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共9篇）

篇1：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从道德和法律层面对信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法治精神的缺失,提出了在全社会倡导以理性为核心的.法治精神来消弭信用危机的法律对策.

作 者：陈金平李建群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49 刊 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3) 分类号：B82-051 F713.50 关键词：信用   信用危机   法治精神  

篇2：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赵庆

(西安邮电学院,学生工作部,陕西省西安市,710121)内容提要：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法治建设和法律文化之间必然会有根本的差异,而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特征,又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这使得二者存在暗合之处。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略和方法，也是一种原则性、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而从法律文化传统来说，现代法治能够从中汲取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好好斟酌。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法律文化，差异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二，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君主的政治地位。“以法治国”回归了先秦法家“以法为本”、施政“一断于法”的思想。但是,以法治国所侧重者,乃法律工具主义,其实是以法治民,而非现代法治理念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与儒学的人治观相类似,法家同样认为法应为君主专制国服务。韩非子指出治国奉法的原因在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封建专制王朝下,法治从属于君权君意,是君主独裁、强权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充其量不过君主统制臣民的策略、方策。这样,法治同德治、礼治的推行,在实践上并无实质区别。“礼”是维持有别的规范,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便成为治国的工具。在治国方面,“礼”的含义更多的是指社会行为准则,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礼”在满足欲望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加以规范。但是在现代社会,以“礼”制为中心形成的宗法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人情大于王法”以及“无讼”等法律观念与现代法治产生了强烈冲突,不利于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此两者皆以“尊主安国”为旨归,以“民”为治的对象。此种“法治”,实不过人治之补充,始终处于人治所需的手段这样一种尴尬处境。纵观来说，在中国法治近百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观念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法治观念的更新是促进晚清政治与法治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 ①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面前，中国人为自己所确定的目标所做的公开回答。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演进的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而法律则成为皇权的“附庸”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百姓向官员称臣，官员向皇帝称臣，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

（二）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清末以前，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能满足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同时也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个体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可以说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儒家化的法律文化：虽然在秦代时，秦始皇推崇的是法家的思想，但是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使后来的各朝各代统治者开始注重安民、抚民。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和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这个进程亦即学者所谓的“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即中国古代法律于此开始逐渐接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和支配。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四）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君主统治臣民，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进而厌恶它，最终排斥它。人们习惯于对待任何事物都采取不偏不倚，中庸的态度，不喜欢从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免惹祸上身。所以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存在根本区别，既是现代化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政治体制不同、法治与人治模式的影响造成的。所以,回顾以往传统的以法治国论,究其实质乃以法律为强化手段的彻头彻尾的人治论。由于法家的法治将君主利益置于核心地位,所以法治中的最大获利者只能是君主和官僚;而平民作为法治的对象,从法律中所得者却几乎只是义务。法制越缜密,君主的权力就越大,平民失去的利益和自由就越多。同时再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一些继承之处，这是文化惯性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虽然其制度载体已经消亡，但文化惯性的强大力量使其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塑。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积极特征具有跨时空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该对其加以继承和借鉴。这两个因素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有继承的地方。

纵观目前的情况，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则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律文化精神使人们形成思维惯性,乃至言必孔孟,行必亲情,于是现代法治精神很难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施展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实现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法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虽然国情的差别和时代的特点,产生出诸多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但是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的共同特性,是可以超越国界和时代局限而相互间产生影响的。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法治革命实际上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巨大变化,是法治建设的独特环节和阶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总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大胆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法治理念,不断完善制度性法律文化心理,注重法律价值培养,使法律文化心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又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理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打破法律二元文化结构的现状,寻求观念与法律制度整合,推动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参考书目：

1、慕槐.法律文化随想[J].法学研究，1989，（2）：71.2、刘学灵.法律文化的概念、结构和研究观念[J].河北法学，1987，（3)18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篇3：从美元危机看信用货币制度的困境

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以本国货币大量向外举债的国家。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 债务压力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递增, 仅仅10年以后的2020年, 预计债务总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 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 届时将仅为18.8万亿, 仅债务的支付利息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三分之一, 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另一方面, 美国市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相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利用自身的特殊资源, 可以生产出成本低廉而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产品而输向美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一旦形成就会使贸易逆差一直存在。

维持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美国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 从而稳定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然而57万亿的债务堰塞湖, 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利滚利地增长, 加上未来10年医疗及养老金隐性的庞大负担, 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沉重枷锁。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沼泽中越陷越深。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 将别无选择!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 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 终于形成了一股强烈的飓风, 于2008年席卷了华尔街。美元的未来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美元指数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不可否认, 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不得不接受现状: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使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以来, 美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面临世界如此的不信任。

早在美元之前, 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论在西方和中国历史上都曾反复出现。北宋年间, 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 铁钱在商业交易中大量使用。由于铁钱比较贱, 普通的交易都要用到大量铁钱, 使得交易成本很高, 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 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 后来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方交子”。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 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 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到1160年左右, 钞本德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 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 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 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

虽然早在宋代, “交子”实质上就开始扮演信用货币的角色, 尽管还没赋予它这个名称。类似的例子很多, 但是结果都大同小异, 以货币体系的崩溃告终, 以朝代的更迭建立新的货币体系。美元的衰弱,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历史在世界范围的重演。时过境迁, 情况更复杂, 解决的方法当然也不能效仿历史。历史得出的经验似乎在告诉我们, 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从货币的职能来看。信用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功能, 相比实实在在的金属货币, 少了价值储藏功能。价值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价值索取权必须能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 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 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 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 正式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 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价值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 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 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 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 社会中美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 价值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 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测, 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如果说价值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 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商品的商品属性, 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价值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 任何历史上的货币, 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 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货币的价值储藏, 交易媒介, 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 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价值储藏这一核心功能后, 最终也将失去价值尺度功能。

信用货币制度的存在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次贷危机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美元汇率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现了大幅波动, 使得美元的地位开始动摇, 很多人开始追捧金本位。黄金本身的价值构成对金本位制度的支撑, 相对于信用货币制度来说, 金本位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一定的规则下, 金本位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等由信用货币制度带来的弊病。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 黄金价格一路走高, 从2007年下半年的600美元每盎司涨到了目前的1600美元每盎司。如果把次贷危机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 黄金能扮演救赎者吗?

