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警察

近代警察（共8篇）

篇1：近代警察

珍贵文物再现中国近代警察史

警察的历史源远流长。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

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更为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并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也可算是警察出身了。

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按照时间先后来讲，应首推湖南长沙创立的保卫局。

1897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向推行新政的巡抚陈宝箴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建议设立湖南保卫局。此后，黄将草拟的《保卫局章程》刊登在《湘报》上，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得到维新派的大力赞扬，也得到开明官绅的赞同。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成立。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人员素质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

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刚刚诞生三个月的湖南保卫局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被迫裁撤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

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

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

再从他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

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可以说，我国近代之警察制度，始于光绪廿三年（1897年），而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后才逐渐在全国各地建立，其始创中国警政者为黄遵宪。按时间顺序来讲，首先应该是在湖南长沙创立的保卫局。湖南保卫局是伴者1898年6月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变法失败后陈宝箴等官员被统统革职，湖南保卫局也在10月底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清政府与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半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清政府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清政府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袁世凯曾训练过清政府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

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

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这就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起源。

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６日，直隶都督赵秉钧被人下毒暗杀，七孔流血暴卒。

赵秉钧，１８５９年生，河南临汝人。曾任北洋军巡警领导人。中日甲午战争后成为袁世凯的部下。１９０５年任巡警部右侍郎。在任内镇压革命，杀害人民，有“屠夫”之称。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的国务总理。因策划刺杀宋教仁而遭舆论抨击，被迫辞职，后改任直隶都督。

由于袁世凯的指使，赵参与策划刺杀宋教仁，“刺宋”要犯之一被袁派人追杀。赵竟派人缉凶并致电袁为“刺宋”要犯鸣不平，说“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此后，赵称病不出，直到被毒杀。

光绪皇帝设置巡警部的谕旨

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后，导致清政府的京师治安机构瘫痪。当时经联军许可，由各占领区内的绅商出面组织了一个临时治安机关，叫做“安民公所”，在东、西两城各设一处。其职责是招募巡捕、缉拿巡守、维持界内治安。光绪27年（1901年）夏，联军先后交还占地，退出北京。于是清政府在步军统领衙门内设置警务处，左右两翼分设警务公所，与各安民公所共同维护京城治安。同年8月，经光绪黄帝批准设立善后协巡总局，下属十个协巡分局。光绪28年（1902年）4月，又将善后协巡总局改为工巡总局，行使维持京师地方治安的职责，这是中国建立警察制度的开端。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经奏准后在天津试办巡警局。光绪31年（1905年）9月，清廷为在全国建立起一个集中和统一的警政体系，特于中央设立巡警部，下设五司。随后将京师工巡总局改组为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直隶于巡警部。

京师警察厅印、行政处印、消防处印、卫生处印、京师警察厅徽章

天津街头走出中国巡警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士兵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

南北两警局开创中国新警务

早在收回天津前，袁世凯就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和巡警学堂，将所属部队编成巡警并开始训练，为接管天津充分准备。1902年接收天津后，袁世凯当即把从保定带来的2000名巡警和天津都统衙原有的千余名华人巡捕合并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并建立警务学堂，“训练巡局官弁兵丁”。

最初的巡警总局机构比较简单，其管辖范围也只限于北运河以南的城厢及附近地区。不久，袁世凯又成立了天津北段巡警总局，主要管辖金钟河以北地区，原来的天津巡警总局改称天津南段巡警总局。1904年11月，袁世凯又成立了管辖天津周围四乡的四乡海河巡警总局；1904年九月，经袁世凯奏请，清政府成立巡警部。

是时，北京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炸伤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为了加强铁路防范，袁世凯遂由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挑选一千余名官警，开办了京榆铁路警察。1908年，清政府民政部又报经批准，执行巡警道官制，“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事务”。中国的警务制度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告别了传统的“捕快”概念。

巡警制度多站立坐卧有规定

天津巡警初创时，将天津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警区，每一警区为1个局，每局下设若干棚，每棚设警长1人，有岗哨3处，每个岗哨设3名警士。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将管辖区域仍划分为5个警区，每一警区设1个分局，每个分局下设4个区，每区设5棚12岗，配置巡警50人。全市共设置执勤棚100个，执勤岗240个，执勤巡警1000人。

