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理社会

以法治理社会（精选6篇）

篇1：以法治理社会

以法治建设为牵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法治保障是关键和灵魂。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的高度统一，把社会治理纳入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推进的轨道中，才能根本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社会建设难题。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推动法治发展，解决基层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基层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效

近五年来，x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坚持围绕中心、主动服务大局，以大型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主要载体，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多方式普法，增强了干部群众法律意识

x市通过组织开展大型法治宣传活动、普法培训、普法考试、建设法治宣传长廊、印发赠送法治宣传资料、提供义务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着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共开展各类讲座460余场

次，义务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60万余份（册），提供义务咨询

3万余人次，发送各类法治宣传短信60万余条。

（二）多角度服务，提高了纠纷化解水平

x市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1万余起，调处率一直维持100%，其中疑难重大矛盾纠纷案件3400余件，成功化解了重大坟山纠

纷、涉诉涉访重大矛盾纠纷积案140余件；

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1100余件，为群众挽回各项损失4000余万元，实现了应援

尽援；

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共办理各类法律事务6800

余件，并与60余家企事业单位和100余个村（社区）签订了义

务法律顾问协议，全市共办结各类公证1100余件，办理司法鉴

定220余起。同时有效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使用，乡（镇）村法律服务平台和法律服务志愿者体系建设正在逐步推进。

（三）全方位治理，形成了较好的法治环境

x市不断健全落实五大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综治维稳工作，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3.3万余起，防止民转刑案件、制止群体

性械斗、阻止群体性上访等600余起；

稳步推进平安建设，近五

年来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900余起、治安案件3600余起。

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多形式加强对乡镇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群众的法律素质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重视程度不够，责任主体错位

普法工作作为全民学法的重要手段，是全党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要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政府主抓，部门参与。然而目前大多数乡镇党委、政府，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经济等硬件建设上，认为普法工作是软任务、软指标，费时、费力而又难见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其主动性不高，加上对普法工作的责任主体认识还有错位，认为普法工作是司法所的事，党委、政府能支持的就支持一下，困难的乡镇往往就只能把这块工作完全丢给司法所，根本没有将普法工作摆到应有的高度和位置。造成职责不落实，协调配合不够，普法资源运用不充分，措施不够有力，普法工作效果不佳。

（二）人员不足，乡镇普法力量薄弱

目前乡镇的普法工作主要靠乡(镇)司法所和有关单位的配合来做，虽然全市各乡(镇)都设有司法所，但人员力量十分薄弱，就2018年底为例，全市20个乡镇司法所核定专项编制32个，现有司法员加上2018年10月新招录到岗的司法员只有32人，其他单位借调3人，除安江、黔城、托口、雪峰四个所以外均为

1人所。造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多样性和复杂化，基层司法所各项业务不断拓展，基层司法所的职能日益增多，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9项职能，任务越来越艰巨。如安江镇镇社区矫正对象及安置帮教工作对象最高峰时分别达65人和78人，单就这两项工作就需牵涉司法所人员的大量精力，有些司法员还兼任数种乡镇职务，从事着大量与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不相关的其他乡镇中心工作，有时还要完成乡镇党委政府下达的一些应急性工作，工作开展起来往往会力不从心，客观上造成普法工作无法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展。

（三）普法的形式内容单调，考核不够深入

当前该市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难度比较大，宣传途径形式大多数时候比较陈旧、单一。一是利用乡镇党员冬春训、乡村干部会和村两委开会、布置工作等时机，组织乡村党员、干部、“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学习法律知识，而这种机会和途径也相对较少，每次参加的人员也不会太多。二是由市里相关部门或乡镇在特定节点组织相关人员送法下乡，分发学习宣传资料，向村民作简单的法制宣传，但这种宣传多浮于表面，群众拿到资料很多时候都是有需要才会细读，有些群众因年老或是自身原因根本看不懂资

料，于他而言，那些宣传学习资料就形同于废纸。三是利用广播、高音喇叭、法制宣传栏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向村民宣传法律法规，但覆盖面往往有限。四是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出所的同志给村干部、村民上法制课、青少年学生作法制报告等，虽然覆盖面比较宽，但往往不够细，造成许多群众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达不到预期目的。五是考核不严，对于普法工作虽然有平时督查，年度检查，中期检查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等等考核，但乡镇和部门主要以作资料来应付检查考核，局限于上面必须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依法行政等方面，至于普法的实际效果无从考核，只是走走过场。