投资者对黄金的吹捧只是对于黄金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职能的认可, 但是要作为世界货币, 黄金要担当起世界货币所具备的所有职能, 除了价值储藏之外, 还包括价值尺度、国际支付以及流通手段等作用。过度夸大某一个职能, 并不能支持黄金取代某种信用货币体系而成为世界货币。

我们有以下理由相信国际货币体系不会走复辟金本位的道路:

首先, 黄金有限的供给量与对于世界货币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可以预计, 未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然而从客观上来说, 黄金在地球上的储备是相对固定的, 最终会趋向于某一个极限值, 而这个极限值相对于对全球的货币需求量这一天文数字来说是远远不足的。因此, 当黄金本位存在问题时, 就容易发生挤兑现象。另外, 黄金总供给的瓶颈是可能被打破的。黄金对比信用货币作为货币的优良特性是, 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同时具有真实价值。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是货币天然是金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如果出现人造黄金, 金本位体系将逐渐地演化为信用货币体系。

次贷危机是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监管上出了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信用货币体系的不足, 但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信用货币制度。历史上信用货币制度的失败, 或许是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约束力的结果。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其发展方向不可能是金本位, 而更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多层次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摘要：本文以美元的衰退为切入点, 分析危机的成因, 信用货币制度的缺陷。进而探讨新的货币体系将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货币体系, 不会复制金本位。

关键词：美元危机,信用货币,金本位,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张云, 刘骏民.金融危机美元危机与世界货币体系.财经问题研究, 2009 (2)

[2]张纯威.美元本位、美元环流与美元陷阱.国际金融研究, 2008.6

[3]克雷格.卡明 (Craig Karmin) .美元还能挺多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宋鸿兵.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5]程实.次贷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方向:本位选择、方向和路径.经济学家2009

篇4：从法治的本质看我国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 法治；建设

一、法治是什么

与人治相对，法治应该保障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用这种至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人治国家也有法律，它赋予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只不过统治者的工具。然而，问题出现了，处于至高无上的法律一定都是正确的吗？因此，有了良法与恶法之分。对于恶法是否是法，二战中德日法西斯国家法律的反人道规则证明了分析主义法学的局限性。因此，现代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还应该是符合人的理性的，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内容，即自然法所倡导的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然而，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概念的理论定义和实践认定，似乎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辛普森杀妻被判无罪，是如何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对于一种价值的判断，不同人在主客观条件不同的情况下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甚至有可能完全是人的经验和感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对人的理性提出了质疑。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的对神的崇拜，到对以神为化身的统治者的膜拜，再到相信世俗圣人的开明治理，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个人自身理性的伟大。法治正是基于对人的理性的充分尊重而建立的，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理性并有合理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法治应该是最接近理想社会的运行机制。因此，法治不同于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高谈阔论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说，法治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合乎人的理性的合理分配利益关系的运行机制。

二、我国法治现状及其原因

（1）现状。一方面，从法治的外在形式上说，法律制度在我国政权体制中并没有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我国长期沿袭了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导致党委领导实际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成为实质的最高权力机关，法律制度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难以对党委对权力的垄断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从法的内在本质上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运行机制并不是一种合乎人的理性的合理分配利益关系的机制。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独占利益，并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主导利益分配并实现统治，而更多的公民却没有运用理性并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和自由。

（2）原因。“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方式。一方面，是理性思维的缺乏。受传统儒家礼教文化和乡土小农文化的影响，国人过多关注于对现实生活，忽略了对超然事物的探索，导致国人普遍相信自己认可的经验和常识，盲从于世代沿袭的道德标准，而缺乏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追求真理。另一方面，是合理分配利益的妥协思维方式的缺乏。传统的礼教式人治文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全输全赢”的人治思维方式，成王败寇，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种利益集团才能统治社会资源并把握道德评价标准，他们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理性把人简单的分为好人与坏人，而不允许它种利益集团运用理性和参与利益的分配。这种赢者通吃、利益独占的利益分配方式成为社会不稳的根源，其结果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始终在历史兴亡周期律循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维稳工作成为当今政法工作的核心。然而，当今的维稳工作的措施仍是缺乏法治思维的治理模式，大多采取截访、打击、镇压等方式，简单的认为平定即使稳定、服从即是秩序，一味的追求利益的独占，没有让其他利益群体真正参与利益分配。由于缺乏平等交流的妥协机制，法律规范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实施，一些利益诉求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造成利益诉求的方式日益暴徒化，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我国如何实现法治

（1）我们必须树立起一种核心价值观，即一种法治主体意识。由于法治来源于西方，近代以来，国人对基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对于西化排斥的心态，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更是人类文明发展无数次检验了的被证明是最不坏的、最接近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当前，中华民族的第一要义不是复兴而是发展，只有顺应法治这一潮流、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因此，我们之所以要法治，归根结底是自己需要，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中华民族法治主体意识的第一要义。

（2）执政党要加强自身的改革。执政党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放弃对利益的独占，实现党政分开，让更多社会公众与利益群体能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与成果的分享中来。为防止利益集团对法律的独占，必须保障法律的最高地位，任何利益集团的活动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并以妥协的方式达到各种利益之间的相互制衡。

（3）我国当前最需要的理性思维和妥协意识的培养。法治思维方式的培养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推动精神文明和法治理念的建设，而是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表达和独立思考的机会，实现公民自身法治意识的启蒙。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而非灌输，因为“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的、平等的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让每个人能以有尊严的活着，使公民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达到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参考文献：

[1]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170.

[2]熊培云.自由在高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63.

篇5：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亚里士多德在其师柏拉图的法治的基础上, 发展了了关于法治方面的主张, 他在其《政治学》一书中不但提出了法治具有双重涵义的理论, 而且系统阐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法治”内涵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并且它在内涵上更为丰富, 逐渐发展成为用完善的法律保障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施行。

(一) 什么是法治

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被大家所认同的对法治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 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要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专制体制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 而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同时, 亚里士多德坚持了柏拉图的“恶法非法”的主张。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普遍的服从”“良好的法律”。“普遍的服从”既包括公民也包括统治者。

二、我国“法治”的现状

我国的法治从1948年到2007年这六十年间, 共产生了六种法治观念, 今天我们遵循的是200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8年3月, 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在08年就基本建成, 国家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换句话说基本架构已经搭建起来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建成,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 法律还有极大的空缺。

三、我国法治建设的差距

众所周知的关于法治的一个基本含义的说法就是“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梁治平先生阐述是, 我国现在刚刚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刚刚达到了最低限度的法治。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法治方针的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四、造成差距的原因

当前中国社会中对于不利于法治意识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因素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法治意识相悖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体法治意识树立产生的不良影响。当代中国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 倡导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是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符合法治要求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入中国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况且是在清末外敌入侵、统治者为富国强民被迫接受的, 这种勉强的接受也成为人们对其认识不深的原因, 导致文化思想与生产力的发展极其不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 对中国社会主体的思想意识影响十分深远。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 已经影响了几千年, 这就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重人情而最后才付诸法律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西方的法律文化的产生是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 所以, 其法律所体现的是权利。这就造成了我国的法治意识中权利意识是公法文化的总体特征, 是国家本位和团体本位意识, 而西方国家是私法文化, 是个人本位。我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 是与现代的法治意识相悖的。

总之,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 与中国社会法制意识较薄弱的发展现状极其不符, 已经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所以, 培养法治意识, 树立法治观念, 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五、我国“法治”建设努力的方向

(一) 提高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法治意识

缺少现代法治意识的良好传统。“在中国, 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生成和扩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身培育外, 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政府对权利观、法治观的弘扬和推动。”[2]国家要通过实施一定措施, 使自上而下形成法律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加强立法主体法治意识培养

