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黄金货币论文

获悉《收藏》杂志社将为200期出专刊的消息，非常高兴。为表庆贺，我想到了金银铤(锭)。金银铤是祥瑞之物，具有富贵之气，国内对于金银铤的收藏，正在逐步升温，正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青睐。以金银铤为内容，作为《收藏》200期的贺文，应该比较贴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秦汉黄金货币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秦汉黄金货币论文 篇1：

中国黄金的货币性问题述论

中国以黄金为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建立，长达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黄金一直在我国货币制度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货币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史学界、经济史学界以及钱币学界对我国历史上是否以黄金为币，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仍然是彭信威、萧清等前辈货币史学家的学术观点，认为黄金自春秋战国时期进入流通领域，秦汉时期发展到顶峰，东汉以后，黄金的使用“骤然减少，而且它的货币作用也衰退了”。^①部分学者因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范围不够广泛，流通性远不及铜钱，故而否定黄金的货币性，认为“黄金非币”。^②

然而，黄金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是否作为货币呢?我们认为自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金一直是我国贵金属货币体系的一员，是我国古代乃至近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金的货币特征或货币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流通区域而有所不同。从黄金的自然属性来看，黄金具有易于分割、百炼不轻，可以反复使用，不易消耗、磨损的特质，是一种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货币职能的贵金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③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④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论述有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只要商品货币经济存在，黄金就是当然的货币；第二、黄金一旦为人们认识、了解和掌握，它就充当了货币的职能。

马克思描述的是人类货币历史发展的普遍情形，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货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在我国古代货币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特殊的情形，或者特殊的规律呢?从目前掌握的文物考古的资料看，我国先民对黄金的认识始于商代早期。上世纪70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河南郑州早期商代遗址中，发掘出一件黄金制成的饰品。^⑤在河南安阳、辉县，山东益都，山西保德，北京平谷等地的商代墓葬中均有黄金制品出土。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包括金杖、金箔面罩、虎形金箔、鱼形金箔等一批商代中晚期的黄金制品。众多的考古发现的成果充分说明进入商代以后，黄金已为我国先民认识、了解和掌握，只不过因当时的我国社会尚处于商品经济的萌芽阶段，交换仅限制于以物易物，即“抱布贸丝”的状况，并未形成货币经济，故未当作货币使用，只作为器饰宝藏。从目前出土的商代黄金制品的器形来看，多为金箔、金叶、金皮等形状，并多为重要墓葬使用，说明黄金已为当时十分珍贵的物品，其价值已为当时的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西周时期黄金的使用情形与商代基本一致。

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我国商品货币经济的日渐形成和发展，社会财富逐步积累，黄金遂登上了我国货币历史的舞台。《管子》书中有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记载。“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乙》。春秋战国时期，尤其进入战国以后，我国史籍中关于黄金使用的记载甚为丰富，当时黄金的使用以“斤”或“镒”为单位，大凡购买贵重物品，包括千里马、宝剑、玉器以至美女等，均有以黄金计价的记载。贵族、大地主、大商人的家产亦以黄金计值，其时已有“千金”，乃至“万金”之家。黄金还被大量用于赏赐、馈赠、贿赂等活动。战国时期的齐国，出现了专门从事黄金交易的“鬻金者之所”。南方的楚国是当时我国黄金主要生产地，不仅出现了早期的黄金铸币——金版，即“爰金”和“卢金”，还出现了称量黄金用的砝码和天平。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楚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砝码和天平，^⑥不仅说明黄金作为货币使用在当时已较为普遍，同时还说明当时的“爰金”和“卢金”是当作称量货币来使用的。

秦统一全国，首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流通制度。秦始皇”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史记·平准书》)。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黄金在我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汉承秦制，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因此黄金在汉代货币制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今天所说的“金钱”一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太史公把“金”与“钱”并列，且把金置于钱之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货币流通体制下黄金与铜钱的关系。即大数用金，小数用钱。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关于当时物价的记载曾言：“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货币流通领域大数用金，小数用钱的状况。大凡百姓日常生活均使用铜钱；而大宗交易，如购置田宅、大牲畜和贵重物品等，则多使用黄金支付。翻开史籍，《汉书·东方朔传》有“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的记载；《史记·赵括传》有“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的记载；《史记·吕不韦传》有“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的记述。这些记载表明，当时的大宗交易多用黄金支付。在汉代，黄金还被大量用于储藏、赏赐等方面。王莽死后，府库中藏黄金七十万斤；董卓身亡，坞中所藏黄金亦达二、三万斤。《盐铁论》中有“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的描述，表明存储黄金已是汉代士大夫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在《史记》和《汉书》中，关于汉代黄金用于赏赐的记载非常丰富，赏赐的数额最多的一次为五十万金，动辄数万金，少亦数十金。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也”(《史记·孝文帝本纪》)，说明当时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少往往以黄金来衡量。汉文帝始实行的“酎金”制度，规定各诸侯、列侯需按所辖人口数向少府缴纳黄金作为“助祭费”，不按质按量缴纳者将会受到王削县，侯免国的处罚。在西汉律法中，对一些违法犯罪亦采取罚金治罪的办法。如汉哀帝时，为防止诸侯官吏与民争利，曾经规定“诸侯在国，名田它县，罚金二两”(《汉书·哀帝纪第十一》引如淳注曰)。这种“酎金”制度和罚金治罪的办法无疑为西汉政府搜括黄金的重要手段。汉代黄金的形制多为圆饼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95)下诏将黄金铸成马蹄、麟趾形状。但汉代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在使用时并不是以枚计值，而是按重量流通使用，因此它仍然属于称量货币，还不是真正意义的黄金铸币。汉代黄金的使用多以“斤”为单位，以“两”为单位的情况亦时有出现(《汉书·哀帝纪第十一》)。

