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精选十篇）

中国近代大学 篇1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对于中国大学精神的研究, 开辟了大学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 探讨的是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严格地说, 没有精神的大学不称其为“活”的大学。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而在当下众多学人乃至大学领导依然缺乏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 这显示出该选题对当今中国大学发展和品质提升的重要性, 也反映出该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

该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第一部专门研究大学精神史的专著, 视角新颖、领域开阔、探究系统、维度多元、个案生动、分析深入, 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

一是论证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源流。该书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精神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纯是西方大学精神的引进, “它的真正源头在中国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如北京大学的制度多采用西方大学制度, 但是北大精神则多源自中国远古。蔡元培认为:“大学者, ‘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北大的例子在中国大学存在普遍性, 这说明中国大学的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文化继承性, 中华文化是其根, 中国精神是其源。

二是提出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元始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北洋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在1895年创立时提出“自强首在储才, 储才必先兴学”, 这一“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提到“为富强致治之规, 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 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也表明兴学强国的观点;1901年山东大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等省立大学堂都相继提出“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才, 人才之兴替视乎学术”的观点, 可见兴学强国精神是中国现代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诉求, 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元始起点。这一精神是中国近代大学的特质, 它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一致, 反映出中国大学的社会性。

三是用大量史实证明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多样性产生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如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 他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其中形而上的大学观源自德国”, 但二者之间“不复有中体西用或西政暗合古制之论, 而提倡吸收、消化和融合。”该书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近代大学中西融合的特点——学人自主、民主科学, 最终得出结论“对立与交融——新大学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在近代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上是新的突破。

四是提出了“依据大学精神特征的‘近代’界定”, 具有理论创新性。对于“近代”的界定是一个历史学界谈论的热点问题, 写历史必须先要断代。目前依据重大事件断代、依据社会形态断代、依据文化变异断代等提法都有, 但是从精神特征角度断代尚属此书唯一。为此该书解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例子, 具有说服力。这一观点无疑给教育史研究带来新的影响。

该书以中国大学精神的演进过程为历史轴线, 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 解剖具体的教育实践案例, 考察中国近代大学精神产生的特点, 给予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 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达到了作者为中国大学“立心”“树魂”的追求。

大学中国近代史重点 篇2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因为1840年到1842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由于战败，中国被迫与英、美、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第一，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是根本原因。

第二，中国的阶级关系改变了，出现了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第四，中国的历史任务也相应的改变了。

2.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指的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等遭到了破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与完全由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而被称为半殖民地。

就我们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来说，指的是中国已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称为“半封建”。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但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

第五，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导致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近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在各种压迫之下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3.近代中国的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1）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2）相互关系：两大基本矛盾互相交织，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1）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2）名族独立人民解放 相互关系

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有利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人民解放。【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后一任务是前一任务的必然要求和最终归宿以及根本保证。】 第一章

1.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祸的总根源即：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贫困，广大农民处于破产的边缘，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外交、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把中国当权者变成其统治中国的工具；列强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被转入到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中，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

2.反侵略斗争的意义是什么？

①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它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粉碎了殖民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

②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3.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 一是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

第二章

1.太平天国运动：背景、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

(1)清政府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2)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3)自然灾害严重。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意义

1、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

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过程。

3、对近代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探索。（1）《天朝田亩制度》（2）《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原因

1、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2、主观原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为中国找到出路，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2.洋务运动：背景、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洋务运动背景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1－1864）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3）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失败原因

（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启示：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只有求得国家独立，才能从容地建设现代化；洋务改革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才能成功。

3.戊戌维新运动：背景、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维新运动的背景

（1）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2）清政府的极端腐败（3）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3）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主要原因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不敢否定封建主义（2）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3）惧怕人民群众

戊戌维新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早期探索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历史证明：

农民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引导革命胜利；洋务派的官僚仅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不肯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绝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而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运动在中国也走不通。历史的结论是：

中国的出路只有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首先通过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然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化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第三章

1、掌握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充分认识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民族危机加深(2)社会矛盾激化(3)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2、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案的基本内容、意义与局限。

3、了解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的？

4、掌握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1）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2）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3）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4）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5、深刻领会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和教训。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

第一，当时中国外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内有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帝制时代旧思想、旧观念的作用。

第二，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存在许多弱点、错误。

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

综上所述，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根源在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教训和启示

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核心，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章

1．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定国际环境的双向作用：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的怀疑、抛弃；二是更直接作用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同时，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从内部来看，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外部来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鲸吞蚕食，使救亡图存成为中国振兴、自强的先决条件。

2、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先进分子转向的？（十月革命的启示）

第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第二、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向往社会主义；

第三、十月革命给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即通过人民群众运动来改造旧社会。

3．怎样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通过论战，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立党的名称,制定党的纲领,明确中心任务,选举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成为红色旅程的伟大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这种实践性的品格。

4．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革命展现了哪些新面貌？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

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所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先进的思想走进了工棚。

同样，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先进的思想走进了农舍。掀起了工农革命的高潮。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推动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月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中国工人掀起了第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第五章

1、从国民党政权的内外政策说明它的阶级性质。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和军事独裁统治。

国民党的***军事独裁统治: 建立庞大的军队

建立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大力推行保甲制度 厉行文化专制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工农武装割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基本内容→土地革命 主要形式→武装斗争 主要依托→农村根据地

3、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内容：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作用：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4、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一，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二，遵义会议彻底改变了中共中央错误领导的行军路线，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会议开的非常成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六章

1、日本侵华战争及其殖民统治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对占领区人民实行疯狂迫害。

经济上：从农业、工矿运输业、金融业等方面，大肆榨取中国的资产和掠夺劳动力。

文教上：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等领 域，蒙蔽、麻醉和腐蚀中国人民。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及其意义

第一、国民党政府当局开始走上抗日的道路。

第二、中国军队才能够一致对外，才能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第三、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为坚持抗日战争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第四、这不仅为保证党对抗战的领导，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最后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以及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4、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了主导作用，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最大的努力。

提出并坚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战略方针，成为指导全国抗战，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指南。

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了对侵华日军的战略夹击，并在相持阶段后，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逆流。

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抗战胜利的意义和基本经验 意义：

第一,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第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抗战胜利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第四,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影响。基本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七章

1、正确理解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及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原因。崩溃的原因：

（1）国民党政府和官员们贪污腐败、大发胜利财（2）国民党发动内战，违背人民意愿

（3）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实施社会改革

（4）国民党投靠美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反民族性质

2、如何认识在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历史的必然？

3、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经验是什么？ 根本原因：

（1）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最终福利人民，所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基本经验：

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并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的关系；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统一战线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并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的关系：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途径；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4）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八章

1、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2）它是连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未来中国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其中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居于领导地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但其趋势是不断减弱并逐步走向消灭。

（3）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迫使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经验？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历史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

第三、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一步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1956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第四、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4、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它以和平方式顺利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这一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九章

1、中国共产党人在1956年至1957年的早期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理论建树？

2、如何分析评价“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主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次失败的探索。

（2）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3）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上海大学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篇3

2012年10月23日是上海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日。1922－1927年间，上海大学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在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为了更好地了解、继承和宣传上海大学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和党的历史研究，由上海大学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协办、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承办的“上海大学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上海大学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严爱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以及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复旦大学、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同济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共提交论文三十多篇。与会学者围绕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上海大学创建的历史背景和学校的发展历程

上海大学的忻平和熊伟明以上海大学史料编写组的研究人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发现的1936年国民党中常会会议纪要展开，在题为《于右任育人理念到钱伟长教育思想》的主题发言中，介绍了上大办学和于右任成为上海大学校长的过程，以及于右任在上大办学过程中的贡献；分析了上海大学迅速发展的原因。发言以于右任以及钱伟长“为国乐育人才”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作为重点，旨在揭示虽然老上大和新上大并无血缘的传承，但两代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是类同的，都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研究他们的育人理念和实践，对于后人有着莫大的启示作用。

上海大学的石军所作的《对旧建上海大学校史存疑问题的细辩》发言对关于校长产生的各种传说及鉴别、校系要职及交接时序、国共领袖人物与上大的瓜葛等三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上海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式以及“上大模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韩晶的《上海大学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观》发言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获得了成功，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人才的基地，他们在上海大学播下的革命火种不畏环境的艰险，延绵不断。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云飞的发言《上海大学与教育革新》，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以培养建国人才为教育宗旨，提倡研究学术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还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张玉菡从学校领导层面、上大党组织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以及引导学生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快速成长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大学这块阵地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教育经验，认为上海大学旧址是很值得纪念的红色遗址，期望得到恢复。上海大学刘长林和刘强则从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在上大扮演的“慈母”角色，对党化教育、经费支持以及最后国民党决定封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上海大学王君峰以传播学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传播进行了阐述。上海交通大学叶福林将目光集中在吉安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认为上海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上海大学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

