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精选7篇）

篇1：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析汉语亲属称谓语的社会化使用及翻译

该文将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汉语中社会化使用的亲属称谓语翻译.并以大量亲属称谓语翻译的实例为例,证明作为注重交际的`理论,关联理论在处理拥有不同内涵的亲属称谓语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同时探讨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对等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缺失.

作 者：顾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日照,276800 刊 名：海外英语 英文刊名：OVERSEAS ENGLISH 年，卷(期)： “”(6) 分类号：G623.31 关键词：关联理论   亲属称谓语   对等  

篇2：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摘要称谓语是世界各民族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非常普遍、非常重要的社会语言行为，是语言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称谓语往往是最先传递给对方的信息，称谓语使用是否得体，关系到交际能否顺利地进行下去，所以对称谓语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称谓语称呼语分类研究方向

一、引言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人就要经常提及或招呼到某个人，这时就要运用称谓语。我国关于汉语称谓语的使用和研究源远流长，“称谓“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这里的“称谓”指的是称呼和名称，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称谓”含义已经十分接近。由此可见，古人对称谓的重视程度是把称谓看作“崇正名号”的大事。在古代称谓语的研究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出现的许多专著，如：《尔雅·释亲》篇系统介绍和阐释了亲属称谓语的用法和意义；东汉刘熙所撰的《释名·释亲属》、明代李翊的《俗呼小录》、清代周象明的《称谓考辨》等从语源学和词义学的角度对称谓语作了较为系统的释义和考辨；清代梁章钜在三十二卷的《称谓录》中对古代称谓系统作了集大成性的汇总编辑。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现代汉语称谓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主要是采用归纳对近二十年来的语料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探析现代汉语称谓语的发展情况。

二、称谓语的定义

一说到称谓语，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称呼，因此，必须得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认为称谓语等就是称呼语，是人们用来表示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职业等的名称。这里要首推张鲁宁，他认为“人们进行交际就需要称呼对方，称呼语也就是称谓语”；孙维张认为“称谓就是称呼，就是人们在交际中怎样称呼别人和自己”；《词源》和《汉语大词典》也都是以“称呼”来解释“称谓”。

（二）认为称呼语是称谓语的一部分。周健指出“称谓系统包括名称系统和

称呼系统两大类”；2005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称呼语”解释为“称谓语中那部分可以用来当面招呼的名称”。

（三）认为称谓语与称呼语是两种具有密切联系又存在明显差异的不同词汇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曹炜教授，他认为称谓语着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它可以是面称用语——这时候的称谓语同时也是称呼语，它也可以不是面称用语——这时候的称谓语就只是称谓语而不是称呼语。称呼语着眼的是人们当面招呼的言语手段。

这些观点中曹炜教授的观点比较科学，其观点高度概括了称谓语与称呼语之间的区别和差异，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称谓语是一种相对处于贮存状态的静态的词汇现象，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稳定性；而称呼语则是一种处于使用状态的动态的词汇现象，具有一定的非系统性、灵活性。

2、称谓语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社会性、全民性，全体成员都会按照社会的约定自觉使用；而称呼语则更多地带上了使用者的个人色彩，往往具有特殊性、个性化。

3、称谓语在本质上具有书面语性，而称呼语本质上具有口语性。

学术界一般采用马宏基、常庆丰的观点。在他们的著作《称谓语》中，是这样对称谓语和称呼语下的定义：称谓语是用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际关系，它体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所使用的名称，而称呼语则是人们当面招呼对方所使用的名称。

三、对称谓语分类研究的现状

对于同一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这些分类结果没有正确与否的差别，只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已。对汉语称谓语的分类，我国语言学界的研究者同样总结出多种分类方式，以下是比较有权威性的学者作出的分类：

（一）崔希亮先生是将分其为背称和面称。他认为“面称就是称呼性称谓，背称就是指称性称谓。如亲属称谓的‘爸爸、妈妈’是面称。‘父亲、母亲’是背称。有些称谓面称和背称同形，如‘舅舅、老板’等”(崔希亮，1996)。崔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绝大部分人的认可。

（二）曹炜先生将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亲属关系大致可以分为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两大类。直系亲属，是指和自己有直接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如父、母、夫、妻、子、女等；旁系亲属是指直系亲属以外在血统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人及其配偶，如兄弟、姐妹、伯父、叔父、伯母、婶母等。而社会称谓语主要包括职业称谓语、职称称谓语、职务称谓语、身份及友邻关系称谓语、泛称（亲属泛称）称谓语等。

（三）李树新先生的观点是将称谓语分为对称、叙称和自称。他认为：“对称式当面称呼听话人的称谓，对称时被称呼人一定在场；叙称是叙述到某人的称谓，叙称是被呼人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自称是自己称呼自己。”

（四）田惠刚在《中西人际称谓系统》一文中将称谓系统分成四大类：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姓名称谓、指代称谓，亲属称谓又分为父系亲属称谓、母系亲属称谓、夫系亲属称谓、妻系亲属称谓、从他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又分为交际称谓、关系称谓、职衔称谓、恭敬称谓、亲昵称谓、拟亲属称谓。

这些大类是根据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亲疏远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划分出来的，而这些大类中的小类则是根据各自的切入点不同有了不同的分类。从称谓语的使用范围来看，把它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这样能够很好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容易理解。

四、称谓语的研究方向

(一)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称谓语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汉语称谓语的研究成果还是很多的。李树新在《现代汉语称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文化角度出发探求称谓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考察了现代汉语称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陈月明的《现代汉语社交称谓系统及其文化印记》，运用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交称谓语作义素分析，并且论述了社交称谓语在不同时期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观念。黄俊英的《称谓词的文化流变》认为称谓词的变化要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称谓词运用得体与否直接影响言语交际的效果，强烈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属性。黄涛在《哥们儿-称谓的使用状况与文化内涵》详细分析了“哥们儿”这一社会称谓语的使用对象和使用场合，并且研究它的文化内涵。于林龙、颜秀萍《汉语社会称谓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汉语

社会称谓的归类及使用状况的描述，揭示了汉语社会称谓的复杂性及其所包含文化内涵的多元性。

（二）从语义学角度来研究称谓语

陈月明的《现代汉语社交称谓系统及其文化印记》，运用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交称谓作义素分析，并且论述了社交称谓语在不同时期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观念。马丽的《<纪律异相>称谓词研究》分析了《纪律异相》这部佛学类书中的称谓词的特征：具有强烈的双音化倾向、表身份职业的构词语素构词能力强大、称谓词泛化、称谓词性中立化等。秦学武、赵欣等的《称谓语的泛化及其形态标记》指出，基于实际交际的指称需要和称谓语的无法满足，称谓语出现了泛化，这一泛化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称谓语泛化还呈现出相应的形态标记。李晓静的《现代社会称谓语的分类及使用情况分析》认为常见的社会称谓语包括姓名称谓语、职务称谓语、通用称谓语、拟亲属称谓语和零称谓语等并针对使用情况作了具体分析。