在灾祸战乱绵延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凋敝，货币经济出现实物化的趋势，谷帛取代铜钱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交换媒介，但以黄金计价的情况亦时有出现，如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晋书·孝愍帝纪》)。北周统治下的河西诸郡和梁朝统治下的南方交广之域则多以金银为货币(《隋书·食货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金的使用还出现了从以“斤”为单位到以“两”为单位的变化。

在钱帛兼行的唐代，黄金的货币性特征亦有迹可寻。如武德四年，唐高祖因李世民平王世充功高，故赏赐李世民“黄金六千两”(《唐书·本纪二》)。唐代黄金还被铸造成“开元通宝”形式供宫廷贵族把玩和馈赠使用。在唐代还出现了专门从事打制金银器饰，兼营生金银买卖的金银铺，并在金银铺的基础上形成了金银行。《秦妇吟》中“一斗黄金一升粟”的描述反映了黄巢起义期间物价腾贵，经济凋敝的社会现实，同时亦表明唐代黄金仍然具有支付功能。

宋代，黄金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宗天禧五年计有黄金收入14400余两、黄金支出13500余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宋代赋税的征收已部分使用黄金支付，如仁宗景祐年间，商人买茶，每百贯茶价中，六十贯于见钱，其余四十贯允许折纳金银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宋代政府黄金的支出多用于赏赐，《宋史·石普传》有因石普平定李顺起义有功，而赐以黄金三百两的记载。正是因为宋代政府对黄金有大量的需求，因此宋太宗才会感叹疑惑“西汉赐予，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宋史·杜镐列传》)。宋代的金银铺已演变成金银交引铺或金银盐钞引铺，除经营金银器饰的打造外，还兼营生金银的买卖和从事兑换业务。

在元朝时期，元朝政府推行纸币流通制度，实行集中金银于国库的政策，禁止携金银出海外，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金银的买卖由政府在各地设立的平准库或交钞库负责。在“中统钞”发行之初，纸币和金银是可以相互兑换的，金银一度充当纸币的发行准备。中统初年，元政府规定黄金和纸钞的比价为黄金一两易“中统钞”十五贯，后更为“赤金每两价钞二十贯”(《元典章》卷二十《户部六·钞法》)。可见，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元代，黄金同样发挥着货币的许多功能作用。实际上，元政府虽然实行集中金银于国库的政策，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但并不禁止民间拥有金银。因此，黄金在民间的使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元代黄金的型制多铸成“元宝”型，即我们今天常说的“金元宝”。元代的金银铺除经营金银器饰的打造外，同样兼营兑换业务。

在明代初年，由于元末纸币流通制度的崩溃，铜钱又恢复了在各地的流通。在明洪武年间，明朝政府在铸造方孔圆钱的同时，于洪武八年(1375)又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因此，明初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钱钞兼行的货币流通制度。明代发行的纸币不备金银本钱，禁止民间私自交易金银，允许人们用金银向政府换易“宝钞”。规定钞四贯等于金一两(《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明朝政府为了推行纸币制度甚至一度禁用铜钱，使得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明中叶以后，白银取代纸币和铜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在流通领域逐步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流通格局。黄金则多用作储藏手段和较大数额的支付。明代被籍没的权贵，其家中大多藏有大量的黄金。宦官刘瑾被杀后，从其家中搜出黄金达1205万两(陈洪謨《继世余闻》)。佞臣钱宁入狱后，从其家中亦搜出黄金十余万两(《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严嵩之子严世蕃被斩后，从其家中搜出黄金“三万余两”(《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太监李广自杀后，明孝宗皇帝听说其家中有一本奇特的书，遂派人把它取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收受贿赂的登记簿，“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米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可见，用黄金来进行贿赂已是当时朝野上下非常普遍的情形。明代黄金除铸成金锭外，还铸成金钱供皇帝赏赐、以及富贵人家把玩使用。明代黄金对白银的比价呈逐渐走高的态势，由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逐步增加到明末的一比十、一比十三(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黄金》)。