上海大学徐有威和邬晓敏的 《1920年代上海一个中共基层支部的日日夜夜——从<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看中共上海大学特种支部》，将鲜为人知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种本称之为“罕见的宝库”，就甲、乙种本中展现的上海大学中共特种支部的活动进行了探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吴凡、马建萍认为在国民革命时期上海大学充分运用学校的教学资源造就了一批仁人志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海大学杨雄威对上海大学的非基督教运动从多个历史脉络中进行新的定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建中则进一步提出上海大学师生在非基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大学丰箫和丰雪的《政治社会化语境中的宣讲与运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的演讲与学生运动》，发现上海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不断传播和沿承，许多学生因此走向革命道路，完成政治人的转化过程，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上海大学王伟和严泉则从上海执行部的成立、宣传工作以及上海执行部中国共斗争三方面讨论分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失败原因。江苏苏州第一中学孙冬梅的发言《上海大学和1920年代的妇女运动》揭示了上海大学是中共领导上海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堡垒。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沈阳从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学生运动的特点分析了上海大学学生运动背后力量及其社会影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在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互动的细节阐述上海大学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关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徐云根和王长流则对五卅运动的爆发以及上海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作了详细的介绍。

四、上海大学历史地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张云的主题发言对上海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作了分析。他认为上海大学是实践国共合作的时代产物、培育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开展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革新近代教育的历史丰碑。在上大这块教学阵地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为无产阶级干部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代新的学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同济大学唐培吉的主题发言认为上海大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既是一所“党立私办”的学校，也是创新型的高等学府，他呼吁要对上海大学有公正的历史评价，把上大放在应有的适当的历史位置上。

五、上海大学的大学精神、历史传统以及当代意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徐建刚的主题发言指出，把1922-1927年的上海大学校史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意义的，上海大学与当时其它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大学对于实践的重视，它将学生教育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最有特色，革命人才辈出。现今探讨上大的奋斗历程，就是需激励当代学生像老上大精神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贡献！

作为《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一书的作者，上海大学张元隆是上大校史研究最深入、研究成果最多的专家之一。他认为上海大学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具有开放进取的创新理念，教育方式上实行开放式教育，学术社团组织对外开放；具有学以致用的经世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理论联系实际，彰显求实务实的读书态度，具有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它演绎的教育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印痕，无论经验或教训，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激励后人继续前行，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通识教育考论 篇4

教会大学是近代外国教会势力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近代在中国盛行的西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天主教, 因此近代教会大学主要包括由基督教创办的大学和由天主教创办的大学。在近代中国, 这样的一批无论是办学理念还是办学质量都值得称道的教会大学的出现, 有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沿海口岸开始向西方列强开放, 借此机遇, 西方列强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 宣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派别的宗教思想。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又缺乏信仰西方宗教的文化基础, 传教士起初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后来, 西方教会组织意识到可以利用办学校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 于是他们一改过去以传教为主的文化输入方式, 转而积极创办各种学校, 加强文化的渗透力。到了19世纪后期, 西方教会势力开始向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渗透, 因而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教会大学, 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福建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教会大学的出现, 一方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会领袖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西方国家“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 另一方面, 这些教会大学以垄断中国高等教育为方针, 以实现与中国本土大学分庭抗礼的目标。在20世纪以前, 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而伴随着西方先进文化的逐步传入, 中国的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 直接复制于西方的教会大学办学模式, 不仅仅在教学方法上具有独特性, 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体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较为先进的教育思想。基于此, 近代中国有部分知识分子也在积极支持教会大学的发展, 力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现状。从这个层面来看, 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

从根源上看, 通识教育的理念来自于西方, 而最早提出通识教育思想的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 教育科目的性质一部分是自由的, 另外一部分是偏狭的, 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和追求真理, 而以实现顺利谋生为宗旨[1]293。正是在亚里士多德通识教育理论的影响之下, 系统的通识教育理论体系开始逐步形成。近代通识教育, 指的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基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 在内涵上与专业性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专业性教育相比, 通识教育更为尊重学生的个性自由, 更为注重教育的非功利性, 要求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知识的广泛性。近代来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中, 很多人都对通识教育极为推崇, 比如美国传教士、哲学博士库思非曾经提出“教会学校必须施行通识教育”的观点[2]45。美国监理会在华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存在的目的在于给予学生一种广泛的通识教育, 而不是引导学生成为某方面的专家。”[3]107正是由于这些传教士的积极倡导, 在教会大学中, 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受到了高度重视, 并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活动。

1. 注重加强通识教育师资的培养。

在教会大学创办初期, 师资是比较缺乏的, 更不能满足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为了化解师资不足的难题, 教会大学注重选拔牧师到学校兼职, 然后将兼职牧师逐步培养成专门的通识教育教师。当近代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国家打开之后, 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地涌入中国, 但他们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到教会大学任教, 而是来华做牧师, 传播西方国家所谓的上帝“福音”。当时,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 对于中国的政府和民众而言, 都是来自他国的异质文化, 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布道就像对着风浪讲话, 在沙滩上留名”, 正是起初传教士传道困境的真实写照。传教士们意识到, 在缺乏西方宗教文化的中国大地上, 直接用传教的方式显然难以达到既定目的, 因此他们经过不断反省, 逐步转向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进行宗教文化宣传, 而当时教会大学规模的迅速扩张, 为传教士进入教会大学任教提供了良好契机, 于是许多牧师进入教会大学开始做兼职教师。这些传教士虽然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 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专攻神学, 而不是教育相关专业出身, 因此, 他们进入教会大学之后, 由于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不足, 只能承担一部分通识教育课程的讲授。教会大学开展通识教育, 仅仅依靠选拔传教士来校兼职是远远不够的,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短缺的矛盾, 从长远计, 教会大学加强了通识教育师资的培养。具体来看, 教会大学培养通识教育师资有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选拔优秀的传教士重新入学深造, 不断提高他们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素质。比如高厚德和卜其吉都是神学专业出身的传教士, 后来经其所在教会大学的推荐, 分别进入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回到中国后开始担任通识教育课程主讲教师。第二条路径是直接聘请接受过相关专业训练、拥有一定专长的传教士到教会大学讲授通识教育课程。比如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曾在民国八年聘请了学识较为丰富的美国传教士华群负责通识教育课程讲授, 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曾在《华群女士述略》一文中介绍华群女士:“初卒业于伊利诺伊州师范学校, 任教员数年, 后有积蓄, 始入大学, 得文学士学位。”[4]282可见, 当时的教会大学在引进师资时, 已经开始注重传教士的专业背景, 这有利于保障教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顺利开设。第三条路径是让优秀的教会大学毕业生留校任教。20世纪20年代, 近代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 部分教会大学被迫承认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监督与管理权, 逐步打破了过去只能由外国人担任教会大学教师的局面, 一部分优秀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在学校的推荐之下, 开始留校担任教师, 比如当时燕京大学的卢乐、王碧霖、陈听予、曹飞羽等等, 都曾先后留校任教, 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近代教会大学的通识教育师资。

2. 课程设置兼顾基础性与综合性。

教会大学在中国开办之时, 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 以培养通用型人才为目标, 在课程设置上兼顾基础性与综合性。燕京大学是当时教会大学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近代教会大学通识教育的特点。燕京大学以美国大学通用的学分制和选课制为参照, 将全校的课程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公共必修课, 第二类是专业必修课, 第三类是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包括英语和汉语, 是每一个燕京大学学生必修的课程。专业必修课是同一个专业的学生所必修的课程, 他们必修的课程无论在数量还是学分上都是一致的。选修课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课程, 只要达到了学校所规定的学分即可。在这三类课程中, 燕京大学要求自然学科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人文社科课程, 而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然学科课程, 以扩大知识面。可以看出, 燕京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十分强调通识教育, 注重学生专业教育与广博教育的有机结合。作为中国教会大学通识教育的另一典型代表, 圣约翰大学则从学分上强制规定学生必须参加通识教育, 学校规定, 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的学生, 不分学院和专业, 在前两年必须修满包括英语、汉语、体育在内的48个学分, 而且每个学期还必须修满1个学分的宗教课和伦理课, 无论是选修课程还是必修课程, 凡是没有达到学校所规定的最低学分标准的, 一律不能拿到文凭[5]93。其他教会大学有的也纷纷效仿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做法, 实行通识教育的办学模式。