加强政府对立法参与者法治意识的引导。加强国家自上而下的法治意识, 从而使民主立法成为可能, 民主立法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 同时也要主动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使公众对于立法的合理期待得到引导, 影响公众和社会认识和信仰法律, 使立法过程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得到倡导的过程, 从而让公众从内心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尊敬, 让公众认识到培养法治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而更好的去遵守法律, 使法律意识引导公众的生活, 这样, 作为立法主体的公众才能使法治意识加强, 创设出适应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法律。

2.提高执法人员法治意识

中国国情要求国家行政执法机构通过执法过程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传递给社会大众。政府可以聘请法学思想专家, 组织执法人员进行培训, 在培训之后进行讨论, 发表自己关于法治方面的见解, 使他们更好的了解法律, 更好的领会我国的法治思想。每个人对法治思想都能有深刻的认识, 并且把这些作为单位考核的标准之一, 进而达到执法人员内部法治意识形成的目的。

(二) 加强对普通社会主体法治意识的教育引导

首先是加强学生的法治意识, 学生正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 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意识教育和宣传, 使其一开始就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

其次, 要加大对农民的法制宣传, 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将会大大影响到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所以要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 经常的做一些法律下乡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六、结语

虽然我国现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趋近完备, 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仍然是艰辛而又漫长的, 这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 通过政府对执法人员的培训, 学校对学生的法治宣传, 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法治意识的提高, 我国公众的法治意识将会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将会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65.

篇6：从美次贷危机看我国信用卡的发展

接二连三的事件勾勒出了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些大事件并不是次贷危机的全部。据报道，曾经只限于高风险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贷问题，正向个人消费者领域扩散。

经过对美国17家大型信用卡公司的调查，美联社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美国消费者的信用卡违约率正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攀升，其中拖欠还款90天以上的账户增幅最大，这部分信用卡账户金额比一年前增长了50%。次贷给美国信用卡业务带来的影响直接影响个人消费，长期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济的恢复。并且信用卡危机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过，例如，在韩国，消费者过度负债就曾引发严重的信用卡危机，由于当时很多消费者盲目透支，到2003年底韩国家庭负债率达80%。其中韩国最大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公司经营亏损达1.4万亿韩元，累计信用卡坏帐近10万亿韩元。在台湾地区，同样因消费者无力偿还信用卡欠债而爆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我国此时信用卡正进入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信用卡发卡量达9026万张，较06年同期增长82%，其中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以2300万张和2068万张占据信用卡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其他银行信用卡数量也较同期增长显著。纵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信用卡发展历史和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危机，我们不得不思考信用卡的爆发性发展背后所隐藏的潜在问题。

一、目前我国信用卡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仍然属于“非征信”国家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常被分为两类，即“征信国家”和“非征信国家”。征信国家具备较为完善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讲信誉且客观公正的征信中介服务在全国普及，信用管理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在市场交易中可以快速取得资本市场、商业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真实资信背景报告。而我国目前还属于非征信国家，信用环境较差，国内信用秩序混乱将恶化我国信用市场，直接影响信用卡市场的健康发展。

2.大量睡眠卡存在

大部分商业银行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以便在信用卡市场占有有利地位，从而不断增加硬性发卡量任务，而部分发卡机构为了完成任务而突击发卡，如一人重复发卡，在持卡人不知情况下增发卡，或忙于发卡疏于服务，造成大量的睡眠卡，还容易造成客户信息泄露，客户对银行信任度降低。据央行的统计，至2007年下半年，在已发的4千多万张信用卡中已经有8成左右为“睡眠卡”。睡眠卡不仅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益，也不利于管理，不利于银行卡的健康发展。

3.恶性竞争导致成本上升，抗风险能力降低。

为了快速抢占市场份额，部分银行不惜成本，采取免年费、办卡送礼品、返现金等形式进行营销，以业务亏损来换取市场份额。当持卡人已经习惯了信用卡免年费后，银行若想对信用卡再次收取费用何其难也，待到那时，银行面临的将是大量持卡人销户局面。所以不仅给信用卡行业带来负面效应，由于恶性竞争降低了准入门槛，甚至到了“呼吸就能办卡”的地步，致使许多不良客户持有信用卡，容易诱发道德风险，从而为发卡机构埋下风险隐患，而且对于以后信用卡市场规范和使其步入正轨增大难度。

4.客户服务

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将客户服务视为客户服务部一个部门的事，往往设一个客户服务部负责其具体工作。但客户服务绝非仅仅是客户服务部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商业银行所有部门，所有员工共同的事。因为信用卡提供的是综合性服务，客服能力也是一个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部门的差错或一个流程的不畅必然影响到客服效率和效果。对于一些大银行，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新客户进来的不多，而是老客户的持续流失，其大部分原因也就是客户服务发展的疏忽和速度的滞后。

5.信用卡消费所依靠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关于信用卡的法律法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银联公司、信用卡专业化服务公司、特约客户等市场参与者的准入条件和权利义务都未明确规定，相对于信用卡的发展，已远远滞后于其后，已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同时，由于缺少一定的制约机制，也造成在信用卡市场不规范的竞争行为。

6.“卡奴”现象

据国外经验，一般信用卡客户条件是：拥有稳定的职业或收入、爱好消费并可以接受负债消费、愿意并能够支付透支带来的利息，但由于之前提到的在信用卡市场上存在的恶性竞争情况，致使客户准入门槛降低，并且我国信用卡信用额度并非根据个人情况而设定，存在额度普遍偏高情况，这样就容易造成追求奢侈生活而超过自身经济能力的消费行为，不仅不能减轻生活负担，甚至成为导致个人破产祸根。

有发卡机构人士说：“卡奴”现象不是银行责任，内地并不存在真正的“卡奴”。此言差矣，“卡奴”现象事发于持卡人，但根源还是在于发卡机构。深受其害不仅是持卡人本人，还有他们的家庭，这将引发巨大的社会局面，如此恶性循环，信用卡业务怎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壮大！

二、我国信用卡市场进一步发展建议

1.尽可能尽快的建立比较完善的“征信”体系

实现统一规范的信息共享，在透明信息的同时也需要保证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加快个人征信系统建设，为能提供客观全面的个人信用报告做好准备。目前，我国个人信用信息主要掌握在银行、公安、电信、法院、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因此可由国家牵头，制定统一标准，各职能部门配合，按统一标准格式对信息进行整理，纳入征信系统。同时，还应建立一套完整、合理、具体的信用评估或风险预测报告。2.注重发卡质量

改变由原来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粗圹型”转变为以质量和客户为中心兼顾发卡数量的“品质型”发展，规范发卡机构之间不正当竞争，对授信客户应按不同的消费习惯和要求给予不同的信用额度，不能实行统一模式。

3.树立自己的信用卡品牌

由于不同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产品往往同质化程度较高，差异性很低，这就决定了品牌建立的重要性。品牌就是一种独特性，是一种为市场所广泛认识、接受和赞誉的独特性。比如光大银行所推出的“福卡”，传递着中国古老的福文化，更多的体现了中华文化，是对国学的一种传承，也预示着信用卡品牌经营已经进入到文化营销的新阶段。同时，在品牌建设中应重视客户服务，在宣传时切勿将信用卡品牌建设误以为只是广告活动，并且管理人员应经常去第一线亲身体验服务工作，聘用高素质人才充当一线服务人员并赋予他们以较高权限处理事务。