清代沿袭了明朝的货币流通格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黄金仍然主要用作储藏手段，大额支付，以及充当储备货币等职能。入清以后，随着海运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航路的开通，使得东西方的贸易交往更为频繁。而古代中国的金银比价一向都比欧洲国家低，较高的时候为宋代，一度达到一比十四，但为时很短暂，明代最低亦达一比四。实际上，在清以前，中国的金银比价大多在一比十以下，而同期欧洲国家的金银比价则很少在一比十以下。在清朝初年，我国的金银比价仍然在一比十左右，而同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五。因此，欧洲商人来华贸易，大多带有白银，换回黄金，从而使得我国的金价开始逐步向国际金价靠拢。清乾隆末年，我国的金银比价已与国际金银比价基本持平。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纷纷放弃银本位或金银复合本位币制，实行金本位币制。并纷纷抛出白银，购进黄金。1888年至1900年，短短十三年间，我国黄金流出达73692万海关两，白银的流入亦达7062万多海关两(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850)。对当时以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清王朝来说，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了白银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物价腾贵的状况亦因之形成，百姓生活大受其苦。在这一时期，金银比价一跌再跌。至十九世纪末，金银比价跌至一比三十，再加上帝国主义入侵强加给清政府的大量战争赔款都要折合黄金支付，从而使赔款的银两数额随银价的下跌不断增加，使本就积弱已久的清王朝的财政更加苦不堪言。为了挽救形将崩溃的清王朝的财政状况，一些朝廷官员遂上疏朝廷，提出进行币制改革，实行金本位币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颁布《整顿圜法酌定章程》，开始进行币制改革，规定“所造三品之币，即文曰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造币总厂开始试铸大清金币，该币正面中央铭文为“大清金币”，正面外圈铭文为“光绪丙午年造·库平一两”；背面图案为蟠龙图，四周钤云纹。重约37g，成色98%。分为大云、光边和小云、齿边两种版式。“大清金币”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铸造的首枚具有近代意义的黄金铸币，但由于它仍然以重量为单位，因此它仍然沒有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至1935年民国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期间，我国以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黄金大多用作储藏手段，大宗交易亦使用黄金支付，由于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均已采用金本位，故大量的国际债务亦需折换成黄金支付，因此，黄金在此期间更多地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民国元年(1912)，民国政府在南京造币厂铸造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金币。该币无面值，是我国历史上政府铸造发行的首枚纪念金币。其正面中央图案为交叉的五色旗和铁血十八星旗，外圈文字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孙中山侧面像。民国4年(1915)，北洋政府颁布《修正国币条例草案》，规定十元、五元两种面值的金币铸造标准为：十元币含纯金一钱六分零二毫，金九铜一，重一钱七分八厘；二十元金币倍之。嗣此，“金九铜一”遂成为这一时期铸造金币的含金量参考标准。民国五年(1916)，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中华帝国袁世凯像十元金币，它不再以重量为单位，而是以元为单位，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枚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黄金铸币。此后，各地军阀政府相继开始铸造金币。1916年云南造币厂铸造了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面值为五元、十元两种。1922年，唐继尧为了缓解军饷之急，又铸造了“当银币五元”和“当银币十元”两种面值的金币。1926年，时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宗昌令天津造币厂铸造了面值分别为十元和二十元的山东省金币。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又令天津造币厂铸造了张作霖像金币，面值分别为五十元、四十元和二十元。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铸造的金币实际上是按当银币多少元来流通使用。

清末至民国期间，海关关税收入一直是我国偿还外债的重要来源。在1930年以前，关税收入均以白银征收，而外债的支付则需将白银兑换成黄金或外币。由于白银价格的不断下跌，从而使得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1930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自1930年2月1日起，进口关税以黄金为单位征收。规定海关金单位与黄金的比价为：一个海关金单位含纯金0601866g。在关税征收时可以白银按当日的金银比价折合海关金单位缴税。为了简化海关关税征金制度的手续，方便关税的缴纳征收，国民政府令中央银行于1931年5月1日起正式发行“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即所谓“关金券”。初始发行的“关金券”分为十元、五元、一元、二十分、十分等5种面额。其颁行的《关金兑换券办法》规定，其准备金十之六为现金，十之四以信誉较好的外国银行发行的黄金债券作为保证。由于其发行之初实际为十足的现金准备，且“凭票即付”，因此，“关金券”实际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的“兑换券”，是当作黄金流通使用。1942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关金券按1∶20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从而使关金券成为实际上的金单位纸币。1948年，随着法币的急剧贬值以及金圆券的出笼，关金券与法币一起退出流通。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停止发行法币和关金券。其颁布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中华民国之货币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元之法定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g)，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十足流通行使”。金圆券虽然规定了每个货币单位的含金量，并部分以黄金作为发行准备，但由于它不能兑换成黄金，因此，它并不是金本位币制，而是一种信用纸币。国民政府在颁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的同时，还颁布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该办法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者，应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卅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依下列各款之规定兑换金圆券”(《昆明市历史资料汇编》散辑)。这种禁止人民持有黄金的政策显然是无法执行的，于是，1948年11月12日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准许人民持有，但除银币外，禁止流通买卖”(《昆明市历史资料汇编》散辑)。可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名义上是以黄金为发行准备，实际上是国民政府搜括黄金的重要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对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采取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收购和配售，统一制定黄金价格，统一办理黄金进出口业务，严禁民间黄金流通的政策。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人民币流通的货币制度。在人民币流通体制下，黄金的货币作用主要体现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结算，其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已不复存在。1979年，国务院决定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发行黄金纪念币。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黄金纪念币为1979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金币。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枚十二生肖纪念金币和国宝大熊猫纪念金币。此后，每年均有各种题材的纪念金币发行，并延续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金币虽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的性质，由于其面值与实际价值相差较大，故只是用作纪念收藏和馈赠之用，并不直接流通。1983年，国务院颁布“金银管理条例”，明确了国家对金银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购买，统一配售的政策。实际上仍然把黄金当作具有一定货币性，并对我国货币稳定、金融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特殊商品来进行管理。2001年，国务院决定对我国黄金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取消对黄金“统购统配，统一管理”的传统管理办法，开放黄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黄金资源配置的调剂作用。2002年10月，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在我国实施多年的“统购统配”的黄金管理体制不复存在，作为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黄金交易市场逐步开放，并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2004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职责包括：“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这表明黄金在今天仍然是作为我国的储备货币，仍然是关系到我国货币稳定、金融稳定的特殊商品。也就是说，黄金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货币性。