三、近代教会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的历史影响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6]244恩格斯这一观点恰恰符合近代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从主观目的上看, 虽然教会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并不在于培养出优秀的中国学生, 而是加强西方文化的宣传渗透, 以达到对近代中国进行文化控制的目的;但从客观角度来看, 近代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却把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带到中国, 所推行的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教会大学未进入中国以前, 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以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 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经世治国之才, 这样的办学体制和办学理念, 使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不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设置课程, 教育内容十分空洞。与中国传统的以道德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相比, 近代教会大学所推行的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教会大学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在师资培养和课程设置上与时俱进, 顺应了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 不仅使学生术业有专攻, 而且还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丰富了学生的人文涵养, 也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教育树立了革新的样板, 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 毫无疑义, 近代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法琨.古希腊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4]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M].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5]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3.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篇5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2年北洋大学正是更名为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简历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连续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北洋大学始创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时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绍，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校址在天津北运河畔大营门博文书院旧址。从此，诞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盛宣怀，江苏武进人。早年曾中秀才，后经人推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经办洋务事业时，盛宣怀一直追随其左右。当时他认识到当时中国最缺乏懂技术、懂外语、懂管理的新式人才，而只会读经史、写八股的学究，在洋务事业中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传统的教育非革新不可。因此便下决心着手培养新式人才。最初他创办了一些附属于企业的技术训练班式的学堂，在短期内培养了一些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技术人员。但这些学堂在学制和课程方面都只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不够扎实。随着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19世纪90年代初，盛宣怀开始提出要办正规的学堂，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盛宣怀对新式教育有自己的卓见。他给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学员定了严格的规则，最明显的就是要求学员一定要精钻本专业，不可心有旁骛，要循序渐进，不容紊乱，他认为打牢知识基础很重要，决不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另外，他不赞成学员单纯学习外语，认为外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学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外语，这是他有感于中国缺少高技术人才而提出的要求，事实证明很有道理。

1887年英籍德人德璀琳召集外国商人，要求赞助投资创办大学并得到响应。他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同，并答应拨给他一块地方做校址。他们在天津德租界的警察总部处后身东南一点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德国日耳曼式风格的楼房作为敎学楼，开始招收高层次的中国知识分子入学。校名为吞纳学院。1892年，德璀琳在外国侨民中聘请了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生丁家立于学院中创办补习班。数年後这个班学生的知识均达到了入学水平。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吞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学堂校舍为敌兵所霸占，设备、文档案卷遭毁坏，学校被迫停办。以后不容学堂复课，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学堂方在西沽正式复课。1912年1月，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教育部，1913年又改称国立北洋大学，此后一直沿用此校名至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大学堂开学复课时，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三个学门，后应外交需要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办师范科，至此北洋大学已成为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科，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尤其是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没有先前的经验，更没有前人的指导，而且是在清朝时期，那时清政府十分腐败无能，在这种领导下，想要办成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十分不易，北洋大学在创立时虽然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但是成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子，最终成为了中国优秀的大学之一，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开出了最好的先例。

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盛宣怀和外国友人德璀琳为成立北洋大学做出了的重大贡献。盛宣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新的改革思维。同时他也有着国人胆量。当时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官员腐败无能，百姓有苦不能言，生活很困难，更不要说学习知识了。而盛宣怀当时不惧政府权力的压力，指出中国缺乏技术型人才，而八股文、经史的人才是现在这个时候不需要的，文采更不会救中国，中国不能仅仅限于封闭式的教育，西方的开放式教育更加适合大学的创办。所以他给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学院定了严格的规则，最明显的就是要求学员一定要精研本专业，不可心有旁骛，要循序渐进，不容紊乱，他认为打牢知识基础很重要，决不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另外，他不赞成学员单纯学习外语，认为外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学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外语，这是他有感于中国缺少高技术人才而提出的要求，事实证明很有道理。

这就跟古代的教育大大不同了，古代史仅仅注重八股文等等古人的文学，而北洋西学学堂中注重学生专业的选择，超越了以前的教育制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改革，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以前的教育模式，这也代表了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古板的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了。

另一个可以说是更加特别的人物了，他是英籍德人，但是为中国的大学建立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更加应该受到人们的赞赏。他在北洋大学前期为其要求赞助，帮助其创办。教育无国界，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创办做出努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李鸿章对德璀琳的充分信任也是北洋大学成功创办的重要原因。开始时北洋大学的教育制度完全仿照美国的大学模式，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出汉文课和部分外语课外，其余所有功课都由外籍教习担任，教科书采用外文原版，为学生学习外国更加先进的技术奠定了基础，实验所用的各种器具、设施都从美国进口，让实验更加精确，让学生更加清楚的了解到实验的原理，开发了学生大脑的思维。避免了死板的记忆学习。同时也为以后留学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以后天津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还有很多位为北洋大学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张太雷是北洋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人，中共早期领导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冥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等等都是北洋的佼佼学子。

天津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是充满艰辛的，为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的精神不同，但是却都在教育着我们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天津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盛宣怀校长的不畏权力，德璀琳的外国友人的热情，张太雷的爱国热情，茅以升的求实精神等等一系列的精神其实都在诠释着四个字：实事求是。做人要真实，纵使生活在权威之下也要按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去努力，求实和创新是天大的精神的两大诠释。不断创新的同时还要学会变更，在改变中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正确的方法和道路，怀着爱国，爱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拥有实事求是的既定目标。天津大学在继承“实事求是”这一优良校训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办事求学，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诚实守信，并注重求索真相，开拓创新，把握规律。天津大学继承了北洋大学的优良校风和学风，恪守“实事求是”的校训，在教学上，明确提出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双严”方针，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对教师严格聘任，讲求真才实学，并要求教师兢兢业业，诲人不倦，讲授认真，教学方法具有引导性；对学生严格挑选，严格考核，严格管理，并要求学生自觉自重，勤奋好学，注重素质的全面提高。

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目标和理想，所以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贫穷与富有的差别，前提是只要有理想。所以我们并不能去嘲笑谁，鄙视谁，相反的，如果他的理想得以实现，那么他就是成功的。生活艰辛但是精神不消沉。

天津大学在发展时经历了很多次专业改革，和外校交换专业。这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也引起了争议，虽然引入了强的专业，但是也丢失了自己的好的专业，这是不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呢，作为一名物理系的学生，天大的物理系在之前分给了南开大学，现在南开大学的物理系很厉害，而天大的物理系却是平平，但是我们不能抱怨，因为不能和别人比开始的差距，比得是谁努力的多，谁付出的多。专业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什么，这不是确定一切的标准，一切归零了可以重新开始。只要精神存在，人生终究是完美的。

怀着实事求是的信念，永远不往这份精神。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天大人的身影，都由实事求是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正如赵天麟在北洋大学成立三十周年的校庆祝词中所提到的：

形上形下，聚精会神。

人文渊薮，日新又新。猥长其曹，改制伊始。一得之愚，实事求是。忆当髫稚，蛾术于斯。归自海外，乃辱皋比。教学相承，渊源接续。从事此间，厥情最笃。别来数稔，时复念兹。达材成德，与有荣施。云霞蒸蔚，盛会欣逢。洋洋学海，万派朝宗。

近代中国金融文身 篇6

改革的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求变的呼声促使1896年李鸿章到欧洲诸国及英伦出访，第一次见识了金融在西方政经朝野的魅力。此后，改革又出现了两轮高潮——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1～1911年间的“十年新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似乎在收窄，两个世纪以来与西方分流的经济演进，也掀动起合流的波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现代金融观念在中国淬炼精进，新银行接二连三地建立，辅以一系列金融立法，铺就了体制建设的基石。

李鸿章的金融课

清政府对财政金融态度的转变，首先来自见识的开通，而这始于年高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直到“甲午战争”，才仓惶想到求借于洋人。他的洋务运动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靠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

比李鸿章年轻14岁的张之洞，同是代表着清廷中“有作为”之辈，他重复了历代官府惯用的伎俩，铸造分量欠缺的金属钱币强制流通。因此，两江湖广造币局滥铸不已，政府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遭了殃。所以对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的现代财政金融，他们第一是无见识，第二是反应晚，第三是行动缓。

从1850年开始，三只有形之手一直推动着清政府向金融靠拢，一是建立军事力量的资金需要，二是洋务运动的实业投资，三是巨额战争赔款的暴涨压力。直到第三只手猛击一掌，清廷中有识之人才明白：“富国强兵”不能仅盯住军事与实业，还必须要睁大眼睛，紧跟全球金银货币的动态。

这第三只手的一掌猛击，最感疼痛的就是国人深恶痛绝的“卖国贼”李鸿章。1895年他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诺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外交”的苦果。

1896年5月，李鸿章在日本中枪，身体尚未复原，政府又派他为致贺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这一次出访，使他见识了金融在西方政经朝野的魅力。头顶大清国头等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之衔，李鸿章其实心里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度过支付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李鸿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列强商议，将对华出口贸易税从5%提高到10%。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将近每年3000万两白银，为“赔偿”甲午战争，又背上了新债，未来二十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担保。

