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治理模式

的社会治理模式（共6篇）

篇1：的社会治理模式

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前不久，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大演讲说：公民声音获倾听会让国家更强大。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多多倾听来自民间和基层的声音，会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快推进！

篇2：的社会治理模式

[摘 要] 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体责任、治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对加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创新点:统筹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激发人民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推动法治为自治和德治服务功能。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治理目标?需要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三治模式之间的协同关系,提升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能力,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建设,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自治；法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从三治有机融合到三治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1]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制”走向“治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协商来治国理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打造社会治理基础工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机制中,谁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治理城乡社区的主体由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基层政府的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两个代表(包括企业的代表、基层社区组织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这四类治理主体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是一种有机契合的社区共治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结构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和地区,又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城乡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是三治主体的第一方面代表。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因此,基层党组织承担起社区事务的领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负责基层的政治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治建设的内涵是加强和改进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乡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建设是基层各个单位需要建立基层党委、总支或者支部,或者联合支部,没有党员的单位需要派遣党代表；基层社会的党组织需要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基层政府是三治主体的第二方面代表。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这需要基层政府制定出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以及协助政府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基层政府组织是基层社会三治的第二个主体,也就是基层政府治理,基层政府需要切实履行城乡社区治理主导职责,加强对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支持、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的指导规范,不断提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力量是三治主体的第三个方面的代表。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中,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社会力量的主体包括基层社会组织和企业。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基层社会中的社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是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能够起到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实践证明:有效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有利于完善社区组织的工作体系,包括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成员是三治主体的第四个方面的代表。在城市社区就是居民(包括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社区就是农民(如果是城中村,也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合理确定其管辖范围和规模,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加快工矿企业所在地、国有农(林)场、城市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作为居民自治,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它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综上所述,五个三治主体,即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主体是创新社会治理基础工程的载体。事实上,不同的社区,无论是城镇化的农村,还是乡村化的城镇,需要明确不同发展阶段三治主体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总的原则,就是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

二、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目标,健全基层社会自治体系 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致力于政府与人民对公共生活的协同治理,它有赖于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愿合作,有赖于社会治理机制中如何激发社区成员的内驱动力,这既保证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又确保了社区成员的个人权益、个人意愿的实现。因此,基层社会自治的基本目标是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也是对基层社会自治的积极探索。从我国69年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看,由于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宽”,大量事务和矛盾实际上都汇集到政府身上,对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空间产生了挤压与反向依赖,影响了城乡社区成员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基层社会自治作用发挥得比较有限。同时,面对社区结构的改变,社区内日益多样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海量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政府手段有限、资源缺乏,很多事务根本无法管理,或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敏感社会问题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关涉多个利益主体,如果群众特别是各利益相关方没有参与进来,仅靠政府来主导,妥善解决各类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让社区企业、城乡社会成员(居民、农民)、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这实际上也对基层社会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权力,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2] 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围绕提高自治水平这个目标,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3]因此,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健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努力实现“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去做,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给居民去做”。坚持自我管理。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制定必要的乡规民约,建立自我管理的议事机制,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坚持自我服务。通过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我服务模式,切实做到社区“事事有人管”；坚持自我教育。通过基层协商,可采用开放空间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成员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坚持自我监督。创新监督形式,调动城乡社区成员参与监督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区和谐,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建设,发挥法治保障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商鞅说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智者不得过,愚者不得不及。”意思是说,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督机制,而且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强,习惯以法律方式解决纠纷。在我国,虽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还没有较好地树立起来,这影响了基层社会法治的效果,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例如,有的城乡社区成员在遇到土地纠纷、拆迁矛盾、社区安全、小区停车管理、社区物资回收、循环使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时,不是寻求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奉行“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错误理念,指望以聚众闹事、采用极端手段等方式达到其不正当目的,使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当然,目前有的基层干部及执法人员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协调基层社区各个利益关系主体、分配经济和社区资源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甚至还出现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粗暴行政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发挥基层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坚持全民守法,坚持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保障,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坚持全民守法。需要从开展广泛的普法教育着手,尤其是需要宣传《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法律的要点,开展依法治理活动,努力推动基层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坚持法治精神。推进法律咨询进基层活动。法律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社区冲突都是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例如,公证进社区,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法律咨询进社区和家庭,发挥解决家庭纠纷的主导作用。坚持法治保障。前面谈到商鞅在二千三百年之前,就强调法律是保护老百姓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通过法律援助可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也是社区依法治理的具体表现。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理社区事务,包括村民选举、居委会的选举,充分发挥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让老百姓感到真正的当家做主。