自春秋战国以来，黄金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货币的部分或全部功能作用。黄金的货币作用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流通区域而不尽相同。我国先民认识、了解和使用黄金的过程充分证明马克思关于金银问题的论述的科学性。“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同样在我国货币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证明。黄金的自然属性是一种天然适宜充当货币的贵金属，而作为货币则是黄金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赋予了黄金货币的职能。

注释：

①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 1984年12月，第一版P138。

②“西汉黄金非币论”《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③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第一卷P107。

④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第一卷P111。

⑤见《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⑥高至喜《 湖南楚墓中出土的砝码和天平 》《考古》，197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作者：杨小平　李凤翔

秦汉黄金货币论文 篇2：

解读金银铤，祝贺《收藏》２００期出版

获悉《收藏》杂志社将为200期出专刊的消息，非常高兴。为表庆贺，我想到了金银铤(锭)。金银铤是祥瑞之物，具有富贵之气，国内对于金银铤的收藏，正在逐步升温，正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青睐。以金银铤为内容，作为《收藏》200期的贺文，应该比较贴切。

金银铤的“铤”字是一个多音字，可以发tǐng，是指快走的样子；也可以发dìng，指成块的金属或箭头装入箭杆的部分。金银铤的“铤”，发dìng，它和“锭”字同音，而且字义相通，所以金银铤，亦即金银锭。在中国历史上，金银铤的用字，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用“铤”字在先，“锭”字在后。

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称“铤”，《南史·梁武帝诸子传·庐陵茂王续》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王薨，至内库阅珍物，见金铤。”在《北齐书·陈元康传》中也记曰：世宗因陈元康有功，“赏元康金百铤”，可见当时是称“铤”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至今尚未找到遗存的实物；唐朝遗存下来的金银也是凤毛麟角。在唐朝金铤的铭文中，我们发现有“铤”字，如：“金贰拾两铤专知官长员外同正”(图1)，可见唐朝的金银也是称“铤”的，这个习俗一直沿用到两宋。两宋金银铤铸额很大，所以遗存比较多，在宋铤的铭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铤”字，包括银铤上錾刻的铭文，如南宋淳祜六年武岗州经总制银铤即自称为“铤”，也包括铤上钤印的戳记，譬如“京销铤银”“真花铤银”等等(图2)。宋金以后，才用“锭”字，和“铤”字并用。

金银铤(锭)的形制，因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货币叫“再(称)”，如郢再(图3)、陈爯等，形状似龟甲板状。故称之为楚金版-秦始皇统一货币，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白银不是法定货币。秦汉时期的黄金称“饼”，因为形状酷似晒干的柿子饼，故俗称之为柿子金(图4)；西汉武帝时发行的金饼，状如马蹄、麟趾，所以又称之为马蹄金(图5)、麟趾金，秦汉的金饼或许一直沿用到两晋南北朝，此时，在对外交易中已经使用白银。唐朝的金银没有定制，有饼形的，有长方形的，也有类似牙板状长条形的，称之为“笏”(如上面提到的“员外同正”金铤，器形类似大臣上朝面君时手捧的牙板，见图1)。唐金银的铸造形式、大小、厚薄、重量，都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随意性很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金银只是一种财富，不是价值尺度，并没有货币的完全职能，只发挥过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等次要职能。政府没有设定统一的铸造标准。到唐晚期出现的束腰形五十两银铤，才奠定了后来金银铤的基本形制，开启了金银铤的新的历史。因为这种银铤的周边隆起，特别是两头高翘，所以俗称之为船形银铤(图6)。船形银铤到北宋以后，形状作了改造，删去了隆起的周边，特别是删除了两头高翘的翅，形成所谓的“定胜(升)”形状，这种束腰的定胜形，最终成为两朱时期全国通行的金银铤的主要模式(见图2)，无论是官炉制作，还是民间铸造，都采用这样的形制。后来的金、元、明备朝也继续沿用这种形制。长期使用。元朝曾在银锭的背面添铸“元宝”两字(图7)，意为元代的宝货，作为国家平准库的库银，“元宝”之名由此而得。但当时“元宝”的器形並无大的变动，仍是束腰的定胜形，一直到明中期以后，才有所变化，逐步形成现在人们印象中的元宝器形，即圆底束腰两头翘起的形制(图8)。明清的银两制度混乱，所以金银锭的形制多有变化，各地的制作、形状、成色都不一致。综观中国金银铤(锭)的历史，束腰定胜形不仅使用时间最长，而且是全国通行的一种主要形制。

两宋以后，金银铤的形制相对稳定，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重量有了统一的要求。大铤重五十两，中铤重二十五两，或二十两(因时而异)；小铤重十二两半、十两，或五两(亦因时而异)，五两以下为散碎金银，称金银锞子。二是形式制作有了基本一致的规定。不论大小铤，均为定胜形。这里仅以南宋五十两银铤为例，对器形作一简要介绍：铤的两头为圆弧形，两侧为束腰弧形，一般通长约16厘米、首宽约8.5厘米、腰宽约6.4厘米、厚1.8厘米左右，正面略大于背面，故侧面成倒八字形。金银铤的正面光洁平滑，一般周边略高于中心部位，且有浇铸后冷却时留下的水波纹，正面多有錾刻或钤印的铭文，背面(即底部)虽有浇铸时留下的蜂窝状气孔，但整体制作平整。这样的形制，不仅可以平稳摆放，而且可以一层一层叠压着摞起来，既便于存放和提取，更便于长途运输。金银铤可以一层层地往上撂，便是“铤(锭)升”，谐音“定胜”，定胜形即由此得名。所以，束腰的定胜形金银铤，不仅是我国古代金银的一种主要形制，而且寄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