三、法治建设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法治文化影响深远

一是“义”的追求，压抑“利”的欲念。儒家学说认为小人求“利”，君子求“义”，因此我国传统法律成为治国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农民习惯于也更青睐于依赖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确立的行为规则。目前的中国农村仍处于法治秩序与人治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的现实中,法律的权威于其中却显得十分虚弱。二是以“群”的观念压抑“个体”意识。“礼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主要是指是建立在宗法结构基础上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体系，所体现的是以宗

法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对秩序的追求,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轻法”而重“圣贤之治”,即“人治”。三是人治“权力”至上文化观压抑法治“权利”至上文化观。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使所有权力服从于王权,而法内外的各种等级特权更是严重地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要求农民对行政命令的绝对服从,更是延续和固化了农民服从权力的心理习惯。

（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

一是社会结构影响法治建设进程。在中国乡村,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家族的、宗教的和地方习惯等民间的知识、习俗、信仰和秩序仍然得以维系。要使国家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农村从冲突、脱节到嬗变、融合,使法治变成一种习惯,从而使农民有意识乃至无意识地形成一种现代法律文化或法治精神,尚需较长的过程。二是社会文化环境落后。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至于不健康书刊、黄色录像的泛滥，常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有的青少年无事而滋事以至轻微违法甚而走上犯罪之途，造成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恶者横行、弱者受欺的治安状况使善良农民少有安全感。三是法治运作的成本较高。一方面，部分农民遇

到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即使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是考虑到诉讼费用及司法腐败等隐形成本也会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地域广阔，通过政府送法上门需要负担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成本，使得一些地方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

（三）普法工作不到位

一是制约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随着农民经济意识的增强，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农村的普法对象难集中。农村尤其是山区农村，居住分散，农忙早出晚归，农闲外出打工挣钱多，学习时间安排难。现有在家务农的大多是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中老年人，对规范的、抽象的法律条文难以理解，学不懂、记不住，学法的积极性不高。二是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有的基层政府和领导忙于经济工作，对普法工作重视不够，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十分有限，影响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法律的职能有片面的认识。有的农村干部把普法教育当成“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把法律理解为是“治民”的。措施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文件上、会议上和应付检查上。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些地方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不规范，检查不到位，监督不得力，检查考核走过场。三是形式单调，内容平乏，效果不

佳。在宣传教育形式上没有新的突破。仍然是靠传统的出板报、发材料、挂横幅，贴标语等形式，无法充分调动农民学法的积极性。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缺乏针对性。大多数乡镇的法制宣传教育的计划和普法内容的安排，都是原文照套上级的统一计划和安排，不能做到因地、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队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从事法制宣传工作的人员，对法律知识学得不深、不透，知识面不宽，在宣讲法律时难以做到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农民听起来枯燥无味，很难提高学法的兴趣，阻碍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四、加强法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一是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和怀化市部署和出台的具体方案，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时间进度与中央、省委部署协调同步，确保到2020年建立规范有序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市委政法委要加强统筹协调，组织、人社、编制、财政等部门要支持和保障司法体制改革。二是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以程序公正为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工作操作细则，使执法程序流程化、执法裁量标准化、执法行为规范化。全面推进执法场所标准化建设、管理和使用，完善讯问犯罪

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建立涉案财物处置制度，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程序。全面规范自由裁量权，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加强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和执法尺度。建立政法干警电子执法档案，加强结果运用。严格规范司法人员职务活动，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取证据权。依法严厉惩治司法腐败，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查处和追究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的行为。三是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加强党委执法监督，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案件核查督办、案件协调、案件评查等活动，预防和减少冤假错案、瑕疵案的发生。加强对司法活动的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建立同步侦查监督、列席审委会等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序推进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注重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完善执法监督员制度，组建执法监督员队伍。

（二）开展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矛盾就地化解

一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坚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做到应评尽评，强化评估结果运用，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不稳定因素。要建立健全道路交通事故、医疗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争议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政策空白问题以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三跨”问题建立健全联席

会议联动处置机制。推动乡村两级调解工作机制改革，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逐步配置3人以上，完善人民调解员选聘、管理、培训、待遇保障机制。二是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建立健全事前预警机制，加强各种矛盾纠纷动态性、预警性、行动性情报信息的搜集分析研判工作，将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处置责任，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依法依规追究失职渎职领导干部的责任。全面提升处置实效，坚持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有机统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网上网下两个“战场”。三是及时就地解决信访事项。严格落实依法逐级上访的有关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压实就地化解工作责任，杜绝责任单位将群众向上引、矛盾往上交。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联合接访和重大信访事项包案化解常态化机制，积极推动积案化解。继续坚持现行驻京维稳劝返工作机制，调整完善驻长劝返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劝返、教育训诫和重点案件跟踪督办等进京非正常上访处置后续对接机制，严格控制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总量。建立互联互通的网上信访综合信息平台，积极创新“互联网+信访”的信访工作新模式。严格执行公安部公通字[2013]25号文件和省委政法委等5部门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各级

