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精选6篇）

篇1：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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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债作为中国近代外来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但学界少有关注外债在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运行框架和制度特征。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外债制度演变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入手，认为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外债制度演变具有债务主体单一化、债款来源多样化、债务管理法规化和债务运行自主化的趋势，而后论文又结合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和制度的移植-变迁对外债制度演变所表现的趋势作更深一层的剖析。

篇2：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篇3：浅析近代中国体育发展

一、近代体育开端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从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算起, 其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后通过变法、起义, 建立过资产阶级当权的中华民国, 最后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画上圆满句号。人们谈起中国近代史, 总归为百年的屈辱史, 但是世人却忽略了在这硝烟弥漫的历史时期, 中国人仍旧铸就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中国近代体育以其惊人的发展态势为世人所瞩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 至此, 中国开始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 看到中国古老的弓箭、刀矛并不能抵御西方列强诸如轮船、大炮的先进武器装备, 因而决定开始向西方学习, 他们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一系列口号, 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二、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

1. 先进人物的体育思想。

民国初年, 随着新思想的传入,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也受到极大影响而有所转变。国人开始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看待问题, 并大力倡导新的体育思想和教育模式。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先进人物, 他们的体育思想, 甚至影响了整个国民体育的形成, 笔者在此重点介绍严复和蔡元培二人。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是第一位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他的体育思想, 以增强人民体质为重, 还提出“今日要政, 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的“三育”救国思想。这之中的“鼓民力”就是说人民要有强健的身体。他在《原强》 (修订稿) 中写道:身体“逸则弱, 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 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论一国富强之效, 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这不仅强调了身体对人活动的重要性, 还指出身体也是国家富足的基础。我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 曾指出“有健全的身体, 始有健全的精神”, 相比之下, 他重视体育教育, 认为体育发展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五育”教育, 这体现了他的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 他始终把体育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17年, 他在爱国女校的演说中还提出了“完全人格, 首在体育”的观点。

2. 运动和革命中的思想。

洋务运动是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教育思想上,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 从国外聘请军官和技师, 废弃传统的骑射、刀剑等, 改练洋枪、洋炮、洋操, 训练新式的陆海军。洋务派开办的新式学堂, 开始把西方的体育引进我国, 在洋务运动失败后, 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活动。在这种形势下, 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开始了另一场新的改良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变法维新, 被称为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 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 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 使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初步形成。早期维新派引进了新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主张以军事训练代替体育, 全民皆兵, 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体育思想一度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1912年, 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中, 还规定“以军国民教育辅之”。辛亥革命以后, 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 但却出现了一些复古思潮。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 体育观念又有了新变化, 那就是“国粹体育的出现”。国粹派认为, 武术是我国主要的传统体育活动, 不仅能够强健身体, 还可以防身自卫抵抗侵略, 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 武术被视为中国的“国术”, 我国的武术大家和很多主张体育军事化者, 更加推崇武术, 认为应该把武术列为学校体育的主要部分。

五四运动中,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 促使了体育新观念的出现。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被广泛传播, 并逐渐被人们接受, 最终成为民国时期的主导体育思想。自然体育思想主要强调体育的文化教育目的, 注重在人性的基础上, 对学生进行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兴趣、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科学体育活动指导, 以便更好地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三、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1. 教会学校教育。

西方列强打开我国国门之时, 一大批传教士也相继来到中国, 他们进行传教, 兼办教育, 开办教会学校等活动, 这需要雄厚的资金和较为完善的设备支持, 因此教会学校中以美国开办居多。据不完全统计, 在1890年, 共开办有1032所初等教会学校, 学生16310人。可见教会学生人数众多, 教会思想及内容影响广泛。教会在课外还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例如足球、棒球、网球、篮球、排球、墙球等, 都是那一时期传入中国的。189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把篮球传入中国, 天津青年会的会员对篮球十分感兴趣, 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 参与者越来越多, 后来渐渐成为大众运动。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开办, 为民国体育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并对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 体育学校教育。

