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改趋同现象

课改趋同现象（精选6篇）

篇1：课改趋同现象

从第三代课改再出发 ——2013年课改现象观察

改革从来不属于某个特定年代，它是联结每个年代记忆片段的核心线索。改革之于教育同样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意蕴，每一个人都身处改革之中，都可能是改革或被改革的那一部分。

对于那些心怀理想并具有行动力的人来说，每一年都可能被定义为关键年份，2013年也是一样。当我们再次站到一个的节点，回顾并整理这一年的课改记忆时，往往会习惯性地将那些具有意义的概念、事件、成果和现象放置在全国乃至更大的背景下去打量和解读它的意义。

于是，那些在实践领域已经深度发生的课改图景再一次一一呈现。我们姑且沿着课改的轨迹截取其中的片段加以梳理。

第三代课改，应该是这一年的一个教育概念。这一概念是从实现人的完成成长的角度把课改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代课改是以“改结构”为典型特征的，即通过调整课堂结构、改进课堂教学手段和方式为切入点，实现课堂从低效到有效的跨越；第二代课改是以“改关系”为典型特征的，即在“改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实现课堂从“教中心”到“学中心”、从“师中心”到“生中心”的跨越；第三代课改则是以“改意义”为典型特征的，即在“改结构”和“改关系”的基础上升华教学的意义，摆脱知识对教育的束缚，打破课堂边界，实现课堂从关注知识和能力到关注智慧和生命提升的跨越。

如果说第一代课改和第二代课改是基于课堂改革，把课堂的育人价值加以放大的话，那么第三代课改则是从关注生命的高度切入，把一切资源都整合进学生的学习生活，从而实现学生生命的完整成长。从第三代课改开始，学校教育的改革逐步从课堂走向课程，从教学走向教育，改革目标从“指向能力”走向“指向智慧”。客观地说，这样的划分没有经过学术论证，但是对课改实践具有实际的引领意义。三代课改的厘定就是让课改的路径可视化，它让迷茫者借此看见方向，让行动乏力者因此更加有力，让在课改路上大步前行的路径由此更加清晰。正像失去了方向的航船，任何方向的风都可能是逆风一样，课改也需要不断校正自己的方向，擦亮前行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未来的视角和建设者的姿态，深入课改现场，关注意见领袖，洞察课改现象，最终选择如下关键事件和现象作为观察的素材。我们相信，每一年那些勇于探路的基层实践者都会被致以敬意，他们的行动不仅标志着课改进程的不断演进，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教育秩序的建立。

从课堂跨界到课程跨界

在过去的一年里，当“第三代课改”被正式提出的时候，“跨界”一词也开始作为第三代课改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引发关注。

有人这样定义“跨界”，是指不同领域的合作而产生的一个新行业、新领域和新模式，也有艺术界称之为“混搭”，在更多的时候则代表一种新锐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这样的解释丝毫与教育无关，但今天的学校教育改革同样需要跨界思维来推动。

在第三代课改背景下，跨界不仅仅指向课堂边界的打破，还指向课程界限的打破，最终让教师具有交叉学科的整合能力，让学生从碎片化学习走向系统化、整体化学习。

体现在课堂跨界上，就是打破班级、教师、学科之间的界限，充分相信学生，解放教师，强调管理和教学的双重跨界，实现班内“走组”，校内“走班”，实现“1托N”和“N托1”的授课形式，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最大限度地优化学校教学资源，增加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安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的“跨界大课堂”，山西泽州一中的“无界课堂”，湖南株洲景弘中学的“拼教”探索，都在不同程度地打破教师之间、学科之间和班级之间的界限。

体现在课程跨界上，旨在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界限，以课程整合为策略，跨越空间和时间维度，比如，以电影或电视片为载体，搭建跨学科的学习的平台，同样打通了学科之间的界限。重庆巴蜀小学过去的一年在课程建设上倡导跨界思维和跨界视野。他们从融通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重生活的角度思考课程整合，那些能突破传统课堂的边界的“特供”课程，犹如为孩子们提供了多种营养均衡、风味独具的菜点，正逐渐凝练出学校“创造与个性共生”的课程文化。校长马宏希望全体教师借跨界思维碰撞出跨学科视野下的崭新洞见，呈现出师生成长的新气象。

教室承载未来

第三代课改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从重建教室开始开启第三代课改，让改革的重心从“改课堂”走向了“改教室”。如果说“改课堂”是通过教和学方式的变革来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课堂效益的话，那么，“改教室”则是改变教学空间的“社会性、精神性和文化形态”。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教室重建”成为本报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说，教室不应该仅仅是一间HOUSE，更应该成为HOME；有人说，教室是一段旅程、一缕记忆。当我们重新审视教室的时候，在思想深处会遇到N个未知的教室。过去那个叫做教室的地方，可能更多地被作为学生学习的场所，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教室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喜欢的去处。教室首先是学习的场所，但同时也是生活的地方，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学习本身变成生活。

我们把教室定义为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诗意栖居的地方。教室是图书室、展览室，是探究室、操作间，教室是信息资源库，是人格成长室，是师生共同生活所，是生命的栖居地。教室应该是学习场、生活场和精神场的集合。教室应该是一个微社会，这个微社会里要有自己的班本课程、组本课程：随着政府规范办学力度的加大，传统课程的授课时间会大大减少，这为班级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新教室的宽松和现代化环境，为班本课程和小组课程提供了可能，为民主生活提供可能。

一间教室里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取决于教室桌椅之外的空白处流动着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学校开始启动“幸福教室”、“最美教室”建设工程，发动学生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其实这样的建设不只是改造环境，环境变化的背后是学校对学生成长需求的深切关注。我们看到，本报战略合作单位“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各地捐建“梦想中心”多媒体教室。在梦想教室，墙壁可以涂上孩子的想象，桌子可以摆出童话的堡垒，图书和互联网是开放的，孩子们在这样的教室里可以探究未知的世界。梦想教室让教室成为点燃孩子梦想的地方。他们的梦想课程主张，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

作为一个全新教育概念的提出，新教室意味着课改“从课堂到教室”的飞跃。重建教室就是重建一种教育秩序，让发生在教室里的改革从碎片化走向整体化；重建的起点是文化，是精神，是交往，是课程，而非知识，教室里不缺知识，缺的恰恰是精神，所以重建教室就是在教室里打捞精神。