现在人们过生日、做寿，送生日蛋糕，是西方传来的时尚。其实中国传统的习俗是送寿桃、送定胜糕。寿桃，是用糯米粉或面粉制作的桃形糕点，寓意长寿，寿比南山，定胜糕，是用米粉或面粉制作的形似金银铤的糕点，寓意铤铤高升，福如东海。所以金银铤寓有祝福、祝寿的文化内涵，人们希望它带来吉祥，带来福分。故谨以此短文，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祝福我们的收藏事业兴旺发达，祝福《收藏》杂志越办越好，步步登高，前程锦绣。

责编　水　清

作者：戴志强

秦汉黄金货币论文 篇3：

里耶秦简债务文书研究

提 要：里耶秦简债务简中的欠债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他们屯戍迁陵是正常的徭戍义务。阳陵司空向迁陵方面索要这些戍卒的服役时日记录，是为了从戍卒的生活费用中扣除欠款，或者把握其服役返乡的时间，以强迫其居赀抵债。

关键词：里耶秦简;居赀赎债;金布;债务关系

里耶秦简中的债务文书，许多学者先后进行过研究，1笔者也曾经针对其中所涉及的职官进行过探讨。2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共识仅限于对债务文书简大意的理解。也就是说，这批文书简属于官府异地索债的类型，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见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而对于债务文书的基本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歧见互出，有些关键的地方甚至还尚未注意到。总的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里耶简中的“赀钱”、“赎钱”与战国秦汉之际货币经济发展的关系。二，债务简中“[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一句话的断句、理解及其所反映的秦代债务追讨制度。三，这些欠债的戍卒是否就是居赀赎债者。真正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我们对于里耶债务简所反映的秦代经济司法制度就一目了然了。

下面笔者就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务文书简组成部分的具体分析，来谈谈自己对以上3个问题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师长批评指正。

里耶秦简债务文书共12份，格式相同，内容相类似。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摘录[9]11一份，并参照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重新标点。

[9]11正：卅三年二月辛未朔丁酉，司空腾敢言之：阳陵谿里士五（伍）采有赀余钱八百五十二。不采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洞庭尉，令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壬寅，阳陵守丞恬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朔]日，阳陵速敢言之：至今未报，谒追，

[9]11背：敢言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敬手。

现在针对其中关键的语句进行具体分析。

一、“阳陵谿里士五（伍）

采有赀余钱八百五十二”

“阳陵谿里士五（伍）采有赀余钱八百五十

二”一句，李学勤、马怡、王焕林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下简称《选释》）皆把“赀余钱”连读，中间不断句。1《里耶发掘报告》则读为“有赀，余钱八百五十二”，2亦可。“采”，据下文可知当为“不采”。不论哪种读法，都不妨碍文意。也就是说，士伍不采被官府处以赀罚，已经缴纳一部分罚款，还剩八百五十二钱没交。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居赀赎责（债）者……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这是说居赀赎债的人，如果在居赀日期未满时，又有了钱，交钱以补偿剩余的赀日，是允许的。后交的这一部分

钱，即属于赀余钱。

里耶简中除了[9]1和[9]11作“赀余钱”之外，其他受赀罚者皆作“赀钱”，另外，还有欠

“赎钱”者。此前笔者曾经对秦律中的赀罚做过一些探讨，认为睡虎地秦简中的所提到“赀甲盾”等在墓主人的时代实际上已经是缴纳铜钱了，只是法律条文在文字上尚未及时变更，里耶简的“赀钱”则表明立法者已经从文字上明确做了变更。法律条文的这种变化正是战国秦汉之际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反映，为汉代罚金刑的出现提供了基础。3

里耶简十二份债务文书中所欠的金额分别为八千六十四、八百卅六、千七百廿八、千三百

卌四、三百八十四、二千六百八十八、万一千二

百七十一、千三百卌四、七千六百八十、千三百

卌四、八百五十二、千三百卌四，除了三人欠款

在千钱之下，其余均在千钱以上，至有七八千乃至上万者。如果我们知道了当时的物价水平，就能够想像到这样的欠款数额对于一般的百姓意味着什么。下面是里耶秦简祠先农简的几条记载：4

[14]300、764：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杂出祠先农余彻羊头一、足四，卖于城旦

赫所，取钱四□……

[14]641：……头一、足四卖于城旦赫所，取钱四。之头，二钱；四足，□钱。令史尚视平。

[14]649、679：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祠[先]农余彻豚肉一斗半斗，卖于城旦赫所，取钱四。令史尚视平，狗手。

[14]650、652：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祠[先]农余彻酒一斗半斗卖于城旦冣所，取钱一。之一斗半斗一钱。令史尚视平，狗手。

