体制控制每一个职工, 而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体制控制每一个农民。1978年农村改革后,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管理体制瓦解, 乡村社会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而在城市, “单位”体制也慢慢瓦解, “单位”不再对职工的医疗、住房、养老等全面负责, 很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原来对“单位”的高度认同。可以说,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后单位社会。而在后单位社会里, “国家———社会———个人”这样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意味着, “这种社会结构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达, 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原来无所不包的单位组织, 而是实行契约化管理的市场主体。这样, 社会结构的构建逻辑从原来自上而下、权力集中的机制, 向个人独立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机制转变, 社会秩序从原来的行政性建构向契约性建构。”[5]因而, 这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 的产生和发展。1978年以来, 中国的社会组织可谓发展迅速, 但是发展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在政府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成为了“政府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在农村社会治理中, 农村社会组织还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难以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而, 随着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解体, 适应新的农村社会发展的治理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当前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具有滞后性。
二、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意义
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 重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要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 作为农村社会治理自然也需要实现创新。更为重要的是,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是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1.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后, 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农村社会管理的要求。首先, 在城镇化背景下, 很多农民离开农村常年在城市居住, 但是并没有得到城市认可的社会身份, 他们在身份上还是农民, 但是他们又脱离农村, 有人说他们是城市的“候鸟”, 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城市的“候鸟”, 更是农村的“候鸟”。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群体, 传统的农村对农民的管理方式肯定已经无效。因而, 如何实现对农民工这些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需要在治理机制上实现创新。其次,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 对城镇化有着较强的利益冲动。这种利益冲动导致的城镇化, 往往会剥夺农民的利益。因而, 由于土地利益问题导致的农村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依靠传统的以“管制”为特征的社会管理方式、单纯依靠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 如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既实现城镇化的发展, 又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次, 改革开放以来, 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同时, 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中, 历史形成的乡土文化、血缘姻亲、伦理观念发挥了很大作用, 人治特征明显, 而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 农民的法治意识、法制观念越来越强, 但是还没有达到一切依靠法律办事的程度, 因而, “人治”“法治”并存, 相互交织。像农村的群体性事件, 就既有依靠政府“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 又有依靠“人多力量大”、“法不责众”的“人治”行为。总之, 社会转型要求必须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
2.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是整个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
从社会管理的空间来讲, 社会治理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而相对于城市来说, 由农村社会的特点决定, 农村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与城市相比, 我国农村分布比较分散, 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表现尤为明显, 分散的农村远离政治权力, 远离政府所在地, 因而无论是对其管理、还是对其提供公共服务, 难度都更大、成本都更高。同时, 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 虽然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但由于土地利益、乡村干部腐败、政府消极作为、不作为等问题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如海南感城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揭阳事件, 等等。这些事件不仅规模大, 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另外, 整体而言, 农民受教育水平比城市居民要低, 其文化素质相应也比较低。而社会治理创新则要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那么作为农民这一群体, 其如何参与、参与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治理状况。
3.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党的十八大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我国,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 农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地区, 而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为了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以来, 党中央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 涉及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农合及新农保的公共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是我们看到“三农”问题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解决, 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还需要付出诸多努力。比如农民问题, 现在除了2.6亿农民工之外, 在很多农村, 剩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386199”部队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力, 然而正是这支主力部队恰恰又是最需要得到关注的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如农村留守老人, 其数量已近5000万, 传统的家庭养老、养儿防老以及土地养老等模式已经难以解决这些留守老人养老的问题。农村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再如,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很多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关爱, 导致性格孤僻, 并且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照看, 暑期溺亡等人身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农村集体组织、依靠农民个人的力量难以解决, 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 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三、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当前,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应该把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
1. 实现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
社会治理创新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 (私人部门) 与社会 (第三部门) 多元主体的作用, 形成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 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管理模式。建立这一社会治理格局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要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 关键的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应当转变自身职能。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形成了以“管制”为特征的政府职能, 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治理创新则要求政府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为政府工作目标,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虽然经过几轮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有了一定转变, 但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作用的发挥。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真正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 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让第三部门充分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真正打造阳光政府、有限责任政府。
2. 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中, 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即把“农村社会管理内涵理解狭隘化, 把农村社会管理仅仅理解为乡镇信访、人民调解、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社会维稳工作。可以说, 这种理解和认识在当前的基层乡镇居主流地位。”[6]这一认识误区说明了在过去的农村社会管理中, 基层政府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处置上。应当说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是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农村社会矛盾化解方面, 基层政府虽消耗了大量精力, 甚至有的基层政府把相当多的人力、财力用于维稳工作, 但取得的效果却难尽人意, 农村社会矛盾频发的现象依然存在, 基层政府虽也强调农村社会矛盾的“防”和“控”, 但是应该如何有效“防”、“控”却没有好的办法。在社会治理创新中, 应完善农村社会矛盾调处的体制机制。首先, 应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预防机制, 包括信息收集制度、矛盾分流规范制度、矛盾排查制度、舆论引导制度, 等等。其次, 应建立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主, 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辅的“大调解”机制。“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不仅要完善这三项调解制度, 而且要实现这三项制度的有效衔接, 充分发挥三种调解制度的合力效应。再次, 应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应急处置机制。农村社会矛盾的处置需要科学应对。这就需要基层政府首先提高自身处置社会问题特别是危机事件的能力, 遵循科学的方法, 根据制定的预案, 冷静处置, 科学、果断决策。
3. 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那么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中, 政府就应当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为农民提供符合农民利益需求的公共服务, 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低保等等。长期以来,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战略下, 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 在公共服务方面, 农村与城市相比, 差距也非常明显。因而, 农民作为同等的国民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因而, 如何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要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方面, 应在WTO规则框架下, 应充分利用“绿箱”和“黄箱”政策,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WTO规则中, “绿箱”政策属于不可起诉补贴, 且在WTO规定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 我国还有一半没有使用。同时, “黄箱”政策也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 要加强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建设, 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待遇, 缩小城乡待遇差别。
4.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