据此我们大体可以勾画出过去巡警的作息时间和各种上岗要求：巡警值勤分站岗、巡逻两种勤务；实行“勤三休六制”，即站岗、巡逻均各为3小时，休息6小时，站岗、巡逻、休息按日轮班交替；各区的5个棚，实行“勤四息一制”，即每天有4个棚值勤，1个棚休息，值勤各棚各出3岗，每岗1人，共12人。各棚休息的巡警为“预备巡警”，可顶替有事、有病者上岗执勤；遇有紧急情况，鸣哨为号，预备巡警必须全部出动；值班站岗应在岗地左右，注意查看一切情形，没有事情或没有长官命令，不得擅离岗位；值班巡逻者应在管段境内往来查看，不准坐卧，不得与人交头接耳，不准饮食吸烟。四乡海河巡警总局还规定：“巡逻要携带巡逻表，每巡行到一处，即由该村加盖戳记；遇有罪应拘捕而无理纠缠或逞凶拒捕的人，巡警应即鸣哨，会合邻近巡警将其拘送局所。”

拘留规则细搜捕传唤要用票

封建时期的捕快抓人，不管在哪里抓住嫌疑犯，一般是就地审讯，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将犯人关押。巡警总局初建时，由于没有专门的人犯滞留处，所缉捕的案犯只好分送到附近衙门监室寄押或借房拘押，与捕快办案没有多大区别，罪犯脱逃或被虐待而死伤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改变这一状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南段巡警总局在局内建立了专门滞留罪犯的拘留所，由差遣队看押拘留所所有滞留人犯。为防止罪犯脱逃或出现人身意外，南段巡警总局规定：被拘留的人犯，不论已结或未结案，已审未审的人犯、证人，均分别关押，男女各为一所。男拘留所钥匙由差遣队队官收藏，拘留所开锁时，必须由差遣队队官前往监视；女拘留所钥匙由值日所审判课管理，开门锁门时，审判课课员要前往监视。被拘留的人，每天早晚点名一次，防止脱逃；人犯的东西要记录在案，呈报检事长查核；被押人犯不得出入自由；被押人犯是否安静、有无非常举动，巡警换班时要交待清楚。饮食如不干净，一概不准给人犯吃；所内重罪的人犯，其亲友送来的物品，检查巡长检查没有问题后才能给予。

为保证所拘人犯如期审结，南段巡警总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局内设立发审处(预审处)，负责所拘留的人犯审讯和罪罚裁定，并负责拘留所、待质所的管理。在《发审处规则》中规定“传人用召唤票，拘犯用逮捕票，搜证用搜查票”，“讯案时刻为每日午前自九钟起至十二钟止，午后自三钟起至六钟止”，“待质所为诉讼者俟讯之处，无论民事刑事，凡被传到案者均在此处听候”。可见，拘留所的管理制度还是十分严密。

明察兼暗访巡警上班有人管

巡警制度建立之初，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督察制度，只是由官长对巡警勤务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对责任者进行处罚。

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设立巡查机制，对勤务工作进行巡查和稽查，由总局稽查所监督实行。罗澍伟教授说，稽查所派出的巡查人员身带腰牌，昼夜巡查，检查巡警值勤情况。在巡查中巡查人员只准暗中观察，不得干预巡警值勤。南段巡警总局重新拟定的稽查所章程规定：“稽查员在外查事，须不露形迹，不可公然自称系稽查员。如见巡警有犯规情事，应记明某局某区某时某岗，回局登簿呈报，不得当面申饬，亦不得径自去该管局区报告。所查各事于呈报时，只准叙明事实，不得妄下断语；稽查员海员发给票据1张，须随身携带，不可遗失。如夜间被巡警盘诘不放，可出示票据以释其疑……稽查员如查有急应捕拿之人，准其招呼巡警捕获。”

