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读后感

秦汉史读后感（共11篇）

篇1：秦汉史读后感

《秦汉史》读后感

出于对中国历史的爱好，在今年暑假我读了钱穆的《秦汉史》此书不但又加强了我对秦汉历史的熟悉也加深了我对秦汉历史人物的认识，同时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示。

本书是一部未完编之断代史，上起春秋末年，下至王莽新政。全书共分七章，首尾两章论秦及王莽，其余章节均论西汉，故西汉乃是全书论述的重点。钱穆以写通史著称于世，“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秦汉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指呈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

在第一章《秦人一统之局》中，钱穆首先论述了春秋以下政治社会学术的剧变，认为“然此一时代潮流中剧变之尤堪注目者，则厥为社会学术之勃兴。” 而秦由于辟居西土，文化程度远逊于东方诸国，因此秦兴国之措施政策，都依赖东方士人。而由于文化之西渐，商鞅及吕不韦、韩非等人相继入秦，三晋之士造就秦的崛起。商鞅变法的意义在于破除封建贵族制度的种种束缚，而趋于新军国的建设。钱穆以文化人定位吕不韦，认为吕不韦在秦的努力是想将东方学术思想之全部移殖西土，而不是像商鞅范雎等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且以史料论证吕不韦非秦始皇之父。

秦始皇的政治措施：内废公族，外灭人国，造成封建制的崩坏亦县制的推行，郡县制决不始于秦人统一之后，而在晋襄公之时。寝兵政策的实施，新首都的建设，驰道的修筑，制度文化风俗的统一，边境的开拓与防御，奠定了秦的一统之局。

秦文化：三晋务实际尚功利，齐鲁尚文化重历史，而及秦统一后，天下学人聚集，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便越来越明显。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禁止以古非今而不是以焚书为首要，焚书最要者在于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讽刺及秦，且多涉及现实政治也。” 秦廷坑儒在于使天下人引之为鉴不敢再訞言诽上。焚书坑儒在文化上讲，是三晋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冲突。而秦代的著述也并非一无所成，钱穆认为《大学》《中庸》两篇成书于秦人之手，并且是齐鲁诸儒媚秦者所作。书同文，字体由大篆至小篆至隶书，更利于文化传播。

对于秦的覆亡，钱穆认为在于未一视战败国而休养之，以奴隶视之，故秦前后仅十五年而亡。项羽推义帝而臣之，天下仍要乱，一统之局已经不可逆转，戍卒一呼，山东响应，是古代封建政体的反动。

而秦的影响甚广，至南粤、滇、朝鲜、辰韩、澶洲、河套，均受秦一统之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秦时，民族向外发展，并不专由于政治的推动与侵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如下各章，钱穆依次阐述汉初之治，西汉之全盛及中衰，昭宣以后之儒术，西汉的政治体制。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缘于户口锐减，经济困难。文景时代，民间经济复苏，商人兴起而奢风盛行，农民生计仍困难，奴隶亡命，豪杰任侠，诸侯骄纵，外患凌逼，经济复苏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社会问题。汉开国之律令、仪法、财记及章程，均沿袭秦制。而汉袭秦制为何汉又能长久？“故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

及至汉武时，西汉趋于全盛，钱穆认为此时最应注意的，“则为社会学术界复古空气之渐趋浓厚是也。”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汉武一朝走上复古更化的道路，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贾谊政事疏，两篇大文，奠定了西汉一代政治之规模” 然而专以汉武尊儒为说，又并非当时的真相，黄老申韩在汉武时期仍占相当之地位。汉武帝及其近臣将“儒术”的范围扩大后又延长，并非只限于孔孟思想。“故汉人之尊孔子，特为其传六艺之统。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为古代之王官学。”

汉武帝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钱穆认为汉武拓边的动机是为“耀武德”，经济背景是民间经济之展扩，汉与西域在张骞之后经济联系的加强，汉初七十年积累而国力增强。

武帝内兴礼乐，外勤征伐，费用浩繁，耗尽汉初七十年的积累，造成了西汉的中衰。武帝为补充用度不足，实行了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钱币、增口赋、鬻爵等敛财措施。而算缗对百姓的伤害最重。

第五章讲“昭宣以后之儒术”，之前各章均有不少篇幅论述学术。昭宣之后，儒学大兴，汉廷用儒术和吏治相结合，儒术完全成了汉的统治手段，“即昭宣以下，儒术所以见尊，亦自吏事。” 朝廷重臣多为儒生，与汉初廷臣多以军功嗣侯跻身高位，迥乎不同。“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议奏，增立博士。最初只有《易》算经，立博士，后来《易》学分家，《尚书》《礼》《公羊》《谷梁》也立博士。宣帝时，既增立博士，也增加博士弟子人数，汉代儒学因此逐渐兴隆。钱穆也专节论述昭宣后的学风，以灾异、禅让、礼制、章句等问题阐明汉儒的态度，并作论断“汉儒经学，乃自宣帝后而始跻于全盛之象，而亦自宣帝后而已陷入中衰之境”。钱穆认为此与武帝时的汉朝国运同一轨迹。

书第六章总论西汉一代的政制，分别论述了西汉的分封制、郡县制、中央和地方官制及封爵制。

秦废分封而分三十六郡，而后又增置五郡，共四十一郡。而汉高祖铲除功臣，大封同姓，仅十五郡。孝景时，郡增多，武帝时，又设十三部刺史。

西汉中央官制沿袭秦三公九卿制。地方郡设太守及都尉，汉代郡守兼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太守之下设县令。为了防止太守专权类于诸侯，中央又设刺史监察太守。

汉之封爵也自秦沿袭而来，爵分二十级，汉初封侯也按军功，地方吏等级也与军爵相通。书之末章论王莽新政。西汉后期，朝廷大权渐流入外戚之手。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层将希望寄托在外戚王莽身上。王莽的声誉日上，威望渐高，人心所归，以此为冯籍篡汉。

王莽新政，其一“公田”（土地收归国有），其二废奴，其三作“五均六筦”（国家经商），目的都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然而王莽刻意慕古，改革币制，重划郡县，更定官名，造成社会混乱。王莽并非奸诈之人，秉承鲁学礼制之遗风，只是书呆子也。钱穆说，“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

项羽听说刘邦已定关中，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汉王五年冬，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自刎。当年二月（按西汉前期以十月为岁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后），刘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项羽本来有刘邦不能比的兵力，但是结果还是乌江自刎，这就告诉我们在人出于十分有利的境地时，一定要十分谨慎，做好每件事无论大小，人在处于劣势时也要学会利用所有有利的条件，脚踏实地待机而定。