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应当是内政，但是清政府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中国的海关关税是1842年《南京条约》时确定的，抽五厘的税率已经五十多年没变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要提高此税率，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李鸿章深知，这比与虎谋皮更难。

然而，他不但低声乞求增关税，而且抱着更大的希望求英国救清排解“镑亏”。清政府自1870年欧美各国转向金本位后，一直在借金还银上吃银价下跌之苦。

英国人的回答，给李鸿章又上了一课。他们说，这固定汇率水平银行说了不算，首相说了也不算，这事得上议院辩论，但议员还是要听英国大商家的。英国商家当然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固定汇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哪国不是如此计算的？几句话，把李中堂噎得无言以对。

在伦敦时，李鸿章目睹银行之张扬，还收获了不少专业“知识”，比如汇丰银行借给英政府国债的利息只有2.5%，这比西方人借给清政府的利息低了一半还多。他恍然大悟，原来列强不只倚重洋枪洋炮，而且还是财源滚滚。

那些银行家们看上去彬彬有礼，其实大权在握，世界竟为之左右。回想起自己搞洋务二十多年，竟从未把西方银行看在眼里。

1896年底访英伦回国后，正赶上洋务派官员盛宣怀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在清廷据理力争。李鸿章自然是毫无犹豫，和光绪朝革新派官员，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一道，以重权之势力挺盛宣怀之议。

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建立，是清政府第一次涉足现代银行业，开风气之先。然而皇上和朝廷大员们的见识，决定了政府的这次“创新”，止步于盛宣怀所划定的“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以李鸿章为代表，大清政府尚未明白国家及政府的利益和货币银行到底是怎么连接起来的，他们完全无心以通商银行的平台为政府发债或统管国家货币。直到大清垮台，光绪皇帝圣旨特许成立的通商银行，眼中只有股东的利益，盛宣怀个人和他的关联企业的利益。

梁启超的“货币论”

中国通商银行缺失的政府职能，终于在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身上有了很好的体现。这家银行的开办宗旨正是“现当整齐货币之际，亟赖设立中央银行为推行枢纽……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

户部银行的大股东就是户部。而且，这是中国史上出现的第一家拥有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

清政府迈出的这关键一步，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在“新政”初期，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国富论》，梁启超在日本，以他勤奋激情之笔、浅显易懂的语言，大量输入了日本人过滤之后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启蒙之作。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大清学习日本的经验，改组传统皇帝御用的户部为政府度支部，户部银行遂改名为大清银行，进一步突出了政府的中央银行集权，提升了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

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否定了传统小官府大自主的经济传统，政府成为金融业的大客户，金融权力也在向政府手中一步步集中。

1912年11月初，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14年的北京城。此时清朝和皇上已成为明日黄花，等待他的是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和望其出山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nlc202309020809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梁启超决定再次投身于中国的政坛。

事实上，梁启超对银行情有独钟，他的落脚点正是大清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不都是以贵金属和政府债券为担保发行货币的吗？大清银行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发行银行？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已经使日本人每人手中握有10块日圆，其中3块是贵金属，7块是纸币。为发行纸币，日本银行以贵金属和政府的有价证券为准备金，摊到每人头上，有准备金2.4日圆，其中贵金属只要占20%就够了。梁启超以此为例，计算出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30万亿元，其中2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

不过，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梁启超认识到大清银行的资本金很小，缺乏基本的准备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重任。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是英国的模式。大清银行也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第一要明确所有的国库由大清银行代理，每年的银两往来账就将近3万亿，其常驻账上的余额就是准备金。

其次，政府发债一定要通过大清银行代理，“政府直接发债，为各国所忌”。而由大清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亦可以作为其发行纸币的准备。“保证准备者，谓存储有价证券以为准备也。夫使举国中，无一有价证券，则银行虽有此（发行）特权，亦安从用之”。梁启超由此推出，政府不但可以发债，而且必须发债，“惟中央银行之设，平时则以统全国金融之枢机， 有事则助政府财政之运转”。政府能有3000万两白银放在大清银行，发债1个亿，并以此为准备发行纸币，梁启超对此信心满满。

然而，朝廷于1908年就首次尝试发行过内债，即名为“昭信股票”， 定额1亿两白银，期限十年，年息五厘。恭忠亲王先认购2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内外官吏用尽手段，勒购勒捐，总共只搞到了400万两。发行内债之路在中国毕竟说易行难。

时间推进到1913年底，此时梁启超正在内阁司法部长任上，他第二次涉足财经改革。眼见袁世凯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懔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 没当上财长的梁启超决定上书总统。

梁启超以他精明的测算对袁大总统说，政府的债券部分可以强制官员认购，可以强制持有专营执照的盐商认购，但主要部分将由中国银行（1912年由大清银行重组而来）和新设的国民银行来购买。这个分析不但解决了国债的买家问题，还创造了国债流通的二级市场。至于发行权可能出现的分散与通胀风险，日本人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力，随时可以通过立法，将发行权收归一家银行。他更加强调指出，危险的不是中央给予国民银行的发行权，而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自行其事的发行权。

事实证明梁启超对袁世凯抱有的希望完全不靠谱。袁世凯同意他1913年加入熊希龄内阁，1914年又任命他为造币局长，只不过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做政治平衡。

到1917年，梁启超对中国的政坛已经非常失望了，他不想再卷入北洋政府，也不愿蒙受更多的误解和指责。结果，梁启超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只坐了四个月，他的财政金融遭遇与政治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梁启超事业未竟，是因为他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影响力推进自己瞩意的改革，中国亦不具备心态接受深刻的制度变革。在他的时代，货币控制的前景不是走向集权而是更进一步被分散，成为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工具。

“钱袋子”倒戈政权

在中国金融势力相对分散弱小的环境中，没有人可能像内森·罗斯柴尔德那样呓语，“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也没有人会把中国政权的更替描绘成是金融家贪婪与冷酷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没有货币金融的润滑，任何强人也无法把政治的车轮推向前进。钱，决定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谁有钱有势？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家钱袋子都不深。上面的简表，可以反映各方所能动员的财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像是一把熊熊大火，点燃它的却是大清新政后期的财政政策与外债政策。对此，时任“责任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深谙通过持有与经营企业来广开财源之道，于1911年4月提出将铁路干线国有化。大清朝廷现在把握着邮政局，地方上还插手经营钢铁厂、煤矿，但有什么企业比铁路来钱更快？《盛宣怀行述》一书载，芦汉铁路1905年刚分段通车，一年净利就有350万银元。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其未来的现金流做抵押借贷款，正可以解大清新政燃眉之急。

但1911年朝廷到哪里去借钱来国有化川汉铁路呢？不用担心，外国银行早已手捧着银子站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口了。国有化的上谕出了不到一个月，英法德美四国借款合银4700万两的消息就传了出来，而尚未收回的川汉铁路股权据传已成了贷款的抵押品。这在反朝廷强权之上又点燃了民间反西方列强的怒火。大清一步错，步步错，原来梦想着用国有化的银子救命，结果被国有化点燃的烈火焚身。

大清被钱袋子绊倒，清末的保皇党立宪派，财务处境也不妙，后面出现的革命党更是“烧钱党”了。他们不但跟立宪派一样要保持舆论阵地，进行团体活动，更需要资金的，是在国内一次一次地组织暗杀与暴动。孙中山明白，暴力推翻大清需要金钱做后盾，要建设一个新政权，革命党必须争取列强的支持与银行的贷款。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他相信一切新政权就有生存的机会。

然而，两股最有钱的势力，当年却对革命党的筹款冷眼旁观。

其一是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家。这个阶层在新政时期增长很快。这些商人一方面“勾结官府”，一方面“背靠洋人”，但是和革命党却保持着距离。商人的本性就是偏执稳定，厌恶动乱，对他们来说，所有打破现存制度的革命都可能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上海的实业家宁愿纳税以“出代议士（议员）”，也不愿支持革命党犯上作乱。

其实，孙中山从来也没有把革命筹款的希望放在民族资本上。他最想得到的还是西方银行的借款，一种真正的“市场力量”。孙中山也始终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财政银行制度。在把政权转给袁世凯之后，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为中国修筑20万公里铁路的激情之中。

毫无疑问，对政权的转移，金钱从来不会无所作为或保持中立。在精明的算计之后，商人很快会做出选择，支持能够维持秩序的权威，以便为财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生存空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皇朝，结束千年帝制，并不是袁世凯的选择；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维持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却是内外商业势力的共同选择。

其二是各国列强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他们在华利益的焦点不是颠覆它的皇权或替代它执政，而是保证自己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受动乱损失。如能混水摸鱼捞一把，自然是何乐不为。