政法机关要建立健全“轻侦快办”工作机制，坚决依法打击非法上访行为。四是依法严厉惩治各类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持续深入开展“涉黑涉恶、黄赌毒犯罪、侵财性犯罪、非法集资”四大专项打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实行挂牌整治，在农村地区深入开展依法整治涉黑涉恶农村宗族势力打击乡匪村霸地痞等违法犯罪专项打击行动，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基层政权。依法严厉查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安全等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案件，严厉打击金融诈骗、传销、商业贿赂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推进全民学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一是深入开展普法教育。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全面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推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离任评估制度。继续深入开展“法律八进”活动。二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将法治文化建设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内容，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继续推进“法治惠民”实事工程，强化法治为民实效。加强农村、社区法制宣传阵地建设，广泛开展市民法律讲座活动。狠抓校园法治文化节建设，继续深化“十

分钟法律课堂”活动。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进工地，强化企业法律服务，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活动。推动市县两级法学会发展。三是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行业准入机制、执业状况评估机制、执业奖惩机制。建立党委政府、村（社区）、重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依法办事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篇2：以法治理社会

2012年05月17日13:44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大量涌现的今天，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更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不仅是法律实务界的自我追问，也是人民群众的殷殷期盼。5月10日，由本报和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报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京共同主办的“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论坛”，正是寻求司法如何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追问的有益尝试。论坛上，来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全国部分法院代表一起，围绕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和模式、路径和载体、体制和机制,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司法规律、能动司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我们摘要刊登论坛上的精彩发言，与读者一道关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

尊重司法规律是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

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就司法而言，各国在和平时期的司法职能都表现为社会管理职能，司法的诉讼纠纷解决功能、社会矛盾化解功能、公民权利救济、保障功能和公共权力监督、制约功能，无一不与社会管理和发展密切相关。人民法院每年的司法活动涉及亿万人的生产生活和矛盾化解，可以直接为社会管理作出重要贡献。尤其在社会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司法的管理责任更大，作用更大，贡献也可以更大。

人民法院是社会组织系统中的子系统，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人民法院承担双重责任：首先要履行好法院这个子系统或小社会的管理创新责任。只有把人民法院的内部事务管好，把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审判执行好，把法院工作人员队伍管好，使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使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发挥到极致，使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与水平始终处于领先水平，才算基本履行了创新社会管理的职能与责任。

其次，要以能动司法理念为指导，履行促进或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责任。从管理的角度讲，法院既是审判机关，也是公共管理部门，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社会事务的社会责任。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不仅能够实现法院管理创新，而且能够推动、引领社会管理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很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全国法院创造、总结的大量管理经验及提出的很多司法建议，对于创新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很多“一条司法建议堵塞了一个管理漏洞”，“一件司法解释提升了一个行业管理水平”的生动事例。

孙佑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立足于审判工作实际。审判执行以及审判管理是人民法

院工作主业，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做好审判管理，本身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要严格依法裁判，分清是非曲直，引领社会发展的法治化方向。要运用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将法治落实在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从现实国情出发，坚持能动司法，以司法建议、联席会议、大调解机制等方式和渠道积极支持党委、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工作。法院推进这方面工作，也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要研究和遵循司法规律。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有自己的边界，与审判执行工作、办好案件、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密切相关。总之，核心在于，人民法院要立足审判本职，着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推进我国社会依法有序治理。

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通过对当前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具体实践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存在三个方面的倾向，即行为方式的模仿性、内容选择的随意性和主题内涵的扩张性。

行为方式的模仿性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行为方式过于简单，往往是参照行政机关的思路进行简单化模仿。众所周知，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如果将某些做法归结为创新的特殊寓意，则是对司法权属定位的模糊化处理，应得到及时矫正与纠偏。

内容选择的随意性是指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事项选择方面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尤其表现在基层相关类型案件的处理程序选择。基层人民法院处于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最前端，其案多人少的现实性问题尤为突出，因而对案件处理程序走向简易化选择是颇为现实的做法，其随意性也就较为普遍。