刘邦的一生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可以什么都不擅长但是他要有独特的长远的眼光，独特的人格魅力，要有聚集人脉能力。刘邦性格豪爽，不太喜欢读书，但对人很宽容。他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刘邦长大后，经考试做了泗水的亭长，时间长了，和县里的官吏们混得很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项羽绑架了刘邦的母亲说要用他母亲的肉煮汤，刘邦：那就给我也分一杯羹！

篇2：秦汉史读后感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秦灭六国的大致过程及其意义；（2）秦巩固统一采取的措施；（3）秦朝的疆域（四至点）。

（二）能力目标

（1）通过阅读课本以及本课对秦统一过程及秦始皇巩固统一所采取的措施的讲解分析，使学生掌握分析历史人物、事件的方法，使同学们正确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2）通过思考和分析“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培养学生提取信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辨证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3）通过课下学生阅读相关课外书籍以及观看相关历史视频，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多种途径，正确理解和处理历史信息。

（三）情感目标

通过学生自学及老师讲解，使学生认识到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秦始皇统一六国，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残暴统治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埋下了秦朝短命的祸根。激发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情，为祖国的发展、繁荣努力奋斗，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确的价值观。

二、教学重点、难点

（一）重点：秦灭六国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以及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的历史意义。

（二）难点：中央集权制的概念的理解；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与建立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关系。

三、教具：计算机、自制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方法：

学生自主学习讨论、师生互动探讨等开放式教法。

五、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通过播放《商鞅变法》的历史视频，使学生形象的认识到在兼并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使奴隶制被废除，封建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了，逐步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封建国家。因此，七国中秦国最有实力统一六国。从而引导学生进入本课《秦的统一》的学习。

（一）秦灭六国

秦灭六国（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

通过多媒体课件直观的向学生展示：从公元前230年兼并韩国开始，到公元前221年兼并齐国，十年间，六国先后灭于秦，在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统一，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提问：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的历史意义？先由学生分组讨论，之后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导学生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的方法。）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1．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引导学生从字面理解什么是“中央集权”？“秦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包括哪些内容？”（在学生回答后，老师用课件展示出秦中央集权制度中中央的重要官职及分工，地方主要官职。）中央政府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秦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员，他们都由皇帝任命，构成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总枢纽。在地方，秦朝实行郡县制。郡的长官叫郡守，县的长官叫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他们在地方上直接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使西周的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被郡县制所 取代，大大削弱了地方政权的独立性。这是中国地方政区制度上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郡县制在我国被长期沿用下来，影响十分深远。秦始皇通过这一套专制集权制度，把全国一切大权控制到了皇帝手中，它一方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

2、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老师通过多媒体展示战国时期六国的货币、文字图以及秦统一六国货币图、文字图，让学生讨论回答：使用圆形方孔钱的优点，从而得出统一货币、文字的优点。向学生展示度量衡图片。）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巩固，加强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3、焚书坑儒

播放焚书坑儒的历史影像，让学生讨论焚书坑儒带来的影响。教师归纳总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做法来反对效法古代的治理方法和反对以古讽今，但他却采取极其残暴野蛮的手段维护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威。结果是摧残了文化，钳制了人们的思想，给我国古代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修建长城和开发边疆 1．秦长城的修建

秦把原来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再向东西延伸，使其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1万多里，用以抵御匈奴的进攻。这座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工程，它显示着我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用课件展示秦长城的起止点，让学生形象记忆。）2．越族地区的开发

重点介绍灵渠（用课件展示相关图片）。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至今还能灌溉四万多亩田地。

（四）秦的疆域

秦完成统一，秦的疆域也由一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发展为统治千里的大帝国，我们来看一下秦的疆域，找找它的南北四至。（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秦朝疆域图，标清疆界的四至点。）

小结：

秦朝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自秦统一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有的时期出现了割据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最后提供大家一段易于记忆本课知识的语言：

公元前二二一，秦王嬴政大统一;

定都咸阳称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

中央丞相和太尉，御史大夫辅皇帝;

地方推行郡县制，三十六郡始设置。

统一货币度量衡，小篆成为规范字。

篇3：《元刻史平话集》读后

讲史,是一种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得失争战”的专门伎艺,其简略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被通称为“平话”或“评话”。元代是讲史的繁盛期,《永乐大典》所载元代平话目录就有二十六种之多,实际当然不止于此。它们是长篇历史演义的先河,在中国小说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几经改朝换代和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今存的元代讲史平话仅仅只有五种,即:《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又都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可谓弥足珍贵另有《三分事略》,实为《三国志平话》的异名刻本,仅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

二十世纪以来,这五种讲史平话曾经几次影印。1926年,东京帝国大学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三国志平话》;三十年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据原刻本首次影印了另外四种平话。此后,中国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翻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三国志平话》;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四种平话,并重翻涵芬楼本,合称《全相平话五种》。这些翻印本,为没有条件看到原刻本和最初影印本的古代小说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方便。但是,这些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对原书的漫漶和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其中存在若干错误和不当之处,由于这些翻印本的广泛流传,使广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误以为这五种讲史平话的“真面目就是如此”,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依据和校注的底本,从而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确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加纠正,不仅有违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而且将有损中华学术的良好声誉。有鉴于此,陈翔华先生经过多年努力,编校了这部《元刻讲史平话集》。

《元刻讲史平话集》共六册,前五册分别为上述五种讲史平话,第六册则是作为附录,供研究者与《三国志平话》对照的《三分事略》据1980年东京八木书店影印本为底本。综观全书,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全力保存原刻本文字的真实面貌。陈翔华先生在本书第五册《三国志平话》“引言”的“附语”中说得很好:“影印古籍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向人们提供一种不易见到而又完全忠实于原始面目的版本,而不是要制造出一个不同于母本的新版本。”但他在整理实践中却发现,涵芬楼翻印本和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本并未完全忠实于原刻本,而是对原书的漫漶与残缺之处作了许多描改和描补,这虽然可作为校读的参考,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原本文字正确无误,翻印时反而改成了错字或别字。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开卷诗首句:“江东吴王蜀地川”按《三分事略》亦如此,而“涵芬楼本”却将原本“吴王”改描作“吴土”“全相五种本”从之;又如《三国志平话》原本卷中写曹操迎战袁绍,“便立智囊先生张辽为军师”,而“涵芬楼本”却将“军师”改描作“军帅”“全相五种本”从之,俱与原意殊异。诸如此类失真或错误,又被后来有些排印本所沿袭,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针对这一问题,陈先生编校的《元刻讲史平话集》,均以日本所藏元代刻本的拍照复原件为底本,并参阅若干原藏照片和日本的最初影印本,一一恢复元刻本的原来文字。这样,就使本书达到了充分保存原本真实面貌的要求,能够满足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体现出很高的出版价值。