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官方市场价，一个羊头价值二钱，四只羊足价值二钱，一斗半猪肉价值四钱，一斗半酒价值一钱。这四条材料的年代与债务简的年代，或同年，或差一两年，而且处于同一地区。那么，上述成百上千钱乃至万钱的数额，无疑是一笔笔巨大的财富。

有的学者根据睡虎地秦简《司空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的规定，认为里耶简中的十二位戍卒如果是居赀赎债者，那么除个别人外，大部分人两年时间内即可还清债务，故据此对这些戍卒的身份提出质疑。5这样的计算方式过于简单，值得进一步分析。

首先，《司空律》所规定的价格只是官方的指导价，而实际上如果市场劳动力价格低于官方指导价，官府很可能会采用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价。6张家山汉简《田律》载：“刍稾节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就是说，农民缴纳刍稾，如果折钱缴纳，按照《田律》规定刍稾的价格是“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可是又补充说如果当年刍稾的市场价高于法律规定，就要按市场价执行。这种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行掠夺百姓的无理行径，可为我们理解秦律中的规定提供参考。

睡虎地秦律的记载表明，市场价格的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司法产生影响。《法律答问》中还

有两条对抓获的盗窃犯久系不问者的记载：1

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狱鞫乃直（值）臧（赃），臧（赃）直（值）百一十，以论耐，问甲及吏可（何）论？甲当黥为城旦，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①

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

（赃）直（值）百一十，吏弗直（值），狱鞫乃直（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黥甲为城旦，问甲及吏可（何）论？甲当耐为隶臣，吏为失刑罪。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轻之，论可（何）殹（也）？为不直。②

按照材料①、②的记载，秦律强调要根据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赃物的市场价值来定罪。有关官吏拖延时日，导致赃物的市场价格下降或上涨，并按照变化后赃物价值定罪量刑，属于错

判，官吏被判处“失刑罪”，犯人被改判。居赀赎债者在居赀期间，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居赀的时间长短。

其次，《司空律》所规定的指导价理论上适用于秦国统治的全部地区。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不但会因时而异，也会因地而异。这一点，张家山汉简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上的帮助。《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这条材料是说，偿还官府债务或者官府进行赏赐，如以黄金折合，其比率要根据各郡郡治所在县市场上十月份的黄金价格来计算。这就是考虑了市场价格因时因地而异所做的规定。洞庭郡地区久为楚地，秦国虽已将其占领，但秦制取代楚制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从里耶秦简[16]9正记载的十七户迁徙者无年龄记录的情况以及所发现的二十余枚户籍简（经缀合有十枚整简，十四枚残简）均无年龄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个地区的户籍管理正处于楚制向秦制的转变过程中。同理，秦国的劳动力价格制度在洞庭郡也未必可以得到完全的落实。

第三，赀日的计算并不完全等于客观的时日。按照睡虎地秦简的记载，官府在计算工作量时要考虑男女性别的不同、劳动力老弱与强壮的不同、劳动强度的不同（包括劳动季节的不同）、工作熟练程度的不同等等。如《工人程》规定：“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

因此，简单地以时日计算赀日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二、“[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

付署计年为报”

“[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一句，诸家断句不同，理解亦有异。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对于搞明白里耶秦简中此类追缴欠款案中所涉及的制度至关重要。

先说断句。

《选释》各简在涉及这句话时断句不一，摘录如下：

[9]1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

[9]2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不家，[家]贫弗能入。”

[9]3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名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

[9]4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

[9]5、[9]6、[9]8、[9]11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

[9]7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

[9]9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家，[家]贫弗能入。”

[9]10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

[9]12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戍所。”

如果抛开不同简之间的增字、缺字或人名的因素之外， [9]1、[9]3、[9]7、[9]9皆可归入[9]5、

[9]6、[9]8、[9]11一类，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9]2、[9]4、[9]10、[9]12可归为一类，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可以看出《选释》把“付

署”一词上断，与“何县官计”连读。至于“付署”之后断为句号或逗号，两者之间文意差别不大。“计年为报”一句，《选释》断以逗号，则值得注

意。因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一句，从文意来看，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应断以句号为宜。《选释》并未对这句话做出文意上的解释，因此看不出其断句的依据。

《里耶发掘报告》中对这句话的断句也不一致，摘录如下：

[9]1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

[9]2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不家，[家]贫弗能入。”

[9]3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1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

[9]4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债）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9]5、[9]6、[9]8、[9]11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债）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9]7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债）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9]9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

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家，[家]贫弗能入。”

[9]10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9]12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戍所。”

《里耶发掘报告》的断句中，[9]1为一类，[9]3 为一类，[9]2、[9]4、[9]7、[9]9、[9]10、[9]12与[9]5、[9]6、[9]8、[9]11可归为一类。可以看出，《里耶发掘报告》与《选释》都倾向于把“付署”一词断于上句，并把“计年为报”

一句与下文连读，中间以逗号隔开。《报告》同样没有对这句话的大意作出解说。

李学勤把[9]11中的句子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2李先生也未对这句话的大意作出解说。

王焕林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3十二件文书中断句格式一致。与李学勤断句基本相同。王焕林认为，“付”为“附”，“署计年”即戍卒所在管理机构统计的服役年限，“为报”即回报给阳陵司空。他把这句话的大意理解为：“附上所在之‘署’统计的（服