高效课堂与高效读写联姻

在过去的一年里，阅读立法备受关注，阅读一旦立法就意味着要把阅读指数纳入文明城市指标。而作为学校，阅读不仅仅需要环境，更需要机制和方法。给孩子创造阅读的环境和机会，通过改善阅读方式来提高阅读效率和质量，让优秀读本成为孩子童年生活的重要影响，让更多的孩子远离网络，爱上阅读，让阅读为他们的成长打下生命的底色，最终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充满书香味道的校园。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一个人的写作史就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在过去的一年里，“高效读写”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成果与高效课堂正式联姻，为推进第三代课改注入新的活力。

读写困难是一种最常见的学习困难，很多有读写困难的孩子，都被误以为是懒惰和不专心。读写困难会让学生的其他学习过程极其艰巨，如数理计算能力、反应理解能力、推理想象能力明显不足。除非解决读写问题，不然这些人很有可能会避免所有与阅读、书写或拼字相关的事，疏于开口表达，懒于下笔成文，不能正常与人交流，并逃避交际，远离人群。

“高效读写”就是专门解决“少慢差费”的读写困难，提高读写效率和品质的教学方法。其独有的“学习成长三原力（感知力、思维力、创造力）”课程体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精神成长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大量实践证明，在不增加课时负担并保证理解率不低于80%的前提下，一个人一年的读写总量可以达到500万字以上。

高效课堂领跑学校——河北围场天卉中学、湖南株洲景弘中学先后引入“高效读写”课题成果，学生读写素养明显提高。如果说高效课堂通过放大学生的展示，撬动了学生学习动力系统的话，那么，“高效读写”通过阅读和写作则进一步打通了学生输入和输出的通道，进而实现学生学习的双高效。

慕课：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目前，学校教育正面临着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变革。2013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20慕课联盟”的成立，让“慕课”一词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的热词。“慕课”这一大规模在线课程掀起的风暴始于2011年，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2年，曾被《纽约时报》称为“慕课元年”。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远不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那么深刻。这一次，“慕课”的到来能否对学校教育产生结构性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认为，“慕课”是继班级授课制以后最大的一次革命，它使教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使得优质学习资源全球共享，全民共享。但也有人认为，“慕课”的出现虽然打破了学校的围墙，但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推进尚待观察和研究。“慕课”最大的威胁在于，学习者学习兴趣的保持以及学习过程的可持续性。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给予“慕课”的期待，显然远超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推动教育进步的力量有三个：一是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二是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三是教育内外技术的进步，而观念的转变，特别是体制、机制的变革，才是促进先进教育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为第三股力量的慕课，只有和前二者相结合，才能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最终汇成巨大的改革洪流，推动教育现实的彻底改变。

且不论“慕课”会对学校教育产生多大的影响，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慕课”来了，它为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本是教育变革的应有之义。

重提“全课程”

当第三代课改迎面走来的时候，“全课程”再一次被认识并置于一个全新的高度。“全课程”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思想，即用课程意识重新审视与学生成长相关的一切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资源都当作课程资源来开发和使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早在9年前，时任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教育局局长张欣就提出了“全课程教育”思想。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全课程教育”，即把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每项活动都视为课程，并像对待学科类课程一样去对待其他课程。这一带有草根智慧的教改命题，一下子把素质教育的实施阵地，从课堂拓展到了校园乃至家庭和社会。

2013年9月，北京十一学校亦庄实验小学正式开学，校长李振村领衔启动了“全课程”教育改革。在亦庄实验小学，“全课程”教育是针对持续十年的课改都是单学科推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提出来的概念。它以培养“全人”为目标，覆盖“学校全部生活”，推动学科全面融合，面向与教学相关全部要素（包括教学内容、教与学的方式、评价方式、教学组织形式、行政管理体制、学校环境等）的综合性课程改革。其唯一指向就是培养人格健全、思维活跃、个性鲜明、素质全面的儿童。

李振村说，“全课程”教育绝对不能演变成一个“大而全”的课程改革，不能成为一个不断做加法的课程改革，恰恰相反，它的特质应该跟它的名字构成“悖论”——“全课程”教育，反倒是一个更加简洁清爽、负担轻效益好的课程体系。于是，他们提出“全课程”的减法思维，让已经构建起的日益丰富的课程体系变得更简洁，更高效。

今天重提“全课程”，因为背景不同而意义不同。有人把课堂比作药品，把课程比作营养品，想疗救已经生病的学校教育，首先要敢于在课堂上动刀子，想让学校教育走得更好，就要有更丰富的可供多元选择的课程。在迈向第三代课改的进程中，当课堂系统建设好了，无论植入什么样课程，无论是教室重建还是读写工程，都可能产生更大的效应。所以，重提“全课程”意味着课改的换代、行动的升级

篇2：课改趋同现象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本领恐慌科研创新考评制度教师

[论文摘要]随着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推广，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广大教师群体中间产生了一种“本领恐慌”的现象。针对这些恐慌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消除教师“本领恐惧”现象的策略：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完善，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过去以强迫、压制为特征的权威意识，将居高临下变成与学生平等融洽；对自己有客观认识，主动取长补短。在学校方面要营造宽松民主的改革氛围，为教师创建使用信息技术的环境，对教师进行培训，认真推行与课改相对应的考评制度。

目前，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经历酝酿准备、试点试验之后，已经开始步人全面推广阶段。与以往的教育课程相比，这次改革具有很大变革与突破，其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强调能力很重要，以及情、态度、价值观更重要…。可以说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改革目标，都是基础教育的一场革命。但是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过程也必然会受到一些阻力。新课改虽然已初见成效，但伴随实施过程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深思。“本领恐慌”现象就是在新课改背景下广大教师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

“本领恐慌”实际上就是能力恐慌，由于新课改对教师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改变自己传统的教育思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不断的自我完善，才能顺应新课改的大潮流。不改变就无法胜任，不改变就有被淘汰和面临下岗的危险。面对新的知识与技能，面对社会对他们新的定位与期望，教师们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与焦虑。

一、教师“本领恐慌”现象的现状

1．教师在调整知识结构、组织和开发教学内容方面的困惑

过去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注重的是所编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从而导致课本内容过多、过难。学校和社会较多关注的也是人才选拔及进一步深造，而较少考虑社会的需要，以及每个受教育者长远的发展。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分依赖教材，拒绝接纳新知识，仅靠吃老本，循规蹈矩，缺少反思，从而导致知识老化，结构失衡。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状况，加强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面对新的课程内容，面对信息时代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互相之间不断地综合渗透，教师必须重新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调整。而传统的观念，陈旧的知识，固有的体系，使他们在接纳新知识，组织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怎么组织内容才能让学生学得有兴趣，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才能紧跟时代步伐，紧密联系生活实际，而且同时又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些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也正是许多教师的茫然与困惑所在。

