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精选8篇）

篇1：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2012.12.28

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学者、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由于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靠资本投入方式要转创技术进步的方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重组是市场问题，要发挥好市场基础作用，政府需要做的是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通过节能减排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转岗培训和社保体系问题。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十八大报告提出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主导的主要领域是那些无法依赖市场，比如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教育、养老、医疗公共事务层面，基础设施、重大科技研发等，还有对市场造成伤害要施行行政管理如地沟油、重金属污染等。

现在政府大量的投资，有些效率下降、产能过剩，这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都应该有民众听证制度，预算和支出是要透明的。未来改革方向应更多的靠市场自发调节，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和监管。但是政府必须要承担市场监管职责，而不能出现谁出钱多就为谁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监管俘获”——泛市场化了。更不能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将个人寻租带入监管，造成了严重腐败，这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要限制行政权过度市场化，它决不能被交易，所以要改革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

又比如，政府应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国企不能无限制地拿到一些优惠政策，应当要提升国企风险级别，限制和监管新增贷款量，配置更多信贷资源给中小型民营企业。

还有，由于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靠资本投入方式要转创技术进步的方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重组是市场问题，要发挥好市场基础作用，政府需要做的是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通过节能减排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转岗培训和社保体系问题。（胡津铭）

篇2：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解读”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我们还需要消除官本位思想，要改革原有体制，要规范“三公经费”及其标准、统计范围，也可以借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些经验，只有财政达到了透明度，公共财政监督管理就有作用了，这样使政府更加深入人心了。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最近，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报道，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度平均水平的仅有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仍属“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则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在财政公开的信息中，对于预算外花销，81个市政府无一公开。

据悉，清华大学这份报告先提出了基础财政透明度的八项指标：分布政府的结构和职能，公布显示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关系图，公布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公布2010年决算报告，公布2012年预算会计基础以及编制和介绍预算数据所使用的标准，公布2010年预算外活动，债务和金融资本，或有负债和税收支出信息。

我国曾在2007年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到;“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上述清华大学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大多数市政府公共财政信息透明度离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公开政府的预算外收支情况，还有象政府基金、土地出让金、“三公消费”、政府负债信息公布的透明度更少。

最近，在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5月底，财政部谢部长宣布2012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示、决算包括行政经费，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预算后公开，显然，这方面工作前进了很大一步。

篇3：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是优化配置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推动创新是工作的重心。

政府与市场要分工与合作。以系统的观点来看,政府与市场是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先解决好分工的问题,然后解决好合作的问题。

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区域地缘,社会文化环境。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工,区域内部的横向分工,省、市、县、乡之间的纵向分工。

篇4：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政府的角色有何变化？

阎星：成都在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历史欠账带来的压力不小。

对政府而言，只有通过自身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提供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从改革过程就能看出政府角色在变化。成都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将过去“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归位，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简政放权，这涉及到权力边界的问题。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过于恋权，什么都大包大揽只能是包袱越来越重，能效肯定降低。成都的政府改革标志是减少审批事项，随后主要是厘清和理顺政府权责关系与部门职责。

通过自身改革，扫除了发展障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提升，才有能力、实力和精力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二元结构”等遗留问题，成都在这方面效果显著。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阎星：减少审批事项层面，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先后9次大规模调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项目减幅达9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减幅达79%；放权层面，市政府先后向区（市）县政府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60余项。

此外，从主体、权限、边界、交接4个方面划分和明确了部门职责，并在部门“三定”方案中固化。共调整市级部门职责194项，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投资开发等26项存在交叉的职责进行了优化，推动部门高效履职。还有，一站式政务大厅、网上审批、微博问政、“企业服务数据库”和“居民服务数据库”“移动政务大厅”等创新型政务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得到完善。

与此同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打造阳光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包办不了一切。

近几年来，成都先后制定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初步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三结合”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公众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一方面可以使决策更科学、更民主，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诉求，提升决策为民服务的效果。这也是成都市委倡导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治理思路。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社会矛盾表明，政府有时强力介入反而会激化矛盾，成都在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你认为有何创新？

阎星：成都很多制度性的创新实际上是在进行综合改革探索，此次在“北改”工程中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验证。从村级治理到社区治理是一种跨越，难度也很大。

从“村民议事会”到“居民自改委员会”，都是基于“还权、赋能、归位”的治理思想。

村民自治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明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不可小觑。依托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智慧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体现了政府对从“管”到“治”理念的转变。

社区自我管理属性得到肯定，意味着官与民，政府对社会的关系和谐度增加。成都的做法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