主题内涵的扩张性是指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具有跨越司法权运行边界的倾向。在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参与除审判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是否是司法权运行空间的延展与扩张，值得深入进行考察与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主题内涵应紧密围绕审判权的实践轨迹进行考量，同时在参与其他社会活动过程中仍然需要谨记权力运行的边界内涵。

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当前，“涉法上访”居高不下、愈演愈烈，影响社会安定，困扰政府治理。近几年，司法机关在求解“涉法上访”难题、摆脱困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认为，从长远看，从实现社会法治化治理的要求看，对于“涉法上访”等各种法律问题的解决，还是应该立足于制度的常规运作。

法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所在，是注重制度的常规运作。而常规运作一般均排斥超越于制度常态的人的权威和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公事公办”、“依法办事”，是制度的非人格化运作。在权威的配置和树立上，应该实现从领导人到具体制度、程序规则、职司部门和人员的重心转移，赋予制度的常规运作及其结果以足够的权威性。要随时注意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人治思维进行检讨，并逐渐地、不失时机地加以克服。同时，对于“上访”等各种不满于制度常规运作结果的现象，在营造宽松的社会交流空间、建立合理的补救渠道之外，还要更多地待之以平常心，尤其不能在制度建设上、在社会治理中因循传统思维惯性，消减、无视制度常规运作的权威和效率。一句话，法治的常态是制度的常规运作。

坚持能动司法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

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对于能动司法，法学理论界前两年在这个问题上有不一致的认识，我自己也是逐渐接受了能动司法的概念。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能动司法的应有之意。我的体会是，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重点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司法机关主导审判与社会成员参与司法的关系；二是审判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关系；三是内部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坚守法律底线的关系，无论何时，司法机关都应该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坚守法律底线。

刘旺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在创新社会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重要职能。我认为，能动司法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基本路径，是一种合适的、理性的选择。

第一，能动司法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积极回应社会变革需求的司法理念和实践导向。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权运用一定的工具对个案进行自由裁量，实现法律抽象正义向个案公正的转换，这决定了司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新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管理法治的相对滞后，必然要求法院和法官通过司法能动作用的发挥，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生动实践，为社会管理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服务。

第二，人民法院只有通过能动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一个好的司法裁判必须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符合法律的内在精神、基本原则、规范和程序，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必须在实体上合理配置争议各方的利益，达致各方利益的总体均衡，实现司法公正，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李友根（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司法建议是在我国特殊的法治国情背景下，人民法院基于人民司法、能动司法的基本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所主动作出的司法服务。在研讨和探索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话语中，应当对司法建议工作保持清醒的认识。

现实而言，处于当下社会矛盾尖锐、社会转型激剧的大环境下，人民法院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不可能对发现的社会问题超然物外，但也应当逐渐引导社会主体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水平。因此，应该加强司法调研，将司法建议的重点从个体性案件转向类型化、整体性案件的梳理与研究，从而以司法者的眼光分析、预测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可能的风险与问题，并以司法建议等形式向政府部门、立法机关提出制度性的预防、规范、管理方案与对策，从而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着眼基层实践是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胡道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法院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审理，不仅解决了个案纠纷，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规范。典型案例相对于抽象的法律来说，其传播范围更广，更易被公众所理解和认可。因此，发挥典型案例的社会规范效应是新时期人民法院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手段。

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于强调“案结事了”的司法政策，导致某些法院以功利主义方式对待司法调解，一味追求调解率，当判不判、盲目调解甚至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调解会模糊行为的规则界限，而且调解结果也不需要进行详细的法律论证，从而使对社会具有规范指引作用的大量典型案例由于调解或撤诉而丧失了。

我们认为，司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案结事了的司法观念固然有利于眼前社会矛盾的化解，但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案结”通常是通过调解的方式、以一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来“事了”的，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如果不严格限定在当事人自愿的范围内，极易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功能定位。当然，不能否认，也有极少数调解案例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但却太少了。我们认为，“审判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解决私人的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司法机关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依法裁判去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不断展开的行动秩序”，在倡导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重申规则治理，积极发挥案例的社会规范作用，当判则判，以典型案例中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去影响、指引民众的行为，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纠纷的发生。

李瑞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院长）

我认为，通过审判实现公平正义，就是法院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大贡献。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院特有的一种审判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当前，审判委员会管理职权分散，数据信息难以有效搜集整合；行政色彩较重，法官的认同度不高；偏重于个案管理，宏观层面的管理不够。