（三）从语用学角度来研究称谓语

语用学注重研究称谓语的交际功能和语用原则。比如：李树新在他的《论汉语称谓绪论的两大原则》提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谦逊原则仅仅是汉语称谓的表层原则，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才是深层原则，它们决定着汉语的称谓方式。齐沪扬、朱琴琴的《上海市徐汇区大中小学生称谓语使用情况调查》认为称谓语具有多种社交指导功能，如角色认同功能，礼貌功能，提醒注意、引出话题的功能，情感指示功能等。

（四）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称谓语

张莉萍的《称谓语性别差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旨在把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称谓语性别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强调的“人与社会"的角度，审视性别差异在称谓语上的表现，揭示称谓语体系中的性别特征以及两性使用称谓语的情况，探究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徐丽华《试论称谓语中的性别歧视》旨在通过多个角度对称谓语中性别歧视现象及其成因的阐释，使人们意识到性别歧视现象并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背景。语言的变革寓于社会文化的变革之中，要想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就必须首先根除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

（五）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称谓语

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也不同，这就导致称谓体系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研究中西称谓语的联系与区别成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热点问题之一。陈桂芝的《英汉称谓语对比及其文化内涵》从英汉称谓不同及其深层文化内涵做出了初步探讨，并以期能把这种文化因素考虑到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活动中，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跨文化交际。徐瑶松在《英汉社交称谓语的使用情景与文化比较》中论述了英汉社交称谓语的共性，即都具有规约性，都体现情感特征，并且指出二者在称谓方式、文化和语义内容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许颖红的《英汉称谓语的比较与翻译》详细介绍了现代汉语的称谓体系和英语国家的称谓习俗，总结了英汉称谓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就英汉称谓语的翻译进行了比较和归纳。

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有些文章、著作对目前新兴称谓语做了介绍，如：金炫兑先生《交际称谓和委婉语》(2002)中谈到了新群体称谓语：“霸”系列、“友”系列、“族”系列。郭熙先生《当前社会称谓缺位现象小议》(1997)讨论了与“小姐”和“先生”相关的称谓缺位；女师傅、女老师、同事或一般朋友的配偶的称谓缺位以及全民称谓语的缺位；同时他还总结了社会称谓语发展的五个趋势。

五、称谓语的研究前景

目前，我国的称谓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个小类的专题研究上，如亲属语的研究、通用称谓语的研究、现代汉语职位称谓语的研究和现代汉语职衔称谓语的研究等，关于这些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这个领域的研究已趋向饱和状态，上升空间比较小，我们不妨转变方向，另辟蹊径。语义语法学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从义征提取这一语义分析角度对称谓语进行研究大有发展空间。如贾彦德先生的《汉语语义学》(1992)中就专门列出了“义素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介绍了图表比较格式和辞典释义比较，并以部分亲属称谓为例子进行了义素分析；石安石先生的《语义研究》(1994)中也有亲属词的语义成分析的章节，潘文先生在《普通话亲属形式化初探》(2OO1)运用表格形式对书面语亲属称谓的核心语素进行描写，并对基本称谓的语义构成进行形式化标记。或者还可以从称谓语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分析现代汉语称谓语的缺失现象，来规范称谓语的使用情况。

参考文献

篇3：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1 创办沙龙为交流, 当初并无“首届”头

我是1997年4月正式调入中山市中医院药剂科工作的, 1998年1月接手药剂科主任一职, 经过2~3年的适应、调整、加强管理等, 药剂科的内部管理基本理顺, 且趋于规范, 这时就想到要加强与市内各医疗机构以及周边地区医院药学部门的交流。我比较热爱本职工作, 对学术交流也比较热衷, 所以无论是在湖北还是调来广东, 都注重抓两件事:一是积极开展药学学术研究与提高工作;二是注重学术交流工作。但当时无论是中山市, 还是周边的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界的交流都十分有限。适逢这时中山市药学会换届, 我被推选为副理事长, 主要负责学术交流工作, 于是我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周边地区各大医院药剂科主任的沟通与交流,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向各位主任提出希望加强各市之间医院药学学术交流的建议, 得到了包括深圳市人民医院董淳、深圳市中医院温平康、深圳市二医院陶金成、北大深圳医院何光明、珠海市人民医院蔡越秀、珠海市中医院周件贵、江门市中心医院麦活堂、江门五邑中医院汤启勋、中山市人民医院李运景等主任的积极响应, 我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广东省药学会郑志华主任和时任中山市药学会理事长、中山市药监局副局长何敏坚先生的大力支持。

几经磋商, 由中山市药学会主办的“中山药学沙龙”于2004年7月16-17日在中山举行。16日下午来自深圳、珠海、江门和中山等地的药剂科主任共计74人到中山著名的温泉宾馆报到入住, 晚上中山药学会还专门主办一场欢迎晚宴, 17日上午的学术报告在市人民医院会议室召开, 围绕沙龙的主题“做好医院药学转型工作, 提高药学服务质量”, 邀请到中山大学医院管理处伍杰雄处长和阿斯利康公司南区新产品推广部陈亚娜经理分别作了“新时期医院药学工作转型”与“如何提高药学服务的质量”的讲座, 深圳陶金成、江门麦活堂和中山李运景等分别作了发言, 下午代表分别参观市人民医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和国家健康产业基地,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其实, 主办这次会议时并没有想到以后要继续把它办下去, 只是想先找个机会和周边的医院药学界交流一下。所以当时会议的命名只是“中山药学沙龙”, 并没有在中山药学沙龙的前面冠上“第一届”或“首届”的字样。

2 二届沙龙打基础, 确立沙龙一路走

会议之后, 大家的感觉和反响不错, 于是, 2005年初广州市医药公司市外营销副总监陈华生找到我, 说是珠海、江门的各位主任希望再在中山举办一次学术交流会议, 我请示理事长何敏坚, 同意以中山市药学会的名义再主办一届珠江中医院药学学术交流会议, 我当即以中山药学会的名义向珠海、江门和中山的几家大医院药剂科主任发出了邀请, 当时, 商定会议名称时有人提议将会议的名称定为“第二届珠江中药学沙龙”, 我则考虑到未来的发展不能仅限于珠江中三地, 应该邀请更多的周边城市医院药学界同道参加, 所以, 我给会议定名为“第二届珠三角药学沙龙”。