目前，成都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7000多个，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

成都坚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架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比较好地处理了利益关系间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都在发展实践中有何体会？

阎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就一句话，政府的事政府办，市场的事市场办，但在经济活动中，对政府“越位”与“缺位”的界定同样重要。成都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规划和提高政府能效层面，不过多干预市场。

“五大兴市战略”的实施，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政府规划框架内自由发挥，许多政府颇为头疼的事，在市场面前迎刃而解。比如，经济活动中项目和资本不是政府随意摆弄就可以到位，而是按照市场规律完成最优配置。

项目落地的市场选择是弥补产业配套环节，市场会给出成本优势，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的流动方向，只要有投资洼地存在，自然就流过去了，不需要政府“拉郎配”。

成都在“产业倍增”和“三圈一体”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有意约束了干预冲动，从产业布局到全产业链配套，在市场作用下得到了优化，政府付出的成本很小。

篇5：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陈湛匀教授 中国企业家“在商言商”与“社会责任”

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中国企业家‘在商言商’与‘社会责任’”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尽管政企之间的矛盾和转型期压力，有些企业家缺失安全感，但是对于未来，企业家应充满信心，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有中国大环境改善上。一方面企业家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企业平等合理的经商权利，另一方面政府要坚决打击那些通过行贿摄取瓜分财富获取利益的行为。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中国企业家有两派观点，一是柳传志和马云“在商言商”派，一是王石的“社会责任”派，焦点是不谈政治和谈论政治，讨论尚未结束。

支持“在商言商”派的理由：企业家有自己的职业伦理、信托责任和契约精神，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应聚焦在商业竞争上，做好本份工作，而不是光抱怨不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正是改进政治的表现；支持“社会责任”派理由：企业家要主动地与决策者沟通互动，政治塑造经济。如果不扭转大环境的恶化趋势，一旦国家平稳转型希望落空，那么企业也就没有希望，更不用说民营老板财产权、人身权和经营权了。

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企业家也许思想观点不一。有的企业家不谈论政治，并不表明他没有政治主张，并非犬儒主义的表现，仅是谨言慎行而已；有的企业家谈论政治，希望国家经济环境能得到良性发展。

篇6：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陈湛匀教授 财税制度改革很关键

陈湛匀教授 财税制度改革很关键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学者、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财税制度改革很关键”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我们不能走老路，比如卖地、投资拉动来解决财政问题，也不能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只有通过财政税改革，调动地方积极性，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构建造血补血功能，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为了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在城市，我们不得不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及社会保障改革作为突破口，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的现象，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困难。为了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在农村，我们就必须要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市场化运行，比如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这样就打破土地财政已作为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的体制，因为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难以生存，于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可能捉襟见肘甚至入不敷出。现在强调城镇化，就是要解决2.6亿已进入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能享受城镇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我国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至少要20万亿元以上。所以上述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也同时呼吁新的财税体制，显然财税体制改革很关键，否则，其他改革将寸步难行。

1.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合理财权和事权，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策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和农民工市民化合理成本分担机制。

2.要建立地方政府稳定财税来源，比如在“营改增”试点中，要积极扩大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在农村经营用地和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后，在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扩大对城乡房产存量和增量房产税征税试点范围。

3.要从“国退民进”改革中找到解决财政困境的办法，比如提高国企分红的比例，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等等。

4.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等多元化融资。

篇7：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陈湛匀教授 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

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在现在代际传承中，有不少富二代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教育，视野和思路较开阔，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尽管他们与父母这一代人的思维和心智模式差异较大，但是他们是一批能力较强的年轻人。从这一点来说，两代人代际传承这种模式正是可以对家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互补的作用。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中国的家族企业上市企业中亲属关系排位出现这样的情形：夫妻关系经营企业排在第一，父子或母子关系属两代人关系排在第二，兄弟姐妹关系经营企业排在第三。这表明两代人的关系代际传承正达到家族企业的认同。

中国家族企业的不断成熟得益于长期以来这些企业的在惊涛骇浪商场中的奋斗过程，他们都经历了初创时期的艰辛和曲折。当时，正是因为凭着一股子闯劲，创业成功了；肯吃苦、拼命干、有魄力，这些都是闪光点，都可以寻找到这些奋斗的足迹。

在现在代际传承中，有不少富二代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教育，视野和思路较开阔，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尽管他们与父母这一代人的思维和心智模式差异较大，但是他们是一批能力较强的年轻人。从这一点来说，两代人代际传承这种模式正是可以对家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互补的作用。

篇8：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尊重市场规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