审判委员会作为最高审判组织应该发挥审判管理的中枢作用。2010年，我们建立了以审委会为统领的一体化审判管理体系，解决管理统筹性问题。首先，我们成立了具有正式编制的审委会办公室，作为审委会日常办事机构，主要行使审判管理职权，并根据授权行使部分审判职能。其次，审委会每月搜集基础管理数据，对数据信息统一归口使用，形成一份审判质效表，由此建立了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机制。第三，我们还建立了争议事项协调机制，有争议的问题以审委会决议的方式解决。

我们还建立了审判委员会评议制度和评议规则。审委会有权每年选择一到两个部门进行专项评议，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们同时设立了案件质量自律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法官选举产生，由法官来评查法官、自我管理，强化了法官的主体地位，用符合审判规律的方法来抓审判，得到了法官的认同。

郭卫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依法审判，对诉争纠纷作出权威裁判，是人民法院的基础和中心工程。“定纷”只是解决

纠纷，并未“止争”。司法的更高目标是化解纠纷，缓解当事人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案件诉至法院，立案、开庭、合议，宣判，程序不复杂，效率高的话，几个工作日即可完成。但司法不是简单的一判了之，我们更需要关注裁判的结果。如果一份判决，不仅使双方当事人纠纷没有解决，反而使矛盾激化，造成当事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那这份判决肯定不是份好判决。司法是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化解涉诉矛盾，它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法律教条主义的适用，而是要追求真正地“案结事了”。所以，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以社会和谐为最高目标，这样的创新才有实际意义。

本版稿件均为本报记者

篇3：以法治理社会

一、完善的法人治理是内部控制环境的核心内容, 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起着控制和统驭的作用

市场经济充满了风险和竞争, 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 因此, 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必然, 这是企业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法人治理结构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的上层建筑, 包括董事会的人员构成、议事规则、运行机制及守则、监事会的构成、职责和运行规范以及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权力边界的界定等。治理结构在满足内部控制的原则性和约束性要求的同时, 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起着控制和统驭的作用, 是内部控制得以建设和有效运行的环境保障。然而, 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 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 没有形成有效制约制衡的决策机制。在有些国有企业, 决策层和经理层交叉任职、多头重叠, 导致了大量的决策失误, 教训极为深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机构和运行机制。”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就需要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权利与责任及议事规则, 明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权责边界。对于董事会建设, 要注意优化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决策形成机制, 提高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比重, 强化董事和董事会的诚信和责任感, 形成制约制衡的决策机制;对于监事会建设, 要注意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 为此, 可以由出资人委派;对于经理层, 要注意提升执行力, 提高运营效率和效果, 还要注意强化董事会、监事会对经理层的日常监督。在上市公司, 还需要加强战略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考核及薪酬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建设。

二、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内容, 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起着润滑剂作用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理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 优秀的企业文化, 倡导的是诚信, 蕴含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和团队精神, 这就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从诚信角度讲, 诚信是一种无形资产, 对一个国家来讲, 诚信是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尺度。对一个企业来讲, 诚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有了诚信, 可以由点到圆, 使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凡是百年老店, 都是与诚信相伴而随的, 如全聚德、同仁堂等;丢了诚信, 就会由圆到点, 使企业由强到弱、由大到小, 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顾影自怜, 甚至走上破产的道路, 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年, 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9年, 有很多的明星企业很快成为流星企业, 失败的原因固然有很多, 但大多与不讲诚信有关, 如中国的琼民源、美国的安然等。对于一个人来讲, 诚信就是人品, “小胜靠智, 大胜靠诚”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温家宝总理2009年8月下旬到企业考察时讲到, 搞好企业关键是三个要素:技术、管理和诚信。显然, 优秀的企业文化提倡的是讲诚信、重诚信, 以诚信为荣, 以失信为耻。

从价值观角度, 优秀的企业文化弘扬的是为人之道, 注重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提倡的是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民族和国家 (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 履行好应有的社会责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其根基是儒家、道家和佛教, 儒家讲的是处世之道, 倡导的是如何做人;道家讲的是顺其自然、遵循客观规律;佛教则给人一种解脱。要提高人的素质, 就要求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权力观和利益观,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工作状态,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为企业作贡献, 现在看来, 那种“没有功劳有苦劳, 没有苦劳有疲劳”的价值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站在企业角度, 提高员工素质的关键是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建设,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 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科学设置工作岗位, 以岗定责, 对每个岗位均提出素质和业绩要求, 以岗选人, 以增强员工的责任心、上进心、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危机感, 从而尽可能减少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现象;二是建立和完善考核机制, 为了提高绩效考核的权威性, 要严肃考核过程并落实考核结果的运用, 根据考核结果进行适当的奖励、调薪、培训和人员的交换和流动;三是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 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惩, 按照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四是建立和完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 俗话说, “一潭死水泛不出生机”, 为了全面提升员工素质, 增强企业的活力, 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效果, 应加强员工队伍的继续教育, 使职工培训常规化, 同时还应加强员工队伍的动态管理, 减少近亲繁殖, 优化员工队伍的结构, 让员工能够看到企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希望。