第二届沙龙于2005年3月25-26日在中山市温泉宾馆召开[1], 来自珠海、江门、顺德、中山等市的二甲以上医院药剂科主任共50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本届沙龙“提高医院药学科技水平, 防范医疗事故发生”的主题展开, 邀请到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梁智江副主任药师,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侯连兵教授分别作了“医疗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医院药剂科开展科研工作的意义及实践”两个学术报告。虽然这次会议到会的主任不太多, 主要有珠海人民医院陈卫果、珠海中医院周件贵、关小彬、珠海拱北医院杨潜、中山中医院钟希文、博爱医院陈画虹、小榄医院谢树斌、陈星海医院陀有明、江门中心医院麦活堂、江门人民医院邓文广、江门中医院汤启勋等主任参会, 会议协办单位中美史克和葛兰素史克公司还邀请到顺德的几位主任参会。但是, 这次会议是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首先是参会的领导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金世明秘书长和中山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李明锦局长在讲话中都充分肯定了我们主办这个沙龙的意义和价值, 鼓励我们把这个沙龙连续办下去。其次是参会的各位主任对于是否需要继续主办这样的学术活动也进行了讨论,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药学沙龙办下去, 并就如何办好这个沙龙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珠海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陈卫果主动提出申请承办第三届沙龙。至此, 正式确立了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连续办下去, 每年主办一次, 由珠三角地区各城市药学专业组织轮流主办, 每年根据当时医院药学专业方面存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选择1~2个主题进行研讨、交流。我在作会议总结时表示:有各位领导和各位同道的支持, 沙龙会一路走下去, 而且会越办越好, 相信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沙龙, 她一定会为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地区医院药学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所以说第二届沙龙虽然是一次规模最小的会议, 仅有50余人参会, 但确实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而且也为后来沙龙的连续召开制订了规划和宗旨。

3 三届沙龙推高潮, 层次规模都提高

第三届沙龙的主办方珠海市人民医院, 是珠海地区一家重要的医疗机构, 蔡越秀副院长是前任药剂科主任、主任药师, 也是第一届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药剂科主任陈卫果是一位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她们俩为了办好这次沙龙多次与我商量会议的相关事项, 根据第二届沙龙时制定的宗旨提出了本届沙龙的主题“合理用药, 造福于民”, 是沙龙第一次正式设定主题。

沙龙于2006年3月17-19日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召开, 不仅邀请到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机构服务处赵明钢处长、中华医院管理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颜青副主任委员以及WHO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等, 还邀请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唐镜波主任药师和上海静安中心医院临床药理研究室主任黄仲义主任药师二位重量级的专家作“再论广义的药品安全观”和“临床药学实践的内涵”学术报告, 大会向全体与会代表发起了“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取信于民, 造福于民, 为百姓用药健康履行使命”的倡议, 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的一致响应。来自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江门、中山、珠海、湛江等珠三角地区的近160多名二甲以上医院药剂科主任及药师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家一致认为收获很大。这次会议是珠三角地区药学界一次高层次、高质量、高规模的盛会, 也是沙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的召开把沙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在代表沙龙筹委会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从这一届沙龙我看到了珠三角地区各医院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是十分期盼进行学术交流的, 而沙龙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 而且沙龙对于推动医院药学学术发展, 提高医院药学学术水平和药学服务质量的确能起到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承诺将沙龙将坚持办下去。相信在各级学会的正确领导与支持下, 在药学界专家前辈的悉心扶持下, 珠三角地区药学事业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也一定会越办越好。

其实,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适合举办这样的大型学术活动, 在第三届沙龙筹办过程中蔡越秀院长和陈卫果主任承受了很大压力, 有人甚至出来劝阻, 蔡院长和陈主任顶住压力, 坚持筹办, 不仅成功地主办了这届沙龙, 而且办成了高水平的一次盛会, 从这一点讲, 我是从心底感谢他们的。没有他们的坚持不懈和努力, 沙龙有可能到此为止了。

4 四届沙龙规格高, 从此步入正轨道

三届沙龙结束时, 东莞陈树明主任和南海吴晓玲主任都提出来承办第四届沙龙的申请, 我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同意由东莞承办。陈树明担任东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多年, 也是东莞市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东莞医院药学界影响较大, 2004年在得知我们主办了药学沙龙后, 曾抱怨我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 并在2004年10月份率领东莞市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32人来中山与我们药学会交流, 他自称是对沙龙既有信心又有兴趣, 对沙龙的意义和作用及未来发展是很看好的。

为了办好第四届沙龙, 陈树明主任首先向东莞市药学会领导作了汇报, 并和东莞的几位药剂科主任周波、陈伟东、刘治安、朱永坤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但一直到2006年底仍未得到市药学会领导的明确答复, 陈主任和我都很急, 他希望我专程去东莞与药学会领导当面落实。2007年1月12日我和中山市药学会理事长何敏坚一起到东莞市药监局商量第四届沙龙在东莞主办的事宜, 东莞市药监局尹锡祺副局长兼药学会理事长、秘书长黎松涛、市人民医院陈树明主任参加, 我们把相关资料提供给尹理事长。中午东莞市药学会在贵宾楼设宴招待我们一行, 席间尹理事长表示他个人是支持的, 但需要向市药监局领导汇报, 并承诺无论是否同意在东莞召开, 都会尽快答复我们。10天之后, 何敏坚理事长接到东莞药学会回复, 第四届沙龙东莞暂时承担不了。不得已我当即与南海中医院吴晓玲主任联系, 提出拟将第四届沙龙交由南海承办, 吴主任当即表态同意。

吴晓玲主任是处方点评的发起人与推动者, 为处方点评工作在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任南海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南海医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她提出由广东省药学会和南海医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来联合主办第四届沙龙, 会议主题定为:积极开展处方点评工作, 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她还向我提出建议:征集论文, 出版沙龙会刊。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马上通过省药学会发出征文通知, 虽然最后只收到13篇文章, 但我们还是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 (第1卷) , 这是我们沙龙又一个重大进步。沙龙于2007年5月25-27日在佛山南海南国桃园蝴蝶谷酒店召开[2], 会议不仅邀请到中国医院管理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颜青副主任委员和吴晓铃主任作“处方评价表的应用与合理用药”和“处方点评与临床药学”的专题讲座, 还邀请到省药学会陆惠兴理事长致开幕词, 省卫生厅主管药品招标工作的张寿生副厅长专门就药品阳光采购及当前医药行业的热点回答了代表们的提问。会上深圳市人民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山市中医院和佛山市中医院的代表分别作了“我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抗菌药物合理应用MTP工作模式”、“处方点评制度浅议”及“临床药师用药指导案例分析”的大会发言, 交流了开展处方点评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又是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盛会, 参会人员首次突破200人, 把沙龙又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这届沙龙是首次由原来的地市级学会主办升级到由省级药学会主办, 而协办单位也由过去的多家甚至十几家改为由国药控股集团广州公司 (以下简称国控广州) 独家协办, 国控广州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 有专门负责会议筹办的部门, 他们在大型会议筹办上有丰富经验, 这种改变不仅使会议的层次提高, 而且使会议筹办变得更加简单容易, 使会议筹办人有更多的精力把沙龙的学术工作做好。所以, 第四届沙龙之后, 我专门找到广东省药学会郑志华副秘书长和国控广州的杨艳总监, 提出了个人的想法和建议:从第五届开始, 沙龙就由广东省药学会主办, 由沙龙主办地的地市药学会或医院承办, 由国控广州牵头协办, 这样我就专门负责沙龙的学术工作, 包括每年沙龙主题的确定、主题报告的选择及报告人的邀请、论文的征集、审核、论文集的编排、印刷及优秀论文的评选及颁奖等, 把会议筹办中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交给协办单位来做。他们非常赞成我的建议, 并经各自单位领导协商后正式确认这种合作模式。从此, 沙龙进入了一个规范、合理的良性发展轨道。