四、坚守基层社会德治准则,彰显传统德治社会价值 德治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国最大的“本土资源”。孔子说过“,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意思是说,君子增进道德建立事业。推忠于人,以心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慢,处于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5]儒学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认识到,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谁都不可能无视德治的作用。道德作为人人心中皆有的一种规范和约束,这种心中之法是较之任何文本法作用更大、效力更高且适用更广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不敬不孝、知法犯法、赌博滋事、网上任意中伤诽谤等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强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论事、就矛盾论矛盾,社会治理的成效会非常有限。借鉴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如何发挥德治建设的作用?提升城乡社区成员的素质和修养,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如何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做出顶层设计,通过建立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弘德和家风建设的德治建设体系,把基层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念和社会价值追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注重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把德治的抽象宽泛概念、崇高理想追求变成人们实实在在的每一个行动。坚持以规立德。墨子说过,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意思是说,天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能没有规则。没有准则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那是不能的。因此,制定乡规民约、城乡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成员的行为准则,强化规范约束,发挥明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文养德。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城乡社区成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倡导社会成员成为社区志愿者,通过德治的实践和行动,不仅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而且践行追求高尚道德理想的志愿行动。坚持以评弘德。通过评议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依靠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的说服力、劝导力、影响力,调节城乡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城乡社区德治体系中,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工程。坚持家风建设是中国现阶段开展社区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得“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6]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推动“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因此,倡导良好向上的家风,依然能够正向推动社区德治的良性发展。

篇3：的社会治理模式

一、当前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缘起

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分化日益加剧, 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治理因此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为有效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必须厘清和明确社会治理创新和变革的缘起, 只有深刻把握了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逻辑动因, 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与创新的实践。

(一) 多元化、复杂化社会深层次结构与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冲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化, 已经将原有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将其解构, 进而迫使政企分开、国家与社会生活分离。最终使得一元化的国家与个人、社会共生的社会模式得以瓦解。在逐渐解构一元化社会治理结构过程, 势必加快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公民的再组织化, 从而形成多元化主体社会阶层。深化改革势必也会影响政府体制下的单位, 原本体制内人员逐渐向社会人角色发生转变, 从而扩大了社会流动人员的基数和层次结构。以宁波为例, 改革开放促进了宁波海外贸易发展, 加速了宁波经济的快速转变, 同时也造成了宁波作为流动人口数量较为庞大的海滨城市。2013年宁波市全市范围内可调查的暂住人口高达485万人, 90%以上是来自于外省市。宁波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可以预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剧, 这种变化仍将持续。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结果导致社会治理对象、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原有的一元化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不能很好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形势。除了少数体制内人员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央企工作人员等) , 在体制外人员的社会人员关系包括了社会保障 (医保、养老服务) 、人事就业、社会权益表达等都将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可见, 社会治理对象和功能在不断拓展, 原有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然难以甚至不能很好地承接和实现治理功能, 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 供给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满足多样性的社会需求的冲突

市场化改革在瓦解和重组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 也促进公共需求的持续增长。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需求的无限性和供给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既反映出当前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失灵的一面, 同时也成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宁波城市化进程走在了全国前列,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指标也名列前茅。尽管经济发展对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诸多问题。倘若外在经济环境发展过快, 社会发展的步伐没有及时跟进, 经济发展中所引发的新矛盾势必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诱因, 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 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大环境建设, 甚至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因此, 采取何种方式去化解政府单方面向社会公众供给服务的状况, 同时借助何种恰当的方式去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只有诉诸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有效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 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解决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实现“以变治变”。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模式

(一)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由于需求本身具有内生的性质, 从传统实践来看, 上级对下级命令式的任务分配和实际需求是无法对接的, 也无法解决需求的分散特点, 因而造成资源只能集中供应的矛盾, 最终导致实际需求和资源分配的不一致。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应当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并以项目为载体。前者会改变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封闭的运作方式, 真正反映了公众的实际需求, 将原本处于体质外的公众真正融入到社会管理, 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后者突出的服务供给方从单一主体转变为多种主体, 强调了多元参与的合作式的社会治理理念, 最终将形成以实际需求作为驱动的从下至上的资源分配制度。因此, 为了在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引导下, 寻求为社会公众提供新型的社会服务, 在本文所指的服务供给模式主要是以项目为载体。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不同于传统的仅仅依靠上级的具体指令行事、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是明确提出了从管理整个环节的下游的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往上游逐层递推式的新型发展模式。该模式重点强调的是社会自我管理。