第二,整理方法严谨而科学。陈先生以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肃治学态度,不仅坚持以原本为底本,认真参阅原藏照片和最初影印本,而且参校了改描过的“涵芬楼本”和“全相五种本”,以及几种早期的校点排印本,在“保存原貌”的前提下,细加比勘,刻意求真。如《三国志平话》卷上有头回叙说汉光武帝听到近臣所奏时,原刻本作“急令”东京帝国大学影印本、涵芬楼翻印本同,但“全相五种本”在“急令”上残缺三字处,臆加描补作“光武曰”。陈先生根据《三分事略》判定,原刻本此处残缺字当为“帝得知”,而非“光武曰”三字,于是在本书中校补为“帝得知”,纠正了“全相五种本”的错误。寥寥三字,耗费了多少心血,又体现出多么严谨的学风他还参考有关史书,结合上下文进行校勘,校正了不少原本中的错讹和翻印本的错误。如《三国志平话》中多处将“玄德”作“玄得”,“翼德”作“翼得”,“董卓”作“董草”,本书按照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在这类问题首次出现时加注说明,以后则径改,不另出校。个别文字讹夺之处,加[]号注明脱文;凡有疑误或必要交待的地方,也在校注中加以说明。这种科学的、规范的校订工作,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尽量为读者提供帮助。本书卷首有陈先生的长篇论文《论讲史平话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作为代序,全面论述了讲史平话的源流、体制和影响等问题,是一篇凝聚着作者多年研究心得的高水平专论,对读者很有帮助。而且,在每一种平话正文之前,陈先生都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引言》,介绍该种平话的内容、流传、影响、版本及整理原则;正文之后,则附录原本图题、正文节目、有关题跋等重要参考资料。这一切,为读者阅读和研究元代讲史平话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本书的“代序”末尾,陈先生写道:重新校订元代讲史平话,“目的在于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以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之参考。”可以说,陈先生已经实现了“保存原本文字的真实面目”的目标。因此,本书也就具有了“有益于文学史、民俗史以及语言史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的多重文化价值。

篇4：《秦汉魏晋史探微》读书心得精选

既然是探微，即为历史的细节。读完此书，自觉深有必要再好好加强一下自己关于秦汉魏晋的历史，也许在读朝代通史的某一细节时，会想到“啊，原来先生分析的就是这件事/这个人啊!”。以下仅为先生总结的部分结论，在此作为记录，也提醒自己，此书是需要细读的。

《说张楚》：“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期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论轮台诏》：“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已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就汉武帝致晚年才转变政策的原因，一为“卫太子与汉武帝有不同的统治政策。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种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二为“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三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借鉴亡秦而出现。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

篇5：《秦汉魏晋史探微》读书心得精选

该页第一段写道“张温出仕一定是在孙权称吴王的黄武之时，而其时张温年已三十有二。”并在注释中说：“张温出仕时年三十有二，温传所载如此，文本据温传立说。”

此处田余庆先生所言“温传”，指的应该是《三国志·张温传》，内中原文如下“(孙权)征到延见(张温)，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

这个“时年三十二”的说法，夹在张温仕官与使蜀之间，若不加推敲，的确容易弄错。但现在史学界一般的考证，张温生卒年为193-230，使蜀年份为224，则张温在出使蜀国的时候，年龄正好是三十二，所谓“时年三十二”当指这一点。

张温甫一出仕就被拜为议郎、选曹尚书了，而出使蜀国的时候则为太子太傅，并挂上了辅义中郎将的名头，张温聘蜀，史书记载是黄武三年四月，若张温真是三十二岁才当官(即便把时间算到一月)，则四个月中官职升迁如此之快，实在难以解释。

因此正确的解法应该是，三十二岁是张温使蜀，而并不是出仕的年龄。

并且，田余庆先生在后文中也写到了(同页同段)：“张温既仕，两三年内迅速擢升，由议郎、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可见，他本人也不认可张温能在四个月内由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可知出仕的年龄必不在三十二岁。

多插一句，纠结于年龄，其实对《暨艳》一文的论证并无损害，田余庆先生的本意是说，张温出仕的年龄太大了——三十二岁是很大，减少三年，二十九岁才当公务员，即使放在今天也算是不小了。

《秦汉魏晋史探微》读后感(六)：读《秦汉魏晋史探微》笔记与评论

田先生治史，上续秦汉，下重六朝，此辑为三书之始也。

余归纳各节论断如下：

秦灭六国，楚为难。虽平易反，以致童谣。陈胜起兵，奉楚正朔。项羽分封，义帝不去。故汉承楚而立，东出而进，是为二灭诸国，复秦之霸业也。(说张楚)

武帝开边，功过诸说不一。其有亡秦之过而无亡秦之失者，盖晚年罪己之效也。又太子据与之有隙，以致巫蛊之乱者，盖父子相忌，秉性相异，政见相背之故也。然恰其时也，武帝弃武转文，下诏罪己。止于轮台，则实属偶然。(论轮台诏)

上古有土斯民，中世有民斯土，土民之变，是为古史之分期也。盖周室式微，王土不存，列国聚民而得都邑，夺民而覆他邦，此或为秦统之一条件也。然嬴秦既起，天下欲效仿者纷攘，称王夺帝者不穷。民之于国，役用也，之于家，亦役用也。故汉初有诸侯作乱，后汉有豪族迭起，以致两晋有门阀政治者，盖由豪族与国争民也。(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曹魏起于寒庶，与豪强争，杀名士以立威，举功能以正名。至于立国，则不得不赖于豪族。虽彼此有倾削，而难免于趋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诸葛隆中之对，宜有缘来，亦有同论，自不待言。然其跨据荆益之谋也，于彼一时，非此一时，就时运轮转，终不可行。(《隆中对》再认识)

宾主间隙，新旧不合，掣肘蜀汉，史记显明。调和混一，武侯之绩。其北伐也，以攻为守，诸史家示之。而其里也，实为以战事为秩序，以匡鼎为号召，方得使两方相安也。若是，则要摒除旧势，扶持新人。先主托孤，诸葛李严，共受辅命，而言与自代者云云，是谓扬新抑旧，防患于未然也。诸葛诱杀孟达亦为是故。(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辩误、蜀史四题)

西城、上庸、房陵者，蜀汉之东三郡也。其夹嵌于三国之间，联络襄樊，连通秦汉，秦头楚尾，魏蜀降将多有经此沟通者是。其后归于魏也，隆中之策则成妄图。(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孙坚起于江东，而客死中原。孙策回顾江东，而大兴杀戮。孙权调和淮泗与江东，终归于江东士族，陆逊顾雍，即其标志也。然豪族之骄奢淫逸于国为害，其代价不可谓不深，故孙吴政社与晋近。(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东晋起迄，北府相随。淮泗流民，为其根基。后迁居京口，不施土断，拱卫建康，防卫南下之士族。另有西府兵也，协同北府北伐。肥水之战，谢玄领命，北府得以重建。后又散，为安帝与司马道子争相拉结。安帝卒，王恭与道子争。府将刘牢之先叛王恭，后叛道子，再叛桓温，终出奔，亡。萧梁武帝罢省，北府则不见于其后史籍。(北府兵始末)