英国人不愧是老牌帝国，它最早嗅出了辛亥乾坤逆转的味道而先下手为强。当日本驻华公使还在幻想袁世凯会恪守誓言，靖难报国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已开始谋划，激袁反叛，又出计调合革命军，使袁可以借革命的声势逼迫清廷逊位。这样做为英国人带来了什么好处？80年后，史学家奎恩与霍普金斯对此一语道破：“1911年的革命，部分原因就是外国债权人对大清逼人太甚。而革命本身，更把北京政权牢牢拴在以大英帝国为首的外国债权人的罗网之中”。

就是这笔未来的财政担保，使袁世凯有了与革命党讨价还价的底气。这笔钱到账之时，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当大总统，而是要登基做皇帝。“钱袋子”里面不但出了政权，而且使它堕落了。

[编辑 姚忠震]

E-mail：yzz@chinacbr.com

中国近代大学 篇7

一、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几种流行模式及其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研究的现有模式都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 文化侵略模式用政治评价取代学术评价, 失之于肤浅, 最不利于客观研究, 现代化模式最大的问题是预设立场, 无疑会导致研究者人为地忽略许多复杂历史问题, 文化交流模式虽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文化侵略模式和现代化模式前进了一步, 但又忽略了其他维度和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差异性, 也难称完美。

鉴于上述问题, 章博在此书中力图作出改进, 她将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来考察, 同时放宽历史视野, 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 着力揭示外部环境变化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 以及基督教大学采取的调适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进而说明制约基督教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与华中大学的创办

20世纪早期,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形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体制, 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 中国自办的新式教育也在蓬勃发展, 不断挤压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空间, 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1922年春, 由于在华基督教团体不断鼓吹“学校生活基督化”, 又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颇为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 更加剧了基督教的危机感。这两个因素促使基督教差会反思在华教育事业, 推动它们走向重组。

在1905年召开的“中国教育会第三届大会”上, 总干事施特士率先提出了促进在华基督教教育机构联合的建议, 引起了传教士的普遍重视。此后, 各差会就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 截止20世纪20年代初, 已经整合出十几所水准较高的基督教大学, 如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

在联合办学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 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组织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 对三十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 并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 (伯顿报告) , 认为在华基督教教育应当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 建议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十几所基督教大学, 以避免无用的重复和资源浪费, 具体到华中地区, 可集中在武昌建设一所伟大的基督教大学。这份报告被送到华中各基督教差会, 成为创建华中大学的直接推动力。

1922年2月至8月, 华中各基督教差会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 为华中大学的筹建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尽管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但在1924年秋, 由文华书院 (原属美国圣公会) 、博文书院 (原属英国循道会) 、博学书院 (原属英国伦敦会) 合并组建的华中大学终于成立开学, 标志着华中地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筹设及运作, 都是从基督教教育自身的需要出发的, “以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 即促使中国趋从于西方文明。然而, 由于“五四”后民族主义高涨, 这一办学宗旨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化”压力, 主要是始于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929年相继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规程》, 大幅收紧了对基督教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并限令在1932年6月底前注册立案, 实际上对它们提出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要求。

在此形势下, 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 继续自外于中国公立教育系统之外是不可行的, 向中国政府注册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他们就这一问题向各相关差会的国内总部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注册。

华中大学注册后, 虽然在学校管理和教职工构成方面过渡到以中国人为主, 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 但又通过设在纽约的“设立者会” (由各背景差会派出代表组成) 遥控大部分行政权力, 而且从最为重要的经费看, 也一直没有摆脱对外依赖, 这就使学校难以疏离外国教会的控制, 实现“名”与“实”相符的“中国化”。多数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也与华中大学相仿。

四、适应与抗争:世俗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起来, 作为兼具“封建迷信”和“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特征的基督教愈加受到抨击, 与之关系密切的基督教大学也受到很大冲击, “世俗化”成为其不得不加以回应的外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 使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和急切。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基督教大学不得不加快“世俗化”进程。

基督教大学“世俗化”, 首先体现为办学目标的改变, 从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和为基督教运动服务, 调整为主要为中国社会服务。以华中大学为例, 为了适应这种改变, 对院系和课程设置都作了调整, 在文学院、理学院的基础上, 增设教育学院, 增加实用课程, 依据三民主义原则设置政治课程, 并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 宗教劳动也改为自愿参加。

但“世俗化”毕竟不是基督教大学及其赞助者心中所愿, 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采取措施来维系学校的基督教色彩:1、尽量保证选用基督徒为教师;2、“家庭化”办学, 通过控制学生规模, 鼓励师生通过社团组织和社交活动建立密切关系, 实行“导师制”等措施, 营造尽可能浓郁的基督教氛围;3、鼓励参与宗教活动;4、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尽管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抵御“世俗化”的努力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

五、“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开始推行“教育国家化”政策, 并在此指导下, 对大学教育进行规范和整理, 极大促进了公立大学的发展。面对公立大学的强势崛起, 华中大学采取了“重质不重量”的办学方针: (1) 尽量聘用海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担任教师; (2) 招生上“宁缺毋滥”, 并努力保持较高的师生比; (3) 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 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这使起步较晚的华中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 在与实力雄厚的公立大学竞争时能保持应有的地位。

六、此书的结论

章博认为, 基督教大学的命运始终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它们因时而生、因时而变, 最终因时消亡, 这是基督教大学变迁的历史背景;20世纪以来, 基督教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了许多调适措施, 试图在不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前提下, 从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双重管理的困局中找到某种平衡, 以适应“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时代要求, 为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可归纳为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的疏离,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两者注定是相互矛盾和冲突不断的, 它们就是在这种矛盾中, 磕磕绊绊地走完了在中国大陆的历程;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归纳为限制与反限制, “中国化”和“世俗化”是它们在外力 (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压力) 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西方差会害怕学校逐渐失去基督教色彩, 虔诚的信仰也使基督教教育者不甘“堕落”, 他们虽然迫于政府要求, 对办学宗旨作了形式上的调整, 但实际上仍然秉承“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和“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的目标, 努力维持着学校的基督教色彩;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 但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 基督教大学的调适还是越来越困难, 最后仍不免湮没于历史潮流;基督教大学的自我改革虽然由于社会变迁戛然而止, 使其能否自行实现“中国化”和“世俗化”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解答的谜, 但也因此使基督教大学更加具有思考的魅力, 有关讨论仍将继续开展并深入下去。

七、笔者对此书的几点观感

笔者认为, 章博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在学术上至少有三个亮点: (1) 选题比较新颖。改革开放以来, 基督教史研究虽然逐渐趋热, 但基督教大学在其中相对冷门, 相关论述不过寥寥二、三百件, 学术空间仍然很大, 此类研究可以起到拾遗捡漏的作用。 (2) 视角更为宽广和多维。基督教研究的几种传统模式, 如文化侵略模式、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 皆有其不合理之处。此书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中, 从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学校与西方差会、学校与师生四个层面加以考察, 通过基督教大学的兴起、“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竞争图存四个方面展现其数十年的流变, 着重阐明它们为消解外部压力、保持基督教特色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基督教大学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 理论较为圆满, 思路清晰, 在学术上前进了一步, 值得我们学习。 (3) 此书在论述近代基督教大学的同时, 实际上也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问题, 即教育应否在外部约束 (来自政府与社会) 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这便是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中国近代大学 篇8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无待,无待主体性

“‘主体性’主要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含义。’”[1]反之,受他人支配和统治,听命于神谕、迷信和命运,受制于自然或其他外力与外在权威,或者是仅讲共性而不考虑特殊性都是主体性异化的表现。以此审视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即“指大学校长那种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大学发展境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这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大学校长在与大学发展相关影响因素的相互活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等特性”[2]。用一个词概括之,可把大学校长这种主体性概括成“无待主体性”,即一种无所依赖的主体性。具体可分解为自在性、自为性与自由性三层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检视可发现,这三层面的无待主体性依次表现为三种历史形态,即自在的主体性、自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主体性。

一、“无待”及“无待主体性”释义

“无待”一词的含义最早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一句话:“若夫承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里的“恶乎待”就是“无所待”,即“无待”。意谓若能顺着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阴、阳、晦、明、风、雨)的变化,而遨游于无穷的宇宙,他还需要依靠/依赖什么呀?“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呀,修养最高的人顺应自然,忘掉自我;亚于至人的神人,不求有功;次于神人的圣人,亦不求有名。

“无待”与“有待”相对,这两个词语是由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与玄学家郭象注《庄子· 逍遥游》中明确提出来的:“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能自通而已!”[3]这是迄今 为止找到“无待”这个词的最早出处。