2．教师在协调师生关系、发展学生个性与能力方面的恐慌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只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学习。过分地强调师道尊严，教师动辄训斥与体罚，学生在严厉地管教下，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唯师是从。没有丰富的想像力，缺少各自的创造性。导致学生个性丧失，千人一面。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个性、潜能开发作为教育的核心。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要求师生关系趋向于平等合作。但是教师们往往难以放下架子，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自己就是知识的权威，一旦学生提出建议或发表不同见解时就表现得诚惶诚恐。所以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他们既希望能够发展学生个性，引导学生创新，帮助学生挖掘自身的潜能，又怕自己在学生面前威风扫地丢了面子，最后导致班级内无法控制、一盘散沙的局面。他们在管理方面表现出对学生的不信任，在与学生合作方面也是顾虑多多，矛盾重重，这就使许多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发展学生个性方面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3．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处理教学信息以及实施教学过程中的焦虑

对于以往的传统教育，因为教材与教学模式的单一性，教师不需要搜集和处理过多的信息来组织教学内容，不需要过多考虑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发展，仅仅使用黑板、粉笔和教科书就可以完成教学的全过程。

而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课程改革，具有教材多媒化、资源共享化、教学个性化、学生需求多样化的特征，教师必须具备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和再现信息的能力，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传授知识的能力，以及在信息化环境中顺利完成与学生、同事之间的合作交互能力。

这意味着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学习新的教育技术手段并且熟练掌握，才能在新课程实施和应用过程中游刃有余。然而大多数教师自身信息意识薄弱，而且都背着沉重的教学负担，很难抽出更多精力投入在新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只能掌握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技能，真正在应用的过程中，教师还是顾此失彼，难以胜任。所以教师在学习和应用新技术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不自信或畏惧心理。 4．教师对教育科研创新的畏惧

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和供应商，总以“教书匠”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教师认为只要会教书、教好书就可以了，至于科研创新那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导致教学过程只是教而不思、教而不研的低层次反复，学生也是毫无生机地死记硬背，机械式地接受。而新课程目标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过硬的创造性素质和探索性的精神，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在新课程理念的倡导下，教师开始意识到科研创新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但教学过程中长期的循规蹈矩和经验授课，使教师缺少创新研究的

策略和方法，他们不善于在教学实践中挖掘创新点，发现新问题。即使有参与科研创新的欲望和需求，也无从下手，不知道选择什么问题更具研究价值，怎么研究才能有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个性的发展。也有教师觉得科研创新会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于是把其当成一种额外负担，进而忧心忡忡。

二、消除教师“本领恐慌”现象的策略

1．教师自身方面

(1)教师要不断学习和完善，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同时，拓展其他方面修养，淡化自己的学科角色，把学生视为接受教育的一个完整的人。在重视学生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的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心理情感的变化，给予他们爱、鼓励和关怀。

(2)教师要改变过去以强迫、压制为特征的权威意识，将自身的居高临下变成与学生的平等融洽。主动走出自我封闭的狭小圈子，注意联系学生的已有经验和社会生活实际，有意识地发现和利用班内外和校内外一切可利用资源，这样不但可以拓宽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而且还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与人格魅力，自然会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佩服与尊敬。

(3)教师应对自己有客观地认识，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主动取长补短。适当降低对自身的期望值，不要过分追求完美。应及时排除不良情绪，学会自我调适，一旦出现一些自身解除不了的心理困惑，可以借助于他人或心理咨询机构等。尽量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健康的心态，提高自身的耐挫力。

总之，教师们要领悟到，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只会考试升学、缺乏人文情感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要培养既有知识有能力又不缺乏爱心，同时又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身心健康的社会人。

2．学校方面．

(1)学校要营造宽松民主的改革氛围，尽可能地争取家长和社会各方面对新课改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为教师实施新课改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物质方面给予实际利益，在精神方面给予欣赏和鼓励，让教师不断体验由失败转向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教师的参与热情和使命感。

(2)学校应聘请教育专家和学者向教师介绍新理论、新技能，并与教师共同参与实际课堂教学过程，及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同时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反思，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最后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然后组织教师展开研讨、交流，将自己的感想和成果与其他教师分享，从而加深对新课改的认识和理解。

(3)学校要为教师创建使用信息技术的环境，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培训，定期在教师群体中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合作与观摩。但同时也要注意引导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比如在课堂教学中，不要无视教学内容，单纯地为了实现多媒体教学而盲目使用技术。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对于技术含量过高的部分，可以利用资源库中已有的素材，也可以让其他技术人员协助教师来完成，而不必对学科教师有过高的专业化要求。这样省时省力，也大大减轻了教师的负担。

(4)学校到教师都要认真推行与课改相对应的考评制度。考试制度不改革，教育还会回到过去老路上，课程改革也将是一纸空文。所以学校和教师要以关注学生的发展过程为宗旨，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评价，使考试评价手段不断激励学生追求卓越，不断进步创新，从而也减少教师在追求升学率与素质教育之间的权衡不定。

篇3：课改趋同现象

一、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调整的历史回顾

在我国, 单科性高校的大规模出现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 按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 我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从一些综合性大学中独立出许多理工、农业、林学、财经、语言、医药、艺术、体育等类别的单科性高校。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学科专业调整。第一次自1982年开始, 国家先后组织进行了文、理、工、农林、医药各科类本科专业目录的全面修订, 历时5年, 于1987年完成, 专业种数为671种。第二次调整于1993年完成, 并于当年颁布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专业种数为504种。第三次调整于1998年7月完成, 专业种数由504种调整到249种。

在后两次调整中, 农学的专业种数分别为40种和16种 (这里的16种不含目录外专业、引导性和试点专业) 。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调整, 伴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的逐渐升温, 体现了“拓宽专业口径, 增强适应性, 扶持优势专业, 提高办学效益”的原则, 专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些大学恢复了多学科的综合性, 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 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具体到农业高校来说, 这种调整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改变了原来单一农科专业招生生源不足、学科发展受阻、竞争力下降等局面。各农业高校纷纷以农科等传统优势和特色专业为生长点, 积极发展近农与非农专业, 形成了农学、理学、工学、经济学、医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多维发展的格局。但是, 调整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呈现出来:一些高校盲目从众, 迎合社会成见、偏见, 中专升为大专, 大专升为本科, 单科型高校追求综合化, 综合型高校追求研究型, 许多富有特色的单科性高校纷纷“改名换姓”, 师范高校不愿姓师, 矿业学院不愿姓矿, 地质学院不愿姓地, 国防高校也不愿姓国防。无独有偶, 近年来, 在农业高校中也曾经发生过“农”字招牌还要不要挂下去的争论。甚至有些高校已经有所行动, 一些农业高校合并进综合大学, 还有一些或直接去掉“农”字, 或改称科技学院、科技大学等等。即使是仍然将“农”字招牌坚定地挂起的各个农业高校, 也存在着去农、非农化等倾向, 存在着严重的专业设置趋同化倾向。