随着近代体育变化发展的要求, 民国时期的体育教育也逐渐丰富完善起来。除了初期建立的各种师资机构外, 又创办了一些新的体育系学校, 例如:1917年创设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1915年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并在1916年增加开设了体育科, 于1927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这一时期, 我国体育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创办学校上, 在体育教育理念上, 也有了新突破。自然体育思想逐渐引入教学, 开始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 学校中还积极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民国初年周诒春在清华担任校长的时候, 积极筹划, 组织修建了体育馆, 他推行“端品励学”、“强迫运动”和“完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理念, 他在校时体育活动一度非常活跃。后来梅贻琦担任校长, 还留下了“所谓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这些都是体育教学中值得推崇的进步理念。

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体育界》, 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 后被停印, 直到1918年才复刊。它的创办者是徐一冰, 该期刊主要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的体育理论和方法, 提倡学校体育教育。后来他还参与创办了《体育杂志》, 内容更加丰富、学术性更强, 徐一冰还在此刊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全国学校教育上教育部文》一文, 列举了大量中外事例, 以论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

3. 体育运动竞技发展。

1910年, 上海青年会发起并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 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 在南京举行, 辛亥革命后把这次运动会算为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4年5月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但本届大会工作人员和裁判员多是外国人, 控制权也由外国掌握。第三届运动会是1924年5月22日至30日在武昌举行, 这届运动会的主办方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除了游泳和棒球的几名外国人外, 全部是中国工作人员。这次运动盛会已基本摆脱外国人的控制。随着全国运动会的举办, 其他地区也开始掀起了举办竞赛类运动会的高潮。1912年北京举行了田径运动会, 1913年和1914年又相继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北京运动会。从1913年到1934年华北运动会共举办了18届。1914年5月, 圣约翰、南洋、东吴、沪江、之江、金陵等6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 (该会也称华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 在1920年、1921年分别吸收复旦、东南大学参加后, 该会又改称为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 。南京中央体育场建成于1933年, 10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此召开, 这次运动会共有30个代表团参加, 包括华侨团体, 共打破29项全国纪录。在这届运动会的百米赛上, 刘长春以10秒7的成绩, 平了远东纪录。杨秀琼夺得了女子四项游泳冠军。

这些运动会的举办, 对促进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使中国近代体育项目更加全面化, 中国人民自此有了自己的体育盛会, 体育运动的形式也逐步走向正规化, 运动员的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民国体育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有着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 民国体育也在客观方面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积极方面:民国体育虽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但在此过程中, 又注入了本国的思想文化, 和民族精神, 吸收汲取了先进的体育与意识, 充实了我国的体育项目, 引导了我国体育竞技运动向更高水平发展。

消极方面:民国体育依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当时无论是体育思想的发展, 还是体育教育、体育运动的发展, 都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 对以后的体育事业虽然有一定影响, 但是都不能全面地延续下去, 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国体育发展经历的时间虽然较为短暂, 且处在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期, 但却是中国体育思想和形式变化最为凸显的阶段, 它的发展变化与政治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并开始普及发展, 虽然未能扭转当时中国的落后局面, 但体育教育改革和体育竞技产生, 却对我国体育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趋势。

参考文献

[1]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9.

[2]编写组.中国近代体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徐耀军等.浅谈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演变历程[J].体育世界, 2007.

篇4：浅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K0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019-02

1 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20多年来，社会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从一定意义上改塑了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社会史是以“人”为轴心的历史。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的历史的演变。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的史学范式。

当然，社会史研究之所以以主角姿态登上历史研究的舞台，自然有它自身鲜明特色及研究意义。第一，在研究时段上，社会史研究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突出问题意识。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使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第三，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具有高度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特点。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也打上新的时代特征。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第二，新时期的社会史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其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史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

2 理论方法革新，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必然趋势，新的技术观念渗透其中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特色也更为鲜明，即史料多，范围广，多方面阐释。量化并非研究历史的唯一方法，但它能够以简驭繁，对大量史料的处理，特别是有数量的史料处理必须应用此法。故学者应该加强数理训练，进而建构模型把研究向前推进。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念的引进及应用，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将为近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3 史实考证将会更为深入，误读的历史将被更好的修正，政党偏见也将被逐渐淡化