所谓“无待”,就是无所依赖、无所依待。其本意是“指圣人由于掌握了客观规律而可以超越外界条件的限制,从而使自 己能够随 心所欲,任意而行”[4]。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依待,它是指物的运行或人的某种愿望、要求的实现不能不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不能不有所凭借、有所依赖,甚至是有所依附。“无待”作为一种处世哲学,意味着一个人突破了功名、利禄、权势与地位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无牵无挂,进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这种绝对自由的境界只能通过“至人无己”(就是忘却自我)、无功(就是不注重追求功绩)与无名(不求得到赞誉)的内心修炼才能达到。中国近代那批卓越的大学校长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无序、军阀混战的时代,一般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面对混乱的时代现实,他们能固守教育,去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独立人格,铁肩担道义,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冲破和摆脱各种权势与功名的羁绊,崇尚并保持一种“无所依赖与依附”的精神追求,进而捍卫了公共知识分子与民族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中国近代这批卓越大学校长这种“无待”的人生境界,其力量之源就是对于“大学之道”的执著信仰。保持了大学校长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自主自行的独立性是大学校长进行大学管理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大学校长主体的生命本义之所在。这种不是为了任何世俗功利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自由性,就是“无待主体性”。即不受任何外在事物与外部条件的控制,只凭内心意向去追求大学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与自由性的主体性价值。“无待主体性”是大学校长最重要的职业品质与基本精神,是大学管理活动与学术自由及其学术自主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自在的主体性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作为一种新型 的职业身份,可以被看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锋中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学校长作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机构的引领者,负载着三重职能:创造一种能让这个时期国人所能容易接受的新知识;传授和学习新知识,并将之化为一种实际能力,这是针对近代大学与社会的互动来讲的;把大学促成一种社会运作的规范化组织与非规范化组织之间的新状态。大学校长把追求真理并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内化为社会公共关怀的一种自在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代大学校长的职业存在就是一种自在存在,其职业具有自在性。“‘自在’是指事物受外在条件与必然性的制约和支配的存在状态。”[5]“人的自在的存在是通过人的自在自发的活动而展开的存在。自在自发的活动是指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而自发地维系的活动。”[6]近代大学校长在其职业履行活动中,在危机的环境制约下,对传统中国自身文化精髓的重复利用,将其置入这个时期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中并与其进行合理结合,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自发性。中国近代的大学校长察觉到传统中国学堂变成单纯授人以获取官僚生存技能的知识工厂已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对传统教育学堂培养的依附性的寄生虫感到愤怒,但是,在具有“依附性”的官僚技术人员与“自在性”的劳动者之间,又似乎存在一种无法弥合的鸿沟;在大学办学模式创新与价值关注之间,似乎也存在一种无法兼顾的窘境。借此,这批大学校长试图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赋予中国现代大学一种自在性的精神。这批大学校长深知,中国大学开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以西方的专门教育为取向,虽然不同于传统教育,但使得“大学”一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个凌驾在传统中国之上的特殊机构。“西学的外部功利效应,借助西方入侵者这个中介,留给中国人‘西学胜于国学’的强烈印象。大学变成了振兴中华的强有力工具或手段。这也是中国大学以技术性教育为基本取向的原因。”[7]在这一点上,这批大学校长在其办学治校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现代新型中国大学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生,只不过他们知道,从新型现代大学负载的知识创造与传授这一重要职能来看,它本身并不是什么错事。这仅是大学功能一方 面的反映。然而,大学恐怕还担负着比技术知识创造与传授要重要得多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大学对新型社会所需的“自在人”的培养,而非“依附人”的继续打磨。根据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这一点上是这样操作的:

首先,从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及其共通的职能来看,大学常常是以外在于知识—技术的一种人性的力量孕育,表现出自己之所以为大学的高贵特性。西方中世纪后期大学的塑造“自在人”的价值取向,昭示了现代社会的到来,而近代中国的大学在这批大学校长带领下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社会革新的需要,展示了大学塑造“自在人”在社会运作中的独特效能。

其次,从这批大学校长改造大学的基本目的来看,大学并不以合格的官僚技术工人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也不以传统迂腐的经验型师傅来塑造教师,大学更重视师生负责任地创造和运用知识,造福社会。如果大学师生对此缺乏最起码的一种自觉意识,那么,他们的人格特征就会模糊化,就会混同于传统的依附性人格特征。

最后,就近代中国大学运转的状况来看,在大学校长那种“自在性”的主体性精神引领之下,一批批大师级的教授知识创造能力很强,具有崇高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意识;学生富有爱国情怀,知识接受能力也茁壮成长。以前者而言,民国时代的一流大师都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后者而言,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化科技学术界的优秀群体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样的自在情怀。“自在人”培养是民国大学的特质。一方面,由于社会有高期望,使大学赢得了比社会要宽容得多的思想、言论环境,使其具有其他组织难以具备的社会批判与社会校正职能。尤其是当大学培养的“自在人”以社会良心的化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自身的正义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显示出大学之于社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是社会职能和社会角色均未定型的群体,也由于大学师生是一种由知识媒介凝聚起来的临时性(以四年为基本周期)组织化角色,因此,他们对社会的反应,总处在一种敏锐的感知状态,这有利于他们寻求今后的社会位置,也有利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洞察与对症结的敏感把握。这一切,都与近代大学校长自在性的主体性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知识创造相联系,大学担负起人的自觉理智的理性证明功能;与知识的传授和再应用相联系,大学担负着人的理性意识的社会觉醒的“自在性”职能;与社会趋向更为健全的新状态相联系,大学担负着以培育造就自在自发的知识理想净化社会、以自在自发的理性激情完善社会的能动作用。自在性的主体性是大学校长无待主体性生成的第一个阶段。

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自为的主体性

大学校长在其职业活动中,为了使大学拥有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开始自为地设计大学。这是作为具有社会性的大学校长所应具有的一种实然性的存在状态———自为的存在。“自为的普遍含义是‘自己去做’、‘亲为’,这是人以主体的身份和姿态活动时必然要表现出来的性质与特征。个体以主体身份和姿态生活的时侯,必然是自为的。”近代中国大学以及大学人那种“自在性”的确立以个体化和理性化的进程超越了传统学堂条件下依附的教育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对人的限制,通过近代大学校长的理性启蒙、知识教化、文化竞争等,促进社会活动的主体人逐步由“自在”走向“自为”,使大学开始依据知识、理性、契约、法律等自为的文化因素而寻求发展,借此,开始确立起自为的发展样态。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从创造一件艺术品,到接受一种政治信仰;从为开创一项新的事业而倾毕生之积蓄,到给予国家或家人以获得成功的激励;从移民于一个新的国度,到体验一种超越万物的精神感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个人所为。个人在试图改变社会以前,首先要改变自己。今天,与大部分组织机构相比,个人可以更加卓有成效地左右社会的变革。”[8]这句话更适用于中国近代的大学校长身上。大学校长从创造一所大学,到接受一种教育信仰;从为开创一项新的教育事业而倾毕生之积蓄,到给予国家或民族以获得成功的激励;从赋予大学以一个新的办学理念,到推动大学发展超越万物的一种精神感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大学校长自为的主体性精神所为。大学校长个人在试图改变大学以前,首先要改变自己。由此,兴办大学,开创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信仰与哲学的问题。信仰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次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近代这批大学校长深知,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最高真理的追求乃是灵魂自为存 在的需要。如果一种主体性文化缺乏对于自为存在的灵魂的安顿与设计,那么存在于该文化中的个体,包括学习者、教育者等,要么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要么唯利是图、巧取豪夺,要么苦苦探寻、无所适从,而没有任何自为性特征可言。只有文化、信仰、教育三位一体,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健全的、富有主体性的个体形态。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支点,是一个人生命之根赖以驻扎的土壤。没有了信仰,生命就会遭遇难以承受之轻,就只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存,而不会有真正地人的生活自为状态,不会有主体性的生命价值的张扬与实现。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身上诠释得淋漓尽致。从这批大学校长的教育信仰来看,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朴素的或习俗的教育信仰,另一种是科学或理论的教育信仰。而他们的教育信仰大都属于后者。因为他们都具体有一种个体自为性的能力,都具有一种播种知识、传播文化理念的主体性精神,这是一种化育他人、造福社会的信仰。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真正的教育家有孔子之热忱、基督之博爱、释迦牟尼之忘我精神。”可见,这批大学校长正是凭借这样的一种自为存在的主体性信仰精神来治理大学与推动大学发展的,并且使大学教育在混乱的政治失序社会中获得了自为性存在。“教育是我们在政治上求得安全的唯一保证。除了这艘救命船以外,到处是一片泛滥的洪水。”“设立学校是人们在历史上最大的发现。别的社会组织只有医治和补救的性质,而学校却 带有预防 性,是一贴消 毒剂。”[9]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的中国大学教育超越了政治和经济,具有普遍的主体性之永恒价值。与其他大部分人以及组织机构相比,大学校长在这样的主体性支撑下所创建起来的大学及其可以更加卓有成效地左右社会的变革,由此而成就自己的“卓越”。