5 五届沙龙入特区, 抱病筹办兴致高

2007年下半年我就开始考虑第五届沙龙的主办地点, 在第四届沙龙上深圳或东莞均表示希望承办下一届沙龙。东莞能再次申办我是十分了解和理解的, 从2005年底在卫生系统开展的反商业贿赂活动对沙龙的召开产生了一些无形的压力, 第三届沙龙时蔡越秀院长和陈卫果主任也承受了这方面的压力, 东莞申办第四届未获领导同意也是基于这方面的压力。在第四届沙龙上, 陈树明主任向张寿生副厅长提出一个问题:“药厂资助像沙龙这样的学术活动算不算是商业贿赂?”张厅长答复:只要是支持学术活动, 赞助的费用用于场租、论文集印刷等支出, 没有以任何形式 (包括礼品) 分给个人, 就不属于商业贿赂。我知道陈树明主任是有了这个明确答复后才想到再次申办的, 他的心愿是在退休前承办一届沙龙, 第四届未能申办成功似乎是有一点遗憾, 我便主动致电他谈及此事。他说:参加完第四届沙龙回去后就向有关领导汇报了, 但主管领导并未明确表态, 所以, 第五届还不行, 以后再考虑吧。于是只好确定第五届沙龙由深圳陈振德主任承办。

陈振德主任是深圳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深圳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深圳地区有较强的号召力, 由他来承办是最佳选择。但在2008年初, 我因被检查出胃癌 (早期) , 2月8日做了胃2/3切除术, 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筹备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3月29日借到深圳参加《中国药房》杂志社主办的“全国‘医药分开’专题研讨会”之际, 中午邀请部分主任在上林苑酒家商量第五届沙龙的主题、地点、时间等有关事宜, 参加人员有廖广仁、黄志军、侯连兵、陈振德、吴琳、吴晓玲、邝翠仪、刘治安、谢立、梅全喜、国控广州的杨艳及深圳一致的兰艳等, 初步商定主题为:药事管理与药学信息服务, 地点:深圳大梅沙, 时间定在5月底, 并推荐了具体的报告人。4月11日国控广州杨艳总监再次来我的办公室商量第五届沙龙的具体时间、地点及报告人等, 最后确定5月24-25日在深圳风景秀丽的海边大梅沙芭提雅酒店召开, 沙龙的主题是“搞好医院药学信息服务, 提高医院药事管理水平”, 邀请香港艾力彼医院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总经理王兴琳教授和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张晓乐主任药师分别做“患者满意度与门诊药房流程优化管理”和“医院药房现代化的思考与实践”的学术报告。会议征集了学术论文26篇, 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2008年第2卷, 并对评出的优秀论文进行奖励[3], 此后历届均进行了沙龙优秀论文评选及颁奖。

这届沙龙的筹备、论文的征集、审稿、排版印刷都是抱病进行的, 广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院长廖广仁副主任药师在致开幕词时指出:“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已成为广东省医院药学界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常规学术活动, 为推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学术交流, 提高医院药剂管理能力和药学学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也提到了笔者带病筹办本届沙龙的情况, 他说“我提议与会全体代表向发起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并积极协助每届沙龙筹办工作的中山市药学会副理事长梅全喜主任药师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赶紧起立鞠躬答谢。此时我的心情既复杂又激动, 回顾五届沙龙的筹办, 虽然我为此付出了很多, 而且这些付出都是自愿无偿的, 但这个沙龙终于能为广大的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工作者提供帮助, 也得到全省广大的医院药学人员的认可和各级学会领导的肯定, 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6 六届沙龙闯粤西, 领导重视创佳绩

在第五届沙龙上, 惠州扶玲主任和湛江马晓骊主任都提出了申办下一届沙龙的愿望。湛江是我省最西边的一个城市, 距省会广州的车程需6个小时, 把沙龙放到那里办我们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湛江是我省一个美丽的南方海边城市, 风景美丽, 热带特色十分明显, 马晓骊主任所在的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是湛江地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三甲医院, 马主任在粤西地区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由她来牵头承办第六届沙龙是大可放心的, 所以我们商量后决定六届沙龙闯粤西, 把她放到湛江承办。2009年4月12日由省药学会召集陶剑虹、郑志华、廖广仁、唐洪梅、吴晓玲、马晓骊、梅全喜及国控广州公司林心养、黄翠华副总及杨艳、罗勤总监等在广州珠江新城首府大厦炳胜酒家419房商议第六届沙龙会议具体事项, 确定了沙龙主题、地点、时间、主题报告等。

第六届沙龙于2009年6月5-7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湛江市恒逸国际大酒店召开[4]。来自省内各大中型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专家等200多人出席了会议。沙龙开幕式上广东医学院副院长杨云滨、湛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卫、广东省药学会秘书长陶剑虹、广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委陈孝、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赵斌等在主席台就座并讲话, 围绕本届沙龙的主题“关注药品不良反应, 确保中药注射剂在临床上安全合理使用”[5], 邀请到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邓剑雄副研究员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唐洪梅主任中药师分别作“2008年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工作报告”和“中药注射剂:风险控制与辨证施治”的学术报告, 会议征集了学术论文26篇, 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2009年第3卷。

虽然这届沙龙离省会城市广州最远, 但会议办的很隆重、很成功, 影响很大, 成为粤西地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药学学术活动, 《羊城晚报》、《湛江日报》、《湛江晚报》、湛江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均派记者对会议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尤其是当地领导之重视、参会者之踊跃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7 七届沙龙东莞办, 二陈主任尽全力