役）年限，回报（给阳陵县）。”这一解释基本正确。

张俊民对[9]9的断句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家，家贫弗能入。”并把这句话理解为：“又因为阳陵给洞庭的文书中没有写清楚追回的钱最后要交给哪一部门，并记录到哪一年，发文向阳陵司空询问。”4谁“发文向阳陵司空询问”？按照张先生的解释，当然是洞庭方面。如果是这样，这句话应该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已訾责家，[家]贫弗能入。”“司空不名计”和“已訾责家”主语都是阳陵司空，中间一句话的主语却是洞庭尉。这是很不合理的。另外，前文已经说明要将债款交给阳陵司空，这里不应该再存在“没有写清楚追回的钱最后要交给哪一部门”的问题。各县都有负责追缴债务的部门，即使阳陵方面没有说，迁陵方面也不可能不知道具体应交给哪个部门。何况十二份债务文书皆有这样的话，不可能都是因为阳陵司空的疏忽。

张俊民之所以把“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理解为洞庭方面向阳陵行文，是因为他把[9]9中的“四月乙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一句理解为阳陵方面对洞庭郡的二次回文。李学勤、胡平生等学者则认为这句话是说阳陵守丞对司空腾的报告进行批复，同意把它发给洞庭方面。也就是说，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复之后，司空腾的这份文书才正式发出。笔者赞同李、胡两位

先生的观点。

胡平生在[9]1文书简中将此句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他解释说：“因为有12份类似的文书可资比较，发现这份文书有些文字有脱漏。一处是‘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其他各牍作‘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名计’，是计算、统计的意思……‘问何县官计付署’，这句话确切的意思仍不是很了然，似乎是说阳陵司空方面不再将戍卒所欠钱统计上报了，问究竟由哪个县负责统计上报。”1据此，他似乎把“付署”解释为“上报有关机构”了，同时也把“付署”一词上断。他在译文中说：“阳陵司空现不再承担上报这笔债款的责任，查明欠债戍卒由哪个县管辖，即由哪个县负责统计在上报的年报表中。”简文明明已经说要将追回的欠款交给阳陵司空，怎么说“阳陵司空现不再承担上报这笔债款的责任”或者说“阳陵司空方面不再将戍卒所欠钱统计上报了”？因此，这一理解很明显存在着矛盾。

马怡断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为报。”十二件债务文书断句格式相同。 马怡读“名”为“明”，释为“看见，明了”，释“计”为“统计，亦指有关统计的簿籍账目”，

“‘付署’，將校券交付戍所。‘计年为报’，计算劳作时间，按年回覆。”2他把这句话的大意理解

为，阳陵司空不了解有关戍卒的劳作时日，请洞庭尉查明哪个县负责“（名）计”，然后把追债的这件事交给该县的有关机构去办。马怡的解释大意与王焕林同，但马说过于迂曲，实际上是把“付署”理解为“洞庭尉把钱校券付署”，颇有增字解经之嫌，不若王说简洁明了。

综合分析以上诸说，我们赞同李学勤、王焕林两位先生的断句及解读。

三、“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

这句话诸家皆断为：“已訾责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无异议。但是这句话对于理解债务简中戍卒的戍守性质却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些戍卒戍守迁陵，是为了还债，还是出于正常的徭戍任务。王关成、王伟持前一种观

点，3王焕林则持后一种观点。李学勤、胡平生、曹旅宁、张俊民等皆未就此发表看法。或许他们所持的也是后一种观点。

王焕林明确指出，债务文书这句话说明其中的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其根据有两点：一是如果这些人是居赀赎债者，那么他们既然已经去服役抵债，当地官府就不应该再向其家索债；二是居赀赎债者例在本郡，“几乎没有可能将债务人远遣他郡充军的可能”。4第一条根据是有道理的。第二条根据则有问题。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居赀赎债者未必只在本郡服役。[16]5所引用的法令就说明传送委输这些事，首先要征发的人群中就有居赀赎债者，而且说到洞庭郡的甲兵要输往内史及巴、洞庭郡、苍

梧，就得使用这些人。

但是，如果这些欠债的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也有两个问题必须解释：一，司空为什么要向戍所索要他们的服役时日记录？二，按照秦律，欠官府债务者到期不还，就要被抓到官府以劳役的形式抵偿。这些人欠债成千上万，为什么没有去居赀？

第一个问题，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官作居赀赎责（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觱（毕）到其官；官相紤（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这一规定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些戍卒就是居赀赎债者。因为他们远离他乡居赀，

“远其计所官”，所以阳陵司空没有办法计其作日，而要由其戍所来记载，然后行文到阳陵。而正是因为法律规定这类情况要在八月底之前把作日汇报到“其计所官”，所以十二件索债文书无一例外到了八月份，个别在六七月份时就对不汇报者进行追问。“付署计年为报”，“计年”就是《司空律》所说的“计之其作年”。司空所要居赀赎债者的居赀日期，就是为了算清楚他们还债的进展。

可是如果这些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司空为什么还要他们服役的时日记录呢？我们认为，司空这样做，一可能是为了计算这些戍卒在服役期间所得的生活资料，以便确定他们是否有能力还债。王焕林认为如果这些人是正常的服役者，“那么，要求他们在军中还债，就根本不合逻辑，因为义务兵是不可能有报酬的。”1义务兵役在秦代有没有报酬，暂且不论，必须的生活资料的发放则是肯定的。睡虎地秦简有给服役的刑徒发放衣服和粮食的记载。如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载：