从责任心角度讲, 优秀的企业文化倡导的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各行各业都有其职业道德要求, 注册会计师执业要做到独立、客观、公正;法官执法要公正廉明、刚正不阿;商人要做到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医生要做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不怕牺牲为天职;教师要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作为企业员工, 要做到爱岗敬业、尽职尽责;作为国有企业, 在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应注意照章纳税、保护环境、防灾救灾、维护稳定等, 履行好应有的社会责任。

三、坚实的管理基础是内部控制环境的载体, 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越是最基础的, 往往越是最重要的。俗话说,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细节决定成败, 魔鬼藏于细节中”, 《道德经》中讲道:“图难取其易, 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帝国之于铁钉”也揭示了这个道理:铁钉缺, 马蹄裂;马蹄裂, 战马蹶;战马蹶, 骑士跌;骑士跌, 军团削;军团削, 战士折;战士折, 帝国灭。要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环境, 充分发挥内部环境在企业内部控制运行中的基础作用, 就必须要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如果把内部环境比作一座楼房, 法人治理就是楼房的主体框架, 企业文化就是楼房的装修装饰, 而管理基础就是房子的地基。只有地基牢, 主体框架才能坚实地挺立;只有框架实, 装修装饰才能充分地展示;只有装修装饰好才能吸引客户, 提高楼房的舒适度和品质。显然, 法人治理、企业文化和管理基础三者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了内部环境的统一体, 而完善的法人治理正是内部环境的核心。要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 需要规范企业的组织管理、会计核算、预算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几个方面。

规范企业的组织管理, 就是要结合企业规模的大小、业务的繁简和管理的要求进行机构设置, 比较典型的组织管理模式有直接职能式和矩阵式组织两种。直接职能式组织追求组织机构的刚性和稳定性, 适合于具有比较稳定的经营环境、技术相互依存性小、生产产品品种比较单一的企业, 如建筑企业;矩阵式组织适合于多变的经营环境和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度较高的企业, 要求组织机构有更好的弹性和适应性, 以便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 如IT行业。不管采用那种组织管理模式, 企业都应按流程设岗, 以岗定责, 以责选人。

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 就是要根据企业或集团的规模和经营特点, 科学选择会计核算模式 (如集中核算或分级核算) , 努力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坚持准则, 向企业领导、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 保证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规范企业的预算管理, 就是要通过对企业内部各部门、各种财务资源和非财务资源进行计划, 编制出预算方案 (用财务数据和统计表格所表达的企业生产经营计划或目标) , 并据以控制和考评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的完成情况, 从而使企业稳健经营、有序发展。

篇4：以法治思维提升教育治理的水平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凸显了校长的管理水平对学校办学品质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展示校长的管理理念，激发他们的管理智慧，从今年开始，《治校有方》栏目将通过访谈的形式，请校长们围绕热点话题集思广益，为管理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开具良方。本期，我们就从“依法治教”话题开篇，期待大家的关注，并积极参与今后的话题讨论。

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切实提高教育依法治理的理念与水平，教育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统一思想，深化对依法治国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的认识，结合教育工作实践，狠抓落实，将《决定》要求落实到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当中，加快形成全面依法治教的新局面。校长们对依法治教是如何理解的呢？

主 持 人：本刊记者 刘 波

本期嘉宾：郑州市第57中学校长 吕寻琛

罗山县高级中学校长 田清雅

淮滨县高级中学校长 李 明

嵩县明德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陈全成

延津县初级中学校长 苏永树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孙德亮

1.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到依法治教

主持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落实“依法治国”，就需要我们坚持“依法治教”，您认为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到依法治教？

吕寻琛：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要做到法治，必须坚持“学用结合、普治并举”的原则，依据国家颁布的《宪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形成比较规范、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学校要通过校园网、电子屏幕、橱窗、文化墙、广播站、校信通等途径，加强学习和宣传，在教职工中逐步树立法治观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风气。同时，学校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加强对各种法规、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总结和激励工作，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坚持政务公开，坚持“有章可循、违章必纠”，对遵章守纪者加大表彰力度，树立榜样；对违法违纪者进行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坚决杜绝各种违法现象，真正使学校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推动学校走上健康的轨道。