基于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来分析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的“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该项目深入贯彻了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为了克服自上而下、低效的传统治理制度, 首先将社会公众分为一般和特殊群体。其次, 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健康需求开展对应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这些项目由退休教师和退休医生组成的街道健康促进协会负责开展和人员分配。通过邀请健康讲师团、心理咨询协会和医疗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为公众普及身心健康方面的知识。另外, 招宝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对项目进行监督跟进、分析和评估后期状况。从以上实施措施来看, 此模式主要依靠项目本身的针对性、模块化和可评估性的特点从而向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和服务供给的一体化。从以上的实践来看,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发现在实施后仍可评估修正, 从而说明了以项目为载体的可操作性。综上所述,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是一种社会自我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它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 让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它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让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可能。

(二)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解决市民求助难问题, 建立了市民求助平台——“81890”。服务平台的互动桥梁功能, 为市民提供了生活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服务, 很好地解决了市民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从平台架构来看, 整个平台包括规划方、服务方和使用方。海曙区政府作为平台的规划方, 负责平台的全程搭建、组织、融资和监督管理;平台的服务方包括相关政府机构、非盈利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个人志愿者等等;平台使用者主要为市民个体。从实践效果看, 该服务平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达到了政府、企业单位和市民的三者共赢的良好局面。很显然, 该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管理模式, 实现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 社会公民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社会公民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体, 公民主人翁的意识因此得以强化,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从服务平台实际操作来看, 此服务平台能够针对公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 其效率和回应性均胜于传统模式下政府管理的效率和回应性。

综上, 政府通过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合作, 不仅可以吸收各方力量的参与以增加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供给, 而且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 让公众体会到公共参与的意义, 实现了高效的社会治理。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组织是作为社会功能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 在公共合作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这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需要政府政策的精心培育, 在培育过程中需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但这种主导作用是基于以社会公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一味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指令行为。换言之, 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会削弱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 相反, 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种新型的、基于社会治理的政社关系也因此得以应运而生。

三、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向

当今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的发展需要改革和战略转型, 转型不仅包括经济转型, 而且包括社会转型。其中,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建立在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型和多元参与格局的基础之上。社会治理有别于社会管理, 两者虽仅一字之差但有内涵上的本质不同。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单一的主导行为, 而社会治理重点突出的是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 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报告中的新提法, 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然而, 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消失, 强调社会公众参与也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众多性等特点, 任何一个组织的能力都是有限,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之间寻求一种多元机制的协同治理, 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现共建共管共赢的格局。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当今马克思中国化的又一项伟大成果,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具体体现在:第一, 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 为社会公众各种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法, 改变了社会事务治理中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第二, 最大程度地激发和促进了社会公众的参与, 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 促进基层民主的有效开展,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人民群众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 增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第三, 多元化参与格局的营造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 使得基层工作人员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 增进公民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满意度。

摘要：新世纪以来, 各级政府纷纷探索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以期加强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文章在探究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缘起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了宁波市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及其实践。宁波经验表明, 社会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之道是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治理的模式与格局, 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优势。只有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合作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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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社会治理新模式

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成新起之秀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的营利之争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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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篇5：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摘要】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关键词】公民参与；多元治理；公民社会；模式

变革和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使其具有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是政府治理的永恒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质疑声中，“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开放、参与、合作、共赢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新模式迅速崛起并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参与的多维度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所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笔者主要从公民参与治理这一视角，探讨当前正处于转变中的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实现条件。

西方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行政改革的全面推进，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的市场治理模式（企业家政府）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模式在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消解传统全能政府体制、走出政府行政效能困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它有着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尤其是对公民参与的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其有效性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背离了公共部门社会价值，忽视公共行政的公共本质，而这种忽视必然导致公共行政价值背离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另外，对新公共管理将民众视为政府的顾客，视为一种被动的、等待良好服务的消极角色，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化为较为简单的买卖关系，因而降低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难以培养公民的积极主动精神，有碍于民主治理的实现。在新公共管理奉为“圣经”的盖布勒和奥斯本的《重塑政府》一书中，你不会找到诸如正义、公平、参与等词中的任何一个。其所谓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只是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决策也即“掌舵”的权力依然垄断在政府手中；虽然它也强调顾客导向，但不管是服务标准的制定还是服务方式的选择，决策权基本上也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中，不论是服务主体还是服务方式，依然由政府主导。因此，在热热闹闹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中，活跃着的只是政府的身影。