第六届沙龙之后陈树明主任给我电话, 表示现在到了东莞承办沙龙的时机, 我们商议后一致决定第七届沙龙交由东莞承办, 并于2010年3月2日下午在东莞市区的幸福酒楼召开第七届沙龙筹备会议, 郑志华副秘书长, 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尹锡琪副局长, 东莞市药学会黎松涛秘书长, 东莞市各主要医院的主任陈树明、陈伟东、周波、刘治安及历届承办单位主任吴晓玲、陈振德、马晓骊、梅全喜和国控广州黄翠华、杨艳等出席会议, 会议就第七届沙龙的有关筹备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并对本届少龙举办的地点、时间、主题、人员规模及会期安排达成一致意见。东莞具体负责筹办会议的陈树明、陈伟东主任等十分重视这届沙龙, 筹备工作做的十分细致, 5月5日下午东莞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再次邀请我、郑志华主任和杨艳总监到东莞具体落实会议筹办情况。除了认真做好会议筹备工作, 他们还积极发动东莞的医院药学技术人员向沙龙会刊投稿, 这届沙龙一共收到论文68篇, 其中东莞即占17篇, 占总投稿数的四分之一, 这在东莞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第七届沙龙于2010年5月22-23日在东莞会展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6,7]。来自全省近20个地市的大中型医院药剂科主任及药学技术人员280多人出席, 围绕本届沙龙的主题“加强医院药事管理, 积极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邀请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王雪涛处长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樊粤光院长分别作“落实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医疗机构用药管理有关思考”和“新医改形势下我院的药学发展思路”的学术报告, 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2010年第4卷, 并对评出的10篇优秀论文进行表彰奖励。在大会联欢晚会上来自东莞市的药剂科主任表演了文艺节目, 最后由历届沙龙承办单位的药剂科主任集体大合唱“明天会更好”。

在沙龙欢迎晚宴上, 陈树明主任对我说:“总算是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已尽力了, 主办完这届沙龙我就要退休了, 以后再要来东莞办就找陈伟东, 我的主任委员已交给他了”。他的几句话使我很感动, 正是由于东莞的大、小二位陈主任认真负责的态度, 使第七届沙龙办得十分成功, 也正是由于广东有像陈主任这样一批热衷于医院药学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沙龙活动的主任, 才使我们的沙龙越办越好。

在第七届沙龙上, 由国控广州的杨艳总监提议制作了一个“历届沙龙回顾”的视频, 在音乐背景下把历届沙龙有代表性的照片推出, 并配上文字说明, 在晚宴上播放, 收到很好效果。之后几届我们还制作了对前几届沙龙承办人的采访视频播放, 其是对沙龙的一个回顾, 也算是对承办人员的肯定和鼓励。

8 八届沙龙回娘家, 领导前辈肯定她

第八届沙龙之所以又要回到中山主办, 主要是基于二点:一是中山药学会组织编写的《广东地产药材研究》刚好出版, 想借沙龙办一个新书首发式;二是中国药学会药学期刊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中国药学会主办期刊第十七次审读会”这一年刚好轮到广东承办, 省药学会领导想把此会和沙龙合起来办, 于是就确定来中山召开。

2011年5月13-14日在中山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第八届沙龙[8], 本届沙龙以“科技论文的撰写与医院药品信息化管理”为主题, 邀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张健教授分别作“如何构思、撰写和发表科学论文”和“现代信息化建设给力医院药学发展”专题报告, 《中国药学杂志》编辑部韩凤主任作“中国药学会系列期刊介绍及医院药学论文撰写实例点评”报告, 在开幕式上还为中山市药学会组织编写的新书《广东地产药材研究》举行了首发式。这次沙龙借审读会之机邀请到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袁天锡、副秘书长陈兵,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晋红和韩凤主任出席沙龙开幕式, 使我们的沙龙增色不少。袁天锡副理事长在开幕式致词中肯定了沙龙的意义和价值, 鼓励我们继续办好沙龙。我国医院药学界老前辈汤光教授和黄仲义教授在获知沙龙情况后欣然为沙龙的召开题写了贺词。汤光教授的题词“积极开展医院药学学术交流, 促进医院药学学术水平和药事管理能力的提高”;黄仲义教授题词“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医院药学学术交流论坛, 她的成功举办对于推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学术交流, 提高医院药事管理水平和药学学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望与祝贺把她办得好上加好, 成为地区性学术中心”。这是领导和老前辈对我们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中山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唐蕾主任和中山市中医院药学部钟希文主任为会议筹备做了大量工作, 中山市人民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在欢迎晚宴上表演了舞蹈节目, 最后由到会领导、嘉宾及历届承办单位的主任集体大合唱“难忘今宵”, 大家以歌声来表达期待着来年再相聚的愿望。

9 九届沙龙到客家, 有声有色效果佳

第九届沙龙应惠州市中心医院药学部扶玲主任的邀请到惠州主办。作为东江之滨、粤东门户的惠州, 华侨众多, 为客家侨都。扶玲主任作为新客家人为沙龙筹备做出了积极努力, 惠州市药学会理事长瞿蓓莉也做了大量工作, 使得第九届沙龙取得圆满成功。

沙龙的主办单位省药学会的领导对这届沙龙十分重视, 2月8日元宵节刚过, 就接到陈民喜主任的邮件, 说是准备启动第九届沙龙的筹备工作, 要我起草征文通知。经过仔细考虑, 初步确定今年的沙龙主题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 中午起草好征文通知, 下午即发给陈主任, 次日一早发布到网站了, 2月22日我们再聚广州华泰宾馆参加第九届沙龙筹备会议, 陶剑虹、陈民喜、郑志华、陈孝、黄志军、吴新荣、李国成、吴晓玲、何艳玲、唐洪梅、马晓骊、扶玲、梅全喜以及惠州药学会的刘伟平、温丽, 国控广州杨艳、吴东旭、朱华贵等参加, 就沙龙的具体时间、地点、主题及邀请演讲者等作出初步商定。

第九届沙龙于2012年5月18-19日在惠州市凯宾斯基饭店举行[9], 来自省内近20个地市的大中型医院药剂科主任及药学技术人员230多人出席。本届沙龙以“新时期医院药物的规范化管理和信息化建设”为主题, 邀请惠州市中心医院喻超英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王达妹主任和广东省药品采购中心主任杨哲分别作“阳光用药制度建设与药品信息化”、“创建手术药房, 提升医院药品管理水平”和“广东省医疗机构挂网招标相关政策解析”专题报告。沙龙征集论文53篇, 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2012年第6卷, 并评出了12篇优秀论文, 由陶剑虹秘书长、陈孝主任委员、翟蓓莉理事长和梅全喜主任共同为获奖作者颁发奖状和奖金。在联欢晚会上历届沙龙主办、承办单位的代表共同朗诵了由马晓鹂主任药师撰写的《药师之歌》, 充分表达了我们医院药师在新的医改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内心的思考。惠州市中心医院药学部的药师表演了文艺节目, 最后由到会领导、嘉宾及历届承办单位的药剂科主任集体大合唱“明天会更好”, 一届办得有声有色、效果极佳的沙龙在大亚湾畔、罗浮山下、西湖之滨落下了帷幕。