田清雅：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法律的护航，要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其次，校长是依法治校的领航人、责任人，要秉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依法建章立制，依法秉公办事。最后，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普法工作，使师生真正做到知法、懂法，进而守法、用法，为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奠定坚实的基础。

2.依法治教的核心环节是什么

主持人：坚持依法治教，需要我们切实提高教育依法治理的理念和水平，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和保障教育发展。您认为依法治教的核心环节是什么？

李明：依法治教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立法、教育普法、教育执法、教育司法、教育守法、教育法律监督、教育法律救济等方面。其中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核心体现。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在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完善学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学校、举办者、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格局。

吕寻琛：依法执教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环节，是人类文明进步和教育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教师严格依照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特别是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手段和形式开展的教育教学和教研活动。从理论上说，它要求教师树立依法从教的思想和观念，以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从实践上讲，它要求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都严格依法办事。首先，教师应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熟悉和掌握有关教育法规和相关理论，只有知法、懂法才能守法。其次，教师应把教育法规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社会对学校和教师在依法治教方面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诉讼案例不断增多，显示了教师依法执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之，在依法治教中，教师依法执教是核心，每位教师要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忠实履行义务，认真做好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才是真正对国家、社会、家长和学生负责。

3.在推进依法治教进程中，应该如何划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学校的权限，更好地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主持人：作为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依法治教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划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学校的权限？如何在法治前提下更好地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田清雅：首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以依法监管为主，减少行政干预，学校要在监管下做到依法办学。其次，真正落实校长负责制，强化民主管理机制。最后，真正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陈全成：我认为要从二者的主体地位和职责上划分权限，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管理的部门，一方面对学校的管理要树立服务意识，为学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切实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要代表政府依法规范、监督学校的办学行为，使学校的发展不偏离法治的轨道。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在其职责范围内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

要想在法治前提下更好地落实办学自主权，特别要落实学校的主体法人地位，各级各类学校就要在职责和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自主组织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同时有权对来自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行为加以抵制，切实保障师生及学校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突出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

4.如何通过建章立制来推进依法办学

主持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章程、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学校章程在校内规则体系中处于龙头地位，您认为学校如何通过建章立制来推进依法办学？

苏永树：我认为学校要做到两点。第一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如我校制定了校长、副校长、政教主任、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工作职责，实现责任到人；制定了各处室岗位职责，各项工作有规可循；制定了《教师考核量化标准》，保证评价工作有序运作；以《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依托，规范学生行为；制定了《学生课堂教学常规要求》，规范学生课堂学习行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二是依法规范办学行为。我校建立完善了领导机制，每周召开一次领导班子例会，充分发挥领导集体作用，实行民主集中制。学校实行教代会制度。实行校务、教务、财务公开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听取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征集社会及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孙德亮：要做到依法办学，就要健全管理制度，实现依法治校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我校的做法是：成立由管理层、执行层、监督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理事会，逐步实现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最大化；坚持四个会议制度，即班主任法制教育例会制、国旗下学法感言制、教师政治学习论坛制和主题活动法制宣传观摩制，依法规范教育教学行为；建立师生申诉制度，保证师生合法权益；建立学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理报告制，落实《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依法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

5.法治教育如何进课堂

主持人：《决定》提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您认为法治教育如何进课堂？如何体现在课程体系中？

吕寻琛：我校一贯重视对师生的法治教育，努力增强大家的法治观念，广大师生争做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好公民氛围浓厚。在法治教育进课堂方面做法如下：

首先，将法治教育纳入常规教学计划，由政治教师授课，每月2个课时。每月邀请法制副校长为师生做法治教育讲座，请大学路司法所到校开展“法治进课堂”活动；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开展“安全与法”主题班会活动。

其次，每学期安排部分班级到市110指挥中心参观，在交警队上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课；每学期都邀请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师生到校开展“少年模拟法庭”活动。团委还举办了“远离网吧，走进阳光” “守法从我做起”等大型签字动员活动。

最后，注重发挥学科渗透作用：政史地教研组开展“法律咨询”活动，语文教研组开展“道德与法”征文活动，体音美组开展“法治手抄报”活动和“法在身边”大型图片展活动。充分发挥好班级文化展板和黑板的普法宣传主阵地作用。发挥家庭教育优势：长期开办家长学校课程，提高家长的法律意识，要求家长和学生共同观看《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节目。