（1）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仍旧会成为热点对民国人物的误读，对国民政府的误读，对政党偏见会逐渐淡化。对国民党政权以及蒋介石、胡适等人物这样一些在过去比较敏感而研究相当薄弱的问题都有了大胆的开拓性探讨，尤其蒋介石研究备受关注。

（2）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研究会更加客观。关于新政与制度变革研究，关晓红认为，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迟云飞对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吵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指出在清政府平满汉吵域的措施中，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加速了清廷的覆亡。

（3）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方面也會更加实事求是，明显摆脱了以往教条主义框框的限制，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对许多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

4 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呈现在我们面前，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期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

内部取向历史观“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在日本, 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但它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此外，兼容并蓄，吸收港台欧美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不囿于本土研究，为研究注入新的元素，找出新的视角也是近代史发展的明显趋势。而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追求正确的解读历史的方法，挖掘新的史料是结论更经得起推敲及填补学术空白也将是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向。

现实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需求将成为近代史研究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现实社会对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史学工作者对研究领域和课题的选择。可以预见，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顺应时势，开拓创新，必将开辟出光明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座谈会议发言记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期 1985/06411-425

［2］ 徐波.《近代以来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山东大学.2007-10-20硕士论文

［3］ 朱英.更加完整和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史学月刊,2004-06-25 期刊

［4］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及走向》.历史教学（高教版）.

［5］ 李侃,李占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历史教学.

［6］ 曾业英.《近代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 近代史研究,2009-09-15 期刊

篇5：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清朝廷在接受“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之后，于1901年颁布实行“变法新政”的决定。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地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对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像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的光彩，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此外，学堂乐歌在当时曾深受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学堂乐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改革要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的掺杂了实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有的则掺杂了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甚至有人还利用这种形式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占主动地位的还是改良派的思想观点。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学堂乐歌的旋律大多数采自欧美的、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用我国民歌、小调的曲调来填词的，数量却极少（如《采茶歌》、《祖国歌》和《缠足苦》等）。产生上述情况主要是当时绝大多数从事歌曲编配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在学校中担任音乐课的教师，只是一些爱好音乐、关心新式教育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多数是一些留学国外的新派知识分子），有些是应聘来我国教书的日本教师，他们大多对我国的民间音乐并不熟悉。同时，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受“维新运动”的影响，片面认为只有这些欧美近代、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此外，当时许多学堂乐歌的作者对歌词应适合学生的理解力而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对于填词同选曲在艺术上应注意结合等问题还没有加以认真考虑。当时只有一小部分歌曲在曲调的选择同歌词的编配上结合较好，而在后来的实际流传中也正是这些歌曲影响最大、延续最久。如《体操——兵操》（沈心工作歌）、《春游》（吴怀疚作歌）、《扬子江》（王引才作歌）等就是较好的例子。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们对学堂乐歌的创作、编配、推广、介绍等方面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曾志忞、李叔同三人比较突出。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及各种艺术形式（当时主要是唱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才开始得到了初步的介绍和进行技艺的传授（如在某些教会学校内设立了琴科等）。在当时出版的唱歌教科书中，大多数还附带五线谱或简谱的读谱法、简单的基础乐理，并且对怎样弹奏风琴、钢琴等作了初浅概要的介绍。同时，一些基础的音乐理论读物也得到了出版，如曾志忞的（《乐典大意》（1904）、沈彭年的《乐理概论》（1908）、高寿田的《和声学》（1914）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一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

纵观上述学堂乐歌的兴起、发展、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学堂乐歌之所以能为近代国人所接受，是和当时救国的呐喊以及歌词本身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内容息息相关的。尽管它的创作方法，都是对日本和西方的借鉴或照搬，但它却在中国音乐历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得到“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引进的众多的硬件部分，如新式学校、教育体制、原版教材以及有关乐器、乐器制造工艺的技术和演奏技能的运用等”的同时，失去的却是在采用外来模式的过程中，只注重硬件的引人，忽视了文化互递的关系，外来音乐文化传统与本土音乐文化传统间价值并存及其对音乐文化思维过程的教育功效”。由于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在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下，是不可能让人们有更多的考虑时间和选择的。

篇6：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