二、农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演变分析

1. 样本选择。

为了体现样本选择的科学性、代表性, 在选择样本时:一方面考虑了样本高校的层次、结构、地域等特点, 选取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农业大学等10所农业高校, 样本地域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农业特色区域, 层次包括了部属和省属农业高校。另一方面, 在选择专业设置的时间断面上, 考虑到与1993年、1998年两次专业调整完成时间的契合, 为了反映两次调整后样本高校专业设置的初始状况, 同时也考虑到体现专业设置的最新变化, 所以选取的时间切面为1994年、1999年和2007年。虽然在此过程中有些学校名称稍有变化, 但都还保留了“农”字, 所以仍然入选。

本科专业数据统计来源是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1994年版、1999年版和2007年版, 编撰机构都是国家教委 (国家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出版机构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统计数据包括专业 (方向) , 并保留了目录外专业、引导性和试点专业。

2. 样本分析。

根据样本高校三个时间界面本科专业设置的原始数据, 我们可以整理简化出各自专业门类分布的比例,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农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变化有五大特点:

第一, 去农化、非农化趋势明显。表中显示, 无论是单个高校, 还是10所高校总体, 农学类专业数量在总专业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 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是福建农林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 变化过程分别为73%→50%→22%和76%→53%→26%, 降幅分别为51%和50%。从10所高校农学专业总比例变化来看, 如果说从1994年的59%下降到1999年的36%, 其中有由1993年专业目录中的40个下降为1998年的16个的原因的话, 那么, 比较1999年的农学专业和使用同一专业目录的2007年的农学专业, 则从36%下降到了23%。目前, 农业高校中农学专业在专业总数中所占比例多数已经不到1/4, 其中南京农业大学占21%, 华南农业大学占18%, 而作为中国农业高校“领头羊”的中国农业大学仅占16%。这些数字说明本科专业设置的去农化、非农化已经成为农业高校的共同选择。

第二, 农学类专业趋同化明显。关于农学类专业,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994年在农学类专业目录总数为40种的时候, 各校开设的该类专业数量基本上保持在9-13种之间, 占目录总数的20%-30%左右;到了1999年, 在农学类专业目录总数压缩到16个的时候, 这一比例上升到50%-70%;而到了2007年, 各校开设的该类专业数目大多在12-16种之间 (目录总数仍为16个) , 占总数的80%-100%左右。结合表1可以看出, 1994年前后, 各校的农学类专业设置从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或多或少地体现各自的办学定位、地域特色等因素, 而其后10多年来, 各校农学类专业的大同小异和趋同化成了不争的事实。

第三, 理工科得到明显加强。从表1看出, 与去农化、非农化的趋势相对应的是农业高校理科、工科的明显强化。横向来看, 1994年, 10所农业高校开设的理科、工科专业所占比例与农科专业所占的比例之比大致是1︰2, 即 (5%+26%) ︰59%;1999年两者达到持平, 比例为 (9%+28%) ︰36%;到了2007年, 这一比例调转为2︰1, 即 (15%+31%) ︰23%。纵向来看, 10所高校理科、工科专业数量在总体专业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 1994年、1999年、2007年对应的比例分别是31% (5%+26%) 、37% (9%+28%) 和46% (15%+31%) , 从占专业总数的近1/3, 上升到雄据半壁江山。从上表还可以看出, 各农业高校近年来新增的理工科专业具有较高的趋同性。

表格说明:此表根据国家教育部 (原国家教委) 高等教育司编撰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1994年版、1999年版和2007年版 (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10所样本高校的专业目录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第四, 管理学等热门专业异军突起。1993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将所有专业归入10大学科门类, 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998年的目录则将原有10大门类中包含的管理类专业提取出来, 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大门类, 即管理学, 从而使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形成了11个大学科门类。根据1994年、1999年和2007年三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显示, 1994年开设的专业中, 分散在原有10大门类中的管理类专业数量较少, 10所农业高校开设的管理类专业仅仅只有4种共13门次, 其中有9门次是农业经济管理;到了1999年, 管理学门类独立后, 10所农业高校的管理类专业开设了10种36门次;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9种95门次。从上表也可以看出, 1999年和2007年, 10所农业高校管理学专业在专业总数中的比例超过了理科专业, 达到16%, 在11个大门类各自所占比例中稳居第三。需要注意的是, 各校新增的管理学专业也具有很高的趋同性。

第五, 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继续边缘化。文、史、哲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和支撑, 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立足点, 更是非文类单科性高校应该着力加强的学科专业门类。但是在这些单科性高校, 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边缘化已经使人文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在农业高校中, 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从表1看出, 历史学和哲学2个门类加起来在农业高校专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1994年、1999年和2007年分别为2%、0%和4‰, 简直边缘得无法再边缘了。再以文学为例, 10所农业高校曾经开设过的文学专业只有3种6门次, 分别是英语4门次、日语1门次、艺术设计1门次;仍在开设的文学专业也只有9种共25门次, 其中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音乐学这些文学艺术基础专业仅有4门次, 不到10所农业高校专业总数的1%, 而工具性和时尚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占了21门次, 如英语和日语占了11门次, 艺术设计4门次, 也具有很高的趋同性。

三、农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趋同化的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从专业设置角度看, 农业院校正在快速走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的目标, 在此过程中, 农学专业和其他非农专业的快速趋同也使各农业院校专业设置严重趋同化。造成这种事实的因素很多, 如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促进了趋同化进程[1];1998年专业目录的大幅减少增加了专业趋同性的几率等等。这里重点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专业设置趋同化做一分析。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 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性, 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一是强迫性机制, 指组织被迫采纳某些结构或程序;二是模仿机制, 指组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简单地选择复制或模仿另一“成功”组织来降低不确定性;三是规范机制, 指组织为了取得优势地位而采用某些程序或形式, 它来源于专业培训、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化。社会规范机制对组织的趋同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这三种机制导致和促使了组织之间的趋同性。新制度主义学派还认为, 除了制度环境外, 组织还面对一定的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按照效率机制, 按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 获得效益。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农业院校本科专业设置严重趋同化的原因, 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解释:

1. 强迫性机制和模仿机制作用下的趋同化。

强迫性机制的背后是政治形势和法律法规。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高校的本科专业设置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束缚, 许多情况下还是习惯于用政治的或行政的观念、方法和模式去管理运作大学学科专业, 还不习惯于面对市场、面对社会需求、面对学科发展前沿而设置专业。以农业院校为例, 1993年版的专业目录中农学门类下设7类40种专业, 7类分别是植物生产、森林资源、环境保护、动物生产与兽医、水产、管理和农业推广, 虽然分类较多, 但是仍旧相对陈旧僵化, 难以涵盖学科前沿发展方向。这一趋势到了1998年新的专业目录颁布时, 仍然没有改观, 农学专业虽然仍有7类, 但是专业数量已经萎缩为16个, 分类的局部调整是删去管理类、农业推广类, 增设草业科学类;改环境保护类为环境生态类;分动物生产与兽医类为动物生产和动物医学两类。这种分类实在不能体现现代农业发展所急需的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的要求, 不能体现新兴交叉学科的成长要求。另外, 萎缩的框架不但不能避免, 而且从行政法规的角度使专业设置的趋同化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

模仿机制在农业院校本科专业设置中的作用体现比较明显的例子之一, 就是新上专业的盲目性和一哄而上。比如外语专业, 该专业培养的是专业性、工具性人才, 农业院校前沿学科专业的双语化教学和开设外语专业是两码事, 但是外语专业还是在农业院校中大行其道, 作为本研究样本的10所农业院校2007年没有开设英语专业的只有沈阳农业大学1所。与之类似的例子是10所农业院校2007年没有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的只有3所。

2. 规范机制导致的趋同化。

1998年完成的普通高校专业调整使专业种数由504种下降到249种, 教育部随后于2001年下发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 指出高等学校可根据《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 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外设置社会发展急需、已具备培养条件的本科专业, 优先发展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材料科学等高新技术类本科专业, 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 可以在宽口径专业内灵活设置专业方向等等。在这种办学自主权逐步下放的制度环境下, 农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按道理讲应该是可以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 但事实上是进一步趋同化了。那么是什么束缚了这种可能性?在这里规范机制发挥了作用。

有两种现象可以说明制度环境形成的规范机制对专业趋同化的影响。一种是软性制度环境的代表现象如大学排名造成的社会偏见和从众心理, 促使单科性院校为了取得社会承认, 不得不向多科性和综合性高校趋同, 因为排名好的高校都是综合性、研究性的大学。近年来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虽然有着非政府性, 但也没有受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否定, 所以有着实质上的巨大社会影响。从198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所发布以在国际权威刊物上的论文数为指标的“学术榜”以来, 全国已有近20家以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大学进行评价与排名的大学排行榜约100个。其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一年一度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在全国教育界有较大的关注度, 该评测报告囊括了中国几乎所有高校, 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教育部门公布的权威数据。社会公众希望通过这些排行榜了解大学发展状况, 家长、考生也希望通过这些排行榜确定报考的方向, 所以这些排行榜的排名规则对高等院校的学科专业发展有着一定的规范机制作用。当这些排行榜的前列几乎完全被综合性院校占据的时候, 单科性院校如农业院校陷入了边缘化生存的尴尬处境。于是, 这些高校在规范机制作用下, 盲从地跟随综合性院校增设学科门类、拓宽专业领域, 结果必然是新上专业的高度趋同化。

另一种是硬性制度环境的代表现象, 如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造成了高校寻求合法性机制保护的需求, 从而助推了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趋同化。开展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是保障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从21世纪初开始强力推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并于2004年颁布了调整完善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 适用于全国普通高校。在其后除了颁布《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对部分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及体育类、艺术类高等学校评估指标调整的说明》, 对部分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和体育、艺术类、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做出少量调整和完善外, 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都要适用于同一指标体系和同一标准。

具体到农业院校来说, 一些地方农业院校和某些重点大学、综合性大学使用同一种评价体系和标准, 无形中使学校在办学指导思想、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乃至大学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不得不向重点大学、综合性大学看齐。如果不这样做, 则有可能在这种体系和标准的游戏中被淘汰出局。这样一来, 一些农业院校就不得不放弃真正的特色和个性, 以重点大学、综合性大学为标尺, 刻意追求大而全, 从而试图求得合法性、规范性机制的保护。这样的后果反映在专业设置上, 就是趋同化的加剧。

3. 效率机制诱导的趋同化。

我国高校经费来源大体上分三部分:财政拨款、校办企业创收和学生学费收入。虽然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呈逐年增长趋势, 但相对于高校的迅猛扩招, 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 而且随着政府在三级教育中, 把更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初等教育, 因此, 本来就捉襟见肘的高校经费, 出现了相对的下降[3]。虽然学费收入可以分摊教育成本, 但是从国民收入人均来看, 我国高校目前的学费标准已经对多数家庭构成了相当的压力, 因此, 从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来说, 目前的学费标准已经不适合大幅度提高。而我国高校的校办企业虽然近年来有所发展, 但是大多数高校校办企业仍然存在着规模小、产权乱、体制不顺、总体效益差等问题。这些现象在地方农业院校尤为突出。与政府重点建设、社会捐资青睐有加的“重点高校”、“名牌大学”相比, 依靠当地财政拨款的地方农业院校, 财政拨款实在捉襟见肘。农业院校校办企业经营的大多是被国家限制利润率的涉农产业, 上缴学校收入占学校办学经费比例很低。因为生源地大多是农村, 贫困学生比例偏高, 所以国家严格限制农业院校农学等专业的收费, 使办学成本相对较高的农学专业学费收入又偏低。办学经费不足对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不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体现在专业设置上, 就是受效率机制诱导, 追求效益最大化。比如办学成本高而收费低、效益低的农学、畜牧等传统专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而成本低收费高、效益高的短线专业如管理学、法学、英语等新上专业异军突起, 增长迅猛。