4.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作保障

与信用卡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市场和业务的发展，尽快出台《信用卡管理条例》，通过立法手段，对信用卡业务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解决，实现管理的法制化。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要由“非征信国家”发展到“征信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配套的过渡时期相关法律法规也应出台，以解决在过渡时期出现的问题，做到有法可依。

5.提倡和引导正确的消费观念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作为烟草企业应尽的一项义务就是必须在烟盒上注明：吸烟危害健康。信用卡是否可以以此为鉴？建议发卡机构在每发一张信用卡的同时，能否附上一份提醒书或宣言或在信用卡上也注明：正确用卡，健康消费等字样，引导消费者正确适度消费，只有让持卡人正确的使用信用卡，正确感受到信用卡带来的快捷、便利和安全，信用卡市场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银行才能从中受益。

我国商业银行应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由于用卡涉及面远远超过住房按揭业务，设想万一我国信用出现问题，那危害将不可估量，所以对信用卡其潜在的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大意。在发卡量迅速扩张的时候有必要未雨绸缪，从各个环节控制好各类风险。

篇7：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

一、金融危机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1.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就是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贷款而违约的可能性。发生违约时, 银行必将因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而承担财务上的损失。商业银行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通过信用关系将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但是商业银行很难获得借款人的完全、确定的信息或者获取这种信息的成本过高;经济环境和信息的不确定性, 导致借款人的运营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另外, 借款人还可能提供各种虚假信息, 或干脆不履行归还资金的义务, 使商业银行造成损失。因此,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特别是信贷资产会产生大量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 金融业的过度竞争使商业银行被迫转向信誉较低、风险较大的客户, 从而使其资产质量下降, 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2.信用风险与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关键是信用风险的大爆发, 动摇了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此次危机是因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引发的, 但其基础却是美国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 导火索和根源都是贷款基础资产的风险集中爆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房贷巨头发放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 既有优级贷款、次优级贷款, 也有大量的次级贷款, 他们还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次级贷款提供大量担保, 享受着联邦及州政府的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优惠以及隐性的政府担保, 向市场参与者传达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风险很小的错误信号, 让背后掩盖的风险像滚雪球一样扩大。而且抵押贷款证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后续金融资产应是建立在最初的贷款基础资产之上, 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都与源头债权受偿程度关联, 当基础资产和交易对手出现问题后, 大量无法受偿的债务产生了集中的信用风险, 并沿着金融资产和交易过程的链条将风险逐级传导下去, 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次贷危机中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漏洞

1.漠视审慎性经营原则

次贷危机中的西方商业银行在追求高盈利的欲望下, 已经将“审慎经营”的基本原则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在资产方面, 由于不合理的激励制度, 信贷业务人员不惜冒道德风险过度追求房屋贷款业务的增长, 导致中长期房贷业务在其资产业务中的比重过大;负债方面, 商业银行脱离传统的存款业务, 过度依赖金融市场短期融资, 造成资产负债期限严重错配。为追求高收益, 通过提高财务杠杆率, 买卖大量的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 造成虚拟经济极度膨胀, 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需求。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的不良率在20%—30%, 而普通的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一般在3%以下, 这样的情况下, 放任次级按揭贷款进入, 就是放宽了整个信贷市场的准入标准。相比之下,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房价下跌超过50%, 但香港银行并没有放松基本的贷款条件和客户选择, 贷款拖欠率被控制在了1.5%以内, 整个危机中也没有出现大量商业银行倒闭的现象。由此可见, 商业银行如果执行了严格的贷款标准和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可控的。

2.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

外部评级被西方商业银行普遍视为对金融资产定价的主要依据, 然而本次危机充分暴露外部评级机构并不可靠。次贷危机中, 由于次级债券信用衍生链条过长, 金融机构投资者不愿花费太多的资源对次级债券进行全面调查和独立的判断, 过度依赖国际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的风险评估。据统计, 2007年三大评级机构 (标普、穆迪和惠誉) 为75%以上的CDO (债务抵押债券) 产品提供了AAA级评级, 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者, 其中不乏拥有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花旗银行集团、瑞士银行等国际大型金融机构, 对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披露不充分

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十分复杂、定价难度高、市场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二级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不高、流动性低, 金额相对基础资产成倍放大, 而又严重依赖基础资产状况。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 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 投资者也根本没有能力弄清楚金融衍生产品的整体情况。一旦银行放松了信贷标准和风险控制, 基础资产质量下降, 依附于基础资产的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就会像雪崩一样爆发, 整个金融市场就会陷于瘫痪, 一场金融危机就在所难免。

4.风险计量模型和方法需要改进

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往往是那些高度依赖风险模型的顶级金融机构。然而, 事实证明这些金融机构并未能预测到2007年会发生次贷危机, 更不会想到次贷危机会迅速恶化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风险计量涉及很多复杂问题, 如模型假设前提, 资产价格波动的分布假定, 利率、波动性、相关性、信用基差等输入变量选择等问题。另一方面, 风险计量模型大都基于历史数据, 因而缺乏前瞻性和灵活性。这些因素都给新业务的风险计量带来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并且风险价值VAR模型不能很好地计量包括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尾部风险”。“尾部风险”往往通过压力测试等方式来计量, 金融机构显然未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也不能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 例如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以及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之间的传染性。因此, 必须持续对风险计量模型和方法进行改进, 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等极端情况分析, 对模型和方法本身进行检验。同时,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结合模型, 以人为本,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对未来做出前瞻性预测。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1.商业银行要把握好信用风险关口, 坚持稳健发展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是信贷业务, 影响最大的还是信用风险。因此, 一定要更加重视信贷业务管理中的风险控制, 强调审慎、稳健的发展战略, 业务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市场、行业和区域研究, 最大限度掌握客户信息, 优化市场和客户的结构配置, 严格把握第一还款来源, 确保借款人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在经济调整期更应严格信贷准入标准, 做好贷款担保和抵押的动态管理, 不断提高风险预警监控能力, 保持信贷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银行须适度使用绩效激励考核制度

在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中, 有这样的一条利益链条:次贷借款人希望拥有住房, 而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经纪公司、咨询评级机构等却希望扩大其市场份额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额回报, 次级债的投资者希望获得低风险基础上的高收益。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市场参与者对于次级贷款潜在的风险几乎都视而不见。作为经营风险的机构, 银行对于绩效激励考核制度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在银行的发展战略上, 无论是股东还是经营者, 对于规模扩张和业务量的高速增长都有明显的偏好。但不管经济如何繁荣, 企业运营如何景气, 都不能忽视风险管理, 忽视资本质量效益规模的协调发展。在绩效激励上, 不管银行短期发展如何迅速, 也不能忽视中长期战略发展导向。