篇6：秦汉史读后感

《五千年帝王历史演义：秦汉篇》读后感 2010年11月24日---2010年12月5日     这周，我一鼓作气读完了《五千年帝王历史演义：秦汉篇》，这本书让我深在感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秦始皇通过自己的雄滔大略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一统江山后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修筑中国最长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永久统治排除异己他的治民残暴无比，如焚书坑儒。他在中国历史上留有功罪。后来，加上赵高的阴谋与残暴，各人农民相继起义，最终这个一统中国推进行中国社会大大前进了一步的第一个封建王朝被灭。     秦灭亡后，刘邦、项羽为争夺帝王之位互相争斗，最终项羽上刘邦之计，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而自杀身亡，刘邦乐帝，改国号为汉，刘邦史称汉高祖，从此天下太平。传到汉景帝时，因景帝采纳晁错谰言，削了各国土地，各国起兵叛乱，终被官兵平息。后来王莽篡位，被刘秀所灭。刘秀自立为王，史称光武帝，天下又太平了一段时间。后来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等多次以皇子年幼为由掌权，均被汉室所灭。最后，因为汉灵帝昏庸无能，黄巾军起义，虽没成功但终让汉王朝解件了，历史进入到了三足鼎立的`分裂时期。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做统帅、当帝王、做头儿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有的人十分渴望当上头儿，但是当上了以后却又无法好好地“指挥”他的“千军万马”，就像书中的那些昏君一样，无德无能单靠世袭而得又能如何？统帅更应该有勇有谋，就像刘邦，论武艺他没项羽高，论才干他不如张良好，论兵法他不及韩信，他何以称王称王称霸，最终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不呢？是因为他宽以待人，对人友善，广得民心，他才能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亭长成了万人之上的皇帝，成就了非凡的大业名流千古。     所以，其他人也一样，先要深得人心待人友好，就不用怕什么时候，时机一到，自然有人为你撑腰为你喝彩。     老师评语：领导要懂得“领导的艺术”啊！  好！   妈妈说：看来这本书让你受益非浅啊。基本的秦汉历史你有所了解了。非常了不起你能明白为什么刘强于、张和韩，你对他们四人各有所长分析得一点没错。很高兴你能明白当领导首先要广得民心，友好待人。其实这也是为人之道。你真棒！加油！      

★ 中国古代帝王家族称谓

★ 古代帝王的历史典故

★ 帝王故事：维多利亚女王的故事

★ 昨日气息现代组诗

★ 昨日重现初二作文

篇7：秋风《华夏治理秩序史》读后

最近这些年，不时听人谈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也有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不过，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就是，讲文艺复兴，必须回到中国的古典。但正是这一点让人觉得吊诡。 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的观念，甚至文艺复兴这个词，是从西方传来的，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背景下发生的，在当时，这意味着引入或者回到一种异教的文化，具体说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后来，到了启蒙时期，西方社会内部又形成了一种与传统宗教相对立的、启蒙的、理性的传统。再往后，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这种对立又演变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西方是文明的、现代的和进步的，东方则成了西方的“他者”，代表着野蛮、蒙昧与落后。而在中国，经历晚清的思想文化变迁，再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种对立又进一步被中国人内化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全盘否定，中国的古典传统被认为一无是处，甚至要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负全部的责任。这种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整套意识形态和日常话语，深入人心。就这一点可以说，源自西方的文艺复兴观念，在中国变成了反文艺复兴运动。从那以后，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根基，始终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不过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一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的尝试。中国古代经典或者古典传统，尤其是其现代意义，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发掘。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也是这一代中国知识人的使命所在。秋风这部新书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信息。 传统上，《六经》，或者说《五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历代知识人的著述和阐释，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围绕着这些经典展开的。但是最近一百年来，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古代经典不但失去了以往的崇高地位，其文本也被肢解，意义遭到否定，即使今天人们开始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仍然习惯于把它们视为古典知识的一部分，而看不到它们的特殊重要性。但在这部书里，秋风特别突出了《六经》的地位和意义，视之为我们要认识和理解的“华夏治理秩序”的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但主张回到《六经》，直接从《六经》文本入手，而且声明不取现代人的二手诠释。这种做法可能会招来批评，但他回到经学的这种立场和尝试，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跟上面这一点相关的，是他对待所谓古典史学的态度。根据秋风的看法，古典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历史学，要对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出道德评判，具有重大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回到《六经》，由经典入手去理解中国人的治理之道，同时也意味着要回到古典史学。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从《六经》出发，不仅意味着要从《六经》的文本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六经》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出发，这是一种内在批评的立场。 讨论中国问题，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采取内在视角非常重要。秋风在“作者告白”里把自己的立场明白确定为所谓“内在的批判”。在讨论方法的一节里，他也说要尽可能采取一种所谓“内部视角”。这一点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大家可能都知道柯文的一本书，《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本书想要从中国历史脉络里去理解中国社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视角。但比较起来，秋风采取的“内部视角”要更深一层，因为他真正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出发展开审视和批判的。回到《六经》和古典史学的立场，大量引用经史原文以及古人的注疏和诠释，在论述和分析中运用传统的概念和范畴，避免简单套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话语，这些都是所谓“内部视角”的展示。 当然，主张“内部视角”或者采取“内在的批判”，并不等于采取一种封闭立场。我们都知道，在转入儒学传统之前，秋风对西学用力很多，尤其是对奥地利学派，还有他推重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在他对华夏治理秩序的构想里面，我们不难看到他之前研究和思考的痕迹，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的影响比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更重要、更深刻。实际上，秋风自己坦承，他对华夏治理秩序的研究并不排斥现代概念，相反，他认为，华夏治理之道，只有通过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方式，才可能得到充分阐发和实现。只不过，在运用像自由、平等、权利、义务这些现代观念的时候，他尽量取其基本义，而剔除其中现代的和附加的含义，以此来消除认知上的混乱，同时揭示出古代制度中所蕴含的转向现代的可能性。 我还想说，秋风的这种做法还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所谓华夏治理之道，不但是中国的，独特的，同时也具有与其他文明共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根据秋风对治理秩序的界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要处理类似的问题，因此具有共同经验，可以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实际上，这部探讨华夏治理之道的大著，里面虽然看不到一句洋文，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借助于不同的概念话语展开。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且，发掘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对于纠正过去一百年来以中国为特殊，以西方为普遍的认识和看法，也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部书里也有很多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里提几点： 首先是关于“道”的论述。在秋风的论述中，“道”在远古的尧、舜时代就已确定下来，用书里的话说，圣王的实践和理念直接呈现了华夏治理之道，历史便是“道”的展开。这样理解的“道”，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里涉及的问题，需要在历史和哲学层面得到论证。在历史方面，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可以适用于在时空方面规模巨大的复杂文明系统的治理之道，为什么在远古小规模的简单社会里有近乎完美的体现。而对于有哲学兴味的学者和读者来说，关于“道”的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证可能是必要的。此外，我们知道，有一些论者以儒学道统的承担者和传承者自居，他们会，比如，承续孔子为“素王”的理念，也会从这样的角度去阐发“道”。我不是很确定，作为一个儒家宪政主义者，秋风的立场和前述立场之间有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问题涉及“心物关系”。秋风在这部书里强调心对物的决定作用。但实际上，心与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看到制度对于人心的影响和制约，或者换句话说，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对人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心、个人或圣者也可能影响甚至创造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微妙的互动过程。如果特别强调心决定物，可能会有所偏颇。 最后一个问题。秋风的一个观察和结论颇有翻案味道，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关系中契约因素非常重要，而这一点是被以往大多数学者忽视了。我相信，指出并且证明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甚至认为中国古时封建关系中的契约精神不输于欧洲历史的封建制度，可能就过头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度相比较，无论从制度形态、思想资源还是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封建体制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宗法性，而且契约关系在很多方面是镶嵌于宗法关系当中，二者交织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能将中国封建关系中的契约精神揭示出来很重要，但要防止把这一点过分夸大。（本文系作者根据秋风新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座谈会发言录音修订而成）（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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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美国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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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了美国学者威廉·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让我从一定深度上了解了一下美国，书中将美国1932到1972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交往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介绍，在读者的面前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美国。在读这本书中，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以及美国式的民主。