1 0 十届沙龙小总结, 再办十届不能歇

第十届沙龙应该是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的一个重要的总结, 为了搞好沙龙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我们决定把第十届沙龙移师广州市主办。适逢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为专委会) 2013年学术年会也确定要来广东由我负责联系承办, 而我作为专委会2011年度换届新当选的广东委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会议承担下来, 并一定要把它办好, 故我和省药学会领导商议将两个会议合并召开。为了办好这届沙龙和药物流行病学会议我们于2月28日和3月18日两次在广州华泰宾馆内的粤丰酒家召开筹备会议, 专委会副主委曾繁典教授及秘书长颜敏华主任专程到广州参加筹备会议, 具体商议会议事项, 确定了会议的主题、时间、地点等具体事项。

第十届沙龙暨2013药物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6月20-22日在广州东山宾馆召开[10,11], 沙龙的主题为“药物注册登记、合理用药与药品招标新政解读”。在开幕式上, 广东省药学会王宁生理事长和药物流行病学专委会副主委曾繁典教授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议邀请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学原校长樊代明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曾繁典教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詹思延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主任翟所迪教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谭德讲副主任、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荣远教授、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辛华雯主任、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邓剑雄主任和C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宗云岗副所长等作学术报告, 受到全体代表的欢迎和好评, 特别是樊代明院士的“整合医学初探”和宗云岗副所长的“药品招标新政策交流与探讨”报告, 更是得到出席沙龙的广东地区药剂科主任极大的关注。来自广东省各大型医院药剂科主任及全国各地的代表300多人参加了会议。本届沙龙征集到73篇论文, 编辑出版了《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刊》2013年第7卷, 并评出了10篇优秀论文。

21日晚在东山宾馆一号楼三楼宴会大厅举行“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创办十周年庆典暨颁奖晚会”, 陶剑虹秘书长致辞, 梅全喜主任主持本届沙龙优秀论文颁奖, 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曾繁典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药学院蔡为民教授为10位获奖作者颁奖, 省药学会郑志华副秘书长主持颁发10届沙龙“贡献奖”、“优秀作者奖”、“优秀团队奖”、“合作支持奖”、“特别贡献奖”和“最佳合作奖”。最后, 晚会在各位领导、嘉宾、主任的大合唱“明天会更好”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这届沙龙有两个闪光点:一是邀请到院士出席沙龙并为我们作学术报告, 这是沙龙发展史上的首次;二是根据我的提议, 第十届沙龙决定对十年来对沙龙的承办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协办单位进行表彰, 设立“贡献奖”、“优秀作者奖”、“优秀团队奖”、“合作奖”、“特别贡献奖”和“最佳合作奖”。这是对沙龙的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总结, 同时也希望这个总结能对我们再办十届沙龙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和鼓励作用, 使我们的沙龙越办越好!正如陶剑虹秘书长在致辞中说的那样:希望沙龙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越办越好, 再过十年, 我们能再次对沙龙进行总结、我们能在沙龙颁奖晚会上再相聚!

1 1 结语

“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是由中山市药学会组织发起的, 得到广东省内各级医院药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她为推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学术交流, 提高医院药剂管理能力和药学学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到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界的欢迎。沙龙创办10年来广东地区医院药学界的广大精英们和众多的医药企业为沙龙的顺利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在承办历届沙龙时表现突出以及给予沙龙重要支持被授予“贡献奖”的有珠海市人民医院蔡越秀副院长、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吴晓玲主任、深圳市人民医院陈振德主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马晓骊主任、东莞市人民医院陈树明主任、东莞市中医院陈伟东主任、中山市人民医院唐蕾主任、中山市中医院钟希文主任、惠州市中心医院扶玲主任、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孝主任、广东省人民医院廖广仁主任、黄志军主任;在历届沙龙论文征集中投稿最多被授予“优秀作者奖”的有中山市人民医院刘锐锋 (以第一作者计6篇)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唐洪梅、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马晓骊、深圳市人民医院李东、中山市中医院曾聪彦和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陈文滨 (以上均为5篇) ;组织为沙龙会刊投稿最多的药学部并被授予“优秀团队奖”的有:中山市中医院药学部 (54篇)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药学部 (34篇) 、珠海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22篇) 、中山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17篇) 、广东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13篇)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药学部 (13篇) 、茂名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11篇)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11篇)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学部和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 (均为10篇) ;积极参与沙龙协办 (协办2次以上) 并被授予“合作奖”的企业有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从第四届沙龙开始连续牵头承办七届沙龙, 为沙龙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授予“最佳合作奖”的是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省药学会还专门设了一个“特别贡献奖”颁给我, 我很感动, 也很激动, 十年的努力和付出也算是得到了肯定和认可。

然而, 为沙龙的召开作出贡献的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获奖人员, 还有如原中山市药学会何敏坚理事长、原珠海市人民医院陈卫果主任、原惠州市药学会瞿蓓莉理事长、中山市药学会黄冬理事长、广东省药学会陶剑虹秘书长、陈民喜副秘书长、郑志华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金世明副会长、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杨艳副总经理等都对沙龙的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上述的个人和单位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的发展史上一定会记上他们一笔, 在此我们也代表沙龙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沙龙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积极努力!

此外, 还有不少幕后人员为沙龙的成功主办做出了贡献, 如中山市中医院药学部戴卫波, 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 从这第六届沙龙开始, 沙龙会刊 (第3卷起) 就交给他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我只是做最后的审定, 至今已有5届了, 5年来小戴都是在默默地为沙龙无私奉献。像小戴这样默默地为沙龙做出奉献的还有国控广州的刘丽、吴东旭等众多人员, 在此无法一一例举, 也对他们的付出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沙龙的创办人,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这个沙龙坚持办下去, 希望在第20届、第30届时我们能再相聚, 正如我们在最近几届沙龙的晚会上合唱的结束曲“明天会更好”那样, 我相信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会越办越好!我们广东省医院药学界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邱雄泉.珠三角药学沙龙在中山召开[N].中山药谷报, 2005-3-28 (1) .

[2]梅全喜.第四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南海召开[J].中国药房, 2007, 18 (16) :1257.

[3]《中国药房》编辑部.第五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深圳举办[J].中国药房, 2008, 19 (18) :1438.

[4]钟忠, 马晓骊.临床用药确保安全[N].湛江日报, 2009-6-6 (2) .

[5]袁增伟.关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N].羊城晚报, 2009-6-7 (A10) .

[6]戴卫波.第七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东莞举办[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0, 10 (6) :514.

[7]曾伟凤.第七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成功举办[J].家庭药师, 2010, (7) :14.

[8]戴卫波.第八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广东中山市举行[J].中国药房, 2011, 22 (22) :2025.

[9]戴卫波.第九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惠州隆重举行[J].中国药房, 2012, 23 (22) :2032.

[10]戴卫波.第十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在广州举办[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3, 13 (7) :582.