何谓“卓越”?按照我们的理解,卓越的人物必须有人格,而有人格的人不一定卓越,这也应该是常识。而卓越的人必然有成就,而有成就的人不一定卓越。关键是如何理解这其中的“成就”与“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成就’总是特殊的,实质的,似乎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整个‘人格’。换句话说,人格不能是某一方面的,更不能理解为某种具体事功的优异价值。”[10]我们判断大学校长是否卓越,其中有成就与人格指标,但是这种成就与人格指标不是单一的。至少,需要表现在道德、知识、行动与观念方面,这个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仁且智”,有时甚至还需要扩展到“勇”。中国近代的这批大学校长是仁、智、勇都具备了。那这批大学校长身上的仁、智、勇是从何而来?“当一个国家与民族突然面对巨大的文明落差而又急于追赶先进文明、融入巨大的世界现代化扩展进程,且这种追赶因为各种复杂的内外条件而不得不采取某种跳跃式的方式时,她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也许不只是技术和物质层面的,更主要与更艰难的是文化和主体性精神方面的。”民国时代的转型社会,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伦理观念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的转换,不但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现代性转换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与道路的问题。大学作为引领社会这一转换的主要力量,在这个时候大学要发挥的力量必须是自为性的、必须是民族性的、必须是地方性的,这批大学校长深知其中的奥妙,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价值要实现转换,大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认同这一点,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崛起史所证明了的。这是关系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命脉能否得以延续并生存的致命问题。因此,在政治失序与社会板荡的民国时代,这批大学校长不放弃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思考中国大学的发展之道,在世界大学体系中,捍卫和保持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文化血脉,依靠他们身上的仁、智、勇的自为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是他们得以自为存在的一个根本维度,是他们之所以卓越的一个根本维度。自为性的主体性是大学校长无待主体性生成的第二个阶段。

四、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自由的主体性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无待主体性获取的道路是曲折的,根据马克思关于“自为的存在将被既在地自由的实然性存在取代”[11]的观点,我们不仅仅只是从自在与自为的主体性层面来探讨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存在,而应当从那种给定的本质或规定的抽象转向大学校长的自由主体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展示与自我澄明。应当将大学校长作为一种被赋予的一种自由中去理解,“这是一种高于其自身中的非客体的潜在性,这种非客体的潜在性只有在他获得对自身真正意识时他才知道”[12]。在根本上讲,大学校长是一种自由性存在。一旦 大学校长“达到了自身 的自由意 识,就可以进 一步领悟 自身”[13]。实际上,不但是领悟自身,更能领悟大学、领悟教师、领悟学生。“自由是人的本性,如果教育将自由自我丢失,那是教育的不幸;而只要保持了这种本性,那么,批判性、超越性与保守性同在,它们一起让人性永在、永生、永长。”[14]大学校长职业有了这种自由性的主体性,才能让大学的学术与教育事业具有自由性,才能一起让大学师生的人性永在、永生、永长。其自由性表现为:大学校长从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与本性出发,主动地设定自己的职业目标与理想,积极地从事关于大学发展 的各种活动,是自己职业生活的自觉行动者与主动行为者;大学校长承认其职业活动中的一切对象、既定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的客观现实性对自己职业活动与职业目标、职业理想的限制与制约,但是并不局限于这种限制与制约,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改变各种自己有能力改造的大学环境,使之符合大学发展规律赋予自己的职业理想,并利用各种方式力求确保自己在职业活动中相对于活动客体的主动地位;大学校长通过对自身本质力量的恰当定位选择适合大学发展的路径以确保大学校长在其职业活动中的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可见,大学校长的自由性是大学校长自主的活动状态。这种自由性不是纯粹的精神自由,而是将精神自由付诸大学发展的行为自由。

中国近代大学 篇9

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史上非常出类拔萃的学校, 它们的英语课程设置一前一后, 由于各方的努力, 成为我国晚清和民国时期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典范和先导。为此, 本文选取这两所学校, 简要分析从晚清到民国我国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历史变迁情况, 在基础上, 挖掘其对当今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晚清时期:从无到有的英语课程设置——以京师同文馆为例

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有序的发展流变过程。这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尤为突出。中国近代史上英语教育的发轫在我国国门被迫打开后的教会学校中, 由于种种缘由, 在洋务运动发起前, 教会教育中附带的英语教育始终处于随心所欲的地步, 没有一套规范完整系统的课程设置方案可用。

英语教育的正规化开始于我国学习西方的事业——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外语教育学校,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同文馆。晚清时期, 最有名的外语学校就是京师同文馆, 它的课程设置很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其英语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1. 将英语语言的开设与其他的专业课程相结合, 课程设置十分广泛。19世纪70年代以前, 京师同文馆是一所开设单一语言型课程的学校, 主要是英语, 附带有汉语课程。之后, 随着洋务运动事业发展的诉求, 需要更多经济类人才的大力培养。于是, 该校的英语课程便拓展到其他西学课程, 如理化生、天文地理、医学等领域课程, 并制定了较为长时段的西学课程[1]。这些西学课程选取的全是英文版教材, 因而这些课程实际属于专业英语课程和实用英语课程范畴, 其内容非常广泛, 涵盖大量的科学知识, 如历史学科、地理学、数理化学科、机械学、航海学、测量学、经济学、采矿学等学科领域。通过以上这种课程设置与安排, 就促使英语语言课程的设置连续不中断, 体现和遵循英语语言学习的可持续发展规律, 在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课程中学习英语语言课程, 英语语言课程和实用型英语课程相互贯通融合, 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协同创新的课程学习结构。

2. 将英语课程设置与汉语课程并举, 不偏颇一方, 为培养学生英语和汉语话语系统的变换转换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英语学校, 非常重视汉语课程的设置和学习, 因为办学当局深知汉语功底是学习好英语课程的一大基础, 尤其是对英语翻译实践课程的设置和学习非常重要。当然, 这种重视母语课程的设置和学习, 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功效。这也与京师同文馆属于国立学校有关。

3. 英语课程设置遵循人的接受和学习规律,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从同文馆八年制时段的西学课程设置来看, 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年到第四年为英语语言基础课程学习阶段,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拼读、拼写、书写、语法、说话、句法等方面。实用英语课程主要包括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等领域基础常识;另外, 还有较为基础的公文翻译课程等。这一阶段, 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种英语语言课程基础和实用英语课程的基础部分, 尤其是以英语语言课程的基础课程学习为主体。第二阶段, 后四年的课程设置在前四年基础上加大难度和范围, 进入高一级阶段的课程学习, 即从单一英语语言课程的学习向应用型、实用型英语课程拓展, 主要是英语版的先进西方科技知识课程。

4. 注重翻译实践课程设置和训练, 体现了翻译导向的实用型课程设置模式。京师同文馆本身是应学习西方而产生的, 因此其英语课程设置非常强调实用。英语实践教学课程[2]分为两块:一是口语实践课程的学习, 主要是让学生亲自参与外交场合的翻译全程工作, 学习各种口语技巧和知识, 同时学习一些西方的礼仪和风俗知识常识。二是书面翻译课程的学习, 同文馆举办的各种译书活动, 大量翻译各种西学书籍, 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英汉两个话语系统的转换变通能力, 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西学知识面和掌握程度。

5. 英语课程评估要求非常严格。从考试内容和考试次数、考试纪律上体现出来可见一斑。考试次数有四次, 大小考试均有;考试内容, 一次比一次拓展和加深;考试纪律非常严格, 考试之前, 位置与监考教师均不知晓。

二、民国时期:从借鉴到逐渐完善的英语教学课程——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民国时期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主要体现在两块:一是英语教育的典范型学校——教会大学, 二是国立大学。在英语课程方案设置上, 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以教会大学为典型, 而教会大学中又以圣约翰大学为最佳示范。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完全按照美国教育模式建立和行进的, 其课程是全盘美式的, 其之所以有东方哈佛的称呼, 在课程开设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一门学科的课程设置, 大体可分为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就英语而言, 理论课程主要是语言学、语用学、语法和文学课程等;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口语课程、翻译课程等。

1. 实行英语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设置并举, 课程数量明显增多。1919年实行的必修课程设置[3]课程:第一年开设有英国文学、修辞学、翻译、写作等课程;第二年开设有英国文学、写作、修辞学与写作等课程;第三年开设有英国文学与写作等课程;第四年开设, 同第三年一样。表面上看是比较单一的英语语言课程学习, 以文学阅读和写作为主。1919年开始拓展到其他课程设置, 实行选修学习制度, 开设了很多的选修课程, 主要开设课程有英语短文、科学英语散文、英语诗歌、英国文学史、近现代英语散文、莎士比亚、弥尔顿、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浪漫主义运动等。