平民政治是公民参与政治并在政治中体现平民意志的政治。精英政治是精英在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支配政权为精英所代表利益阶层服务的政治。读了这本书，我深切的感觉到美国的政治是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结合，两者在一定基础之上统一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但在具体政治运转中又不断的相互较量，已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当这种制约体系被打破的时候，美国就会出现一定的动荡就会重新进行较量以达到重新的平衡。

书中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国在1932年时军事世界排名16位，现役部队人数只有132069人，坦克1000辆（统统过时的），飞机1509架，有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组建的，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全国只有一位四星级将军——麦克阿瑟，下边没有三星级将军。美国的军力和他当时的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符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才大规模的征兵和进行军事设备的增添，这中间军费问题一直受到美国国会的限制。这在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想象，而这中间就恰恰体现了美国式的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对决。美国人的纳税人意识非常的强，他们要求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要为了国家的正常开销服务，并且开销有理由，不能无故浪费。美国人当时正是认为在军费上开支是一种浪费，尽管美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认识到了军事开支的重要性，但平民阶层并没这种认识，所以美国的军费开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时不仅仅是美国的军费开支，连其他政府部门的开支也依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少校，经常往国会里跑，但政府并没有给他配备车子，坐出租车的钱也不给，他时常要走到办公大楼门口填写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等候电车去国会。在1945年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时他在谈及他在康涅狄格达到的公寓问题时还在强调说他的家具还要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但是本月房租已经支付，如果白宫还没重新布置好，他还要在支付一个月的房租，于此等等，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待政府开支是多么的谨慎和严格，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这其中不难看出平民政治在中间所起到的制约作用。但美国的政治精英是不甘这样受到限制的，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时期，总统和政府的权利在不断的增大，军费开支也在和国会的抗衡之中逐渐增加。当然在政府的权利不断增加的同时，美国的政治腐败也越来越多，这在后来又遭到平民的反对从而又进一步被限制。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对平民政治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集体暴政和集体决策失误的出现。有些政策或许会暂时损害人们现在的利益，但长久来看会使大众收益的，并非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到的，所以这就需要政治精英进行帮忙选择来不至于走错。

但美国的民主可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模仿吗？美国在二战后就开始向世界推广它的民主方式，但这种民主真的适合其他国家吗？这也是我在看这本书时总是萦绕在心里的一个问题。这种权利的制约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专制和腐败，但对其他国家来说没有专制和腐败就是最好的政治选择了吗？从人类的整体发展来看，民主政治一定是逐渐进步的，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时期，民主并非是急切需要的，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感觉到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争执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也正是美国历来有民主的文化背景，如果换做一个缺乏民主文化背景的国家，那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的。政客之间的相互攻击，并且相互排斥对方的建议，有时甚至趋于无理，妨碍了整体利益，这是其他缺乏民主意识的国家所不能承受的。在当今时代，民主无可厚非，但对很多欠发达国家来看，稳定的政治政体才是主要的，只有政治稳定了社会的其他的功能才能正常运行，国家才能不断地朝前发展，人民大众才能生活安乐，如果追求政治民主，也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进行。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式的民主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不由得联想了当今的中国，目前中国有许多的学者都在强调进行民主改革，都想效仿美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这些观点我赞同，只有他们的呼声才能唤醒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民主的意识，带能创造出民主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才会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指日可待。但政府如此小心谨慎的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这些政治精英应该也已经认识到了民主的发展趋势，他们站在权力的高度不得不从国家民族整体的利益来考虑，之所以还要保持现在的政治制度谨慎改革，也是看到了直接改革可能会带来的动荡，那动荡从整体上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和民族的。

篇9：辽史读后感

阿保机与述律后有三子：长子也是太子耶律倍，次子耶律德光，幼子耶律李胡。但阿保机死后，继承皇位的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耶律倍，而是次子耶律德光。按照中原政权的继承制度，应是嫡长子继承制，那么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便是实至名归的。难道耶律德光也效仿唐太宗制造了玄武门之变，从而夺取了其兄太子耶律倍的皇位？

带着疑惑，我去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终于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传奇》一书中找到了答案。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大概有四：

其一是契丹族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我认为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契丹族相对于中原政权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的契丹，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就导致了耶律倍在与其弟耶律德光的皇位争夺中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中原政权中皇太子所具备的优势。

其二是述律后对次子耶律德光的偏爱，这也是导致耶律倍没有继承皇位的直接原因。在阿保机死后，述律后成为了契丹族的直接掌权人。因此，没有述律后支持的太子耶律倍自然就占据了下风。

其三是太子耶律倍当时已经远离了中央政权，而耶律德光则不然。在攻打渤海国时，太子耶律倍有功。因此，在攻下渤海国之后，太子被封为东丹王，管理渤海国事务。耶律德光则继续四处征战，胜仗连连。因此，耶律德光更受中央官员的拥戴，掌握中央军权。

其四则可以说是耶律倍生不逢时。无论从主观上和客观上看，耶律倍都处于下风。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其实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耶律倍足智多谋，耶律德光军事才能出众。这或许分不出胜负，但如果放在处于崛起时期、四处征战的契丹里面，优劣就可一眼看出。此时的契丹，更需要的是耶律德光。如果此时的契丹处于和平时期的话，事情完全是有转机的。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篇10：《数学史》读后感