篇4：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论文摘要：本研究以拒绝言语行为为例，通过调查中美两国学生的英语拒绝策略使用情况，探索母语的文化意识对语际语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汉语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社会等级观念以及家族观念都对中国学生的英语产生很大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二语教学与学习，并对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启示。

论文关键词：拒绝言语行为语际语母语文化意识

1引言

近年来，对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对比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其中涉及拒绝言语行为跨文化研究的就包括对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拒绝策略对比、对埃及人和美国人的拒绝策略对比、及对约旦人和美国人的拒绝模式比较;有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拒绝策略对比，主要有Liao&Bresnahan、姚俊()、以及王爱华和吴贵凉()等学者的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调查对象使用各自的母语所采用的拒绝策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即研究工具多是使用受试者各自的母语涉及语际语的很少。

何兆熊()认为，外语学习者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用母语的语言和文化模式来控制第二语言。因此，可以认为二语习得者在试图用目的语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带有其母语的文化烙印。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学生的英语拒绝策略探讨母语文化意识对语际语的影响。鉴于此研究目的，调查中忽略语篇和语法层面的因素。

2理论依据

对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自然会涉及礼貌。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别，两地对礼貌的看法也不尽完全相同。首先，中国是传统上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人们强调社会等级观念，每位成员都有他固定的社会角色、地位、权力、义务、责任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自己的固定身份(贾,)，只有严格遵循了这些才是礼貌的。而西方，人们的思想是平等取向，人人生而平等，礼貌自然是强调人们之间的平等性。其次，中国是一个从血缘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家族制社会，因此它的文化是以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为主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个体要与集体相和谐，因此礼貌就是维护整体的利益，多为他人考虑。而西方文化中则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强调个人奋斗。

文化不同，语言形式也就存在差异，作为规范语言形式的礼貌原则也就随之不同。Leach(1983)}}西方文化为背景，在Grice的合作原则((CP)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六大准则的礼貌原则((PP)。而顾曰国(1992)参照Leech的礼貌原则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提出了汉语中遵循的礼貌准则，即贬己尊人、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顾日国(1992)的礼貌原则是针对汉文化提出的，有助于解释本调查中可能出现的中方受试使用的某些拒绝策略，因此将其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3研究方法与受试

3.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调查中美两国学生的英语拒绝策略使用，探索母语文化意识是否影响语际语的产生。若产生影响.在哪些方面?若无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Liao&Bresnahan(1996)的调查方法和数据为基础，采用“语篇补全测试”问卷调查法。为更适合中国调查对象，笔者设计了与姚俊((2003)问卷中相似的情景，即根据调查对象与请求者的关系，六个情景被归纳为三大类:情景一是拒绝比调查对象地位高的人，情景二至五是拒绝与之地位相等的人，情景六则是拒绝比其地位低的人。但与之不同的是，问卷除指令部分用汉语外，各情景的描述均为英语。调查结果与Liao&Bresnahan(1996)对516名美国学生做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本项调查的数据分析采用的是统计学上的X，显著性检31(Chl-squareiest)。

3.3受试

中国大陆的受试对象为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不同专业的97名本科二年级学生(包括33名男生和64名女生)。所有的受试母语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每位调查对象需完成问卷上六个情景的全部问题。回收的问卷全部有效。而根据Liao&Bresnahan(1996)的资料，美国的受试对象为来自密歇根大学的516名学生，每位调查对象只需回答一个情景的问题。

4调查结果与讨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为提供客观的量化的证据，所得调查数据分为三类，分别是：提供帮助意愿的文化差异、礼貌标记一道歉用语使用数量的文化差异、某些情境中带有文化烙印的特殊拒绝策略使用。

4.1提供帮助的意愿

尽管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各情景作出拒绝，仍然有部分受试者不能拒绝老师或朋友。表1统汁了两地在各情景中不能拒绝的人数。结果显示在所有情景中，中国调查对象更愿意提供帮助，不能拒绝老师、朋友和家人。考虑到两地拒绝者和被拒绝者而对相同的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和年龄等因素而提供帮助的意愿却有差别.只能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汉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思想使人们觉得有责任去为他人考虑，维护彼此的面子，尽可能不能使对方丢面子。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主义，个体为他人考虑的程度要小于东方，因此有更多的中国受试愿意提供帮助。这不能不说明中国受试者文化意识对其英语产出的影响。

4.2礼貌标记――道歉用语的使用频率

正如本文理论部分提到的，礼貌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现象。因而，当人们不得不拒绝对方而威胁到其面子时，就要使用一些补救措施来替其挽回面子。最常用的补救措施便是礼貌标记―道歉语，如“很抱歉”、“抱歉”、“不好意思”等。但是不同文化中人们对礼貌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才有了代表西方文化的Leech(1983)的礼貌原则和代表东方文化的顾日国(1992)的礼貌原则。表2列举了两地调查对象在各情景中道歉用语的使用情况。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调查对象在各情景中使用道歉用语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调查对象，而且在大部分情景中都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这是由于以集体主义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强调人的群体性，而美国文化强调人的个体性。中国调查对象更不愿意去拒绝对方，当不得不拒绝时，他们往往尽量减少对对方面子的威胁。同时，这也符合顾日国礼貌原则中的～致原则。因此我们说这一统计数据可以证明母语文化意识对语际语有影响。

4.3带有文化烙印的拒绝策略

情景1中对称呼语的使用可以看作是第一种带有文化特色的拒绝方式。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75名美国受试中仅有2名(2.7%)在拒绝时使用了称呼语;而97名中国受试中就有lO人(10.31%)使用了诸如“老师”、“x老师”之类的称呼语。这一调查结果与顾日国(1992)的称呼准则一致。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长幼尊卑界限明确，不可逾越，当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谈时，通常先称呼对方“姓+职业”然后才开始交谈。这种称呼更多的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而西方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的习惯，因此在拒绝老师的请求时中国调查对象更多的使用了称呼语。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对大学生英语产生确实有影响。

第二种明显带有文化特征的拒绝方式体现在情景2中的“批评教育”(teachtheotherlflesson)策略。与中国调查对象相比，美国受试者似乎更倾向于教育一下他们“懒惰”的同学，无论他们是否借出笔记。具体对比数据如下：

从表格中统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中外学生在“教育别人”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美国受试更愿意教育一下同学。这一结果可以从顾日国(1992)的文雅准则中得到解释。尽管中国学生不愿将他们的劳动成果一笔记借给同学，可是他们还是会用比较委婉、间接的方式拒绝，不轻易借机“教育”一下同学。因为那样做很不礼貌，而且会使对方没面子，这在注重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合规范的。

第三种因文化产生的拒绝差异体现在情景6中询问钱的用途。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调查对象几乎没有人询问妹妹借这笔钱的用途，而许多美国受试会问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具体结果显示如下：

显然，两地调查对象在询问钱的用途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更注重血缘关系的话，这一结果便不难理解。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成员是最亲近的关系，彼此之间非常信任，因此没有必要去询问钱的用途。也正如Liao&Bresnahan(1996)指出的：“美国人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理解远远比不上中国人，所以他们才会更倾向询问钱的用途”。

5结语

篇5：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从《诗经》看儒学伦理思想形成时期的婚姻观念

自西周至秦帝国的建立约8是儒学伦理思想产生并形成的时期.由于儒学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它对婚姻的负面影响还不十分明显.虽然当时旧的礼制已经土崩瓦解,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并未根除,真正影响与作用于人们婚姻生活的仍然是周代的婚姻礼制.先秦时期,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较后世女子为高,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女性在婚姻中享有自主权和在恋爱中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中的表现婚姻情爱的诗歌对此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它说明了在儒学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的先秦时期,孔门儒学伦理思想对婚姻的制约还没有突出地表现.