在这些批评声中，真正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新理论模式的是美国学者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论”。①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现今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及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从控制转变为协商、提供便利。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善治的大旗，旨在重新探讨关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模式。它主张政府、企业、团体和公民个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共同管理。在这种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社会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积极的行动者角色，而原来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的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则从主导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咨询者。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核心是通过加强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监督，从而建立起具有高度回应性的政府。

可以看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试图超越新公共管理，重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充分尊重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论框架。未来，这种强调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或许会替代当前那些基于经济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治理模式而成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官僚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三种治理模式因其各自的价值与限制性，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可能会以某种治理为主导模式，但其互补的功能不可被偏废。正如登哈特所说，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在这个框架中，其他有价值的技术和价值观（比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或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都可能粉墨登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争论肯定还会持续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展望公共服务的前景。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

转变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的出现，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扮演着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这种角色已经无法有效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在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视角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单向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转变成为必然的选择。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转变。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众的多元结构。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不能被忽视。因为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是最关键的，只有以此为保障，才能建立多元、健康的市场。加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因此离不开政府的权威和作用。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为基础的，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政府大力培植并促使其发展。因此，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应当实行以政府权威为主导、市场机制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模式，即在坚持政府权威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市场机制的积极引入，从而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共治、共享、共识是网络化管理的明显特征。市场原则、公共利益、社会认同之上的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等广泛的合作和协商民主，是网络化管理运作的基本路径。权力向度是多元、上下互动、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换言之，政府不再一权独大，依靠传统的统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是以公共服务精神为纽带，通过社会合作网络，将不同的公共服务主体联系在一起，通过灵活的组织结构和良好的分工协作，即建立在广泛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社会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提高社会的效率不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在效率实现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最终旨趣。因此，在对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或者市场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或市场行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以及市场化组织与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政府、市场、公民应该携手共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条件

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必须进一步了解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作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社会制度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国家运用时是以发达的理性官僚制、完善的宪政体制，强烈的公民意识作为基石的。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是前提。“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强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要解决好“强政府、大社会”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实现“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一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实施人本管理，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政府应当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化科学化公共治理作为职能转变的目标。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改善经济调节、加强社会管理、严格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作为服务型政府，其工作重点应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公民、社会组织承担不了的、市场机制也不能解决的，政府不能缺位，必须努力解决，并且要坚决管住管好。三是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均等化，正在成为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的发展方向。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引进市场竞争激励机制，通过购买、委托代理、发包等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由市场、社会来提供，或由城乡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四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要分工明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自己办的，就让其去办；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就让其去调节；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自我管理的，就让其去管。

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是保障。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由多元公共管理主体构成的网络化的公共行政体系，不同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通过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必须建立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机制。首先，应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强化政务信息公开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保障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法权利。其次，加快公共基础领域改革，打破公共基础领域的行政垄断，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拓宽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和领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整体效益。再次，自觉培育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行政职能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支持，而社会公众自我管理意识的增强又成为转变行政职能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公众实现自我管理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实现手段，而政府的正确引导又成为社会公众真正实现“自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的培育离不开组织上与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基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保护自治组织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会公众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人。最后，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切实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

会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理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培训和管理，提升中介组织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基层社区的健康发展是路径。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同时也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任务，社区作为具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群众基础机构，为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内的居民，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社区内的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因此，公民在社区层次上的社会参与具有积极性、主动性。

社区治理模式要发挥作用，必须注意四个原则：第一，规模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服务，以最低规模的社区组织结构完成预期的服务目标。这一原则同时还意味着在解决公共政策的问题中，由下而上的自治过程比中央由上而下的管制过程更有效。第二，民主原则。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采取民主决策的原则，让居民有充分而平等的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制定和执行。第三，责任原则。社区的成员是社区的拥有者，公共事务应以其偏好与需求为依据。因此，政府官员或民选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应从过去凌驾于公民之上的角色，转变为支持公民参与的角色。第四，理性原则。社区主义治理模式的理性是一种类似哈贝马斯所构建的沟通理性，即所有社区成员，包括政府、民意代表、人民等，为解决公共问题理性地表达、倾听与了解自己与他人的意见、价值和选择，在共同参与中充分的理解对方。