通过这本书的内容，我了解到了数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和一些为数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集体或个人。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数学是从古代中东地区发展起来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之后便在古希腊，印度，之后再是伊斯兰帝国成长和发扬光大，后来再在欧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本书还告诉了我，数学不是男性的天下，因为书里还提及了一些十分杰出的女性数学家，她们也为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数学史是一个庞大的内容，可以说，自从文明开始，就有了人去研究和在生活之中使用数学，数学为人们的生活带去了巨大的便利。这本书在做表述数学史这一庞大的内容时，还将其尽量简化，简化成了几个板块并且还是用十分生动的有趣的语言，但这样也有缺点，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介绍到，同时对于中国的数学，作者可能是没能找到太多相关的资料，所以并没有介绍太多。

《这才是好读的数学史》这本书先是说了数学在各个古代文明中的发展，之后又讲了其中世界上有名的数学科目，并分别介绍了在这些方面出名的数学家，在后面又讲到了现代数学，通过这儿我知道了，我们现在所学的数学是非常古老的，几千年前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连中世纪的水平都没达到，也由此可以看出数学的发展之快。数学在一次次的个性与进步当中，变得越来越深奥，难以理解。

篇11：“印宗秦汉”辨析

其实，作为一种艺术主张，“印宗秦汉”提出之初，含义并不明确。随着篆刻艺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主张也不断演变、不断丰满，逐渐确立为篆刻艺术的美学原则；整个明清篆刻创作风格史，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之下逐渐展开的。因此，对“印宗秦汉”这一印学主张作一历史的考察与辨析，不仅是我们研究篆刻美学史所必须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明清篆刻艺术实践的认识，以指导现今的篆刻艺术学习与创作。

一、理论的提出

元季吾丘衍、赵孟頫目睹宋元印风凋蔽、日渐衰败，有感而发，最先提出了“印宗秦汉”的艺术主张。

吾丘衍《三十五举、十八举》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其《十九举》又说：“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这就是说，就篆法而言，以秦篆为宗，汉篆通隶，唐篆古法渐废，宋后篆大谬，都是不足以为 法的。但就印法而言，白文印以汉魏为宗，朱文印以唐为宗，因为吾丘衍认为“三代无印”，汉白文印、唐朱文印都是当时知识的最古范式。显然，在吾丘衍那里，篆法和印法是分离的，因此，他虽然有笼统的“宗秦汉”的主张，但落实到篆刻上，都是“宗汉唐”。

赵孟頫《印史·序说》说：“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在这里，赵氏提出了当时印章的两大弊端，一是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流俗；另一则是寻求合乎古法而又无能为力者。针对这种状况，赵氏竭力倡导印宗汉魏，它所提出的篆刻艺术的“古雅”、“典型质朴”的审美理想，与其在书画艺术上的复古主义主张相一致，这种以书画艺术理论来检验印风的尝试，显然要比单纯的以古为美进了一步；其辑集《印史》的目的也很明确，即“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无论好古者还是好奇者，篆刻的出路只在师法汉魏。

当然，对印法的知识，赵孟頫并不比吾丘衍高明，其所创作的“元朱文”已足以说明问题。但在元明之际人们普遍对篆法陌生、篆书水平普遍低下、普遍缺乏印史知识的情况下，吾、赵二家的印论已属大见识；他们力倡的“印宗秦汉”，遂决定了此后印学家的基本思路以及篆刻创作的大致发展方向。

沈野《印谈》说：“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盘回如缪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这与赵孟頫之说一脉相承。甘旸也不例外，其《印章集说》称“古朴典雅，莫外于汉矣”。

徐上达进而从篆刻艺术方面，将前人的理论衍导到学印的取法问题上来。他在《印法参同》中说：“取法乎上，犹虑得中；取法乎中，犹虑得下，如之何取法乎下也。”这里的所谓“上”，在当时也必指汉印无疑。

以今人的知识，“印宗秦汉”的“秦”，乃是指先秦古鉨。但是在元明之际，人们并不认识古鉨，以为“三代无印”，甚至将古鉨归录于汉印之后。这个误会，造成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宗秦汉”只是一个残缺的概念。直到朱简降世，独具慧眼，才道破了“印宗秦汉”的言之所指。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印宗秦汉”的明确提出，实是清代的事。周铭《赖古堂印谱·小引》说：“论印法必宗秦汉……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

二、明清印人的理解

印人如何“宗秦汉”，在这个问题上，明清印人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岐。一种观点是从“形”出发的，立足于“形”，则“宗”必然指向模仿性的逼肖；另一种观点则是从“神”出发的，着眼于“神”，则“宗”必然指向体验性的领会。

必须指出，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形神关系问题，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深入的讨论；至唐、宋，书论、画论中的形神关系说之精湛，更是令人回味无穷的。这种相当成熟的艺术理论对明清印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纯学术的角度，明清印人对“宗秦汉”的阐释都有一番高论。如王野《鸿栖馆印选·序》说：“泥古则无生气，离法则失矩矱。以有意则不神，无意则又不能研精，惟不即不离，有意无意之间，而能事毕矣——所言实出自唐宋以来的“尚意”书论。但是，一旦落实到篆刻艺术的品评上，王野却说：“印章之作，唯汉为良……往者，人以汉代印杂各代印试余，辄能辨之；以何氏（何震）杂汉，不复能辨矣。”且不论何震仿汉印是否已逼肖到不能分辨的地步，就王野对何震的推崇而言，他则是立足于形的。

以形的对汉的相似程度来品评篆刻艺术的高下，这在明清篆刻发展初期并不奇怪。因为，在本质上，初期篆刻还主要是当时实用印章、特别是文人用印的“古”化或“雅”化。换言之，“宗秦汉”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使印章古雅；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印章的“古雅”标准，只能是篆法的无误与印法的从古；当时“宗秦汉”的篆刻创作，也只是仿汉印的集字习作。所以，初期篆刻“宗秦汉”，其手段与目的是直接等同的。这反映在印论中，必然是反映为印人对形的高度重视。