作 者：张丛林 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合肥,230052刊 名：辽宁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年，卷(期)：20(5)分类号：B823关键词：诗经 婚姻观念 儒学伦理思想

篇6：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从语言与逻辑关系看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不同的语言影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有其独特性,从而使得以思维中的推理为研究对象的逻辑也要受到语言的`影响.汉字的特征造就了汉民族思维样式,形成独特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有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点,即注重形象说明,忽视抽象概括;逻辑理论的明晰度不强;以推类为主体;重问题研究,轻形式概括.

作 者：曾昭式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科研处,河南,信阳,464000 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2(4) 分类号：B81-092 关键词：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逻辑   逻辑  

篇7：从汉语称谓语看宗法观念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关键词：抗甲状腺药物,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粒细胞缺乏症

抗甲状腺药物 (包括甲巯咪唑) 治疗导致的粒细胞减少易继发严重感染, 耗资巨大, 死亡率高, 但发生机制不明。G-CSF及其受体是粒细胞分化、成熟、发挥功能最重要的调节机制。而G-CSF及其受体在甲亢治疗过程中的表达情况目前国内外少有报道, 因此本课题拟通过检测甲巯咪唑导致的粒细胞减少患者G-CSF、G-CSF-R的表达率, 探讨这类患者发生粒细胞减少的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入组检测指标

外周血白细胞和粒细胞计数采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当粒细胞计数<1.0×109/L, 进行血涂片分析。FT3、FT4、s TSH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测定 (美国Biochem Immuno Systems) , s TSH测定法的敏感度为0.01;TS-Ab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美国RSR) 。

1.1.2 研究分组

18例健康体检中年龄和性别与甲亢各组相匹配的健康受试者作为正常组;12例经甲巯咪唑治疗粒细胞正常者为粒正组;8例接受甲巯咪唑治疗后发生粒细胞减少为粒少组。均为2004年3月~2011年10月本院内分泌科门诊和住院患者, 经FT3、FT4、TSH测定及甲状腺ECT等辅助检查确诊为甲亢。

1.2 研究方法

1.2.1 观察指标

测定各组血清G-CSF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上的G-CSFR的表达率。

1.2.2 实验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法) 测定血清G-CSF (美国Unionhonest) , 测定下限为7.5ng/L。批内和批间CV均<10%;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表面G-CSF-R的表达率:取2支试管分别加入荧光标记抗体Ig G2a-PE和G-CSFR-PE (BD-Pharmingen) 各20μl, 选用波长488 nm的氩离子激光, FIFC受激发后发出绿色荧光。检测结果采用流式细胞仪 (FACSCalibure, Becton-Dickinson) Cellquest软件获取10000个细胞并进行数据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SPSS 11.5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G-CSF和G-CSFR表达率均用±s表示, 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两两之间比较用LSD, 各组内G-CSF及G-CSFR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进行直线相关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G-CSFR表达率的比较

粒少组G-CSFR表达率较粒正组及正常组降低, 具有统计学意义。粒正组与正常组间G-CSFR表达率无明显差异。G-CSFR表达率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呈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为0.59。见表1。

2.2 各组G-CSF表达率的比较

粒少组及粒正组G-CSF水平均较正常组升高,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粒少组G-CSF水平较粒正组升高, 但无统计学意义。外周血的G-CSF表达率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相关系数0.09。见表1。

注:a, 粒少组与正常组G-CSFR表达率比较, P<0.05, b, 粒少组与粒正组G-CSFR表达率比较, P<0.05, c, 粒少组与正常组G-CSF表达率比较, P<0.05, d, 粒正组与正常组G-CSF表达率比较, P<0.05, e, 粒少组与粒正组G-CSF表达率比较, P>0.05

3 讨论

G-CSF及其受体是粒细胞分化、成熟、发挥功能最重要的调节机制。本研究表明甲亢治疗组, 不管粒细胞是否减少, G-CSF表达率都是升高的, 且波动性较大, 但与粒细胞绝对值无明显相关性, 提示前者可能需要更多的G-CSF方能维持粒细胞在正常范围, 这与Iitaka M等的研究一致[1]。Tajiri等[2]曾报告Graves病伴严重粒细胞缺乏者 (<0.1×109/L) 血清G-CSF水平增高, 表明当患者粒细胞缺乏时, 反应性内源性G-CSF升高, 抑制粒细胞凋亡, 以增加粒细胞数量。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甲巯咪唑治疗前后G-CSF水平并无差异, 甲巯咪唑所致粒细胞缺乏症患者与粒细胞正常组的G-CSF水平无差异[3]。由于各个研究对象例数较少, 且甲亢致粒细胞减少组G-CSF表达率波动性较大, 需要进一步探究。G-CSF的作用必须与靶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后才能发挥, 仅需少量G-CSFR结合即可诱发最大生物效应。关于甲巯咪唑所致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中性粒细胞G-CSF-R的表达率少有报道。本研究表明, 甲巯咪唑治疗粒细胞减少组中性粒细胞表面G-CSFR的表达率有所下降, 且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类G-CSF-R基因位于1号染色体的p32-35区, 编码长约3.7Kb的mRNA。大约有20%的严重性先天性粒细胞缺乏症患者存在G-CSF-R基因突变[4]。因此G-CSF-R基因突变是否参与甲巯咪唑致粒细胞缺乏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Iitaka M, Noh JY, Kitahama S, et al.Elevated serum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Graves’disease.Clin Endocrinol (Oxf) , 1998, 48 (3) :275-80.

[2]Tajiri J, Noguchi S, Okamura S, et al.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treatment of antithyroid drug-induced granulocytopenia.Arch Intern Med, 1993, 153 (4) :509-14.

[3]Murakami Y, Sasaki I, Hiraiwa T, et al.Serum concentrations of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 in antithyroid druginduced agranulocytosis.Endocr J, 2004, 51 (6) :5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