2. 实行纯英语课程与专业型英语课程设置并举, 两者良性互动。英语课程的学习与其他专业课程设置融为一体, 专业课程英语化, 促使专业课程也成为专业型、实用型英语学习课程, 英语课程的泛化度、延伸度、实用度大为增强。这主要体现如下:由于圣约翰大学是不受官方直接管辖的学校, 完全仿效西方的哈佛大学设置课程, 非常灵活和宽泛, 囊括了大部分文理课程, 除汉语课程外, 所有课程几乎都是使用英语原版教材。这就使得英语语言课程学习渗透到其他专业型英语课程的学习中去, 使得两种类型课程的设置与学习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既提高学生单一英语语言的学习, 更是提高学生实用英语的能力。

3. 相当重视学生英语实践教学课程的学习和训练。这主要体现充分使用各种隐形的英语课程, 让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交际、活动等隐形式的英语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英语, 弥补显形课程的某些不足, 提高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一是利用各种平台, 为学生提供英语实践教学的学习。比如利用学校的全英文校刊、校报, 让学生以此为平台, 进行各种心得体会和思想的交流沟通, 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利用学校举行的各种社团, 开办各种英语演说能力;利用学校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 如音乐会、军事训练、体育比赛和摄影活动等, 这些活动均实行全英文交流运行。二是充分利用学校的外籍教师活的学习资源, 鼓励师生间零距离交流, 让学生学习原声地道的英语, 切实提高学生英语的口语交流能力。三是把英语课程设置的学习渗透到学生日常的生活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与运行中。学生在校办理任何事情, 接触和使用的都是英语文本和话语的东西。包括学生看病、办理借书手续、请假等事宜, 均是全英行进。学校出台的各种文件和制度、规章, 均全采用全英语话语系统表达。以上这些课程, 都是与显性课程相对的隐形课程, 两者相辅相成和良性互动多赢。

4. 适时开设了汉语课程, 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课程的设置和学习奠定基础。

三、近代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课程变迁的现实启示

从晚清到民国, 近代中国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变迁以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为典型, 两所学校各有所长, 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对当今我国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与学习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具体如下。

1. 注重英语教育课程设置的循序渐进,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的学习规律, 这启发我们当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千万不能好高骛远, 一定要结合学生实际, 分层次地设置课程, 提高课程设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京师同文馆重视口语课程和书面翻译课程的设置与学习和圣约翰大学一年一度的翻译课程, 均启发我们当今的大学英语课程务必要注重英语实践课程的设置与学习, 尤其是翻译课程方案的设置与学习。

3. 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将纯英语语言课程方案的设置与专业型实用型英语课程设置并举和融会贯通, 这启发当今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方案设置不能搞闭门造车, 孤芳自赏, 必须要与其他专业的英语课程结合, 使得英语语言课程的学习和学生所学的专业英语课程联系起来, 最好能够统筹安排和一体化推进, 方能提高学生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4. 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重视显形和隐形英语课程的设置、学习, 启发我国当前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与学习, 不能仅仅设置显形课程, 更要注意充分开辟和利用各种隐形的英语课程学习资源, 力促显形与隐形英语课程资源良性互动,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学习英语和提高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5. 京师同文馆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均开设了翻译课程的母语课程——汉语课程学习, 尤其是京师同文馆的汉语课程设置与严格规范的学习, 启发当今我国高校英语课程设置方案务必要国语与英语并重, 力促两种英汉话语系统课程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苏肖.论清末同文馆英语教育课程设置[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8 (1) .

[2]郭建荣.京师同文馆的英文课程分析[J].兰台世界, 2012 (9) .

浅谈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 篇10

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

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清王朝统治。邻近诸国, 朝鲜、老挝、越南、缅甸、日本等国, 依附于清王朝, 并多次入贡。与中国国力相当的俄国, 虽屡次进犯, 但均未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 直至17世纪50年代, 俄国开始与中国交好, 并派遣使团到我国来参观、学习。至于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 中国并未与其有多深的联系, 外交、文化、贸易关系很少。鸦片战争之后, 多国开始介入我国政权格局, 使中国变成多国列强竞争的“地区”, 致使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中国近代史开端和中外关系史开端

鸦片战争重新定义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 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自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 先后利用不平等条约, 在我国培植势力、瓜分资源, 并运用一切手段扩大在华影响力。这时, 中国的对外关系是被动的、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任人宰割, 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随后, 同盟会创立、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五四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等一系列斗争, 促使中国逐渐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被引入正常的国际关系格局当中。

(一) 以不平等条约为开端的“畸形外交”

中国对外关系性质的改变由中英关系开始, 英国是当时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为了增强国力, 极度渴望开拓中国市场。鸦片战争给中英之间奠定了基本外交模式——即不平等条约外交。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再到1881年中巴《和好通商条约》、1899年中墨《通商条约》等, 这些不平等条约牢牢地将中国定位在“被侵略”国家行列。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当中, 是绝无仅有的。中法战争之后, 法国切断了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 并诱发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 这也证明了, 在利益的驱使下, “外交关系”很难一成不变, 它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 以中英关系为缩影, 侵略与反侵略成为我国近代史对外关系的主体模式, 它影响了我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的对外政策导向。

(二) 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外交进化

众所周知, 外交由中央政府行使、制定, 是国家基本行为的通则。然而, 在中国近代史, 我国权利中枢更迭频繁, 对外关系行政主体始终没有确立, 因此, 对外事务的发言者, 一直是“暂时”领导中国的政体。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期, 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变得纯粹, 英、美、日、法、德、意等国为行使、拓宽对中国政务的发言权, 与当时中国有实力的军阀、政党, 形成了斗争同盟, 其根本目的在于, 帮助他们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政治体。此时, 中国对外关系陷入了多元发展道路, 在外交进化的过程中, 中国逐渐争取到了发言权, 并开始与美、英、俄、法等国站在平等地位讨论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关事务。但从斗争实践中可以看出, 战时中国, 它对自己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能力很差, 在外交选择上依然处于被动, 与他国形成的外交关系完全取决于他国对于我国政治、资源的觊觎需求。

(三) 以核心政权主导的独立外交

虽然中国近代史开端给中国对外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使中国之于他国失去了独立、自主能力, 沦为了“殖民地区”。随着政权斗争的胜利, 共产党逐渐成为了中国的核心政权, 并开拓“独立外交”道路。在150年屈辱、激愤的近代史中, 独立外交成果难能可贵, 但要想真正“坐实”独立外交, 却面临着诸多困难。从确立联合国席位、与多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国家外交地位逐渐提升, 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中国近代史对近代化外交的影响

在清政府没有倒台之前, “总理衙门”是中央设立的主要外交机构, 主要负责与国外通商、通政, “外交”在当时政府的政权体系中影响力很小。1870年,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成为中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外交大臣”, 并在中国近代史开端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外交角色, 领头签订了多个近代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 让中国在今后的几年、几十年里背负了太多的债务和重担, 但这些不平等条约也证明了中国“外交”的成长和蜕变。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从武昌起义到北伐战争, 从抗日战争再到国共战争, 中国近代史创建的外交模式始终没有改变, 它所起到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胜利。

在政治、经济双向落后的窘境中, 外交成为困扰中国几年、甚至几十年发展的核心问题, 即便在“总理衙门”成功转型为“外务部”之后, 中国的外交始终没有“强硬起来”。但从其起到的外交影响力来看, 外务部对推进中国外交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首先, 它解决了我国外交事务长期分散、不集中的问题, 成功地整合了多国外交事务, 并以正规“管理机构”形式, 开展了一系列管理行为, 这种权利控制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成为外交管理的基础;其次, 中国近代史外交催生了“外交使馆”的建立和推广, 派遣外交官, 让外交官协同外国人开展外交合作, 可扭转中国在外交上的困境;最后, 强化了外交队伍建设, 以“总理衙门”“外务部”为首的外交机构, 提拔了大批新知识分子, 成功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交人才。

综上所述, 中国近代史开端为我国对外关系发展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 一来, 它让国人通过“外交”了解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从而奋发图强、勇于斗争、创造民主型社会;二来, 它为中国对外关系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制度还是规范,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革命、事务, 都为近代外交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发挥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四、结论

通过上文对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可知, 中国近代史是国人不可忘记的历史, 它诠释了中国在历史更替、社会变革中所犯的错误, 所作出的牺牲和努力。现如今, 中国对外关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中国传统外交”给“近代化外交”提供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张振鹍.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5, 22 (01) :4-10.

[2]彭南生, 蒋东升, 王复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回眸与前瞻[J].史学月刊, 2009, 21 (02) :19-32.

[3]张振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 开展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全面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 1992, 22 (02) :13-14.

[4]孙若怡, 张有为, 王汉超, 郑欣宜.传承与开拓:一九四九年后港台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J].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2004, (32) :15-25.

[5]夏明方, 邓思娣, 赵晓光.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J].近代史研究, 2007, 23 (01) :1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