1905年10月，为整顿警察风纪，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制定了《巡警遵守规则》8条：“官长查岗巡视均穿军服佩刀；换班长警严禁说话、杂乱，要步伐整齐严肃；长警上街要扎皮带戴草帽，不准光头散腰；无事不准到租界；凡见长官行礼均要注目；各局区队之门岗均须站立门外至12点钟准进门洞，门岗持枪时须上刺刀；脑后之短发长不准过一寸五；凡巡警出局单人行走不准左顾右盼，如二、三巡警必须成为一路行走，若系成队均为一路行进。”

清末“预备立宪”诞生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和机构

1905年徐世昌（左三）任清廷巡警部尚书时与赵秉钧（右二）等人合影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尽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权力斗争中又击败了光绪帝重新执掌了政权。尽管慈禧自己血腥地镇压了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但是中国严峻的现实又迫使慈禧太后自己又开始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这说明连慈禧本人也承认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慈禧的“新政”主要包括三项内容：练兵、筹饷、育才。

“新政”的首要内容是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式陆军。清政府特别注重编练新军，除了编练新军正规部队，还训练维持城镇治安的巡警武装。一九０五年十月八日，为了预防革命党的破坏，清廷设立巡警部，任命徐世昌为尚书.一九０六年九月一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一九０六年九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上谕”中说：

“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之基础。（”《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四三至四四页。）

首先，调整国家机关，明确职责。早在实行“新政”的初期，曾对个别部门作过调整，裁撤了一些机关，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学部等机关。这次官制改革，又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肿寺并入礼部；将工部与商部合并，改名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称度支部，将财政处并入；一九０五年又增设巡警部和学部。十一月六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内阁，军机处照旧；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外务部，吏部，礼部照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一九０九年限厅州县巡警粗具规模；一九一０年前项一律完备；一九一一年筹办乡镇巡警；一九一五年一律完备。

清政府北京巡警部教练处发给爱仁的卒业文凭

清末巡警训练所徽章一对 四川省会警察厅出入证

光绪三十四年奉天巡警总局告示

英租界中的中国籍巡警

1901年清朝政府那拉氏宣布建立警察至1927年为中国近代警察时期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22年里应该为中国警察的现代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公安”应该是当代中国警察时期

1901年，自清政府创办警察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警察虽然有一定发展，但这段时期里的警政建设由于是在缺乏相应的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的制约机制下进行的，因而就导致了警察的专横和警政的腐败等一系列恶劣后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始了蒋家王朝长达22年的统治，在这段时间，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但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而且逐步完善了警察的内部管理体制，还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制度的建设是畸形的，虽然全国警察总署是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但没有文化宣传机构，仅设了对内的教育部门,而且片面地发展和强化警察执行社会镇压的职能，社会公益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受到粗暴的践踏。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22年间，正是国际上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国民党警察制度积极仿效法西斯模式，迅速组建起特务机构，建立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严密警察网，实行军警结合，警察、宪兵、特务三位一体的白色恐怖统治，尤其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正义呼声，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应对措施，而是一律予以严厉的警察镇压。凡是敢于对国民党统治稍有不满的人，都可能遭到异常严厉的惩罚，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警察完全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已力量，其警察体制、警务方式、警察职业道德都是与广大民众相互对立的，人民大众和警察的关系无法相融，成为压迫被压迫关系，警察的发展与人民的苦难成了同义语。因此，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决定了这个时期警察文化的昏暗和恐怖的血腥味。

民国二十四年汉口市公安局公文封 2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根据国民政府统一战地委员会训令，京师警察厅改组为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各区内设区署，区属之下设分驻所和派出所。这是当时警务人员佩带的徽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级警察局组织规则》，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易名为北平特别市警察局。同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为日伪占领区。北平市也改为北京市。同时，北平特别市警察局改 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这是当时警务人员佩带的徽章。

周佛海，源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李士群 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伪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后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1933年初，日军第一师独立守备队在所谓的“三角地带”岫岩、庄河、凤城等地，对我抗日军民进行了反复围剿。从1934年开始，日本关东军指挥全满的日伪军、警察“一齐讨伐”。据伪满洲治安部编写的《满洲警察史》记载，从1932年起到1940年止，日伪军共杀害抗日武装人员65943人，打伤42552人，逮捕11351人。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战时的法西斯统治，1941年12月27日，伪满洲政府公布了《治安维持法》，对整个辽宁及东北地区人民进行了疯狂镇压。特别是在日本帝国行将就木前夕，1944年6月12日，伪满洲国又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规定种种罪名，诸如对皇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护罪、思想犯、国事犯、经济犯等等，共50多种。当时，整个东北无疑成为了一座大监狱。