3.银行要坚决执行贷前尽职调查, 不能过分依赖外部机构

银行贷前尽职调查的主要作用就是避免对不适合贷款的客户提供信贷支持。然而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而言, 他们完全脱离了贷前尽职调查的要求, 为最大限度拼抢市场, 极尽所能地降低贷前调查“门槛”, 主动放弃了对客户资料审查的控制。在次级抵押贷款过程中, 银行基本上不再承担贷前调查的任何工作, 而由抵押贷款中介、房屋估值公司和评级机构代理, 银行信贷审批纯粹流于形式。对于目前国内银行来说, 担保公司的担保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的虚假按揭以及汽车消费贷款这三类贷款应引起银行信贷管理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加大银行贷前信贷调查的参与度。由于我国的担保市场、房屋中介市场, 甚至包括部分保险业务都还处于需要规范发展的初级阶段, 且担保公司、中介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有偏离于银行利益之外的利益诉求, 其中部分保险公司的某些保险业务还存在一定的免责条款, 因此, 由担保公司、中介公司或保险公司履行的尽职调查不足以简单替代银行自身的贷前尽职调查。

4.银行对风险转移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次贷危机中, 上游机构通过信贷传导不断将风险转嫁给下游, 这是所有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几乎都忽略了两点:一是自己参与的封闭小循环事实上只是次级债整个系统链条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小循环之外事实上存在一个大循环;二是将风险转移给愿意并有能力承担的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初衷, 但实际上风险转移并未降低风险, 更不意味着风险消失, 而是使风险以一种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而一旦基础资产质量下降, 也就最终酿成了系统性风险。就国内银行业来讲,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并不会让我们因噎废食, 相反地我们还将尽最大努力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好担保市场和保险市场, 更好地利用风险转移工具谋求银行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是在市场尚不成熟的前提下, 对于风险转移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心态, 对于担保类和保险类合作机构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担保类和保险类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要进一步规范。

我国的金融企业在危机中遭受了一定损失, 但程度和影响都比较小, 主要是由于我国融入国际金融市场比例较小, 经营活动关联程度比较低的原因。我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发展趋势, 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局面和国内经济调整因素, 只有认真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 贯彻全面风险管理战略, 提升风险管理和监控能力, 在各项业务中合规、审慎运作, 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琳.风险转移终酿次贷危机商业银行或是最大输家[N].每日经济新闻, 2008-07-31.

[2]张鑫.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浅析[J].经济与法, 2009 (6) :168.

[3]贝为智.金融危机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机制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 2009 (9) :36-39.

篇8：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信用在辞典中的含义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西方国家通常将信用分为三大类：公共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者个人信用。公共信用是指一个国家各级政府举债的能力。企业信用指一个企业法人授予另一个企业法人的信用，其本质是卖方企业对买方企业的货币借贷。消费者信用是指消费者以对未来偿付的承诺为条件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信用制度形成的历史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信用管理体系模式。从发达国家征信体系的建立过程来看，西方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可以分为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主导、企业为主导和特许经营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各具特色。

（一）以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模式

通过政府建立公共的征信机构，强制性地要求企业和个人提供征信数据，并立法保证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这种模式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中央银行建立的银行同业信贷登记为主体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征信数据登记的内容包括企业信贷信息登记和个人信贷登记。中央银行建立全国数据库的网络系统，征信加工后形成的产品主要供银行内部使用，服务于商业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和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及货币决策。管理机构是非赢利性的，直接隶属于于中央银行。二是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的经营模式。即主要由政府出资组建征信机构并对其实行直接经营管理。其特点在于，能够在公共数据比较分散或缺乏的条件下，由政府协调社会各方面，强制性地让各部门将各种数据公布出来，以便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各种力量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征信数据库。这种模式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代表，如德国、法国等。

（二）特许经营模式

由政府建立征信数据库，然后由指定的公司进行商业化经营，或者由政府指定的具有从业资格的民间企业建立征信数据库，并进行商业化的经营。其特点是，由政府负责建立征信数据库，但又不直接经营，而是交由民间企业进行商业化的运营，兼具了政府和企业自由经营的特点。这种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由银行协会建立的会员制企业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组成信用管理体系，日本银行协会建立了非盈利性的银行会员机构“日本企业信息中心”，会员银行可以共享信息。

（三）企业为主导的经营模式

由企业依法经营信用调查和管理业务，政府不直接参与经营，但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约束。其特点是，从业者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来建设数据库和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竞争机制促进了服务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不断提高，非常有利于征信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企业为主导的经营模式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运作机制，由民间投资建立商业性征信机构的模式。

二、美国现行社会信用体系

美国信用体系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发达的信用服务业为主要标志的成熟的市场主体、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中介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

美国的信用服务机构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从事个人信用服务机构，主要业务是向客户提供记录消费者还款历史的信用报告、来自司法机关及其它方面的公共记录、按一定规则整理的信用数据以及各类消费者的信用评分，供各种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雇主单位作为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企业资信服务机构，是对各类企业进行信用调查、信用评级等资信服务的信用中介机构。三是为企业融资服务的评级机构，主要是对国家、银行、证券公司及上市大公司的信用进行评级。美国的信用服务业高度发达，信用体系健全，信用产品和服务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了极大便利，扩大了社会消费，维护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美国信用体系的特点：

（一）尊重经济规律，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

美国信用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居民贷款消费基础上产生的巨大信用消费需求。美国在信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依靠市场经济的法则来运作。

（二）逐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涉及信用信息服务业的法律体系，将信用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全过程纳入法律范畴。

（三）联邦政府对信用服务业建立了分工明确的管理体制

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对个人征信机构的监管。涉及商业银行和存款类金融机构信用管理和评级的业务监管机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涉及资本市场评级的业务监管机构是证监会。

（四）组建信用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美国的信用服务行业协会是在信用交易发展基础上，根据信用服务企业的要求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影响较大的信用行业协会有：全国信用管理协会、消费者数据业协会、美国国际收账者协会、美国银行公会等。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是：联系会员单位，为业内的信用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进行政府公关或议会的院外活动，为本行业争取利益；开展专业教育，举办培训、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等活动；制定技术标准；为客户提供商帐追收服务和决策咨询服务等。

（五）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美国建立失信惩戒机制的主要措施，一是把交易双方失信者或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方与全社会的矛盾，从而对失信者产生强大约束力和威慑力。二是对失信者进行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三是司法配合。由于美国的信用交易十分普遍，信用制度完备，使得缺乏信用记录和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和个人被披露于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从而对其生存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六）开放信用信息，规范信用产品的使用，保持信用产品客观公正

美国法律对于正常取得企业资信调查征信数据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消费者个人信用数据的传播，法律规定除个人隐私外都可以采集，信用局收集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不需要经过被记录者同意，大多数授信机构也会将消费者的不良记录主动提供给信用局，使失信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增加负面信息。

三、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从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加快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一）加强总体协调，建立分工明确的管理体制

首先要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形成覆盖全国的基础信用信息服务的网络。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披露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提高政府各类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尽快实现银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工商登记信誉管理系统以及税务、质检、公安、司法、海关、证监等部门和各类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之间的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和依法向社会的公开披露。逐步形成政府、协会、企业、中介不同层面的、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的社会信用体系。