长期以来, 中国的社会组织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 难以有效承担国家退出社会后留下的社会治理职能。在农村, 虽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较为迅速,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距离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如村委会就是典型的农村社会组织, 但很多学者认为, 村委会由于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 因而其具有典型的“官民二重性”, 成为了“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再如农村经济类社会组织,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但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重建立、轻建设”, 运转并不规范, 内部管理缺乏制度性规定, 很多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 一开始红红火火, 但时间长了就会陷入瘫痪之中。因而, 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有限。对此, 应要进一步改革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改革农村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分别负责的双重负责管理体制, 切实让农村社会组织回归到非盈利、公共性和民间性, 剥离农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 让各类农村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全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 应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5. 有效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不能只关注农村经济发展, 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 还应该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关注农民素质的提高。这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 但在精神文明领域、道德领域等方面却建设不足, 农村精神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在韩国, 很多农村都没有墙, 没有墙的韩国农村、韩国农民相互合作, 以“协同”、“互助”为基本精神, 在“新村运动”中实现了韩国经济的腾飞。因而, 如何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农民素质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任务。有效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最关键的就是应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为此, 应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 立足于不同农民群体的生活需要和利益诉求, 运用生动活泼的各种文化方式形象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和实质, 使其贴近农民、贴近农村, 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使其真正进入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
参考文献
[1]杜玉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05) .
[2]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06) .
[3]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02) .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认识[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8, (02) .
[5]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四大表现[J].浙江社会科学, 2013, (04) .
篇4：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理论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者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的良性运行和协同均衡。由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只有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现代化客观进程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并举”，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活跃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加快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仅是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形势的需要，而且是对今后现代化总体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严峻矛盾和挑战的主动应对。
三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局面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手段和制度越来越难以应对，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只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才能更加有力、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效。总的来看，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体相适应的。从全局来看，当前我国社会领域改革仍面临三大课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一些老问题，亟待继续解决；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必须抓紧消化；三是网络社会和现代化事业快速发展提出更多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要面临四大突出问题。
社会治理的理念还较为滞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存在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维稳”诉求仍大于“维权”诉求，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质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就使得民生问题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基本根源。也有专家指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很薄弱，这是社会治理理念滞后的重要 表现。
社会治理的格局还不够健全。从当前我国地方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仍有抵触心理，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独角戏。
社会治理的制度还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仍重“运动式”应对、轻“制度化”建设，社会治理制度化水平总体不够高；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相关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解体和继替之间出现一些断裂、真空地带；社会领域的立法进程严重滞后，且立法数量不足、位阶低、系统性不够。
社会治理的能力还较为薄弱。我国在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治理人才队伍不仅总体数量较为匮乏，而且整体素质水平亟待提高；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还不够高，且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技术系统标准不一、各自为政、互不对接，形成了“信息孤岛”；社会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和更新较为滞后，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发展趋势。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基本依据和总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适应和服务于我国所正在经历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即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是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依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是，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整体设计、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
关于创新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涵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社会管理往往强调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而社会治理至少有三个“更加突出”：即更加突出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更加突出民主、法治，重视运用协商民主、法治思维和民主、法治方式；更加突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健全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治理理念，针对群众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回应和反馈，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二要切实摒弃一些地方存在的只讲“维稳”，不讲“维权”的观念误区，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三要讲究社会治理的辩证法，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做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度，使社会活跃起来而又有序运行。四要切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真正体现公众需求导向，更加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差异、需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于建立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制度的核心是法治。与行政思维、经济思维截然不同，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一要牢固树立法治社会和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精神思考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的思想和行为全部纳入法治化轨道。二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尤其是在关于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社会稳定等领域立法应尽快取得新突破。三要注重普法教育宣传，树立法治权威，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四要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快建成法治政府。五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作用，构建和夯实国家的“软治理”制度系统。
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筑牢社会保障底线，确保人民群众既有公平感又有幸福感。二要健全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环境—心态—行为”三位一体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框架。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坚守“红线”是核心，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提高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四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树立科学、综合的国家安全观，既要注重行为打击，更要重视对群众心态的了解，并要特别重视网络安全形势。五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系。要以社会组织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凝聚和形成强大社会力量；加快政社分开，实现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提高社会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众认受性；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科学化和制度化。
关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治理主体的素质水平、治理技术的先进程度、治理规则的完善程度，是影响和决定社会治理能力的三个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实现，取决于三者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匹配状况。一要加强和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全面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治理素质和水平；依托高校科研单位，探索建立社会治理相关学科，培养大批社会治理专门人才；二要尊重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地位和价值，有效提升基层社区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四要及时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战略机遇，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切实增强社会治理信息技术及其行业标准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
篇5：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答案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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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篇6：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义
开栏语：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了崭新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在实践中被悄然应用和在书斋中被广泛研究的治理理论，开始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的有 效方略，步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正式范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许多地方政府作为承接国家部分职能，贴近地方居民的单元，正在呈现出网络化治理的新图景。
从2014年第5期开始，我刊特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从全方位的角度去诠释和发掘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内容，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咨询服务。（张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
首先，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是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是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其次，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是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是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是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是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是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第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是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是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是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是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是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是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是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