篇2：近代警察

篇3：近代警察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教育改革及其立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并于1912年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 立即着手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立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 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清末学部, 设置中央教育部, 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作为正副长官, 设参事拟定法规文件。另有秘书掌管机要事务, 视学掌视察学务, 技正与技士掌技术事务。教育部内设三司一厅, 即专门司 (下设大学科、专门科、留学科) 、普通司 (下设师范科、中学科、小学科、实业科) 、社会司 (下设图书博物科、通俗科) 和总务厅 (下设统计科、会计科、文书科、庶务科、编审处) , 司 (厅) 长下属佥事, 分掌各项事务;主事为助理。全部总编制不满百人。

临时政府时期, 地方教育行政一时无暇顾及。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 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 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劝学所”制。直到1917年9月, 颁布《教育厅暂时条例》, 各省始建独立的教育厅。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会计、庶务、文牍、统计等事务, 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 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和留学教育。也可以只设两科, 第三科的职能放在第二科。南京临时政府对地方教育行政则一时无暇顾及, 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 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 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清朝“劝学所”制。

为了改革清末封建主义的学制与课程等, 1912年1月19日,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 规定:改学堂名为学校, 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 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 一律禁用”;民间通用之教科书, 有尊崇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的, 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 可随时删改;“废止旧时奖励 (科举) 出身”的做法, 一律称该类学校的毕业生;增加自然科学、应用知识方面的课程;立即着手编写新教科书。这些措施在与封建教育彻底划清界限方面是相当有力度的, 直接体现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两个法令的颁布, 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 保证了民国初年普通教育的改革, 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1]

在整肃封建教育的同时, 南京临时政府着手探究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蔡元培于1912年2—4月, 在《教育杂志》与《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 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对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

此外,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以“启文明而速进化”为指导方针, 于1912年3月2日致《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于各省都督:“《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科目, 须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 一律禁用。”从而取缔了反映封建专制主义、灌输封建思想及与共和民主精神相背离的课程和教科书。同时, 南京临时政府把社会教育看做“今日之急务”, 明令各省筹办“共和宣讲社”, 宣传革新事实, 鼓励实业、尚武等社会新风尚, 尤其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 促进了封建旧习的革除。

二、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及立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在建立中央警政管理机关的基础上, 对地方警察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在其存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 发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法令。鉴于清末警政极端腐败, 南京临时政府决意加以整顿, 认为:“民国成立, 凡百待兴, 欲将巩固其基础, 必先修明内治。夫内治机关首重警政, 欲求整顿, 尤须以改良警学、养成警才为前提。”基于“巩固国基”和“修明内治”之出发点, 南京临时政府确定了“现在整顿警政, 先从改良警学入手”的教育方针, 大力推行警察教育。[2]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警察教育体制, 且每个层次均各有其不同的要求和组织规程。

在中央, 南京临时政府以清末江南巡警学堂为基础, 于1912年2月14日由内务部组建了警务学校, 颁发了《内务部警务学校章程》, “以养育警务人才为宗旨”。作为中央和省级警察机关培养警官的最高学府, 该校由内务部警务局局长孙润宇兼任校长, 归内务部直接领导。内务部警务学校附设巡警教练所, 制颁了《内务部附设教练所章程》。与警务学校不同, 教练所是为解决“巡警需人”的实际困难而开设的, 培养的是一般警务人员;学员称学警, 仿日本巡查教练所成法, 每期两个月, 每天授课七小时, 并先于警务学校招生。[3]

由于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与局势复杂, 南京临时政府难以对各光复省区地方警察教育作出统一规定, 只要求它们参照《内务部警务学校章程》和《内务部附设教练所章程》相机筹办。据此, 南京巡警总厅仿照清朝末年南京各区所设巡警补习所做法, 于2月28日发布命令, 要求各区成立与清末巡警补习所类似的巡警传习所, 培训在职巡士。1912年4月1日, 内务部专门颁发了《规定巡警学校及教练所章程咨各省都督文》, 以规范统一地方警察教育。