四、农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趋同化的不良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农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存在着严重的趋同化现象。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认为, 专业设置趋同化现象造成的后果是高校无特色、人才无特色。从农业高校近年来的办学实践也可以看到, 专业重复设置的后果还有教育资源浪费、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同类专业人才过剩、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显而易见, 农业高校的管理学、法学等专业的师资力量没法与重点高校、综合性高校相比, 其毕业生也难以与重点高校、综合性高校的毕业生站在同一竞争线上。可以试想, 如果农业高校涵盖了几乎所有学科专业门类, 我们究竟该期望它们怎样科学定位?怎样办出特色?以管理科学专业为例,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2008年6月公布了“2004-2007年全国高校本专科部分专业就业率区间分布”情况, 地方所属高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管理科学专业2004-2007年的就业率区间分别为B+、C-、B-、B+和A-、B-、A-、B+;社会学专业数据为D+、C+、C-、C-和B-、C+、B-、B+ (1) , 地方所属高校与中央部属高校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在地方所属高校中还处于劣势地位的农业高校。

专业设置趋同化的背后, 实质上是办学目标和发展定位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对农业高校的特色办学、科学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预测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

摘要：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趋同化, 是当前我国高校趋同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业高校, 在竞争压力下, 通过调整专业设置向综合类或其他类高校雷同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去农化”、非农化速度加快、雷同专业比例增大等。对农业高校不同时期的本科专业设置进行比较研究, 能够揭示专业设置变化的规律和特点, 指出趋同化的危害。

关键词：农业高校,专业设置,趋同现象

参考文献

[1]俞俏燕, 邬大光.我国高等院校趋同现象解析——以单科性院校发展为例[J].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 (04) .

[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89.

篇4：我国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分析

摘要：新制度学派是组织社会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而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学派中最重要的机制，它为分析组织中的趋同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文章简要阐述了合法性机制的内涵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分析了我国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并对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新制度学派；合法性机制；组织趋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高校升格、改名热潮，这主要体现在专科院校想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普通本科院校想升格为211高校、211高校想升格为985高校、985高校都想成为北大和清华；以专科命名的学校改名为学院、以学院命名的学校改名为大学。伴随着高校升格热、改名热的是各高校在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直接建新校区，学校的办学硬件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高校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与专业设置、学校组织形式与管理制度上却基本相同，造成我国大学组织办学日益趋同，从长远看这些做法很难提高高校办学质量，但是，为什么依然出现这种现象？从表面看，这种趋同现象似乎是普通大学为了生存发展纷纷向重点大学学习模仿的表现，但是现象背后的理论，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与分析。本文试图从新制度学派理论中合法性机制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本文将简要介绍合法性机制的内涵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本文将从合法性机制这一视角对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本文将对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避免过度趋同的策略；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 合法性机制

1. 合法性机制的内涵。合法性机制既是组织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又是新制度学派最重要的机制。“合法性”（Legitimacy）这一概念首先由韦伯提出。他认为任何组织、群体、社团或部落内部都有一个权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合法：首先是个人魅力，即由于个人魅力人们愿意追随；其次是传统，即由于传统使然人们愿意服从权威；最后是建立在法理上，对理性制度之上权威的认同。在社会认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权威关系是制度学派中合法性概念所强调的。周雪光教授将合法性机制定义为：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一种制度力量。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由于受所处制度环境制约，为了追求社会承认，必须采纳社会普遍接受的组织形式或行为。

2. 合法性机制在组织中的作用。新制度学派强调合法性机制的重要作用。这里合法性机制的影响除了法律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还有观念制度、文化制度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合法性机制可以在多层面发生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合法性机制可以通过影响组织行为，提高组织地位，使组织得到社会承认，并促进组织之间资源的交往。

影响组织行为的合法性机制可以从强意义和弱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指组织或人处于制度环境中没法自主选择其行为及形式，都是由制度塑造。Mary Douglas认为制度通过塑造人的思维习惯、塑造社会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功能以及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这三种机制塑造了人们的思维，进而影响组织或者人的行为方式。例如，国家将大学划分为三六九等，有全国重点大学，地方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高职高专院校等，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机制通过对大学分类、排名来影响大学组织的行为。Meyer和Rowan也从强意义上探讨合法性机制，他们认为如果组织存在于制度环境中，并能成功适应所处环境，那么组织就获得了生存所需的合法性及资源，因此应该从组织所处环境研究组织行为。虽然Meyer和Rowan认为制度环境对组织或人的行为方式有重要作用，但是他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在分析组织趋同现象时过于抽象，不易理解。

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指组织或人的行为是通过制度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实现的。DiMaggio和Powell主要从弱意义上探讨这一机制，他们认为制度具有激励作用，通过制度影响资源分配，可以激励组织或人去采纳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与强意义上合法性机制所认为的制度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不同的是，这里强调制度通过激励机制来影响组织或人的行为。组织或人的行为是基于利益基础上有意识的理性选择。DiMaggio和Powell从弱意义上探讨的合法性机制强调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甚至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他们提出的强迫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机制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

二、 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分析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追寻着我国大学组织办学为什么没有特色问题，从新制度学派理论视角来看，这是因为大学组织为追求合法性而导致的制度同形。任何大学为了生存，必须得到社会认可，即寻求合法性，而合法性约束了大学组织的行为。目前，我国公立大学由政府主办，公立大学的办学资源绝大部分来自政府，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于大学办学资源的分配决定着大学的发展甚至命运，故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形成办学特色，而是寻求合法性获取政府支持。当大学办学特色与寻求合法性产生矛盾时，对大学来说只能是寻求合法性而舍弃特色。因为作为开放系统的大学，与外部存在紧密联系，且深受大学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大学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组织的制度环境强调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为了生存，其组织形式及做法需要符合社会期待和普遍认可。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了高校扩招政策及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的“211工程”和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这些政策实施之后，211高校、985高校被认为是高水平、高质量的重点大学，而清华、北大则代表着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如果学生进入这些高校学习，就能比普通大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家长将子女进入重点大学学习作为其获得成功的一种标志，知名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也把求职者所就读高校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指标。211高校、985高校通常以“大学”作为学校名称，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优质的生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各领域的高级人才，享有极高声誉。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日益关注，因此被社会公众“广为接受”的高质量大学就是211高校、985高校。目前，政府财政拨款是公立大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层次越高的大学，获得的教育经费越多，在211、985工程名单中的大学获得大量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清华、北大更是如此，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获得的教育经费则相对较少，这种拨款制度使很多高校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学院开始主动去思考学校生存的合法性，否则，它们很可能被政府和社会公众忽视，其生存与发展会受到严峻考验。在社会公众片面评价和政府不合理制度设计的推动下，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为了生存，他们脱离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学习模仿211、985高校，导致大学组织办学缺乏特色，日益趋同化。