（二）尽快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

应尽快研究制定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规范信用信息采集、披露、使用等行为，规范信用服务机构的运行规则，使信息公开、信息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监管法制化。加强征信市场监督管理，逐步建立失信惩戒制度，使失信行为受到法律的惩罚。抓紧信用服务行业市场准入及标准化的制定工作，加快《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制定《信息披露条例》和《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规范社会征信机构业务经营和征信市场管理。

（三）按市场运行规则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机构，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

社会信用体系的主体是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价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主要是要独立、公正、客观、平等地以第三者身份为社会各界提供信用产品或服务。可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培育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培育信用需求市场，建立健全各类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加强政府对各类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和机构的作用，鼓励建立行规行约，完善行业自律制度等，推进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

（四）开展信用文化和信用意识教育，普及和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

篇9：从信用危机看我国法治精神的确立

关键词：银行改革,存款保险,FDIC,法治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201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同时, 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 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自7月6日起又一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这是我国三年半来首次和再次降息, 业内人士解读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推进, 对于近年斩获暴利的中国银行业是一个转折点。利率市场化呼唤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酝酿达15年之久的存款保险制度一旦推出, 意味着居民在银行的储蓄会受到专门存款保险机构的保障, 而不会在万一发生银行倒闭时化为乌有。我国原本利用存款保险制度将银行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1]。这表明政府正在致力淡化银行的非商业色彩, 意味着我国传统存款人长期仰赖的隐性的政府信用担保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渐渐湮灭。一方面,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过程中的新生事物, 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与实务均值得深入比较研究;另一方面,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以金融货币关系为中心的法治经济, 相应地, 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国显性存款保险法治建设实践意义深远。

一、存款保险的理论基础

存款 (Deposit) , 简单说来, 就是货币资金的所有者或持有者 (客户) 存入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存款的法律实质是存款人将货币资金的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银行[2]。存款是商业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 也是贷款的前提, 它构成商业银行的主要负债。存款人与商业银行之间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照客户将资金存入银行的目的, 存款一般可以被分为流通性存款 (如活期存款) 和投资性存款 (如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 [3]。我国对存款主要以存款主体标准来划分种类, 分为储蓄存款和单位存款[4]。在我国银行内部, 将公众的存款称为储蓄, 将企业事业单位的存款称为存款。

所谓存款保险 (Deposit Insurance) , 是指为从事存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建立一个保险机构, 各成员金融机构 (强制或自愿地) 向保险机构交纳保险费, 建立存款保险基金;而当成员金融机构面临危机或经营破产时, 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人给予偿付的制度 (谢平、王素珍、闫伟, 2001) 。这是一种依法规范的制度。银行经营不善甚至破产往往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而通过存款保险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银行经营失败的社会成本。作为一种财产保险, 同时也说明, 保险通过其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的内在功能, 实现着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因为保险经过几千年发展到现在, 不仅具有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的功能, 而且具有更多的社会管理功能。

在看待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 银行的脆弱性使得存款保险至关重要。银行业的独特性在于其运用流动性负债为流动性资产融资, 这种部分准备金制度具有内心的不稳定性, 使得银行容易受到挤兑的冲击。又由于银行挤兑具有传染性, 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 单个银行无论经营得多么好, 都无法经受得住持续的挤兑, 严重的金融恐慌将导致健康的金融机构与坏的金融机构一起倒闭, 引发金融危机。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就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张安全网。此外, 存款保险制度还可以保护小储户的利益而避免其成为银行破产的牺牲者, 因为金融领域内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小储户获取信息和监督银行的成本高。配套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兼具监督银行职能, 实际上银行也会增加一个外部制约力量。

反对者认为, 导致银行恐慌乃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效应与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 阻止银行危机扩散的有效手段是提供更多的银行持有信息, 现在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已经能够利用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市场工具来抑制金融恐慌, 政府支持的存款保险只能弱化银行的竞争能力并使其更易失败。因此, 最大的担心是针对这一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 即有了存款保险“兜底”, 可能让银行经营者放松风险管理, 反而加大了金融风险隐患。按经济学博弈论来解释就是, 银行在与保险机构的博弈中, 成了一位针对存款保险机构的不公正赌博的收益者;银行得到并保留了不正常的高额利润, 却不必支付因风险贷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的全部社会成本。不过, 这种观点遭到法学界学者的质疑[5]。另一种担心是, 存款保险制度侧重于保护大银行的利益, 容易造成对小银行的歧视, 以致存款从小银行流向大银行。在我国, 如果只有股份制银行为存款投保, 存款保险制度还将造成新的不公。然而, 无论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如何, 它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中存在了多年。我国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存款保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的纽约州安全基金[6], 19世纪美国各州推行的存款保险制度, 到20世纪初大多因保险金不足而自动消亡[5]。在1933年金融大恐慌的背景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 其中的部分条款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Glass-Steagall Act) , 此法成为美国银行发展史上最为根本的法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法从保证银行经营安全的角度提出了3项主要法律措施, 其中之一规定建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制度[7]。根据《1933年银行法》, 美国于1934年由美国国库拨款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 通过对金融机构客户存款的保险, 建立起一种存款保险基金。嗣后, 世界很多国家纷纷仿效, 原联邦德国在1966年、加拿大在1967年、日本在1971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英国1987年银行法规定了一套存款保险制度, 等等。截至2012年6月11日, 全球已有106个国家或地区先后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8]。

二、美国FDIC及其他国家存款保险制度

美国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是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参照系。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美国有关存款保险的法律屡次修订, 直至2006年2月8日和15日, 美国总统布什先后签署了《2005年联邦存款保险改革法》和《2005年联邦存款保险改革对照修改法》。

(一) 美国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内容与效果

美国《1933年银行法》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设立目的与组织形式、存款保险资格与范围、存款保险费与保险的最高限额等方面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1.FDIC的设立目的与组织形式。建立FDIC的目的有三:重震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监督并促使银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活动。FDIC的最高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由3名理事组成, 其中1名必须由货币监理官担任, 另外两名由总统提名, 参议院批准。理事任期6年, 理事会主席在3名理事中选举产生。FDIC下设6个地区分公司, 具体贯彻存款保险政策、办理保险业务、执行对参加保险银行的监督、管理职能。

2.存款保险资格与范围。联邦储备体系的全体成员银行, 必须参加FDIC的存款保险;非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自愿参加存款保险。自愿参加存款保险的非成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必须先提出投保申请, 经FDIC审查合格后给予保险资格。同时法律还规定, FDIC有权取消任何一个其认为经营不好的银行参加保险的资格。取消资格的决定以全国通报的形式进行并通知该银行的每一个存款人。FDIC对被取消存款保险资格的银行的原有存款仍给予2年的存款保险, 此间, FDIC对该银行仍有检查、监督其业务经营的权力。