应该指出的是,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 对警察教育所作的上述规定并未完全付诸实施, 有些警察教育法规虽然公布但还来不及实施, 也有些警察教育法规只是刚制定的草案, 还未正式讨论通过。但不可否认的是, 南京临时政府对警察教育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警察教育方面的进步要求, 对于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教育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评价

综观南京临时政府的警政建设, 可以清楚地看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警察法制建设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其警政建设本身带有明显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无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 也没有来得及对清朝极端腐败的警察机构进行全面而认真的改造;另外, 南京临时政府在警政建设上片面仿效欧美, 一味地照搬西方的那一套, 导致出现食洋不化的局面, 脱离了中国实际。同时,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十分复杂, 总揽警政的中央内务部中革命党人居次要地位, 且不少起义省区的政权 (军政府和军政分府) 也大多掌握在旧军阀和旧官僚手中, 造成南京临时政府力莫能及, 从而使孙中山发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教育法令难以推行, 为期3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警政建设中途夭折。

但是, 正如有学者评论:“不论是临时性的法规, 还是未经正式通过的草案, 或是虽经公布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者, 只要该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和立法指导思想, 为当时所必需, 对后世的立法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就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哪怕当时只是提出某项立法任务, 或者只是确定一些立法原则和初步构想尚未拿出具体方案, 也应作为一个认识或准备阶段, 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4]

在警察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 在其不到一百天的存在时间里, 南京临时政府批判了清政府封建警察教育制度, 废除了以忠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教育政策, 废除了清朝学部颁布的含有封建专制内容的教科书, 明确提出了革命警察教育思想;同时吸取了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警察教育立法的一些经验, 并具有反封建精神, 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其中有些虽非单纯意义上的警察教育法规, 却为这一时期的警察教育活动确定了基本准则, 尽管当时它们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全面的贯彻执行, 甚至不久即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所彻底撕毁, 但其在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史上所占的地位及其历史意义是不能抹杀的, 它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中国警察教育法律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 南京临时政府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前封建性质的警察教育, 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警察教育, 其警察教育的内容、宗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是一次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警察教育革命。南京临时政府警察教育立法标志着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法的转型。

总而言之, 在近代历史上, 南京临时政府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警察教育法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与开创性的实践, 尽管当时它们不可能得到全面而有效的贯彻执行, 但其为中国警察教育法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基础, 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卫民.中国警察教育立法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2]韩延龙, 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柳卫民.警察教育若干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7.

篇4：小警察敲诈老警察

据悉，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涉案警察目前已被停职。

据此间媒体今天报道，老警察名叫詹才良，是惠来县交警一中队指导员，有二十多年的从警经历，曾因与歹徒搏斗而立功。他对自己近日的遭遇气愤不已。

据詹才良简述，今年七月，詹名下的一部吉普车因搭载一毒品案件嫌疑人被陆丰市刑警大队扣留。八月二十八日晚，他接到陆丰市刑警李某的电话，告知其吉普车与毒品案无关，让詹前去领车。到了陆丰，李带屠到宾馆开了一间房，说要“谈谈车的问题”，问詹“打算怎么办”。

“既然车与案件无关，为什么还不放车呢，”詹问。

“你有没有带钱来，”与李一同去宾馆的刑警刘某单刀直入，“如果不拿喝茶的钱来，那车就不知道哪天才能放出来，直到烂掉为止。”

“我身上有五千元人民币，大家都是同系统的，帮忙行个方便啦。”詹说。

”五角钱(当地黑话，指五千元)，做盐不咸，做醋不酸。有什么用，”两个年轻警察不答应，“你也是当过队长的，还不知道行情，三天内你至少要再拿‘七、八角钱，来，才能放车。”

