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2022-09-11

一、我国社会治理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1、社会治理的特点

1)多元性。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管理协调活动,具有多层面、全方位、多元化的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政府开展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和控制活动,社会治理要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团体双向互动,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社会治理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道德、教育、法律等方式的作用,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协调配合发展。

2)法治型。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法律的维护,社会主体的合理行为需要法律的规范,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行更是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法治观的建立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突出特征,要确保政府机构的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的依法办事,除了要以已有的宪法和法律法规等为依据,还要参照其它各种软法,如立法精神、立法目的以及国家政策和单位规章等。

2、我国社会治理的确立过程

1)以稳定政权为目标的社会管理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逐渐形成的阶段,我国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此时,“稳定政权”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目标。基于这一目标,我国的社会管理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为方针。

2)指令性的集中社会管理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初步确立,为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指令性的集中管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理念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所有社会资源由政府部门集中统一配置,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进行以单位制为基础,这也促成了日后“全能政府”和“全能单位组织”的形成。

3)以变革为核心的社会管理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期,由于低效率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题词。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保持与改革的同步,社会管理也始终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实现全面小康是其主要任务和最终目标,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理论体系的创新得到进一步完善。

4)经营化发展的社会管理理念。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法治化的社会管理理念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主体也逐渐明显的表现出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1]社会管理的法制化为社会管理进入经营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5)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政府提出了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十八大报告指出了法律保障对于构建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性。社会管理理念在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理念,它的明确变得日益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改革要求,这标志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得到进一步确立。

二、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成败的原因分析

建国初期,我国受苏联模式和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行政体制为主体的全能型大政府模式。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而且有效的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全能型的政府体制模式亟须改革。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的时期(1953—1954年);其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结束的时期(1957—1958年);然后是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和恢复的时期(1962—1963年)。这几次政府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适应了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处理当时政府体制中的问题以及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仍在二个循环圈中运动:第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膨胀一再精简”;第二,政府行政权力的“上收—下放—再上收”。

分析原因,除了特定时期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三次改革没能取得预期成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体制改革主要是撤并行政部门和精简人员,权力也只是在政府各级部门间的上下左右移动,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并没有实质性的缩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没有被触碰,更没有相关配套措施的支持。结合治理理论分析,社会治理的承担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各个主体协商合作,共同参与社会的有效治理。由于政府需要管理的社会事务没有减少,能和政府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的主体没有增加,硬性将缩小政府的规模只会让二个循环怪圈的出现成为必然。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获得了新的进展。1982—1983年,进行了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在各级政府普遍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干部“四化”原则,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撤并重叠机构以增强综合协调能力。1988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明确了要建立一个适应现代化管理需要、具有中国特色、运转协调、高效灵活、结构合理且功能齐全的行政体系。当时,由于经济过热等现象,改革没能顺利进行下去。1993年,我国又进行了一次政府改革,这次改革依旧是就机构的改革而改革,政治权力仍是在体制内循环,因此,几年后机构膨胀再次成为必然。1998年,我国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全面开展,裁减幅度大,被称为“第七次革命”。改革开放后的这四次政府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特别是第七次改革,由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实施的,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下而形成的政府体制模式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是很难的,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国政府在2003年又进行了一次政府改革。

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而政府精简出来的职能,又很少有社会组织能够充分承担,所以很多社会事务仍需要政府的干预。为了确保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要为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另一方面,应该努力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政府不应再对具体的经营内容插手,应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直接干预向间接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向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相协调转变。这样,政府体制改革才能走出体制内的循环怪圈,迈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三、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选择

1、加强社会治理法制化建设

社会治理创新是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活动。大量实践和理论表明,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必将走向法治化,这便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部门和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合作,遵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社会治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法治的思维和手段,不断对社会治理理念和运行方式进行更新,努力营造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法治氛围。

2、鼓励居民参与社会治理

公共决策的结果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应该反映多数人的意志,确保多数人的利益。政府的公共决策要实现法治化,其核心在于对公共权力行使的制约以及对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而其基础则依赖于广泛且深入的构建公民参与机制。

1)加强政民间的信任。公共决策的过程和实施应当公开、透明,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等重大决策方面,必须积极发挥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的作用,充分进行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并由集体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

2)拓展公民参与渠道。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应该采取网络商议、座谈讨论、科学论证及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让各个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建议,将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期最佳制度设计。

3)重视公民参与的监督作用。广泛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对公共决策进行民主考量,在评价社会管理工作时,将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作为一项根本标准,并对评价公共决策的指标进一步量化。

3、创新法律文化发展理念

法律文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影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态度,对司法部门和法律职业者的认识与评价,与法治化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目前,我国的法制体系仍然存在很多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在重视法律文化发展理念的创新中不断与法治建设的发展相适应。

要创新法律文化发展理念,在价值层面上和制度层面上,应转变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注重发展“权利本位”、“法治化”以及“重视程序正义”,从而保障法律的权威、确保法律的实施。在宏观层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崇尚公平、正义、诚实守信、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等共同价值取向。而在具体工作层面,要创新法治化建设和社会治理方式,将现实问题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将法律文化的建设工作经一步细化,促进法律实施、法制建设和法律文化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以人为本”为法治化建设的目标,不断创新法治化建设和社会治理方式,为社会文化意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完善社会组织发展机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程度。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居民获得经济方面的便利,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要健全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到“依靠群众治天下”的转变,政府就要逐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撑船”向“掌舵”转变。[2]

无论是繁荣文化发展、保障改善民生还是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公众参与,社会组织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创新过程中,社会组织也起到了社会协调和道德建设作用。目前,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政府在制度和经济向导上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对社会组织进行规范方面,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细化。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社会组织有效的参与社会管理亦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帮扶。只有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法律地位和监督管理等法律要素得到确立,才能充分展现其特有的调节和规范功能。

5、科学管理绩效评估系统

当前各级政府机构普遍采用目标考核机制,量化目标考核的标准几乎应用于所有政府部门,有些地方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现象,以致形成了典型的压制性管理体制。而根据十八大的全新指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政府部门应该以具体指标为载体,从长远的利益着手,实现多元化绩效评估主体的形成。

为了体现法治的内在价值,因此,作为一种量化法治评估体系的重要要素,法治指标的细化更应当体现出法治所应有的价值。政府部门应当更加重视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除了注重绩效评估的各项环节,还要重视人民群众对政府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不断加强政府各部门服务的主动性。政府应当采用法治指标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政府部门与公民都守法,注重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的实质法治效果;重视人民群众对政府和社会组织评估考核工作的意见,营造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摘要：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探索更好的社会管理方式,在此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长期以来,我国还是过于强调政府的主体作用,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理念和管理机制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已不相适应。党和国家必需继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上,实现政府主导、社会自我管理和居民自治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从而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社会治理,政体改革,途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