事实上, 美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参加了联邦存款保险, 原因是: (1) 商业银行中绝大多数为国民银行和联邦储备体系成员, 其他为非联邦体系的州银行, 他们均被联邦法律强制要求参加联邦存款保险[9]; (2) 许多州通过立法, 要求本州银行参加联邦存款保险, 以维护本州的金融稳定; (3) 存款人倾向于选择参加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存款, 面对这种要求和银行业的竞争, 商业银行自愿参加存款保险。联邦法还要求, 吸收存款少于10万美元的外资银行联邦分行必须在FDIC投保;任何外资银行分行平均每月吸收的国内零散存款若超过其吸收的存款总额的1%, 也必须从FDIC购买保险[7]。FDIC负责对所有储蓄存款账户、活期存款账户、定期存款账户提供存款保险, 但不负责对大额可转让存单等银行本票进行保险。在美国银行法的概念界定中, 银行本票的持有者不被视为银行存款客户, 因而银行本票不受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电子货币的新概念, 有人将以卡类为基础的电子货币称为智能卡, 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货币称为网络电子货币[10]。发行电子货币是否属于存款业务是一个颇具争议而又十分有趣的问题, 如果将电子货币纳入存款的范畴, 接下来的问题是:电子货币可不可以参加存款保险?由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决定那些存款属于联邦存款保险保护的范围, 因此, 它根据金融机构持有客户购买储值卡所支付资金的情况, 依法对电子货币进行分类。FDIC认为, 属于银行客户账户的电子货币 (bank primary-cunstomer account systems) 和属于第三方客户存款的电子货币 (bank secondary-advance systems) 可以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属于银行准备金账户的电子货币 (bank primary-reserve account systems) 和属于银行自身资产的电子货币 (bank secondary-preacqusition systems) 则不受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10]。

3.保险费与保险额度。美国商业银行必须按投保的存款金额向FDIC支付一定比例的保险费, 年保险费比率为1/14左右。FDIC对每个账户的最高保险金额原为10万美元, 即存款保险是不足额保险。当投保银行破产倒闭时, FDIC对存款人的存款最高清偿额以10万美元为限。1985年, 海外华人投资兴办的金洋银行纽约分行宣布破产, FDIC查账时发现, 几百名华人储蓄账户里的存款超过了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10万美元[11]。不过, 存款人可以通过将货币资金多存入几家银行来获得不止10万美元的补偿[9]。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存款保险额度由原定的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

4.投保银行的报告制度与FDIC的措施。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必须按季向FDIC呈送财务报表和统计报告, 并有义务接受FDIC对银行经营风险的不定期检查或调查。FDIC在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采取以下措施: (1) 吸收合并。向有问题的银行注入资金, 即给予资金上的援助。通过对受保银行放款, 购买其资产或者将部分资金存入受保银行等办法, 保证银行、客户、股东的利益。如1974年, 富兰克林银行由于外汇交易失利而使流动性受阻, FDIC就采取了资助并将其并入其他银行的做法。 (2) 收购改组。FDIC提供资金或者协助其他银行去兼并有问题的银行, 兼并者接受有问题银行的全部存款。FDIC还通过收购破产银行的股票, 接管并改组之。如1984年, 伊利诺斯大陆银行濒临破产时, FDIC没有找到愿意冒风险将其合并的银行, 于是就投入55亿美元的资金买下80%该银行的股票, 对其实施清理改组。 (3) 破产清算。对于亏损严重无法挽救的银行, FDIC实施强制接管, 组织存款理赔, 对倒闭银行进行清算, 由存款保险公司在最高保险限额内补偿存款人的损失或者将所偿款项移存于其他银行。如1982年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由于贷款质量低劣最终导致破产, FDIC赔偿了10万元限额内的小额存款人, 对大额存款人承担了部分损失。

5.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效果。美国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前的20世纪20年代, 每年银行倒闭500家左右, 30年代初上升为2 000家左右。1933年银行倒闭数为300家左右。而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最初10年里, 每年倒闭的银行大约有50家。从1945年到1980年, 平均每年倒闭的银行只有5家左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银行倒闭数虽有所上升, 但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比重却极小[12]。事实上,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其整个银行体系设立了一道安全网, 提高了银行体系的信誉和稳定性。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传统功能主要是针对银行机构的危机救助和风险防范,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FDIC发展成为落实政府有关救市政策的特殊平台, 成为政府临时性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平台[6]。从2008年开始截止到2011年底,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先后关闭了总共414家银行类金融机构, 平均约每三天一家。绝大多数的零售储户并未因为其银行倒闭而受到任何影响。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银行破产制度, 对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 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3]。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成立之初, 其主要的职能是在银行破产时, 及时赔付储户被保险的存款。银行破产处置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是在成立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加强的。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通过后, 所有被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认定为系统性的金融机构, 不管是银行类还是非银行类 (包括大型银行的控股母公司和大型证券公司) , 都被纳入到其破产处置和监管的范围之内。

(二) 其他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模式与银行风险预警机制

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催生了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其中英国和日本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值得关注。根据英国1987年银行法的规定, 所有银行均必须参加存款保险基金。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相似, 所有的银行必须向存款保险基金摊款。存款保险基金由依银行法建立的存款保险理事会负责, 该理事会由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司库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从成员银行中指定的人员组成。日本存款保险机构的资本来自于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和其它银行, 所有在日本注册的银行和各该银行在海外的分行的日元存款均受到保护, 外国银行在日本设立的分行之存款不受保护。

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官办、管民合办与民办[14]。官办即由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机构, 如美国和英国;管民合办即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建立的存款保险机构, 如日本和比利时;民办即由民间以协会形式存在的保险机构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存款保险的形式大致也有三种:强制、自愿及其结合形式。不少国家如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瑞典等采取强制的存款保险制度, 即要求银行向特定的存款保险机构购买存款保险, 这些保险费将成为存款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一旦银行无力兑付存款人存款, 将由存款保险机构出面支付存款人全部或部分的存款。德国和瑞士等国则基本上是自愿保险。美国是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方式, 即如前述, 所有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银行必须参加FDIC的存款保险, 非联邦储备体系成员的州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则可以根据州法或自愿原则参加存款保险。

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 减轻政府财政可能发生的财政负担,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事前风险防范的机制, 脱离了运行已久的“危机导向、事后补救”的金融监管轨迹。存款保险机构是按照经济利益原则建立起来的保险公司, 它在执行政策使命的过程中决不忘记业务活动利润目标。因此, 各国存款保险公司为避免风险银行破产而支付大量的赔偿金, 势必要通过建立一套预警机制如要求投保银行接受它的检查、指导和监管, 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以便防患于未然。

三、存款保险的法律解读

关于保险在现代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不用多说。保险业甚至进入了国际法的视野。世界贸易组织 (WTO) 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将金融服务定义为包括所有保险及与保险相关的服务和所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 (保险除外) , 并且不包括行使政府职能时提供的金融服务。然而, 我们难以准确界定保险的分类。通常, 按保险是否具有社会管理功能通常分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我国1995年颁布实施的《保险法》 (2002年10月28日修正) 主要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 前者是保险人承保被保险人的以财富为内容的损害风险, 它以补偿经济损失为目的;后者以人身作为保险标的, 它以给付保险金为目的。