詹当时愤怒了，离开宾馆后决心告倒这两个年轻警察。以后，每次与李、刘二人接触，他都暗中用微型录音机录下全部过程，先后录制了一百二十多分钟，连李在车上数钱的声音都录制得清清楚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詹带着一沓一万元现金来到陆丰。李、刘二人径直上到詹开来的车上，清点过钱数后，李说他们马上就回去找领导放车。等到晚上六时左右，两人却推说领导在开会，让厝回去等通知。

几经周折，直到十月底，詹才领回吉普车。临走，又被索要了五百元修车费，且没有任何发票。而此时的吉普车已经打不着火，检查后发现蓄电池已被换掉。

詹把举报信寄出前，曾打电话给李，明确说要告他们。李在电话中表示可以私了。但此后詹再也没打通过李的电话。

据詹介绍，他曾问过李、刘两人，省公安厅三令五申，整顿作风，严肃纪律，你们怎么敢顶风作案，而李、刘两人的回答让他十分悲哀“整就整呗，反正就是一种形式。”

篇5：近代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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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近代警察

作者：鲍令晖  朝代：南北 玉钏色未分。

衫轻似露腕。

举袖欲障羞。

篇7：近代警察

近代吴歌 春歌

作者：鲍令晖朝代：南北 朝日照北林。

初花锦绣色。

谁能春不思。

篇8：近代警察

清末有正式的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是从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率先开办的。袁世凯督直伊始, 天津尚处在八国联军的殖民统治之下, 总督衙门暂于省垣保定驻署办公。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立, 一方面是学习西方的管理办法, 另一方面也为中外形势所迫。庚子战后, 按照清朝与各国达成的协议, 各国应于1902年8月前归还天津给中国政府。但帝国主义入侵者出于长期在实际上控制天津的企图, 在同意归还天津的同时向清政府提出了诸多条件, 其中较为关键的一条是:“距天津二十里内, 清国不得驻屯军队。”[1]直隶总督袁世凯“电请外务部向各国公使磋商”, 最终达成妥协, 各国同意“巡警不在此列”[2]。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初, 袁世凯开始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 并上奏朝廷筹办警务事宜。5月, 袁世凯委派赵秉钧为保定警务总局总办, 聘请日本警官为顾问, 从保定府属各州县招募“粗通文字”的青年500人, 参照中西成法, 拟订警务章程, 于保定创办“保定警务总局”, 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现代警察机构。同时, 改新军3000人为巡警, 先驻保定训练。袁世凯很快在保定建立起一支巡警队, 分布保定城厢内外, 昼夜站岗巡逻, 维护治安, “成绩昭然”;他还利用保定贡院旧址 (在今保定市区内的市府前街路北) 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建筑群, 作为保定警务总局的驻地[3]。袁世凯在1902年8月8日的奏折中对此有明确记载:“臣于四月间, 查照西法, 拟订章程, 在保定省城创设警务总局一所, 分局五所, 庶将来可逐渐推广, 由省会而遍及外州府县。”[4]另外, 在1905年1月4日的奏折当中, 袁世凯对于这一事件也有回忆:“臣前驻保定即经陆续招募警兵, 勤加训练, 限以速成。先招募三千名, 编列十局, 于二十八年 (1902年) 五、六月间先后成队, 暂住省垣, 拟俟地面 (指天津) 收回, 即分驻要区以资捍捍卫卫。。””[[22]]

1902年8月天津交还后, 直隶总督袁世凯将驻保定巡警中的1500人派驻天津, 于天津金汤桥成立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另外1500人分驻于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被塘等处, 组成天津北段巡警总局。关于驻扎天津的巡警是从保定派驻, 有许多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如, 1905年束鹿县在给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宪台首创省城警务, 次及天津四乡。”[5]《天津政俗沿革记》载:“袁世凯督直隶, 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四月举办保定巡警, 及津收回, 世凯以新练军两营改编巡警, 来津驻扎”。