DiMaggio和Powell认为制度环境通过强迫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对组织趋同产生影响，组织目标越模糊，组织环境越不确定时组织之间越容易趋同。笔者认为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是导致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的两个主要机制。所谓模仿机制，就是当组织出现不确定性时，模仿同一领域中最成功的组织，采用成功组织的做法。当组织目标模糊及发展环境不确定时，风险小，减少不确定性的办法就是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做法。由于国家对大学如何定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没有明确规定，大学特别是普通大学的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而“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具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和良好的社会声誉，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源，这类大学由于自身的优势和政府的重视，在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公众的信任度上，以绝对优势超过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及更多办学资源，减少不确定性，普通高校甚至高职高专脱离实际情况盲目地以211、985高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社会规范机制是由社会规范产生的一种观念与思维方式，它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任何组织都存在于制度环境中，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也不例外，假如大学想被社会承认和接受，就应该认同并接受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通常来说，如果大学展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越一致，其被承认和接受的可能性就越高，也越能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中。因此，大学会采纳并模仿那些具有合法性的，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使其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一致。社会公众基本上都认为211高校、985高校才是高水平大学，进入这类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优秀学生，这类学生毕业后更容易受到用人单位认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观念，普通大学模仿重点大学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组织及管理制度等。

三、 对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的思考

1. 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的影响。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在大学发展历史上一直存在，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最初是模仿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立的；德国的柏林大学在一定时期也是世界各国大学模仿的对象，美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模仿柏林大学而建立。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大学组织办学趋同现象。大学组织在某些方面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学之间资源的交换，办学效率的提高。例如，大学在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上的趋同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大学组织之间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上的趋同有利于提高大学组织运行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因为学校组织是一系列交易的交易结果，是契约选择的结果，学校组织之所以在各种组织形式中胜出，是因为学校组织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易费用。教育具有外部性、评价标准模糊、教师劳动难以有效监督等特点决定了学校和师生之间的交易选择特定的契约形式，而特定的契约形式决定了学校组织的形式及管理制度。但是大学组织过度趋同则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造成高等教育资源浪费，影响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无法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最后，使大学失去创新力与特色，难以培养创造性人才。

2. 避免大学组织过度趋同化对策。

（1）合理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以及高校争取政府资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学组织办学的趋同，因此应该对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适当调整，使得资源配置方式能有利于引导各类高校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我国的高校分类很复杂，可以分为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部属大学与地方大学、“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等等。不同层次高校获取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存在天壤之别，为了获取更多各类资源，高校都想尽各种办法提升其知名度和层次，更有甚者，通过改名以提高其层次和知名度。因此必须改变单一的以大学层次为指标的资源倾斜政策引导各类大学合理争取资源。虽然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倾斜于重点大学有一定合理性，例如，改善大学教学及科研条件、吸引优秀学生、引进优秀人才等，但是这对非重点高校的发展不公平，容易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

（2）对大学进行合理分类与定位。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合理的大学分类标准、大学对自己的定位也不准确，这也是大学趋同化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对大学进行合理分类与定位，在对大学的分类上可以借鉴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美国卡内基分类是依据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予以划分，这种分类是通过对各个学校的性质、培养目标、学校规模、学生及教师特征等信息进行整合，把性质相同的学校归为同类，但并不代表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或排名先后。根据这一依据卡内基大学分类将美国的大学分为博士型大学、硕士型大学、学士型学院、副学士型学院、专门学院、原住民学院这六大类。但是在借鉴的基础上也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服从一定目的和对象，对大学管理机构来说，应该制定一套科学合理，有具体分类标准的大学分类指标体系及管理制度，并突出大学特色，引导大学合理发展，让不同层次的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应该根据学校自身情况、当地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对高校合理定位，明确学校的类型、层次、规模、办学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及管理制度等，以体现学校自己的办学特色和风格。

四、 结论与讨论

新制度学派认为组织发展始终面临着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这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强调效率机制，即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回报；而制度环境则强调合法性机制，即在效率与合法性冲突时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采用的符合社会期待和普遍认可的形式。组织生存的两种方式分别是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这两种机制也是解释组织趋同的有效理论分析框架。效率机制通常适用于组织目标明确以盈利为目的盈利性组织；合法性机制通常适用于公益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职能，其职能决定了大学是不以盈利为目、目标模糊、社会期待高、评价标准模糊的非盈利性组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运行机制与盈利性组织虽然有一致的方面，但也存在重大差异，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大学内部可利用的资源同样有限，需要尽可能遵循效率机制，因此效率机制也在大学组织趋同现象中起作用，但是我国大学组织的趋同现象更多地表现为大学在制度环境下追求组织合法性而导致的制度性趋同，而追求合法性主要是通过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来实现。

总之，大学组织的趋同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甚至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我国社会公众的评判标准及政府的某些制度设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使普通大学处于弱势地位，它们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位置但不得不存在下去。这些因素会使大学产生不合理的趋同现象。因此，社会公众应该对大学保持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政府在制定有关大学发展政策或制度安排时，既要考虑它的积极影响，更应该考虑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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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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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应强.高等教育质量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1，（5）.

作者简介：曹淑江（1966-），男，汉族，山东省沂南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教育财政；严宇（1987-），女，汉族，湖北省监利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教育管理。

篇5：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论文

雄厚的市场经济发展基础是《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和施行主要力量,它符合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状况,但对于我国来说,并不拥有《国际会计准则》推行的良好市场经济基础,这是与发达西方国家相比,《国际会计准则》难以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例如,如果照搬《国际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就会使得《国际会计准则》的某些规定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毫无用处,因为在我国经济环境历史中可能刚刚出现甚至还未出现西方国家常见的相关经济事项。以我国会计准则为参照点,在会计准则中的某些特殊会计事项,可能在《国际会计准则》中丝毫位见,因为它同样也不适应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现状。所以不能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不能只单纯追求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加上我国跨国公司少、资本市场薄弱、国际贸易发展不成熟,使得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集团”力量比较弱小,因此,由于我国经济基础不够牢固,对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走向趋同产生了较大的阻力。

2.2法律环境条件不够完善

会计准则与法律法规是紧密相联的,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就成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难以走向趋同因素之一。例如,在会计准则规范重点内容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现状,使得《国际会计准则》以资产负债表为主,该表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但我国且以利润表为主,因为我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公司上市、增资配股、退市均以利润作为判定指标,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产负债表信息的质量,可见我国还未提供一个完善的会计准则走向国际趋同的法律环境。

