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遗产与物质性文化遗产的商业运用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坐标”

2023-01-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旨在为人类谋求长远的保护和福祉, 保存文化与自然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 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身具有遗存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要素, 在二者的关系上, 遗存价值越大, 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因此, 我们在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时, 一定牢记首先要实现其遗存价值, 其次才能谈得上经济开发。[2]但是,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其遗存价值呢?笔者认为这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生活的充分接轨, 加大对现代生活的渗透和影响, 使之充分的发挥其经济价值并融入现代生活里面, 具体来说, 可以从这三方面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长期传续下来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追求。其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的内涵, 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3]他主要包括: (1) 口头传说和表述, 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 表演艺术; (3)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它的类别主要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4]

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的是人类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 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文化信仰, 他并不是一个被淘汰或落后的文化现象, 很大程度上他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精神、一种创造力、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现代人了解世界文化融合发展与继承优良传统的必要程序。因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正式开始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活动, 每两年为一次。[5]中国作为有着5000年未间断传统的文明古国,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 中央政府于2005年连续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重点部署, 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日”等具体的保护工作思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能确定文化特性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在保障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

我国的昆曲和古琴等已被评选为世界非物资文化遗产, 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民歌长调等, 这些成绩令人感动、鼓舞的同时, 不免让人深思, 问题犹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着何等的地位, 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 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并不为人所陌生, 多数情况下当问题摆在面前了, 真正让你花大量精力去研读、进行不确定能否产生回报的投入时, 很多人就退却了, 或者迫于压力照本宣读、形式主义, 不注重地域性及个案的不同特点, 模仿成功案例的运作方法, 最后的结果无疑是适得其反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就已存在, 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 可真正被概括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以与物质遗产相提并论, 获得这样高的认识, 这是近几年的事。为什么具有悠久历史, 对人类有重要影响的非文化遗产到现代才被提升为重要认识?难道是人们对金钱名利看淡之后, 向往安详复古的生活状态吗?我想不然, 记得曾经偶然一次看到的语言——“精英文化的霸权”, 正因为是单一性的保护, 或是现实所必然的理由需要, 从而主动地去遗弃一些地方性文化遗产, 忽略非文本性质的遗产。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 头脑中依稀记得婚礼、丧礼等一些活动中的场景, 像这些非文本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已只剩微弱的回味, 用不了多久便连记忆也将成为一种奢望。

虽然我们有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 依然敌不过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尤其是在保护的进程评估中, 放在首要位置的便是经济利益, 而商业化的保护模式, 却是现实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其中, 就是绝大部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群与团体、个人与机构, 会将思想习惯性的转向利益回报甚至于投资风险的考虑, 完全商业化的进行所谓的保护工作。其结果, 可能出现由于失败, 丧失再次投入和保护的信心, 也有可能使文化整体遗产遭到分散撤离, 使之变质, 或最终导致再一次的被发展的工业、城市所替代, 再一次消逝与遗忘。

贵州表面可以作为成功的案例, 其运作所产生的效应能有多大的生命力?纯粹的商业化开发带动其他产业, 最后文化遗产自身的意义和长远发展又在哪里?因为保护的中心最终是发展, 当世人关注他了, 经济由此上来了, 城市扩张了, 工业强大了, 文化遗产的商业推动力减弱时,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也就会发生逆转, 从我了解的贵州各地方涉及的遗产保护内容中都不约而同的上演着这样相同的情景。

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侗族大歌, 侗族琵琶歌、铜鼓十二调、苗族古歌、苗族芦笙舞、木鼓舞、花灯戏、侗戏、布依戏、刻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多彩贵州这个平台发光发彩。他所涉及的内容有: (1) 贵州美丽富饶的旅游景点展示; (2) 贵州少数名族服装、风俗、节日等的介绍; (3) 少数名族专有的特色技能比赛 (如苗族同胞们的蜡染、刺绣等) 这涉及贵州的方方面面, 比如有长征文化, 阳明文化, 少数民族风情, 国酒文化, 茶文化等。旅游产品有苗族蜡染, 茅台, 都匀毛尖茶, 安顺三刀, 水晶等”。[6]数以百万记的人, 从这个产业链当中获取了经济上的甜头。正在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 试问, 这还是人民自愿和有意识的在保护传统行为吗?他已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商业运作, 他的生命力让人担忧, 他只是起到了暂时性的保护。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商业化的利与弊。因此, 我们在运用商业手段的同时, 也应该切切实实的把文本中关于重点是保护、永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落实到位。商业化运作所产生的价值已经体现, 而定位却有些许晃悠, 如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已经体现, 可真正的坐标却不明确。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时, 我们更应该注重并强调文化现象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应该改变商业化运作在保护过程的中心地位, 地方性的个人和团体需要加强其执行力, 绝对不能照本宣科, 完全模仿, 在经过了对文化遗产的统筹归类后, 重点考虑对这些遗产“为什么保护”“怎么有效地保护”的问题, 也就是对要进行保护对象的历史、价值、意义、以及如何落实确定中心点的考虑。看看贵州最为成功的范例——酒文化, 以国酒茅台领头的各类酒文化早已名闻遐迩, 赢得了市场和声誉。可是还有多少人在把制酒看成文化, 看成遗产, 哪里还能看见亲朋好友聚会, 大碗大碗畅饮的情景, 这些酒被穿上了品牌的衣服, 高档酒是元首们享有的, 中低档酒是名流人士出得起钱的人享用的, 其他人就望梅止渴吧。再如少林寺信仰文化, 他的历史地位、发展进程影响了多少代人, 而今天听得最多的就是对他的价值评估, 怎么筹划着品牌上市融资。现在走进少林寺, 那里还是简单的信仰啊, 早已转变为价值、效益了。虽然我们不可能摒弃商业化的运作, 可是商业化成功保护需要放弃文化遗产自身的意义和特点作为条件的话, 这就是一种狭隘的保护, 不完整和不成功的保护。

我们看到了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利用与效应, 也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广泛性以及在保护的旗帜下存在的弊端, 是执行力不够?是现实社会追求的必须途径?还是商业化的腐化产物?不管是怎样的原因, 我想在保护过程中必须考虑和强化落实以下问题。

其一:弱化商业的中心地位, 始终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为主导地位, 反对纯粹以商业开发为目的的遗产保护, 从而对文化遗产造成毁坏性的行为。

其二:改变由地方政府独立领导、开发商经营的模式。反对只有开发前效益评估没有事后和文化效应的监测评估体系;应该大量的发挥民间团体的力量, 倾听民众的呼声, 监督反映以传承文化为根本性目的行为落实。

其三:大胆创新, 联系实际情况, 杜绝照本宣科, 形式主义。不能笼统的认为不同地区, 不同形态的文化遗产都能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进行保护。

其四:加强从上到下的执行力建设, 各级团体、组织态度积极;认真研读、总括地区现有的文化遗产体系并进行分类评估作为一个地区文化的整体, 商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益, 最终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再分配制度, 不能只重收获不重投入, 总的来说就是长远考虑, 传承为主, 积极创新保护机制, 杜绝商业化领导一切的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严肃的议题, 经济效益、工业化、城市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实阻碍, 纯粹商业化带来的利与弊, 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对策, 落实中的不得力, 眼睁睁看着一批批绝技和文化消逝。因此, 商业化的运作手段应摆正其坐标、加强执行力建设、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力量,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要：在科技不断发展, 现代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存危机。本文以多个案例为启发,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代生活的渗透性角度出发, 浅析如何更好的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渗透性,坐标与价值,商业化