但既然“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理论早已确立，并且决定为唐宋之后文人艺术的主流，那么在“印宗秦汉”的问题上，明清印人特别强调“会神”也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首先是既成的文人艺术观念决定了印人们对神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也自然会首先在印学理论中得到体现——不管他们在创作实践上做得如何，在理论上，他们对“印宗秦汉”的理解，是以着眼于神占主导地位的——这正是明清印论的精华所在，它不仅促进了明清篆刻创作的发展，而且对现今的篆刻艺术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上达说：“人有千态，印有千文，吾安能逐一相见摹拟，其可领略者，神而已。”他又说：“善摹者，会其神，随效其形；不善摹者，泥其形，因失其神。”在“宗秦汉”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领略神”、“会其神”，而不是斤斤于形似。泥形失神，貌似依法实则违法；若会其神，表面离法则合法，即所谓“有不法而法自应者；亦有依法而法反违者。”应当说，徐上达的这一见解是卓越的，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沈野说：“印章自六朝以降，不能复汉、晋；至《集古印谱》一出，天下争为汉、晋印，其优孟乎，其孙叔敖、哪叱太子乎？”他认为：“……优孟之学孙叔敖，非真叔敖也；哪叱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真哪叱太子自在也，又何必用衣冠、言动相类哉。”他又说：“……步亦步，趋亦趋，效颦秦汉者，变不如无作。”这席话，更深刻地指出了拘泥汉印之形的本末倒置，强调篆刻艺术贵在有篆刻家的自我在。王穉登针砭时弊，从反面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他说：“《印薮》未出．坏于俗法；《印薮》既出，坏于古法”——从俗与泥古殊途同归，都是篆刻艺术的大忌。

苏宣曾说：“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非书不法锺、王也，而非复锺、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变者愈变，化者愈化，而所谓摹拟者愈工巧焉。”杨士修《印母》中也说：“大家所擅者一则，曰变。”以此与上述沈野、徐上达、王穉登诸家的观点联系起来看，对“印宗秦汉”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则是：摹拟是手段而非目的，是入门而非终结；摹拟是会其神而非泥形，所贵离形得似，只有在得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得“体”（也即“形）；摹拟的目的在于变化，在变化中确立起篆刻家的自我。显然，这种理解已非实用印章的古化、雅化所需要，它是建立在篆刻艺术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的不断完善，恰恰标志着明清篆刻逐步从实用中提升出来并已经走上艺术发展的道路。

三、明清印人的艺术实践

纵观明清流派的发展史，其艺术实践主要由两大类型构成，即“印中求印”与“印外求印”。在这种基本的创作模式中，后一个“印”字自然是指流派性篆刻艺术，而前一个“印”字则是指作为典范的秦汉印章。换言之，这两种模式都是围绕着对“印宗秦汉”的理解展开的。前者为“在秦汉印章之中求篆刻”，后者为“在秦汉印章之外求篆刻”。

明代的印人，从文彭、何震、苏宣，到汪关、朱简，他们的创作实践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是早期印人对篆刻艺术的陌生——一是在文字上，篆书在当时已退出实用领域，人们不熟悉篆字的基本写法，更谈不上在篆刻创作中作灵活的艺术处理而不致出错；二是在制作上，以刀刻石的技巧看似简单，但要得心应手，既能得秦汉印章的趣味，又不失刻石所特有的效果，谈何容易！因此，“识篆”和“刀法”成了早期印人首先碰到的两大关口，并使得早期篆刻只能形成“篆字＋刀法”的初级创作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印中求印”，直接摹仿秦汉印章，自然会得到早期印人的高度重视。而根据当时印人的认识水平，以为“古印皆白文，本摹印篆法，平正方直，雅而可观”（徐上达语），印人们刻白文印的总水平也略高于刻朱文。而在朱文印一头，当时人们认为“宜清雅得笔意……赵松雪篆玉箸，刻朱文，颇有流动的神气。如今文博士则又学赵者也”（同上）。也就是说，早期印人的朱文印创作实质是“宗元”。以赵孟頫所创作的并不高明的元朱文为典范，其“印中求印”的水平可想而知。无论以“玉箸篆”、还是“杂体篆”入印的早期朱文印，总体上都不出文彭的左右——齐白石老人尝言：“似文三桥，七八岁小孩都能削得出来，偶尔一学可矣。”

应当说，这样的“印中求印”，也决定了早期印人主要致力于篆刻在形方面与古代印章的相似，这与当时印论所强调的“会神”有着很大的距离。而对形的刻意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的范畴而非艺术的范畴，这就必然导致“明人习气”的形成，即笔不传情，刀不达意，均衡摆布，机械板滞。自文、何、苏至朱、汪诸家，这种习气表现得愈来愈显著。但是，客观地看，早期篆刻的技术化倾向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一，在形的方面对秦汉印章的摹仿作为对当时实用印章作风的矫正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二，早期印人通过大量翻刻秦汉印章，既是基本技巧的训练，也是对秦汉作风的弘扬；其三，在篆刻艺术发展之初，对以刀刻石的基本技法的深入研究也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以现今的标准去荷求早期印人，相反，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们所作努力的历史价值。当然，在另一方面话又得说回来，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老祖宗”便迷他们，更不能漫无边际地将早期篆刻流派吹捧到不适当的高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事实上，篆刻创作至丁敬、邓石如降世，才有了转机。作为以刀刻石技巧的高度成熟，作为对秦汉印章的形的精到把握，丁敬的篆刻是明代篆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集大成者。他以强烈的求变求新意识和略带夸张的切刀法，自成一种清新的艺术格调而与秦汉印章拉开了距离；他不满足于“墨守汉家文”，他从古代印章中领略到的是一种“思离群”的艺术精神，这是他高出早期印人之处。邓石如则是在篆书书写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清代篆书书艺的兴盛，为后人识篆、写篆开了方便之门。他在篆刻创作上虽未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其“印从书出”的尝试，却给予后人以“印外求印”的启示。可悲的是．丁敬以后的西泠诸家一味套用丁敬的刀法、印法，使之日趋僵化和装饰化，“流”而为“派”，导至衰亡；邓石如之后的吴让之、徐三庚诸家，则竭力继承邓氏的流美、婉畅，远离“真朴”又陷入了“媚俗”的恶道。

不得不看到，能够认真总结丁、邓两家得失，力开“印外求印”新格局的，当首推赵之谦。他广泛取材，善于从秦诏、汉镜、钱币、汉砖及汉碑碣文字中吸取养份，丰富自己的篆刻创作；同时，他也看到了秦汉印章的另一面，即“古印有笔犹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印宗秦汉”的认识。齐白石尝言：“自唐以来能刻印者，唯赵悲庵变化成家。”充分肯定了赵氏在篆刻创作上的独创精神；但同时，齐白石也尖锐地指出，赵氏“十印之中最工稳者只二三也”，“赵先生朱文遏于柔弱”。赵之谦之后的黄牧甫，也是宗秦汉而成家的，他善于运用平与险、正与斜、粗与细、疏与密诸多因素的强化对比与和谐统一，造成平中见奇的效果。但是，赵、黄二家的努力，仍然是在形的翻新上，其雕琢之气也愈来愈甚，很难做到意外传神，却容易堕入“匠气”。并且，他们都深受朱简“刓缺磨损者不摹”之说的影响，妄执一端，片面追求想象中古印原始的“新面”，难免又使自己的艺术手法偏于一格。