苏永树：早在几年前，我校就把法治教育课列入学生课表中，每班每周开设一节法治教育课，每个年级都由专任教师任教。由于法治教育国家目前尚没有统一发行教材，我们就由任课教师根据各年级的学生特点及教学实际自行编写教材。法治教育课程的开设，强化了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法治意识，多年来，学校没有发生过违法犯罪案件。

6.当前，依法治教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主持人：依法治教是一项长期任务，在实施依法治教的过程中，您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李明：依法治教是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教师的教育法制观念淡薄，比如，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讽刺、挖苦学生，随意停学生的课，私拆学生信件，对违反纪律的学生进行罚款，等等。学校日常管理工作不到位，比如，对周边环境存在的安全隐患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体育器材没有进行有效管理，对学校内存在的隐患不设置明显标志，不采取防范措施导致伤人事件，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教育教学，不按规定的科目进行课程设置，增加上课或自习时间，等等。

依法治教面临的挑战是教育法律法规过于笼统、略显滞后，基层实践无法可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教育法律法规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同时，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按照教育层次设置的，缺少按照组织机构进行的立法，例如《学校法》。学校是国家教育权的具体履行者，其权力或者权利、职责或者义务分散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相互不协调。此外，国家考试关系教育公平，也是社会矛盾多发领域，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考试法》，以充分保障考试公平。

田清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做好普法工作，使师生真正知法、懂法。最大的挑战是使师生遵纪守法成为其自觉行为。

篇5：以法治理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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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篇6：《论以法治官》

一、依法治国的实质在以法治权、治官

一项政策、方针、口号的提出，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可以立即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但是，要真正领会其含义，把握其精神实质，取得全党全体干部的共识，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往往在一哄而起时还可能出现偏离或误解原意、形似而质变的现象。

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三个“管理”的对象，可以说是依法治国指向的`客体。可是，在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治国方略时，一些地方往往把法治主体只限于政府，由政府制定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的方案，所“治”的对象也大都是本地所“管”的行政、司法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这样，就把“依法治国”的“国”这一客体，理解为只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按等级层层分管。“依法治国”演化为只是本地区依法办事，这就有失偏颇，而且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与价值目标相左。 有的地方甚至推演为依法治村、治家，最后落实到依法治人，就更有悖“法治国家”的精神了。

前述十五大报告中讲的“三管”，是援引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三管”只是概括了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三个方面事务。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把它理解为依法“管事务”，而不问管理这些“事务”的关键所在和核心内容，那就会偏离法治精神。

其实，从现代法治观点看，“依法治国”中的“国”，应是指国家机器，“法治国家”是指法律至上的民主国家。这架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是源于人民而授予政府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以 及军事等权力）。而操作这架机器，行使这些权力的则是遍及全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各地方的官员。在近现代，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民主的法治的要义，依法治国的精髓，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民以法治权，即人民通过人大以宪法和法律来授予并制约政府权力。政府则首先是作为法治的客体接受法的统治，依法用权，而政府官员是这些权力的载体，因此，以法治权又重在以法治官，澄清吏治。所谓吏治清则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前述的把“依法治国”推演为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 ，并无不可，但如果忘记了首要的是要治好你那个省、市、县、乡的“国家机器”，即政府各权力机关及其官员，那就事倍功半，而且会偏离真正法治的轨道。记得在一次依法治国的理论讨论会上，北京市司法局一位负责同志介绍了他们“依法治市”的经验。他们的一些具体经验确实不错，在一段时期走在全国的前列。可是，他很惋惜地说，后来出了个陈希同、王宝森事件，就失去了光彩，好的经验也被淹没了。-其实，要害恐怕还在于他们抓“依法治市”没有抓住关键：以法治官，特别是以法治市长、市委书记。

陈希同、王宝森事件也有力地表明，依法治国（或治省、治市… …），如果没有把重心放在以法治权、治官上，就只会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多也只能说是抓了“形式法治”，即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表面上似乎也在依法而治，却只治下不治上，治事不治权，治民不治官，是“半截子法制”而已。因为，现代意义的法治（Ruleoflaw），是法的统治，政府、政党、从国家主席到一般官吏，都要置于法的统治之下。而且，所依之法是民主的法，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与自由，制约政府权力和官吏的法。这才叫“实质法治”，其理念与中心目标本是旨在解决权与法、官与民的关系，变专制政治为民主政治。因此，要避免类似陈、王事件的发生，不能单靠依法治市所能解决，它涉及整个国家的监督机制问题，亦即以法调整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问题。这就必须自上而下，先从中央“治国”、调治国家机器开始。亦即把重心放在中央一级实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