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全球化经济模式下, 出口规模不断增大, 依靠与欧美国家间的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跃居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然而2008年以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 以往的“优势” (人口红利、政策红利、资源红利) 将无法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经济改革, 必须尊重市场规律,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逐步扩大内需, 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 尊重市场规律首先应当了解规律

通常认为市场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价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尊重市场规律, 一是要用建立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 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二是要坚持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 让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三是要制定公平竞争的市场化规则, 让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开展平等竞争;四是要把培育有形和无形市场相结合, 为企业参与竞争提供平台。人不能改变经济规律, 但可以利用规律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通过利用经济周期规律,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价格规律, 调节供给和需求, 促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

(二) 以市场为主导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自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基础作用”, 通过20年的不懈努力, 我国市场经济格局已基本建立起来, 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政府依然是经济的主导。金融危机以后, 欧美国家出于政治考虑, 促使投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一些低端制造业产能已经开始向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国家转移。而一直以来高负荷的发展引发的社会、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也开始显现, 过去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才能够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重点应从四个方面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优化资本配置;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改革资源价格机制, 优化环境资源配置。

(三) 扩大内需应对市场变化

近年来, 在出口与投资双重乏力的情况下, 我国制造业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并且已经从沿海地域向内陆波及。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将成为应对变化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施双向调整, 通过改善供给结构和促进需求结构,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来培育新的内需是加快增长的基础。当前来看, 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约束是最终需求不足。扩大居民消费应着重四个方面:提高和改善民生、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着力推进新型城市化。提高和不断改善民生, 为消费者建设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网, 提高消费预期, 把储蓄和投资的钱用来消费。促进服务业发展, 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又能扩大就业, 从而增加收入、促进消费。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以消费为主导, 消费结构才能升级, 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失衡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新型城镇化解决的是消费问题和人的问题, 加快城镇化发展不仅是扩大城镇面积和投资, 必须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加快人口城镇化、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回顾中国30年的发展, 改革都是由政府推动或政府主导的, 政府的宏观调控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然而近年来, 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 市场失灵、市场缺失等问题日益显现, 需要我们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市场机制在充分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 也存在着市场缺陷, 所以, 市场经济条件下离不开政府干预, 市场竞争需要政府给予引导。

(一) 完全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市场失灵

一方面, 市场的特点导致其不能有效防止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但是一旦产生垄断, 企业或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 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阻碍技术进步, 市场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政府通过在制度和政策上的规范引导, 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不仅包括市场准入, 还有公平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可有效避免垄断的发生, 能够极大释放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产权的非排他性、受益的不可阻挡性等特点, 提供者无法获得直接经济收益, 自然市场主体就不愿意投资。政府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完善基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就业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 市场经济易造成收入差距的极端分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 即使是公平竞争也可能产生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因为财富越来越集中造成了必然结果。在竞争中, 原本占用优势资源的群体, 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高, 处于劣势的群体则无力改变现状, 这种现象体现了市场机制的反作用。国家利用政策引导和制度扶持,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缓解差距的加大, 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应通过教育体系建设, 扩大社会就业比率;完善所得税制度, 增加收入分配公平;健全社会基本服务保障制度, 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三) 完全依靠市场机制, 会导致经济大幅波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带有强烈的周期性特点, 每逢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面对经济下行的大幅震荡。例如, 欧美国家20世纪初的几次大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等, 这些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 政府干预不能消除经济周期, 但可以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和宏观调控, 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 逐步克服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三、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 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金融危机后, 欧美国家的深刻教训也告诉我们, 完全的市场化的自由竞争行不通,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干预下的宏观调控, 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改革的基础, 需要政府到位而不缺位、不越位。

(一) 从行政手段的直接干预转变为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和监督市场

发挥政府作用, 这样的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 这就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本来的、应有的作用, 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应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为市场主体的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但绝不能代替市场, 更不能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政府机构改革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府, 通过转变职能让政府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要由以前比赛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公正的裁判员, 即制定规则,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公平竞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宏观调控, 弥补市场缺陷, 监督市场主体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

(二) 从政府主导下的审批和资源配置转变为服务企业和社会、创造良好经济环境

一直以来, 我国的改革决心与实际效果仍有差距, 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不深入, 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发挥着作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入手, 要从政府简政放权入手, 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方向。当前中央仍权力过于集中是导致企业与政府之间地位存在着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放权于市场才能激发市场活力, 未来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简化行政审批环节, 对现行审批事项认真清理, 凡属于市场调节和企业经营决策的事务, 都应交由市场和企业来解决, 逐渐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三) 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