存款保险显然属于财产保险, 存款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客户存款。但从各国的存款保险模式来看好像又不完全是普通的商业保险。譬如, 有些国家的存款保险带有强制性或半强制性, 而普通商业保险是完全自愿的;存款保险一般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的限制, 而普通商业保险根据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实力来灵活安排保险产品。

与普通的商业保险一样, 存款保险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保险合同法律关系, 存款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即当事人包括保险人、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等。保险人 (Insurer) 指收取约定的保险费并承担约定赔偿责任的一方当事人, 俗称“保方”。美国存款保险的保险人就是FDIC。被保险人 (The insured) 是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支付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遭到损害后有权接受赔偿的一方当事人。存款保险中被保险人在各国应该是存款客户。在财产保险合同中, 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合法的利害关系———可保利益 (Insurable Interest) 。存款保险的可保利益是银行破产时存款客户的利益。投保人 (Applicant) , 也称“要保人”, 可以是被保险人本人或其代理人。在美国, 存款保险的投保人即接受存款的各类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普通商业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以填写保单 (Policy) 作为要约 (Offer) 的, 保险公司的确认则为承诺 (Acceptance) 。存款保险的投保人通常直接向存款保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待其审查, 美国FDIC用不着去“拉保单”。

四、科学发展我国存款保险法治

在我国,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通常有隐性的政府信用担保;存款人甚至相信, 哪怕是股份制银行无力兑付存款, 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但海南发展银行的停止运行, 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城信社乃至股份制银行挤兑情形, 让存款人对金融风险变得更加敏感。这是我国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责任政府”执政为民, 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 更加有了宪法依据。为稳定金融市场, 同时避免政府隐性担保“偏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造成的市场不公,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显得日益迫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并且这些改革开放总体上是顺应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潮流的。中国加入WTO后则更加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之中, 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为大势所趋, 在国外不断拓展业务必然会遇到要求进行存款保险的问题, 同时, 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为保障安全经营及存款人利益, 也会向我国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存款保险要求。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外部环境逐渐成熟起来, 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切实可行。第一,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健全。如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实行了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以及差别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浮息制度, 并积极推广实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第二, 银行法律体系已基本完备。2003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进行了修改, 同时新颁布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这关于银行与银行业的三部大法把银行的经营管理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再加上1995年开始实施的《保险法》 (2002年修订) 、《票据法》和《担保法》等, 中国的金融环境有了规范的法律制度保障。第三, 金融从业人员的学历和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有不少复合型人才流入金融业, 商业银行软硬环境不断改善, 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些技术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关于我国存款保险法治的建立与科学发展, 笔者认为应理性地考虑并解决以下问题。

1. 我国必须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 借鉴美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存款保险的先进经验, 立法先行。存款保险制度本身就是“舶来品”, 发迹于市场经济平等公平意识浓厚的土壤。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传统的我国, 存款人与银行的存款保险法律意识只有伴随政治文明建设才能成长。法律与政治不可分, 法律制度必须有政治基础, 纯法律的理想不过是“法呆子”的幼稚而已。存款保险在西方某种意义上非常成熟, 用科学发展观来“移植”别国存款保险的理念与架构, 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符合法律经济学节约立法成本的原理。然而,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绝不是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宪法和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 我国应有一部存款保险的单行法或先有一部行政法规, 至少应有一个部门规章。我国银行金融业的法律制度经过加入WTO后10年的清理、修改与废止后相对比较完备, 不宜频繁地修正。我国《商业银行法》对存款人的保护有专章规定和立法的原则规定, 但其中没有存款保险明确内容的法条。考虑到我国《立法法》的立法原则 (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 规定和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 应在不违背上位法时从下位法立法开始试点, 诸如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存款保险条例》 (1) , 或者直接由国务院发布《存款保险条例》 (2) 。这些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的具体内容包括: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指导下建立一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存款保险经济实体, 多方筹集资金 (政府注资、发行股票与债券以及收缴保险费等) , 主要强制银行投保并适当照顾中小银行利益 (3) , 存款保险范围首先以居民储蓄存款 (含外币储蓄) 为主再扩及单位存款, 按每个存款人存款总额一定比例予以保障, 规定一个绝对数的最高限额, 甚至在银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实行差别保险费率, 等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本来就很艰难, 诸如对目前存款压力已经较大的银行带来一定财务压力, 进一步切断了大型商业银行将经营性不良贷款转嫁为政策性不良贷款的通道, 同时让一些小型金融机构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等而可能短期内不受银行欢迎 (4) , 在立法方面采渐进过程有利于金融稳定。

注:表中各项所占的分数及比例可根据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来调整。

注:表中的档次划分及费率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 我国可以借鉴同为经济转型国家的印度和俄罗斯的存款保险经验, 对银行关心的保险费率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印度一直实行的是单一固定的保险费率, 目前的保险费率为0.05%, 同时为降低大银行对单一保险费率的不满而采用保险费率返还的办法。俄罗斯同样采取单一的保险费率形式, 费率为0.15%, 在联邦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保险费率可以提高到计算基础的0.3%, 但使用费率的时间不得超过15个月。但采取同一费率, 又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费率的设计应该以每家银行经营风险程度为依据来制定有差别的风险费率, 以克服固定费率的缺陷, 这也是以后存款保险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

存款保险制度可对其成员机构的资本、收益、综合风险等方面进行评估打分[15] (见表1) , 根据其风险度的不同划分为几个保险费率组 (见表2) 。也可以根据评分来建立连续变化的保险费率机制 (见表3) , 这样可以将风险细化, 并准确的和费率联系在一起。运用logistic分布将评分和概率联系在一起的模型叫做logit模型[16]。首先用0-100的评分机制来定义一个函数, y=-0.16x+8, x∈[0, 100], y∈[-8, 8]。logistic分布函数定义为p (z) =exp (z) / (1+exp (z) ) , 然后我们把转换的评分和违约概率联系起来, 把违约概率表示成转换后的评分的函数F:

Prob (Default) =p (y) , y∈[-8, 8]

表3仅仅给出了一些转换后的评分和违约率之间的关系, 若需要更多可依据公式计算。然后参照市场情况给出一个最低的保险费率, 然后依据违约率的不同来得出相应的费率。设最低的保险费率为a (这是给评分满分的银行的费率) , 最高的保险费率为b, 对于任意一家银行保险费率为Rate=a+p (b-a) , 其中p为违约概率。

3. 在存款保险制度基础上注重金融监管, 更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并非万能, 它本身具有脆弱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存款保险方案, 除非它提供全额保护 (事实上不可能, 保险公司也有破产倒闭不保险的时候, 再保险亦然) , 并得到政府的全额支持, 否则不能防止系统性挤兑, 大规模的挤兑只有在政府的救助下才能制止。要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最根本的是要中央银行和银监会按照巴塞尔协议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促使其提高资本充足率, 稳健经营, 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14]。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印证, 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防范银行恐慌灾难的国际传播, 建立符合巴塞尓协议要求的国际金融法律秩序[6]。换言之, 我国存款保险的法治绝不是孤立存在的, 应该基于国内的法律文化之上, 放眼于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