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在社会参与中的作用，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是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加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地等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三是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推动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篇6：的社会治理模式

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综治办

张其中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努力把安徽省建设成为全国最稳定省份之一”的决胜之年。深化社会管理创新、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社会治安、严打整治数字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首要任务。是全体综治系统人员承担的重要任务。什么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就是对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当运用自身优势，发挥更大作用。要把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成为维护群众权益、解决群众困难、化解群众矛盾的重要平台，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整合力量、整合资源，精干高效地做好各项工作。城郊结合部乡镇如何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创新工作？笔者认为：网格化管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管理的新模式。

（1），网格设置：按照“任务相当、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要求，考虑居民的认同度、社区工作人员状况等因素，根据自管小区、物管小区、单位小区等分类，依据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和管辖面积，合理设置社区网格。原则上城市每个网格以300-500户、人口1000-1500人；农村以村民组为单位3-5个组为宜。根据各网格管理服务工作难宜程度等因素确定网格责任人。对网格地理信息进行测绘、收集、纳入信息平台，建立社区责任网格编码制度。

（2），操作程序:一般性工作:网格责任人现场处理，登记备案；协调性工作：网格责任人现场受理，带回社区受理中心商处，处理结果报乡镇（街道）相关科室，反馈服务管理对象；突发性工作：网格责任人立即上报，乡镇（街道）、村居和上级部门紧急处理，网格责任人现场跟踪；审批性工作：网格责任人掌握信息，社区、村受理中心界定，乡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审核，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审批，同时实现县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告示。

（3），岗位要求：网格责任人要强化责任意识，做到脑勤、腿勤、手勤、嘴勤、笔勤，成为发现、受理、处置、协调、报告第一人，熟悉相关政策和工作流程，能够发现问题，善于处置问题，及时报告问题；推行“错时工作制”，坚持每天至少到网格巡查一次；主动与社区居民交流沟通、增进感情，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认真写好工作日志，做到工作日清周结。（4），注意的问题和困难：村（居）通过台帐建立，细分了管理服务单位，使网格员服务群众的任务更加明确。但由于现实运行中网格员承担的角色大多是“信息员、服务员”，导致具体事务的最终承办，还是遵循“部门处理和村两委分工负责制”的传统管理模式。

新时期网格员承担的职责主要是“四个员”即“社情民意信息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政策法规宣传员、惠民便民服务员”。由于网格员承办事务错综复杂，导致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忽视了打好“镇村联动，部门互动，条块衔接”的组合拳。

网格化管理实现了服务模式从条状向网状转变，网格内所有的事务都由网格员来过问、来处理、来负责，但由于实际运行中，定量分析不够，考核机制尚不健全，导致网格员“单打独斗”的实现“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责任包干“力不从心”。

网格员服务对象主要是困难和弱势群体，重点掌握计生、劳动和民生内容，这就要求网格员在责任分清的基础做好协调配合，在对象分类的基础上做到分别对待。每天一次的深入网格巡查，时间、精力的大量投入，客观上要求改变网格员配备人员过少，素质、能力亟待全面提升的现状。

对网格员的要求是一要善于学习，适应“一岗多责”，“一责多能”，二要敢于创新，在服务中创造业绩。村（居）要把好网格员的入口关，将村（居）最优秀的人才、最新鲜的血液补充到网格员队伍中去。以工作中是否能够“超前谋划，细心做事，始终保持一股冲劲、硬劲”作为一名称职网格员的检验标杆。坚持绩效管理，注重在激发活力上出实招，求实效。要把工程化、合同化、精细化管理引入到网格化管理中，严格执行奖惩机制，对于网格区内事务处理，实行网格员一抓到底，不留中间层，不留隔热层，进一步完善全程服务机制，力求以“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来推动工作精细化。

（5），综治人员如何利用网格保一方平安：当前，要把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首要任务，以讲话精神为统领来谋划和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等理念，深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突破点，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发展，切实把综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充分利用人员、环境熟悉的条件，当好“四员”。

综治工作要抓小、抓早、抓苗头，要突出重点，夯实基层基础。依靠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这一平台，以排查调处为重点，深入排查矛盾纠纷、问题隐患、治安重点问题和重点区域，抓好前端管理和源头治理；要充分发动群众，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好基层防范、纠纷调解、信息收集等工作；要研究探索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重点青少年群体、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服务管理的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6），综治人员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