从上述档案资料可以断定:直隶警政最早办于保定, 我国第一支现代意义的职业警察队伍组建于保定。“中国第一支近代警察成立于天津”仅仅是许多人想当然的推论。

对于袁世凯在保定培训的第一支中国警察的表现, 当时的报纸充满了溢美之词。1902年9月22日的《大公报》称:“袁宫保选派巡警营兵丁在城厢内外昼夜逡巡, 清理街道, 盘诘奸宄, 夜间按时换班, 尤为慎重, 宵小为之敛迹, 百姓称颂, 有夜不闭户之风。”[6]而且不独中国人赞之, 在这支警察接管天津之后, 外国报纸也评价说:“天津交还后, 巡警更加整顿, 道路更见清洁, 实出人意料之外, 倘中国各处皆然, 何患不自强而为天下之强国耶?”[7]清朝政府当然也大为赞赏, 1902年10月, 清政府以“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暨保卫地方, 一切甚属安善”, 严谕“各直省督抚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 不准视为缓途, 因循不办”[8]。保定、天津警察开办不久, 袁世凯迅速将它推广到直隶全省的各个州县, 到1905年, 全省“各州县陆续禀设者已有九十余处”[2]。

直隶的警政之所以能迅速推广, 和它全面展开警察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在保定创立警察伊始, 袁世凯就极为重视警员的教育。在上书清政府创办警政的同时, 袁世凯就提出了在保定设立警务学堂的建议, 这仅从袁当时所上的奏折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对警察教育的重视[9]。因而在保定创办警察之初即同时建有相应的警察学堂, 1902年5月, 在成立保定警务总局的同时, 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主持开办了保定警务学堂, 并主持拟订了警务学堂章程。学堂的教员是袁世凯用高薪从山东、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中聘请的外国籍警察, 让这些洋教员对刚刚招募或由新军改编的警员们进行培训, 使其熟悉职业警察的各项规定和技能、知识。据说后来接管天津后, 这些警员对于警察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熟悉程度颇令洋人们惊愕[10]。当时的《大公报》对此有相关报道:“省城巡警局采用员弁甚多, 而能谙练巡警诸务者决无一人, 慰帅特延日本某君为警务教习, 专教各委员练习巡警。”[11]

保定警务学堂在其成立之初主要是以培训在职警员为主, 仅“以保属所募巡兵充作学兵”, 由于只是出于培训当地警员的需要, 初设时的警务学堂规模不大, 学制也较短, “只设提调一员以资佐理, 学堂诸务, 均由 (警务局) 总办兼理”[4]。学堂的教习也仅有警务总教习、帮教习、口授警法教习、操法教习等四名。由于学员入学前就是有官衔的, 并且毕业后又能获得较高的警职, 所以当时又把学员称为官学生, 而把学生称为兵学生。其学制官学讲堂三个月毕业, 兵学生初等课程三个月毕业, 中等及高等课程均两个月即可毕业。

为了培养直隶全省足够的警务人才, 1906年3月, 袁世凯又将保定警务学堂恢复重建, 称为保定通省巡警学堂。保定通省巡警学堂是为了造就全省120个州县的“官弁长警”而开设的;分设高等和普通两部, 学堂采用速成教法, 修业年限高等部为一年, 培养目标是警官, 普通部学制为六个月, 培养目标是县以下警察区的区长。课程设置是:高等部有公共课法学通论、警察学大意 (内附国际警察要则、警察章程) ;此外, 行政警察加习卫生法、医药科急救法;道路警察加习消防法、检视法;司法警察加习律例摘要、传讯法、捕盗法、探访要领、国际法、操法 (包括单人教练、徒手教练、兵式体操、柔软体操、持枪教练、大排教练、一队教练、一营教练) 、打靶法、操刀法、算学 (包括四则运算、分数、比例、开方、几何、代数) 、测绘学;普通部有公共课警察学大意 (内附警察章程、警察须知) 。该堂聘有总、副、帮三级洋教员, 月薪分别为200两、140两、100两;本国教员月薪分44两、34两、24两、16两数等。保定通省巡警学堂在1906、1907两年内共培养高等生700名, 普通生1240名。为了加强基层警察的培训, 袁世凯又将其中的438名官费高等生派往各州县开设巡警传习所, 同时担任州县的巡官。他们每人开设一所, 每所每年培训四期, 每期训练巡警约40人, 这样两年内由通省巡警学堂及其毕业生培训的官弁长警达到76820名, 基本满足了直隶全省各州县的需要。保定巡警学堂在直隶警政推广过程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北洋巡警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