概言之，从丁、邓至赵、黄，中期篆刻以写篆和用刀为突破口，又将篆刻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形成了“个性化的篆书＋个性化的刀法”的创作模式。中期印人的努力，已不再是对秦汉印章的简单摹仿，而是强调篆刻的艺术性和篆刻艺术语言的独特性，这使中期篆刻与秦汉印章拉开了距离。但是，中期篆刻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局限：其一，中期印人主要还是在形的方面下功夫，事实上，一味在形上翻新与拘泥于古印之形殊途同归，都未能着眼并把握住秦汉印章的精神实质；其二，中期篆刻重在印风上的标新立异，如果着眼于形，个性印风往往蜕变为某种特殊的技术，成为一些固定的程式，“流”而为“派”；其三，正因为中期印人未能真正把握住秦鉨汉印的神韵，所以，他们在竭力追求形的翻新的同时，在神的方面也离秦汉印章愈来愈远，而非印论所讲求的“离形得似”的神遇——这正是篆刻艺术历经四五百年的发展而始终未能达到古鉨汉印艺术高度的根源。

直到近期，吴昌硕及其后的齐白石、易大厂、来楚生诸家出，篆刻艺术才可以说真正步入了自由创作的王国，“印宗秦汉”的艺术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一次根本性的突破。他们从前贤的艺术实践中、从古鉨汉印中所得到的，是“于不经意中见功夫”的自然之趣，是“胆敢独造”的自由精神，因此，他们着眼于秦汉印章的平正浑厚，活泼朴茂的神韵，并力求在自己的篆刻创作中表现这种神韵，而不拘泥于形上的“理”、“法”，由法无定法，无法而法走出了长期以来的“印宗秦汉”的迷宫。

显然，近期印人的努力是与唐宋以来的文人书画艺术精神相吻合的，也是明清印论中“会神”说在艺术实践中的真正贯彻——现今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之路，正是由他们开辟的。也就是说，尽管在理论上人们早就明白了应该如何宗秦汉，但在实践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却是很晚的事。只要不违背事实，那么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好些人只依据前人印论立评之高明而称其篆刻水平的不凡，都不过是想当然的推导而已。必须看到，正由于早期、中期印人在宗秦汉的实践上走了太多的弯路，并以“流派”的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种种关于“印宗秦汉”的误解至今仍然在困扰着人们，以至于现今仍然有不少的人习惯于以“流派”的观念来对待近期诸家——仅仅以简单的“正统”与“非正统”、或者“雅”和“俗”的模糊概念来作为判别艺术高下的界线。这种倾向对篆刻艺术发展创新的危害，我们决不能低估。

四、“印宗秦汉”之我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印宗秦汉”原则的具体化，明清印论从纯理论角度提出的关于篆刻艺术的审美标准、品评标准不能不说是高明的——尽管它不免过于“玄虚”；而明清印人的艺术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技法理论，又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不免失之“粘着”。这种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应用之间的明显的差距，恰好反映出明清印人未能得“心法”二字。

关于“心法”，朱简曾深刻地指出：“得古人印法，在博古印；失古人心法，在效古印。”印法属于形的范畴，多看多学便能掌握；心法则属于神的范畴，仅仅依靠形的效法和摹仿是无法掌握的，必须用“心”去体验。我以为，“印宗秦汉”只有建立在心法的基础上，其知与行才能得以圆通。

具体地说，以心法宗秦汉，就是要体悟到“自由则活，自然则古”这条根本的艺术规律。作为篆刻艺术的本源，古鉨汉印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的艺术原型，但是对原型的把握与转换，决非只意味着对形的摹拟与仿效，或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对“神”的泛谈，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古鉨汉印的艺术精神的领会与表现，其基本点有二：一是“古”，二是“活”。

所谓“古”或“古雅”，乃是天真质朴，自然而然，是不事雕饰之美；所谓“活”或“活泼”，乃是情性流露、自由自在，是不拘定式之美——这既是古鉨汉印的意蕴和风韵，也可以说是古人的基本创作手法。齐白石说过：“刻印，其篆刻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所言“天趣胜人”，即是自然之古；所言“胆敢独造”，即是自由之活。秦汉人所超出的千古，就在这“古”、“活”二字。

因此，“印宗秦汉”就应当着眼于其自然与自由。即所谓“意取”或“取意”。吴昌硕说：“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这“疲癃”便是“不可药”的“赝古之病”。齐白石则更进一步指出：“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这实在是对赝古者的棒喝了。

意取的实质在得古人之心法而养自我之心法，它无须斤斤计较于古印之形，而重在会古印之神，这是“离形得似”的根本途径。换言之，篆刻创作无论在形上作怎样的变化，只要它存有自由之活，自然之古，便能与秦汉印章相神似。齐白石尝称“余不喜摹古”，但其篆刻艺术在精神上与秦汉印章恰恰是相通的；故他感叹“世之俗人刻印，多有自言仿秦汉印，其实何曾得似万一”（齐白石语）。究其原因，就在于“俗人”不知意取，一味拘泥于古印之形，迷信于白文必“平正”，朱文必“清雅”的陈言说教，到头来不是失之于机械板滞，便是失之于流美媚俗。

而秦汉人之所以能够“超出千古”，创作出“古”而“活”的鉨印高标风韵，关键又在于古人熟悉当时通行的篆书，并能娴熟地用于印章创作，因印制、印形制宜，作灵活的处理，所以很少有苦心安排的痕迹，更多的是见情见性——这也是早期印人不熟悉篆字而又强以篆书入印所难以企及的。而中期印人又偏执于篆书字形的风蕴。由此可知，篆刻在本质上即是书法，是书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有情有性的书法在印章方寸之地上的展示。因此，只有以书法统帅刀法，刀法服从并服务于书法的表现，才可说是把住了篆刻的命脉。齐白石说：“凡刻石有篆法得心之字，刀法也有得手处。”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而如果象明清许多印人那样将书法与刀法，写印与刻制割裂开来，迂腐地拘执于刀法甚至一味以某种特殊的用刀方式来标立门户，自以为得计，其实这正是并不圆通、不得要旨的本末倒置。以我所见：论篆刻，虽然创作出真正惊世骇俗的佳制颇为不易，但是明眼人只要认真体察古鉨汉印成功之作的艺术风神，便可从中感受到一种“至功无功”、“至道不烦”、“至高寓于至简”的契机并由此深受启迪——这就是秦汉印章的高明之处。因此，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篆刻创作，大可不必人为地将篆刻这一“雕虫小技”搞得复杂化。即兴写印，但求神畅气贯，但求笔情墨韵，并不择手段地采用各种可能的制作手段来表现墨稿的情性和趣味，这就是“印宗秦汉”一语的精髓所在，也是“自由则活，自然则古”这一艺术规律在篆刻创作中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