受（授）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稟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稟之，过时者勿稟。后计冬衣来年。囚有寒者为褐衣。为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稟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卌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卅六钱。已稟衣，有余褐十以上，输大内，与计偕。都官有用□□□□其官，隶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它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稟衣。

稟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卌四钱。舂冬人五十五钱，夏卌四钱；其小者冬卌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

者，如舂衣。亡、不仁其主及官者，衣如隶臣妾。

又如《仓律》载：

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

半；其不从事，勿稟。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月禾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

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

阎步克先生认为秦简《金布律》关于衣价的规定实际上是说国家发给刑徒的不是衣物，而是货币。2既然国家发给服役的刑徒一定的衣食生活资料，因此在刑徒损坏公物而无力赔偿时，官府就可以从他们的生活费中扣除相应的数额予以补偿，《金布律》载：“隶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减其衣食，毋过三分取一，其所亡众，计之，终岁衣食不以稍赏（偿），令居之，其弗令居之，其人【死】亡，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赏（偿）之。”

秦国对刑徒尚且发放生活费用，何况戍卒乎。3《秦律杂抄》：“军人稟所、所过县百姓买其稟，赀二甲，入粟公；吏部弗得，及令、丞赀各一甲。”这是国家对士卒发放军粮的记载，而且表明，有的士卒为了获得货币而把粮食卖掉。《法律答问》：“‘广众心，声闻左右者赏。’将军材以钱若金赏，毋（无）恒数。”这是说将军可以

用金钱赏赐士卒激励士气。我们之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戍卒在长期的服役过程中有可能依靠国家发放的必要生活资料积累起一定的积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阳陵司空通过了解戍卒的服役年限，以便得知迁陵方面是否能够通过扣除戍卒的生活费用还清债务。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如果迁陵方面不能够从欠债戍卒那里缴回足够的欠款，阳陵方面则通过掌握戍卒的服役期限，得知这些戍卒服役完毕返乡的大致时间，一旦其返回家乡，阳陵

司空就会强迫其居赀抵债。

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些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为什么他们欠债不还而没有被官府抓去居赀？

首先，睡虎地秦简的资料表明，有赀赎债于官府者，如果到期不还，就要被强行抓去居赀。睡虎地秦简《司空律》：“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令日”就是缴纳罚款的具体日期。但是，如果没到“令日”，官府就不能对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说，如果没到“令日”时，这些欠款者却由于到了服徭戍的日子而被派往他处，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

同时，居赀与正常服役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居赀者首先要完成正常的徭役任务。这可以从居赀者可以在农忙期间暂停居赀而回家务农的规定中得到启示。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既然为了不误农时，居赀者可以在居赀期间暂停居赀而回家务农，那么到了法定的服役时间暂停居赀而去服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载：“居赀赎责（债）者，或欲籍（藉）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徭）戍。”这就是说，居赀赎债者想要找别人和他一起居赀，以便尽快还清债务，这种情况是允许的。但是并不能免除那个人正常的徭戍义务。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免除居赀者本人正常的徭戍任务。因为他居赀是为了给自己还债，而国家的徭戍任务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居赀而逃避徭役。

既然到了为国家服徭役的时间居赀者要暂停居赀而去为国家服役。那么这可能就是债务简中有两例“赀余钱”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两个例子中的戍卒本来已经通过居赀还了一些欠款，但是在居赀期间中途又去服役，未还的欠款就成了赀余钱。

另外，还有两点也可以说明债务简中的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

第一，债务文书简中在提到这十二名欠债戍卒的身份时，径直称其为士伍某某或爵位某某。如果他们的屯戍真是为了居赀，那么文书简中应称其为居赀某某。如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出土的瓦志刻文中有“东武居赀上造庆忌”（79M11）、“东武东间居赀不更”（79C52）、“博昌居此（赀）用里不更余”（79C53）、“杨民居赀大（教）”（79M19,01）、“（杨）民居赀公士富”（79C51）、“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79M32,03） 、“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79M19,02）、“……（居）赀□□不更□必”（79M70,02）等等。1 也就是说，如果里耶简中的这些人就是居赀赎债者，那么在索债文书这类法律文书中，一定会标明他们的居赀身份。

第二，债务简[9]3正：“弗服，毋听流辞，以环书道远。”[9]9正：“有流辞，弗服毋听。道远毋环书。”这两句话，王焕林、张俊民均理解为戍卒如果不承认其欠债的事实，迁陵有关机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如果这些人真是因为居赀而在迁陵屯戍，面对迁陵的索债官员，他们绝不会不承认他们欠债。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这些欠债的戍卒屯戍迁陵，属于正常的屯戍义务，不是为了居赀赎债。

我们认为里耶秦简债务简的记载，是对研究秦代债务关系的一项新的补充内容。尽管百姓欠官府债务必须要还，但它必须让位于正常的徭戍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归还国家欠款，是债务人由于私人原因而造成的，是“小义务”；而正常的徭戍则是每一个编户齐民应尽的义务，是“大义务”。“小义务”必须让位于“大义务”，私人事务要让位于国家的利益，居赀赎债要让位于正常的徭戍。但是，秦国政府一点亏也不肯吃，在债务人执行屯戍任务的同时，官府也没有忘记向他们追讨债务。只要有一丝可能，官府就会追讨到底。

[作者朱红林（1972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作者：朱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