2.3社会意识觉醒不够程度

篇6：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演化博弈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演化博弈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采取了系列重要举措,加速了各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步伐。据统计,目前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但这是否意味着2011年将成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发展的终极,此后各国围绕财务报告准则的利益之争将会终结,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将成为唯一而稳定的协调组织,我国2011年后也将严格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行事,并完全通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参与会计协调,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商榷。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个协调的、动态的、多维的和不断演化的过程。曲晓辉(2001)提出,会计理论和国际会计研究表明,会计系统是从它所服务的外界环境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演进,并且反映它所服务的环境的。世界各国由于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会计环境大相径庭,这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由此而导致趋同的成本很高,过程也很漫长(冯淑萍,2003)。本文从演化博弈的视角对会计准则国际协调趋同的“相互承认”、“大国主宰”、“国际趋同”和“趋同后的等效” 四个不同机制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进一步参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策略和角色转换提出建议。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演化

博弈分析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也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所不同的是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

(一)相互承认机制

回到会计国际趋同的初始状态,即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双边会计相互承认机制的研究。一种情况是如果相互承认机制是以否定掉了会计国别之间的差异为前提,那么会计准则“本国特色”将被消除,这很难被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大国所接受。正如在IASC的发展过程中,有人提出过多重确认法,即如果A 国公司投资于B 国公司, 而B 国公司也投资于A 国公司,那么,AB 两国分别承认对方的会计准则。这一协调方法的提出,立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大国的反对。因为,美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关系,如果都采取多重确认法,那么这种会计协调就等于零。因为,他们是两个会计方法基本截然不同的国家,多重承认是无效的,也不会有成果的。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互相承认机制保留因政治、法治和经济环境所引起的国别间的会计准则差异,那么盲目的认同必将导致各国为争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利益而机会主义行为泛滥。通过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当国际资本市场上存在多套不同的会计准则,而因为文化、政治、法治等因素的差异,一国很难对另一国的会计准则进行有效监管时,则无法有效避免各国放松本国监管的本能冲动的。参与博弈的各方都会意识到在对方严格监管自律而自己放松监管时所获得的巨大好处,以及对方放松监管而己方严格监管自律时将蒙受的损失,因而最终形成的是博弈双方都选择放松监管的纳什均衡。即使是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脆弱的互相承认平衡状态,机会主义或其他因素也会很快将此不稳定的均衡状态破坏掉。

(二)大国主导机制

上述博弈分析是基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参与国实力相当、特征相同,但这很难贴近现实。通过经典的“智猪博弈”模型对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大国与处于绝对劣势的小国之间的博弈分析,我们发现,要想通过大国来主导制定公平、有效的国际会计准则是不可能的。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改组为例,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之前的16 个理事中,尚有4 个理事(马来西亚1 个席位、墨西哥1 个席位、南非和津巴布韦1 个席位、印度和斯里兰卡1 个席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但是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共14 个席位)中只有南非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1 个席位,大部分席位为英美国家所有(占了7 个席位),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即使是为了广泛听取世界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意见和建议而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在其总共49 个席位中,美国就占了10 席。

可以预料,国际会计准则将更多地体现英美国家会计标准的特点和内容,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与向英美国家会计标准靠拢在本质上将不会有多大差别。当然根据演化博弈的思想,现实中的博弈双方间的博弈行为是不断深化和协调的,欧美之间也并非时时行动一致“美化”和“欧化”之争,会将双方重新带回到国际趋同选择的双边博弈状态,任何一方的行动都将会带来另一方行动的改变,并最终影响着会计国际趋同的进程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且,大国的垄断博弈均衡也会随大国内部的博弈局势变化而变化。

(三)国际趋同机制

演化博弈范式推动传统博弈论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一个既定的创新突变机制来看待,结合演化思想,国际资本市场各参与国就会计准则趋同的博弈最终结果是,参与各方都会选择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的策略,这一均衡的实现是路径依赖的而且具有累积和加速效应,即当参与趋同的国家越多,其收益的累积效应就越大,而不参与趋同的损失累积效应也会越大,均衡实现的稳定性就会越强,与其他均衡的竞争性也就越强。这一点与现实是相符的,IASC 1973年成立时的会员代表为9 个国家、16 个会计职业团体,到2000年底改组为IASB时的会员代表迅速扩大为112 个国家、153 个会计职业组织。

演化博弈范式推动传统博弈论向前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引入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模型。在欧洲,欧共体颁布的第4 号、第7 号指令 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阐述。在北美, 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个国家的会计师协会也制定过二至三个会计合作方案,充分体现了会计准则区域性统一的发展趋向。另外, 南美以及东南亚各国也在积极地朝着会计准则区域协同的方向发展。所以,会计准则的区域协调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至少可以成为国际协调机制出现缺陷时的一种替代选择机制和权力重新分配的代理机制。

(四)趋同后的等效机制

演化博弈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否定“终结”的思想。由于各国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完全趋同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趋同只是基础,等效才是目的。按照欧盟委员会于2007 年12 月发布的“关于建立认可第三国证券发行者采用的会计准则等效的机制规则”正式对会计准则等效所作的定义,即如果投资者根据以第三国会计准则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和根据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对证券发行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做出相似判断,并且很可能会做出相同的投资决定,那么就可以认为第三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种“等效承认”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演化的更高一阶段,是以趋同的国际会计准则为“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的。

同样,等效机制其实也是对趋同机制的一种替代,使参与各方的博弈又回归到双边环境下,只是博弈的平台是搭建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基础之上。从经典的对等博弈来看,等效认同机制可能首先会在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当的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的利益保护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经济联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会计的区域协调不断发展,相信会计准则的等效机制也会在区域协调机制中不断扩散。

三、启示与建议

关于上述四种机制的“创新”、“选择”、“扩散”、“替代”的关系,按照演化博弈思想,创新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会计国际趋同提供了不断向前演进的动力,而选择则是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机制的适应性,选择适应性高的演化机制,淘汰适应性低的演化机制。参与者明智的选择策略,是其对社会经济环境良好的判断能力的集中体现。

扩散描述了创新是如何被复制和采用的过程,所谓扩散是指创新通过特定的渠道在一段时间后被社会成员知道、接受和采用的过程。当然,扩散过程会受发起成员和跟随成员能力大小的影响,也受到路径依赖的约束。当前会计国际趋同已经进入等效机制协调阶段,如何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合作,推进我国会计准则实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等效,将是会计国际趋同新的历史阶段下,我国参与国际趋同机制进行“策略先行”选择的又一次机遇。它既有利于我国顺应会计国际协调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提升会计国际趋同演进中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冯淑萍。关于我国当前环境下的会计国际化问题[J].会计 研究, 2003(12)。

[2]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9(2)。

[3]曲晓辉。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刍议[J].会计研究,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